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请您谈谈当今世界上互相仇恨的情况。有什么新发展吗？比如说在政见理论方面或形势方面。
答：当然，二十世纪并没有创造仇恨，但它却孕育出一种特别的品种，它就是所谓“冷仇恨”，它同数学和大量的其他门类嫁接起来。在屠杀无辜者和我们的计算之间，其差别是巨大的。您知道吗，在二十五年内，即从1922年到1947年之间，有七千万欧洲人，有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有的被灭种，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杀害。这就是人道主义这片园地的变种，其间尽管有各种抗议也无济于事。今天，仍应继续把欧洲称为卑鄙的欧洲。
问：谎言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吗？
答：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任何一种高尚的品德只要一同它嫁接便立即消亡。其特殊性便是，凡喜欢听谎言的人，都会被它击倒。这就是为什么笃信上帝的人和热爱世人的人一旦相信了谎言时，从那一刻起他们便背叛了上帝，也背弃了世人。是的，任何一个伟人都不是靠谎言起家的。有时谎言可以生效，但却从未成过大事。真正的杰出人物，他首先不是靠决斗成功，乃是以不说谎话取胜。而正义的事业也不是靠用这种道理来压倒另一种道理取胜。它既不是号召人们仅仅维持一个只能糊口的小家，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彻底取消工人阶级百年来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自由，并不意味着信口开河，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也不是任那些专事制造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肆意泛滥，更不是借口为了未来的解放而建立专制政权。自由，首先便是不讲谎话。哪个地方谎言泛滥，哪个地方便有暴政，并且永存下去。
问：我们今天，爱和真理正在衰退吗？
答：从表面上看，大家都在爱人类（正像爱鲜血淋漓的牛肋骨一样），而且每个人手中都握有真理。但这正是极端堕落的表现。真理在他们被杀害的儿子们尸体上繁殖。
问：当前，“正义”存在何处？
答：绝大部分存在监狱中和集中营里。但那里也有自由人，他们在向人们发号施令，真正的奴隶在别的地方。
问：在当前形势下，圣诞节休假不正是休战的借口吗？
答：为什么要等圣诞节？每天都有死者和复活者。每天都有非正义和真正的反抗者。
问：您认为有休战的可能性吗？是什么性质的休战？
答：我们要坚持抵抗到底，决不休战。
问：您在《斯基夫的神话》一书第一六六页上曾写道：“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彻底改造人和世界。我永远不去改造人，但必须做出改造人的样子。”您能否在这次访谈中讲一下您今天的看法？
答：那时我比现在悲观。的确我们不能彻底改造人，但我们却也不能任其堕落。相反的，我们要以自身的和他人的顽强力量，以自身的和他人的同非正义作斗争的力量，使他们振作起来。正如路易·纪约所说，真理的曙光并没有向我们承诺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订契约。但真理却需要培植，正如爱和智慧需要培植一样。不错，既没有人向我们赐予，也没有人向我们承诺。但是，只要大家努力去做，不怕牺牲，便什么都有希望。要么，我们便被谎言所扼杀，要么我们就走入死胡同，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要不失时机，孤注一掷。但须冷静，大门会敞开的。
关于反抗问题的通信[14]
反抗和循规蹈矩[15]
（1951.10.19）
主编先生：
为安德烈·布雷东着想，也为了使我本人不致站在通常攻击他的那些人一边（因为我厌恶那样做），对那些人我也不想加以评论。因此，我这封信实际上并不是对他那篇使人惊奇的文章做出的回答。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读懂我的文章，那是很明显的，也不仅是因为他那篇纯感情用事的文章并没有修正我任何一个关于对洛特雷阿蒙的实际观点。同样，也不是因为布雷东向我做出一副教导我如何桀骜不驯的教师面孔。据我所知，不论在我这方面还是在他那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使他对我做出这样一副面孔。特别是他那篇文章的口气，使任何人看了都感到不舒服。那么他也应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我尚未决定那样做。
但在布雷东的文章中，他那专横的论断和对问题的曲解，可能会导致对我的立场有错误的认识。因此，我希望您能帮我澄清一下。不错，在我那本《反抗者》书中，有一部分，我认为反抗者们在某些方面显得有些虚无主义。这在那时的一些大作品中，例如从萨特到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但那是为了把他们这一方面的表现同他们的创造性加以区别的缘故。他们这种创造性，同样在上述某些作品中有所反映。但这远非是对循规蹈矩者们和逆来顺受者们的赞扬，我的重要思想乃是力图证明，这种虚无主义是造成循规蹈矩或甘为奴隶的媒介，并且同现在尚在世的反抗者们那些活生生的榜样相反。
这些意思已经可以在我那篇关于洛特雷阿蒙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中看得出来。当然，那先决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读它。因此，置其他内容于不顾，匆匆忙忙地指责我是循规蹈矩者，那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确实，我承认，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我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大大高于《马多罗尔之歌》）因此，指责本身没有任何值得我害怕的东西，我只不过为澄清真理进行讨论而已。如果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下去的话，那么，所有那些不光彩的东西都不值得保留。不幸得很，确实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的政治的和哲学的信念已把我们引入绝境，在那里，一切都应该另起炉灶，从所有制的形式到正统的革命观念。我们怎样才能使某些起而反抗的因循守旧者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和事物模式呢？
因为他们同真正的反抗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遗憾，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绝非易事，它对我们的信念和崇拜的偶像都会有所损害，对这一点，布雷东是十分清楚的，最近他已开始研究某种伦理学了。他那种前后矛盾的强烈反应只不过证明我们已触及了他问题的实质。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仅愿意进行必要的澄清，作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布雷东本人，最终应该对此表示欢迎。我那本书没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想把反抗者的概念恢复到它原有的价值上，因为它经常受到别人的损害，包括那些本人就打着反抗者旗帜的人。不管怎么说，这对布雷东来说是很宝贵的，因为他可以因之辨清是非，走上和大家团结之路。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反抗和循规蹈矩（续[16]）
（1951.11.18巴黎）
主编先生：
首先，我没被邀请便介入这次谈话，我对此表示歉意。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介入这次谈话，但这次谈话的矛头直指我本人，并非针对我的作品，于是我不得不站出来讲话，因为你们的编辑部和帕特里先生已经站出来了。我也不得不作一较长的回答。还要请您原谅的是，你们公开的这一场纠纷并不算短，我同时要回答两个人，对布雷东先生便恕不再另行作复了。
……
……我们还是提一下这场超乎那些微不足道的讨论之上的论战吧。我曾对那些超现实主义者采用夸张手法，并以一个年轻而正直的反抗者在世界各地的大声疾呼为例。一个正义的愤慨所表现出来的过激和狂热能够席卷各个角落。
我当时理解这些过激行动，也并未曾用当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加以评论，包括他们的反驳文章在内，而研究他们的反驳文章对我是有用的。超现实主义的起因，我觉得对我一直是有用的，特别是在研究他们的走向方面。因此，它一直是我们大家思考的一个内容。但布雷东先生却拒绝研究，他否认矛盾，并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一致性并没有终止。同样，他还重申他最初的原则。于是我们对此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对他的原则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一次我们没有妥协。但当我们考虑到布雷东先生乃是同我们处于同一矛盾体中时，我们对他的辩护未曾过分重视，就是在他顽固地坚持时，我们也并不相信，这也是正常的。
如果我曾说过，至今我仍然这样认为，自1933年以来，布雷东先生应该对他的某些声明有所怀念的话，那也决非因为他的行为同希特勒式的冒险有些混淆的缘故，尽管以他长期以来易怒的性格，他并不在乎此，而是为了向他那时所表现出来的震怒和愤慨表示敬意，因为自那时起，欧洲已被投入血腥的屠杀之中，他在那种暴行面前表示了自己的震怒和愤慨，对此应该有所怀念。我们大家都知道，某些虚无主义的表现（对此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负有共同责任）已使我们在全力以赴反对我们所厌恶的事业的斗争中丧失了具有理性逻辑的自卫。布雷东所要求的那些东西，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巨大的消极影响。但这种冒险仅是个别行动。萨德、洛特雷阿蒙，以及其他一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也仅只单独行动。我们这些人，历史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动员别人，但却没有固定的章程。在我自己，我曾经试过，并且现在仍在试图使自己纳入某种规则之中，并且逐步深入，取得这种可怕的经验之后，便可有望越过某种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灾难。自战争开始和被占领以来，我便不停地从这种苦痛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我也曾相信，布雷东也体验过这种滋味。尽管他今天否认，坦白地说，我很难相信他的话。
我只相信布雷东顽固地做出一副傲慢而天真无邪的样子，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例如，在人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日渐衰落的社会中，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有罪的。因此他从我的书中看出了资本的特权，那原因便是书中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这实在是太妙不过了。虚无主义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只有一个漫长的和带着蛮性的冒险，而我们大家又都应该对此负责。勇气便表现在明白无误地把它说出来，并且表现在处于这个死胡同里能为自己找出一条出路的思考中。在他顽固地死不认错和坚持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布雷东便宣判了自己把反抗者给资本化了。他想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从否认一切的好处到精神的特权，把一切都兼收并蓄：无辜者有道理，破坏者也有道理。但这是不可能的，反抗者，他们并非没有伟大的热情，但也不会把这一切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布雷东想要做的，他自以为勇气百倍，结果却泄了气。两军已经对圆，世界上已愈来愈快地扎满了恐怖的军营，思想和道德每天都在变换着面孔，只有我们依然保留着苍白的面孔。于是便以一个过分美化了的反抗者的名义，我们这个时代悲剧中一个品德最高尚的人，开始散发诗歌合格证书，否认他知道的一切，不去研究他为何战斗，对他人的尊严视而不见，并且疯狂地攻击他人。您的两位对话者，一位拒绝在《反抗者》一书中提出的反抗者应有的明智形式，另一个则特别热衷于概念的分寸，教导我要向希腊哲学家那样做，把荒谬减到最小的地步（如果他们能读我那本书的话，他们自己也会笑的）。唉，“把荒谬减到最小的地步”这一做法已执行了好久了，我们将在绝对的极端中走向绝路。改造我们的经验，而不是顺应它，此其时也。对此我想作出自己的努力，却决不否定我们自己的真理，然而也并非没有内部斗争。但对此人们对我做出的唯一回答乃是，不要像尼茨什[17]那样跌得那么深而得了地中海热病，并且很开心地读读纪普的作品。鉴于此，站在帕特里先生的立场上，我很谦虚地提到了尼茨什。
对这次论战，我想就此打住。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不及生活和创造的力量来得深厚。也许我在行进中感觉到它时，我已经出了错，我想，它和我们同时在向前跋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这一切噪音都会自行消亡，包括安德烈·布雷东本人。但我却对真正的反抗者充满信心，他们将热情奔放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决不是像布雷东现时用青铜铸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种形象，虽然神经质，但却不会动。
关于反抗的谈话[18]
（1952.1.15）
问：自大百科全书派以来（也是自夏多布里昂以来），一位知识者第一次完成了一本关于反抗者的全面论集，这是一个不朽的神话。但似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明白这本书的内涵。读过这本书的大多数艺术家表现出的迷惑不解，也使人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尚未进一步发展之前，您是否愿意在这里讲一讲，哪些文章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答：没有。
问：毫无疑问，这些新闻媒体的反映并非全部，您当然还收到许多个人来信，您是否觉得这些信件比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更公正？
答：是的。
问：就我本人来说，自《反抗者》出版以后，我经常有机会谈到它。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和我谈话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忽略它的重要性。在这些谈话中，我同样也注意到，只要一提到那些公开的批评，许多人都表示很难过。我并不想在此谈论您同布雷东和帕特里的论战，但我应该告诉您，由于非斯大林主义左派的分裂，我的那些朋友心中都很苦涩，那是大有原因的。我们有很大一批人，对于由民主革命代表大会为保卫艺术于1948年在普雷耶尔组织的那次晚会尚留有非常鲜明的记忆。在主席台上，我们大家决心追随的人物都到了，甚至连布雷东也在内，从鲁塞到萨特，从理查德·威廉特到其他一些人。面对某些我们在精神上向往的人，这样一次集会，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希望。至今，四个年头已经过去了。对那次讲话的大多数人，我们依然保持着敬意，但我们却发现，他们分手了，更坏的是，他们分道扬镳了。萨特反对鲁塞，您本人同布雷东意见不合，而且布雷东不止一次地和大家争吵。对此，您不担忧这种分裂会把您的朋友局限在危险的小圈子里吗？在许多人中间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对此应该加以解决。我确信，在一种公认的危险面前，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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