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听之任之
在让·德·梅宗瑟尔被捕一个星期以后，所有那些不择手段攻击他的材料便全部被背信弃义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们利用起来了。罗伯特·拉科斯特先生宣称，这件事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政府部门的官员们则说，他们对这件事的发生既觉得难过，又感到吃惊。实权在手的当政者们则空话连篇，言不及义。归根结底，此事若无阴险小人和阴谋诡计，何以会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如果不是如此，何以会这样？对于我那位无辜的朋友至今仍受着牢狱之苦，并且那些人正秘密地加紧活动，而且他的律师们还不能同他接触。对这一切，使我提起笔来便感到万分气愤。从另一方面讲，在外表上看，并非宗主国的政府在阿尔及利亚起支配作用，甚至也不是罗伯特·拉科斯特先生，但不管是谁，总之都是一样。
事实上，我们也早已了解，阿尔及利亚的自治很久以来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法兰西在那里的统治权由对立的两派实施。因此要维护这个统治权必须在两方面进行，或者干脆不予理会。的确，那些不主张在两方面作战的人，最终总是遭到背后射来的黑枪。那证明，在今天已是显而易见的了。的的确确可以说，在阿尔及利亚有阴谋活动存在。这种阴谋活动的矛头乃是指向行政当局和法兰西的未来。在令人反感的传统警察部门中，一个由各种观点组成的大杂烩，曾试图通过威吓手法表明，所有自由主义人士都是叛徒，以使法兰西不敢以其武装为后盾实施一个开明的公平政策。我们这些能干的阴谋家唯独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这样做同时也鼓励了费拉加，因为他们向费拉加们表明，在最诚实的法兰西人中竟有那么多人已经决定诚心诚意地把阿尔及利亚交给费拉加。至于要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并寻求责任者，这件事还是请我们那些部长去做吧。至于我本人，所关心的却是政府应负的责任。
不错，我相信在专横地逮捕让·德·梅宗瑟尔这件事中，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事。但自从它了解了这件事，并为此感到遗憾的同时，它就已对这种非法的拘捕，而且一个无辜者依然待在牢狱中这一事实负有不容推脱的责任了。自这时起，政府便没有任何可以辩解之处了。因此，对这种卑鄙的监禁，每天，每夜，每时，政府都要负责。对这种非法行事，仅只表示遗憾没有丝毫用处，必须予以平反。敲桌子并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按照这些去做。倘不如此，我们便会因此永远留下一个政府当局疲软无力的形象，便会使人觉得，尽管它口头上宣称对各种事件起导向作用，但实际上却被它们牵着鼻子走，就会使政府失去了驾驭和平的能力，正如失去驾驭战争的能力一样，就会永远在其高喊自己德政的同时被人强奸。
让·德·梅宗瑟尔的朋友们，以及他本人，绝不会满足于泛泛的几句表示遗憾的辞藻。一个人的声誉和自由，绝不是用安慰和表示难过所能换得。相反地要有实际行动，有足以决定生死的实际行动。甚至可以说，在议会的唇枪舌剑中，你虽然表现出众，但同个人的荣誉比起来，重要的还是荣誉。对于那些经常把在法兰西要振奋国民意识挂在口头上的人，让他们听听上述的话，现在正是时候。如果说这件事乃是当务之急，如果说感到法兰西处于孤独状态的人中我不是最后一个，那么必须说这种国民意识，首先已经在政府人士中不存在了。在他们当中，公仆这个词已失去了它的尊严。疲疲沓沓、麻木不仁来自于意志衰退，以及性格上庸庸碌碌等，这一切都是使人们看到他们的政权意识在衰退，这就使得他们对待一个无辜受害者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对待一个真正的犯罪者却以笑脸相迎。政权应该是合法的，但只有当它作为一个民族的领头人，以仲裁人的身份实施公正的政策、调整好特殊自由行动的总体利益时，它才是合法的。如果它失去这种功能，它便失去了主干，就会腐朽，就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官僚机构。而法兰西也便成了一条全身扭动的蠕虫，在寻找它已丢失的脑袋。
对于近几天来传到我们耳朵里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该怎样表示我们的惊讶呢？让·德·梅宗瑟尔被指控的那些罪名，大家也承认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存在，但他却被抛进了监狱，而我们那些哈巴狗却趁此机会纷纷出来对他狂吠。而法兰西呢，却在此时向埃及和叙利亚大量提供武器。对此，我们被征召的青年人迟早会掂量出这件事的分量。在此我要提出严正的质问，这也绝没有开展笔战的意思，即是谁背叛了那个如今尚在牢狱中受苦的那个人的国家？而此人对这个国家一直都在心甘情愿地竭尽自己的义务，一直都在为使无辜的生命不致在战争中牺牲而努力奔波。我们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因为一个政府竟然对于侵犯一个人的自由行为听之任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而且它又明明知道此人是无辜的。那些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战争而不惜武装他们对手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一个人的清白无辜只有用监狱和造谣中伤来回报才是最好的做法。虚弱也可成狂妄，它可以为任何失去理智的做法作出解释。
为了使这种虚弱的表现、这种对行将死亡的人危险的无动于衷行为，不至于在一个民族的领头人身上扎根，我们有必要提醒政府，请它负起自己的责任。我的一个信念便是，只有履行自己义务坚决的人，才是对自己的权利寸步不让的人。鉴于这一理由，我们对那个在监狱中无辜者权利的要求决不能放松。对让·德·梅宗瑟尔旷日持久的监禁，是一种令人气愤的非法行为，对此政府当局，而且自此以后也只有政府当局自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人。在向公众舆论直接发出呼吁之前，在动员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提出抗议之前，我最后一次向责任人——政府提出要求，请它立即释放让·德·梅宗瑟尔，并为他公开地恢复名誉。
1958年阿尔及利亚的形势
1958年阿尔及利亚的形势
至今仍有一些人问我，希望阿尔及利亚有个怎样的前景。为回答这些人的提问，我尽量用最少的话，就阿尔及利亚最近的现实情况，列一简要的清单。
阿拉伯人的要求，不管它们今天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它们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话，那么就阿尔及利亚的当前形势看，在法兰西公众舆论的赞同下，它很可能自治。如果这种舆论，不管其愿意与否，接受了战争一途，甚至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人的舆论也是如此，并且仅只局限于空洞的抗议的话，那就是因为阿拉伯人的这种要求太过暧昧的缘故。这种含糊的要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在政府间和在国内的混乱反应，也正表明了法兰西反应的暧昧和犹豫不决。因此，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对这一要求加以明确，以便力争对其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明确的回答。
甲：阿拉伯人要求中合理的部分。
以下理由是对的，所有的法兰西人也都明白，即应该废除并拒绝：
1.殖民主义及其流毒，这些都是人为的；
2.无休止地反复强调同化的谎言。因为它从来未实现过。并且通过殖民主义机构散布的这种谎言不断地损害事情的进展。特别是1948年的假选举，更加证明了这种谎言，同时也大大地挫伤了阿拉伯人民的感情，自那时起，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就不再愿意做这种事了；
3.土地分配和收入分配上明显的不公正（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人）。通过粗略统计，这种不公正现象严重到无可救药的程度；
4.心理上的痛苦：许多法兰西人对阿拉伯人的藐视或放肆态度，尤其是通过一系列的愚蠢做法使阿拉伯人的受侮辱感大大加强了。这也是当前悲剧的核心。
1945年的事件应该是一个警报的信号：对康士坦丁人残酷的镇压，却反而加重了反法运动。法国当局却认为，这次镇压给当地的叛乱画上了一个句号，实际上却为这种叛乱发出了前进的信号。
毫无疑问，阿拉伯人的要求，在以上几点部分地归纳了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直到1948年的历史状况，是完全合理的。阿拉伯人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同殖民主义制度紧密相连的，从历史上看或从其治理上看都是如此。法国的中央政权从来没有完全把法兰西的法律在这些殖民地真正地落实过。最后，毫无疑问，一个大刀阔斧的弥补工作应该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实施，这样可以重新给他们以尊严和公正。
乙：阿拉伯人要求中不合理的部分。
重新找回尊严和自由的生活，重新找回已完全失去对法国政治解决保障的信心，重新找回那些尚非常年轻且没有政治修养的反抗者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些愿望使得某些社会活动家及其参谋部发出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不管对阿拉伯人的要求做何种处置，都应该承认，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民族独立乃是一种纯粹感情用事的提法。因为在世界上尚还没有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民族。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柏柏尔人，都有同样的权利要求担当这个虚拟的民族的领导。就目前看，阿拉伯人就他们自己，尚不足构成一个阿尔及利亚。法兰西人在那里居住的长期性和重要性，就足以构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尚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同其抗衡。在阿尔及利亚居住的法兰西人，也同样有强有力的理由认为自己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民族。再说，一个纯阿拉伯人的阿尔及利亚，绝不能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而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欺人之谈而已。不管那里的法兰西人的力量有多么不足，但就其人数之众和范围之广，在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包容他们。我把这个问题及其引起的一系列要解决的事情再原封不动地送回吉尔曼·提隆写的那本了不起的书[96]中。
阿拉伯人至少可以声明自己并非属于某一个民族[97]，他们在精神上或世俗上乃是属于一种穆斯林帝国。在精神上，这个帝国是存在的，其纽带和学说是伊斯兰教。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基督帝国，至少它同穆斯林帝国同样重要。除了纳赛尔上校的文章之外，以目前形势而论，从历史的观点看，阿拉伯帝国并不存在，除非是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局面预示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因此，必须把阿尔及利亚所提出的民族独立，看做那个新兴的阿拉伯帝国主义意愿的一部分。对此，埃及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力量，宣称它走在了前面，目前俄国人也用以作为其反对西方战略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即使这一要求并不现实，却依然不失为其利用的战略价值。俄国的战略企图，从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乃是维持欧洲的现状，亦即是说承认它现行的殖民体系，在中东和非洲制造动乱，以便从南部包围欧洲。至于阿拉伯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在俄国人的这一宏图中算不得什么大事。只要想一想对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的大屠杀，或者在达格斯坦古老的穆斯林居住的省份对阿拉伯文化的大破坏也就够了。俄国只不过以其帝国梦想来为其野心服务罢了。总之，对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要求，用恰当的话来说，乃是阿拉伯叛乱分子不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嘴脸，其主要意图就是对法兰西平民和阿拉伯平民进行系统地谋害，就是对他们不加区分地杀害，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是法兰西人或被接受成为法兰西人。
于是我们面前的这种要求乃是一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要求，我们只能同意它的出发点和某些说法，而对于在这个出发点上加以发挥的某些具体意见，那是无法接受的。法国政府的错误在于，自这些事情一开始时它就没分清任何是非，随后也没有清楚明白地说清楚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阿拉伯民众中所有的怀疑派和所有的竞相要高价的人找到了借口。其结果便是使得极端主义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扰乱加强了。
唯一能使局面向前推进的做法，就是选择一种清楚明了的说法，给以明确的表述，过去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如果问题的症结是下面这些的话：
1.应该对至今仍然生活在受压迫之中的八百万阿拉伯人进行赔礼道歉；
2.对当地的一百二十万法兰西人，要给他们以在当地生活的权利和回到自己祖国生活的权利，此事不应该由狂热的军事首领决定；
3.要有战略目光，即从西方的自由这一角度看问题。
法国政府应该让大家清楚地知道：
1.它已经决心把公平还给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民，并把他们从殖民制度下解放出来；
2.对于阿籍法兰西人的权利，它决不让步；
3.只要当它决定归还给阿拉伯人民的公平，对法兰西民族来说意味着某种历史死亡的前奏，而对西方来说，意味着一种包围，这种包围可能导致欧洲的卡达尔化和导致美洲的孤立，只要是这样，法国政府便无法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一个专门为阿拉伯人民及其代表发布的庄严宣言（值得注意的是，自事件发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府的首脑或总督直接同阿拉伯人民对过话），这个宣言的要点如下：
1.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法兰西她并不认为自己比起其他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长大的民族有更大的罪行，但她还是承认自己过去和现在所犯的错误，因此，她已决心对这些错误予以纠正；
2.但她却拒绝在暴力面前屈服，特别是不屈服于目前在阿尔及利亚出现的那种暴力形式；她将断然拒绝那种损害阿拉伯人民利益和损害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利益、最终损及世界和平的阿拉伯帝国的梦想；
3.因此，她建议实行一种自由联盟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立足于罗里约尔方案[98]的基本点上，每个阿拉伯人可以在实际上享受到一个自由公民的特权。
当然，会有许多困难。但如果我们能够发表这样一个面对阿拉伯人民的庄严宣言，并通过一个大国所能掌握的一切通讯工具直达阿拉伯人民面前，那么这些困难就可能解决。如今已然疲惫不堪并且迷失了方向的阿拉伯民众肯定会听到这个宣言的声音，另一方面，这个宣言也将稳定绝大部分阿籍法兰西人那颗悬着的心，同时也可防止他们盲目地反对在那里的机构改革，因为这个改革已势在必行。
其他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讨论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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