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快写完的时候，李丽华再次打来电话想见一见我。我在电话中思忖片刻，然后说：“好吧。”我们约好了见面地点，在中环一家茶餐厅。我其实是想拒绝她的，但是也想见一见她，因为我知道她和我一样是旗袍迷，她有无数套旗袍，据说不是旗袍的衣裳她从来不穿，这一点令我刮目相看，我是做不到的。那天我是一身桑子红旗袍，是最近邝文美陪我新做的。老上海那些宽袍大袖全扔进火堆里烧掉了，现在上海也没人做旗袍了。只有在香港，还可以找到称心如意的旗袍师傅，找到上海滩的感觉。这身桑子红颜色我从来不曾穿过，买布料时她陪我去，认为这颜色其实一点都不老气，十分适合我。我为了中和一下桑子红的颜色，又做了一件象牙白色的短衫。

    那天我刻意迟到了，李丽华正在等候我，她是新烫过的短发，相当俏丽。一件紧身旗袍是潮湿绿色，胸口绣着一枝梅花，一路斜斜地向下。她看到我，站了起来迎候，那高挑的身材，确实是美人胚子，令人着迷的美人。桌上是精美的点心和茶具，我略微喝了点茶，向她道谢：“实在不好意思，我新近手头正在写着小说，还没有完成，下面还会有一部。”李丽华说：“不急，反正我是不会回大陆了，自己开公司是来香港的计划之一。剧本不着急的，有时间您为我写一部，我可不就是想见一见张小姐，一睹芳容。”我笑着说：“是说我吗？我久仰李小姐芳名，李小姐的电影，我是部部不落的。”她说：“想来我们两人应该是有缘分，很有缘分。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和你张爱玲合作一次。”我说：“是吗？”她点点头：“是的，你难道没听说吗？”我说：“听说什么呀？”她说：“我其实也是来香港后才听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对夏衍说了一句话，他说，上海有三个文艺人才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留下来。哪三个人呢？一个是刘海粟，一个是你张爱玲，还剩下一个，就是我李丽华。现在三个人跑掉了两个女人，只留下一个刘海粟。”我说：“真的？我不知道，但是夏衍倒是几次要挽留我。”

    到底是没有交往，见面客套话说过之后，我们都沉默了。最后略略再坐了坐，我起身告辞。她也不介意，落落大方地将我送到门外，双手交握着看我走远。我没有回头，一直走到马路拐弯的地方，整个人才松懈下来。

    回到家继续写《秧歌》的最后两章，不管怎么写就是不满意。我已经删了两次，还是不如意。也找不到大问题，就是感到不对味。八点钟左右，我的“八点钟的灰姑娘”准时来敲门。我打开门，她说：“今天要盛装出行啊？”我说：“嗯，出去一会儿——我头皮都搔破了，最后两章总不满意。”我照照镜子，虽然换了家居衣裳，但是妆容仍在。我对邝文美说：“你猜我见到谁了——”邝文美说：“见谁了？”我说：“烟视媚行，盛装出行——用张爱玲的语言，绝对的弹睛落目。”她笑起来：“可惜我没看到。”我放松下来，告诉她：“我去见李丽华了。”她说：“真的？”我说：“总算拒绝了她，这才明白，拒绝别人的盛情，也是很难的。”邝文美说：“香港小报上说，她在大陆的老公张善绪一直催她回去，来她这里住了几个月，她一直不回去。”我说：“这个是对的，大陆千万不能回去。”我胡乱收拾着桌子上的稿子。邝文美说：“看你写小说，就如同女人进产房生孩子。”我说：“道理是一样的，没有哪行饭好吃——这一稿我读给你听听，你看看好不好。”她点点头：“读吧。”

    第二天一早，村上的人都聚集在村公所外面。参加游行的都排起队来，秧歌队排在前面，挑着担子送年礼的排在后面。敲锣打鼓，扭秧歌的开始扭了起来。男女站成两排，不分男女都是脸上浓浓抹着一脸胭脂。在那寒冷的灰色的晨光里，那红艳的面颊红得刺眼。挑担子的弯着腰钻到扁担底下，然后吃力地直起身来。扁担的一端摇摇摆摆吊着那淡白色的肿胀的半只猪。割下来的猪头，坐在篾编的盘子里，猪耳朵里很俏皮地掖着一两朵粉红的小纸花。别的篾盘里盛着一堆堆洁白的年糕，像砖头一样硬，叠得高高的，上面也贴着金字，插着纸花。

    邝文美听着，笑起来，说：“嗯，很好，我就好像回到了大陆，有一种奇异的稔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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