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记者东上访西上访，弄得精疲力竭。他多次在漆布长凳上等了又等，眼前是劝人购买免税国库券或参加殖民军的广告；他还进过好多办事处，那里面有哪几副面孔，有什么拉线文件夹和档案架他都能随便猜个正着；这一切让他对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有了明确的概念。正如朗贝尔略显辛酸地对里厄说的那样，这其中的好处是，那一切都为他掩盖了当前真实的情况，他实际上已没有工夫去注意鼠疫的蔓延了。再说，这样可以更快地打发日子，而且考虑到全城百姓的处境，可以说，只要人不死，每过一天，人们就更接近这次苦难的终点。里厄不得不承认这观点的正确性，但这样概括事实未免太笼统。
朗贝尔曾在某一瞬间产生过希望。他收到省政府一张空白调查表，请他确切填写。调查表要了解他的身份、他的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来源，以及所谓的履历。按他当时的印象，那是在调查登记有可能被遣返原住处的人们的情况。从某个办公室搜集来的含糊的消息也证实了他的印象。他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终于找到了发放登记表的机关，那里的人说，搜集这些情况是“以防万一”。
“万一什么呢？”朗贝尔问。
于是他们对他确切解释说，万一他得了鼠疫并因此而丧命，一方面可以通知他的家庭，另方面可以了解医疗费用该由市财政负担，还是可望由死者的亲属偿还。当然，这证明他还没有同盼他回归的她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注他们。然而这并非一种安慰。最引人注目而且朗贝尔因此也注意到了的是在某种灾难达到高峰时一个政府办事机构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执行公务，如何在最高当局常常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同过去一样发挥主动性，而这么做唯一的理由是，各机构正是为这类服务而设立的。
对朗贝尔来说，接下去的那段时间最容易过，同时也最难过。那是个麻木状态时期。他走访了所有的办事机构，采取了一切步骤，这方面的出路仍然暂时堵得死死的。每天清晨，他去咖啡馆的露天座喝一杯不太凉的啤酒，读读报纸，盼望从报纸上找到鼠疫即将结束的某些迹象；他还观察过路人的面孔，一见他们忧愁的表情便厌烦地转过脸去；看过上百次对面那些商店的招牌和已经停业的开胃酒大商家的广告之后，他便起身去城里一条条黄泥色的大街上漫步。从寂寞的闲逛到咖啡馆，再从咖啡馆到餐馆，他就这样打发时间直到晚上。里厄瞧见他——确切说在一个晚上——正在一家咖啡馆门前为是否进去而犹豫不定。后来他似乎下了决心，走进去坐在厅堂最靠里的地方。此刻正是上级指示咖啡馆尽量推迟上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暗的水流逐渐漫进店堂，粉红的夕阳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的黑暗中闪着微弱的光。在寂寥的店堂里，朗贝尔仿佛是一个失落的幽灵，里厄思忖，现在正是他体会失落感的时刻。但在这一刻本市所有被幽禁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失落感，因此必须做点事情使解脱的时刻尽快到来。里厄转身走开了。
朗贝尔也常在火车站待很长时间。人们被禁止进入月台，但从外面可以进入候车室，那里的门是开着的。在酷暑难熬的日子，一些乞丐有时在各候车室安营扎寨，因为那里阴凉舒爽。朗贝尔来这里看看昔日的火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布告牌，还有列车警方的一些规定。看完之后便找一个角落坐下。厅里很暗，一只几个月没有生火的铁炉周边还残留着当时浇水形成的“8”字形水渍。墙上贴着鼓动去邦多尔或戛纳过自由幸福生活的广告。朗贝尔在这里看到了处于绝无自由境地的人们心中憎恶的那种自由。照他对里厄的说法，他感到自己最难忍受的是巴黎的图景。那里古老的石头建筑、流水、王宫的鸽子、火车北站、先贤祠周围寂静的街区，还有他从不曾意识到自己如此喜爱的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紧紧追随着他，使他无法做任何明确的事。不过，里厄考虑，他这是把那些图景同他的爱情联系起来了。朗贝尔告诉他，说他喜欢在清晨四点钟睡醒，醒来便想念自己的城市，大夫一听就不难从自己的亲身体验来理解，朗贝尔是在思念留在那里的女人。原来那是占有女人的最佳时刻。一般来说，直到清晨四点钟以前，人们什么也不干，只顾睡觉，哪怕当夜是背叛配偶之夜呢。是的，这个时刻人都在睡觉，这一点可以使人安心，因为一颗焦虑的心最大的愿望是无休无止地占有所爱之人，或者在关山阻隔时能让所爱之人进入自己无梦的睡乡，直到团聚之日再醒过来。
神甫布道之后不久，天开始大热起来，这时已到了六月末。在礼拜日布道之际突然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之后的第二天，夏季一下子在天际和房舍上空显现出来。起初刮起一阵灼热的大风，热风吹了一整天，把所有的墙壁都吹干了。烈日似乎在当空凝固了。热浪和光浪前推后涌，持续不断，从早到晚把城市烘烤于其中。除了有拱廊的街道和住宅，城里似乎没有一处不处于最刺眼的光线照射之下。阳光在大街小巷到处跟踪追击我们的同胞，只要谁停下来，就会受到它的打击。初夏的酷热恰逢鼠疫的死亡数字急剧上升，大约每周有七百死难者，于是，沮丧情绪遍及全城的百姓。无论在各个近郊区，还是在平坦的大街和带平台的住宅之间，热闹的气氛都在逐渐减弱。在有些街区，平时人们老爱在大门前活动，如今也家家关门闭户，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他们如此这般自我保护，不知是防鼠疫还是防太阳。不过从有些住宅里还是传出了呻吟声。过去发生这样的事，总能看到一些爱管闲事的人站在街上偷听。然而，在长期的惊慌之后，人人的心都似乎变硬了，即使旁边有人痛苦呼号，谁都会照样走路或生活，仿佛呻吟已经成为人的天然语言。
城门边发生了斗殴，宪兵不得不动用武器，因此而引起了暗中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了伤，但城里却在谈论有人死亡：酷热和恐慌的影响使这座城市的一切都被夸大了。但无论如何，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却是事实，当局也害怕发生最坏的情况，因而认真考虑了采取何种措施应付在重灾威胁之下的百姓可能揭竿而起的事态。各家报纸都登载了政府的命令，政令一再重申禁止出城，并威胁违者将被逮捕下狱。一队队巡逻队跑遍了全城。在寂静而灼热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由嘚嘚嘚的马蹄声开路的警卫队士兵扬鞭在一排排紧闭的窗户间走过。巡逻队一过去，沉重而疑虑重重的寂静再次笼罩这座受到威胁的城市。偶尔可以听到几声枪响，那是近期政府命令组织的专门小队在捕杀狗和猫，猫狗都可能是跳蚤的传播者。这种不柔和的啪啪声给城市增添了警戒的气氛。
在炎热和寂静的影响下，同胞们吓坏了的心对一切都倍感严重。他们第一次对标志季节转换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十分敏感。人人都万分恐惧地明白，暑热会助长瘟疫。而与此同时，谁都看得出，盛夏确实已经不请自来。夜空里雨燕的啼叫在城市上空显得格外尖厉。这样的鸟鸣与本地六月黄昏开阔的天空再也不相适应了。花卉到达市场已不是含苞待放，而是鲜花怒放，早市一过，花瓣铺满了遍地尘埃的人行道。人们清楚地看到，春天大势已去，她曾在姹紫嫣红中出尽风头，如今却在暑热和瘟疫的双重压力下气息奄奄，缓缓逝去。在我们全体同胞眼里，这夏日的天空，这些被尘埃和烦恼染成灰白色的街道，跟每天使城里人心情沉重的上百个死于瘟疫的人一样具有威胁性。烈日持续烤炙着人们，这催人入睡、邀人度假的夏令时节，再也不像往常那样激起水中嬉戏的男欢女爱的兴趣。相反，在封闭而无声的城市里，这样的时日只能显得空虚而寂寥。如今再也看不见快乐季节里常见的黝黑皮肤的光彩了。鼠疫肆虐中的酷日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这些现象正是疫病引起的一种急剧而重大的变化。往常，我们的同胞无不热烈欢迎夏季的到来，全城的人民为此而奔向海滨，把自己的青春倾泻在海滩上。今年的夏季却相反，接近本市的海滨已成禁区，人的身体再也没有享乐的权利。在这样的环境里该做些什么？又是塔鲁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生活最忠实的景象。当然，他仍旧密切注意瘟疫总的进展情况，准确指出疫病的一个转折点，这转折点以电台不再公布每周死亡几百人而公布每天死亡九十二、一百零七、一百二十人为标志。“报纸和当局在同鼠疫斗智。他们自以为赢了分，因为一百三十的数字比九百一十显得小。”塔鲁还提到瘟疫的悲惨或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在一个冷清的街区，家家户户紧闭着百叶窗，只见一个妇人突然打开窗户，大叫了两声，然后再把百叶窗放下，让室内重新陷入厚重的黑暗里。此外他还注意到，药铺里已经买不到薄荷片，因为许多人口含薄荷片以预防传染鼠疫。
塔鲁还在继续观察他最爱观察的人物。据他说，那玩猫的小个儿老人也活得凄凉。原来，有一天早晨，正如塔鲁所记载的，几声枪响结果了大部分猫儿的性命，幸存的猫也吓得逃离了大街。就在那天，老人在习惯的时间走出房门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点惊异，随即俯下身去仔细观察大街的尽头，同时耐着性子等待。他用手轻轻敲着阳台的栏杆，继续等待着，撕一些纸条，回房去，又走出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愤怒地在身后带上落地窗，没影了。随后的几天，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但矮老头儿脸上悲哀和不安的表情却越来越明显。一星期之后，塔鲁再等也看不见往常天天出现的情景了，阳台的窗户执拗地紧闭着，那里面的伤感完全可以理解。“鼠疫期间，禁止朝猫吐痰”，这是笔记所作的结论。
另方面，塔鲁每晚回旅馆时，准能在前厅遇见面容阴郁的守夜人在那里前后左右踱方步。此人不停地向所有的来人提醒说，他曾预见到正在发生的事。塔鲁承认听见他预告过会有灾难，但提请他注意，他当时考虑的是一次地震，对此，这位老守夜人回答说：“噢！要真是地震倒好了！剧烈震动一次，谁也不会再去谈它了……数数死人，数数活人，事情就了结了。可这缺德的病！连没染上病的人心里也老记挂着。”
旅馆经理的日子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离城受阻，便滞留在这座已关闭的城市的旅馆里。然而，随着疫病的蔓延，许多人宁愿住在朋友家里。于是，当时让每个房间都人满为患的同一个缘由从此又使房间空了下来，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前来这个城市了。塔鲁乃是几个稀有的房客之一，而这位经理从不错过任何机会向塔鲁表白，如果他没有取悦最后几位顾客的愿望，旅馆早就关门了。他经常请塔鲁估计瘟疫可能会拖多久，塔鲁回答：“都说寒冷会阻止这类疫病。”经理吓坏了：“可是这里从来没有真正寒冷过，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得等好几个月……”他还肯定说，瘟疫结束后很长时间旅客也不会光临这个城市。这次鼠疫简直毁了旅游业。猫头鹰奥东先生曾短时期不知去向，现在又在餐厅露面了，不过身后只跟了两只受过驯的狗。据了解，他妻子曾回娘家照顾并安葬她的母亲，目前正在接受检疫隔离。
“我不喜欢他们这么干，”经理对塔鲁说，“隔离不隔离她都很可疑，因此他们家那些人也都可疑。”
塔鲁提醒他说，照他这个观点，所有的人都可疑。但经理却毫不含糊，他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十分明确的：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但他们可疑。”
然而，奥东先生并不因这点小事改变做派，这一回鼠疫算是赔本儿了。他仍然照老样子走进餐厅，在孩子们之前先坐下，而且一直对他们说些高不可攀而又满怀敌意的话。只是那小男孩儿变了样子。他同他的姐姐一样穿一身黑衣服，背有点驼，简直是他父亲的缩影。守夜人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噢！瞧那个人，他将来断气也穿得整整齐齐。这么着，不用殡仪馆化妆，他可以直接归天了。”
塔鲁的笔记里也记载了帕纳鲁神甫布道的事，不过加上了下面这段评语：“这种热情给人好感，我理解。大灾初期和结束时谁都会夸夸其谈一番。灾情开始，人的习惯还没有丧失，灾害结束时，习惯又失而复得了。只是在灾难当中人们才与现实相适应，即是说才会沉默下来。等等看吧。”
塔鲁末了提到他曾和里厄大夫有过一次长谈，他只回顾说交谈的效果很好，还特别谈到里厄老夫人淡栗色的眼睛，就这个话题他还奇怪地断言，洋溢着善意的眼神永远比瘟疫更有力量。最后他用相当长的篇幅议论了接受里厄治疗的老哮喘病人。
他俩交谈后，塔鲁随大夫去看望了这位病人。老头冷笑着搓搓手，以此来迎接初次见面的塔鲁。他背靠枕头坐在床上，前面放着那两锅鹰嘴豆。他看见塔鲁便说：“哦！又来了一位。这世界真颠倒过来了，医生比病人还多。那病传得很快，是不？神甫说得对，那是罪有应得。”翌日，塔鲁没有通报又去了他家。
如果相信塔鲁的笔记，这位老哮喘病人原来的身份是服饰用品商人，在他五十岁那年，他认定干这行干腻了，便躺了下来，从此再没有起来过，其实他的哮喘病更适合站立的姿势。一小笔年金支撑他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很轻松。他一见表就受不了，事实上他家里的确没有一只表。他常说：“表，又贵又蠢。”他估摸时间，尤其是与他唯一相关的用餐时间全凭那两只锅里的鹰嘴豆。他每天醒来时，一只锅里装满了豆子，然后他用专心而有规律的动作把豆子一个一个放进另一只锅里。他就这样通过一锅一锅的豆子找到了一天计时的标准。“每装十五锅，我就该吃饭了。这非常简单。”
另外，据他妻子说，他小时候就显示出了这样的天性。实际上，他从未对任何事情产生过兴趣，包括他的工作、朋友、咖啡、音乐、女人、散步。他从没有出过城，除了有一次：那天，他为家庭的事务不得不去一趟阿尔及尔，他在离阿赫兰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停下来，实在不敢冒险走得更远。最后还是乘坐第一列火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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