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说真正令人绝望的思想恰恰是由对立的标准来确定的，假如我说悲剧性作品在排除一切未来的希望之后，可以是描写幸运儿生活的作品，那么对上述看法就会理解得更好。生命越振奋人心，丢失生命的想法就越荒诞。这也许是人们从尼采的作品中感受到的那种高妙不孕性之秘密吧。在这样的思想架构中，尼采好像是唯一从大写的荒诞美学得出终极结论的艺术家，因为他最后发出的启示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清醒明察，虽然这得不出结果，但这种启示执著地否定一切超自然的慰藉。
以上论点足以揭示卡夫卡作品在本篇散论中的头等重要性。我们被他的作品带到人类思想的边陲。从充分的意义上来看，可以说在他的作品里，一切都是有本质性的。反正他的作品把荒诞问题整个儿端出来了。我们要是把这些结论与我们最初的看法相对照，把内容与形式相对照，把《城堡》的隐秘含义与其借以铺展的自然朴实的艺术相对照，把K一往情深而桀骜不驯的探求与涉足其间的日常背景相对照，就会懂得卡夫卡的伟大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如果说怀念是人性的标志，那或许谁也没有给过这些怨恨的幽灵们那么多的血肉和重视了。但同时我们也将懂得荒诞作品要求怎样奇特的伟大，而这种伟大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或许没有。如果说艺术的特质是把一般与个别相联结，把一滴水可摧毁的永恒与水珠莹莹的闪光相联结，那么评估荒诞作家的伟大可依据他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所善于引进的距离，是更为切实的了。荒诞作家的秘密是善于找到这两个世界在最大的不协调时所汇合的确切点。
说实在的，这种人与非人性的几何学切点，纯洁的心灵到处都会觉察到。《浮士德》和《堂吉诃德》之所以是艺术的杰出创作，是因为纯洁的心灵用人间的双手向我们指明无限的伟大。然而，精神否定人间双手可能触及真理的时刻总会到来。还有这样的时刻，创作不再被悲情化，而仅仅被严肃对待。于是世人便关心希望了。但这又与世人不搭界。世人的事情是躲避虚与委蛇的遁词。而卡夫卡向全宇宙发出慷慨激昂的诉讼。到了最后，我碰到的却是虚与委蛇的遁词。这丑恶而张狂的世界，连鼹鼠都搅和进来奢谈希望，卡夫卡令人难以置信的判决，到头来却把这个世界无罪释放了。
上述建议，明显是对卡夫卡的作品作的一种解释。但要补充一句才为公平，不管作出何种解释，从纯美学角度去考量他的作品也是可以的。譬如，格勒图森[143]为《诉讼》所作的精彩序言，比我们明智得多，他只限于单单追随他称之为“被惊醒的睡着”的痛苦想象，发人深省。这部作品的命运，或许这部作品的伟大，正是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却对什么也没有确认。
反抗者（1951年）
——献给让·格赫尼耶
吕永真 译
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
——荷尔德林
《恩培多克勒之死》
引言
存在着情欲的罪恶与逻辑的罪恶。刑法典可根据犯罪的预谋容易地将它们加以区分。我们处于预谋与完美的罪恶的时代。我们的罪犯不再是那些身无寸铁的孩童，他们以爱为理由替自己辩解。相反，他们是成年人，其托词是无可辩驳的：哲学可以为一切效劳，甚至可以使杀人犯变成法官。
在《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为了占有卡蒂而屠杀整个大地，但他并未想到说这种屠杀是合理的或者拿制度为其辩护。他完成了这次屠杀，其全部信仰就在此终结。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爱的力量，还有性格。爱的力量是罕见的，这种杀人是异常的，于是带有破坏的色彩。然而，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
我们在此不对它发泄义愤。这部论著的意图是再次接受当前的现实，即逻辑罪恶。确切地研究这种现实的根由，这一努力是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人们也许认为，这个时代在五十年内使六千万人流离失所，受到奴役或遭屠杀，首先应该对它进行评估，然后要弄清罪恶的缘由。在人类的幼稚时代，有些暴君为了其赫赫声威而把城市夷为平地，奴隶被绑在征服者的战车上，在欢庆的城市中游街示众，将俘虏当着聚集的民众扔给野兽。那时，面对这些单纯的罪行，良心是坚定的，评价是明确的。然而，高张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作为理由进行的屠杀，或者对超人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无法对之作出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本书的雄心就是接受这奇怪的现象，对之进行剖析。
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清白无辜从其发生作用的时刻起，是否也未阻止去杀人。我们只有在属于我们的时刻，在围绕着我们的人们中间起作用。我们只要不知道我们有无权利去杀死我们面前的另一个人或者同意他被杀死，便一无所知。由于当今的一切行动都指向杀人，直接的或间接的，在知道我们是否应该以及为什么应该制造死亡之前，我们是不能有所行动的。
重要的不是追溯事物的根源，而是应该知道在世界上该如何行动，既然世界的现状就是如此。在否定的时代，思忖自杀问题是有用的。在意识形态的时代，必须清理杀人的问题。如果杀人有其道理，则我们的时代与我们自己必将遭受其后果。若杀人无道理可言，我们便处于疯狂之中，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重新找到一种后果或者改变方向。无论如何我们要在本世纪的血雨腥风与喧嚣声中清楚地回答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与此问题息息相关。三十年前，人们在决定杀人之前否定了许多东西，直至以自杀来否定自己。上帝在弄虚作假，大家都与他一道欺骗，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于是正在死去：自杀是那时的问题所在。意识形态在今天只否定其他人，唯有他们是作假的人。每个黎明，乔装打扮的杀人者溜入一个小屋：杀人便成为现在的问题。
这两个论断密切相关，它们与我们也密切相关，以至我们无法再选择我们的问题，它们在相继选择我们，让我们同意被选择吧。本论著即打算对杀人与反抗进行一番思考，围绕着自杀与荒诞的概念开始这番思考。
不过这番思考暂时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概念，即有关荒诞的概念。对于杀人的问题，这个概念带给我们的也只是矛盾。当人们首先打算从荒诞提取出一条行动规则时，荒诞的感情使杀人至少成为无所谓的，因之是可能的。如果人们什么都不相信，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能肯定任何价值，那么一切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既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杀人者既不错，也不对。人们为焚尸炉拨火，犹如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一样。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或任意而为之。
人们于是决定不再行动，这至少无异于同意他人的杀人之举，仅仅为人的不完善而哀伤。人们还会想出以悲惨的音乐爱好代替行动。这样，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笔赌金。人们最后终于打算采取行动，但不是免费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更高的价值指引行动，人们在朝着眼前利益的方向前进。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或虚伪的，是善良的或邪恶的，行动规则就是自己要表现得最有功效，也就是最有力。世界于是不再区分正义与非正义，而是分为老爷与奴隶。这样不论人们转向哪个方面，杀人在否定与虚无主义的理论核心中都占有特殊位置。
因而我们如果要采取荒诞的态度，便应该准备杀人，这样，逻辑便压倒顾虑，而我们认为这种顾虑是虚假的。当然，需要有一些准备，但比人们认为的要少，如果从经验对之进行判断的话。此外，让人去杀人始终是可能的，这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事。如果逻辑能从中得到好处的话，一切皆以逻辑的名义予以解决。
然而，由于有种态度使逻辑发现，杀人时而是可能的，时而是不可能的，它从这种态度不能得到好处。因为荒诞的分析在至少使杀人行为成为无所谓之后，最终会谴责杀人行为，这成为它最重要的后果。荒诞推理最近的结论就是放弃自杀，维持在人类的询问与世界的沉默二者之间这种绝望的对立状态[144]。自杀即意味着这种对立的结束。而荒诞推理认为，只有否定它自己的前提才能同意自杀。它认为，这样一个结论便是借口或摆脱。不过很清楚，这一推论同时承认生命是唯一必不可少的财富，因为它允许这种对立，而没有它，荒诞的赌博便没有了支柱。若想说生命是荒诞的，意识需要是活生生的，若不对舒适的爱好作出重大让步，如何为自己保持这样一种推论所独享的利益呢？这种好处一旦得到人们承认，便成为一切人的好处。人们若拒绝附和自杀，则同样不赞成杀人。一个深信荒诞思想的人无疑承认命定的杀人，他不会接受推理的杀人。杀人与自杀是一回事，对二者必须一起接受或摈弃。
同样，绝对虚无主义同意自杀是合理的，更加容易支持逻辑性杀人。如果我们的时代心安理得地认为杀人自有其道理在，这是由于对生命的冷漠，这正是虚无主义的标志。无疑，以往有一些时代，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如此强烈，从而制造了罪恶的过度行为。但这些过度行为犹如极端享乐造成的伤害。它们不是由贫乏逻辑创立的这种单调的秩序，在这种逻辑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相等的。我们的时代沉浸于自杀的价值中，这种逻辑把自杀的价值推向其极端的后果，即合理的杀人。它同时在集体自杀中达到顶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945年希特勒的下场。自杀对那些疯子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准备在一些洞穴中多人一起死亡。最主要的是不能单独一人自杀，一定要拖上一群人与他一道去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孤单地自杀依然保留了一种价值，因为显而易见，他不承认自己有权支配他人的生命。证据就是他从未为了支配他人而运用可怕的力量以及他的死亡决定所赋予他的自由。一切孤零零一人的自杀若非出于愤恨，在某些方面便是慷慨大度与蔑视世界的。但人们要以某个东西的名义蔑视。如果世界对自杀者冷漠，是因为自杀者对于那些对他来说并不是或者可能不是无足轻重的事物有种看法。人们认为要毁灭一切，把一切与他一道带走，但从这种死亡中却有种价值复活，这种价值也许值得人们为之生活。绝对否定因而并非由于自杀而枯竭，它只能由于绝对的毁灭而枯竭，即既毁灭自己又毁灭他人。人们只有在走向这个令人愉快的极限时才能感受到这绝对否定。自杀与杀人在此处是同一个范畴的两个方面，可谓智慧的苦果，与其在有生之年备受煎熬，不如在天崩地裂中作黑色的升华。
同样，若拒绝承认自杀的理由，也不可能认为杀人有理。人们不能是半虚无主义者。荒诞推理不能同时既保全说话人的性命，又同意让其他人牺牲。当人们认识到绝对否定是不可能的，而且只有在以某种方式活下去时才认识到此，这时不能被否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人的生命。这样，让我们相信杀人是无所谓的那个概念便失去了根据，我们遂又回到曾竭力想脱离的不合理的生存状况。实际上，这种推论让我们同时相信可以杀人与不可以杀人，让我们陷入矛盾，没有任何东西去阻止杀人或使之合理化。我们这些威胁他人的人或受到威胁的人被拖入一个狂热的虚无主义时代，然而又是孤独的，大家手里拿着武器，悲愤填膺。
当人们打算处于荒诞中而忽视其真正性质时，这一基本矛盾必然会与其他许多矛盾同时显示出来。荒诞的真正性质是所经历过的通道，一个出发点，笛卡儿怀疑论的等价物。荒诞本身就是矛盾。
荒诞的骨子里就是矛盾，因为它想维持生命而排除一切价值判断，然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呼吸，这就是判断。说生活是永恒的选择肯定是不确实的。然而人们难以想象有一种没有选择的生命，这倒是真的。从这个简单的观点看来，荒诞的立场在行为中是无法想象的，其表现也是无法想象的。一切无意义的哲学依靠它所表达的事实本身的矛盾而生存。它从而对无条理的思想赋予最微小的一致性。它在没有结果的事物中引入了后果。说话会修正。建立在无意义的基础上的唯一的一致态度便是沉寂，如果沉寂不意味着什么。完美的荒诞竭力沉默不语。倘若它要说话，是因为它感到得意，或者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认为自己是暂时的。这种得意，这种对自己的估计，标志着荒诞立场深深的模棱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荒诞意欲表现孤独的人，使人生活在一面镜子前面。最初的痛苦有可能变得舒服起来。人们怀着如此深切的关怀之情而抚摩的伤口最后使人感到愉快。
我们中间不乏伟大的荒诞冒险家。他们的伟大之处，即在于他们拒绝了荒诞所持的扬扬得意神态，而仅仅保留了其要求。他们是为了最多的人而破坏，而非为了最少的人。尼采说：“那些想要推翻现状而非创造自己的人是我的敌人。”他也在推翻现状，但意在创造。他颂扬正直，抨击大腹便便追求享乐的人。荒诞推理为了躲避得意之神态，于是采取了放弃的态度。它拒绝分散，成为赤贫状态，决意沉默，采取奇特的苦行态度。兰波歌唱“在小巷泥泞中鸣叫的美丽的罪恶”，跑到哈勒尔，在那里过没有家庭的生活。他为之抱怨。在他看来，生活不过是“众人演出的一场闹剧”。但在弥留之际，他对妹妹大声说道：“我要进入地下，而你却在阳光下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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