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少失业人数，许多市镇都组建了“赈济工地”，在那里，贫穷者从事一些公益劳动，作为报酬，他们每天可以领到八到十个法郎的工资，一半以粮食、一半以现金方式发给。比如弗尔-纳肖纳尔镇、米什莱镇、马约镇和波尔-盖东镇，就都组织了这种工地。这一形式有其优点：它保护了贫困者的自尊心。但也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所有的市镇把所有应分发的粮食都用在这一项目上，那么残疾人就无法救济了，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劳动。此外，由于场地有限，贫困者参加劳动则采取流动方式，能参加两天劳动的卡比利人可以到最优惠的地方去劳动。在蒂兹-乌祝每四十天里可以劳动四天，就能领到二十公斤的小麦。
最后，一件实事已经变成普遍现象，但却有极其强烈的反对它的呼声，对此我不应该保持沉默。在所有的市镇里，只有波尔-盖东除外，贫困者所欠的税款（因为他们常常是不交纳税款）则全部由他们所得工资的现金中扣除，对这种残酷的做法，实在找不出更严厉的词汇来形容它。如果这种赈济工地是用来帮助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穷人维持其生存的，它们就应对此找出一个辩护理由，可能这理由很可笑，但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这些工地是为了让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人来劳动而任其继续忍饥挨饿的话，那么这些工地就已构成了对苦难者们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残酷的剥削。
我无意完成这幅物质匮乏到极点的图画，只想指出，这种苦难对于这个民族的不幸来说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极限。这一切是显得那么非比寻常，而且还有更不幸的时刻，因为夏季过去，便会有冬季的到来。在夏季自然条件对这些苦难者是有利的，天气不冷，适合驴子走的山路也比较好走，有两个月的时间还可以采集一种可食的野菊科植物，根茎类野生植物也非常丰富，有些东西可以生食。今天，我们认为苦不堪言的时刻，而对卡比利的农民来说，却是值得庆幸的时刻。然而，一旦大雪覆盖了大地，封住了道路，断绝了交通，严寒肆意摧残着那副缺乏营养的身躯，简陋的茅屋也无法居住了，这个时节，对于这里的人民来说，便是一个漫长的难以描述的灾难时刻的开始。
为此，在涉及这个灾难的卡比利其他方面情况之前，我愿意对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所熟知的某些说法予以批驳，这些说法主要是关于卡比利人的“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无非是为当前的情况寻找托词。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再也看不出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说法更为卑鄙的缘故。比如竟有人卑鄙地说，这个民族可以让他们在任何环境中生存，甚至连阿尔贝特·勒布伦[85]先生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每月给他两百个法郎作生活费，他可能在桥洞里生活，可能吃任何肮脏的东西，甚至可能吃垃圾箱里的面包皮。在人类对生活的眷恋中，有某种东西比世界上任何苦难更为强烈。因此，说这个民族所需要的与我们不同，这种说法是卑鄙的。如果说他们从前没有这些东西，那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可以为他们创造。看到一个民族品德如何为其堕落辩护，以及像卡比利农民那种有口皆碑的朴实品性如何为使他们忍饥挨饿的生活合法化而争辩，那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不，看事情不能这样看，我们也不能这样看。因为所有固定的想法和所有的偏见，如果把它们强加于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上成年人不堪饥饿，孩子们因牛马都不如的食物而不断夭亡，那么这些偏见和固定的想法，都将变得使人憎恨。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和一个民族并肩前行，这个民族的生活却落后了三个世纪，而我们却是对这样一个惊人的差距唯一无动于衷的人。
工资
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要摆脱这种困境，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劳动。这是最基本的道理，请原谅我在这里又重复了一遍。然而卡比利的目前情况证明，这个基本道理尚没有像它所表明的那样已受到普遍的重视。先前我曾经讲过，卡比利成年人尚有一半失业人口，而四分之三的人则患营养不良。这种不协调的比例，绝非夸大其词的结果。这只是证明了尚未失业的人的劳动并不足以养活自己。有人对我说，工资太低了，还有人对我说，工作日超过了法定的时间。我还知道这个工作日的时间差不多快超过法定时间的一倍了。我也不想在这里提高嗓门儿大声喊叫，但我不能不说的是，卡比利的劳动条例是奴隶制的劳动条例。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其他名目来称呼这样的条例。该条例规定，工人一天劳动十到十二个小时，而其平均工资则只有六到十个法郎。
我仅在此提供一下各地区的工人工资情况，对此不加任何评论。但我愿事先说明，如果大家觉得这种工资发放情况太过不正常的话，我可以向您担保那是不会错的。我眼前就摆着一些波尔基-莫纳依埃尔地区、沙巴泰-特拉科勒辖区农业工人的调查卡，上面有半个月工作情况的记录，有工人的姓名、工号和议定的报酬情况。一张卡片上写的工资是八法郎，另一张是七法郎，最后一张写的是六法郎。在考勤记录栏内，我看到那位拿六法郎的工人，在半个月内工作时间是四天，不知大家是否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
即使是这位工人一个月劳动二十五天，他也只不过能拿到一百五十法郎的工资，就这么多的工资，他必须提供一个有好几个孩子的家庭三十天的口粮。这或许可以缓解人们不满的情绪，但我却要问，读过我这篇文章的读者里，有几个人能以这样的收入维持其生活？
在涉及另外一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详细介绍一下。我刚才已经提供了波尔基-莫纳依埃尔地区工人平均工资的情况。现在再补充一下：特拉科勒农场的汽笛，在那个季节里不断地鸣叫，四点一次，十一点一次，十二点一次，十九点一次，加起来劳动时间共为十四个小时，村里的工人工资为每天九法郎，经过镇议会议员们激烈的抗议，才增加到十法郎。在蒂兹-乌祝，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平均工资为七法郎。镇公务员的工资平均一天为十二法郎。
该区的农场主们还雇用妇女在田间除草，以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她们得到的工资仅为三法郎五十个苏。在弗尔-纳肖纳尔，农场主们给他们工人的工资一天为六到七个法郎，而妇女仅为四个法郎一天，此外会发给她们一些麦饼。镇公务员一天的工资为九、十或十一个法郎。
在基马阿-沙里基地区，那里是比较富裕的地区，男人十五个小时的工作可以得到八到十个法郎，妇女是五个法郎。米什莱附近，农业工人平均工资为十小时劳动拿五个法郎，外加每天管饭。镇公务员为每天十一到十二法郎，但却不通知当事人便直接扣除拖欠的税款。这种扣除的税款，有时竟达到全部的工资数。一般平均每十五天四十法郎。
在乌迪亚，农业工资为六到八法郎。摘油橄榄的妇女，其工资为三到五法郎。镇区工人为十到十一法郎，其中也要扣除所欠税款。
在马约地区，一个不限时间的工作日，男工人可拿九到十法郎。如果是摘油橄榄，该区也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工资标准，为每公担油橄榄八法郎。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可以平均摘两公担油橄榄，那么该家庭每个人每天可收入四法郎。
在斯迪-阿依什区，工资为六法郎。外加麦饼和无花果。当地一个农业公司，对它的工人每天发七法郎工资不管饭。另外还有合同制，每年一千法郎，外加伙食。
在艾尔-克索平原地区，那是个殖民区，那里男人可以拿到十法郎，女人五法郎，孩子被雇来修剪葡萄树，可拿三法郎。最后，是戴丽斯到波尔-盖东那一片地区，那里的工资是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可以拿到六至十法郎。我再提两件事，便可以结束这些使人讨厌的数字了。首先是，那些工人从没有反抗行动。只在1936年，在波尼-叶尼，工人们忙于修造一条公路，他们每天只能拿到五法郎，于是便举行了罢工，他们得到了一本记载工作量的本子，上面规定他们的工资是十法郎，这些工人并非工会会员。
最后我要指出，那个无法辩解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由于卡比利的工人都居住得离工地很远，这就使得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更长了。有些工人往返要走十多公里路程。晚上要到十点钟才能到家，第二天清晨三点钟就得起身上工，只有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许有人会问我，是谁强制他们非要回家去住不可呢？我只能回答说，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迫切愿望，即想在自己家人中间尽情地享受那么一段充分放松的时刻，在那种时间里，既有他们自己的欢乐，也可处理一下他们所操心的事情。
在波尼-叶尼，由于正赶上实施许多大型工程这一时机，在那里，失业者便大大地减少了。而且工人们一天劳动的报酬是二十二法郎，这一事实证明，剥削乃是造成低工资的唯一原因。至于其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当地的殖民者借口说，卡比利的工人经常流动，因此对他们实行的是所谓“临时”工资。但在卡比利，现时所有的工资都是这种“临时”工资。可见这种拙劣的解释下面，掩盖着的是不可告人的利害关系。至于那种认为当地人劳动力低下的流行看法，我想对此要予以澄清，因为这种看法的理由，是来自于那些殖民者对这一地区苦难人民的一种普遍蔑视，而这种蔑视，在我眼里恰好宣判的是宣扬这种看法的那些人，我可以宣称，那种认为卡比利工人工作效率不高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些逼迫他们的工头，就会改变态度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个工地上，身体虚弱的工人们，甚至连镐头都举不起来，这也是事实。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吃饭的缘故。在这里，有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卑鄙的逻辑，即他们希望一个人没有力量，因为他没有饭吃，因此，就可以少付给他工资，因为他们没有力量。
在这方面是没有出路的。这并非是发放粮食，可以使卡比利人免于挨饿，这乃是要消灭失业和监督工资的发放。这个工作，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明天就着手做起。
我今天又听到说，殖民者为向当地人民表示关心，将要对当地的老战士予以奖励，即向他们颁发一枚奖章。我是否可以说，我写这件事不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而是带着某种悲哀的心情呢？当然，对一个人的勇敢和忠诚给予奖励，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然而，今天在卡比利不正有许多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他们过去不也是战斗过吗？我心中暗想，当这些人向他们饿得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展示出那块证明他们忠诚的金属牌子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表情？
教育
卡比利人的渴望学习，以及对学习的兴趣，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卡比利人除了其在天性上的爱好和在实践上的聪明外，他们很快便懂得了，学校在使他们自身获得自由解放方面能起什么作用。当前，在许多村庄里，你都可看到村民们辟出一块地方，自愿出钱或出劳动力为自己造一所学校，这种事实并不鲜见，然而有些地方半途而废的事也并不鲜见。这件工作不仅对男孩子们有利，在卡比利各个居民点，凡我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不向我提出他们迫切等待着能有招收女孩子的学校。如今在这些学校中拒收学生的已不止一所。
另外，这也是卡比利在教育方面普遍存在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地区缺少学校，然而却不缺少教育经费。对这种反常现象，稍后我将加以说明。如果不把近期才建造的十余所规模宏大的学校算在内的话，那么卡比利目前存在的学校大部分都是建立在1892年前后，即阿尔及利亚的财经预算要依靠其宗主国的时代。
1892年到1912年，学校的兴建处于全面停止时期。在当时，按照若里让-玛丽的规划，将拨出五千法郎兴建一大批学校，甚至当时的总督吕托，在1914年2月7日曾郑重宣布，每年要在阿尔及利亚开办六十二个班级和二十二所学校。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一半的话，那么，今天仍然处于无学可上的九十万当地儿童早已受到教育了。
鉴于我并没有深入探究的一些原因，这一官方计划并没有得到执行。其结果便是出现了下面这个统计数字：在卡比利够入学年龄的儿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享受到学校教育。
这是否说，殖民主义者在这方面就什么也没做呢？问题是复杂的。勒波先生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花在当地教育上的经费有数百万法郎之多，然而据我比较详细的调查，其结果不容置疑地表明，那情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明确地说，必须相信，那数百万法郎的经费用得很不得当。这也正是我打算加以说明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先看一看具体情况吧。
经济中心和旅游区都受到了影响，很不景气，那是意料中的事。但我们在本文中所关心的乃是卡比利的人民和村镇的命运。但可以指出的是，在蒂兹-乌祝有一所漂亮的当地人学校，可以容纳六百人就学，但每年都拒绝五百名学生入学。
在乌玛鲁的一所学校里，据我所见，那里的教师在十月份每班都不得不拒收十几名学生入学。即使这样，这些班级已经超额六十到八十名学生了。
在波尼-杜阿拉，我们惊奇地看到，一个班级竟有八十六名学生，教室里所有的空间都坐满了学生，有坐在凳子夹空里的，有坐在讲台边上的，还有几个索性站在边上。在基马阿-沙里基，有一所漂亮的学校满员是二百五十人，在十月份就拒绝了五十多名学生入学。在阿德龙的学校，法定人数是一百零六人，除十三岁的学生不准入学外，又退回十余名学生。
在米什莱附近，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那里的情况更令人受教益。比如，阿各达勒村有一万一千名居民，只有一所有两个班级的学校，依托马克村有一万名村民，竟一所学校也没有。在波尼-乌阿西夫镇，阿杜拉马那学校刚把一百余名学生拒之门外。
阿依-阿克地区，有一个名叫“老市场”的村庄，十月份有二百名申请入学的儿童，只收了十五名。
依克加诺村，有一万五千名居民，连一个班也没开。蒂兹里村，也有一万五千居民，只有开一个班的一所学校。伊阿加荠那村（有五千居民）没有学校。阿兹鲁-波沙尔村（六千居民）也没有学校。
在这个地区，据估计有百分之八十的孩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仅在这一个地区，就有近一万名儿童整天在泥塘里嬉戏。
谈到马约镇，我手头上有一本学校同村庄数和居民数相比较的详细账单。这虽然不是社会文学，我认为这样详细地列举也会使人感到厌烦。那么就粗略些，只便这样说也就够了：本地区差不多有三万人，只有九个班的学生，在戴丽斯地区的波龙-斯林村，其贫困状况我已有过介绍，该村有九千居民，连一个班级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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