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礼物提醒我们：公元9世纪，当欧洲还处于战争和劫掠的混乱中时，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崛起了一个阿拉伯大帝国，它比欧洲所表现出的一切都更文明。在这里，文学和科学仍然生机勃勃，艺术繁荣，人的思想活动不受恐怖和迷信的影响。即使是在撒拉逊人的统治陷入政治混乱中的西班牙和北非，理性生活仍然充满活力。在这些欧洲黑暗的世纪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仍在阅读和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保护着被忽视的科学和哲学的种子。
哈里发领地的东北部是大量土耳其民族。他们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的信仰比南方活跃、聪明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信仰更单纯、更狂热。公元10世纪，阿拉伯势力开始分裂和衰落时，土耳其人却变得强大和兴盛。土耳其人与哈里发帝国的关系，和14世纪前的米堤亚人和最后阶段的巴比伦帝国的关系非常相似。公元11世纪，一群土耳其人，塞尔柱土耳其人南下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名义上他们拥立哈里发为领袖，实际上只是他们的俘虏和工具。他们征服了亚美尼亚，接着又进攻小亚细亚的拜占庭残余势力。1071年，在梅拉斯基特战役中，拜占庭军队被彻底击溃。土耳其挥军直上，直到扫光了拜占庭在亚洲的统治的任何痕迹。他们占领了与君士坦丁堡相对的尼西亚要塞，并准备向它进攻。
拜占庭的皇帝迈克尔七世惊恐万分。他已经和掠夺杜拉曹的诺曼冒险者、渡过多瑙河突袭的骠悍的土耳其民族贝奇尼格人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他已经到达极限，不得不向所有可能的地方求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向西方的皇帝，而是向拉丁基督教会的首领罗马教皇求援。他致信给教皇格列高里七世，而他的继承者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给教皇乌尔班二世写的信就更为急切了。（世界文明史光明日报欧洲45右上）
这是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分裂还不到25年的事情。那场辩论仍清晰的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这次拜占庭的危机，向教皇呈现了一个重新确定拉丁教会对不知情的希腊教会的优势的绝好机会。此外，这次事件还给了教皇解决令西方基督教国家非常烦恼的另外两个难题的机会。一个是扰乱了社会生活的“私斗”风俗；另一个是低地日耳曼人和基督教化的诺曼人，尤其是法兰克人和诺曼人过于强大的战斗力。一场针对占领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在基督徒之间休战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开始了（公元1095年）。战争发动者宣称，战争的目的是要从不信教的人手中收复圣墓。一个被称为隐士彼得的人以广泛的、民主的形式在法兰西和日耳曼的民众中进行宣传。他身披粗布外套，光着脚，骑着毛驴，背着一个大十字架，在街头、市场或教堂向群众发表演讲。他告诉人们土耳其人施加给基督朝圣者的暴行，以及圣墓在非基督徒手中后所受的侮辱。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的宣传成果在这时表现出来了。狂热的巨浪席卷了西方世界，全世界的基督徒找回了自我。
像现在这样为了一个单纯的观念在普通民众中发生如此广范围的起义，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新生事物。在罗马、印度和中国的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一种现象可与之相比。但是较小规模的运动还是有的，犹太人在从巴比伦解放出来后有过类似的运动，后来伊斯兰教徒也表现过同样的集体精神。这种运动，当然与宗教传播的发展导致生活中萌生的新的精神密切相关。希伯来先知、耶稣和他的门徒、摩尼、穆罕默德等都是人类灵魂的训诲者。他们使人的良心直接面对上帝。在此之前，宗教更多的是神物崇拜和伪科学的宗教，而不是良心的宗教。旧式的宗教依赖寺院、启蒙牧师和神秘的牺牲，利用恐怖将普通民众像奴隶一样统治。新的宗教则使人成为他自己。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是普通民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历史上。虽然把它称为近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有点过分，但是近代民主主义的确从那时开始出现。此后很久，我们会看到民主主义再次复兴，严重影响着各种社会和宗教问题。
当然，民主的第一次出现，令人遗憾和惋惜的结束了。庞大的民众队伍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乌合之众。他们没有等待首领和合适的装备，就从法兰西、莱茵兰和中欧向东出发去拯救圣墓。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十字军”。两大群乌合之众在匈牙利陷入困境，他们把刚改信基督教的马扎尔人误认作异教徒，犯下了暴行，结果被屠杀。思想同样糊涂的第三批人在大肆屠杀了莱茵兰的犹太人后，向东进发，也同样在匈牙利遭到了杀害。另外两批人在隐士彼得的率领下，到达了君士坦丁堡，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结果遭到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屠杀。欧洲人作为人所进行的首次运动，就这样开始和结束了。
第二年（1079年），真正的战斗军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从领导权和精神品质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诺曼人。他们攻占了尼西亚，并基本上沿着14个世纪前亚历山大所走过的路程，向安提阿进发。围攻安提阿花了他们一年的时间，1099年6月，他们开始进攻耶路撒冷，并在一个月围攻后占领了它。大屠杀是非常可怕的。骑着马走在街上，身上都会溅上鲜血。7月15日傍晚，十字军长驱直入圣墓教堂，降服了一切敌人。他们浑身血迹斑斑，身心疲惫，“喜极而悲”地跪下祈祷。（光明日报的世界文明史44右下）
拉丁与希腊的敌意立刻再一次爆发。十字军是拉丁教会的仆人，耶路撒冷的希腊大主教发现处于胜利的拉丁人统治下比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情况更糟。十字军发现自己实际上处于拜占庭与土耳其两种势力之间，必须同时与双方作战。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被拜占庭帝国夺回，留下一些拉丁王侯去统治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等两三个小王国，作为土耳其与希腊的缓冲地带，其中伊德萨是最主要的城市。甚至这些小块领土也是靠不住的。1144年，伊德萨又落入穆斯林手中，他们为此发动了毫无意义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伊德萨并未收复，但是处于同样危险情况下的安提阿总算避免了同样的命运。
1169年，一位库尔德冒险家萨拉丁重新整合了伊斯兰教的军队，并使自己成为埃及的领袖。他号召了一场反对基督教的圣战，并于1187年重新攻战耶路撒冷，这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并没能夺回耶路撒冷。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1202～1204年），拉丁教会坦率面对希腊帝国，甚至不以任何借口即对土耳其人作战。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于1204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新兴的大型商业城市威尼斯是这次冒险活动的领导者，拜占庭的大部分海岸和岛屿都被并进了威尼斯的版图。一位“拉丁”皇帝（弗朗德勒的鲍尔文）在君士坦丁堡登基，并宣布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重新统一。从1204年起，拉丁系诸皇帝一直统治君士坦丁堡，直到1261年希腊人从罗马统治者手中夺回自由。
正如11世纪是塞尔柱土耳其人处于统治地位、10世纪是北欧人处于统治地位一样，12世纪至13世纪初期，是教皇统治的时期。在教皇的统治下，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比此前和此后都更接近成为一个现实。
在那几个世纪中，朴素的基督教信仰真正广泛地传播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罗马自身经历了一些黑暗而不光彩的阶段。几乎找不到一个作家会为十世纪的教皇约翰十一世和约翰十二世的生活辩解；他们是令人厌恶的畜生；但拉丁基督教徒的心灵和肉体还是热切而朴素的；一般的教士和修女都过着典范的、虔诚的生活。正是由于信徒的捐赠，教会的势力巩固起来。历史上的伟大教皇，有格列高里大教皇，即格列高里一世（590～640年在位），有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即邀请查理曼尼做罗马帝国皇帝并出其不意地为他加冕的那位教皇。
到了11世纪末，则出现了伟大的从事圣职的政治家，有希尔德布兰德，他去世时被称为教皇格列高里七世（1073～1985年在位）。其后还有教皇乌尔班二世（1087～1099年在位），即从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教皇。这两个人开创了教皇支配皇帝的教皇权力至上的时代。从保加利亚到爱尔兰，从挪威到西西里及耶路撒冷，教皇都是至高无上的。格列高里七世强令皇帝亨利四世到卡诺沙向他忏悔，并让他身穿麻衣，光着脚站在雪地中，在城堡庭院待了三天三夜等待原谅。1176年，在威尼斯，皇帝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巴布罗萨）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下跪，并宣誓忠诚于教皇。
11世纪初，教会强大的势力在于人们的意愿和良心。但它没能保持其力量的基础——道德威信。到了14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教皇的势力已经衰退。究竟是什么原因破坏了基督教国家的普通民众对教会的朴素信任，使得他们不再寻求它的帮助，也不再为其目的服务？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教会的敛财。教会永远不会死，那些没有子嗣的人死后把自己的土地捐给教会是常有的事。悔过的罪人也被劝说这样做。因此，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有四分之一的土地都变成教会的财产。喂得越多，他们对财产的胃口就越大。早在13世纪，到处都说牧师不是好人，常常在猎取金钱和遗产。
国王和诸侯们对这种财产的异化也非常不满。在那些封建领主的军队所支持的地方，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却养活着修道院中的神父和修女。而且，这些土地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支配的。早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以前，诸侯和教皇之间就为“圣职任命权”，即谁来任命主教的问题而发生了斗争。如果这个权力掌握在教皇手中而不是国王的手中，那么后者不但会失去对他的国民良心的控制，更失去了相当大的统治区域。另外，神职人员还主张免除他们的税收。他们向罗马纳税。不仅如此，教会还主张普通信徒除了缴纳给国家的税款外，还要收取他们的“十一税”。
11世纪，几乎每一个拉丁基督教国的历史都呈现着同样的情形，即国王与教皇为了圣职任命权而彼此斗争，并且往往是教皇获胜。教皇宣称他有权解除王侯的教籍，有权解除其臣民对他们的忠诚，有权承认继任者。他声称有权对一个国家行使禁行圣事令，这样，除了洗礼、按手礼和忏悔礼外，几乎所有的宗教职能都将停止；牧师们不能执行日常的各种礼拜，不能主持婚礼和葬礼。有了这两种武器，教皇才能在12世纪镇压大部分不服从的王侯，恐吓大部分动乱的民众。这些是非同寻常的权力，只能用于特别的场合。但教皇们滥用了它们，使其失去了作用。在12世纪的后30年中，苏格兰、法兰西及英格兰都先后被行使了禁行圣事令。而教皇们也难以克服向冒犯自己的王侯派遣十字军的诱惑——直到十字军精神从此消失。
如果罗马教会仅仅与王侯做斗争，而注意保持对大众思想的控制，它可能得到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永久统治。但是教皇的高贵权力，反映在牧师们的行动中，就是傲慢。11世纪前，罗马的神父可以结婚，他们与周围的民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他们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格列高里七世要求他们独身；他原是想要割裂神父与普通教民之间的过于亲密的联系以使他们更接近罗马，但事实上，他造成了教会与民众之间的隔阂。教会有自己的法庭，不单是涉及到神父的案件，连涉及到修道士、学生、十字军人、寡妇、孤儿和无助者的案件，都要由宗教法庭审理。同样，所有有关意志、婚姻、誓约等事件，以及巫术、邪说、渎神案件，也由它来审理。当世俗人员发现他和神职人员发生了冲突时，他只能交由宗教法庭。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义务都落在老百姓的身上，而神职人员却自由自在。毫无疑问，在基督教世界中，嫉妒和憎恨会与日俱增。
罗马教会似乎从未意识到它的力量建立在公民的良心上。它攻击人们的宗教热情，这本应该使他该联合的，它还用正统的教义压制那些诚恳的疑问和迷惑的见解。当教会干涉道德问题时，民众会站在他一边，但当它干涉教义时，民众就不会这样做了。在法兰西南部，沃尔多教导人们应该在生活和信仰上恢复耶稣的朴素，但是教皇英诺森三世却因此召集十字军讨伐沃尔多的追随者，沃尔多教派，企图用火、剑、污辱和最残忍的刑罚使之屈服。后来圣·方济各（1181～1226）也教导人们以基督为榜样，过清贫和为人民服务的生活。但他的追随者团体——方济各会教徒，也被迫害、鞭笞、监禁和被迫解散。1318年，他们当中有四个人在Marseilles被活活烧死。另一方面，圣·多米尼克（1170～1221）建立的多明我会狂热的正统信仰秩序却得到了英诺森三世的支持。在多明我会的帮助下，教皇设立了宗教裁判所，以迫害异教徒，禁锢人的自由思想。
这样，教会通过过度的索取，不正当的特权，和一种不合理的偏见，破坏了作为它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的普通民众的自由信仰。教会势力的衰落，并非是由外来的劲敌造成，而是它内部日益加剧的腐败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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