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该如何表示我们的惊讶？人类的痛苦是一个巨大的主题。好像除了济慈[125]那样极富感情的诗人外，没有人敢于接触这个主题，只有他能够亲手触摸这种苦痛。为艺术而艺术的欺骗性就在于，它对这些人类的痛苦摆出一副一无所知的面孔，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责任。现实主义的欺骗性在于，如果它能勇敢地承认眼前众生的痛苦却又对这种痛苦加以严重的歪曲，并利用它做口实来歌颂美好的未来，那么就没有人了解实情，从而便把一切事物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两种审美观的对立由来已久，一种是主张对当前的现实一概不闻不问，另一种则主张把一切不属于当前现实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其结果是殊途同归，都在欺骗的帐幕下，远离了现实，取消了艺术，走到一起去了。右翼的学院派，不知道左翼学院派所利用的人类的痛苦，于是在艺术被否定的同时，这种痛苦也就加深了。
三
应该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欺骗乃是艺术的本质吗？我却认为恰恰相反，到现在为止，我所说的那些表现，都是在艺术上没有什么可观者的谎言。那么，艺术到底是什么？此事并不简单，这是可以肯定的。并且对那些热衷于高声叫喊并把什么事都予以简单化的人，又很难说清楚。一方面，有人认为天才应该是光辉灿烂，同时又是孤独的；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他和众人一样普通。然而现实可绝非如此简单。巴尔扎克用一句话便使人感到了天才的真谛：“天才和大家一样，但却没有人和天才一样。”因此，就艺术而论，离开现实，它便一事无成，而离开艺术，现实也微不足道。那么艺术怎样高于现实又怎样服从现实？艺术家选择他的描写对象，同时也被对象所选择。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在不可捉摸方面和在未成形时，乃是对人的一种反抗，因为它赋予现实的是另一种形式，一种受局限的形式，因为现实是艺术灵感的源泉。从这方面讲，我们大家都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人不是如此。对于客观存在，艺术既不全部排斥，也不全部接受，但同时它既排斥又接受，所以它只能是不断翻新的一个现实的片断。艺术家也便永远处于这种暧昧状态，他既不能否认现实，又始终在艺术尚未成形时不断地对它提出争议。为画出一个静物，一位画家同一个苹果之间便不断地互相冲突和互相纠正。如果各种形态离开了世人赋予它们的光明，那么它们就自己给自己赋予光明。人间万物由于本身便是光辉灿烂的，所以能够成形、成物，并从它们自己身上接受了第二种光明，才得以使无上的光明保持不变。就这样，伟大的文笔就始终处于艺术家和他描写的对象的中间。
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艺术是否应该逃避现实或服从现实，而在于为使一部作品不至于在虚幻的要领中消失或不至于被沉重的包袱所压垮，关键是对现实的指导要掌握何种分寸。对这个问题，每个艺术家都应依据自己的感知和能力来加以解决。更为强有力的是一位艺术家对世间现实的反抗，更为沉重的是平衡艺术家的那种现实的分量。然而这种现实的重量却永远无法消除艺术家的孤独感。最杰出的作品，如希腊的悲剧，如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乃是那种能够在接受现实和排斥现实之间取得平衡的作品，在这里接受和排斥在不断的显现中互相激发，这样无论描写的是欢快还是痛苦，都能产生巨大的活力。日久天长便会出现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既不是我们每天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又是那个世界，它既特殊又一般，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天才的力量和不满于现状所引起的短时间没有危险的危险。正是这些，同时又不是这些，使得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但又非常有意义，这便是每一个真正艺术家不倦的双重呼唤。这种呼唤使艺术家挺起了胸膛，睁大了眼睛；这种呼唤渐渐地在这个沉睡的世界内部唤醒了大家对一个现实瞬间的又是永久的想象。对这个现实，我们认识它，却从未见过它。
同样，艺术家面对他的时代，既不能走回头路，又不能迷失方向。如果走回头路，他就会言之无物。反之，如果他把这个时代当做他描写的对象，他就会把自己也作为这个时代中的一员，同时也就不会完全听命于这个时代。换句话说，在艺术家选择了同大家共命运的时候，他便宣告了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存在的个体，不能再走出这种境地。艺术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以他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亲身感受，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为依据。亦即是说，以严格意义上的当前时事和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活生生的人为依据，而对于一个现在仍然活生生的艺术家来说，他对待当今的事情不应该以当前的时事对尚不能预见的未来有何关系为依据。以一个尚未来到人世的人的名义来判断当今世界上的人，那是巫婆的把戏。艺术家本人对神话的评价，应该以该神话对当今活生生的人有何种影响为标准。预言家，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他们的评价无论绝对与否，都不能代替艺术家的评价，因为艺术家不能那样。如果他也作出绝对的评价，他就要毫无区别地参与到现实的善与恶中间去，他就要写出一出情节剧。相反地，艺术的宗旨，不是立法，也不是支配一切，它首先是理解众人。有时它也能起支配作用，那是因为它理解了众人的缘故。没有任何天才的作品是建立在仇恨和歧视的基础上的。因此，艺术家在其前进的道路上，要宽恕而不是审判。他不是法官，是修理工。他是有生命创新的永恒的律师，因为创新永远是有生命的。他出于对众人的爱而进行辩护，而不是为那种遥远的、使当代人道主义丧失尊严的基督教式的法庭而辩护。相反地，伟大的作品最终都会使所有的法官哑口无言。通过这种作品，艺术家向人类的最高形象表示敬意，并向最后一个罪人鞠躬致敬。王尔德[126]在监狱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不幸的人和我一起被关在这种悲惨的地方，在这里，同生命的奥秘只有象征性的联系。”是的，这种生命的奥秘，同艺术的奥秘是一致的。
在一百五十年里，商品社会的作家们，几乎很少有例外地认为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责任的幸福环境中。不错，他们是那样生活过来了，随之他们也便孤零零地死去，和他们曾经那样生活过一样。可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作家，则绝不会再孤零零的了。相反地，我们应该明白，不可能逃避共同的苦难，应该明白，我们唯一的辩护，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替那些不能讲话的人讲话。的确，我们要替那些目前尚在受苦受难的人讲话，不管这些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政界要人有多么显赫，也不管是哪一些政党，只要他们压迫人了，我们就要讲话，对艺术家来说，没有享有特权的刽子手。因此，美，在今天，特别是在今天，不能为任何一个党派服务，它或迟或早只能为人类的痛苦和自由奉献出自己。唯一能投入战斗的艺术家是这样的人，他绝不拒绝任何战斗，但却拒绝加入到正规部队中去的艺术家，我这里指的是自由射手。他在美中得到了教益。如果他能正确地吸取这种教益的话，那他所吸取的不是个人主义，乃是坚定的博爱精神。这种美从来都没有强制过任何人。相反地，几千年来，每日每时它都在解除加在上百万人身上的枷锁，有时候它甚至对某些人予以彻底解放。
在美和苦之间，在人类之爱和自然之爱之间，在不堪忍受的孤独和不堪忍受的喧闹之间，在排斥和接受之间始终存在着这种永恒的紧张关系，说到这，我们似乎已触及艺术的伟大之处。它在两条鸿沟之间踟蹰着，一条是极端无聊、无所事事，一条是积极宣传、说教。艺术家便在这两条鸿沟的分界线上向前行走，每迈出一步，便是一次侥幸，便是一次冒险。然而就是在这种风险中，也只有在这种风险中，存在着艺术的自由。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诸位看，是不是像一个苦行者的戒律？哪一位艺术家能否认这一点？哪一位艺术家敢于说自己在这种永无止境的奋斗中已经功德圆满？这种自由的取得必须以身心健康为前提，必须有一种心灵的力量和极大的耐力。这种自由同所有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永无止息的冒险，是一种使人精疲力竭的奋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对这种冒险像对待过于苛求的自由一样敬而远之，却宁可甘受各种限制，至少，可求得心灵的宁静。但是，倘若艺术不是一种风险，那么它何以要为自己辩护？不，自由的艺术家已不复是自由的普通人，也不是一个安享清福的人。自由的艺术家乃是这样的人，他须花大力气为自己营造一种合理的秩序，他所应支配的事物愈是松懈，他的戒律愈应严格，他也便应该愈加肯定他的自由。纪德有一句话，我总认为它很容易引起误解：“艺术因限制而生存，因自由而死亡。”这是真理，但却不应理解为艺术可以被人牵着鼻子走。艺术之所以生存在它为自己所加给的限制中，如果别人给予限制，它就会死亡。反之，如果它不给自己以限制，那么它就只有屈从于外界的限制。最自由的艺术以及最具反抗性的艺术，将是最典范的艺术，也将花最大的力气。如果一个社会及其艺术家们，不愿意付出漫长的岁月和这种自由的努力，如果他们任凭自己舒舒服服地打发生活，或者循规蹈矩地搞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一套玩意儿，或者只醉心于现实主义的说教，那么这些艺术家就会堕入虚无主义和无所作为之中。说这些，乃是为了说明，当代的文艺复兴要依靠我们具有远见卓识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意志。
是的，这种复兴，就掌握在我们大家的手中。为此，我们应该不惧任何风险为自由而奋斗。这样，问题也不在于是否能够保卫我们的自由，而在于我们应该明白，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将一事无成而且失去未来的公正和从前的美。只有自由才能把大家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拉出，而强制就只能在一片寂静的空间里盘旋，而艺术，也便由于我力图予以界定的这种自由的内涵而把自己的裂痕抹平。到那时，对于敌人通过一切压迫手段所表现的一切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对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为当代暴政（不管这种暴政是左的还是右的）的第一批牺牲品，又有什么可惊讶的？所有的暴君都知道，在艺术作品中都有一种摆脱束缚的力量，这种力量对那些不相信它的人是神秘的。每一个伟大的作品都能使人类的面貌更加美好，更加高尚。这就是它的全部奥秘。而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和监狱也绝不能把形象鲜明的庄严物证变得一团漆黑。所以那种认为为酝酿一种新文化而把现有的文化予以终止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绝不会把人类对他们的苦难和伟大不间断的见证予以终止，正像我们不会终止自己的呼吸一样。没有继承，便没有文化，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排斥我们的任何遗产，即西方的遗产。不管将来的作品如何，它们都将具有这种奥秘，都将是勇气和自由的产品，都将是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们的勇敢精神所滋润的硕果。是的，当现代的暴政向我们表示，艺术家是公众的敌人时，它是有理由的，但这种暴政也正是通过艺术家向人类的一种形象致敬，而这种形象直到如今，没有任何力量能摧毁它。
我的结论是简单的。这个结论便是在我们喧嚣和疯狂的历史时代中大声说：“我们应该欢欣鼓舞。”不错，我们应该欢欣鼓舞，为看到一个说谎而又舒适的欧洲的涅槃而欢快，为我们能够看清这个残酷的现实而欢欣。我们应该以一个真正的人的身份而欢欣，因为一个漫长的骗局已经被揭穿，因为我们已看清了是什么在威胁我们；我们应该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而欢欣，因为他们已从睡梦中醒来，对外界事物已不再无动于衷，敢于正视群众的苦难、敢于正视监狱和鲜血了。如果面对这些悲惨景象，我们善于把当时的情状和人物的形象保留在记忆中，反之面对人类之美，我们能够不忘记从前的屈辱，那么我们西方的艺术家将会逐步找回自己失去的力量和往日的辉煌。不错，在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的艺术家能遇上这么多严峻的问题。然而，也恰恰是当这些艺术家，为几个词、几句话，即使是最简单的几句话付出了自己的自由甚至鲜血时，他们才学会了如何把它们使用得有分寸。危险造就了典范，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根植于风险中。
艺术家不承担责任的时代已然过去了，我们为自己失去这么好的机遇而对此表示惋惜，然而正是这种磨难，却向我们提供了真正的机遇，我们要接受这一挑战。如果艺术的自由仅向艺术家提供一种生活舒适的环境，它便不可贵了。为使一种价值或一种道德扎根于一个社会，应该首先是不欺骗。如果自由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那它就已不再处于妓女的地位了。但我也不同意那些抱怨今天道德已经沦丧的人的说法。从表面看，他们讲得有道理。但实际上，道德却从来没有像它从前曾经是几位书斋里的人道主义者的玩物时那么堕落过。今天它虽然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危险，但却有机会使自己重新站起来，有机会使自己重新变得受大家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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