（一）《千金方》对内科学的贡献

    在内科病的治疗方面，孙思邈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据《备急千金要方》记载，有一位妇女患半身不遂，卧床三年不起，孙思邈用了一种药酒给她治疗，吃后就恢复了健康。唐代武德年间，有一个有名的尼姑净明患霍乱日久，一日犯一次或两次，发作时痛苦异常。当时朝内的名医都治不好。孙思邈按霍乱治疗，用“治霍乱使百年不发丸方”就治愈了。

    孙思邈对消渴病在《备急千金要方》卷21中有专节的论述，孙氏指出消渴的病因是“积久饮酒”“咀嚼酱，不择酸咸”“积年长夜酣兴不解”。在对消渴的治疗方面提出，治疗方药常用栝楼根、生地、麦冬、知母葛根等滋阴清热之品，若肠胃实热，则用大黄、黄连、石膏、龙胆草、黄芩等以清热；若肾气不足，则配伍干地黄、苁蓉、菟丝子、山茱萸、巴戟天、五味子等以补肾。

    孙思邈还常用猪肚、猪肾、羊肺、羊肾、牛羊脂、乳酪等血肉有情之品，来生精补髓。除药物治疗外，他还特别强调控制饮食和饮食疗法，孙氏还指出消渴病人，常易在大骨节间并发痈疽而死，所以一定要防止痈疽的产生，应当常备痈疽药加以预防治疗。他指出预防的注意点，“所慎者有三，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这些论述与现代的观察和介绍完全一致，是非常科学的。

    （二）《千金方》对药物学的贡献

    孙思邈的故乡是以盛产药材而著名的，他的足迹遍及各大名山，积累了丰富的采药和制药经验。他特别强调，采药必须注重时节。他详细记述了233种药物的采集季节，说明何时采花、采茎、采果，并列举出680种常用和常见的药物，建议人们随时采集，以备不时之需。其次，他认为，采药必须弄清产地。故在书中记载了当时133个州所产的519种地道药材，如关内道的雍州出的柏子仁和茯苓、河南道的陕西出的栝楼、河东道的绛州出的防风、河北道的幽州出的人参、山南东道的唐州出的鹿茸、淮南道的扬州出的白芷、江南东道的泉州出的干姜、江南西道的朗州出的牛黄、河西道的凉州出的白附子、岭南道的广州出的决明子等，充分说明了道地药材的价值。

    孙思邈很注重药物的炮制。《千金方》中的药物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增加，而且对质量亦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丰富和发展了乌头、附子等有毒药物的炮制理论和方法。如对乌头、附子的炮制，孙思邈指出，此物大毒，炮制的时候，要将它去皮熬黑，这样才能去除毒性，用于临床。另外，他将地黄分为生地黄、熟地黄，记载了熟地黄采用“九蒸九晒”的炮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孙思邈还十分讲究药物的栽培方法，对20多种常用药物，从择地、选土、翻地、作畦、下种、灌溉、施肥、移栽、锄草直至收采，无不一一详细记录。可见他对药用植物的栽培，从野生变为家种，作出了巨大贡献。孙氏又是最早提出“药藏”的人，他说：“平时可以贮藏一些药物，以备不时之需。”他对药物的贮藏保管，防潮、防鼠、防霉的措施和所用器具等都详加记述，甚至对大量贮藏药物的库房建筑、药柜的规格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用药经验的收集整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26中，曾引录曰：“孙真人云……俗言上床萝卜，下床姜，姜能开胃，萝卜消食也。”孙氏用民间流行的歌曲论述生姜、萝卜的药用功效，既生动，又简明。

    （三）《千金方》对方剂学的贡献

    药物固然能治病，但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把药物配伍成一定的方剂，才能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

    孙思邈对药物学、方剂学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能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孙思邈无不深思熟虑，在《千金方》中渗透了自己数十年的临症心得。其中《备急千金要方》载方6000多首，而《千金翼方》载方近3000首。

    《千金方》中记载的药方有历代医家流传下来的，有民间征集的，有从西域、印度等地输入的，包括了古今中外的医方，所搜集的药方有复方、单方，也有民间草药。如仲景的麻黄汤、桂枝汤、华佗的云母圆方、王乔的健身方、齐州的荣姥方、常山的太守马灌酒等。记载了用白头翁、苦参子、黄连等中草药来治疗痢疾，用常山蜀漆等治疗疟疾，以槟榔治疗绦虫病等。这些药物一直沿用至今，并被现代科学证明为有效的方法。

    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中，孙思邈提出药固能治病，但临症处方，必须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把药物配伍成特定比例的方剂，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治疗的效能。并强调医生还要了解药性的相反相畏，强弱好恶，否则，杂凑成方，不但不能愈病，反会加重病情。他主张组方用药要“临事制宜”，强调因症立方；处方应根据病情加以增损，剂量也随病情的轻重而随之进退。他还指出，人有男女老幼之别，天地有南北燥湿之异，因此处方用药，务必要“临事制宜，随病增减”，也就是要随机应变，随病情加减用药。

    孙思邈强调，对前人的方剂不要照搬照抄，而要灵活运用，化裁创新。所以他在方剂的应用上就很有建树，如将仲景的真武汤与附子汤合方治疗寒湿痹症，而不限于水气病；治霍乱吐利，他以仲景理中丸为基础，寒甚者加炮附子，以补火暖土；治胃寒呕哕，以仲景小半夏汤为基础，哕甚者加竹茹、橘皮、紫苏、炙甘草，以增其和胃止呕之效；饮邪上逆致呕者，则加茯苓、桂心以增强温化寒饮之功。治妇女胞宫寒冷，气滞血瘀而致月经不调，四肢冷痛，不孕等症所用的荡胞汤，则是仲景桂枝茯苓丸加入炮附子、细辛、大黄、厚朴、橘皮、当归、牛膝、水蛭等药组成，于活血化瘀之中，加入温经理气之法，切中病机。治妇人产后烦闷不解的淡竹茹汤，则是仲景治疗脏躁的甘麦大枣汤加入淡竹茹、麦冬、生姜而成，以增其除烦宁神之功。在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五“补益”中的不少配方，多是从仲景理中丸、肾气丸为基础化裁而来。如治胃气不足、心气弱、腹中寒冷绞痛、吐利宿汁所用的胃胀汤，即是仲景理中丸去白术，加橘皮茯苓而成；治诸虚的十味肾气丸，即是仲景肾气丸加芍药、元参而成。

    孙思邈不仅善于化裁前人的验方，而且按照方剂的组方原则研制出许多应验的良方，像著名的犀角地黄汤、紫雪、独活寄生汤、小续命汤、苇茎汤、温胆汤、温脾汤、磁朱丸、枕中散、驻车丸等，这些疗效卓著的方剂，至今仍在临床被广泛运用。

    孙氏组方的用药有独到之处，《备急千金要方》收载的6000多首方剂中，药味多者近百味，少则一味。多的为适应复杂病证，是由数方合成的复方；少的为针对病原的主药，系直捣病巢之单方。有的复方则由针对病原的主药主方和其他随症治疗的方药组合而成，如治疗疟疾之常山、蜀漆为主药，配合其他针对虚、实、寒、热症候的对症药物组方；治疗痢疾以黄连为主药，依据痢的寒、热、虚、实，加上适当方药的配合，这种以特效疗法结合整体疗法的临床治疗，是提高临床疗效的一个重大创造。有的复方是把古方、经验方、单方融为一体，古方的严谨、经验方之灵活、单方的特效兼而取之，如治热毒痢的三黄白头翁汤就是在仲景白头翁汤的基础上，加升麻、犀角解毒，苦参、石榴皮、桑寄生治痢，艾叶、甘草和中止痛。孙氏创造的复方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上下、表里、寒热、补泻、通涩等药并用之方较多。如驻车丸中，黄连与干姜，寒热并用；温脾汤中，人参、附子、干姜与大黄，寒热并用，攻补兼施；独活寄生汤中，用大量祛风、胜湿、散寒药的同时，以人参、茯苓、当归、芍药、地黄、川芎益气血，杜仲、牛膝补肝肾，攻补兼施。

    正是由于孙思邈在药物学、方剂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人们信服他、尊重他，尊称其为“药王”，并把他常去采药的五台山称之为“药王山”。山上建有一座举世闻名的“药王庙”，庙中供奉着孙思邈的塑像。千百年来，香火兴盛不衰，一代代善男信女对其虔诚得顶礼膜拜，充分说明了后人对这位伟大医药学家的崇敬和爱戴。

    （四）《千金方》对传染病的贡献

    孙思邈对传染病的认识、防治及护理，也有较突出的创新。他提出处方用药必须结合水土、气候及患者的体质、性别等；无论男女老幼，必须询问清楚，这样处方用药就不致发生差错。

    孙思邈发展了《伤寒论》的学术思想，在承认寒邪致病的同时，又提出“瘟疫者，乃天地变化之异气”及“瘴疠”“温气”“热毒”“毒气”等病因学概念。早在吴又可之前就提出了“疫毒”是传染病的主要病源。他对临床治疗的主张，是“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孙思邈认为霍乱病“皆因食饮，非关鬼神”。描述霍乱的主要症状为吐利、头痛、转筋、肢冷等，并忌与米饮。他认为痢疾分为热痢、冷痢、疳湿痢、小儿痢，在分症论治治疗痢疾广泛应用黄连、苦参、白头翁，在治疗痢疾共有58个方中，其中31个方中用到黄连，黄连的解毒杀菌的药理作用已被现代医学所证实，孙氏自创的治疗痢疾的方剂名为驻车丸，方由黄连、当归、阿胶、干姜组成，有清热和血、滋阴止痢的作用，至今被医者所用。

    在用药的同时，孙思邈还善于使用针灸疗法治疗传染病，在“针灸”卷中使用针灸治疗多种传染病如合谷、大椎治疗发热；足三里治疗霍乱；灸脾俞、丹田、关元治疗痢疾等，针灸治疗传染病具有创新性，为后世治疗传染病奠定了基础。另外，孙思邈还介绍了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如井水消毒法、空气消毒法和利用雄黄、朱砂作消毒用品，预备成药以备仓促急需等。有趣的是，一只蒜头竟可解百毒，成为预防痢疾肠炎的良方。

    很早以前，大蒜只能作为食用，不可当药用来防病治病。有一天，孙思邈在出诊途中，因天气相当炎热，刚坐在树荫下休息，只见一条毒蛇从老百姓的菜园里钻出来，并一下扑入路边的水井里。不大一会儿，从前边路上走来一个挑夫，挑着一担重重的货物，额头上的汗水如雨点一样，直往地上掉，背上的衣服也被汗水浸湿了，面颊通红，边走边喘着粗气，走过井边时，他看到清凉的井水，急忙放下肩上的担子，朝水井边走去。

    孙思邈见他要去饮井水，忙站起身来摇摇手说：“那井水饮不得，水中有毒！”挑夫转过头来，把孙思邈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见他穿着破旧，其貌不扬，像个叫花子似的，便没有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井边，用手捧起井水喝。孙思邈怕挑夫喝了有毒的井水而发生瘟疫，影响赶路，立刻走进菜园里，拨了一只大蒜头，走过去对挑夫说：“吃了这个蒜头吧，蒜头可解百毒！”

    挑夫见孙思邈如此关心他，只好接过大蒜头削去蒜皮儿，将蒜瓣放进自己嘴里嚼食。说也奇怪，这个挑夫不仅没有因饮了有毒的井水而发生中毒，且在整个夏天，也没有发生过一次腹痛、腹泻的疾病。他心里暗自想着途中遇上的那个人，肯定不是一般人，说的话才会那么有准。从那以后，大蒜就被用来防止痢疾、肠炎、霍乱等一类瘟疫，得到大家的信赖；直到今天，民间仍流传着“夏秋季节常吃蒜，肠炎痢疾不易犯”的谚语。

    （五）《千金方》对妇、儿科的贡献

    在封建社会，为妇产、小儿独立设科而刻苦钻研、贡献终身精力的，要首推孙思邈。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开卷之首，先列“妇人”“小儿”，单独成卷。他认为：“如果没有小儿，就不会有大人，从小到大，这是自然规律。”而妇女妊娠胎产，担负着养育后代的重任。鉴于妇女有胎、产、经、带、前阴、乳疾等特殊病症，他认为：“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由于妇女与小儿生理上的特点，不同于男性和成人，因此在治疗上必须设置专科。这是祖国医学上的巨大进步，这一创举为妇、儿科成为专科奠定了基础。

    孙思邈从心理学的角度描述了妇人疾病与情志有密切的关系，还精辟地论述了妇女整个产程不同阶段应注意的事项，还介绍了“逐月养胎方”和胎教及其营养与禁忌，指出了产前、临产、产后的调护和疾病预防，并主张妇女在怀孕期间要节制嗜欲，调养性情，避免受惊。临产时不要忙乱紧张，接生者及旁人须保持镇静，不能显示出惊恐或面露忧容，否则会引致难产的发生，切忌只关心生男生女。这充分体现了孙思邈为保证生命的降临、母婴平安而考虑得是何等周全。孙思邈认为产后失慎，是导致多种疾病的原因，甚至使病情重笃，因此，产后护理、调养极为重要。

    孙思邈还说：“凡人无子，当为夫妻俱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疾所致。”指出夫妻双方的体质与疾病，皆可成为不育（孕）症的原因，这在一千多年以前夫权思想极为严重的封建社会，有如此科学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古时总是把不孕不育归咎于妇女，导致很多妇女命运悲惨，孙思邈一说无疑是为古代妇女平了一大冤案。

    孙思邈对治产难方、去胎方、逆生方、催乳方、产后虚乏、产后虚损、产后恶露等方药和针刺、按摩方法治疗，均有详细的阐述。在临床实践中，孙思邈的妇科医疗技术也十分高明，民间广泛流传着他治活妇女并让她顺利产下婴儿的故事。还有一个妇女，患眼痛病，许多医生只着眼于眼痛，有的用寒药，有的用补药，都不见效。孙思邈询问了病史，给患者把过脉以后，发现肝脉弦滑，是因为年壮血盛，肝血不通。就问这妇女月经怎么样。一问才知，该妇女已经三个月没来月经了。于是孙思邈就用通经药为她治疗，果然，月经一来，眼痛病也就好了。

    孙思邈对儿科也有很大的贡献。他总结了7世纪以前的儿科知识，在他的《千金方》中载儿科用方322首。 孙思邈认为延续人类生命，应以培育幼苗为主。他非常珍视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从小儿始生，按其生理特点出发，一一论述了新生儿的护理、哺乳、保健、疾病及其外界接触、洗澡、穿衣等等。婴儿出世后，要立即擦去小儿口中的污物，防止窒息等等。他对小儿的发育也作了非常的观察和记载。比如小儿牙齿的生长，什么时候能翻身，爬行，站立和走路等，都和现代研究相当接近。

    更为可贵的是，孙思邈还主张小儿衣着要软，不宜过厚，应该常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他对乳母的条件、哺乳时间、次数、乳量及哺乳卫生常识和小儿护理的方法，也都作有正确详细的记载。这些道理是符合当今婴幼儿疾病预防与诊治的独特创见。孙思邈还把小儿分为初生、惊痛、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胀满、痈疽、瘰疬、杂病等九门，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儿科专著，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临床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由于孙思邈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人在妇产科和小儿科方面的成果，不仅推动了后世医家对妇科和儿科的继续研究，也给妇产科和小儿科的独立和专门著作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千金方》中的急救治疗技术

    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了急救方法有竹筒人工呼吸法，针灸间使、人中等穴位，灸手十指爪下法，通关取嚏法、灌肠法等，对猝死病人救治的针灸法达10首，治法77种，方药45首。

    孙思邈大胆创造，采用葱管配合猪胆汁，这种食物疗法，治愈不少闭结病，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神术，是凡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据传说，有一天，孙思邈被人请进一农户家中，为一个男病人治病。见患者在室内走来走去，辗转不安。孙思邈为这个男病人一切脉，发现脉紧数，察面色青紫，验腹部见下腹膨隆，扪之实硬而微痛，一问病史，半天都未小便了。他认定是闭结症，忙取出金针，选好穴位，进行针制治疗，但治疗结果只滴了几滴尿液，仍无济于事。为了解除病人痛苦，他嘱咐家人找来了猪苦胆一个，大葱一根。然后挑了一支小葱管，从患者的尿道口插入，尿液从葱管内刷刷地流了出来，不大一会儿，患者小腹就不痛了；接着孙思邈又将备好的猪胆汁，从葱管内滴了进去，这样就彻底解除了这个男病人的痛苦。患者家人要以重金酬谢孙思邈，被他拒绝了，只收了很少的钱。患者一家人深受感动，逢人就夸孙郎中医术好，无私救济百姓。

    （七）《千金方》对五官科与美容方面的贡献

    孙思邈在美容面药和皮肤保护方面的记载，内容极为丰富。正如孙思邈说：“西脂手膏，衣香澡豆，仕人贵族，皆是所要。然今之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漏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然圣人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岂使愚于天下，令至道不行，拥蔽圣人之意，甚可怪也。”故他德高行良，处方法制，著之于书，布行天下，是开创我国唐代以后美容护肤新风的第一人。

    孙思邈将“面药”在《千金方》中列专章专节，有论有方，条分缕析，载述之详，处方之多，均为唐以前医籍典书所未见。所谓美容面药，就是具有悦泽人面，使人白净，去皱防皲，滋养肌肤的作用，并可祛除面部黑斑、雀斑和治疗粉刺、面疱、各种癣症等皮肤病的方剂与药物。他的“面药”在遣药立方上将祖国医学理论灵活运用于美容的研究和皮肤诸病的防治。

    孙思邈对于美容方药的使用，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经过千百年来历史的考验，也得到了现代科学实验的证实，对后世的美容类方剂著作影响很大。例如：御医为慈禧、光绪开的两个“令发易长方”，分别用“东行枣根”及“桑叶、麻叶”，这两方均见于《千金要方》卷十三。慈禧太后所用的“加味香肥皂”和“沤子方”的美容剂与“加减玉容散”等方，所用麝香、白僵蚕、丁香、檀香、零陵香、白芷、茯苓、细辛、白附子等，均属《千金方》美容剂常用或较常用药物。例如：“猎胰”为孙思邈常用的面药之一，过去广大群众普遍使用。现代科学已证明，猪的胰脏含有多种消化酶，可分解脂肪和蛋白质，故可去垢除污，并且由于酶的作用，可使皮肤滋润，防皱防老，对美容大有裨益。

    孙思邈美容面药和皮肤保护在《千金要方》卷六《七窍病·面药第九》列方81首；《千金翼方》卷五《妇人·面药第五》列方39首；又于《千金翼方》卷一《药录簒要·用药处方第四》“悦人面”列药名9种，总计除其重要者外，共105首。其中用来润泽面容的有面脂、面膏、面药、藻豆等，用来防治疾病美容的有生疮、香身、防腋臭、生发、白发变黑等治疗方法。例如钟乳泽兰丸可以满足妇人欲求美色不老的愿望，并指出该药服用“年至七十，与少不殊”，这些防老方和面药多是价值极高的妇女防老美容的方药。 对后世美容护肤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八）《千金方》对针灸学的贡献

    在深入钻研祖国医学中，孙思邈感到前代针灸混乱，因此他不得不重新整理。孙思邈认为，取准穴位是针灸治疗的重要环节。于是他遍查古代针灸图经，反复考证，最后以甄权所撰《针灸钞》（快）为蓝本，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绘制了按部位分经的彩色《明堂经图》三幅，“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作之，仰人二百八十二穴，背人一百九十四穴，侧人一百七十四穴，穴名共三百四十九单穴”。可惜的是，这三幅彩色明堂图已经失传了。但他在《千金要方》卷29中记述了这三幅图的详细内容，成为我国针灸著作中用彩色绘图的创始人。

    另外，孙思邈还发现了“阿是穴”。据说，孙思邈是在为病人针治疾病过程中发现“阿是穴”的。

    有一天，一位患腿痛的病人来求医，孙思邈先给病人服了药，接着扎针，但疼痛并没有被止住。病人的痛苦激起了孙思邈的责任感，他想：除了原有的三百六十五个穴位之外，再没有别的穴位了吗？于是，他细心地寻找新穴位，一边用大拇指轻轻地按压，一边问病人痛不痛。他按了许多部位，病人一直摇头。他继续耐心地按下去，突然病人发出了“啊，是”的呼声。孙思邈就照准该部位进行针灸，终于治好了患者的疾病。由于按压疼痛点，找准穴位时，病人发出了“啊，是”的呼声，便把这个治疗效果较明显的新穴位命名为“阿是穴”。以后把这些承受痛点所在而定的穴位，就都叫做“阿是穴”。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以穴立条目的计932条，其中就有配合灸法的。在《千金翼方》卷26中，以症立条目的计703条，其中用灸法621条。孙氏对灸法有独到见解，不仅对寒证应用灸法，对热证也适当施灸。他还用灸法预防疾病，此外，《千金翼方》卷10记载的灸膏肓、足三里治疗疑难病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创见。

    孙思邈在医疗实践中强调针灸处方也须辨症施治，他认为，有的疾病须针刺几十个穴位才可以治愈，而有很多病针刺一个穴位，就能得到很好的疗效，在临床应用时，一定要仔细辩症，斟酌施针。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孙思邈在治病过程中，非常重视针灸并用、针药并用，借以提高疗效。他认为，会用针而不会用灸，用灸而不知用针，都不是好医生；会针灸而不会用药，会用药而不会针灸的，就更不是好医生。所以在他的治疗活动中，根据病情的需要而较广泛地应用了针、灸结合，针、药结合的办法。孙思邈提倡的这种办法之所以宝贵，不仅是因为它提高了疗效，还在于它丰富了综合治疗的先进经验。

    （九）《千金方》对营养病学的贡献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曾专门记载过食治法，并且强调使用药物治病并不是最理想的，如果适当的采用食治法，既能愈病又不伤正气，是一种值得推行的好方法。

    孙思邈一生中，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山区，而山区人民的生活比较贫穷，所以营养不良和营养缺乏病比较常见。由于他关心群众的疾苦，在这一方面对很多疾病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维生素A的缺乏，可使人患夜盲症，这是现代人都知道的，但远在唐代的孙思邈并不知道这回事。他只是根据补肝明目的理论，首创应用含有大量维生素A的动物肝脏，如羊肝、牛肝等来治疗这种疾病。那时，山区的老百姓中，有的人白天视力正常，一到了晚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感到奇怪，便找到孙思邈诊治。孙思邈经调查发现，患这种病的都是穷苦人家，他看到穷苦百姓劳苦终日，得不到温饱，更缺乏营养食品。他想到医书中有“肝开窍于目”的说法，又想到五台山区的飞禽和野羊、野猪很多，便让夜盲症病人吃捕获动物的肝脏。病人吃上一段时间，夜盲症便慢慢地好转了。

    世界上第一个眼科疾病夜盲症的发现者是孙思邈，找到治疗方法的还是孙思邈。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一个重大发现和突破。

    另外，孙思邈所记载的瘿病就是现在所说的甲状腺肿大，它是由于饮食长期缺乏碘质所致的。孙思邈常年隐居山区，钻研医学，为山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他发现久住山区的人很容易得大脖子病，脖子前面长出一个大瘤子来。孙思邈想：人们常说，吃心补心，吃肝补肝。能不能用羊靥治疗大脖子病呢？他试治了几个病人，果然都治好了。对于因碘质出现甲状腺肿大的病人，他不仅选用含碘量较高的海藻、昆布等药物进行治疗，更提出了应用羊、鹿的甲状腺来治疗，现在知道，在这些动物的甲状腺内都含有丰富的碘质，这对缺碘性甲状腺肿大的病人无疑是有疗效的。

    尤足称道的是，孙思邈还提出了脚气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除了应用防风、蜀椒、吴茱萸等药物来治疗脚气病之外，还主张把楮椿皮煎成汤，再以这种汤煮粥，经常食用，来预防脚气病的发生。在当地有几家富人找他看病，他看到病人身上发肿，肌肉疼痛，浑身没劲，孙思邈诊断为脚气病。他想：“为什么穷人得的是夜盲症，富人得的是脚气病呢？这很可能也和饮食有关系。”他比较了穷人和富人的饮食，富人多吃精米白面，鱼虾蛋肉，而穷人多吃五谷杂粮，他仔细一分析，粗粮内夹杂着不少米糠麸子，精米白面把这类东西全去掉了。他估计：脚气病很可能是缺少米糠和麸子这些物质引起的。于是他试着用米糠和麦麸来治疗脚气病，果然很灵验，不到半年，周围几家富人的脚气病都陆续治好了。后来，他还发现用杏仁、吴茱萸等几味中药也能治好脚气病。

    现代医学已经使我们了解到脚气病就是人体内缺少维生素B1所引起的，而孙思邈所用的这些药物及楮椿皮内均含有大量的维生素B1。孙思邈对这种病的认识以及所提出的正确的治疗、预防方法，比1642年在欧洲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早了整整十个世纪，这不能不使全世界为之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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