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归宿

    经过多年的争论，绝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说。为此，1988年国务院核定并公布湖北通山九宫山李自成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1997年5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在北京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使得李自成遇害通山说与禅隐石门说的争论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攻占北京，逼使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后，仓促登基，组建大顺政权，年号“永昌”。由于在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犯了一系列战略性错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后在山海关、潼关被清军大败之后，只得于顺治二年（1645）正月撤出西安，向湖广转进。四月下旬九江西之战败后，李自成率领大约万余人的一支小部队，为清军八旗劲旅紧追不舍，在九宫山区被围，李自成仅率少数亲随突围，又遭到当地乡勇伏击，于五月上旬遇害于湖广兴国州通山县九宫山北麓，即今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北麓。

    根据史实，不论是阿济格的清兵，还是南明奉弘光之命追剿的何腾蛟，还是具体下令各地方乡勇截击“闯贼”的咸宁知县陈鹤龄，都未能得到李自成的首级，于是自然有人生出种种疑问。关于其兵败后死于何时何地，因何而死，数百年来，官私史乘、谱牒、方志所记歧误错见，人各异词：有的说他是自杀，有的说他是遇害，有的说他是逃禅老死；死地也有湖北、湖南、山西、江西、贵州等几种说法。尽管湖北通山县已修闯王陵，但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其中流传较久、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二是遁入湖南石门夹山寺为僧，以奉天玉和尚名义在幕后指挥联明抗清，至康熙十三年（1674）圆寂于该寺。由于两派学者都举出大量证据，因此至今尚无定论。

    “禅隐说”论者认为，近年来所发现的关于奉天玉和尚的文物，进一步说明李自成晚年确实当和尚。首先，乾隆年间沣州知州何磷曾到夹山实地调查，见到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陕西口音的七十岁老和尚，他告诉何磷，奉天玉是顺治初年来寺，并取出其画像，观之“肖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因此何璘撰写的《书李自成传后》中推论道：“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为天子所重，殆讫死不去僭号”。这一说法被采入《沣州志林》，其后《楚南史赘》和《小腆纪年》等也都进行摘录。

    其次，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2）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自号“奉天玉”，即以“奉天王”加一点来隐讳。

    其三，夹山新发现的《梅花百韵》木刻版中有一首《东阁梅》说：“徐听三公话政猷”，那口气与和尚迥然不同，而像皇帝听三公阁老论政。

    其四，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奉天玉弟子野拂立的“奉天玉”断碑、康熙十四年杨彝子写的《重修夹山灵泉院功德碑记》和道光三十年通州知州王大猷撰写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都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

    章太炎先生在《再书李自成事》和《李自成遗诗存录》中支持何磷的“禅隐说”，其提供的理论依据是“道俗相传为李自成”，“以自成尝称奉天倡义大元帅”。阿英在《李闯王的死》一文中也支持此说，虽然他声明“我不是绝对的‘逃禅’论者，因为李闯王的被击毙，仍是有其可能性的”，但依然不排除“确有‘假死’和‘逃禅’的可能”。此说《直隶澧州志》、《石门县志》和《米脂县志》均已采用。

    与“禅隐石门”说形成鲜明对照的“九宫殉难”说。比较前一种说法，“九宫殉难”以其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众口一词地确证了李自成的最后殉难埋骨地点是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麓小月山牛迹岭。

    首先看追歼李自成的清廷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的奏报：“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李自成不得，又四处搜缉，有降将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李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过后不久，事实基本上就弄清楚了。如顺治二年冬，大顺军叛徒、清荆州总兵郑四维在给皇帝上的奏议中抱怨说：“皇上只知闯逆已除，不知余孽尚在”。

    再看南明总督湖广、川、贵、广东、广西五省军务兵部尚书何腾蛟的《逆闯伏诛疏》：“（闯王）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而闯逆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

    费密的《荒书》对李自成殉难及确认经过描写可谓详尽之至：“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迹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泽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氏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而在《钟祥县志》“武官”条“经历”栏中，还真找到了程九伯的名字，以此足可断定《荒书》史料的可靠性。

    李自成墓另据通山县博物馆毛彦斗《通山金石铭李闯》一文称，通山各地发现了不少足以印证李自成殉难九宫山的金石铭文。其一为双龙首鎏金马镫，1955年征集于通山县横石镇，现存通山县“李自成博物馆”，1994年四月经国家鉴定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据光绪八年《九宫山志》记载：“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得马镫二。江北人胡某营肩贸易于其地，先后出钱数百换得之，洗刷细视作黄金色，上有‘永昌’年号，闯物无疑也”。其二为“李延碑志”。1982年三月，县文管所调查反映，说在1950年以前九宫山九一宫前曾竖有一块“李延碑志”，1959年扩修云中湖水库时将此碑砌筑了水库大坝。据找到当时参加施工的民工回忆，大略记得“李延碑志”和“顺治丙戌岁仲冬吉旦立”十来个字。其三为东台寺寺钟、石碑铭文。东台寺寺钟上有铭文280余字，其中有“崇祯十七年，闯贼踞庵”字样。东台寺石碑刻于道光甲辰十二月初八，碑题为《东台寺孙家庵恒阳禅寺海龙春会序》，碑文470余字，文中亦有“崇祯之末，毒遭闯踞”字样。

    自从1980年湖南石门县李自成调查组挖掘奉天玉和尚墓，发现并征集到一批文物，对文物做出种种解释以论证“禅隐说”之后，两派争论一直不休。经过多年的争论，绝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说。但1997年5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在北京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使得李自成“遇害通山”说与“禅隐石门”说的争论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洪承畴降清

    洪承畴叛明降清，并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开清重臣。明朝的遗老遗少却恨之入骨，制造种种流言蜚语，谩骂攻击洪承畴。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出于反清的政治需要，大造舆论，大骂明末清初投降的汉官为“民族败类”、“叛徒”、汉奸”等。洪承畴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庄妃色诱洪承畴”就是一个根据民间传说而加以塑造的所谓“历史”，那么这个传说是真是伪，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1）中进士，入仕后屡经升迁，神宗末年官至陕西布致使参政。思宗即位后，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洪承畴因善于用兵，先后被升为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领兵镇压农民起义，俘杀了闯王高迎祥。1631年，又在渣关设伏，使李自成大败后带着十八骑逃入商洛山，关中的农民军一时被镇压殆尽。

    同年，清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洪承畴应征入卫京城。次年春天，被调任总督蓟、辽军务，赴关外指挥十七万明军与清军作战。1641年，清兵围攻锦州时，洪承畴率大军十三万增援，被打得大败，退守松山。次年二月，清军攻陷松山，俘虏了洪承畴，并关押其于故宫里边的三关庙内。

    洪承畴起初还抱定忠于明朝不惜一死的决心，拒绝了不少满汉大臣的劝降，即使在满族官员举刀威胁时，他也没有屈服。皇太极又以囚禁和虐待的方法迫使他屈服，他也以绝食相对抗，并经绝食七天而不死。皇太极再派范文程去劝降，他仍痛加斥责，表示决不投降，要以身殉国。范文程则仍和颜悦色并引经据典劝他归附大清。谈话间，范文程见梁上有灰尘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后，洪承畴几次小心地将灰尘拂去，于是范回去告诉皇太极，说洪承畴“必不死”。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洪承畴最终放弃尽忠的思想而投清的呢？长篇小说《李自成》中有一段生动而传奇的描写：正当群臣无计可施之时，庄妃自告奋勇，亲自出场上阵了。这位三十岁的少妇，装扮成汉女侍婢，格外俏俊。她手捧参汤进入囚所，极尽温柔，晓以利害，洪承畴在她婉言相劝之下，终于降了清朝，为清朝主中原神器、定九州风雨立下功劳。

    而更有野史绘声绘色地记载：据说在洪承畴绝食的第四天，屈辱痛苦恍惚之间，忽然一位汉族打扮的俏丽女子推门而入，呜呜咽咽地陪坐在洪承畴的身边，竟使洪承畴丧失了戒心，视其为同病相怜之人，攀谈起来。洪联想起自己的娇妻爱子，百感交集，也泪如泉涌。那女子一面为他拭泪，一面悄声劝道：“将军啊，人生求死容易，活下去才难。明朝比如一座大厦，将军你就是明朝的栋梁，如果栋摧梁折，明朝还靠什么来支撑？当前，明清两国势均力敌，战则两败俱伤，和则共同兴旺。以将军的威望，若能保全性命，从中调停，把弄僵的局面扭转过来，达成协议，岂不是报效了朝廷和天下生民么？”

    洪承畴沉吟不语。那女子又乘机娓娓道来：

    “将军纵使不念及家人和我小女子的私情，也应念及生民和社稷”。

    “但是……”洪承畴已然心动，欲言又止。

    那女子忙接口道：“清主仁慈宽宏，决不会为难将军的”。

    洪承畴刚刚点头，门就立刻打开了，原来大清皇帝皇太极“恰巧”来了，他正盼望这个结果！

    此后，洪承畴跟随多尔衮入关，攻城掠地，灭明辅清，平定江南，扫荡云贵，败李定国，除明桂王，为清王朝驰骋疆场二十余年，真正成为了满清扫平中原的先锋。

    这是庄妃第一次露了峥嵘。

    其实关于庄妃“以色诱洪”的故事在清初就产生了。从近人所著的各种史籍中，比如萧一山《清代通史》以及印鸾章《清鉴》可以看到这个传说的“近代形态”，已经是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添枝加叶的结果了。

    那么清早期众多史籍中对此有怎样的描述呢？据昭梿《啸亭杂录》卷一《洪文襄》条云：“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归。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皇太极）命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清史稿·洪承畴传》也有类似的描述：范文程前去劝降，云：“上（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之去。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

    清史专家佟悦介绍说，关于庄妃美人计劝降洪承畴只是野史中的传说，没有文字作证。历史资料记载，皇太极亲自到三关庙看望洪承畴，并亲手将貂皮大衣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于是跪地称臣。佟悦分析，在皇太极劝降之前，可能已经有美女做好了招降的前期工作，但是否派遣庄妃前去劝降已无从考证。

    对于“庄妃劝降”，学者多认为不可能。其原因有三：（1）洪承畴是个饱受儒学熏陶的大学士，知识渊博，深知“礼仪廉耻”，绝不可能在兵败被俘，生命垂危之际，心生邪念，被一个少妇所迷，拜倒在其石榴裙下。（2）洪承畴官位显赫，在当时的社会，三妻四妾也不为过。何愁没有美女做伴。但其只有一妻一妾，发妻李氏又是长期留在英都老家侍奉母亲（顺治六年才进京团聚）。只有侧室刘氏在所。洪承畴不是好色之徒，绝不会在生命垂危之际为女色所动而降清。（3）庄妃为皇太极妃子，皇权至高无上，皇太极不可能也不会允许庄妃色诱洪承畴。

    洪承畴降清的原因，恐怕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

    史可法殉难

    扬州城破之后，有关史可法的下落成为一个千古不解之谜。当时人洪承畴就曾发问：“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后关于史可法去向的记载、传说颇多。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是扬州史公祠里的一副著名的对联。梅花、明月、亡国、故臣，这些苍凉悲切的词藻，使人油然想起三百多年前以身殉国的那位民族英雄。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郐，明万历三十年（1602）生于河南祥符，即今开封。他的先人在明太祖时做过锦衣百户，官虽不高，却是皇帝近臣。祖父是万历间举人，做过知州，为官清廉。父亲没有什么功名，是个本分人。史可法的祖父曾说过：“我家必昌！”可知家人对于史可法的出生是充满了期望的。然而在史可法出生之际，不仅家运不昌，国运更糟。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帝次日凌晨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槐树上。史可法一心想苦苦支撑的明王朝大厦，一夜之间哗啦啦倒塌下来。

    顺治二年（1645）初，摄政王多尔衮命令豫亲王多铎，按原定计划，由西安掉转兵锋，直下东南，往取南京以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弘光政权是南方的明朝官僚勋贵，得悉北京沦陷、崇祯帝殉国的消息后，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菘政权，接续明朝正统，年号弘光。

    是年七月，多尔衮致书南明“领袖名流”、东阁大学士、督师扬州的史可法，责怪其拥立福王称尊为非法，应立即削号归藩，则“永绥福禄”。并引诱说如“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即南明臣僚投降我清朝，则像对待降清的吴三桂那样，“列爵分土”。警告史可法“取舍从违，应早审定”，而“南国安危，在此一举”。这是劝降书，史可法虽然不为其所动，却仍然天真地幻想着能“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但同时也表示了忠心报国的态度：“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

    顺治二年（1645）正月，被清收买的明总兵许定国诱杀了明江北四镇将之一的兴平伯高杰。史可法痛失一位收复失地之志甚坚的抗敌将领，深感清兵会随时南下，必须加强河防。乃紧急调兵遣将，部署堵御事宜，不料行动神速的多铎已率兵杀来。多铎于二月初八日奉旨往取南京，分兵三路挺进，三月二十二日取归德（今商丘市南），二十九日下颖州（今阜阳）。

    四月十九日，多铎大兵将扬州包围，为了活捉史可法，多铎下令诸军暂缓攻城。在此时，多铎已遣使致函史可法，署称“豫王致书史老先生阁下”，史可法却将其书转呈朝廷。后多铎又接连五六次发出招降书，但史“皆不启，投之火中”，至此，多铎无奈之下，又令明降将李遇春持书前往扬州城下劝降。史可法怒斥其变节通敌。李遇春说：“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大怒，令发箭射李。

    多铎在屡屡招降失败后，知道史可法殉国之志不可移，于是加紧攻城。二十五日，扬州城破。随后的几天，因恨扬州兵民固守，抗命不服，多铎命清军大开杀戒，留下了屠戮扬州十日的历史记录。

    扬州城破之后，有关史可法的下落成为一个千古不解之谜。当时人洪承畴就曾发问：“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后关于史可法去向的记载、传说颇多。

    有的说，史可法于城破时出城逃生。具体出逃过程又各执一端。一为缒城出走，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记曰：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诈称明总兵黄蜚的援兵到，史可法令开西门放行，清兵进城，即攻击明军。史可法于城上见此状况，知无可挽回，即拔剑自刎，左右相救，遂与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去。二是跨骡出城，乾隆《江都志》载扬州故老所言：城被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为此还有人赋诗云：“相公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

    康熙年间孔尚任《桃花扇》，则认为史可法是沉江而死。史可法出城后，骑马渡河，因马蹶落水溺死。或说他出东门遇清兵堵截，自觉无望，即赴水自尽。

    还有说清兵破扬州时，史可法便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计六奇于顺治六年（1649）外出，途中坐船遇一嘉兴人，自称是当年扬州抗清失败后逃出来的，他说城破时史可法下落不明。

    一般史家通过对清代的史料加以分析，认为史可法于扬州之役被俘遇害。《清实录》云：“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明史》说，史可法自刎未遂，被部将拥至小东门，为清军抓获，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遂遇难。还有史可法嗣子史德威著《维扬殉节纪略》记述道，扬州城陷时，史可法自刎未遂，为清军捕获。多铎对史可法“相待如宾，口呼先生”，并劝降说：“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史可法答曰：“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哉！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于是被杀。此外，史可法于四月二十日左右写过五份遗书以及给其母亲、夫人、叔父兄弟及致嗣子史德威的书中，都表示了“一死以报国，固其分也”的坚定态度。可见他早就抱定一死之心，说他得以逃生似不可信，且其部将刘肇基在扬州城陷前已中流矢而亡，不可能与史可法一同“缒城潜去”。

    吴三桂投清

    吴三桂的一生，身经两朝，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还存在很大争论，但视吴三桂为民族败类的定性还是比较清楚的。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是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所写七言古诗《圆圆曲》中的两句，不无讥讽地鞭笞了不顾民族大义、屈节投降的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极耐人寻味。

    吴三桂（1612—1678），字长白，高邮（今属江苏）人，后迁辽东（今辽宁辽阳），生于将门之家，父亲吴襄，武进士出身，崇祯初年，以守辽东有功官至锦州总兵。吴三桂自幼学习弓马，后来得中武举，又以父荫袭封都督指挥。他在军中先后任游击、副将等职，由于其父和舅父祖大寿都是高级军官，他又投在辽东方一藻和洪承畴的名下，并拜总监辽东兵马的大太监高起潜为“义父”，明末已是兵权在握的驻防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封平西伯。

    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明、清军队在松山和杏山展开决战，吴三桂中了皇太极的埋伏，差点儿做了俘虏，只身逃回山海关。崇祯闻之大怒，想对其严惩。多亏吴三桂疏通关系，才化险为夷，只受了降职三级的处分，仍旧带兵驻守宁远。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腐朽的明王朝终于灭亡于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已封为平西伯的吴三桂因勤王不及，于三月二十二日退守山海关，开始了他一生中矛盾复杂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李自成知道吴三桂重兵在握，因此许以高官厚禄，并派人送去四万两犒师银，以解吴部的燃眉之急。七天之后，李自成派人携带吴襄的家书、封侯的敕书和大量银钱，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劝他“审时度势，弃昏就明”“（如果）及时早降，不失通侯之贷”。

    吴三桂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吴三桂心中十分矛盾，他原想观望一下再说，待看了父亲的家书之后，吴三桂面对民军和清军两大势力，最终做出投降大顺农民军的决定。然而，四月五日，当吴三桂率军抵达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途遇由京中逃出的吴府家人。于是，“忿而中改”，勒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

    对于吴三桂中途返回，坊间向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农民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如《清史稿》记载说：“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清史列传》记载说：三桂“悦歌女陈沅，以千金购之……至是，为贼将刘宗敏掠去。三桂闻之，作书绝父，驰归山海关”。明末诗人吴梅村更是特赋《圆圆曲》一首，笔调尤其尖锐。诗曰：“顶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从此，“冲冠一怒为红颜”脍炙人口，并似成这一事件的定论。此外，《明史》、《平寇志》、《四王合传》，以及《庭闻录》等书均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大顺农民军实行了追赃助饷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了吴三桂的反悔。如张怡在《謏闻续笔》中说：“贼得京师，召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程源在《孤臣纪哭》中也说：“逆闯急于降三桂，三桂父总兵吴襄住京城，贼逼襄书招之，襄不从，贼掠索之。三桂间京城，得状，乃以兵出关”。《甲申核真略》等史料记载，自成部下拷打吴襄，他只交了五千两银子，农民军嫌少，将其下了大牢，继续施以酷刑追逼。吴襄派家人傅海山送信给三桂，详述目前惨状，盼他快来解救。三桂算算行程日期，来不及救出父亲，况且母亲权氏、弟弟三辅等人也被自成拘捕，难有生还希望。前思后想，只能投降清军以报家仇。谈到降清原因，吴三桂自己也说：“正值李自成作乱，考虑到不能两全其美，于是乞师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

    可以说，李自成对明朝官吏刑掠和吴襄被逮，的确是吴三桂降李复叛、最终导致降清的重要原因，或根本的原因。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潜在的因素，而陈圆圆的被夺，则在吴三桂的这一转变中起了不可忽视的决定性作用，它诱发了潜在的原因，促成了转变的发生。

    吴三桂决定投降关外的清军后，就以亡明孤臣的口气给多尔衮写信，言辞恳切地请他：“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此时的多尔衮正在出师中原的路上，得知吴三桂乞师的请求，真是喜从天降，立即改道从山海关入关，并复信吴三桂许诺说：“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爵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

    吴三桂尚未动作，李自成却已率兵东进。消息传来，促使吴三桂下了坚定决心，他亲自到威远城迎接多尔衮的兵马，并在清军兵营剃头结辫，走出了投降的第一步。当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李自成农民军和吴三桂军在山海关一片石展开激战，双方打了一天多，没有分出高下。两军正杀得难分难解，两万清兵突然从阵地左侧杀来，充作吴三桂的帮手。农民军寡不敌众，仓促败退西走，清军分为两路入关，不久即占领北京。这时，吴三桂及时打起了“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麾下，充当了追剿李自成军的先锋官。三年之后，清廷又调回吴三桂，命他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守卫汉中。吴三桂没有辜负清廷的期望，不仅剿灭了不少抗清义军的余部，而且还杀害了一些朱明后裔和遗臣。顺治十四年（1657），他又进军云贵，攻打南明桂王永历政权，十八年（1661）十二月，出师缅甸，追执桂王，次年初即在昆明绞杀了桂王父子，彻底灭亡了南明政权。可以说在大清入主中原的整个过程中，吴三桂起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尽管他在以后又扯旗造反，但他投降清朝的想法和行动有目共睹，是不能怀疑的。

    纵观吴三桂的一生，身经两朝，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还存在很大争论，但把吴三桂视为卖国者和民族败类，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正如杜甫诗句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戴名世获罪

    戴氏获罪的种种因素，其中很大一个原因看来正是戴的“狂悖”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上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责人”“畏其口”，而感到威胁，不狂也不会被赵申乔抓到把柄。显然，戴名世之死正是落在了一个“狂”字上了。

    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是震动一时的文字狱大案，涉及戴、方两大名门望族。案主之一的方孝标遭到戮尸，另一案主首犯戴名世是科举制中的新科顶级人物——会元、榜眼，则受到极刑的处罚。该案株连亦极广，凡两家亲属朋友，年十六岁以上者俱处死，母女妻妾及十五岁以下之子孙俱入官为奴。此外，亥印者、作序者等无一幸免。桐城派名宿汪灏、方苞因为该书作序，本来要处绞刑，后经多方相救，从宽免死，罚入旗籍，至雍正登基始获大赦。《南山集》案不仅是康熙裁抑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严酷手段，亦为乾隆大兴文字狱开一恶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戴名世到底触犯了什么忌讳而遭此厄运呢？且容慢慢拨开这层历史的迷雾，了解事件的真相。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自然很有才华。曾卜居故乡南山冈，由此门人尤云鄂为其刻了《南山集》，该书集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若干内容。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上表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据称：“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于是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文字狱。

    戴氏缘何获罪？历来说法不一。但传统的看法可归结为二说：一为“反清”说，一为“枉死”说。持“反清”说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立场认为“有罪”，一种立场认为“有功”。戴氏的罪状即“悖逆”或“大逆”。《清史稿·戴名世传》云：“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从清正史的立场来看，戴氏作为清王朝的官员（翰林编修）反叛清王朝，当然罪该万死。虽然没有反叛的具体行动，但有“悖逆”或“大逆”的言辞，应属思想上犯罪。而持“有功”立场者则多为今人。比如许永璋认为：“戴氏受时代与家庭的影响，自幼具强烈的反清意识”，“将满腔激愤贯注笔端，欲潜心著述，以期从文化战线唤醒民族，如其《画网巾先生传》、《鸟说》等，就深刻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原人民肆意戮杀的罪行以及清初人民对清廷种族征服政策的强烈反抗，并表现了自己对人民遭遇及反抗的同情和讴歌……”认为这是一起民族思想斗争的大案，戴氏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以自己的热血和头颅谱写一曲民族“正气歌”。

    持“枉死”论的，则首见于咸丰庚申（1860）萧穆的《戴忧庵先生事略》：“盖年少气盛，择言不精，轻论史事，实非熙朝臣子所宜出此……”从萧穆的论断中可看出，其言外之意即戴氏当时年少气盛，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而已，决无反叛事。戴氏被杀，实乃康熙皇帝不明真相所致，是为“枉死”。王树民先生则认为“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来看，其本身自无民族思想斗争的性质可言，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一次争执的扩大，并夹杂一些偶然的因素”。“世人只从结局方面看待此案，于是将戴名世列为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样就看不到史实真相了”。

    近来，对戴氏到底是因何获罪有了新的解释。

    清王朝的统治者，作为异族刚刚开始对中原进行统治，曾遭到汉民族百折不挠的反抗。康熙时，虽政局稳定，但心有余悸，小规模的反清斗争时有发生，故清政府对有关反清的思想言论尤为关注，并严加禁止，凡涉禁例，宁愿错杀一千，也决不放掉一个。《南山集》一案正好碰上了康熙皇帝的敏感神经。赵申乔的参劾，虽无“大逆”、“悖逆”字样，但实际上正轻触了康熙的这根敏感神经，或许这正是赵的用心处也未可知。后来，九卿奏议已是有意识地、明确无误地要拨动这根敏感神经了。

    为什么会导致九卿奏议这一局面，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则在于戴氏的“狂悖”个性。戴氏自己在《徐诒孙遗稿序》中曾回忆丙寅、丁卯年间在太学时的情形：“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指徐诒孙、方灵皋、刘言洁、戴名世等人）为狂士”。赵申乔参劾奏文也称戴为“狂妄不谨之臣”、“狂诞之徒”。可见“狂”正是戴氏的个性，也正是其获罪的根源。正因其狂而遭朝中大臣、公卿的嫉恨，上下齐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清史稿·戴名世传》“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语可谓中的。从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看，赵申乔一开始是以“狂妄”“狂悖”之罪上奏章弹劾的，后来九卿复议，由“狂悖”一变为“悖逆”，虽一字之差，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逆”之罪显然是九卿罗织之语，而罗织罪名的原因就在于“忌嫉”。

    戴氏本人一身中充满了矛盾，他对科举制度以及科举制度下选拔人材的抨击不遗余力，然而其在五十七岁高龄时，还是参加了进士考试，并在殿试中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另有一种推测认为。赵申乔之所以弹劾戴名世，是因与他的长子即戴名世同科状元赵熊诏有关。康熙末年南北闱的科场案先后曝光，而北闱又与赵申乔有关，所以赵申乔不仅急于洗刷自己，而且要立新功，而如戴名世的“狂悖”言论文字为他人举发，可能会牵连儿子挂上结党之嫌，更有可能牵出前科论材不当的另一科场案，所以不如先发制人，以“狂悖”纠参戴名世，摆脱干系。

    上列戴氏获罪的种种讨论，其中很大一个原因看来正是戴的“狂悖”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上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责人”“畏其口”，而感到威胁，不狂也不会被赵申乔抓到把柄。显然，戴名世之死正是坏在一个“狂”上了。

    陈名夏之死

    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围绕着陈名夏的死丛集了很多矛盾，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清廷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事陈名夏，因议政大臣宁完我所劾“结党怀奸，情事叵测”十二大罪，被绞刑处死。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陈名夏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病逝。次年正月，十四岁的顺治皇帝亲政。济尔哈朗立即卷土重来，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抢夺权力，对多尔衮的势力进行残酷清洗，顺治因年幼而被撇在一边。事实上，这一时期皇帝的意见动辄遭到否决。渐渐成人的福临当然不愿再受人摆布，亲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传谕议政王大臣，要求：“国家政务，悉以奏朕”。可当时的顺治帝毕竟势单力薄，不仅难与郑亲王等相颉颃。还不得不依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力量。

    但不甘雌伏的顺治，也在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强化皇权的威严。既然满洲亲贵多以郑亲王马首是瞻，顺治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朝中的汉官。顺治亲政初年，一方面议政王会议的力量得到迅速加强，另一方面，朝中汉官的权力架构也在重新改组。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顺治将多尔衮时期备受恩宠的冯铨、李若琳、谢启光等尽行罢黜，转而大力提拔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等人。

    在顺治皇帝倚靠的这批汉官中，陈名夏隐然为其领袖。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一作伯史，今江苏省溧阳县人。崇祯十六年（1643），中探花（进士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保定巡抚王文奎将其荐入清廷，次年一月复故明原官，二月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陈名夏与新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礼部尚书陈之遴等人共同甄别台员，分诸御史为六等，升调降黜有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汉官权力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但是受到贬斥的官员中立刻有人反扑。五月，外转御史张煊、盛复选先后劾奏陈名夏等结党营私，铨选不公。张煊本人曾受洪、陈等优遇，时常参议机密。因外转之事怀恨在心，遂上疏举告。疏中列陈氏十罪、二不法。好在吏部尚书谭泰袒名夏，奏称：“名夏事在赦前；煊奏多不实，且先为御史不言，今当外转，挟私诬篾。罪当死”。顺治“允其奏”，张煊处绞。陈、洪等人才算逃过一劫。

    事隔不久，继英亲王阿济格获罪，多尔衮罪状诏示天下，济尔哈朗集团对多尔衮势力的清算终于落到谭泰、陈名夏等人头上。面对郑亲王等人的步步相逼，谭泰忍不住质问诸王：“为何排挤我！若有我不犹愈乎？”八月壬戌，谭泰终被治罪，顺治不得已，匆匆将谭泰正法，为防事态进一步发展。但传令“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

    即使这样，陈名夏也在劫难逃。九年（1652）正月，郑亲王等再次审理陈名夏案。他起初曾厉声强辩，百般遮盖，后哭着下跪求饶，请求免去一死。顺治帝非常鄙视他的行为，痛斥他为反复无常的狡诈小人，但考虑到自己曾下令凡吏部与谭泰有牵连之人不再惩办，还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只是将他革职而仍支给俸禄，发正黄旗，并责令他思过、悔改。陈名夏逃脱一死，还得到正黄旗籍的庇护，其余不少人却因牵连受祸。但应注意的是顺治关于陈名夏案的态度颇堪玩味，实际上杀谭泰、贬陈名夏都出于某种外在压力，并不得不洗清自己与谭、陈等人的关系，对攻击者做出交待。

    济尔哈朗等人自得势以来，不仅对多尔衮势力残酷打击，对皇帝及代表皇族利益的两黄旗势力也不断挤压。顺治对这种状况耿耿于怀，并决心利用明朝旧制改革现状。他首先加强对汉官势力的扶持。十二月，顺治宴请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侍卫于中和殿。赐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及汉尚书高尔俨等朝服各一袭。为陈名夏制造复出的机会。十年（1654年）正月，顺治对“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表示不满，要求汉臣积极参与政事。这一时期，顺治对熟悉故明旧制，又敢于任事的陈名夏大力擢升，对“畏惮忌祸，不敢进谏”的陈之遴等则深致不满。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已不满足于对朝廷制度的小打小闹的改革，他要仿照以往旧制，从根本上实现皇帝的中央集权，以抗衡甚至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集体议政制。

    自顺治亲任汉官以来，内外汉官的文化优越感就已经被充分激发起来。他们不敢在大政方针上有所建言，却不断要求皇帝习经书、读通鉴、开经筵等等，意在促使皇帝提高对汉文化的认同，进而提高汉官的政治文化地位。现在有了皇帝的进一步支持，在还未等搞清时局发展的情况下，便迫不及待行动起来。正月十九日，京畿道监察御史吴达上《特参内院大臣之非以端之》本，称“未闻冲龄御世，聪明轶于百王，而大小臣工臃肿聚于一时，开代之初即抱有君无臣之叹如今日者也”。矛头即指向朝中满官。二月初，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上疏请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用汉人。种种迹象表明，朝中汉官对满人擅权的强烈不满，在尚未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突然倾泻出来。

    吴达的奏本和李呈祥的上疏激起了轩然大波。在举朝满臣的强烈要求下，吴达的上本被付诸廷议。尽管吴达再三解释，也逃不了被贬的命运。李呈祥的奏疏更是触犯满臣的众怒，连顺治也认为：“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

    皇帝的本意只是借汉官的支持从而摆脱议政会的掣肘，使自己独揽大权，绝不可能将政权拱手交回汉人手里。为了自己和皇族的利益他可以暂时与汉官联盟，但当满汉矛盾突然尖锐起来，他的立场不得不偏于满方。在这样的事件中，顺治突然意识到汉官思想深处对当前政权的敌对，就自然而然对他们的忠诚起了怀疑，倚靠他们恢复旧制的热忱也日渐消退。

    四月，明朝降将、总兵任珍因私杀家属而被革职，又口出怨言而被奴婢告发，终被逮捕。刑部的满族官员议决要将他处死和抄家，以陈名夏为首的27名汉臣却认为任珍罪不该杀，又不敢明说，只是拖延搪塞。在满官的参奏之下，顺治帝不得已曾将陈名夏定为死罪，后改为降官职二级，罢去吏部尚书之职，并严厉警告他要痛改前非。

    次年，陈名夏的死敌宁完我成为满洲议政大臣，这一次满洲贵族对陈名夏展开了致命的打击。三月一日，宁完我上章弹劾陈名夏，说他怀奸结党，奸乱日甚，党局日成，是“南党”“党首”，对国家危害甚大。还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如屡次违法乱纪，蒙宽恕而阳奉阴违，还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升擢官吏不公、包庇罪臣；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与科道官勾结成党；利用职权图谋私利；纵容儿子陈掖臣在南京凌暴乡邻，侵占官田，收受贿赂。

    对陈名夏的弹劾，也有警告皇帝之意。顺治无奈，只有将他交给大臣们审理，并被定为斩刑。顺治后又允其留全尸，于同年三月绞死。陈名夏一死，顺治皇帝及清初汉官的改制之梦也就彻底破灭了。终顺治一朝，皇帝始终生活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势力的笼罩之下。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曹雪芹的祖籍问题也一直是红学家们的争论焦点，1953年，红学家周汝昌提出了“曹雪芹祖籍在丰润”的说法，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红学领域的主流学说，近年来则又出现了曹雪芹祖籍“铁岭说”，但冯其庸先生坚定认为：“雪芹祖籍辽阳，家传所载，宗谱所记，文献可考，碑石可证，虽万世而不移也”。

    曹雪芹的不朽之作《红楼梦》享誉海内外。曹雪芹的祖籍问题也一直是红学家们的争论焦点，谈曹雪芹的祖籍必然要谈到他的家世，弄清他的家世也就明白了他的祖籍。曹雪芹的曾祖父是曹玺。康熙二十三年（1684）未刊稿《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中有《曹玺传》，其中说：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王父”是祖父的别称。曹玺的祖父名宝，字世选，或作锡远。曹玺于康熙二年（1663）出任江宁织造，二十三（1685）年卒于任所。康熙帝特晋升曹玺长子曹寅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命其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康熙六十年（1721）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中云：“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大父”亦祖父之别称。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病故后，康熙令曹寅惟一的儿子曹颙补放织造郎中，继任江宁织造。曹颙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底病故以后。内务府于五十四年（1715）正月将曹寅之弟曹荃之子曹頫给曹寅之妻李氏为嗣，并补放曹颙江宁织造之缺，亦给主事职衔。曹頫是曹荃第四子，曹雪芹之父。他出任江宁织造时，曹雪芹尚未诞生。雍正五年（1728）十二月，雍正下令对曹叛革职、抄家。

    由上引两篇《曹玺传》可知：曹玺、曹寅、曹荃、曹頫、曹雪芹都是宋枢密武惠王曹彬的后裔。《宋史·曹彬传》中说：“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人”。显然，曹雪芹的祖籍若追溯到北宋时而又比较可靠者，应该是“真定灵寿人”，即今之河北省灵寿县人。灵寿与丰润虽都在今河北省，但两地相距有七八百里之遥，灵寿在北京西南方四百里开外，丰润在北京以东三百里开外，因此曹彬、曹雪芹都不能说是丰润人，此外丰润说的持议者们也拿不出曹雪芹是丰润人的任何一条确证。

    根据《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中所载，曹氏始祖曹良臣为一世。二世为曹俊。十一世有曹玺、曹尔正。十二世有曹寅、曹荃、曹宜。十三世有曹顒、曹頫、曹颀。十四世仅有曹天佑一人，曹頫之子曹霑（即雪芹）及其弟棠村均不在谱中。

    曹雪芹像曹士琦于顺治十八年（1661）在《辽东曹氏宗谱叙言》中说二世曹俊原是明朝的一名军官，克复辽东后，先后被调至金州、沈阳继续做军官。由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可知曹俊的七代孙曹宝（世选、锡远）曾“宦沈阳”、“令沈阳”，即曾在沈阳做官。其子曹振彦可能也是明朝驻沈阳的一个军官。据史料，大约在后金天命六年即明代天启元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一日（1621年5月4日、12日），沈阳、辽阳相继被努尔哈赤率大金（后金）军攻陷，曹锡远、曹振彦一家被俘归顺，成了“包衣”（满语：家奴）。他们正是在这一时期由沈阳“播迁”至辽阳的，于是“著籍襄平”。

    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逝世，其子皇太极即位。曹振彦至迟在天聪四年（1630）夏，已归属于驸马总镇佟养性所管，为其麾下之“教官”。佟养性死后，曹振彦归属于多尔衮。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病故，其子六岁的福临即位，由皇太极之弟睿亲王多尔衮摄政。1644年清军入关，曹锡远、曹振彦父子即“从龙入关”了。曹振彦的长子曹玺亦曾随王师征山右有功，清世祖福临特将他拔入内廷任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务府工部郎中。康熙二年（1663）出任江宁织造。

    《上元县志·曹玺传》中说：“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后。著籍襄平”。至迟在曹玺之父曹振彦时已著籍襄平了。雍正《山西通志·职官》“吉州知州”条下载：“曹振彦，奉天辽阳人，贡士，顺治七年任”。同书“大同府知府”条下载：“曹振彦，辽东辽阳人，贡士，顺治九年任”。乾隆《浙江通志·职官》“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条下载：“曹振彦，辽东辽阳人，顺治十三年任”。嘉庆《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国朝两浙都转运盐使盐法道”条下载：“曹振彦，奉天辽阳生员，顺治十三年任”。康熙间曹寅在亲自编定、付刻的《楝亭诗钞》中，也明确地自署为“千山曹寅子清撰”，此外，他还自称“长白曹子清”、“三韩曹子清”等。千山是辽阳的代称，明《辽阳志》载“千山去襄平六十里”，“南抱辽阳”，是为确证。而长白、三韩或指辽东地区，或指其满洲包衣籍的身份。

    但是近来，由“著籍襄平”演变出曹雪芹祖籍“铁岭”的说法。据铁岭市曹雪芹研究会副会长高东昌介绍，曹雪芹先祖曹端广于明朝永乐年间定居铁岭地区，世居铁岭城南的腰堡一带。后金天命三年（1618），满洲正白旗攻陷铁岭城南诸堡，掳雪芹太高祖曹世选（也作“锡远”）、高祖曹振彦为满洲正白旗“包衣”（家奴），曹氏迁至铁岭白旗寨，复迁至李千户，雪芹曾祖曹玺即生于此。

    顺治、康熙以来的《丰润曹氏族谱》中有三处记载“卜居于辽东铁岭卫”；太高祖曹世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世居沈阳地方”。据考证，“沈阳地方”在元、明、清三代皆包括铁岭全境或南部地区。高祖曹振彦清代地方志书载为“辽东人”或“辽阳人”，乃泛指治所辽阳的古代辽东郡或辽阳省。另据康熙时期《盛京通志》考定，襄平为铁岭。清代铁岭籍文人多以铁岭乃襄平古郡为荣，而将名字署于作品中。比如《尚史》作者自署“襄平李锴”，指头画家高其佩自署“铁岭高其佩”，间或自署“襄平高其佩”，皆是佐证。

    此外曹雪芹祖父曹寅被同门、同僚称为“三韩曹使君子清”，《五庆堂谱》亦称曹寅是“三韩”人。乾隆在《三韩订谬》中明确指出，三韩方位“在今奉天东北”，奉天即今天的沈阳市。《奉天通志》卷二载铁岭西南之大凡河村《重修永宁庵碑序》曰：“不料戊午，三韩竟沉”。农历戊午为1618年，正是满洲正白旗攻陷铁岭城南诸堡掳曹氏为“包衣”之时。又载《范河城重修永宁庵碑记》曰：“三韩范水之隈”。二者皆已证明，三韩故址在今铁岭市范河一带。

    由以上可知：自曹锡远、曹振彦归顺后金之后，已“著籍襄平”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关键在于襄平是现在的辽阳还是铁蛉，这有待专家们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曹雪芹家族的败落

    曹雪芹家族的败落原因，红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政治原因”，如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中所提：“好端端的曹家为什么于雍正五六年之际被抄呢”，是因为雍正皇帝的“政治打击”，曹家的败落是“横罹逆褐”。一种是“经济原因”，主要认为是在江宁织造任上“亏空”引起抄家而败落。

    鲁迅先生是第一个深刻思索《红楼梦》的成因及曹雪芹身世之大学者，当20世纪20年代之初，胡适、俞平伯认为曹家的败落不过是“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时，他却说不然，并明白指出：“不知何因，似遭巨变”。那么到底曹家遭遇了什么打击，以至于一蹶不振呢？曹雪芹家族的败落原因，红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政治原因”，如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中所提：“好端端的曹家为什么于雍正五六年之际被抄呢”，是因为雍正皇帝的“政治打击”，曹家的败落是“横罹逆褐”。一种是“经济原因”，主要认为是在江宁织造任上“亏空”引起抄家而败落。

    持“经济原因”说的将曹家衰败的历史加以研究，他们梳理了这样一张衰败的因果图。

    史载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其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的文化艺术氛围。此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然而，就在这繁华的背后，已是潜伏着危机，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特别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等等，在经济上给曹寅造成了巨额的亏空，甚至可以说，曹寅已经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

    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二月初六，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因其母为康熙的乳母），噶礼要求公开弹劾曹寅，康熙当然不会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需设法补上亏空。曹寅面对茫茫债海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一病不起，死在扬州。

    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从以上事实来看，康熙对于曹氏家族可算仁至义尽。

    但是雍正上台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曹家的姻亲苏州织造李煦，就是因亏空获罪，而被革职抄家。但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曹家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

    雍正四年（1726），曹頫负责操办的缎匹衣料质量“粗糙轻薄”，受到罚俸一年的处分。不久，雍正穿的石青缎褂褪色，经查又是江宁织造的产品，结果又罚掉曹頫一年的俸禄。曹頫一次又一次地失职，导致了雍正不满和失望。但是雍正并没有就此将曹頫问罪，而将他召回北京当面考察和训诫，雍正五年（1727）五月传旨，命苏州织造高斌不必回京，他所督运的缎匹由曹頫送来。不料曹頫在督运织造缎匹的途中，又在山东长清县等处勒索费用，骚扰驿站，此时雍正已经忍无可忍，于十二月初四下令将曹頫等交由内务府和吏部严审。

    次年二月，新上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将曹頫江南家产人口查明接收，曹頫在京城的家产人口，也由内务府全部查封。六月，骚扰山东驿站案审结，判曹頫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由内务府负责催讨，并将曹頫戴上木枷示众。雍正六年（1728）初夏，曹雪芹随同祖母、母亲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的曹家旧宅时，开始了穷困潦倒的悲凉生活。

    而持“政治原因”说的则有几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曹家与雍正的政敌允禩、允禟有染。雍正六年（1728），曹家终于败落，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查出曹雪芹的父亲曹頫替雍正的政敌允禟藏匿了寄放在他家的一对“本身连座共高五尺六寸”的金狮子。允禟等人在雍正一朝明明已经失势，逾制私铸的金狮子则是一种标志着夺权野心的东西，曹頫为什么肯替其藏匿？除了种种复杂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恐怕就是那时的权力斗争波谲云诡、前景一时不甚明朗，曹頫自然想在表面忠诚于当今最高统治者的同时，再向一个或几个方面投注政治资本，这样一旦政局发生突变，便不至于跟着倾覆，甚至可以收取高额政治利益。

    第二种则认为，曹家与康熙朝两次被废的太子关系非同一般，引起了雍正的猜忌。据史料考证，康熙为了身后皇位继承的大计，费了不可计量的心血，但是也带来了难以对人倾诉的烦恼和痛苦。康熙起初在诸皇子中暗地观察考验，选中了次子胤礽，并于康熙十四年明诏以示天下，立胤礽为皇太子，是为“储君”，即预定嗣位人。

    康熙朝一开始局势十分复杂险恶，在剪除权臣鳌拜一事上，胤礽的外叔祖索额图于此有功。而索额图精于鉴定古青铜器，喜招聚文士文人，与曹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索额图官至大学士（宰相级），又以皇太子的外祖、监护人自居，富贵荣华势倾朝野，胤礽受他的影响很大。在其叔祖的“百般疼爱”之下，助长了其渐趋骄纵的性情和行为。但索额图后来逐步失去了康熙的信任，先是由于“撤藩”的大计，后即关系到胤礽的废立的“国脉”问题了。

    康熙在平定了“三藩”之叛及征讨厄鲁特部噶尔丹之乱时，都是令太子留守京师处理政事，而太子也表现的颇为称职，材器不凡。但皇帝回京后即昕到胤礽的许多不良行径，结交坏人，肆行暴戾——这里面有真实，也必然包含有嫉者一派的谗言诬谤。事情发展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康熙帝于极端痛怒中召集百官大臣，令太子跪聆父皇揭其罪状，明令废黜他继承人的资格。康熙在废太子诏里清楚指出：“朕知胤礽禀性奢侈，著伊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伊便于取用。孰意凌普更为贪婪，至使包衣下人无不怒憾”。

    而凌普又是何人呢？据说当年年幼失母的太子胤礽需要一位嬷嬷，由她负责将小太子带养、抚育、教导，直到长大成人。说不清胤礽的嬷嬷是何姓氏，只知她是凌普的妻子。凌普是满语译音记字，也写作灵普，他是“嬷嬷爹”，汉语只好叫“乳公”（实与乳母无关，乳母只管喂奶一事）。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四十七年（1708），当时作为内务府总管的凌普（一写灵普）先后派人从曹、李两织造府取了八万五千余两银子。从这可以明白两代嬷嬷家族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

    雍正四十多岁才谋得皇位，他深知曹家是太子一“党”，皇家一切内幕机密他们都了如指掌，怕泄露了自己的“天机”，所以必须找个借口“治”他们——“你们这些人混账贯（原文如此，应作‘惯’）”，这是雍正亲手“批示”曹頫的话！看看这句，就可以“参悟”了吧？

    以上草草叙明了雍正何以嫉恨曹家，但“曲终”还有“余音”：到乾隆登位后，胤礽之子名弘皙，联合了皇室中对雍正夺位、残害骨肉怀有“世仇者”，竟组成了“影子政府”，并要乘乾隆在塞外秋猎时刺杀之，为乾隆察觉，铁腕制服了这场史家罕及的大政变。而雪芹一家的再次抄家，彻底沦亡，正是又被弘皙大案株连的惨痛结局。

    看来，对于曹雪芹家族衰败的原因，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有待红学、曹学专家们进一步的努力。

    蒲松龄族别

    对于蒲松龄的生平、家世及其著作的研究非常深入，但其属于哪一民族却引发了颇多的争议，至今尚未有定论。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室名聊斋，淄川蒲家庄人。所著有诗词、文赋、杂著、俚曲等，其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饮誉海内外。对于蒲松龄的生平、家世及其著作的研究非常深入，但有关其所属民族却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无定论。

    据蒲松龄所修《蒲氏族谱叙》中言：他们蒲家是般阳土著。远祖中一个名叫鲁浑，一个名叫居仁，二人均为元代的总管，后来家族败落。现今的蒲家，兴自洪武年间。界定蒲松龄民族只有此一途，即：断定蒲鲁浑、蒲居仁的来历，而现存各类典籍中均无元末般阳路总管蒲鲁浑、蒲居仁的记载。《元史》中最后一个般阳路总管为李定，查《元史·地方志》亦无蒲鲁浑、蒲居仁字样。至此，问题好像已经无法进展下去。

    但是《族谱叙》中有两点可以证明蒲松龄肯定不是汉族：一、在元代当般阳路总管的蒲松龄远祖蒲鲁浑，他的名字不像汉人的名字。二、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中说：相传元朝将倾覆之际，蒲家曾将遗孤更名易姓寄养于外家杨氏处，明代洪武年间，又复蒲姓。在《族谱叙》中亦提及元廷将“倾覆”、追杀族人、不得已变姓“杨”姓，寄于外亲家。若蒲鲁浑实为汉人，何以被大明政权追杀？据此已经可以断定蒲鲁浑绝非汉人，或准确地说蒲鲁浑是非汉人血统的汉人。所以说“非汉人”是因为还不能界定他的族别归属，回族人、女真人、甚而蒙古人均有可能。

    蒲松龄持蒙古说之人引用《蒙古族简史》中的叙述：“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把采自民间的鬼怪故事编写成《聊斋志异》，借以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生动有趣”。但有人在考证了元代官制后发现，在元代担任路口总管的人均为色目人、女真人（元时各路第一长官称达鲁花赤，总管为副职，且各路总管均为色目人、女真人等），蒙古人不任该职，故提出蒲松龄不是蒙古人。

    三十年代在山东淄川经营医疗所的日本医生平井雅尾，与中国学者路大荒合作，搜集了蒲松龄的资料，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印了出来，日本学者前野直彬根据这些文献，认为蒲松龄祖上是色目人，即回族人。

    推定蒲松龄是回族人或说是回族人的后裔。有如下几条理由：

    一、宋代，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来中国的日益增多。他们的名字前多冠有“蒲”字。“蒲”即阿拉伯语的汉译，意为“尊者”、“父亲”。

    二、元代，回族人中一些人仍用阿拉伯名，但总的趋势是逐渐改用汉姓汉名。一般是取父名中的第一个字为姓，蒲松龄的祖上蒲鲁浑当系阿拉伯人名的汉译，《古兰经》第一百一十一章中有此名。而另一祖上蒲居仁则是汉名，取其父第一个字“蒲”为姓，居仁则取自《孟子》中的“居仁由义”。

    三、根据《八闽通志》卷二十七记载，蒲居仁于元泰定年间任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此官主持盐铁酒醋专卖及管理市舶司，而当时市舶司的官吏多为回族人。

    四、据福建《蒲氏族谱》云：“世秉清真教，天下蒲皆一脉”。

    以此为据，似乎蒲松龄应是回族人的后裔无疑。

    其次，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当初他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位僧人向他托梦。他还称自己一生的遭际与僧人相似，像这样全家信佛重僧，与回族的身份大不相称。

    第三，蒲松龄故乡山东淄川有很多回族，在实地调查中，这些蒲姓人家从未称自己祖上为回族，这点很值得注意。

    因而有人说蒲松龄既不是汉族，也不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而是女真族人。这是因为“蒲鲁浑”是金时女真人习用的名字，比如女真人名蒲鲁浑的在《金史》中有几处。

    在《金史》列传第十五中，脱脱中蒲鲁浑，或作蒲卢浑的名字出现多达六处，在列传第二十中亦出现蒲鲁浑字样，此外列传第三十三有如下记载：蒲察通，本名蒲鲁浑，中都路胡土爱割蛮猛安人也。关于蒲察通，在金的历史上倒真有其人。据《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中记载，富（富察氏）又作“傅察”，“富尔察”，女真最古老的姓氏，唐末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蒲察。金旧姓“蒲察”，以部为氏，乃辽代女真旧部，势力强大。金朝时期，为女真黑号之姓第二姓，世代与皇室姻亲。该族世居沙济（辽宁省新宾）、界凡、叶赫、蜚优城、额宜湖（待考）、扎库塔、长白山、讷殷等地。所冠汉字姓富、傅、礼、石、谭、马、沙、付、庆、宁、李等。蒲姓在金朝著名人物有：金肃宗靖宣皇后、睿宗钦慈皇后，兰陵郡王、东京留守、太祖驸马蒲察石家奴，平章政事蒲察通，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蒲察官奴。在清朝著名人物则有：太祖继妃，乾隆孝贤纯皇后，乾隆哲悯皇贵妃，乾隆太妃，同治淑慎皇贵妃，孝贤纯皇后之父总管李荣保、傅恒、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都为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龙翰福先生”傅敏家族，大学士阿兰泰家族，都极有名望。此外，旧巴尔虎、锡伯族亦有此姓。应为女真后裔。

    但是，此蒲察通即蒲鲁浑，是蒲松龄远祖蒲鲁浑嘛？《金史》中的蒲鲁浑确曾到过淄博，比如《金史》中记载：“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国县，执宋明州守赵伯谔，伯谔言”。宋主奔温州，将自温州趋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余里，不及，阿里、蒲卢浑乃还”。“昌国县”即今淄博市张店区，汉初称昌国。《蒲姓族谱叙》中蒲鲁浑为元时般阳路总管，元金两朝，相差甚远，可见此蒲鲁浑怕是非彼蒲鲁浑。

    显然，关于蒲松龄满族说仍然没有定论。对此，蒲松龄纪念馆的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因为蒲鲁浑像个蒙古族的汉译名，就推断蒲松龄是蒙古族；也不能因为蒲居仁在福建任过都转运使，而任该职的多为回族就断定蒲松龄是回族。更不能因为在《金史》中出现过蒲鲁浑的名字而断定蒲松龄为满族人。它们认为，断定蒲松龄的民族应当以《蒲氏世谱》为主要依据，通过对《蒲氏世谱》的仔细研究和考订，认为蒲松龄并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由于资料的缺乏，各种主张都存在不足之处。要揭开蒲松龄族属之谜，看来还有待时日。

    洪秀全的死因

    同治二年（1863）冬，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提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七日，正值天京在清军围攻下岌岌可危之际，大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突然死于城内天王府，享年五十一岁。是自杀，还病逝，还是……

    洪秀全（1814—1864），是太平天国的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次考科举不中，于是，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写了《原道救世歌》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

    道光三十年（1851）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率众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三年（1853）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咸丰六年（1856），因为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威权逼己”，洪秀全发布密诏令北王韦昌辉率军返京诛杨。韦昌辉诛杀杨秀清之后，继续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杀韦，让翼王石达开主政。

    第二年，石达开因受猜忌负气出走，太平天国濒危。洪秀全不得不重用年轻的陈玉成、李秀成等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渡过难关。同治二年（1863）冬天，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了李秀成突围的提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正值天京在清军围攻下岌岌可危之际，大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突然死于城内天王府，享年五十一岁。洪秀全的去世，对太平天国运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么，洪秀全究竟是如何死的呢？是自杀，还病逝，还是……史学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的研究者持洪秀全“服毒自杀”说。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应该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曾经谈到洪秀全的死因：“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而洪仁玕作为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被清军捕获后曾写下《洪仁玕自述》，其后半部分中也称：“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老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表示：“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根据上述资料，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郭廷以说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服毒逝世”。

    可以发现，持洪秀全服毒自杀说者，主要的根据是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曾国藩有没有可能出于某种目的对《李秀成自述》进行加工篡改？这样，《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发掘无疑成为了研究洪秀全死因的关键证据。

    六十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式影印发行，其中明确记述洪秀全是病死的：“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天历）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咐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有学者指出，这一记述与服毒自杀说相比应当更为可靠，因为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七月初七日条中说：“中堂（指曾国藩）嘱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曾国藩把李秀成供稿呈送军机处时曾说：“李秀成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抄送军机处，以备查考”。由此可知，曾国藩所出示的李秀成供稿，是被“改定”过的，而非李秀成手稿。为什么曾国藩会“改定”李秀成的自述呢？研究者认为，由于他在此前的两份奏稿中，都谈及洪秀全自杀之事，所以把李秀成供词中洪秀全病死“改定”为自杀，应该在情理之中。而《洪仁玕自述》的后半部分中说洪秀全自杀，恐怕并不是洪仁玕的本意，因为后半部分是由外人译出，原稿已失。外人在翻译时受到《李秀成自述》刊刻本影响，是极有可能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其中有“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此说应该较为可信。幼天王洪福瑱（洪天贵福）在“自述”中曰：“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天历）众臣子扶我登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廿八日病死”。

    可以说，自从《李自成亲供手迹》发行后，大多数学者都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然而，解释仍有不同，有学者认为，洪秀全也可能病久不起乃服毒，或服毒后患病不起。因此，要想揭露洪秀全的真正死因，还需要挖掘更多的史实来加以证实。

    李秀成投敌

    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破太平天国的京城，忠王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富突破重围，不久不幸被湘军俘虏，叛变投敌。忠王是真心投敌，还是另有别情？

    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破太平天国的京城，李秀成为了保护幼天王洪天贵富突破重围，不幸被湘军俘虏。在囚室中，李秀成写了洋洋数万言的《李秀成自述》，供认自己参加太平天国的历程。据此，李秀成多被视为晚节不保的叛徒，有一个时期，还把他当作政治上的批判对象而大加挞伐。不过，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研究者首先对《李秀成自述》的内容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李秀成的自述完成之后，曾国藩命人删改誊抄一份上报军机处，而李秀成的亲笔原稿则被曾国藩私下保留了下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七月初七日条中说：“中堂（指曾国藩）嘱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那份誊抄的文本由九如堂刊刻发行，而被曾氏保留下来的原稿则深藏曾家密室，由曾国藩的后人保管，秘不示人。因为九如堂刻本《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删改过的，所以不足为据。而李秀成的原稿，除曾家后人外，谁也没有见到。长期以来，人们不禁猜测：李秀成的原稿里到底有哪些内容呢，曾国藩为什么要删改李秀成自述呢？是确如曾国藩所说：“李秀成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抄送军机处，以备查考”。还是供词中有不可告人之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猜测就是，李秀成可能在原稿里劝曾国藩反清，自己做皇帝。如著名的史学家孟森就猜测，李秀成“可能以种族之见动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说”。

    为了解开这一个谜，1944年，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吕集义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老家，请求曾国藩后人把李秀成原稿拿出来看一看，以便和刊行本对照一下。曾氏后人先是左右推托，不肯出示。后来看到吕先生态度极为坚决，曾氏兄弟姐妹几个商量了数天，最终还是把李秀成原稿这个祖传秘宝搬了出来，但是有个条件，只许在曾家藏书楼里看，不能带走。吕集义“为人狂喜”，连续两天对照着刊行本进行紧张的补抄、改正。在工作时，“曾氏兄弟轮流守在桌旁，跬步不离；每当休息、吃饭，则必将原稿携入内室，扃之匣笥，护惜有逾珍宝”。吕集义抄补完毕后，还拍摄了稿本的照片十四页带了回来。

    九如堂刻本原有二万七千多字，这次吕集义先生共补抄了五千多字，合计三万三千多字，并据此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罗尔纲先生就是根据吕氏的校补本和这十四张照片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考证著作《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吕集义和罗尔纲二人都认为，曾家所藏李秀成原稿是真迹无疑。主要的理由是：第一，从笔迹上看，曾家所藏“原稿”和李秀成的真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当时参加审讯李秀成的庞际云藏有李秀成亲笔答词二十八字（现藏上海市文管会）。罗尔纲先生花了很大的功夫，一字一句，一点一撇地拿“原稿”和上述真迹相片对照，并且还征求了笔迹鉴定专家的意见，断定“原稿”是真品。第二，从内容上看，“原稿”将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这十四年的每一个过程和细节都描述得非常清楚，很难想像会是曾国藩亲自捏造的。而且，“原稿”在称谓上多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也非曾国藩所能知道的。第三，“原稿”里用了很多李秀成家乡的方言，也绝非曾国藩等人所能伪造出来的。

    吕、罗认为“原稿”是真迹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里似乎成为定论。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曾家所藏的这批“原稿”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这个影印本的底本和吕集义所见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其他史学家才见到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全貌。许多史学家由此提出了与罗尔纲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份“原稿”其实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伪造或删改后，让人模仿李秀成的笔迹炮制的。持这种观点的荣孟源先生所列的理由是：第一，根据其他史料，李秀成是每一天写若干页交给曾国藩的（共九天），按理说，每天写的最后一页一般总要空几行或几字，可“原稿”上每一天都写满最后一页纸、最后一行字，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第二，“原稿”的字数和记载的字数不等。据记载，李秀成共写了五万字，而“原稿”只有三万三千字。如果另外一万多字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那么，“原稿”的内容应该是不衔接的，然而，“原稿”却是前后内容完全相连；第三，“原稿”的用词该避讳的时候不避讳，不该避讳的地方却避讳了，如果偶尔笔误，还可以理解，而“原稿”在这方面的笔误却多得离奇。

    但罗尔纲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荣先生并没有从笔迹鉴定等方面推翻他的论断，而笔迹鉴定是所有论据中最权威、最无可辩驳的。荣先生则认为，伪造笔迹古已有之，不足为证。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那么，“原稿”笔迹是否和李秀成真迹是同出一人之手呢？不妨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判断一下。

    问题是，即使“原稿”是李秀成的真迹，也还是不能判断李秀成是不是真的投降。对此，罗尔纲先生提出了李秀成“伪降”、“施苦肉计”这一大胆假设。他的理由如下：其一，“原稿”露出最少十二处破绽。例如，反复表白写“自述”是因感戴曾国藩兄弟的恩德；假造他与天王的不和而隐瞒天王对他的信任；虚构自己对清军的仁慈并且有意玷污自己等等；这些可能是李秀成“有所为而言”的，目的是要获得曾国藩的信任，以便相机行事。

    其二，“原稿”里隐瞒了最重要的真相，以便误导曾国藩，保存太平天国的残余力量。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失陷以后，李秀成掩护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冲出重围，他知道幼天王此时已经脱离了险境。但李秀成故意说幼天王“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言（然）被杀矣”。此外，李秀成还隐瞒了太平天国其他主力的动向，隐瞒了天京城内还藏有大量太平天国的金银财宝的事实。如果李秀成是真心投降，完全可以出卖这些信息以邀功，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干。

    其三，从李秀成一生出色的功绩以及被俘后的英勇表现上推测，他不像是因为贪生怕死才投降的，一定是另有所图。

    其四，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李秀成的伪降是可行的和有前途的。曾国藩的湘军攻陷天京后，力量变得空前强大。而清朝的“中央军”已经被证明不堪一击。以曾国藩此时拥有的力量，是完全有可能推翻满清，自立为皇帝的。曾国藩的手下也多有劝他反清的。如此可以推测，李秀成也是有可能设计出一个深谋远虑的计划，先劝说曾国藩自立皇帝，然后再伺机恢复太平天国的事业。

    其五，曾国藩后人的口碑旁证了李秀成伪降是为了劝曾国藩推翻清，自己做皇帝。曾家所藏李秀成自述原稿中有一万多字被撕毁，这一万多字里都写了些什么呢？不禁让人怀疑，可能就是李秀成劝说曾国藩反清的内容。对这样招引杀身之祸的东西，曾国藩当然要把它销毁得干干净净，以便死无对证。

    后来，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向罗尔纲提供了这样一条重要的口碑：“我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民国三十五年（1946）有一天，她在卧室内和家中少数几个人聊天，有人提起母亲出生的地方，说两江总督衙门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过去是天王府。大概因为提到天王府，就提到了李秀成。大家随便闲谈。我没有注意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事后母亲亲口对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追问，现在万分后悔。几年后，我读了罗尔纲老先生所著《李秀成笺证》，才知道曾国藩把一部分李秀成的材料毁掉，再把母亲对我所讲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就恍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伪降）”。俞教授还强调说：“我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决不说谎话的”。罗尔纲认为，曾广珊是有学问的妇女，不是一般的妇女，是不会作无稽之谈的。而且，她们是在自己家里谈自己家的事，决无任何目的在内，所以是极为可信的。因此，这个口碑正是一条千真万确地证明李秀成想学三国时的姜维伪降曾国藩的铁证。

    忠王李秀成是真心投敌，还是另有别情？聪明的读者你有选择了吗？

    石达开出走

    石达开回京辅政，军事节节取胜，稳定了形势，极大地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安定了人心，使天国转危为安。然而，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开始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石达开被迫出走。然而，他的出走是“另树一帜”，还是“远征报国”呢？

    1856年夏天，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了天京事变。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争夺天国领导权力的内讧。它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断送军事上的大好形势，破坏了队伍的团结。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洪秀全，本应从中吸取教训，以大局为重，做好队伍的团结工作。但他为保住自己的帝王位置，任人唯亲，猜忌忠直，终于又发生了逼走天国重要领导人物石达开，造成太平天国力量又一次大分裂的严重事件。

    天京事变后，在天国首义诸王中，除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外死丧皆尽。洪秀全的威望已大大下降，无论从威望、才干来说，石达开确是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百姓的理想人物。洪秀全虽然已对外姓人有猜忌疑惧的私心杂念，但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环视满朝文武，要找一个能力挽狂澜、收拾人心、重振大局的人来，除石达开外再无他人。因此，从解救燃眉之急考虑，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从广大群众说，刚经历过刀光血影的天京事变，谁不盼望有一个像石达开这样的人物来辅助国政，稳定局势。十一月，石达开带军从宁国经芜湖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亦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命他提理政务。石达开回京辅政，军事节节取胜，稳定了形势，极大地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安定了人心，使天国转危为安。

    然而，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开始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原来，洪秀全并没有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杨秀清独揽大权和逼封万岁的情景不断在他眼前出现，因而他时生疑忌。尤其是石达开辅政功绩卓著，又见石达开“所部多精壮之士，军力雄厚”，对其兵权的集中更为忌讳，再加上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这都使洪秀全深为不安。他“时有不乐之心”，日夜思虑，“深恐人占其国”，使洪氏一家一姓的天下失之旦夕。他从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出发，对石达开进行限制、排挤。遂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对安、福二王的封赏，由他自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前期非金田同谋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也是他组建洪氏集团控制天朝政权的开始。接着，他又“专用安、福王”，使“主军政”。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这种无理的刁难、挟制和阴谋陷害，实际上使石达开已无法施展其聪明才智，已无法实现匡国辅政的志愿，石达开也对洪秀全及其集团能否继续保持太平天国和建立统一的“天朝”失去信心和希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

    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怎样对待洪氏集团的挟制和谋害，他的面前有这样几条道路：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待毙、率军远征。石达开和他的亲信将领，对当时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深知他们不可能以“愚忠”来取得洪秀全的谅解和信任。有谋士劝他从刘邦诛杀功臣韩信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出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建议，但石达开以“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坚决予以拒绝。在当时敌我双方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解甲归田，洁身引退的路也是难以走通的，他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唯其妖灭尽，予志复归林”。至于叛变投敌更不是他能干出来的事情，最后只好率军远征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另一次内部残杀，以保存革命力量，还可以另辟根据地，剿除妖魔，开疆报国，这实在是石达开这个农民英雄在无力解决内部矛盾的情况下被迫选择的惟一出路。

    对石达开的出走，因限于资料，说法甚多，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

    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不顾大局，私自离京搞分裂活动，是另树一帜，另立“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出走引起了清王朝的关注，清廷驻安徽的头目四出侦察打听石达开的动向，并及时向清廷汇报。他们认为石达开“意欲自成一队”，“似欲另立旗帜”。咸丰七年（1857）七月十一日，《福兴奏据探石达开另树一帜江右吃重请增兵协剿片》中有“现据探称，该逆自与洪逆内讧后，据守安庆，潜于金柱关等处粘贴伪示，解散金陵旧党，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川资剃发回籍，示尾署太平天国丁巳元年字样，其为另树一帜，已无疑义”。苏州博物馆藏有咸丰七年（1857）六月二十八日两江总督何桂清致自娱主人书中，有洪秀全“在金陵惊慌无比，求石逆回救，不惟不允，且回文改号太平天国丁巳元年”。与以上福兴奏中“示尾署太平天国丁巳元年”一致。这说明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说并非孤证。

    另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的出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挽救革命。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同意上述认为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的观点，而是主张“太平天国”与石达开毫无关系。其理由主要有三条：第一，石达开在无为州和皖南青阳县所贴告示都未署“太平天国”。在安徽省有关方志中均无“太平天国”的记载。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说只是孤证，实难令人信服。第二，石达开出走后，虽对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进行更改，但始终应用“太平天国”国号，遵守太平天国的正朔。始终自称洪秀全亲封的“翼王”、“本主将”，其部属一贯呼其为“翼殿”、“翼府”、“五千岁”、“殿长”等等。另外从石达开本人及其部将遗存的文物、文告、文书来看，也说明石达开虽然分裂出走，但所承担的反清历史使命与洪秀全一直是一致的。直至晚年，石达开一如既往拥护太平天国革命宗旨，信赖尊敬洪秀全，毫无私自立国，与太平天国分庭抗礼的意思。第三，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对石达开的态度以及太平天国官书中对石达开的评价都没有变。天王不忘石达开的开国立功。天王、幼天王在后期所颁的诏旨中，仍对石达开亲切地称呼为“达胞”、“达叔”。可以说，石达开出走主要是出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也就是，石达开的出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挽救革命。

    上述观点各执一词，那么石达开出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要想解开这一历史之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石达开大渡河畔遗物

    翼王石达开可谓是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后因太平天国高层领导内讧，遭猜忌被迫分兵出走，被困大渡河，英勇就义，成为历史悲剧。然而，石达开也在大渡河畔留下了让人至今未解的众多的谜。

    翼王石达开（1831—1863），可谓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满清无道，腐败滋生；祸国殃民，百弊横行。洪秀全金田起义乃“替天行道”，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石达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投到洪秀全的麾下并为“天国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后因太平天国高层领导内讧，遭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后转战广西、湖南、云南等省，并于1863年5月进入四川境地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打算在四川自立一国。但因由于河水陡涨等原因，石达开部被清军部队及民团、彝兵等围困于此，苦战月余而不得突围，最后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于1863年6月25在成都科甲巷被凌迟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石达开英勇就义，在临死前侃侃而谈，毫无怯懦，“英杰之气溢于眉间”。石棉的百姓怀念他，至今当地人仍传说当年在成都赴死者不是石达开，而是石达开的替身马某。那石达开哪里去了呢？老百姓说上当地的大洪山修道去了。在石棉县的大洪山上曾建有一座百姓自发修建的祖师庙，据当地百姓相传，庙中那位耳阔口方的“祖师”颇有当年石达开的风范。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与石达开有关的实物在安顺场被发现。1980年5月，一个当地农民在当年刘湘挖掘的窖藏附近的松林小河里拾得一个九两重的银锭；2000年8月，人们又在安顺场的一户农民家中发现了一把太平军的军刀……

    （一）翼王遗诗之谜

    翼王石达开不仅是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他的诗歌及文采也是颇为令人称道的。其中，他的一首七律诗不仅广为传诵，而且成为了一个难解之谜。

    1953年，作家鄂华随中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往石棉安顺场收集红军长征的史料。一夜，鄂华和同伴小赵返回时迷了路，投宿一小庙，疑为祖师庙。当他们在搬动庙里的石槽作枕头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柄铁伞，伞柄中一卷棉纸竟书有八句外界传为石达开所作的一首七律诗：

    革命慷慨在中原，不为仇雌不为恩。

    只为苍天方愦愦，欲凭赤手拯元元。

    十年揽髻悲赢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犹苦，东南到处有蹄痕。

    借此，鄂华创作了长篇小说《翼王伞》。鄂华在小说的序言部分称，这首诗的棉纸他曾保存在近现代史研究所的档案室里，可惜被“红卫兵”在文革中焚毁。

    这首诗历来存有争议。在长篇小说《曾国藩》里，这首诗又成了石达开与曾国藩在长沙激战时，翼王的即兴之作。已故的文史专家郑逸梅则认为：这是民国初期一个文人的伪托之作。是真，是假？至今无解！

    （二）翼王剑，你在哪里

    洪杨内讧，石达开被怀疑和限制，负气出走，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事总令后人扼腕浩叹。但在石棉，百姓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很早便在城边石儿山上建起“翼王亭”以资纪念，并留下了诸多神奇而有趣的口头资料，这其中口头故事之一当属翼王剑的传说。

    据传说当年翼王携其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城及幼子石定忠在被押赴凉桥清军大营时，途中遗失了随身佩剑。以后这柄宝剑“阴差阳错”竟被安顺场士绅赖林学获得，这柄宝剑长二尺四寸，可卷舒，寒气逼人，削铁如泥。六寸长的剑柄着金株，沉香木的剑鞘饰着紫金庵铜，方圆数十里的人们纷纷前来观剑。赖林学考查诸多史籍，方知此剑名叫“雄精如意”，乃翼王心爱的佩剑之一。赖林学将其视为传家之宝，后来交到他的儿子赖进学的手里。民国13年（1924），赖进学因战乱举家迁往雅安避难，又不慎将宝剑遗失。从此，此剑杳如黄鹤。

    民国初年，一位名叫张二的先生在《重修越西县志西路调查草案》之四中写有一首《雄精如意歌》，这是关于这柄宝剑至今惟一可见的文字资料，歌云：

    勒鞋入关明统绝，皇皇华胄无遗孑。

    同胞被压百余年，七世咸丰火益烈。

    草泽英雄石达开，金田起义造天德。

    如意随军祝如意，宝剑臂左助杀贼。

    一呼响应天下分，长江据险画南北。

    七王争斗势支离，误走山街来紫地。

    秃鹰桀犬八面围，子规春暮楚歌泪。

    宝剑如意寻主人，遁迹福门赖氏寄。

    埋隐光芒那计年，不闻理乱与休戚。

    宝剑忽忽生翼飞，展翅边关杀敌去。

    我作长歌如意听，行藏聚散须明析。

    莫因好友吐长虹，便欲登朝奸佞击。

    寄语主人善什藏，免惹圣明山仙取。

    然而，张二先生的美意终成空望，翼王剑最终弄丢了。翼王剑，如今你到底在哪里？

    （三）翼王信之谜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进军四川，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领军队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请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印刷出版。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特别详细。文中说，石达开在“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发表，标题《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在写《冀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时，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是用翼王所遗之柬帖转抄的。萧一山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因此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然而，罗尔纲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十分怀疑，他认为信应该是写给骆秉章的。因为石达开信中写的“肩蜀巨任”只能是针对四川总督骆秉章，而不可能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的唐友耕的。

    总之，石达开到底将信写给了谁仍然只是推测，还有很多的疑点，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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