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坚韧性顷刻崩塌，来得那么突然，使他们感到再也不能自拔了。因此，他们强迫自己永远别再考虑解脱的日期，别再将眼光转向未来，而且应当时刻“低着头”过日子。然而，这种谨小慎微、捉弄痛苦、挂免战牌的做法自然收效甚微。他们在避免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的同时，实际上也放弃了可以在对今后团聚的想象中忘掉鼠疫的那些相当频繁的时刻。这一来，他们停在深渊和顶峰的半中腰，说他们在生活不如说他们在飘浮，他们被遗弃在没有方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中，这些日子和回忆有如飘忽不定的幽灵，只有情愿在他们痛苦的土地里扎根才可能成形。
因此他们感受着所有囚犯、所有放逐犯的深切痛苦，这种痛苦就是生活在毫无益处的记忆之中。连他们思考再三的过去也只有悔恨的滋味。的确，他们真愿意给这过去添上他们与正在等待的他或她相处时本有可能做到但可惜并没有做的一切；同样，在他们囚禁生活的所有情况下，甚至在比较满意的时刻，他们都会想到外地的亲人，以及他们在一起时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他们对当前心急如焚，对昔日水火不容，而且自身又前途渺茫。这样的人跟那些受到人间的法律或仇恨判定过铁窗生活的人好有一比。结果，要想逃避难以忍受的空虚，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在想象中让火车重新启动，让每个钟头都充满反复鸣响的门铃声，而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说那是流放，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却都流放在自己家里。尽管笔者只熟悉这类人的流放生活，他也不应忘记记者朗贝尔或其他一些人。由于他们是在旅行中意外被鼠疫阻拦在城里，既与亲人关山阻隔，不能相聚，又远离自己的故土，因此他们的别愁离恨更是与日俱增。同一般意义的流放相比，他们的流放感最为深切。因为，如果说时间引起的焦虑于他们，于众人都一样，他们却还受困于空间，而且时刻碰撞到隔断他们避难的鼠疫灾区与他们遥远家乡的堵堵高墙。当然，人们看见时时刻刻在尘土飞扬的城里踯躅的人正是他们，他们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自己熟悉的一些夜晚和家乡的清晨。一些别人难以捉摸的迹象和令人困惑的信息，诸如燕群的飞翔、黄昏的露珠、抑或太阳偶尔遗留在冷清街道上的几抹怪异的阳光都会加重他们的思乡病。外面的世界本可以弥补一切，他们却闭眼不看，因为他们固执地抱住自己过分逼真的幻象不放，并竭尽全力去追忆某一片土地的印象。在那片土地上，一缕光线、两三座丘陵、喜爱的树木或几个女人的面庞，于他们都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景象。
最后还要特意说说最引人注目的情侣们的景况，笔者也许更有条件纵谈这个问题。情侣们还受着其他各种忧虑的折磨，其中的一种就是悔恨。的确，当时所处的环境使他们有可能以一种既热烈而又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看不出自己明显的缺点。他们发现的第一个缺点在于自己已很难明确勾画出远方亲人的行为方式。于是他们哀叹自己对爱人如何利用时间一无所知；责备自己当时轻率到连这样的事都疏于了解，而且还掩饰自己说，对一个在恋爱的人来说，是否了解被爱的人如何利用时间并非所有欢乐的源泉。也就从这一刻起，他们才更容易追溯自己的爱情，并仔细审视其中的不足之处。平时，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知道，没有不能再完善的爱情，而我们却多少有点心安理得地让我们的爱情甘于平庸。然而，回忆却要求更为严格。这波及全城的飞来横祸不光给我们带来让我们鸣冤叫屈的痛苦，而且还让我们去自找痛苦并且心甘情愿忍受痛楚。这乃是疫病转移人们注意力并把水搅浑的一种方式。
这一来，人人都必须安心望着老天混日子。时间一长，这种普遍的懒散有可能锤炼人的性格，但眼下已开始让人变得斤斤计较、琐琐碎碎了。比如，我们有些同胞因此而变成另一种奴隶，唯天象（晴或雨）的马首是瞻。看上去他们仿佛是第一次直接受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出现，他们便满面春风，而每逢阴雨天，他们的脸孔和思想便愁云密布。几星期之前，他们还能避免这样的软弱和不理智地听命于天象的毛病，因为那时他们面对这个世界并不孤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还在他们的天地里。相反，从这一刻起，他们似乎在听任自己受反复无常的天气摆布，即是说，他们要么无缘无故地感到痛苦，要么无缘无故地怀抱希望。
最后，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倘若我们当中哪一位偶尔想与人交交心或谈谈自己的感受，对方无论怎样回应，十有八九都会使他不快，因为他发现与他对话的人在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表达的，确实是他在日复一日的思虑和苦痛中凝结起来的东西，他想传达给对方的，也是长期经受等待和苦恋煎熬的景象。对方却相反，认为他那些感情都是俗套，他的痛苦俯拾即是，他的惆怅人皆有之。无论出于善意或恶意，这种回答都是不公正的，必须加以拒绝。或者，至少对那些忍受不了沉默的人来说，既然别人不能领会出自肺腑的话，他们只好使用做买卖的语言，也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谈谈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杂闻，可以说都是些日报上的新闻。就这样，在聊天中用套话来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痛苦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囚犯们只有用这样的代价才能赢得门房的同情或引起听众的兴趣。
不过，最重要的是，无论这些流放者的焦虑有多么痛苦，无论他们空虚的心有多么沉重，可以说他们在鼠疫初期仍是幸运的人。实际上，就在百姓已开始感到恐慌的当儿，他们整个心思仍集中在他们等待的亲人身上。在众人陷入困境时，爱情的利己主义保护了他们，仅仅在鼠疫使他们的生离有变成死别的危险时，他们才想到鼠疫。因此，在鼠疫的高峰期，他们也显得心不在焉，这种对健康有益的心不在焉很容易被误认作从容不迫。他们的绝望之情使他们免于惊慌，他们的不幸也有好处。比如，如果说他们当中的某一位也被疫病夺走了生命，那也几乎总是在他无暇提防的时候发生的。他正在坚持同影子进行长时间的内心交谈时，突然被拖了出来，没有过渡，直接扔到一片死寂的另一个世界。他没有时间考虑任何事情。
正当同胞们竭力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放逐生活时，鼠疫逼使城门设防，逼使前来阿赫兰的轮船改道、返航。自关闭城市到现在，没有一辆车进城。从那一天起，机动车仿佛都在转圈子。从高处的林荫大道往下看，港口也呈现出奇特的面貌。使其成为滨海首屈一指的港口的往常那一片繁荣景象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几艘接受检疫的轮船还停泊在那里，但码头上，已经拆除装备的大吊车、翻在一边的翻斗车、东一堆西一堆的酒桶和麻袋都说明，贸易也因鼠疫而失去了生机。
尽管这些景象已非同寻常，我们的同胞们看上去仍难于理解发生的一切。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如别离和恐惧，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发生了疫病。大多数人最敏感的还是打乱了他们习惯、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一切。他们为此而不快，而气愤，但这些情绪是不可能对抗鼠疫的。比如，他们最先的反应是责怪当局。报纸响应了百姓的批评（“已经考虑的措施是否可以有些松动？”），面对这些意见，省长的答复相当出人意料。在此之前，各家报纸和情报资料局都没有得到过有关疫情的官方统计数字，但现在省长却日复一日地向情报资料局通报统计数字，并请他们发布周报。
可是，就这样，公众也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原来第三周公布的死亡人数是三百零二人，这个数字不可能让人浮想联翩。首先，那些人也许并非全死于鼠疫；另方面，城里人谁也不知道平时每周死多少人。本市的人口是二十万，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死亡率是否正常。人们从不关心的甚至正是这种精确性，尽管精确性具有明显的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缺乏比较的出发点。久而久之，大家发现死亡数字确实在上升，只有到这时，舆论才意识到事实的真相。果然，第五周死了三百二十一人；第六周是三百四十五人。这样的增长数字起码是有说服力的，但说服力还没有强到足以让同胞们在忧虑中摆脱这样的印象：这次事故的确令人不快，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暂时现象。
他们因而继续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继续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大致说来，他们都不是怯懦的人，他们见面时谈笑风生多，长吁短叹少，而且总装出欣然接受这明显的暂时不便的姿态。面子是保住了，但到了月底，大约在祈祷周里（下面还要谈及此星期的事），更严重的变化却使我们的城市变了模样。首先，省长对车辆交通和食品供应采取了措施。食品供应受到限制，汽油按日定量供应，甚至要求大家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通过公路和航空运到阿赫兰。于是，来往交通便逐渐减少，直至接近于零。奢侈品商店朝夕之间便停业关门，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上了无货的标牌，与此同时，店铺门口排起了长队。
这一来，阿赫兰便显出了十分奇特的模样。步行的人数激增，甚至非高峰时刻也如此，因为商店停业和某些办事处关门迫使许多人无所事事，只好去街上闲逛，坐咖啡馆。这些人暂时还不算失业，只是放了假。因此，快到下午三点时，阿赫兰在晴朗的天空下给人以错觉，认为那是正在庆祝节日的城市，车辆不通行，商店关了门，只为节日游行队伍便于展开；居民拥到街上是为了共享节日的欢乐。
当然，电影院很会利用这普遍放假的好时机做大生意。可惜影片在省里的周转已经中断。两星期过后，各影院被迫互相交换节目，再过些时候，每家电影院都只能放映同一部片子，但影院的收入并没有减少。
在葡萄酒和烧酒买卖居贸易首位的城市，酒类库存量相当可观，因此各家咖啡馆都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说实话，人们是在放量豪饮。一家咖啡店还贴出广告说：“纯葡萄酒可以杀灭细菌。”本已被公众认同的“烧酒防传染病”的想法现在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每天夜里两点左右，一大群被咖啡馆赶出来的醉汉拥到街头，散布一些乐观的言论。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变化都太不寻常，来得也太快，所以很难认为那是正常和持久的现象。结果是，大家仍旧像往常一样把个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在关闭城市两天之后，里厄大夫从医院出来，正好碰上柯塔尔。柯塔尔一脸心满意足的神气向他迎了过来。里厄称赞他气色不错。
“是的，身体完全好了，”矮个子说，“大夫，您说说，这该死的鼠疫，哼，竟严重起来了。”
大夫确认了这个情况。矮个子有点诙谐地说：
“没理由说这鼠疫现在能停下来。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
他俩一道走了一会儿。柯塔尔谈到他们街区有个殷实的食品杂货店老板，他囤积了许多食品，想卖大价钱。有人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他床底下堆了好多罐头。“他死在医院了，鼠疫可不付钱。”看来柯塔尔满脑子都是有关鼠疫的真真假假的故事。比如，听说有一天早上，城中心一个男人有迹象染上了鼠疫，在病得说胡话时，他冲到外面，向他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过去，紧紧搂着她大叫他得了鼠疫。
“好！”柯塔尔用与他下面的话不协调的讨人喜欢口吻指出，“我们谁都得变成疯子，我敢肯定。”
也就在那天下午，格朗终于向里厄大夫讲了心里话。他当时瞧见写字台上摆放着里厄夫人的照片，便望着大夫。里厄回答说他妻子正在外地治病。“在某种意义上，她倒很幸运。”格朗说。大夫说，这的确幸运，不过，但愿他妻子能够痊愈。
“噢！”格朗说，“我明白了。”
于是，格朗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里厄认识他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尽管他仍然字斟句酌，这次却几乎总能找到适合的字词，仿佛他早就想好了他正在说的这番话。
他在弱冠之年与邻家的一位穷苦小姑娘结了婚。甚至可以说他是为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本人都从没走出过所在的街区。他总是去她家看望她，让娜的父母看见这个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求爱者有点忍俊不禁。她父亲是铁路工人。每逢休息日大家都会看见他坐在临窗的一个角落里，若有所思地观看着人来车往的街景，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大腿上。她母亲总在忙家务，让娜也帮她操持。让娜是那么瘦小，格朗一见她过马路就为她担心。车辆和她一比，简直成了庞然大物。一天，他俩站在卖圣诞礼品的店铺门前，让娜出神地观赏着橱窗，随后一仰身朝他靠过去，说：“太美了！”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腕。他们就这样定了终身。
据格朗说，余下的故事十分简单。跟大家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太忙就忘了爱情。让娜也得工作，因为办公室主任说话不算数。说到这里，就需要动用想象力才能理解格朗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他当时疲惫不堪，灰心丧气，话也一天比一天少，而且没有设法让妻子相信他还在爱她。工作劳累的男人、生活的贫困、逐渐黯淡的前途、晚饭桌边的无话可说，在这样的天地有何情欲可言。让娜可能已感到痛苦，但她仍留了下来：人有可能痛苦时间一长便再也不感到痛苦。一年年过去了。后来她还是出走了。当然，她并非孤零零出走的。“我曾非常爱你，但如今我太累了……我离开你并不感到幸福，可是并非需要幸福才能重新开始。”她写给他的信里大体是这些内容。
约瑟夫·格朗也很痛苦。正如里厄提醒他的，他本可以重新开始，但现在他没有信心。
说实话，他老想念她。他真想给她写封信为自己辩护。“但这很困难，”他说，“我老早就考虑了。只要我们还在相爱，没有话我们也能互相理解，但两人并不一定永远相爱。在一定的时刻我本应该找到合适的话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张方格子的手帕擤擤鼻涕，然后擦擦小胡子。里厄注视着他。
“请原谅，大夫，”这位老兄说，“该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和您在一起，我可以说话，一说话我就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的思想离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给他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已经关闭城市，他身体不错，她应当继续注意自己的身体，他想念她。
关闭城市三周之后，里厄在医院大门口看见一个正在等他的男青年。
“我想，”男青年说，“您还能认得出我。”
里厄觉得似曾相识，但还有些迟疑。
“我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曾来您这里询问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我叫雷蒙·朗贝尔。”
“哦！没错，”里厄说，“那么，您现在有好题材可以写报道了。”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不是这么回事，他来这里是为了请里厄帮帮忙。
“我很抱歉，”他补充说，“但我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熟人，而我们报社在本市的通讯员可惜又是个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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