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16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的历史是一种努力，是一种下意识的努力，是人们为了适应已经出现了的新形势而改变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往往因为情况本身的迅速变化而变得复杂。这种下意识的、往往是不情愿的变化（因为人们总的来说不喜欢主动的变化）越来越落后于形势的变化。十六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这里需要斟酌）
在人类状况的变化中，是什么打破了伴随着由野蛮民族的征服带来的周期性更新，已经在欧洲旧世界中以一种特定的节奏控制人类生活万余年的帝国、牧师、农民和商人之间的平衡？
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因为人类事务本来就是特别复杂的。但是主要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的增长与扩展。这些知识最初由一小群知识分子所掌握，传播的很慢。但在最近的五百年中非常迅速的传播到越来越广泛的人群中。
人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中，也有很多是因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这些变化伴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扩展而不断发生，同时与知识发生着微妙的联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倾向于不再把生命看作是满足人类普遍的、基本的欲望和享乐，而是倾向于在更广泛的生活中去参与、去探求、去做出贡献。这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这些在过去二十多个世纪中传遍世界的伟大宗教的共同特征。它们作用于人类的精神，这是那些古老的宗教所无法做到的。他们完全不同于那些被它们部分改造或取代的、以教堂和牧师为中心的、有迷信血祭的古老宗教。它们逐步发展了个人的自尊心和对人类共同事业的参与心和责任感，这是在古代文明中所不存在的。
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第一个大的变化是古代文字的简化和广泛应用，这使更大的帝国和更广泛的政治谅解成为可能和必然。第二个变化是马以及后来骆驼成为运输工具，而陆地上铁的发现促进了车辆的使用，道路的扩展以及军事能力的提高。接着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变动，这是由货币的出现，以及由于这种便利而危险的契约方式而发生的债务、所有权和贸易的本质的变化所导致的。帝国在大小和范围上不断扩展，人们的思想也同样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地方神的消失，神权统治的时代开始，伟大的世界性宗教的教义开始出现，详细的历史和地理记载也开始出现，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蒙昧时代和对知识的第一次系统的研究也从此开始。
由希腊和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的辉煌的科学进程曾一度中断。日尔曼野蛮民族的袭击、蒙古民族的西侵、因此震动的宗教重建以及大瘟疫都给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当文明从冲突和混乱中重新恢复过来时，奴隶制已不能作为经济生活的基础了。第一批造纸厂的建立通过印刷品为收集信息、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媒介。渐渐地，在各处，对知识的研究和系统的科学进程又重新恢复。
这样，十六世纪以后，作为系统思考的必然产生的副产品，不断出现大量的发明创造，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他们都往往加强了活动的范围，加大了互相的利益或伤害，加强了合作，并且这些来得越来越快。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对这一切作好准备，直到20世纪初的大灾难加快了人们的思想之前，历史学家们几乎找不到为应付在不断发展的发明浪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新情况而做出的有才智、有计划的尝试。最近四个世纪的人类历史就好像是一个被监禁的熟睡者，当囚禁和庇护他的监狱着火时只是笨拙不安的动一动，根本不会醒来，而是将火的噼啪声和温暖混入到原来混乱的梦境中，不像是一个清醒者能够意识到危险和机会。
这因为历史并不是个人生活的历史，而是关于全社会生活的记载，因此，那些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发明必然是影响人类交往的发明。在十六世纪出现的新事物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印刷品以及应用罗盘的适于航海和远洋航行的船只的出现。前者普及、扩展并改革了教育、公共信息、讨论以及政治活动的基本组织。后者使整个世界联为一体。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枪炮和火药的使用和改进，这最初是十三世纪由蒙古人带到西方的。这破坏了城堡中的贵族和有围墙的城市的实际上的豁免权。枪炮将封建制度一扫而空。君士坦丁堡被炮火攻陷，墨西哥和秘鲁也是在西班牙炮火下屈服的。
17世纪，系统的科学出版物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并不显著但却是富有意义的创新。在这伟大的进步过程的领导者中，成就显著的是在维鲁拉姆大法官之后的英国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他是另外一位英国人、卡切斯特的实验哲学家吉尔伯特（1540～1603）的学生，并可能是他的代言人。这一位培根和他前一位培根一样，鼓吹观察和实验，在他的乌托邦式的故事《新大西洋》中，他以令人鼓舞和丰富的形式，表达了他献身科学的理想。
不久成立了伦敦皇家学会和佛罗伦萨，其他奖励研究、出版、知识进步的国家团体也相继成立。这些欧洲的科学团体不仅成为无数发明的源泉，而且成为猛烈抨击几个世纪原来统治和摧残人类思想的荒诞哲学思想的中心。
尽管17、18世纪并没有出现像印刷品和航海船只这样的能迅速改变人类生活状况的发明，但是稳定的知识和科学能力的积累在十九世纪结出硕果。对世界的探索和地图绘制仍在继续。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地图上出现。18世纪，在英国煤炭已应用到冶金技术中，这大大降低了铁的成本，并且与过去的木炭冶金相比，增加了铸造和使用更大的铁的可能性。现代机器制造的黎明来到了。
如天国之树一样，科学也在不断的发芽、开花、结果。到十九世纪开始结出科学的果实（事实上今后可能永远不会停止）。首先出现的是蒸气机和钢铁、铁路、大型的船只、巨大的桥梁和建筑，以及几乎万能的机器。人类的任何物质需求似乎都能够得到满足。然而更加奇妙的是，电子科学这一隐秘的宝藏也开始向人类敞开大门。（西北大学137左上）
前面我们曾将16世纪以来的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比作一个在关押他的牢房失火时仍在做梦的昏睡着的犯人。16世纪的欧洲人仍在继续着他们的拉丁帝国梦，统一在天主教会下的神圣罗马帝国梦。但是，正如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会给我们的梦插入一些最荒谬最具破坏性的注解一样，当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和路德将天主教撕成碎片时，在这样的梦中我们会看见皇帝查理五世昏睡的脸和贪吃的胃。
到了17、18世纪，这样的梦就成为个人的君主国。这一时期几乎整个欧洲历史都在呈现出变化：努力巩固君主制，使其变得更彻底并向更虚弱的临近地区扩展；随之出现了反对王权的勒索和干涉的坚决抵抗，这首先来自于地主，其后，随着国际贸易和国内工业的发展，又出现了新涌现出的贸易和有产阶级的反抗。双方都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在这里国王取得了优势，而在那里则是私有财产者战胜了国王。有时，国王在他的国界里成为太阳和中心，而就在其边界上就存在着由强硬的商人阶级统治的共和国。变化的范围是如此广泛，这表明这一阶段的各种不同的政府形式有着强烈的试验性和地方色彩。
在这些国家上演的戏剧中，一个非常普遍的角色就是大臣，在天主教国家则是主教。他们站在国王的背后，为其服务，并通过这种不可缺少的服务支配着国王。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能对这些国家上演的各种戏剧进行细致的描述。荷兰的商人加入了新教并支持共和制，摆脱了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在英格兰，亨利八世和他的大臣沃尔西、伊丽莎白女皇和她的大臣伯利奠定了专制主义的基础，结果却断送在愚蠢的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手上。查理一世因叛国罪被推上断头台（1649年），这成为欧洲政治思想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在一段时期内（直到1660年），不列颠实行了共和制；王权很不稳定，更多的受到议会的控制。直到查理三世（1760～1820年）时期为恢复统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与此相反，法国的国王是欧洲所有国王中完善君主制最成功的一位。两位伟大的大臣，黎塞留（1585～1642年）和马萨林（1602～1661年）在这个国家树立了王权的权威，而这一过程也得到了被称为“大君主”的国王路易十四长期统治和非凡才能的帮助。（西北大学版121左）
路易十四确实是欧洲君主的典型，在其权力范围内，他是一个罕见的有能力的国王，他的野心比他的基本的激情更加强烈。他以一种至今仍令我们敬佩的精心树立的尊严和霸道的外交政策相混合的方式，最终将国家引向破产。他的短期目标是巩固法国，并将领土扩展到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并吞并西属尼德兰；他的长远目标是使法国的国王成为重建的神圣罗马帝国中查理大帝的可能继任者。他把行贿看作是甚至比战争更重要的国策。英格兰的查理二世就曾被他收买，同样，大部分波兰贵族也被收买，这将在以后介绍。他的钱，确切的说法国纳税阶级的钱被送往世界各地。但是在他心中最重要的就是风光。他的宫殿凡尔赛宫及其客厅、走廊、镜子、阳台、喷泉、花园及景观，都成为全世界羡慕和赞赏的对象。
他引起了全世界的仿效。欧洲各国的国王和王侯纷纷建立自己的凡尔赛宫，几乎超越了他们的和臣民信贷所允许的范围。各地的贵族都将他们的城堡重建或扩大成新的样式。精美的纺织品工业和家具业得到了大的发展，奢华的艺术品到处流行；雪白的雕刻品、彩色的瓷器（faience）、镀金（gilt）的木器、铁制品、印花皮革、各种音乐、壮丽的绘画、精美的印刷品和装帧、巧妙的烹饪、上等的葡萄酒。在镜子和精美的家具中间，穿梭着被称为“绅士”的奇怪的一群人，他们戴着高高的扑了粉的假发，穿着带花边的丝绸，靠着手里令人惊讶的拐杖的支撑在红色的高跟鞋上寻求着平衡；更奇妙的是那些所谓的“贵妇人”，扑了粉的头发高高梳起，穿着由金属支架支撑起来的蓬大的丝绸衣裙。在他们中间是装模作样的伟大的路易，他自诩为世界的太阳，并没有意识到那些消瘦、愤怒、痛苦的脸正在他的阳光所照射不到的低矮阴暗处注视着他。
在这个君主制和各种政体试行的时代里，德国人民在政治上仍然是分立的，但仍有大量的王公贵族在不同程度的模仿着凡尔赛宫的奢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即德国、瑞典和波希米亚之间为了争夺政治优势而进行的破坏性的战争，使德国元气大伤达一个世纪。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结束后，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进行的疯狂瓜分。我们看到的是王国、公国和自由政权的混合体，一部分在帝国内，一部分在帝国外。读者应注意到，瑞典的势力已经深入到德国；除了帝国境内的几块岛屿外，法国还远在莱茵河彼岸。在德国的各部分中普鲁士王国（1701年成为王国）正稳步的崛起，并取得了一连串战争的胜利。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帝（1740～1786）在波茨坦修建了自己的凡尔赛宫，在那里，他的大臣说法语，读法国文学，并与法国国王的文化竞争。
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成为英国国王，这在部分在帝国内部分在帝国外的君主政体的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个。
查理五世的后裔中，奥地利的一直仍保持着皇帝的称号，西班牙的一直也保有着西班牙。但是，此时东方又出现了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堡失陷后，莫斯科大公伊凡大帝（1462～1505）自称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并采用了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他的军队的徽章。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即暴君伊凡将王朝命名为凯撒（俄语中为沙皇）。但直到十七世纪后半期，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才改变俄国是偏远的亚洲国家的印象。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将俄国带入了西方事务的舞台。他在涅瓦河边为他的帝国建立了新都彼得堡，这成为俄国与欧洲交流的窗口。他在十八公里外的彼得霍夫建起了自己的凡尔赛宫，他聘请了一位法国的建筑师，设计了露台、喷泉、瀑布、画廊、花园甚至所有人们能想象得到的一个大的君主国应该有的东西。俄国也像普鲁士一样，法语成为宫廷用语。
位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是不幸的波兰王国，这是一个由大地主统治的病态组织的国家，他们太吝惜自己的权威，只给他们选出的国王以名义上的王权。除了法国曾试图维持波兰为独立的联盟外，它的命运最终是被三个邻国所瓜分。瑞士在当时是一个共和制郡县的集团；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国；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分裂为一些小的公国和王国。主教像国王一样统治着国家，但是因为害怕失去天主教王国的联盟而不再干涉他们的内政，也不再提醒世人基督教国家的联盟。事实上，欧洲已根本不存在共同的政治观念，它们所有的只是分裂和差异。
所有这些主权王国和共和国计划着向彼此扩张。每一个国家都奉行着侵略邻国和结成侵略性联盟的“外交政策”。今天的欧洲人仍然生活在多种主权国家共存的最后阶段，仍然受到由此而产生的憎恨、敌意和猜忌的伤害。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当时的历史变得越来越明显的像是“闲谈”，越来越没有意义和乏味。你会发现这个国王的情妇如何引起这场战争，而那个大臣对另一个大臣的嫉妒如何引起那场战争。贿赂和竞争的无聊故事令有头脑的学生感到厌恶。更有永久意义的事实是：尽管有着大量国界的阻碍，知识和思想仍在传播和增长，发明也在增加。18世纪涌现出大量怀疑和批评当时的朝廷和政策的文学作品。例如在伏尔泰的《老实人》一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欧洲出现的混乱的极度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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