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工厂制的生产方式，其实早在动力和机器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工厂制不是机器的产物，而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甚至在水轮机用于工业以前，那些备受剥削、训练有素工人就已开始制造诸如妇女装饰品、家具，还可以制作彩色地图和书籍插图等。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就有了工厂，例如，在书店老板的工厂里，新书可以通过口述的方式，由工厂的笔录员记录下来编撰而成。对福笛著作和菲尔丁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肯定会注意到，早在17世纪末，招募贫民，让他们从事集体劳动来谋生的想法就已在英国出现——这最早可在莫尔所著的《乌托邦》（1516年）中发现这方面的暗示。工厂实际是社会发展的产生，而不是机器发展的产物。（延边版251右上）
直到18世纪中叶，西欧的社会史和经济史，实际上都是在重复罗马在公元前最后的3个世纪所走的路子。不过，由于欧洲的政治分裂，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动乱和平民的暴动持续发生，另外西欧知识分子又很容易地接受了机器观念和新发明，这些都使得事态朝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使得人类团结一致的思想在新的欧洲世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再加上政治权力不再那么集中，使追求财富的人们脑子里不再想着奴隶及其集体劳动，而是主动地将注意力转向机械动力和机器上面。
机器革命，即机器发明和发现的过程，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生事物。当它发展时，并没有想到它将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工业带来什么影响。另一方面，与其他的人类社会事业一样，工业革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因机器革命对人类状况持续不断的作用和影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罗马共和国后期，财富聚积，小农和小商人破产，产生大规模的财政阶段；另一方面，18、19世纪，资本较小规模集中。两者虽极为相似，但是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机器革命之后，劳动者的性质与以前截然不同。
机器革命之前，所有的动力基本上都是人力，大多数的生产劳动都是依靠被压迫者的体力来完成的，但人们偶尔也用牲口劳动，如牛、马等从事运输工作。抬重物、凿岩石需要人来劳动，耕种农田也是靠人和牛一直劳作，在罗马，“轮船”的动力也是汗流浃背的人。在古代文明中，多数的人都是被当作机器来使用的。即使在机器刚出现的时候，它也并未能把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开凿运河、修建铁路或是筑堤坝等，都由大量的劳力来承担。矿工的数量也急剧上升，但是，便利设备和物品增加得更快。到了19世纪，形势日渐明朗：人类不再被当作动力资源来使用了，人力工作被机器所代替，而且机器能够做得更快更好。现在，只有在需要选择和运用智慧的情况下才需要人。人类开始只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先前那些支撑着古代文明的劳力，只知道服从，从来不懂得用脑的人，对于人类的福祉而言，已经毫无用处了。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新兴的冶金业中，同时也出现在自古以来就有的行业（如农业和采矿业）中。在耕种、播种和收割工作中，便捷的机器代替了人类。罗马文明是建立在廉价的人力基础之上的，而现代的文明则是建立在廉价的机器动力基础上的。100年来，机器动力越来越便宜，而劳动力却越来越昂贵。如果说曾经有段时间采矿业还没有使用机器，那肯定是因为人力比机器动力更加便宜。（西北大学版198左）
于是，人类生活此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最迫切的愿望就是维持苦役劳工的供给。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有头脑的人越来越清楚，现在平民应该比苦力更值得珍惜。他们认为平民阶级也应该受到教育，哪怕只是为了保障“工业效率”，他们也应该受到教育，他们必须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自基督教开始传教起，大众教育就开始在欧洲缓慢地发展，就好像伊斯兰教在亚洲传播的时候，走到什么地方就把平民教育带到什么地方，因为他们必须既使信徒了解拯救他们的基本信仰，也需要使他们能读懂一些使信仰可以得到传播的经书。基督教的教义之争开始后，双方为了吸引依靠，都很重视平民教育。例如，1830年至1840年间的英格兰，教派纷争，为了吸引青年信徒，竞相创设儿童教育机构，如国家都会学校、非国家教会学校、甚至成立了罗马天主教小学等。19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平民教育发展迅速，不过上层社会的教育发展速度远没有这么快。因此，以前社会中存在的读书阶级和非读书阶级的鸿沟，现在只剩下教育程度高低的微小差别。这种变化表面上与社会环境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整个世界坚持不懈地从事建立一个没有文盲的国度的伟大事业。
罗马的公民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罗马共和国的经济变革。普通的罗马公民对自身所处环境变化，绝对不像我们今天对自己的经历了解得那样清晰、全面。这是因为，19世纪末期后，现代人都能够读书、讨论，并且有机会到处旅行、观察，见到以前普通人不能见到的东西。当工业革命进行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受其影响的一般大众已经能够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的过程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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