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文丛》前言

    陈骏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当代中国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但与现实主义并存的，是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当代中国文苑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这是数十年来中国文苑所未曾有过的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我们相信，文学的发展尽管曾经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外界种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可能会出现一时的低谷，但它决不会萎顿，更不会消亡，它将应和着社会变革和时代前进的脚步，应和着文学审美主体多元的审美旨趣，而获得新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融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当代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文学新世纪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当代中国作家创作的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看重其文学性，又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既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当年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长江文艺出版社毅然做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受感召，也是我欣然接受担任该文丛主编的原因之一。之后，文丛又得到出版社的继任领导的支持，使其能够连续出版至今。

    《跨世纪文丛》自1992年下半年出版第一辑，至1999年下半年已连续出版了六辑60本，总字数在1500万字以上，在同类文学丛书中，它是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出版数量最多的一个。迄今应邀先后加入该文丛的共有59位作家，均为新时期以来的精锐的作家，老、中、青三代兼有，而以中青年作家为多。文丛出版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欢迎，被认为是一套高品位的文学丛书，反映了当代中国多元的文学景观，开90年代以来纯文学丛书之先河，并已成为文学类的“品牌”丛书和图书市场上的常销书。这是我1992年出任该文丛主编时所未曾料及的。在此，我应该感谢加入该文丛的所有作家朋友，以及给予过此文丛以关爱、呵护和鼎力相助的所有朋友们，特别是文丛的顾问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文丛的策划以及参与过该文丛工作的所有朋友们（恕我不一一具名）！这是文丛延续至今而不衰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为了巩固和扩大《跨世纪文丛》的成果，以便为历史留下当代人创造的文学财富，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与我取得共识，决定于新世纪的伊始继续推出新一辑《跨世纪文丛》，本辑文丛如前六辑一样，坚持高档次、高品位，并兼及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加入的作家既有文苑老手，又有文苑新锐。本辑文丛仍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因人成辑，每辑25万字左右。

    愿《跨世纪文丛》继续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够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2001年2月初于北京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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