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伊万体现了拒绝独自得救的意志。他与受苦难的人站在一起，为了他们而拒绝天国。他若信仰上帝，便会得救，但其他人会入地狱。苦难依然存在。一个怀有真正同情心并为之痛苦的人是不能得救的。伊万继续指责上帝的错误，更加拒绝信仰，犹如人们拒绝非正义与特权一样。我们现在从“得到一切，否则什么也不要”进而讨论“拯救所有的人，否则无一人得救”。
这种极端的决心及由此而采取的态度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已满足矣。然而伊万尽管也顺从享乐之义，却真正体验到了它的问题所在，在“是”与“不”间左右为难。从这时起，他遭遇了其后果。他倘若拒绝永生，还会留下什么呢？那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失去了对生命的感觉，生命依然存在。伊万说：“我活着，不管是否符合逻辑。”不仅如此，“倘若我对生命没有信仰，怀疑心爱的女子，怀疑宇宙的秩序，相反却坚信一切皆是可恶可怕的混乱，即使如此，我仍然要活下去”。伊万于是活着，也爱着，“却不知为了什么”。然而，生活即行动，以什么名义？若没有不死，便没有奖赏与惩罚，没有善与恶。“我认为若没有不死，便没有道德。”而且，“我仅仅知道，苦难存在于人世，世上没有罪人，一切都受到束缚，一切皆会消逝而得到平衡”。然而，没有道德即再无法律：“一切都是允许的。”
当代虚无主义的历史便随着这个“一切皆被允许”而真正开始了。浪漫主义的反抗尚未走得如此之远，它仅局限于此，并非一切皆被允许，但对它来说，未被禁止的则是允许的。相反，对卡拉马佐夫而言，愤怒的逻辑将反抗指向它自己，使反抗处于绝望的矛盾之中。两者的区别在于，浪漫派允许自己干出于好意的事情，而伊万却出于一致性而迫使自己行恶。他不允许自己成为好人。虚无主义不仅是绝望与否定，它尤其是使人绝望而否定一切的意志。此人热切地支持无辜者，看到孩子们的痛苦而战抖，他想“亲眼”看到母鹿睡在狮子旁边，受害的人拥抱杀人者。正是这同一个人，从拒绝神的一致性与试图寻找自己的规则的时刻起，承认了杀人的正当性。伊万反抗杀人的上帝。然而，当他思索自己的反抗时，却从中得出了杀人的法则。若一切皆被允许，他便可以杀死父亲或至少容忍父亲被杀死。对被判处死刑的人的状况进行一番深思后，得到的结论不过是认为罪恶合理。伊万憎恨死刑（他在讲一次执行死刑的情形时愤怒地说：“他的脑袋竟然以圣宠的名义被砍下了！”），但同时却原则上认可罪恶。对杀人者全部宽恕，对刽子手却一个不予宽容。这一矛盾沉重地压在伊万·卡拉马佐夫心上，相反，萨德对此矛盾却毫不在乎，过得轻松自在。
他做出深思的样子，仿佛不死是不存在的。但同时他又说，即使不死存在，他也拒不接受。为了反对恶与死，他毫不犹豫地说美德同死一样是不存在的，允许人杀死自己的父亲。他故意接受了这个两难推理：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却不合逻辑的人，或者成为一个合乎逻辑却犯罪的人。他对他的复制品魔鬼说：“你要完成一件道德行为，然而你却不相信道德，正是这种情况使你生气与痛苦。”的确是这样。伊万最后提出的也是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可以生活在与保持在反抗中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个问题使反抗思想取得真正的进步。
伊万让人猜出他的答案：人们只有把反抗进行到底，才能在反抗中生活。什么是形而上的反抗的顶点呢？就是形而上的革命。这个世界的主人的合法性被驳斥后，应该把他推翻。人应当占据他的位置。“由于上帝与不死并不存在，新的人可以成为上帝。”但是，成为上帝意味着什么？就是承认一切皆被允许，除自己的法则外，拒绝一切其他法则。人们无需展开中间的推理即可看出，成为上帝就是接受罪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知识分子们所偏爱的想法）。伊万个人的问题是要知道，他是否要忠于他的逻辑，当他对无辜者的苦难愤怒地抗议时，他是否要接受对他父亲的杀害并漠然置之。我们知道他的结论：伊万允许杀死他的父亲。他们思想过于深刻，不能满足于表象，他过于敏感，却不能采取行动，于是满足于让他人去做。然而他会变成疯子。一个人若不懂得如何爱他亲近的人，便不懂得如何去杀死他。他在难以为之辩解的道德与无法接受的罪恶之间无所适从，心怀怜悯之心却不能去爱，孑然一身而无力援助他人，这种矛盾会扼杀这个至高无上的智者。他说：“我的思想是属于人世间的，却想弄清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这有何用处？”然而他仅仅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而活着，这种绝对的高傲使他脱离他对其任何东西都不喜爱的世界。
这种困境并未阻止他提出问题后随之而来的后果：反抗在以后走向行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伟大的审讯者”的传说中已经带有预言性地着重指出了这一动向。伊万最后没有把创世与造物主分离开来。他说：“我所摒弃的不是上帝，而是创世的说法。”换句话说，作为万物之父的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一切是不可分的。他的篡夺计划因而是道德的。他不想改造创世中的任何东西，但是，既然创世就是它现在的这种情况，他因而有权利在精神上获得自由，其他人也跟他一道获得自由。相反，当反抗思想接受了“一切皆被允许”与“拯救所有的人，否则无人得救”的原则，当形而上的革命从精神伸展到政治，从这个时刻起，开始了一桩新的事业，其意义难以估量。必须注意到，它也是诞生自相同的虚无主义。新宗教的预言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这一点并加以宣布：“如果阿辽沙得出结论说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不死，他马上便成了无神论者与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工人的问题，它尤其是无神论及其在当代体现的问题，是巴贝尔通天塔的问题，它不靠上帝而构建起来，不是为了从大地通到天国，而是要让天国下降到大地上[167]。”
此后，阿辽沙的确怀着怜悯之心把伊万作为一个“毛头小伙子”。伊万竭力想控制自己，但没有成功。其他人来了，他们更加严肃，开始是相同的绝望的否定，现在则要求建立世界帝国。这些人是“大审判者”，把基督投入监牢，对他说他的方法不好，全世界的幸福不能靠在善恶之间立即自由地选择来获得，而应靠统治世界与统一世界来达到。首先必须统治与征服。天上的王国便这样下降到了大地，不过是由人加以统治，最初的统治者是恺撒之流，他们是最早理解这一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接着是其他人。既然一切皆被允许，便可用一切手段进行统一的创造。“大审判者”衰老与疲倦了，因为他的科学是苦涩的。他知道世人既懦弱更懒惰。他们更喜爱的是和平与死亡，而非明辨善恶的自由。他冷漠地怜悯这个沉默不语的囚犯，历史在不停地揭穿他的谎言。他强迫此囚犯说话，承认其过错，承认审讯者与恺撒们的事业是合理的。但囚犯拒不言语，于是他们的事业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着，人们把他杀掉。当人的王国肯定会建立之时，其合理性终于获得。“这个事业仅仅是开始，尚远未完成，地球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忍受，但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我们将成为恺撒，那时我们会考虑全球的幸福。”
那个囚犯在那时被处死，唯有大审判者们在统治着，他们听取“深刻的思想，毁灭与死亡的思想”。大审判者们骄傲地拒绝天上的面包与自由，而供应地上的面包，但没有自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信任你。”他们的警察已经对着戈尔高达山大喊。但他没有下来，甚至在垂死前受折磨的时刻向上帝抱怨说他被抛弃了。因而再没有证人，而只有信仰与奥义，反抗者排斥它们，而大审判者们对之嘲笑。一切皆被允许，罪恶的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刻已准备就绪。从保罗到斯大林，选择恺撒的教皇们为那些只选择自己的恺撒们准备好了道路。世界的统一不是由上帝实现，而是以后在反对上帝的情况下得以完成。
但我们尚未走到这种地步。目前伊万只为我们提供了反抗者面对深渊时的颓丧面孔，他无法行动，处于他是无辜的想法与杀人的意志之间，因而万分悲痛。他憎恨死刑，因为它是人类现状的写照，同时他又走向罪恶。为了与世人站在一边，他接受了孤独的命运。理性的反抗到了他终于以疯狂而结束。
绝对的肯定
从人对上帝进行道德的审判的时刻起，便在心灵中杀死了他。那么道德的基础是什么呢？人以正义的名义否定了上帝，然而，若没有上帝的概念，正义的思想可以理解吗？我们那时岂不是陷入荒诞？这正是尼采直接探讨的荒诞。为了更好地超越荒诞，他把它推到极端：道德是上帝最后的面孔，在重建道德之前，必须摧毁它。上帝于是不复存在，不能保证我们的生存。人为了生存，必须自己决定做什么。
唯一的人
施特纳已经想要在打倒上帝之后，消灭人身上一切关于上帝的思想。然而与尼采相反，他的虚无主义得到了满足。施特纳在死胡同中大笑，而尼采却向墙壁扑去。从1845年《唯一的人及其财产》出版之日起，施特纳开始清理场地。此人与黑格尔左派（其中有马克思）常常光临“自由者协会”。他不仅要批判上帝，而且要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理论、黑格尔的精神论及其在历史上的体现——国家。他认为这些偶像均产生于“先天愚昧型”，即对永恒思想的信仰。他于是写道：“我的事业未建立在任何东西的基础上。”罪恶当然是一种“蒙古人灾祸”，束缚着我们的权利也是如此。上帝是敌人。施特纳竭尽一切可能亵渎神明（“你消化掉圣餐饼，则一切了结。”），但上帝只是我的一种异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的现状的一种异化。苏格拉底、耶稣、笛卡儿、黑格尔，一切先知与哲学家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发明了使我的现状异化的新方式。施特纳将这个“我”与费希特的绝对的“我”区别开来，把“我”缩小为一个最为独特最为短暂的人。“任何名字都难以为他命名”，他是唯一的人。
施特纳认为，耶稣之前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为了使真实理想化而进行的漫长努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适合于古人的思想与宗教仪式中。从耶稣起，这个目的已经达到，而开始另外一种努力，它与此相反，是要实现理想。这种狂热替代了瞻礼，随着基督的继承者社会主义扩展其帝国，日益席卷世界。然而，世界的历史不过是对我存在这唯一的原则长久的侵犯，人们想把这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取得胜利的原则，置于上帝、国家、社会、人道这些连续不断的抽象概念的桎梏中。在施特纳看来，博爱纯系欺人之谈。无神论的种种哲学以对国家与人的崇拜为顶点，这些哲学本身不过是“神学的造反”而已。施特纳说：“我们无神论者真正是些虔诚的人。”在整个历史上只有一种崇拜，就是对永恒的崇拜。这种崇拜是谎言。唯有“唯一的存在”是真实的，它是永恒以及不为其统治愿望效劳的一切事物的敌人。
随着施特纳的出现，鼓动反抗的否定运动不可抗拒地压倒了各种肯定理论。人们精神上虽仍被神的意识所纠缠，却已清除了神的代用品。他说：“外在的彼世已被清除，内心的彼世成为一个新的天国。”甚至革命，尤其是革命，都令这个反抗者厌恶。要成为革命者，仍然必须信仰某种东西，而此时已无任何东西可信仰。“法国大革命导致一种反动，这表明革命实际为何物。”为人道主义奴役并不比服务于上帝更有价值。再说，博爱不过是“共产主义者看待事物的一种不成熟的方式”。在一星期的六天中，弟兄们都是奴隶。施特纳认为只有一种自由，即“我的权力”，只有一种真理，就是“利己主义灿烂的星辰”。
在这片沙漠中，一切都会重又鲜花灿烂。“只要思想与信仰的漫漫长夜没有逝去，没有思想欢乐的呼喊的巨大意义便不会为人所领悟。”这个黑夜行将逝去，黎明即将到来，但这不是革命的黎明，而是反叛的黎明。反叛本身是一种苦行，拒绝一切舒适的享受。只有当其他人的利己主义与反叛者的利己主义一致时，他才会与他们同声相应。他真正的生活是幽居独处，这样，他孑然一身，生活得无拘无束，畅情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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