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

    文帝（541年~604年），名杨坚，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北周隋王，后废北周静帝而称帝，建隋朝，为隋朝开国皇帝。在位24年，被子杨广谋杀，终年64岁，葬于泰陵（今陕西省杨凌区城西5公里处）。

    隋文帝杨坚，其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为随（后改“隋”）国公，杨坚承袭父爵。其女为北周宣帝（天元帝）宇文赟皇后。公元580年，北周宣帝死，他在关西士族支持下，以外戚身份入宫辅助政，任宰相，总揽大权，晋封为随王。他革除宣帝时的酷厉苛刻之弊，深得人心。公元581年2月甲子日，他废黜九岁的北周静帝宇文阐，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将“随”改为“隋”），定都大兴。后改为长安，改年号为开皇。

    扶摇直上

    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相对于东汉末年到隋朝建立的近四百年时间只是十分短暂的一瞬。十六国之乱威胁着晋朝的政权。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扫清了十六国残余，建立了北魏政权，但南朝仍然霸主江南。连北魏王朝日益强盛时的帝王魏孝文帝，生前也不无遗憾地写下了“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的诗句。公元499年，北魏政权开始大乱，内部互相残杀，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华夏大地上又出现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国家。直到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灭齐，才又统一了北方。但南方仍有陈朝、后梁对峙，北方的突厥也时常南下袭扰中原……四百年割据分裂的漫长岁月，广大人民饱尝了战乱之苦，他们十分渴望祖国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安定，社会能够繁荣。

    杨氏家族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名门望族。公元537年，杨坚的父亲杨忠追随独孤信投靠了西魏专权的宇文泰。因在宇文泰执政以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建立北周过程中功勋卓著，杨忠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

    杨坚和许多帝王一样，传说他出生时也有祥云出现。然而青少年时期并不见其聪颖过人之处，唯好音乐。由于高贵的家族地位，杨坚念书时上的是王公贵族子弟的专门学校。但是他与众多的学子相比学业并不理想，常常被别人挖苦。他也深知自己在学业方面不行，时不时地自嘲“不晓书语”。

    杨坚不善于念书，但因为父亲是功臣，杨坚在14岁就开始了政治生涯。15岁时，杨坚被授予散骑常待、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荣誉职衔，封成纪县公。当时西魏权臣宇文泰非常赏识杨坚。第二年，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废恭帝立堂弟宇文泰三子宇文觉为帝，即孝闵帝，建国号为“周”。杨忠升为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其子杨坚又升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觉只做了9个月的皇帝，便被宇文护杀掉，宇文护又立宇文觉长子宇文毓为帝，即周明帝，杨坚晋封为大兴郡公。公元560年4月，宇文护鸠杀宇文毓，拥宇文毓的四弟宇文邕为帝，即周武帝。19岁的杨坚升为左小官伯，被任命为随州（今湖北随州）刺史，晋位大将军。公元566年，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意识到杨坚前途无量，便把自己14岁的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杨坚。从此杨坚成为周明帝的连襟，杨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公元568年，杨忠死，杨坚继承了随国公的爵号。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杨坚立下战功，又晋封柱国。第二年，杨坚出任定州总管，不久转为亳州总管。

    杨坚并无突出的功绩，地位却扶摇直上，逐渐引起一些朝臣和贵族的嫉恨。北周初年，宇文护专权，多次想除掉杨坚，都因大将侯伏侯、万寿兄弟求情而没有得逞。公元573年，周武帝宇文邕诛杀宇文护亲政。齐王宇文宪劝他尽早把杨坚除掉，内史王轨也认为杨坚有反相。但周武帝都没有予以重视，而且又把杨坚的长女杨丽华嫁给皇太子宇文赟，进一步巩固了杨坚的地位。

    同时，杨坚也积极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广泛拉拢关系，扩大自己的势力。杨坚在做随州刺史时已与骠骑将军庞晃结为莫逆之交。后来，杨坚做定州总管，庞晃任常山太守，二人交往更密。杨坚将任亳州总管时，庞晃劝他就此起兵，建立帝王之业。杨坚握着庞晃的手说：“时机还不成熟啊！”至此，杨坚取周自代的愿望溢于言表。

    建立隋朝

    公元578年六月，周武帝驾崩，宣帝宇文为即位。杨坚的长女杨丽华做了皇后，杨坚升任上柱国、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加上年少的皇帝比较昏庸荒淫，在群臣中没有威信，杨坚便考虑取而代之。

    周宣帝日夜享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朝臣的反对，修建洛阳宫，致使上下怨愤，杨坚便开始做取代周室的准备工作。有一次，杨坚与好友宇文庆谈论时政，预感到北周的统治即将结束，对可能出现的动乱局面进行了充分的估计，并已经做好收拾北周局面的思想准备。杨坚的行动也曾引起周宣帝的警觉，甚至曾想杀掉杨坚，但杨坚始终不动声色，周宣帝既找不到借口，也不愿意随便杀死自己的岳父。杨坚尽管表面不露声色，但内心对周宣帝的猜疑也感到不安。为逃避周宣帝的猜疑，同时在北周动乱时拥有实力，杨坚想暂时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掌实权。公元580年，时机到来，周宣帝决定南伐。郑译便乘机向皇帝推荐了杨坚，由于皇帝对关西士族郑译向来都很信任，于是就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

    这时，周宣帝病重，召见小御正刘防、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准备托以后事。二人到时，周宣帝已经不省人事。当时，宣帝的长子宇文阐才8岁，离当皇帝的实力还远了点。刘防为以后飞黄腾达，便找来郑译商议，共同拟定一个假诏书，声称周宣帝遗嘱，传位于宇文阐，即周静帝。并尊杨坚的女儿杨丽华为皇太后，让杨坚以皇太后父亲的身份总揽朝政，辅佐周静帝。宣帝死，刘、郑等人暂不公开，首先由杨坚总管中外军事大权。杨坚又以诏书的名义控制了京师卫戍军队，基本控制了朝廷。3天后，杨坚等人才正式宣布宣帝已驾崩的消息，8岁的静帝即位，以杨坚为假黄铖、左大丞相，掌握军事、政治大权。杨坚深知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杨坚首先是建立自己的统治核心。杨坚自任丞相，设丞相府，又拉拢真正具备政治才能的高敏等一帮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丞相府实际上已取代朝廷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杨坚利用掌握军权的司武上士卢贲，用军队的力量暂时压服了尚未完全清醒过来的朝廷百官。

    接着除掉皇室宇文氏的势力。杨坚初执政时，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仍以皇叔身份居上柱国、右大丞相职，在朝廷中与杨坚平起平坐。杨坚指使刘防把他劝回家中，不要过问朝政，答应以后由他做皇帝，只需在家里等。宇文赞年轻无才，信以为真。于是杨坚排除了皇室中潜在的干扰。

    但这时真正的威胁是已经成年并各居藩国的宇文泰的5个儿子。他们既有实力，又有影响，一旦起兵，杨坚根本无法控制。在还没有公开宣帝的死讯时，杨坚便找借口召他们回到长安，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印符。宇文泰的5个儿子与雍州牧毕王宇文贤联系，请他起兵，但宇文贤很快就被杨坚击败。杨坚明知是宇文泰的5个儿子从中捣鬼，却假装不知，并允许他们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此安定他们。宇文泰的5个儿子看到外面指望不上，便寻找直接刺杀杨坚的机会，刺杀未遂，反而被杨坚一一剪灭。

    然后，杨坚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严刑峻法，停止洛阳宫的营建，以此取得臣民们的广泛支持。这样，杨坚在京师的统治已基本稳固。

    接下来，杨坚一方面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政治优势拉拢地方将领，对反对者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投入自己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经过半年的战争，地方武装反抗被全部平定，杨坚控制了北周政局。

    从辅政之日起，杨坚要做皇帝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平定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又为自己做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自己由左丞相改任大丞相，废左、右丞相设置，不久改称相国；让自己的长子杨勇出任洛阳总管、东京小冢宰，监督东部地方势力；杨坚由随国公改称随王，以20州为随国，封独孤氏为王后，杨勇为世子，随王位在诸侯王之上；为进一步削弱宇文氏的影响，废除宇文氏对汉人的所有赐姓，令其各复本姓。这一措施得到汉人的普遍拥护。

    公元580年底，杨坚做皇帝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元581年，杨坚派人为周静帝写退位诏书。诏书极力称赞杨坚功德，希望杨坚按照舜代尧、曹丕代汉献帝的典故，接受皇帝称号，代周自立。诏书由朝廷大臣捧着到随王府送给杨坚。杨坚假意推辞，经过朝廷百官的再三恳求，杨坚才同意接受。仪式结束，杨坚穿戴上皇帝的龙袍，在百官簇拥下坐上皇帝的宝座。

    杨坚由继承父亲的随国公起家，晋称随王，故把自己新王朝的国号定为随。他又感到随字有走字旁，与走同义，不太吉利，便改随为隋。改元开皇，以长安为都，称大兴城。

    杨坚在天下基本稳定、政治机构完善后，接受大臣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皇权。

    突厥原是活动于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后来东迁，活跃在蒙古草原。在北齐、北周时，突厥经常向内地侵扰。杨坚初执周政时，采取和亲政策，努力缓和双边关系。杨坚代周后，突厥大举南侵，攻略甘肃和陕北一带，杨坚派河间王杨弘、高颖等在公元583年率兵击败。为阻止突厥南下扰民，杨坚多次征发民众大修长城，并加强防御。后来，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向西面发展，东突厥接受隋朝的控制，北部边防渐趋巩固。

    对于长期依附北周的后梁，杨坚开始时采取笼络政策。当经济和军事实力有较大发展并对统一江南做好了准备后，杨坚就不能容忍在自己的疆域内再存在独立王国了。公元587年8月，杨坚邀请后梁帝萧琮到长安，借机派兵灭掉梁国。

    杨坚建隋后，即开始做统一江南的准备。在巩固了内部、缓和了与突厥的矛盾和灭梁之后，公元588年秋，杨坚共发兵50多万，东起海滨，西至四川，在整个长江沿线水陆并进，向陈国发动大举进攻。这时，陈国兵力不过数十万，而君臣仍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面对隋的全面进攻，陈后主陈叔宝及文武百官全部做了俘虏。晋武帝之后，200多年的分裂局面终于结束，全国再次统一。

    励精图治

    杨坚在称帝之后，首先是把自己的儿子封到战略要地去驻守，同时掌管当地及周围的军事要塞。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杨坚罢黜了一些没有能力的大臣，将一些有能力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事务。

    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货币、对外关系等方面。

    在中央机构方面，杨坚废除了北周的官制，将秦、汉、魏、晋、南朝各代的中央官职作了一次大综合。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内史、门下、尚书（吏部、礼部、工部、兵部、刑部、户部六部）、秘书、内侍。掌握军政大权的是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及六部；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际权力；三公虽然也有臣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

    三省是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中内史省是中央的决策机构，负责起草和颁布皇帝的诏令，长官称内史令；门下省是中央的审议机构，负责审察政令，驳正违失，长官称纳言；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全国的政令，长官称尚书令。三省互相独立，又互相牵制，共同担负丞相的职责，以避免丞相权力过大而危及皇权。三省制度的确立使丞相的权力大大削弱，而皇帝的权力得到加强。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别负责官吏任免考核、户口赋税、礼仪、军政、刑法、工程营建等方面的事务。六部长官皆称尚书。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

    在地方组织方面，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在南北朝时，州、郡、县的设置既滥又多。杨坚废除郡这一级，撤郡500多个，并且合并了不少州县，裁减了大批官员。这种对地方行政机构大刀阔斧地精简，节省了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辖。

    在州县属吏的任用方面，杨坚废除了地方官就地自聘臣属的制度。隋朝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一律由中央的吏部任免。州县官员要三年一换，不得连任。所用之人，必须是外州县者，凡本地人一律不得任用。这样，中央就把地方官用人之权全部牢牢控制，州县属官回避本州县，又防止了地方政权为当地豪强所把持。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杨坚十分重视吏治，奖励良臣，严惩不法官吏。为了使州县官吏能够廉洁治民，杨坚采取给田养廉的办法，奖励良臣，以使他们不去搜刮民脂民膏，堕入贪官污吏之列。与此同时，杨坚采取严刑，严惩不法官吏。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城内外百官的施政情况，发现罪状便加以严惩。有时他秘密使人给官吏送去贿赂，一旦有官吏受贿，立即处死。在开国之初，大批良臣不断涌现，全国各地社会秩序井然，这与杨坚的吏治手段密不可分。

    杨坚不仅要求各级官吏要清正廉明，不得奢侈腐化，他自己也带头节俭。隋文帝教训太子杨勇说：从来帝王没有喜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当太子，应该首先崇尚节俭。太子杨勇、三子杨俊都因生活奢侈，被罢免官职，杨勇的太子位也被废黜。宫廷内人们所用衣物，大多是破了再补，直到不能用为止。

    公元594年，关中闹饥荒，杨坚派人去察看灾情，见百姓所食都是豆粉拌糠，他拿着食品给群臣观看，涕泪俱下地责备自己无德，命令取消常膳，不吃酒肉。他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令卫士不得驱赶民众。遇见扶老携幼的群众，自己引马避路，好言抚慰。道路难走处，令左右扶助挑担的人。

    杨坚建国后着手统一钱币与度量衡。自从东汉末年以后，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钱币和度量衡也都各不相同，非常混乱。秦始皇时期的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早已被各朝各国帝王打破，自行一套。杨坚统一中国以后，深感钱币不同，度量衡各异，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他统一全国后，开始了统一钱币和度量衡的改革。

    钱币在南北朝时期，尤为混乱。南朝，陈有五铢、六铢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进行实物交易，根本不用钱币。北朝时期，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精良，但市场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各地都有私铸钱币，朝廷法定的钱币也只是数种钱币中的一种。

    杨坚统一全国之后，明令天下，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全国各地都发放样钱。凡是不合样钱的钱币，一律不允许流入市场。在此以后的各种钱币，全部废除，不许再用。

    公元585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为了防止再有私铸钱币流入市场，破坏钱币统一，杨坚严令，如有敢私铸钱币者立即诛杀。

    隋之前的度量衡也十分混乱。各朝官吏总想多搜刮民财，因此总是将度量衡由小变大。以王莽改制后的度量衡为标准，南朝尽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尽增大到二至三寸。南朝，齐国一斗等于王莽时的小斗五升，一斤等于一斤八两；北朝，魏国、齐国一斗等于原来的二斗，一斤等于原来的二斤。隋文帝即位后，下令停止使用原来的度量衡，规定一尺等于王莽时的一尺二寸八分，一斗等于莽制三斗，一斤等于莽制三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由于唐沿隋制，宋、元、明、清又沿袭唐制，因此，历代再无更大变化。

    统一钱币和度量衡，是为了适应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以当时东都洛阳为例，有三大商业市场，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其中丰都市周围六里，有一百二十行，三百余肆，四百余客栈，南北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粮、绵、纸、青瓷器、漆器、铁器、盐、香料等商品，应有尽有。市场商品经济之繁荣，可见一斑。

    创立科举

    隋朝开国之前，选拔官吏采取的是九品中正制度，做官要凭门第，仕途完全被门阀世族把持。

    公元587年，杨坚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度，规定每州每年要推荐有才学的贡士3人。推荐的标准是文章华美，并需经过特别考试。公元599年，杨坚又命令，凡是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要以有德、有才二科举人。把德和才结合起来，通过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担任官吏。到了隋炀帝时，开始设立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成立。

    科举是以分科考试的方法取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隋朝的进士一科，对后世影响很大。以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这是选拔官吏制度的重大变革。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贫寒子弟，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获得做官的机会。由此便打破了门阀世族垄断做官的局面，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得大批下层平民，为了将来能获取官职而安心读书，这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很有益处。科举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力，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自从秦朝制定了残酷而又苛刻的刑律之后，汉承秦律，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一脉相承。公元578年，北周武帝死后，周宣帝即位。周宣帝颁布了《刑经圣制》，用法更加残酷。杨坚在辅佐周静帝时，革除了周宣帝的一些暴政，删削《刑经圣制》，改作《刑书要制》，用法宽大了许多。

    杨坚即位之后，命令杨素、裴政等十多人修定刑律。裴政为主，上采魏、晋旧制，下及齐、梁，以“以轻代重，化死为生”为指导原则，制定了《开皇律》。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鞭刑等酷法，除了犯谋反罪，一律不用灭族之刑。律文仅五百条，极为简要。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种。死刑只分绞、斩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等；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等；杖刑分杖六十至杖一百五十等；笞刑分笞十至笞五十五等。此外，又有“十恶”不赦之条，即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凡有犯者皆从重治罪，均不赦免。

    公元586年，杨坚又下令废除孥戮、连坐之法。孥戮之法，原见于《汤誓》，连坐创自商鞅。这是两种十分野蛮残酷的刑法，至隋终于全被废除。公元592年，杨坚又下诏：死罪囚必须报经大理寺复审，各州县不得自决死罪，不得在当地处决。同时又规定，死罪须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民众有冤屈可以逐级上诉，直至诉至朝廷。

    杨坚是个非常清明的开国君王。他采取的是“官严民宽”的政策，对各级官吏往往小罪重罚，可以不依法律，在朝堂上任意诛杀；而对民众犯罪，用心却平恕。杨坚认为，官吏本负有治国安民之责，拿着国家俸禄，知礼知法，如渎职犯罪，必须严处。平民一年四季，耕作劳苦，自食血汗，知礼知法者不多，犯罪可以从宽。杨坚晚年，对待官吏更严，诛杀尤甚。

    杨坚在改革刑律的同时，对兵制也进行了相关的改革。魏晋以后实行府兵制，其特点是士兵以战争为职业，完全脱离生产。府兵制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军队的训练，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北周与北齐对峙时，由于人力物力不及北齐，宇文泰便创立了府兵制。府兵来源于农民中的强悍者，平时从事生产，本身免除租税；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由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寓兵于农，但又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属州县，可以随时调发。家属也随营居住，不入民户，随军流移。这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有节省军费的优点。因此，府兵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元590年，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重要改革，规定军人和家属都隶属于州县。垦田和户籍，与一般农民一样，也可按均田令分得土地。这样，军人和家属就有了固定的居所，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军人本身仍旧保留军籍，属于军府统领。军府是府兵制的基本组织单位。隋制设立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各卫置大将军，为府兵的最高将领，总统于皇帝，各卫下辖军府。

    杨坚改革后的府兵制，把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改兵农分离为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平时生产，战时打仗，既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又减少了军费开支。

    灭太子党

    杨坚由专权而称帝，独孤氏家庭的地位和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杨坚对独孤氏一直存在畏惧的心理。杨坚称帝后，独孤氏直接参与政事。独孤氏实际成为皇帝的皇帝，故宫中把二人合称“二圣”。独孤氏嫉妒心非常强，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杨坚和其他女人接近。虽然当时在后宫也有嫔妃几十人，但杨坚根本不能与她们亲近。由于独孤氏喜欢次子杨广，杨坚最后也废除了长子杨勇继承皇位的资格。

    杨勇是杨坚的长子，幼时颇得父母喜爱，故在杨坚做随王时便被立为世子，后来确立为太子。开国之初，杨坚为提高儿子的地位，凡有军国大事，都要杨勇参与处理。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勇越来越迷恋女色，东宫嫔妃多被宠幸。独孤氏最讨厌和除妻子外的女人生孩子的男人，当然对杨勇的行为也不满意。杨勇的第一个儿子是与尚未选入东宫的云氏在外边生的，杨坚对此也大为不满，指责杨勇。但杨勇不服，依然我行我素，从此逐渐失宠。但杨勇既为皇太子，当然会有一批人为了将来的利益为他出谋划策，于是杨勇周围逐渐形成一派势力。当杨勇在父母面前失宠时，善于察言观色的杨广便开始策划取而代之，在他周围以当朝重臣杨素为首形成另一派势力。

    公元598年冬至日，朝廷百官都到东宫朝见杨勇。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朝贺，这实际上是对杨坚的示威。杨坚不能容忍，专门为此下诏，严禁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杨坚废除杨勇的决心此时已经正式形成。其后，父子互相猜疑。为防备杨勇，杨坚把东宫强壮的警卫全部挑走，并将警卫经常轮换。侍卫以上的官吏全由皇宫卫队统一指挥，不受东宫调遣。杨勇本来就没有雄才大略，依附者在皇帝的再三警告下也不敢妄动，杨勇便也束手无策。公元600年，杨坚正式废杨勇，并杀掉和罢免杨勇的一大批臣僚，彻底消灭了太子党。杨广是杨坚的次子，善于讨好父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君王。

    公元604年正月，杨坚要到仁寿宫游玩，把朝廷的日常工作全部交给了杨广。4月，杨坚染病；7月，病重，召杨广等入宫侍候。然而，杨广为尽快处理杨坚的善后事宜，写信征求杨素的意见，但杨素的回信却被人送到杨坚手中。杨坚阅信后，勃然大怒，这对他的病情是很大的刺激。同时，在独孤氏死后，杨坚最宠爱的宣华夫人向杨坚诉说杨广夜里调戏了她。杨坚一怒之下，怨恨已故的独孤氏怂恿他废杨勇而让杨广做了自己的继承人，便让人赶快召杨勇进见。杨广听说此事，便派亲信进宫，把侍候杨坚的人全部赶出去。不久，杨坚病死，享年64岁，庙号“高祖”，谥号“文皇帝”。

    杨坚结束了自东汉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动荡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他废除九品中正制，开科取士，奠定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基础。他对行政机构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创造出一套适合时代要求、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他创建的三省六部制和进行的一系列精简机构、裁汰冗官的改革，为以后历代所遵循。他以身作则，严肃吏治的有效措施，促进了社会的高速发展。他实行均田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他减轻剥削和检查户口的办法，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国力有重要作用。他继承了汉代以后的儒、法兼用的统治手法，又掺进了不少佛家、道家的因素，这就使得他的文化政策更多包容兼蓄，而较少专宗一派。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杨坚是一位功名赫赫的开国皇帝。

    窦建德

    窦建德（573年~621年），贝州漳南（今山东武城漳南镇）人，隋末唐初河北起义军前期领袖。

    自称将军

    窦建德出生时，正处于北齐、北周的昏暴统治下，他在山东门阀世族的残酷剥削压迫下度过了童年。隋文帝统一全国时，窦建德已是17岁的青年了。窦建德家世代务农，自言汉景帝太后之父安成侯窦充的后裔。家里稍有资产。

    窦建德年轻时就“重然许，喜侠节”（《新唐书·窦建德列传》）。有次乡人家中丧亲，因家贫无法安葬。当时窦建德正在田中耕种，闻而叹息，便将自家的耕牛给了乡人，让其发丧，结果很为乡里所敬重。还有一次有几个盗贼在晚上去窦建德家抢劫，窦建德站在门边，待盗贼进屋后，先后打死三人，其余的盗贼吓得不敢再进。盗贼只好请求将三人的尸首要回，窦建德说：“可投绳系取之”（《新唐书·窦建德列传》）。盗贼于是将绳投进屋里，窦建德将绳系在自己身上，然后让盗贼拽出。窦建德随即持刀跃起，再杀数人，从此更加闻名。

    此后，窦建德为乡里所归附，当了里长。那时已是隋文帝晚年，隋朝统治日益昏暴。隋文帝建仁寿宫，杨素主持营造，“夷山堙谷，营构现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日夜施工，役夫死者不计其数。杨素竟然令官吏将路上尸骨焚烧，又将“疲敝额仆者，推填坑坎，复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而刑法严峻，骇人听闻：隋文帝“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行旅皆晏起晚宿，天下懔懔焉”。甚至“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处决”。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迫使隋文帝废除“一钱弃市法”。窦建德“犯法亡去”，大约就在这段时间。这表明他并没有充当官府的爪牙，而是敢于反抗苛法的人物。隋炀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他才回转家乡。窦建德父亲死的时候，乡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们给他赠送的财礼，皆一概不收。

    隋炀帝上台后，荒淫残暴，倒行逆施，把苛重的力役和赋税加在农民身上，使得广大农村“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无数贫苦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隋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杨广征兵攻打高丽，窦建德应召入伍。本郡选勇敢优异者当领导，窦建德因勇敢被选为二百人长。当时，山东发大水，与窦建德同县的孙安祖家被大水淹没，妻儿饿死。县令见孙安祖骁勇过人，也将他选入军中。孙安祖向县令陈述自己家中贫困，不愿入伍。县令大怒，处以鞭刑。孙安祖气极，杀死县令，投奔了窦建德。窦建德暗中放孙安祖逃走。是年，山东大饥，窦建德对孙安祖说：“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今水潦为灾，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亲驾临辽。加以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旧唐书·窦建德列传》）孙安祖依计而行。随后，窦建德帮助孙安祖聚集贫困农民和拒绝东征的士兵几百人，占据漳南县东境方圆数百里的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举兵抗隋。孙安祖自称将军，号“摸羊公”。

    当时，清河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纠集百余人，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率千余高士达义军，在清河一带起义，往来漳南一带。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唯独不去骚扰窦建德所在的村落。郡县怀疑窦建德与他们私通，逮捕并杀害了他全家。窦建德便率麾下二百人投奔高士达，被任命为司兵。后孙安祖被张金称杀害，其部数千人尽归窦建德。从此，势力渐盛，壮大到万人，仍然往来于高鸡泊中。窦建德倾身接物，能与兵士同甘共苦，所以士兵也愿为其效死力。

    大业十二年（616年）十二月，隋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攻打高士达。高士达认为自己智略不及窦建德，便以窦建德为军司马，让其指挥作战。窦建德掌管兵权后，想树立自己的威信，便提议由高士达留下看守辎重，自率精兵七千人前去抵抗郭绚。窦建德假称和高士达不和前来投奔，郭绚却心怀疑虑。正值高士达也四处宣称窦建德背信弃义投降隋军，并将俘获来的一名妇女，当做窦建德的妻子，在军中杀掉。窦建德派人给郭绚递上降书，并说自己愿意作为先锋，带郭绚去攻打高士达。郭绚相信了窦建德，率兵随建德至长河界地相会，共图高士达。郭绚部遂放松了对窦建德的戒备，窦建德抓住战机，发起突然袭击，大破郭绚军，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并将逃跑的郭绚斩首。自此，窦建德所率义军兵威大振。

    郭绚兵败后，隋炀帝又派太仆卿杨义臣率兵万余前来围剿起义军。杨义臣于清河先歼灭了张金称的部队，由于杨义臣将所俘义军全部杀死，以至无人愿降，一些溃散在草泽中的残部相继投奔窦建德。杨义臣乘胜至平原（郡治安德，今山东陵县），准备进入高鸡泊讨伐高士达部。窦建德见隋军士气正盛，便对高士达说：“历观隋将，善用兵者，唯义臣耳。新破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今与争锋，恐公不能敌也。”（《旧唐书·窦建德列传》）但高士达却不采纳窦建德的避敌锋芒、以逸待劳、伺机破敌这个正确意见，留窦建德守营，亲自率精兵主动出击，初获小胜，便纵酒高宴，有轻杨义臣之心。窦建德闻讯后，说：“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矜大，此祸至不久矣。隋兵乘胜，必长驱至此，人心惊骇，吾恐不全。”（《旧唐书·窦建德列传》）自率精锐百余人把守险要，以防高士达之败。结果，不过5天，高士达便被杨义臣所杀。杨义臣乘势追击窦建德，欲将窦建德所部全歼。追至北薄垒，守兵闻高士达败，皆溃败。窦建德寡不敌众，不能再战，只得率百余人突围而去。窦建德撤至饶阳（今属河北），见饶阳守军没有防备，遂攻占饶阳。杨义臣见高士达已死，并没有将窦建德放在心上，领兵而回。窦建德遂得以回到平原，在此收编余部，抚循士众，多数人表示愿意跟随窦建德。窦建德在此又得3000余兵，实力有所增强。窦建德还为高士达发丧。接着又召集亡卒，得数千人，军威得以重振，窦建德开始自称将军。起初，义军见到隋官及士人一律杀掉，唯有窦建德注意争取这些一般官吏，所以隋郡县的许多官员都主动归附。窦建德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

    乐寿称王

    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窦建德在河间郡乐寿（今河北献县）筑坛，自立为长乐王，年号丁丑。开始设置百官，分治郡县（窦建德称长乐王的时间，《旧唐书·高祖纪》作武德元年，此据《隋书·炀帝纪》、《旧唐书·窦建德列传》及《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窦建德率兵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并俘斩隋将杨善会于清河。

    七月，隋炀帝为解瓦岗军急攻东都之围，命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领3万幽、蓟精兵南下，会同王世充等驰援洛阳，“所过盗贼，随便诛剪”（《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四》）。王世充等诸将皆受世雄节度。薛世雄部队进占七里井（今河北河间南）准备进攻刚刚在乐寿称王的窦建德。当时，窦建德军在乐寿周围各县分散收麦。窦建德本人在武强（今河北武强西南）征粮，闻薛世雄前来，遂撤出诸城，扬言还回豆子航（今山东惠民境内），以麻痹敌人。薛世雄以为义军怕自己，放松了警惕和戒备。窦建德距薛世雄营寨140里，率敢死队280人先行，命令后续部队跟进于后，星夜奔袭世雄。翌日凌晨，窦建德进抵薛营前，正巧大雾迷漫，咫尺莫辨。突然发起冲击，薛世雄士卒大乱，纷纷离帐逃命，自相践踏，不可收拾。薛世雄率亲兵数十骑逃归涿郡，惭恙发病，未几而卒。窦建德乘胜进攻河间城，围困城池，却屡战不克。

    隋河间郡丞王琮闻炀帝被杀，派使者请降。窦建德先退兵，王琮等随后率官吏素服面缚至营门。窦建德亲自为其松绑，并将隋朝已经灭亡的事实告诉了王琮。王琮伏地痛哭，窦建德也受其感染，流泪不已。此时窦建德的部下说：“琮拒我久，杀伤甚众，计穷方出，今请烹之。”窦建德则说：“此义士也。方加擢用，以励事君者，安可杀之？往在泊中共为小盗，容可恣意杀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还下令军中：“先与王琮有隙者，今敢动摇，罪三族。”（《旧唐书·窦建德列传》）并于当日封王琮为瀛州刺史。河北郡县闻后，都争相归附于窦建德。

    武德元年（618年）正月时，窦建德与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各路义军首领一起派使者让李密称帝（李密时为瓦岗军首领，力量为诸义军之首）。李密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同意。但李密却没放松对各路义军的拉拢。二月，李密便派房彦藻、郑颋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窦建德知道这是李密想兼并各路义军，但鉴于实力尚弱，便借口北部罗艺南侵为由拒绝了李密。为了不让李密生疑，窦建德亲自写了回信，对房彦藻还卑辞厚礼相待。

    后来，窦建德在攻克景城时，俘户曹张玄素，欲将杀之，景城县民千余人号泣愿代其而死，并说：“户曹清慎无比，大王杀之，何以劝善？”（《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五》）窦建德遂将张玄素释放，以其为治书侍御史，但被张玄素拒绝。直到隋朝灭亡，窦建德又以为黄门侍郎，张玄素这才受命。当时饶阳令宋正本，博学有才气，向窦建德献定河北之策，窦建德于是将其引为谋主。窦建德的这些做法使他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壮大。

    七月，窦建德定都乐寿，并将所居之处命名为金城宫，备置百官，准备称王。冬至那天，窦建德正在金城宫设会，忽有五只大鸟降于乐寿，还有几万只鸟相附，经日乃去。窦建德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便改元五凤。同时宗城人献玄圭一个，景城丞孔德绍借此向窦建德进言：“昔天以是授禹，今瑞与之侔，国宜称夏。”（《新唐书·窦建德列传》）加上此前最强大的瓦岗义军已经失败，李密也降于唐朝。618年，窦建德见时机成熟，便听从了孔德绍之言，建国号为夏，改元五凤，自称夏王。同时以宋正本为纳言，孔德绍为内史侍郎。

    窦建德建立政权后，便开始对河北其他义军进行兼并战争，他将目标定在了灭魏刀儿部。当时上谷（今河北易县）人王须拔、魏刀儿聚众起义。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其亚将魏刀儿称“历山飞”。各率义军10余万，北连突厥，活动在今河北、山西一带。后王须拔起义军克高阳城（今河北高阳东）；其后，王须拔率部攻涿郡（今北京城西南），中流矢牺牲。虎贲郎将王辩率步骑兵3000击败魏刀儿部起义军。魏刀儿收二部义军，入据深泽（今河北深泽）为根据地，自称魏帝。后转战于博陵（今河北定州市）、信都（今河北冀县）等地，起义军复发展至10万。是年，窦建德与魏刀儿部结盟。窦建德只是表面上与之联合，待魏刀儿放松戒备时，于十一月突然袭击占据了许多地方，随后又围住了深泽。魏刀儿为部下所擒，送与窦建德请降。窦建德杀魏刀儿，将魏刀儿余部全部改编到自己麾下，窦建德势力得到迅速发展。

    同月，窦建德又连克易州（今河北易县）、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唯独没攻破冀州（今河北冀县）。为发展义军势力，窦建德亲自领兵攻取冀州城。当时，冀州刺史麴稜已归附唐廷。麴稜的女婿崔履行是将门后，吹嘘他有奇术可以使攻城人自败，麴稜便轻信了。履行命守城将士都坐着，不许妄斗，还说“贼虽登城，汝曹勿怖，吾将使贼自缚”（《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六》）。于是，设坛祭神，夜设章醮，然后自己穿衰经，拄竹杖，登北楼放声大哭。还命令城里各家的妇女坐到屋顶挥动裙子四面兜风，窦建德攻城紧急时，麴稜对女婿的妖法产生了怀疑，准备战斗。崔履行坚决制止部队行动。窦建德乘机将城攻破，此时崔履行还在施展他的哭术不肯休止。占领冀州之后，有人主张杀掉守将。窦建德却认为麴稜是位忠臣，厚礼之，任命他为内史令。此战，冀州刺史唯亲用人，招致兵败城破。窦建德以俘将为忠臣，无原则宽容大度，也为自己日后部属叛离导致兵败埋下了祸根。

    长安遇害

    武德四年（621年）三月，窦建德在吞并孟海公起义军后，留部将范愿守卫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自率10余万大军，号称30万西援洛阳。至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王世充的行台仆射韩洪迎其入城。继经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攻下管州（今郑州），杀唐管州刺史郭士安；又连克荥阳（今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县，水陆并进。与王世充部将郭士衡数千人会合，进屯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西）东广武山，并在板渚（今河南荥阳黄河南岸）筑宫，与王世充相呼应，威胁唐军侧背。并致书秦王李世民，要求唐军退至潼关，把侵占之地还与王世充。李世民采纳宋州刺史郭孝恪等人建议，决定中分麾下。以齐王李元吉、将军屈突通等继续围困洛阳；自率步骑骁勇3500人为前锋，抢占虎牢要地，阻遏窦建德军西进。相机破击，一举两克之。

    二十五日，唐军进驻虎牢。二十六日，李世民率骁骑500出虎牢，在其东20多里处设伏，由骁将李世勣、程知节（初名程咬金）、秦叔宝分别统领，自与骁将尉迟敬德仅带4骑前去侦察。在离其营3里处，猝遇窦建德军游骑，窦建德一将被李世民引弓射杀。窦建德闻讯，急忙派五六千骑兵前来追逐。结果被李世民引入伏击处，被斩首300余级，骁将殷秋、石瓒也被俘。窦建德迫于虎牢之险，被阻于虎牢东月余不得西进，几次小战又都失利。四月三十日，李世民又派部将王君廓率轻骑千余截击窦建德运粮队，大将军张青特被俘。窦建德军更陷于不利境地，军心涣散，将士思归。

    此时，国子祭酒凌敬献策：“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今山西长治），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今陕西大荔东），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旧唐书·窦建德列传》）这本是个非常好的建议，窦建德也本想接受这个意见，但其部将多接受王世充使者贿赂而主张救援洛阳，便说：“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窦建德只好对凌敬说：“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矣。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旧唐书·窦建德列传》）凌敬却坚持己见，窦建德反而大怒，将凌敬怒斥出去。这时，窦建德的夫人曹氏又向他说：“祭酒之言可从，大王何不纳也？请自滏口之道，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以自救，此则郑围解矣。今顿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为自苦，事恐无功。”窦建德却说：“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郑国悬命朝暮，以待吾来，既许救之，岂可见难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旧唐书·窦建德列传》）窦建德一心决战，再也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窦建德欲乘唐军草料将尽，牧马河北之机袭击虎牢。结果此计为李世民所知，李世民便将计就计，于五月初一率兵一部过河，从南面逼进广武。观察窦军形势，留马千余匹在河中沙洲放牧，以诱窦建德出击。次日，窦建德果然全部自板渚西出，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大河，南连鹊山（今河南荥阳西南），正面宽达20里，擂鼓挑战。李世民率军在汜水西岸列阵相持，登高了望，然后对部下说：“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令不肃也；逼城而阵，有轻我心。待其饥，破之果矣。”（《新唐书·窦建德列传》）于是决定按兵不动，另派小部队与窦建德军周旋，同时派人将留在河北的人马召回，待窦建德军气衰，再一举将其击破。

    时至中午，窦建德军士卒饥疲思归，皆坐列，又争抢喝水，秩序紊乱。此时，李世民突然发起进攻，命宇文士及带300骑兵经窦建德军阵西而南，先行试阵，并告诫他说：窦建德军如严整不动，即应回军；如阵势有动，则可引兵东进。宇文士及部经窦军阵前时，窦军阵势果然动乱。李世民见时机成熟，遂下令出击，亲率轻骑冲锋，主力继进，东涉汜水，直扑窦军大营。此时窦建德君臣正在议事，唐军突临。窦建德军未及列阵抵抗，仓促应战，被迫东退。唐将窦抗率部紧追，被窦建德军顽强击退。李世民见进攻不利，便率骁将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精锐突入其阵，从阵后展唐旗。窦建德军士卒以为大营被占，迅速崩溃，唐军追击30里，窦建德军被斩首3000余级，5万人被俘。乱军中，窦建德中槊（一说中枪）受伤，退至牛口渚。唐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追至。窦建德于慌乱中坠马，白士让举槊欲刺。窦建德忙说：“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汝。”（《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九》）杨武威下马将窦建德抓获。窦建德兵败之前，军营中就有童谣唱道：“豆人牛口，势不得久。”（《旧唐书·窦建德列传》）窦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恶之，不料后日果真如此。窦建德被俘后，唐军主力回师洛阳，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想突围南走襄阳，但诸将已无斗志，被迫于五月初九率太子、群臣等2000余人投降。

    窦建德被俘后，其夫人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率数百骑逃回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窦建德部下欲立建德养子为主，齐善行说：“夏王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被擒如此，岂非天命有所归也？不如委心请命，无为涂炭生人。”（《旧唐书·窦建德列传》）遂将府库财物分给士卒，让其各自散去。然后齐善行与窦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窦建德妻率部属举山东之地，奉传国等八玺降唐。窦建德所建夏国，也就此灭亡。621年8月2日，窦建德于长安遇害，时年49岁。19日，余部推窦建德部下刘黑闼接过义军大旗，继续着反唐的事业，武德六年（623年）失败。

    李密

    李密（582年~619年），隋末农民起义中瓦岗军后期领袖。字法主，京兆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南）。李密曾祖李弼，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统治核心关陇集团的著名家族。祖父曜，北周开府，邢国公；父宽，隋柱国，蒲山郡公。

    隋开皇中，李密袭爵；大业初，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李密不满宿卫侍从官职，称病自免，闭门读书。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隋，召李密为谋主。玄感败，李密逃亡。十二年，李密入瓦岗军，翟让派他游说河南地区小股反隋武装归附，很有成效。同年十月，李密劝翟让迎击隋悍将荥阳通守张须陀所统精卒，大败隋军。这次战役李密立了大功，翟让命他分统一部分军队。李密军令严肃，赏赐优厚，士卒乐意为他所用。瓦岗军声势渐盛，他劝翟让要有平定天下的远大目标，建议袭取兴洛（后改洛口）仓，开仓赈济，扩充队伍，然后进取东都。大业十三年，瓦岗军攻取洛口仓，招就食饥民几十万，起义队伍迅速壮大。

    李密长于谋略，归瓦岗军时孑然一身，经过半年的活动，不仅取得了翟让的信任，而且逐步在瓦岗军内部形成以李密、房彦藻、常何、时德睿、李玄英、祖君彦等为核心的势力。十三年初，李密获准建立“蒲山公营”。蒲山公营建立后，李密加紧活动，瓦岗军旧部开始分裂。二月，在王伯当、贾雄和徐世勣（即李勣）的支持下，翟让推李密称魏公于洛口，改元永平。并设置魏公府和行军元帅府，又置“百营”以招徕各路反隋武装。魏公府下置三司、六卫，以翟让为司徒，徐世勣、单雄信为左右武侯大将军，各领本营，这是瓦岗旧部；元帅府置左右长史、司马、记室、护军，又置“内军四骠骑”，统率亲兵八千以供宿卫，这是蒲山公营的扩大，是李密的嫡系武装。

    这时，瓦岗军屡败隋军，据有洛口、黎阳、回洛三个大粮仓。河南诸郡县相继降附，今河南以至山东境内诸起义军也都接受魏公号令，李密在各路起义军中确立了盟主地位。就在这时，瓦岗军领导集团内部李密派和翟让派之间在处理隋降官、分配军资等问题上，矛盾愈演愈烈。同年十一月，终于发生火并。在元帅府长史房彦藻、司马郑颋的周密策划下，李密置酒召司徒翟让及其兄翟弘、司徒长史翟摩侯（翟弘子）、司马王儒信、左右武候大将军徐世勣和单雄信等赴宴，于席间杀翟让、翟弘、翟摩侯、王儒信及从者数百人；徐世勣受伤，单雄信叩头请命，得免于死。李密于是分翟让本营，由王伯当、徐世勣、单雄信分领。后来李密又命徐世勣出守黎阳，把单雄信降为外马军统领。

    十四年（618年）三月，江都发生兵变，推宇文化及为主，杀隋炀帝杨广，率众十余万西归。化及西归，洛阳惊恐，隋内史令元文都等策划招抚李密，使他拒敌化及，自己坐收渔人之利。隋皇泰主遣使任李密为太尉、尚书令、行军元帅、魏国公，命他讨伐化及。李密与洛阳长期相峙，这时化及兵逼黎阳，李密深恐腹背受敌，因此接受隋的官爵，七月出兵东讨化及。两军在黎阳附近的童山激战，化及兵败北走。但此时东都内部也发生变故，王世充利用手中掌握的兵权发动政变，杀死召李密入朝的元文都，专制朝政。童山之战，李密虽然取得胜利，自己的兵力也遭到重大损伤，世充组织了两万多军队，乘机进击。两军战于偃师（今河南偃师东），李密军大败，本营复没。亲将秦叔宝、程知节、牛进达等被俘，单雄信投降。王世充入偃师，又俘李密将佐裴仁基、郑颋、祖君彦等。李密部将王伯当闻偃师兵败，弃金墉（今河南洛阳北），北走河阳（今河南孟县东南）。李密想退入洛口，守将邴元真已降世充欲奔黎阳，又疑徐世勣不可信，走投无路，乃于九月渡河至河阳，引王伯当、常何、贾润甫等两万人降唐。李密自以为凭自己的地位威望，足以招抚山东郡县，一定会受到唐的优待，不料到了长安，待遇菲薄，只任他为光禄卿，封邢国公，他十分不快。

    十一月，唐高祖李渊遣李密偕王伯当、常何、贾润甫等到山东去招收旧部。十二月，李密至稠桑（今河南灵宝北），接到敕书，要他单身还朝。他感到已被猜疑，遂与贾润甫等谋叛唐。贾润甫等劝阻不止，常何西归，贾润甫奔熊州（今河南宜阳西）。十二月三十日（619年1月20日），李密与王伯当率领骁勇数十人，袭据桃林县（今河南三门峡西南），遂南入熊耳山。唐将盛彦师邀击，斩李密及伯当于邢公岘。

    唐太宗

    唐太宗（599年~649年），唐高祖李渊次子，杀太子李建成后，逼高祖禅位给他。他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也是一名军事家。唐太宗在位23年，患痢疾而死，终年51岁，葬于昭陵（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50里的九嵏山）。他在位期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后人称他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李渊希望李世民将来成为一个济世安民的人物，于是便给他取名为世民。隋炀帝在位期间横征暴敛，荒淫无度，各地反隋斗争此起彼伏。公元617年，李世民见时机成熟，便和刘文静等人策动李渊起兵反隋，攻入长安。唐朝建立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任尚书令。面对群雄割据的局面，李世民领兵南征北战，先后消灭了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逐步统一了全国，是唐朝的实际开创者。

    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非但功冠天下，而且网罗了一大批人才，武有尉迟敬德、秦叔宝、徐世勣、李靖等名将，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这使他能和太子李建成展开争夺皇位的激烈斗争。李建成据有太子的合法身份，得到一大批皇亲国戚的支持。他长期留守关中，在京城长安有着坚实的基础，连宫廷的禁卫军也在他控制之下。高祖中意于他，高祖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也与他关系密切。他利用这些优势，屡次想除掉李世民，以便顺利地继承帝位。有一天晚上，他请李世民到府中饮酒，在酒中下了毒药。李世民不防，端杯饮下，忽觉肚腹绞痛。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正好在场，将他背回西宫。他一阵呕吐，吐出许多血，这才知是李建成下的毒。他连忙请医服药，总算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此后，李建成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加紧了除去李世民的活动。他以重金暗中收买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等将领，遭到了拒绝。他又怂勇高祖将李世民的心腹谋士陆续调离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年）五月，突厥进犯中原。李建成乘机上奏高祖，让李元吉任主帅前去抵敌，高祖应允。李元吉提出要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猛将归他指挥，并调秦王府的精兵充实自己的部队，企图借此削夺李世民的兵权，然后将李世民杀掉。李世民面临危局，和妻舅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商量对策。两人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犹豫地说：“兄弟互相残杀，总不太好。不如等他们先动手，我们再回击。”两人急了，说如果再不动手，他们不愿留着白白送死。李世民这才定了先下手的决心。

    公元626年6月3日，李世民上朝向高祖揭露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罪行，说他们在后宫胡作非为，与张捷妤、尹德妃关系暖昧。这触到了高祖的痛处，李渊大惊说：“他们竟敢干这样的事？”李世民紧接着说：“他们还几次企图加害于我，如果不是儿臣处处防备，早就见不到父皇了！”边说边哭。高祖感到事关重大，要他们兄弟三人明天一早上朝，当面对质，以便弄清事实后处理。

    第二天一早，李世民亲自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周围。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原是李建成的心腹，这时已经被李世民派人用重金收买。张婕妤听到风声，急忙差人告诉李建成。李建成和李元吉商量，李元吉说：“我们赶紧布置兵马，称病不去上朝，观察一下再说。”李建成说：“不怕，宫内有张、尹两妃做内应，宫外有我的军队守御玄武门，他李世民能把我怎样！”他要李元吉和他一起上朝。部下也劝李建成带着卫队上朝，以防不测，但被李建成拒绝，仍和李元吉骑马进入玄武门。

    他们二人骑马来到临河殿时，忽觉气氛异常，就急忙拨转马头往回跑。忽然有人喊道：“太子殿下、齐王为何不去上朝？”李元吉回头一看是李世民，连忙取弓连射三箭而不中。李世民一箭将李建成射下马来，当即死去。李元吉仓皇朝西奔逃，迎面撞见了尉迟敬德率领七十多名骑兵杀来，又掉转马头往回跑。一阵乱箭射来，他滚下马鞍，钻进了树林，却正巧遇见李世民。两人搏斗，李元吉骑在李世民身上，夺下弓，扼住了李世民的喉头。在这危急关头，李元吉忽见尉迟敬德驰马赶到，拔腿就逃，却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

    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得知玄武门出事，立即出动两万多人猛攻秦王府。李世民一面指挥部下抵挡，一面派尉迟敬德带兵进宫。这时，高祖正和妃子、大臣在宫苑湖里泛舟游玩，见尉迟敬德带兵而来大吃一惊。尉迟敬德禀告说：“太子、齐王叛乱，秦王恐惊动陛下，特派臣来护驾。”高祖忙问：“太子和齐王现在何处？”尉迟敬德回答说：“已经被秦王处死。”高祖十分难受，命令登岸，问左右该怎么办。一旁的宰相萧瑀顺水推舟说：“秦王功德盖世，深得人心。现在既然没有了建成、元吉，就该立秦王为太子。”尉迟敬德紧接着说：“外面尚未完全平静，请陛下降旨，要各路军队接受秦王节制。”高祖只好依言降旨。三天后，高祖正式立李世民为太子，执掌国事。这件事史称“玄武门之变”。

    有的学者对玄武门之变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李渊并非昏庸无能之辈，李建成也并非怙恶不悛之徒。李世民和李建成之争，属于封建皇子间为夺取嗣位而进行的相互残杀。对于一些文学作品在玄武门之变中贬低李渊、李建成和抬高李世民的倾向表示异议。

    贞观之治

    公元626年八月甲子日，李世民逼迫高祖让位，由他即位称帝，是为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

    太宗即位后，成为历代帝王中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为后世帝王的楷模，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善于纳谏，也就是善于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明辨是非，然后采纳正确的意见。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到好弓几十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了。近来拿给工匠看，工匠说都不是好弓。我问是什么原因，工匠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斜，弓虽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以往的鉴别不够精确。我以弓箭定天下，尚且不能真正识别弓箭的优劣，何况是天下的事！”有一次，他问魏征：“君王怎样才算明智，怎样才算昏庸？”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十分赞同，于是，鼓励大小官员都可以积极进谏。

    公元630年，李世民下令修复洛阳宫，以备他去游玩。给事中张玄素劝谏说：“如今战争刚结束，社会还未恢复元气。陛下却先下令修缮洛阳宫，如果不停止，一定会遭致隋炀帝、夏桀、商纣王一样的下场。”李世民听了这一席话，下令停止修复洛阳宫，并且赏赐了张玄素。

    谏臣中最突出的是魏征，他经常进谏，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常常与李世民当面争执，即使李世民大怒，也还是神色不变，坚持真理。公元626年，李世民下诏征兵，规定不满十八岁而个头高大的男子，也要征召。魏征却扣住了这道诏书不发，太宗连催几次，他都不理。李世民大怒，召来魏征训斥他大胆抗旨。魏征镇静地说：“臣听说竭泽而渔，就无鱼可捕了。陛下将不满18岁但身强力壮的男子征来当兵，以后再到哪里去征兵呢？再说，国家的赋税让谁来负担呢？并且陛下以前宣布18岁以上的男子才征，现在的诏书一下，你不是失言于天下吗？”李世民听了，哑口无言，良久，才承认自己错了；撤销了这道诏书，还提升魏征为太子太师。

    一天，李世民正在逗弄一只小鹞（即雀鹰，比鹰小，可帮助打猎），见魏征进来，怕他责怪，忙将它藏在怀中。魏征装作没看见，向太宗奏事，又故意拖延时间。等他离开，小鹞已经闷死了。又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面顶撞我，使我难堪。”长孙皇后就退出去穿上礼服再进来，向李世民道贺道：“君主圣明，臣下才敢直言进谏。魏征敢于当面顶撞陛下，说明陛下是圣明之君，臣妾怎能不向陛下祝贺呢？”李世民听了皇后委婉的批评和规劝，怒气顿消，清醒地认识到虚心纳谏对于天下兴亡的重要性。

    贞观中期以后出现了盛世，大臣都极力歌颂李世民，只有魏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给李世民指出了10个缺点，要他警惕。李世民就郑重地将它抄在屏风上，以便早晚阅读，引为戒鉴。公元643年，魏征病死，李世民十分悲痛，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魏征一死，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二、知人善用，唯才是举。太宗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基础上，尽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形成一个团结、坚强的统治核心。他要大臣封德彝推荐人才，封德彝回答说：“不是臣不留意，实在是当今没有奇才。”李世民很不以为然地说：“用人如有器物，要各取所长。古时候有过太平盛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都是从别的时代借来的吗？是你自己不能识人，怎能断定今世没有奇才？”他反对靠亲戚关系和论资排辈，他常对臣下说：“君主一定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大小，都应当选用贤才，不应该以关系的远近、资格的高低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公元627年，李世民论功行赏，把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5人评为一等功臣。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服，争辩说：“太原起兵时，臣第一个响应。多年来赴汤蹈火，不辞辛劳。房、杜二人不过舞文弄墨，从没有打过仗，现在却评得功大于我，官高于我，实不公平。”李世民回答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么不信任呢？但是，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李神通无言可答。

    李世民甚至从敌对营垒的人中取得了许多人才。他最倚重的猛将尉迟敬德，原来是他的敌人刘武周手下的偏将。刘武周被李世民战败，尉迟敬德与隋将寻相一起降唐。不久，寻相叛唐，李世民的部将就把尉迟敬德也抓起来准备杀掉，以免留下后患。李世民却将他释放，更是请他到自己府上，和他推心置腹地长谈，说：“大丈夫意气相投，就竭尽忠心，这些小事不必计较了。我决不会听信谗言，随便怀疑好人的。”说完，还送给他许多金银财帛。尉迟敬德十分感动，从此忠心耿耿。无论李建成用重金收买他，还是派刺客行刺他，他都毫不动心，始终追随李世民，成为得力助手。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被封为吴国公。

    魏征原是李建成的谋士，曾劝说李建成杀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有人揭发了这件事，李世民派人把魏征找来，恨恨地责问说：“你为何在我们兄弟之间挑拨离间？”魏征坦率地说：“那时候我是太子的谋士，当然要为他出谋划策。可惜太子没有听我的话，否则，也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旁边的人都以为李世民会处死这个他痛恨的人，但出乎众人意料，李世民却认为他说话坦率，为人正直，很有胆识，是个人才，非但不加罪，还任他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向朝廷提意见。

    公元629年，李世民下诏要百官议论国事，提出建议。中郎将常何提了20条建议，写得头头是道。李世民知道常何是个没读过书的武将，诧异他怎么写得出这样有水平的奏章。一问，原来是常何的朋友马周写的。马周是一个落魄文人，出身低微。李世民不计较这些，马上派人去请，还连着四次派人去催。马周到后一交谈，李世民发觉他的确是个治国的人才，马上任命他为监察御使，后又升为中书令，主持朝政。

    公元643年，为了褒彰功臣，李世民命人将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等二十四功臣的像画在凌烟阁上，史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他还常去观赏，以示对功臣的赞赏和纪念。

    三、感觉到人民力量的强大。李世民亲自参加了反隋战争，见证了强大的隋王朝被农民起义摧毁的过程。所以，他称帝后，就以隋朝的灭亡为借鉴，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力求缓和阶级矛盾，避免人民起义。他对臣下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刻薄百姓来奉养人君，就像割身上的肉来食用，肚子固然饱了，但身子也完了；人君固然富了，但国家也就亡了。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来于外面，而是由自己造成的。如果人君嗜欲太盛，就须多费财物，就得加重赋税，百姓就会忧苦，国家就会危险，人君也就非败亡不可。我常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每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讲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他时常教育太子李治。比如在吃饭时，他说你知道了耕种的艰难，就会常常有饭吃；骑马时，他说你知道了马的劳逸，不去耗尽它的体力，就能经常骑它；泛舟时，他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百姓好比水，人君好比舟。一个人君，按正道办事，百姓就会拥护他；不按正道办事，百姓就会起来推翻他。”依据这种民本思想，李世民宽刑减法，轻徭薄赋，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减轻了一些对人民的剥削压迫。

    对外方面，他采取“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不轻易用兵，但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内侵，却给予坚决的回击。玄武门之变发生后，东突厥颉利可汗乘火打劫，率兵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与长安只有一水之隔的便桥。李世民在兵力远不及突厥的情况下，亲率6名亲兵，在渭水便桥与颉利可汗会谈，以进奉财物和称臣的条件使突厥退兵。这使李世民感到莫大耻辱，便亲自训练将士，很快训练出一支精锐部队。贞观三年，他派名将李靖率师北征，一举俘虏10万余人，活捉颉利可汗，攻灭了东突厥。从公元639年开始，李世民将唐的势力不断伸向西域，并命大将苏定方率军总攻西突厥，在伊丽水（今新疆伊犁河）西突厥遭到沉重打击后败亡被灭。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李世民的胸怀是很博大的。突厥灭亡后，他没有采取把突厥人赶出漠北的做法，而是把他们妥善地安置在河套地区，并且任命突厥的首领做都督，顺应他们的风俗习惯。还大量提拔突厥贵族到朝中做官。当时朝中五品以上的突厥武官多达100余人，几乎占朝中武官中的一半。李世民对突厥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强了周边各族对大唐的向心力。东北、西北的许多部族，纷纷要求内属和归附。各族君长一齐尊奉他为天可汗，使唐帝国的声威远播域外。公元641年，李世民又把文成公主远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使汉藏两族人民的关系空前密切。

    李世民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把一个民不聊生、边患无穷的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国家。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史称“贞观之治”。

    但是，李世民晚年，生活又趋于奢侈。他大兴土木，加重赋役；连年对外用兵，曾三次亲征高丽都归于失败，向东发展势力的愿望没能实现。

    公元649年三月，李世民得了痢疾，医治无效，命太子到金液门代理国事。五月病危，召太子，妃嫔进卧室，又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接受顾命，并命令褚遂良起草了遗诏。不久，一代英主李世民病死于长安宫中的含风殿。

    武则天

    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武兆，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唐高宗皇后，后称帝，改国号武周，定都洛阳。在位16年，实际执政了近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病死，终年82岁，葬于乾陵（高宗陵附近）。性巧慧，多权术。

    少女入宫

    公元624年，即唐高祖武德七年的正月二十三，武则天出生在唐都城长安。她的父亲武士彟虽然也是唐朝贵族，但祖先并不显要。武则天祖籍并州文水。武士彟做木材生意，后来因为正赶上隋炀帝大兴土木，结果发家致富。他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经常和权贵们交往，得到了一个下级军职。

    公元617年，李渊起兵反隋，武士彟以军需官的身份跟随效劳。最后李渊攻克长安后，武士彟因功被拜为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列入十四名开国功臣行列，从此成为唐朝新权贵。公元620年，武士彟的原配夫人病逝，通过唐高祖做媒娶了隋朝显贵杨达的女儿。杨氏后来为他生了三个女儿，第二个便是武则天。

    武则天的少女时代，是随做官的父亲在四川度过的。公元635年，武士彟死在荆州都督任上，随后全家回到长安。前妻生下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和他们的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对待杨氏刻薄无礼，武则天孤女寡母四人在长安过了一段很不舒心的生活。武则天十三四岁时，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都奠定了基础，而且擅长书法，字态卓尔不群。

    到了公元636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年，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病逝。次年，武则天因美貌出众被召进宫中做了才人，（唐时，皇后以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妃，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9人，共27人为代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27人，共81人是代御妻。）当时武则天只有14岁。不过在封建社会，这个年龄的女子基本上就要出嫁了。

    武则天对宫廷生活充满着向往。进宫之后，太宗赐给她武媚的称号，所以人们都叫她媚娘。虽然她的确十分妩媚，但由于她性格倔强，缺少女人该有的温柔，所以很不受太宗宠爱。这使得武则天进宫12年称号也没有提升。十几年的半幽禁生活尽管使武则天虚度了最好的一段青春，但这毕竟是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

    当上皇后

    武则天的机会来自于太宗的儿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当太宗还在世的时候，武则天便和李治产生了感情。贞观二十三年，即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按照惯例，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们要出家做尼姑；生育过的则要打入冷宫，为死去的皇帝守寡。她们都是皇帝的“东西”，即使皇帝死了，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动。武则天因没有生育被送到感业寺出家。她在感业寺出家的两年中，并没有安心念佛，而是处心积虑地想出来。李治即位后的第二年，太宗的忌日，高宗李治到感业寺里进香，武则天牢牢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她使高宗又回忆起了先前的恋情，武则天的美貌加上旧情，促使高宗不再顾忌佛教教规和礼教的约束，将武则天带回了皇宫。

    已经28岁的武则天，重获入宫的机会，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她下决心要利用与高宗的感情，夺回失去的青春年华。事实上，这次入宫后，已经成熟的武则天就开始在权力之争中大显身手了。

    武则天这次再入宫也和宫中的斗争有关。当时王皇后为了和淑妃萧良娣争宠，鼓动高宗接武则天进宫。她还自作主张让武则天先蓄发，做好准备再入宫。王皇后没有想到自己这是在引狼入室。入宫后，武则天很感激王皇后的照顾，她对王皇后非常尊敬，侍奉得也很周到，这使得高宗也很高兴。皇帝和皇后都高兴了，武则天的嫔妃地位也就升到了昭仪。这是正二品的级别，超过了其他八个嫔妃，是九嫔之首。在她的上面，只有皇后和四妃了。

    武则天进宫之后，前后生了四男二女，而高宗总共才有十二个子女。后边的六个都是武则天生的，可见武则天的受宠程度是其他嫔妃无法相比的。这连主张让她进宫的王皇后也没有料到，结果自己也吃了大亏。

    武则天的性格决定了她不甘于居人之下，她的目标是皇后。随着在宫中地位的逐渐稳固，她便开始有心计地活动了。她在后宫里想方设法笼络太监、宫女，特别是和皇后、萧淑妃关系不好的人，她总要设法接近拉拢，给予一些小恩小惠，让她们注意监视皇后和淑妃的行动。由于武则天过人的聪明和超绝的手段，她很快成了比王皇后、萧淑妃还要受宠的嫔妃。为了登上皇后宝座，武则天利用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的机会，联合王皇后攻击萧淑妃，使之被废为庶民；之后武则天又将攻击目标对准了王皇后。

    公元654年，武则天第二胎生下一位公主，很讨人喜欢。王皇后也禁不住前去看望，逗弄一番后，知道皇帝要来就先走了。武则天趁机残忍地掐死亲生女儿，然后轻轻盖好被子。一会儿，皇帝来看女儿，武则天面带欢笑带皇帝来到床前。掀开被子，才佯装发现自己的女儿被害，失声痛哭。皇帝见此情景，十分震惊，赶忙追查是怎么回事。侍女告诉他，王皇后刚才来过。高宗大怒，武则天又趁机进谗言，使王皇后有口难辩；再加上王皇后久未生育，高宗就此下定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决心。

    在封建社会，皇后的废立属于国家大事，必须由众大臣们共同商议决定。武则天做皇后的阻力主要来自重臣国舅长孙无忌，宰相褚遂良等大臣也极力反对。朝廷中的大臣们分成了两派。除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以外，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为了在高宗面前争功邀宠，就站到了长孙无忌的对立面，支持武则天做皇后。高宗把长孙无忌等反对的人召到一起，商量皇后的废立问题，武则天则在帘子后面监听。长孙无忌极力反对，为王皇后辩解，说她出身高贵，忠厚贤惠，没有什么大过失，不该废皇后之位；而武则天却出身贫寒，还曾经侍奉过先帝太宗，再立为皇后违背了礼制。

    褚遂良也坚决反对，而且还磕头磕得流血，并提出辞官回家。武则天见了，怒火顿生，大声喊道：“怎么不把这种臣僚乱棍打死？”其他人见状，赶忙替褚遂良求情。褚遂良性命虽然保住了，但被贬官到了湖南长沙任都督。最后，还是开国功臣李世勣给高宗出了个主意，他说皇后的废立是皇上的家务事，没有必要和大臣们商量。同时，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也在朝廷大臣们中间大造舆论，支持武则天。最终，在公元655年，即高宗永徽六年的十月十三日，高宗正式下诏书废王皇后，将萧淑妃贬为庶人。六天后，即十九日，高宗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后来武则天将王皇后、萧淑妃二人各责打了一百杖，然后残忍地砍去双脚，泡在酒瓮里活活折磨死。并将王皇后改姓为“蟒”，萧淑妃改姓为“枭”。

    成为女皇

    武则天做了皇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皇后地位，开始干预朝政。她先要清除对她威胁最大、反对她当皇后的长孙无忌。她指使许敬宗等人，捏造罪名制造朋党案，然后将长孙无忌牵连进去，把他流放外地。后来许敬宗又逼长孙无忌自尽。长孙无忌集团其他的人也被清除，或杀或流放。

    武则天的日益专断引起了高宗的不满，他和宰相上官仪商量废掉武则天的皇后地位，上官仪答应起草诏书。武则天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得知后赶忙报告。武则天赶到后，软硬兼施，说得高宗心软，改变了主意，高宗还把责任全推到了上官仪的身上。武则天于是让许敬宗捏造上官仪和已经被废的太子李忠图谋反叛，将上官仪处死，赐死废太子李忠，李忠时年22岁。作为母亲，武则天的心比一般的母亲要狠多了。为了自己的权势和皇位，她对亲生儿子都不肯放过。武则天亲生的儿子一共有四个，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李显、老四是李旦。公元656年，武则天的长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李弘为人忠厚，处事谦虚忍让，而且颇具政治才干，高宗和大臣对他都很满意。随着身体渐差，高宗想把皇位传给李弘。

    但武则天却不愿意让儿子来侵夺自己已经习惯享受和控制的政治权力，而且儿子一旦即位，自己的权力梦特别是女皇梦就要破灭了。况且，李弘对武则天也不是那么听话。于是，在权力和亲情之间，武则天狠心地选择了前者。公元675年，即上元二年四月，武则天用毒药将年仅24岁的儿子李弘毒死。以天子礼葬于恭陵，追号孝敬皇帝。因李弘无子，便以楚王李隆基过继为子。李弘死后，高宗由于精神受到刺激，再加上原来的头疼病，觉得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再操劳国家大事了，就想把皇位让给武则天。但是，朝中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使武则天没能如愿，但这对于武则天却是个极大的刺激与鼓励。

    公元675年5月，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在高宗让他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加上宰相们的辅佐，武则天又感到权力将要离她而去了。所以，武则天指使人诬告太子贪恋女色，荒废政事。公元680年8月，李贤被废掉太子身份，贬为庶人，后来又被迫迁到巴州。到了公元684年的时候，在武则天废黜中宗李显后的第三天，她又派人到巴州将李贤杀死。

    在李贤被废掉太子的第二天，三儿子李显被立为太子。李显即位后就是唐中宗，他尊母亲武则天为皇太后。李显为人非常软弱，所以他的即位才为母亲所接受。但中宗也没有将皇帝的宝座坐热，仅仅两个月就被武则天赶了下去。中宗即位后，想让岳父韦玄贞做宰相，但是父亲高宗临死时立的顾命宰相裴炎不同意。中宗便任性地说：“我就是把天下都给了他，又能怎么样？”裴炎便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刻召集大臣们到了乾元殿，将中宗废为庐陵王，幽禁在深宫之中。幽禁中宗后，武则天把最后一个儿子李旦推上了皇位，即唐睿宗。

    武则天虽然让小儿子继承了皇位，但不许他处理朝政，一切大事都由自己来决定。逐渐地，武则天做女皇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武则天首先将东都洛阳改为神都，准备将来做都城用。她还把唐朝文武百官的名称进行了变动：尚书省改成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门下省改为鸾台，侍中改为纳言，中书省改为凤阁。这些名称明显地体现了其女性特征。原来的宰相名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改成了“同凤阁鸾台三品”。尚书省下属的六部也改了名称：吏部改成天官，户部改成地官，礼部是春官，兵部是夏官，刑部是秋官，工部是冬官。御史台分成了左肃政和右肃政两台，由左台负责监察朝廷，右台负责纠察地方郡县。武则天这些为以后做女皇的准备活动，被一些大臣识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在公元684年的9月，原来被武则天贬出京城的徐敬业起兵反抗。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十多天便召集了10万兵马。武则天看到徐敬业同党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兆檄》后却连连叹赏不已，对如此杰出之士不能为自己所用表示遗憾。尤其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武则天怫然作色，说：“此人才不用，这是宰相的过失。”武则天连忙调动了30万兵马迎战，让李孝逸领兵平叛。徐敬业不久便连遭失败，他和骆宾王先后被部将杀死。仅40天的时间，徐敬业的叛乱便被平定了，武则天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大的政治危机。

    在平定徐敬业的叛乱之后，武则天又对宰相班子进行了调整。因为原来的宰相裴炎在这次危机中不但不帮助武则天对付徐敬业，还以此要求武则天还政睿宗，结果被武则天处死。然后，武则天将其他几个宰相罢免，补韦方质、武承嗣、韦思谦为宰相。以后的两年内，武则天对宰相班子进行了频繁的调整，建立了效忠于自己的执政亲信。

    为了给自己做女皇铺路，武则天在舆论方面利用迷信等手段来为自己树立威信。比如她的侄子武承嗣派人送来一块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头，谎称是来自于洛水。武则天十分高兴，还改年号为“永昌”。后来武则天总共改过18次年号，有时一年就改三次之多。武则天还接受了睿宗和群臣上的尊号“圣母神皇”。这在历史上是绝对没有先例的，原来的皇帝只有在死后才有尊号，武则天却打破了这个惯例。

    武则天为当女皇做的这些准备，遭到了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李元嘉的武力反抗，但不久就被武则天平定了。从此，再没有人对武则天的权势提出过挑战。

    武则天是一位很不寻常的女性，她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把登基之日选在重阳节这一天，意义就很不一般。同时，武则天也把自己名字的“照”，改为“兆”，意为武氏王朝将如日月当空一样，长久永存。

    选拔贤能

    发展科举制，是武则天选拔治世贤能的又一种方法。唐太宗时对科举制已进行了不少改革，无论在考试的内容、方法上，还是对考生的录用、授官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规定。但是，唐太宗是个十分精明的君主，他一方面反对以门第取人，主张凭才学任官；另一方面，他又不愿使更多的寒士仅通过考试便获取高官。因此，他在把大批知识分子卷进争夺进士桂冠的激流中去之后，又设置种种关卡，仅使很少一部分人得到官品。唐太宗执政23年，一般每年才取进士几名至十几名。

    武则天执掌朝政之后，大开科举之门。她对科举制的发展，一是改变考试内容，二是增加录用人数。隋朝招考进士科，起初只是策问。唐太宗时又加入读经史一部，但主要还是策问。而策问大多只是泛泛而论，并不能真正切中时弊。武则天在招考进士时，增加为三个内容：（1）贴经；（2）杂文两篇，成文、诗赋各一篇；（3）策问。加试杂文制度，对于全面了解考生的知识、文才，以及对时事的分析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唐代文坛空前繁荣，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作用。唐玄宗开元盛世年间的名相姚崇、宋璟、张九龄和文坛巨擘陈子昂、刘知几等，都是这时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杰出人才。

    武则天为了加快培植自己的势力，放开关卡，大量录用有才学的考生。在她执政的50多年中，取进士达1000多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要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亲自主持对贡生的考试，以示皇恩。从此，贡生考试都有了殿试。除此之外，武则天还破格用人，放手给人官做。

    她招官的办法主要有：

    （1）自举——九品以下官吏以及百姓，皆可自我举荐，请求做官或升官；

    （2）试官——各地举荐人才。凡是被举荐者，一律允许做官，称为试用之官；

    （3）员外官——即编制之外的及第士人，暂无官职，置为员外官，同正官一样享受俸禄；

    （4）武举——招收天下有武艺的人。此项内容为武则天在公元702年首次开创。

    由于武则天放开手脚，广开仕途，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下层贫民涌进了武氏王朝的官僚队伍。当然，这一制度在冲破官僚贵族把持政局的同时，也出现了用人过滥的问题。

    如何驾驭如此急剧膨胀的官僚队伍呢？武则天自然有她的办法。她虽然放开手脚大量招收官吏，给人官做，但一经发现不称职者，轻的革职，重的诛杀。当时投机为官者很多，武则天法纲严峻，大量予以诛杀，使很多本想过官瘾的浅薄之徒，没上任几天便丢了脑袋。

    武则天善于在实践中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任用官吏不是仅凭考试、推荐或自我吹嘘。为官者不能枉受国家俸禄，在位者要胜任其职，造成损失者得拿命补偿。她在大量的及第考生中，选拔、任用了不少文武大臣，其人数并不比贞观时少。如她当时任用的主要宰相魏元忠、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都为大唐盛世的出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是中国历史上名扬千古的官吏。

    镇压异己

    武则天在治理国家方面，除了运用一帮文人学士之外，还组织了一批凶残狠毒的酷吏队伍，以严刑酷法来慑服群臣，镇压反对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武则天在称帝前后，都实行了一套酷吏政治，但前后有所差别。称帝之前，武则天主要运用酷吏来清除自己临朝称帝的各种阻力。在封建社会，一个女人要登上皇权高位，面临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公元694年2月，中宗被废，武则天独揽朝政，同时开始滥用酷刑。她在朝堂放置铜匦，接受告密文书，并且规定：凡是告密者，其他任何官吏不得过问，一律用驿马送至京城，按五品官标准供给食宿，失实者不加追究。结果造成“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的恐怖气氛。武则天任用了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一批酷吏，专办告密信件。这些人凶狠成性，灭绝人性，专门编写了《告密罗织经》，教唆党徒按经上告，就会使被告无法自辩。他们还制造发明了“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失魂魄”、“宿囚”、“驴驹拔橛”、“玉女登梯”、“凤凰晒翅”、“猕猴钻火”等骇人听闻的酷刑，使被告者见之“战栗流汗，望风自诬”。凡被下狱者，几乎无一人生还，朝臣人人自危，不知何时也会大难临头。不过武则天在这个阶段里，主要把屠刀指向宗室王公，尤其是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们。

    武则天通过酷吏，一批又一批地将皇族中的异己杀掉。连续几年的诛杀，到她改唐为周称帝时，这三代皇子除了自己生的李显、李旦外，其余全部被杀。皇族近支，诛杀殆尽。对于唐室重臣元老，稍有不满，也大加诛杀。武则天靠着血腥的屠杀，摧毁了同自己争夺帝位的劲敌李唐宗室，打通了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

    武则天称帝之后，继续任用酷吏，但主要是为了巩固帝权。其滥刑主要对象转移到了朝廷中的反对自己的文武大臣，特别是权倾朝廷的宰相们。朝臣连连被杀，宰相走马灯般地更换，以至形不成一个反武的核心势力。朝臣们每次上朝，总是战战兢兢地同家人诀别，不知还能否回得来。

    武则天动用酷吏，主要是为了镇压反对势力。但酷吏们滥杀无辜，到了群情激愤的时候，她便陆续杀掉酷吏，以平民愤，缓和政局。公元691年，她称帝后第二年，便杀掉了索元礼，流放了周兴，以向天下表示，以往的滥杀罪在二人，不在她自己。公元697年，武则天又诛杀了最大的酷吏来俊臣。由于来俊臣作恶多端，仇家们争着咬吃来俊臣尸体的肉，挖其眼珠，剥其面皮，剖其心肝。武则天为了收拢人心，立即下诏书，列举来俊臣的罪恶，并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其实，来俊臣所做的一切，都是秉承她的旨意办的。

    值得指出的是，武则天在动用酷吏和严刑对皇帝贵族和上层官僚大开杀戒的时候，也并非“随意滥杀”。如她在酷吏杀人最为猖獗的时候，也保护了徐有功、狄仁杰、魏元忠等一批高才直臣。其实，武则天动用酷吏，以刑怖天下，与破格用人的滥选不无关系。她以快速流动的方法，来更换、筛选有用之士，打破僵死的政治机构和门阀世袭的特权，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寒门出身的俊杰们，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施展自己的才能。正是因为武则天不断地在统治机构中更换新鲜血液，才使得当时的社会没有为酷吏的血腥气息所淹没，历史还是坚定地向前迈出了步伐。

    还国李氏

    通过酷吏政治，武则天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和皇位，但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她又左右为难。建立周王朝之后，她让侄子们做了宰相和将军，掌握朝政大权。其余大臣有了功劳也赐给武姓，而不是李姓。她还免掉了武姓的田赋，把自己的故乡文水县改为武兴县。从这些看来，武则天是想把皇位传给她的侄子。这促使她的侄子武承嗣等人公开地对李旦的皇储地位提出了挑战。

    公元693年，武则天在万象神宫举行了祭典大礼。武则天让侄子武承嗣为亚献，武三思为终献，而正式的皇储李旦却被冷落到了一边。武则天的行为无疑是对侄子们的公开鼓励。

    但是，武则天的意愿遭到了宰相狄仁杰等人的强烈反对，这让武则天非常矛盾：如果把侄子立为皇储，虽然可以保住大周政权，但以后的即位人绝对不会把她供奉到祖庙里去，因为她是武氏家族出嫁的女人，这在封建社会等于是外人了；如果立自己的儿子做皇储，将来继承皇位，她可以顺理成章地保住皇后的正统地位，和丈夫高宗一起享受儿孙们历代的供奉。但是，这样又要回到她已经打破的旧传统中去。

    武则天的矛盾最后还是由聪明的狄仁杰给化解了。一天，已经74岁的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朕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只大鹦鹉的两个翅膀折断了。爱卿看是什么征兆啊？”狄仁杰抓住这个绝佳的时机对武则天说：“陛下姓武，那鹦鹉便是陛下了。两个翅膀就是陛下的两个儿子，如果陛下再次起用两位爱子，两个翅膀就会重新好起来的。”

    同时，宰相吉顼也在努力。他对武则天当时的男宠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俩说，你们俩因为受皇帝的宠爱，蔑视群臣，被众大臣们嫉恨，如果要保住性命，只有现在为立储君出力，日后才会有可能将功赎罪。你们要利用自己接近皇帝的有利条件，劝说她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张氏兄弟听了吉顼的话，十分卖力，劝说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

    公元698年，武则天将李显秘密接回了京城洛阳。这让武承嗣极为气恼，因为他的继承权完全被剥夺了，不久武承嗣便气闷而死。武则天为了避免在自己死后侄子和儿子们相互残杀，还处心积虑地把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武姓的侄子们召集到了明堂，然后祭告天地，立下了铁券，把铁券收藏在史馆，以为佐证。

    公元704年年末，武则天病倒在床上，几个月也不召见朝臣。只有张易之兄弟俩侍奉左右，左右朝政大事，这使大臣们六神无主。宰相张柬之发现机会难得，经过周密部署，在公元705年的正月里发动了兵变，迫使病中的武则天让位，由中宗复位，重建唐朝。

    这年的正月二十五，武则天不情愿地离开了她做了15年女皇的宫殿，搬到了洛阳宫城西南的上阳宫。中宗给她上了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没有了帝位的武则天心情很坏，没有了皇帝这个精神支柱，本来就衰老的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公元705年的十一月初二，虚岁82的武则天死于上阳宫的仙居殿。临终时她异常清醒，立下了遗嘱，包括去掉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葬在乾陵，和高宗合葬。只许为她立碑，不许立传，这就是武则天无字碑的来历。公元706年的正月，武则天的灵柩运回了长安。

    武则天死后，她的谥号几经变动，但儿孙们尊敬她的态度没有变。睿宗第二次即位后，改称为“天后”；后来又先后改为“大圣天后”，尊为“天后皇帝”，改为“圣后”。唐玄宗即位后，改为“则天皇后”。到了公元749年，李隆基最后把武则天的谥号定为“则天顺圣皇后”。武则天14岁入宫，从才人、昭仪，到皇后、天后、太后、圣母神皇，一直到龙袍加身、立国称帝，一生当政50余年，独掌朝纲21年，其中有15年是名正言顺的大周帝王。武则天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经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褒贬。她的刚毅、果敢和权欲，不让须眉，登极问鼎，自有她不同凡人之处。她不让后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刻字，有人说其本意是自己功德无量，书不胜书；也有人说，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嘘，还是由后人去评论。各种猜测，不一而足。

    据《新唐书·艺文志》录有武则天《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已佚。令人辑有《武则天集》行于世。

    武则天夺李氏天下，做李氏没做的事，死后又复归李氏天下，前无古人。这样的人应该也可以被称为“则天”了。

    郭子仪

    郭子仪（697年~781年），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武举出身。安史之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后联合回鹘（原称回纥）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叛将仆固怀恩勾引吐蕃、回鹘进犯关中地区，郭子仪正确地采取了结盟回鹘、打击吐蕃的策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宁。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告别沙场。天下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20多年。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郭子仪的父亲郭敬之，历任绥州、渭州、桂州、寿州、泗州五州刺史。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他从小爱读兵书，练武功，无论读书还是习武都刻苦认真。郭子仪身材魁梧，体魄健壮，相貌秀杰。他不仅武艺高强、阵法娴熟，而且公正无私，不畏权贵。传说，他20岁时，在河东（今山西太原）服役，曾犯过军纪，按律处斩，在押赴刑场途中被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发现。李白见他相貌非凡，凛然不惧的样子，甚感可惜。他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大有造化，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便以自己的官职担保，救下了这条年轻的生命。郭子仪果然不负所望，参加武举考试后，便获高等补左卫长史（皇帝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之职，因屡立战功，多次被提升晋职。天宝八年（749年）他便出任安塞军使，拜左卫大将军。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出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

    领军讨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召集了诸蕃兵马15万人，号称20万，日夜兼程，以每天60里的速度长驱南下杀入中原。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命令他带领本军讨逆。唐朝的国运几乎系郭子仪一身之上了。

    自“贞观之治”以来，唐朝内地多年未发生战争。在和平环境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队战斗力锐减，军备空虚。因此，当叛军打来的时候，黄河以北24郡的文官武将，有的开城迎敌，有的弃城逃跑，有的被叛军擒杀。安史叛军长驱南下，势如破竹，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很快就席卷了一大片地区。在安禄山的放纵下，叛军每到一个地方，就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强抽壮丁，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使得沦陷区广大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长期沉溺于游乐宴饮的唐玄宗由于对这场叛乱毫无应变的准备，事到临头，仓促应战。他急派封常清、高仙芝去东京洛阳募兵抵抗。但乌合之众难敌虎狼之师，洛阳很快陷落。玄宗在盛怒之下，处斩了封、高二将。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紧急关头，朔方节度右兵马使郭子仪被升任为朔方节度使，奉命率兵东讨叛军。

    郭子仪立即亲赴校场，检阅三军，誓师出征。

    756年4月，朔方军旗开得胜，一举收复重镇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大败叛军薛忠义，坑其骑兵2000人。接着郭子仪又使别将公孙琼岩率2000骑兵攻击马邑（今山西省朔县东北），大获全胜。马邑的收复使东陉关得以重开，从而打通了朔方军与太原军的联系，使安禄山下太原，入永济，夹攻关中之军事行动无法实现，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捷报传到京城长安，人心稍安，郭子仪以功加御史大夫。

    朝廷命郭子仪回到朔方，补充兵员，从正面战场出击叛军，以图收复洛阳。郭子仪则认为，必须夺取河北各郡，切断洛阳与安禄山老窝范阳之间的联系，绝其后方供给线，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前线的有生力量。这一出击方向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经郭子仪推荐，朝廷任命李光弼（契丹人）为河东节度使。郭子仪分了1万军队给李光弼，送他出征。李光弼由太原出井陉口，一连收复7座县城，直奔常山（今河北正定）。史思明闻讯，率5万大军从西包围李光弼于常山。双方展开激战持续40多天。李光弼消耗很大，寡不敌众，被迫困守，只得派人向郭子仪求援。郭子仪急率军东进，火速驰至常山，与李光弼会合，以10万官军，与史思明会战于九门城（今河北省藁城西北）南，大获全胜。

    史思明新败后，又收整了5万叛军，退守博陵。博陵是河北重镇，西依丛山峻岩，东临百汇群川，易守难攻。郭、李两部久攻不下，郭子仪决定退守常山，采取先疲后打的战略，转战歼敌。史思明求胜心切，采取了追踪跟进的策略，企图重创唐军。“我行亦行，我止亦止。”郭子仪将计就计，亲选500精锐骑兵，交相掩护，牵着史思明的叛军疾速北进。史思明不知是计，一连追了三天三夜，追到唐县时，才发现前面只有500骑兵，方知上当，然而已经人困马乏。郭子仪乘其疲惫不堪之机，返军掩杀，大败史思明于沙河，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安禄山忽闻败报，心惊胆寒，急忙从洛阳抽调2万兵马，派谢希德北上增援；又发范阳老巢的精兵万余人，令牛廷蚧南下助战。会合5万叛军准备卷土重来。

    郭子仪这时驻扎恒阳（今河北曲阳），他见贼兵兵锋甚锐，兵力大增，欲求决战，仍然实行疲敌战术，加紧修缮防御工事，深沟高垒，严阵以待。“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夜袭其幕”，使5万叛军欲战不能，欲退不可，大大挫伤了敌人的锐气。特别是郭子仪的扰敌战术，使叛军整日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几乎连休息也做不到了。当叛军被拖到相当疲劳的时候，郭子仪对李光弼说：“敌已疲惫，我们即可出战了。”于是两位大将在嘉山（今河北定县）摆开了战场，布好战阵，史思明等叛将也列阵而至，一场大战一触即发。郭子仪指挥得当，唐军奋勇无畏，锐不可当。叛军士气低落，阵势混乱，四处溃逃。史思明见败局已定，吓得慌不择路，坠下战马，丢了头盔，连靴子都跑掉了，光着两脚，拄着一条断枪，逃回博陵。他总算捡了一条命。叛军被斩杀4万多人，被生擒5000余人，损失战马5000余匹。郭子仪指挥官军乘胜前进，进围博陵，声威大震。

    嘉山一战，对军心民心产生极大的影响。河北10多郡，自发集结武装，支援和响应官军，地方军民纷纷诛杀叛兵叛将，归迎唐朝。

    安禄山丢失河北，后方交通线随即被切断。叛军将士家在范阳者，都惶惶不安，忧虑后退无路。安禄山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慌，对他的军师高尚、严庄骂道：“你们叫我反唐，说是万无一失。现在起兵已经几个月了，后路被郭子仪切断，只剩下汴、郑几州，进退两难，万无一失在哪里？”他和谋士们不得已才考虑出一个放弃洛阳、撤回范阳的计策。

    郭子仪在河北的辉煌战绩，扭转了唐军仓促应战的被动局面，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这时郭子仪提出了坚守潼关、挥军北上、直捣范阳的方略。如果朝廷采纳这个方略，平定安史之乱就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了。

    但是，在这个至关紧要的时刻，昏庸的唐玄宗听不进郭子仪的正确意见，却对杨国忠的瞎指挥、乱参谋言听计从，结果造成潼关失守。叛军从困境中得以解脱，使战局急剧恶化。

    当时驻守潼关的哥舒翰是位突厥人，立过许多战功，担任过陇右和河西两镇的节度使。此时由于年老多病，已回长安居家休养。安禄山叛军进逼潼关时，唐玄宗为了借重哥舒翰的威名吓走敌人，就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由太子李亨挂名），领兵御敌。哥舒翰推辞不准，只得抱病出征，把军队驻扎在潼关一带。他十分清楚，自己带领的十几万唐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并不能打硬仗，能守住潼关就不错了。因此采取以守为攻的稳妥之计，潼关守得很好。杨国忠看到哥舒翰兵权在握，怕对自己造成威胁，权势不保，于是插手哥舒翰的作战指挥。杨国忠密奏唐玄宗，派使者催促哥舒翰速出潼关，收复陕郡、洛阳。哥舒翰明知这样蛮干，只能招致失败，可是又不能违抗圣旨。他失声痛哭一场后，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领兵出了潼关，在灵宝县西南中了叛军的埋伏。几场苦战下来，葬送了十几万唐军的性命，哥舒翰被杀，潼关失守。京城长安暴露在叛军的面前，已经岌岌可危了。

    唐玄宗知长安不保，听信了杨国忠的建议，向四川逃跑。第三天，唐玄宗一行走了100多里路，来到马嵬驿，愤怒的士兵杀死了祸国殃民的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唐玄宗说：“士兵们杀了杨国忠，不把贵妃正法，他们就无心保驾了。”众怒难犯，自己的安危就在片刻之间，玄宗不得不忍痛割爱，将杨贵妃赐死。马嵬驿哗变平息下来后，唐玄宗继续向西南逃难。百姓上路拦驾，请求玄宗留下来率领人民讨伐叛贼。玄宗无奈，只得分出2000人马留给太子李亨，让他主持军事，留下来平叛。朔方镇的留守官员劝李亨称帝，以便号令全国。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即位，是为唐肃宗。

    收复长安

    唐朝称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首都设在西京长安。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很快攻占了东都洛阳。安禄山看到洛阳宫阙尊雄，心里急欲僭号。第二年正月便僭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封他的儿子安庆绪为晋王，安庆和为郑王；任达奚殉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还设置了百官。潼关失守后，安禄山还没有到长安，士民就逃入山谷，宫嫔哭着散匿逃亡，将相府第之家委弃的宝货不可计数。不逞之徒成群结队争抢财物，一连几日都抢不完。又剽掠政府盈库，百司帑藏，抢完便放火烧毁其余的财物。安禄山到长安，大怒，便大规模搜索了3天。民间的财产也全部进行抢掠，百姓更加骚动不安。安禄山怨恨他留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杀，便将皇帝的近属霍国长公主、诸王的妃妾、子孙姻婿等100多人全部害死，用来祭祀安庆宗。朝中群臣随从天子走的，诛灭其宗族。

    京城长安是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洛阳是陪都，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很重要。叛军占领长安、洛阳后，整个局势急转直下，朝廷危在旦夕。收复两京对挽救危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肃宗即位后，便图谋收复两京，诏令郭子仪班师。八月，郭子仪与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5万人从河北来到灵武。这时，新的朝廷刚建立，军兵少而且弱。及郭子仪、李光弼全军来到皇帝的行在，军声遂振，兴复之势才形成，人民才觉得看到希望。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依旧兼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军节度使。肃宗检阅六军，到彭原郡时，宰相房琯请求领兵1万人，自己任统帅去讨伐贼兵收复长安。皇帝平常就很重用房琯，同意了他的请求。军队开到陈涛时，被贼兵打败，丧师殆尽。刚要进行讨伐，军队就丧失一半，只有依靠郭子仪的朔方军作为国家的根本了。

    唐肃宗求胜心切，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吊、女子皆归回鹘”的无耻条件，向回鹘借兵15万。并且任命自己的儿子李俶（即李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他深知李俶也只配当个挂名元帅，恳切地嘱托郭子仪要全力以赴。郭子仪答道，自己准备破釜沉舟，不消灭叛军，以死谢罪。

    郭子仪从房琯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认为要收复两京，必须先夺潼关，攻入陕州（今河南陕县），击溃潼、陕之间的叛军，截断叛军的后路，然后才能直取长安。唐肃宗同意这个意见，命令唐军按照郭子仪的军事部署去奋勇战斗。

    贼将崔乾柘据守潼关。郭子仪在潼关大破贼兵，崔乾柘退到蒲州据守。这时，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韩曼、司土徐炅、宗子李藏锋等人，被贼兵关押在蒲州，四人密谋等王师来到时为内应。及郭子仪进攻蒲州，赵复等人杀死守城的贼兵，打开城门迎郭子仪进城。崔乾柘逃到安邑，安邑的百姓假装投降，崔乾柘的军队进城门快一半时，城上的悬门落下，攻击贼兵，崔乾柘没有进入城门，才得以脱身东逃。郭子仪遂收复陕郡的永丰仓。从此潼、陕之间不再有贼寇抄掠。

    公元757年，安史内讧，安禄山被帐下李猪儿杀死。李猪儿幼年时就开始侍奉安禄山，成为阉人后，对他更加亲敬。安禄山反叛后，由于着急上火眼就瞎了，不久又得了疽疾，更加急躁。左右侍奉的人，稍不如意，即被鞭挞。李猪儿被侮辱的次数更多。严庄虽然是亲信，也时常遭到鞭笞奚落，所以二人非常怨恨安禄山。安禄山僭号后，宠幸段夫人，爱她的儿子安庆恩，欲立他为太子。安庆绪颇有所闻，很是畏惧。严庄也怕变难一起对自己不利，便私下对安庆绪说：“君听说过大义灭亲吗？自古就有不得已而为者。”安庆绪暗中晓示说：“对。”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侍奉君上的罪可数吗？不行大事，离死没有多少日子了！”遂与他定谋。至德二年正月初一，安禄山诏见群臣，疮痛很重，草草罢朝。这天夜里，严庄、安庆绪手持兵器在门外把守，李猪儿进入帐下，用刀捅了安禄山的腹部。安禄山眼睛看不见，摸不着佩刀，手击幄柱呼道：“是家贼！”一会儿肠子溃流在地，随即死了。李猪儿矫称安禄山传位给安庆绪，仍伪尊他为太上皇。

    安禄山死，朝廷想要大举进攻，诏令郭子仪率军直趋京师。军队在谲水西，与贼将安太清、安守忠战斗，唐军失利，部队溃败。郭子仪退保武功，来到朝堂请罪。9月，随从广平王李俶率蕃汉军队15万进攻长安。回鹘派遣叶护太子率领精兵帮助唐朝讨贼。郭子仪与叶护太子在宴会上亲近修好，共同发誓要平定国难。郭子仪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在京西香积寺之北战斗，从午时至酉时，斩贼首6万级。贼将张通儒放弃长安，逃到陕郡。第二天，广平王李俶进入京师，城中老幼百万人，夹道欢呼，流着泪说：“没有想到今天又见到官军。”肃宗在凤翔听到捷报，群臣称贺。

    郭子仪收复了都城长安后，又奉命率军乘胜东进，攻打洛阳。洛阳守将安庆绪听说唐军前来攻城，慌忙派大将严庄、张通儒带领15万大军前去迎战。叛军在新店（河南省郏县西）与唐军相遇。新店地势险要，叛军依山扎营，居高临下，形势对唐军非常不利。

    郭子仪趁叛军立足未稳之机，选派2000名英勇善战的骑兵，向敌营冲杀过去；又派了1000名弓箭手埋伏山下，再令协助作战的回鹘军从背后登山偷袭，自己则亲率主力与叛军正面交战。战斗打响之后，郭子仪佯装败退。叛军倾巢出动，从山上追赶下来。这时，突然杀声如雷，唐军埋伏的弓箭手像神兵一般从天而降，万箭齐发，无数的箭簇像雨点一样射向敌群。郭子仪又杀了个回马枪。这时，叛军的背后又传来高呼声：“回鹘兵来了，快投降吧！”叛军前后被围，左右遭打，在唐军和回鹘军的夹击之下，被打得一败涂地。严庄逃回洛阳，同安庆绪一起弃城北走，官军一举收复洛阳。

    郭子仪因功封为代国公。不久，郭子仪入朝，肃宗慰劳他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郭子仪顿首感谢。

    公元758年9月，唐肃宗命郭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襄邓节度使鲁炅、荆南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滑濮节度许叔冀、兴平节度李奂等九节度使率60万军队围攻相州，讨伐安庆绪。皇帝因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国家的元勋，难以相互统属，所以不设立元帅，只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从洛阳逃到相州的安庆绪，明知已被唐军困于死地，便以让皇帝位为代价，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率5万精兵杀来。

    以九节度使的兵力本来可以一举灭敌，但群龙无首，诸将各自为战，互不统属。鱼朝恩是监督和操纵九节度使的最高官职人员，但他根本不懂兵法，不知用兵。这次联军战斗唐军损失严重，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丢掉。

    宦官鱼朝恩一向忌妒郭子仪，便把相州失利的责任推到郭子仪身上。唐肃宗不明是非，信以为真，便削了郭子仪的兵权，以李光弼代替郭子仪的职务。

    上元三年二月，河东发生叛乱，杀死统帅李国贞，太原节度邓景山也为部下所杀，朝廷对此很忧虑。而后辈的将帅没有能力弹压，势不得已，遂起用郭子仪出镇绛州（今山西新绛）。三月，郭子仪辞朝赴镇，肃宗身体不适，没有见一个朝臣。郭子仪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于外；没有见到陛下，是会死不瞑目的。”皇帝将他引到卧室内，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情，全都委托给卿了。”郭子仪呜咽流涕而出。郭子仪来到绛州，擒拿杀害李国贞的贼首王元振数十人，将他们处死。太原的辛云京听说郭子仪诛杀王元振，也将杀害邓景山的人诛杀，从此河东诸镇将帅皆遵奉国法。

    公元762年4月，李豫即位。内官程元振当权，认为郭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之计，奏准罢免郭子仪副元帅之职，让他充任肃宗的山陵使，督工皇陵的建造。

    史思明在相州替安庆绪解了围，自认为立了大功，要和安庆绪平分兵权。安庆绪不答应，史思明就把他杀了，吞并了他的军队，回到范阳，自称大燕皇帝。他听说郭子仪被夺去兵权后，于759年5月，从李光弼手中，夺取了洛阳。占据洛阳不久，他就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了。

    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唐代宗李豫，在危亡面前，不得不启用郭子仪，他任命雍王李适（即后来的德宗）为统兵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又向回鹘借兵10万，攻打洛阳。史朝义败走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史朝义的部下田承嗣、李怀仙等见大势已去，遂率部向官军投降。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看到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便上吊自杀。至此，延续了7年零3个月的安史之乱才算完全平定。

    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国力虚弱。由于讨伐北方叛军的需要，西部的军队，大部被撤走调离。吐蕃乘虚深入内地，大举攻唐，占领了陕西凤翔以西、邻州以北的十几个州。763年10月，他们又占领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很快打到长安城下，吓得代宗逃到陕州避难。于是，吐蕃兵占领了长安。他们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皇帝，当自己的统治工具。纵兵焚掠，将长安洗劫一空。

    朝廷在没有什么别的御敌之计的情况下，急忙下诏拜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郭子仪接到诏书时，只有骑兵20人。他从洛阳到武关，才收拾散兵游勇4000余人。到达陕西蓝田时，各路勤王之师才相继到达。为了共赴国难，共雪国耻，收复京城，各路大军都表示愿意接受郭子仪的统一指挥。

    郭子仪分析了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后，采取声东击西、虚张声势之计。他派羽林军大将长孙全绪，带领200轻骑，到蓝田城北面，白天擂鼓呐喊，夜晚燃起火把，牵制吐蕃兵力，佯作向蓝田城东进军的姿态；暗中亲率主力杀向蓝田城西。与此同时，他又派遣禁军将领王甫潜入长安，暗中连结京城中的少年豪侠作为内应。郭子仪迅速集中兵力，奋勇攻击，打得吐蕃措手不及。吐蕃兵直向蓝田城东冲杀，扑了空，方知中计，吓得惊惶失措。这时，京城中的内应，此起彼伏高喊：“郭令公（指郭子仪）亲率大军来了！”吐蕃兵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战而走，慌忙逃离。

    长安陷落15天，又被郭子仪收复。

    公元764年11月，皇帝的车驾从陕州回宫，郭子仪伏地请罪，皇帝将车停下来慰劳他说：“朕没有及早用卿，所以才到这种地步。”便赐给他铁券（免死牌），在凌烟阁为他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

    大败吐蕃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社会内部矛盾重重，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叛变，屡引回鹘、吐蕃攻唐。

    唐朝将领仆固怀恩是铁勒族人，安史之乱时，从郭子仪、李光弼作战，屡立战功。曾与回鹘兵击败过史朝义，官至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等职。因没有得到封官加爵，对朝廷不满，妄图反叛。他的母亲得知后，骂他忘恩负义，还举刀要砍杀他，以绝后患。

    仆固怀恩与朝廷猜疑日深，最终背叛朝廷，顿集军队于汾州，寇掠并州、汾州下属各县作为自己的封邑。

    广德二年十月，仆固怀恩招引吐蕃、回鹘、党项数十万部众南下，京师惶恐。皇帝召见郭子仪，问抵御戎兵之计。郭子仪说：“据臣所见，仆固怀恩不能有所作为。”皇帝问其原因，他回答说：“仆固怀恩虽然号称骁勇，但他平素不得人心。仆固怀恩本是臣的偏将，其下边的人皆是臣的部曲，臣的恩信曾施及他们。今天臣为大将，他们必然不忍心以锋刃相向，因此知道他不能有所作为。”戎虏侵寇分州，郭子仪让他的长子朔方兵马使郭曜率军援救邻宁，与分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仆固怀恩的前锋来到奉天，在城外挑战，诸将请用兵击之，郭子仪制止他们说：“客兵深入，其利在于速战，不可与他们争锋。他们都是我的部曲，缓之必然会叛离；如果逼迫他们，是加速他们战斗，开战则胜负不可言。敢言战的人，斩！”便加固城墙以待之，果然不战而退。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八月，仆固怀恩不甘心失败，又勾引吐蕃、回鹘、吐谷浑以及山贼等30万军队，先出兵侵掠同州，约期从华阴趋赴蓝田，直取长安。京师震恐。代宗急召郭子仪从河中回来，屯驻长安北面的泾阳城，抵御贼兵。

    郭子仪一军仅1万多人，被敌重重包围在泾阳。他命令部将四面坚守，自己亲率骑兵出没于前后左右侦察敌情。这时仆固怀恩在行军途中暴病已死，群凶无首，分营扎寨，各自为战。郭子仪心中暗喜。但敌众我寡，仗还是不好打。尤其是回鹘兵，骁勇善战，又多于唐军5倍以上。不可一世的回鹘王骄吟道：“威风凛冽气昂昂，塞外称雄无人言；鼓角声高催战马，诸蕃兵力我为强。”

    战则必败，退则被歼，如何是好？足智多谋的郭子仪决定智取，放弃力敌。他派自己的得力牙将李光瓒前去回鹘大营游说。回鹘王听说他是郭子仪派来的，疑惑地说：“令公还活着吗？仆固怀恩说天可汗（指唐朝皇帝）已经抛弃四海，郭令公也已谢世，中国无主，我们才随同他来的。如果他老人家健在，我们倒要见一见。”

    郭子仪深知只有争取回鹘和唐军联合，重点打击吐蕃，才能取得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错过这个机会，战争的胜负、京城的安危不堪设想。他立即决定，亲自到回鹘军营走一遭。

    郭子仪将要出去会见回鹘将领，诸将劝谏说：“戎狄之心，不可相信，请不要去！”郭子仪说：“虏寇有数万之众，今天依靠实力无法相敌。况且至诚能感动神灵，何况是虏寇之辈！”诸将说：“请选铁骑500卫从。”郭子仪说：“那样适足以招致祸害。”说完只带几名亲随准备上马出发。这时他的儿子急忙赶来，拦住马头哭道：“回鹘像虎狼一样凶狠，您身为国家元帅，怎么能冒这个险呢？千万不能去送死！”郭子仪说：“现在国家更危险，我以至诚相待，亲说回鹘退兵，国家转危为安，别的还有什么可顾惜的。”他的儿子还是拦着不放，郭子仪扬起马鞭，照儿子的手上打去，纵马奔驰。

    回鹘首领药葛罗，怕唐军用计，赶紧叫部下摆开阵势。自己也搭弓上箭，准备射击。郭子仪远远看见这场面，干脆脱下盔甲，把枪也扔了，继续接近回鹘。回鹘首领看清后，赶忙上前迎接郭子仪。

    郭子仪两次从安史叛军手里收复两京时，曾经带领过借来的回鹘兵，同他们可以说有过并肩战斗的情谊。他在回鹘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回鹘人一向称他为郭令公，表示对他的尊敬。郭子仪来到回鹘营寨，他们一齐向他跪拜。郭子仪将他们扶起，与之痛饮叙谈，又派人送来罗锦，欢言如初。

    郭子仪对回鹘说：“吐蕃本是我朝舅甥之国，朝廷没有辜负他们，而他们到这里，是不再为亲了。如果乘其不备倒戈一击，如拾地芥那样容易。他们的羊马遍野，长达数百里，这是天赐，不可失此机会。今天能驱逐戎兵战胜敌人，与我朝和好而凯旋，不亦善乎！”他们遂答应下来。

    郭子仪派遣朔方兵马使白元光与回鹘会师。吐蕃知道他们的计谋，当天夜里就逃跑了。回鹘与白元光穷追不舍。郭子仪率大军继其后，在灵武台西原大破吐蕃，斩首5万，生擒上万人；收取他们所虏掠的士女4000多人，缴获的牛羊驼马300里内接连不断。

    待人宽厚

    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但他忠勇爱国，宽厚待人，从不居功自傲，因此在朝中有极高的威望。

    李光弼和郭子仪同为唐朝著名将领，他们曾经同在朔方镇当将军，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太好，互不服气。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提升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位居李光弼之上。李光弼怕郭子仪刁难他，曾想调到别的方镇去。这时朝廷要郭子仪挑选一位得力的大将，去平定河北。郭子仪出于公心，推荐了李光弼。李光弼却以为郭子仪是借刀杀人，让他去送死，可是朝廷成命又不能不服从。临行前他对郭子仪说：“我赴死心甘，只求你不要再加害我的妻子儿女好吗？”郭子仪听到他冤枉自己的话后，流着热泪对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器重将军，才点你的将，愿与你共赴疆场讨伐叛贼，哪里还记着什么私忿呢？”李光弼听了非常感动。两人手扶手相对跪拜，前嫌尽释。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十二月，有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可是盗贼却没有抓到。人们怀疑是朝中宦官鱼朝恩指使人干的。因为鱼朝恩一向嫉妒郭子仪，并向皇上屡进谗言，一再阻挠皇上任用郭子仪。郭子仪对于祖墓被毁的原因心里也是明白的。他入朝时，皇帝先提起此事，郭子仪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满朝的公卿大臣原来都很忧虑，怕郭子仪闹出事端，听了他的回奏后，都对他无限钦佩。郭子仪想到的是国家安危事大，朝廷的安稳远比自己的私事重要。

    郭子仪功德越高，人们越尊重他。吐蕃、回鹘称他为神人。皇帝都不直接呼他的名字。甚至有些安史叛将也很尊重他，因为他曾施恩于很多人。安庆绪的骁将田承嗣占据魏州后，蛮横无理，飞扬跋扈。郭子仪派遣自己的一个部将去见他。田承嗣倒很规矩，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遥望叩拜，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有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他麾下的老将军数十人，都是王侯显贵，郭子仪颐指他们进退，他们就像奴仆一样，听从他的安排和指挥。

    郭子仪处处做士兵的榜样。他领兵打仗从不侵犯百姓的利益。当时，连年战争，农村经济破坏，农民生活困难，负担很重，筹集军粮确实不易。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不顾自己年迈力衰，亲自耕种。在他的带动下，官兵在休战时，一边训练，一边参加农业劳动。动乱时期，他的驻地丰收的庄稼到处可见。

    郭子仪不仅得军心民心，侍奉圣上也很忠心勤谨。无论是手握强兵，还是方临戎敌，诏命他何时入朝，他从未迟延过。在他被幸臣鱼朝恩谗毁，削去兵权后，仆固怀恩率10万大军进逼京师。正当用人破敌之急，朝廷恢复和加封他为太尉，分宁、泾原、河西及朔方招抚观察使，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等一系列虚职和实职。郭子仪从不把打仗破敌当做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他坚决要求辞去太尉之职，只保留招抚观察使一职即可。他上奏说，自兵乱以来，纲纪破坏，时下与人比高低、争权势已成风尚流行，他希望朝中兴行礼让，就由自己开始实现。他还说，自己早已懂得知止知足的道理，心中惧怕盈满之患。等到秩序安定，仆固怀恩被擒，往昔的官爵决心一无所受。经过他再三恳让，才辞掉了太尉之职。但这位四朝柱石，卫国功臣，理应受到宠遇。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德宗尊他为“尚父”。他既富贵又长寿，后代繁衍安泰。他有八子七婿，都是朝廷重要官员。孙子有数十人之多，当孙子来问安，他都无法分辨谁是谁，只是颔首而已。有一出戏《打金枝》，反映了他家兴旺热闹的场面。戏的故事是，郭子仪70大寿，全家人全来拜寿，只有他的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儿子郭暧气愤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还斥责道：“你依仗皇父就不来拜寿，我父还不愿意当皇帝呢！”郭子仪知道儿子打了“金枝”以后，带着儿子就去向代宗皇帝请罪。代宗对郭子仪说：“儿女闺房琐事，何必计较！老大人权作耳聋，当没听见这回事算了。”郭子仪谢过皇恩，回家后把儿子痛打一顿，小两口又和好如初了。

    建元二年（781年）六月十日，郭子仪以85岁的高龄辞世。德宗沉痛悲悼，废朝5日，下诏书高度评价和追念他。按律令规定一品官坟墓高1丈8尺，特下诏给他加高10尺，以示尊祟。君臣依次到府第吊唁，皇帝还到安福门临哭送行。生前死后，哀荣始终。

    李光弼

    李光弼（708年~764年），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属于契丹族。他的父亲李楷洛是契丹酋长，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内附，官至左羽林大将军，封蓟郡公。吐蕃入侵河源，李楷洛率精兵迎战，出发的时候，他对别人说：“平定了吐蕃贼，我也回不来了”。在胜利回师的途中，他真的暴病而亡，朝廷追赠营州都督，谥号忠烈。李光弼就成了烈士子弟，他少年从戎，开始了南征北战的辉煌历史。

    善用良计

    大唐帝国极盛时期国土空前辽阔。北至贝加尔湖，南到越南中部，东北到达黑龙江以北，西北到达锡尔河、阿姆河流域。这中间，“九夷四蛮”出身的将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李光弼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他智计百出，功劳盖世，谱写了一幕又一幕的战争传奇。兵法中有“美人计”，是运用了“异性相吸”的原理。李光弼独出心裁，将之运用到战马上，唱出了一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戏。李光弼与史思明的叛军交战时，明显感觉到对方骑兵的压力，因为史思明营中的马匹很多是从塞北带来的，这些公马精壮高大，奔跑如飞，使史思明的骑兵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李光弼发现，没有战事的时候，这些公马每天都要赶到河边洗澡放牧。于是，李光弼大肆收购带驹的母马，一下子从百姓手里收购了母马、马驹各500匹。待到史思明的公马又到河边的时候，李光弼将母马赶出城去，却将马驹统统留在城中。母马来到城外的河边，吸引了所有公马的注意力。公马发情了，纷纷下河朝母马跑过来。母马挂念城中的马驹，转身往城中飞奔，公马紧追不舍，全部跑进唐军驻守的城中，等史思明反应过来，想要拦截马匹，这些公马已被唐军尽数捕获。后来，补充到唐军的坐骑中，使李光弼的部队成为唐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功勋屡建，威震天下。这计策只是李光弼小试牛刀，他一生的故事则更为精彩。

    李光弼自幼就严正刚毅，他喜欢读《汉书》，擅长骑射，显露了非同一般的资质。他的父亲去世，他按照礼节守孝，终丧不入妻室，显示了他表里如一的性格。天宝五年，他被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提拔为兵马使，充赤水军使。王忠嗣慧眼如炬，对别人说道，“日后能代我统兵的必然是李光弼”。天宝十三年，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奏李光弼为副使，知留后事。李光弼出类拔萃，安思顺十分喜爱，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李光弼不想趋炎附势，借口自己有病，推托了这门婚事。陇右节度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不和，听说了李光弼拒婚的事，就表奏李光弼入朝做了武官。

    安史之乱爆发了，天宝十五年（756年），在郭子仪的推荐下，李光弼被朝廷任命为河东节度副使，参与平叛。他带领五千朔方军与郭子仪会合，东出井陉，收复常山郡。叛将史思明率领数万兵卒赶来支援常山。李光弼大破叛军，先后收复九门、赵郡（今河北赵县）等地，因功升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七月，在嘉山大破史思明部，斩首万余，俘虏四千。史思明狼狈逃窜，披散着头发、光着脚板逃往博陵。李光弼进围博陵，唐军声威大震，河北十余郡县纷纷杀掉叛吏重归大唐，大半河北郡县被唐军收复。在连连大捷的形势下，李光弼清醒地认识到，敌人锋芒正锐，应该端掉范阳这个安禄山的老窝，“揠贼根本”。不料形势急转而下，哥舒翰潼关失守，长安门户大开。唐玄宗手足无措，领着儿孙逃往蜀地。长安落入了叛军的手中，留在长安的王孙公主被叛军切瓜砍菜般地杀害。一时间，血雨腥风，惨不忍睹。太子李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李光弼被授予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提兵五千入驻太原。

    当地的节度使王承业荒于军政，侍御史崔众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他和王承业本来是上下级关系，在王承业面前却没有半点规矩。在皇帝的诏令被宣读以后，崔众本该把所部兵马全部交给李光弼，可他就是不办，见李光弼只是长揖。李光弼火了，既然崔众自己撞到枪口上，他决定杀崔众立威。崔众被抓起来了，朝廷的中使也赶到了，要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对中使说道：“崔众有罪，已被关押，现在要处斩的，是侍御史崔众。如果你宣诏拜他为御史中丞，我就杀御史中丞崔众。”中使害怕了，不敢拿出诏书，崔众就在军中被斩首。李光弼从此威震三军，令出必行。

    平安史之乱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史思明、蔡希德等人率叛军十多万人进攻太原（今太原西南）。当时李光弼所部的精兵都被征调到朔方军去保卫唐肃宗，李光弼手下连一万人都不到。众人眼看叛军将至，都建议加固城防，以利坚守。李光弼说服了大家：“环城有四十里，工程浩大，而敌人转眼就到。到时大家精疲力竭，如何能够抵御史思明的叛军？”但是，李光弼并不是消极等待，他为叛军准备了二百人才能挽动的巨型抛石车。叛军进攻了，巨石像冰雹一样砸向叛军，叛军伤亡惨重，一下损失了一两万的兵力。史思明冥思苦想，想出应对之法。他让士兵建造飞楼，用木幔围住，飞楼上堆土成山，以此作为攻城利器。李光弼精通兵法，焉能不知，他指挥士兵把地下挖空，土山沉重，顿时崩塌。史思明又出一招，他在城下举行宴会，让戏子上台扮演唐玄宗，意在打击唐军的士气。不料李光弼早就叫人挖了不少地道，与史思明打起了地道战。奇兵从地道出来，戏子从地道被抓走。很快，戏子的脑袋被唐军丢下了城墙，史思明吓坏了，赶紧将自己的牙帐搬走。叛军退走的时候，眼睛都紧盯着地面，生怕自己也会掉下去，脑袋被唐军搬家。

    狠招一步接一步，唐军又把史思明大营的地下挖空，再用木头撑住，表面上不露痕迹。李光弼以城中粮尽为理由，派人向史思明诈降。数千人的部队出城了，领头的是一个手持白旗的唐军将领，叛军集结队伍，举行欢迎仪式。突然间，地道内的支撑木抽掉了，地面塌陷，数千叛军被埋进了土中。城上城下的唐军大声鼓噪，骑兵趁势杀出，一举俘斩上万人。史思明胆战心惊，一筹莫展，他知道遇上了平生劲敌。此时，安禄山已经为逆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受诏命去守范阳。叛军由蔡希德统领，继续与李光弼周旋。李光弼挑选了一支敢死队，个个武艺高强。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率领敢死队与叛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一举歼敌七万，缴获军械辎重不计其数。至此，李光弼的名字威震天下，他被朝廷晋封为司空和郑国公，“食实户八百”。

    至德二年九月，十五万唐军在郭子仪的指挥下，在长安城南香积寺北与十万叛军进行决战。唐军在四千回鹘骑兵的帮助下，将安军斩首六万人，收复长安。至德二年十月，唐军乘胜追击，在新店大破安军十五万人，收复洛阳，形势一片大好。安庆绪逃到邺城（今河南安阳），苦等史思明的援军。唐军进围邺城，史思明率叛军来援。战阵之上，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双方阵营大乱，各自溃退，唐军中唯独李光弼部和王思礼部全军而还。邺城失利，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成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不久，史思明杀安庆绪，叛军攻陷汴州（今开封），再度威胁洛阳，有人建议退守潼关，有人建议坚守洛阳。李光弼认为，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硬拼不是办法，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北阻泽、潞，胜则出，败则守”，阻止叛军西进，方为上策。他下令洛阳城的官吏百姓都出城避贼，空出洛阳城，唐军严阵以待，准备与叛军决一胜负。

    史思明率军去偃师，李光弼率军往河阳，双方在石桥相遇。李光弼的部队盔甲鲜明，手持火炬慢慢前行。叛军害怕李光弼，没人敢挑起战端。叛军占领洛阳后，担心李光弼的部队会攻击其侧翼，就驻扎在洛阳东面的白马寺，挖掘战壕，修筑月形城，在河阳南面与唐军对峙。叛军发起了进攻，唐军凭借河阳三城坚守，较量之下，唐军斩首千余人，俘虏五千人，叛军有不少人掉入河中淹死。

    唐军人数少得可怜，但李光弼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他对李抱玉说：“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吗？”李抱玉问道：“过后怎么样？”李光弼回答：“弃之。”李抱玉一口应承。他派人给叛军送信，“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明天就向你们投降”。叛军欢呼雀跃，停止攻城。李抱玉赶紧率人修筑残破的城墙，等敌人得知上当，南城已固若金汤。叛军大怒，急攻之，李抱玉出奇兵夹击，叛军损失颇重，十分气馁。李光弼手下的另一位大将荔非元礼守卫羊马城，战事更为激烈。贼将周挚率领八道兵马全力进攻，双方陷入了胶着状态。这时，李光弼下令荔非元礼出城迎敌。荔非元礼手下都是精锐士卒，作战勇猛，冲锋之下，叛军退却。他眼见敌众我寡，不宜硬拼，就摇旗让士兵回阵。李光弼以为荔非元礼怯敌畏战，勃然大怒，准备将他军法从事。当李光弼派人去召荔非元礼的时候，荔非元礼告诉来人：“我们正在战斗，暂时不能拜见主帅，等破敌之后，我再见他。”荔非元礼告诉手下众人：“主帅以为我怯敌，准备将我斩首，现在我们只能拼死一战。就算战死，也胜过在营中背着懦夫之名被砍头。”唐军气势如虹，雷霆出击，荔非元礼手持大刀，冲锋在前。唐军斩首数百，叛军溃不成军。毕竟是久经训练的虎狼之师，贼将周挚又将他们收拢在一起，与安太清合兵三万进攻北城。

    李光弼守卫北城，他一向治军极严，唐军人数虽少却极有战斗力。李光弼告诉众人，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并派大刀督战队在后面守着，战阵之上，有后退者杀无赦。唐军背水一战，斩首万余级，俘敌八千人，缴获战马二千匹，军资器械数以亿计，抓获周挚、徐璜玉、李秦授三员敌将。史思明还在进攻南城，李光弼用大炮猛击史军，在黄河边将八千俘虏全部斩杀。史思明部看得胆战心惊，败退而走。河阳之战唐军共斩首两万，全面大捷，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每次大战前，李光弼都要把一柄短刀插在靴中。他说：“战争是你死我活的较量，我位居三公，绝不能活着被叛军俘虏。万一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三军感奋。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李光弼率军收复怀州（今河南沁阳）。在与史思明的较量中，唐军再度胜出。这次，李光弼的妙计又发挥了作用。

    再施妙计

    李光弼率唐军进驻于河阳以南的野水渡，这里是一片平地，唐军四周竖起木栅，与叛军对垒。史思明长于野战，见此情形，喜出望外。他手下有三员大将高晖、李日越、俞文景，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史思明当即向李日越下了死命令：“李光弼驻守在平地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今晚，你率领五百重甲骑兵去把他抓来，如若不成，提头来见。”而此时，李光弼也正向牙将雍希颢布置行动计划：“贼将高晖、李日越悍勇非常，今夜史思明一定会派他们来劫营。你千万不要与他们交战，敌人要是投降，你就带他们来见我。”然后，李光弼率大军回到了河阳。李日越率骑兵直扑野水渡，却没有见到李光弼。得知李光弼不在营中，李日越果然下马向唐军投降，在李光弼的表奏下，他被朝廷授予金吾大将军之职。不久，史思明帐下的悍将高晖也归降了唐军。众人不解，向李光弼询问原因。李光弼一语道破：“史思明一败再败，迫切地希望与我进行野战。现在听说我在平地上扎营，必然派悍将来偷袭，也必然下了失败必死的命令。李日越得知我不在营中，抓了雍希颢回去也不免一死，除了投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高晖的名声一直在李日越之上，听说李日越得到朝廷如此待遇，他当然动心，投降唐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众人恍然大悟，对李光弼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唐军在怀州城下集结完毕，决开丹水倒灌入城。叛军颇为顽强，唐军一时难以攻破。李光弼又搞起了地道战，命郝廷玉从地道进入，得到叛军口令，然后潜上城楼，打开城门。唐军乘机进攻，鱼贯而入，抓获了安太清、杨希仲等几名贼将，献俘于太庙。怀州光复了，大唐的旗帜高高飘扬。

    史思明屡战屡败，就想引诱唐军进行野战。他派间谍散布消息说，将士们都是燕人，久战思归，现在正是决战良机。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信以为真，向唐肃宗多次汇报，唐肃宗就下令让李光弼收复洛阳。李光弼头脑清醒，向皇帝说明情况，“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李光弼帐下大将仆固怀恩立功心切，附和鱼朝恩的提议，李光弼别无选择，只得出兵。

    李光弼要求仆固怀恩依托邙山布阵，仆固怀恩善长骑兵作战，因此布阵于平原。李光弼心中不安，“据险布阵，可进可退；平原布阵，一旦失利就会全军覆没”。仆固怀恩固执己见，拒绝了他的建议。唐肃宗上元二年，史思明在洛阳北面的邙山脚下，击溃唐军。唐军死伤数千，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河阳、怀州相继失陷。朝廷震动，立即增兵，阻止叛军西进。唐肃宗知道不是李光弼的过错，对他优容有加，“未几，复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都统五道行营节度使。临行，皇帝亲自赋诗送别。邙山之战后，史朝义杀父亲史思明。宝应元年（762年），史朝义进围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诸将建议李光弼退保扬州，李光弼说：“朝廷把安危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当然要竭诚以报。叛军并不知道我们人数多少，如果出其不意，打败敌人是有把握的。”他抱病出征，进驻徐州，率大军进攻围住宋州的史朝义，为宋州解围。接着，收复许州，将叛军斩首千余级，抓获叛军将领二十二人。不久，浙东袁晁造反，李光弼参与镇压农民军，很快平定了浙东。他因功晋封临淮郡王，“诏增实封户二千，与一子三品阶，赐铁券，名藏太庙，图形凌烟阁”。至此，他达到了戎马生涯的顶峰。

    辉煌之后是暗淡，在战场上李光弼是冲锋陷阵的勇将，但在如何逢迎拍马上他还没有入门。唐代宗李豫即位后，宠信太监程元振、鱼朝恩。太监做监军是唐王朝的惯例，为了显示自己的功劳，必然要贬低前线作战的将领。而李光弼偏偏是一位功高震主的人物，唐代宗的猜忌是不可避免的。来瑱就是因为程元振的谗言而被朝廷处死，李光弼对没有男根的太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舆幸陕”。皇帝让李光弼赶去救驾，李光弼担心鱼朝恩等人趁机加害他，拖延行期，迟迟不愿动身。这时，郭子仪挺身而出，化解了这场危机，唐代宗得以返回长安。李光弼不听朝廷调遣，他手下的将士心生不满，也渐渐不听他的调遣。李光弼忧惧交集，病入膏肓，弥留之际，黯然感叹：“我为朝廷效力，无暇奉养老母，是个不孝之子，还有什么可说的？”下令把自己获赐的金帛分发给诸将。广德二年（764年），李光弼在徐州因病逝世，享年57岁。死后，赠太保，谥号武穆，唐代宗“吊恤其母”，为李光弼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一代良将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忠臣良将的共同命运。但是，无论如何，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艰苦卓绝中，李光弼功不可没。

    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安东）。他是继屈原之后我国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才华横溢，抱负宏大。在他现存的九百多首诗歌中，有对当时社会腐朽势力的猛烈抨击，有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有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情讴歌，有对处境困厄的愤激抗争，充分体现了他奔放的激情、洒脱不羁的豪侠气概和积极及世的精神；部分作品有时也流露出饮酒享乐、求仙访道的消极思想。在艺术上，李诗想象丰富，夸张奇特，绘景抒情，挥洒自如，形成了飘逸、奔放、雄奇、壮丽的独特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说，李白降临人世的时候，他母亲梦见太白金星入怀，故名李白。李白少年时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溪，见一老妇人正在细心地磨着铁杵，李白好生奇怪，问磨它干什么。老妇人说，想把它磨成针。李白感悟，重回山中，继续学业。《天宝遗事》中说，李白曾梦笔生花，尔后果然文采风流，名播天下，成为永世不朽的诗人。但是，绝世的放纵与浪漫，不朽的激情与狂想，无与伦比的天才与苦难，却真实地伴随李白的整个生涯。以至，我们在隔代的相思中，已很难体谅他那漫无边际的神圣的苦痛和梦想。

    身世传奇

    唐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李白出生在西域碎叶，他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代孙，属李唐宗室，有深远的贵族血统。他的先辈犯了某种“谋逆”之罪，窜居西域，绝嗣之家，难求谱牒，致使后来李白每次想表白自己的家世渊源又羞于启齿，总在半吞半吐的尴尬中。也许，所谓家世，是李白为了便于立功于当世而不得不虚荣地编造的。

    李白5岁时，父亲带着他潜回蜀郡，藏身隐名，定居偏僻的剑南道昌明县青莲乡。从西域到四川，长河流日、疾风衰草、瀚海荒原，这童年的印象，永远留在了李白的脑海中，为他激越的诗情平添许多壮阔的意象。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性敏早慧，读书不辍，遍观古来的文章典籍，喜欢并且动笔模拟相如汪洋绚丽的辞赋，名动西蜀。

    前礼部尚书苏颋出为益州长史，李白路中投刺，拜见苏颋。苏待以布衣之礼，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然风力不够，但有成大器的禀赋。”

    李白的学识杂乱散漫，曾与东严子赵蕤隐于大匡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学习经世的才略。赵博学韬晦，长于经世，节操高尚，不赴微召。著《长短经》十卷，言王霸之道，辨析时势，纵横捭阖。上至君德臣行，下至通变相术。李白一生喜读王霸之术，对于春秋纵横家们的事迹了如指掌，以管仲、苏秦、诸葛自许，显然受了赵的影响。

    蜀中的履历上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游侠生活。

    “十五好剑书，遍于诸侯”“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少任侠，手刃数人。”他很小就长剑随身，往来旁郡。北抵陇右，漫游三国时邓艾入蜀取道的江油，直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游侠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游侠的勇气、胆略，逐渐内化为一种人格，影响、决定着李白的一生。

    李白20岁，南游成都，遍历锦城风流，也见识了市井生活的种种细节。“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似乎是这一段生涯的写照。后又游峨眉，登金顶，领略了佛光的诱惑，“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去。”

    豪迈的唐文化与蜀中原生纯朴的风土人物哺育出李白肆行无碍的品性。他不停地走，不停地幻想，不停地打碎和创造，为自己寻找更广阔的世界，去印证他充盈活跃的生命，印证那个如日中天的文化时代。

    远离家乡

    开元十二年（725年）春，24岁的李白，开始了离家万里的仗剑远行。他向蜀中山水投下深情的一瞥，轻松地吟诵充满自恃的告别诗：“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同年秋天，“发清溪”、“下渝州”，很快到达荆门，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湘楚。

    吴指南因病死于洞庭之滨，李白恸哭不止，如丧骨肉。抚摸着同伴的尸体，李白第一次感到冰冷的恐怖，生死之间原来仅有一层薄薄的隔离。他哭得泪中带血，哭出了自己从未体验过的置身于广阔天地间的孤独和悲哀。然后，将吴葬于湖边，东下南京，这已经是第二年的秋天了。

    游子的行踪遍及维扬越中，东涉溟海，酒馆、歌楼、河舫、舞榭、寺院、赌场，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李白的行囊慢慢变得羞涩。

    “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栖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他没有找到迈入国门的途径，心中时时涌动着青春难耐的伤感，与无根飘萍的凄惶。

    三年内，千金散尽，他所得到的仅仅是逆旅的相思、无言的轻蔑，是苦闷的诗，而不是关于社稷民生的经济、事功，甚至无关乎起码的生计。“乡曲无知名，朝端乏亲故”，南图无从，北游失路，零丁而已。他不得不考虑自己仗剑远行最踏实的初衷。

    公元727年，李白结束了吴山越水间的逗留，回舟向西，游云梦。这是他曾在相如辞赋中读到的最令他心醉神迷的所在。

    就在这一时期，李白应召，娶故相许圉师的孙女，入赘许家，开始定居湖北安陆。其间结识了“风流天下闻，迷花不事君”的孟浩然与无心仕进、潜心修炼之术的元丹丘。

    这是一段饮酒、读书、吟诗、揽胜、感伤的蹉跎岁月。许夫人贤慧温柔，萌发着不安和躁郁的是李白。他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事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但是，入赘许家并不能给他提供用世的机会，赘婿的身份本就难堪。地方负有察举职能的长史大吏，在欣赏李白飘然不群的诗文后，又总是听到关于李白颓唐浪荡的风流轶闻或者难以羁勒的狂傲。

    长安之行

    开元十九年（731年），李白留下妻子，取道南阳、洛阳，前往长安。

    盛唐的长安，文明荟萃，规模宏大，红尘喧嚣，在开放性的精神气氛与恢宏的牧歌情调中，隐含颓堕与不可一世的病态气概，充斥着物欲与浮华。

    李白以朝圣者的姿态，先觉察到的是自己空前的孤立与渺小。悒郁愁闷中，他看到了堂堂皇城中斗鸡走马者的得意，看到了人事杂错中的机巧。李白向朝廷奉呈了自己刚刚写成的《明堂赋》，《明堂赋》辞彩富丽，明堂却是唐玄宗认为有乖典制的建筑。李白不知道其中内幕，只知道自己的文章成了泥牛入海。

    李白决定隐居离长安不远不近的终南山。在此之前，隐居终南山已开始成为获得皇帝重用的捷径，当时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在终南山建有别馆。玉真公主在太极元年即出家为道士，赐号持盈法师，一度师承司马天师承祯，司马承祯曾盛赞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认识了玉真公主，并且获得玉真公主的青睐。同时认识了宰相张说之子——皇帝的女婿卫尉卿张垍，此公当时获得玄宗的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赏赐珍顽，不可胜数。这正是一异乎寻常地适合李白的职务，但毛病也许正出在这里。

    李白已经“赐金放还”，根本找不到向玄宗陈述心事的途径。他走笔赠诗，希望有人能给他帮助。但是，李白用尽了所有的忠诚，却“心知不得语”，只有“揽涕黄金台，抢走呼昭王”的悲怆。报主之愿、济代之心，不能不化作空前的愤怒。李白将玄宗比作楚怀、殷纣，在诗中表达了彻底的失望：

    “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葹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媭空婵媛。彭咸久沦没，此意谁与论？”

    没有人理解这种苦衷，灾难行将降临：“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他看不到灾难的尽头，看不见除了远窜江湖如自己的忠臣外，有谁能扭转危亡。从此，李白像屈原怀沙哀郢，永别长安！

    怀才不遇

    失望的李白想起阮籍的穷途之哭。不同的是，阮籍面对的似乎是不可换回的生命穷途，而盛唐之走向穷途却是人为的失败。

    卞和曾献璞玉于楚王，楚王把璞玉认作石头，治卞和欺君之罪，断其左足；卞和再献，断其右足。盛唐天下有多少如卞和的忠臣义士呢？北海太守李邕被杀，尚书裴敦复死于非命，左丞相李适之自杀……山雨欲来，李白披发长啸如古之狂叟，却并不希望自己的预言真的实现。他决定往江东，寻访老友元丹丘，用元丹丘不喜不愁的方外之思和江东秀丽的云烟山水，平息心中几近疯狂的躁郁。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世事和人生，都只能通过他自己去达成和保持一份寂寞的自在，一份未卜先知的宽解。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李白又惊喜又忧伤。

    天宝十三年（754），李白在扬州，一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单骑来访。此人读李白的诗，对李白渴慕多时，一年前，离开家乡王屋山，经嵩山、到梁园，辗转吴越，行程三千里，追寻李白。当时慕名而寻访李白者远不止魏万一个，他向李白历诉了自己的景仰和一路的艰辛。李白异常感动，与他一起饮酒游览，同舟入秦淮，至金陵。

    李白很欣赏魏万的勇气和才能，认为魏万必将著大名于天下。他把自己的创作交付他，请他编成一集，并且伤感地嘱咐他照顾自己的孩子明月奴，然后金陵相别。李白作诗道：“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

    送走魏万，李白在金陵畅游多时。与“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月夜溯长江过白壁山玩月，观者如阵，李白顾瞻笑傲，旁若无人。又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通宵歌吹自娱，乘醉悼歌秦淮河。大自然在李白心中逐渐恢复了寂寞而伤心的美，“沧江溯流归，白壁见秋月。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阳雪。”“会稽风月好，却绕剡溪回。云山海上出，人物镜中来。”

    不久，李白到了宣城。宣城有谢眺楼，是遗落的六朝烟水。李白面对历史的残迹，写下了“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诗句。只有独坐在宣城的敬亭山上，他才觉得有一种依托。

    不幸的是，沉闷与压抑的气氛快要打破，平静行将消失。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只字不识的安禄山率二十万大军，起兵范阳，以征讨朝廷奸相杨国忠为名，意在颠覆唐室，创建自家的基业。河北诸郡烟尘千里，所过州县，望风披靡。承平日久，帝国的精神、政治、军备乃至普通的兵器都仿佛烂到了极点，安禄山如履平地，长驱南下。

    长安城内，叛军任意杀戮。皇帝不知去向，百姓恐慌异常。7月13日，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当是随身的文武官吏仅三十人。叛乱日甚一日，不堪收拾。李白“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他很长时间没有如此的亢奋和激昂，如此真诚地希望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他只好鞍马投赠，书剑飘零，退而自嘲，隐居在庐山屏风叠，真正做起了晋太原中的武陵人。

    至德元年（756年），玄宗的另一位皇子永王磷以平乱为号召，出镇江夏，筹集物资，招募将士。起兵东至浔阳，闻李白名，便欲招在幕下。李白早就盼望有这样的队伍抵抗安禄山南下，收复北方失地。“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李白欣然投入永王的幕下，希望“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当李白夸张而激动地想象着自己“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时，肃宗早就提防着永王膨胀自己、拥兵分庭的算计，诏命永王速速赶回玄宗身边。永王不从，肃宗集中力量以讨逆之名，将永王的军队包围。内战在金陵附近展开，永王一败涂地，逃走鄱阳被杀，乌合之众作鸟兽散。李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匆匆南逃，追兵如蝗，将他在彭泽抓获，投入浔阳狱中，罪名是“附逆作乱”。

    半年后，江南宣慰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为李白推覆清雪，上书唐肃宗荐李白可用。肃宗原谅了自己的弟弟永王，却不能原谅李白。李白在狱中陈诗崔涣：“能回造化笔，或冀一人生”、“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万愤结缉，忧从中催”。又用宋若思的口气上表求救，“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岂使此人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哀哉悲夫，谁察余之贞坚”？

    在狱中，李白还作《万愤词投魏郎中》：“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树榛拔挂，囚鸾宠鸡！”“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他的儿子并没有逃离东鲁，妻子远在庐山，一门星散。国事没有转机，吐蕃侵西北，回鹘又凌侮中原。李白满腹凄凉，读《史记·留侯传》。

    乾元元年（758年），李白58岁。由于郭子仪的斡旋，免了李白死罪，流放夜郎。他由浔阳出发，浮长江、上三峡，背负“附逆”的狼籍声名，踏上流窜的长途。“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夜郎万里途，西上令人老”。曾经到过的一山一水，曾经见过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无限酸楚，“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第二年，肃宗册立太子，全国大赦。李白也在被赦之列。万里流徙，不想有生还之日。一旦释归，李白“旷如鸟出笼”、“炎烟生死灰”、“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有似山开万里云，四望青天解人闷。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经历了不死的苦难，李白居然恢复了以前的亢奋，恢复了饮酒高歌的豪情。他仍然固执地热爱他的李唐天下，热爱他栖息的故土。

    郭子仪克复两京（长安、洛阳），他欣喜若狂，“愧无秋风力，谁念矍铄翁。”在浩翰的洞庭湖上，他与曾经割珠相赠、寸心相知的朋友贾至诗酒盘桓，“南湖秋月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与汉阳县令王某千金买醉，“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天上人间的无边气象，重现在李白的天才诗篇里。

    李白获释时，很多人已经把唐朝的“中兴”大业挂在嘴边，但是，胡兵的变乱并没有平定。李白觉得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改弦易辙、任用贤俊，该是当务之急了。

    公元759年，史思明打败唐军，杀死安庆绪（安庆绪曾杀死其父安禄山），自立为大燕皇帝。洛阳又被占领。公元761年，史朝义杀死父亲史思明，率兵向南骚乱。唐太尉李光弼率领百万大军，出镇临淮，抵抗史朝义。李白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可惜半道病还。他为此长叹“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在此之前，李白由江夏至浔阳，与老妻相见，即赴金陵。他壮心不已，盼望朝廷的征召。但是，他从来不曾断绝过的夸张的自信，世人已不再理会。“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豪士无所用，弹弦醉金罍。东风吹山花，安可不尽杯！”连他自己也意识到，虽然平生傲岸，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江湖，未尝一日摧眉折腰”，但是，此生此世，作为“辅弼”的抱负却是在失败中终结的。“我发已种种，所为竟无成”，失败的崇高奖赏是他苦闷中写成的诗。“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这是他莫大的荣誉，也是他莫大的悲哀。“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晚景凄凉，李白暮年生活的贵族气味，丧失殆尽。他是曾经“附逆”的人。而且，他的人生狂旅即将走完，再不可能有任何青云直上的指望。酒肉豪门逐渐与他疏远。在诗中，李白多处表现了一种类似平民精神的怜悯与感激。

    他曾为一荀姓老媪给他进饭而惭愧得不能自禁，“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他又为宣城一位善酿老春酒的纪翁之死而哭泣：“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在安微泾县，他与桃花潭的农民汪伦情长似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62岁的李白衰病交加，到安徽南部的当涂，投靠当涂县令——他的一位族叔李阳冰。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将诗稿交给李阳冰，请李结集作序。李阳冰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原、宋玉，鞭挞扬雄、相如，千载独步，唯李白一人。”十一月，李白逝世。逝世时，赋《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辞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号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年（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年，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年至十四年，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年曾应试“制举”；十年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年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言、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年（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弘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李德裕

    李德裕（787年~850年），字文饶，真定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穆宗即位之时，禁中书诏典册，多出其手。历任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左仆射，并在唐代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和武宗开成五年（840年）两度为相。主政期间，重视边防，力主削弱藩镇，巩固中央集权，使晚唐内忧外患的局面得到暂时的安定。公元844年，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缜，平定泽、涟等五州。功成，加太尉赐封卫国公。因反对进士科举，主张“朝廷显官须是贵党子弟”，从而与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牛派展开了长达40余年的“牛李党争”。党争失利，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大中二年（848年）在贬崖州（治所在今琼山区大林乡附近）司户，次年正月抵达。大中四年（850年）正月卒于贬所，终年63岁，逝后被封太尉，赠卫国公。

    李德裕在琼期间，著书立说，奖善嫉恶，备受海南人民敬仰。生前代表作有《会昌一品集》、《左岸书城》、《次柳氏旧闻》等。

    李德裕是唐武宗会昌年间名相，为政六年，内制宦官，外平幽燕，定回鹘，平泽潞，有重大政治建树，曾被李商隐誉为“万古之良相”。在唐朝那个诗的时代，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的《长安秋夜》颇具特色，它如同一则宰辅日记，反映了他日理万机的从政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诗中曰：“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

    晚唐时，强藩割据，天下纷扰。李德裕坚决主张讨伐叛镇，为武宗所信用，官拜太尉，总理戎机。“内官传诏问戎机”，表面看不过从容叙事，但读来却感觉到一种非凡的襟怀、气概。因为这经历，这口气，都不是普通人所能有的。大厦之将倾，全仗栋梁的扶持，关系非轻。一“传”一“问”，反映出皇帝的殷切期望和高度信任，也间接透示出人物的身份。作为首辅大臣，肩负重任，不免特别操劳，忘食废寝更是在所难免。“载笔金銮夜始归”，一个“始”字，感慨系之。句中特意提到的“笔”，那决不是一般的“管城子”，它草就的每一笔都将举足轻重。“载笔”云云，口气是亲切的。写到“金銮”，这绝非对显达的夸耀，而是流露出一种“居庙堂之高”者重大的责任感。

    在朝堂上，决策终于拟定，他如释重负，退朝回马。当来到首都的大道上，已夜深人定。偌大长安城，坊里寂然无声，人们都沉入了梦乡。月色撒在长安道上，更给一片和平静谧的境界增添了诗意。面对“万户千门皆寂寂”，他也许感到一阵轻快；同时又未尝不意识到这和平景象要靠政治统一、社会安定来维持。骑在马上，心关“万户千门”，一方面是万家“皆寂寂”（显言）；一方面则是一己之不眠（隐言），对照之中，间接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博大情怀。

    秋夜，是下露的时候了。他若是从皇城回到宅邸所在的安邑坊，那是有一段路程的。他感到了凉意，不知什么时候朝服上已经缀上亮晶晶的露珠了。这个“露点朝衣”的细节非常生动，大概这也是纪实，但写来意境优美、境界高远。李煜词云：“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玉楼春》），多么善于享乐啊！虽然也写月夜归马，也很美，但境界则较卑。这一方面是严肃作息，那一方面却是风流逍遥，情操迥别，就造成彼此诗词境界的差异。露就是露，偏写作“月中清露”，这想象是浪漫的、理想化的。“月中清露”，特点在高洁，而这正是诗人情操的象征。那一品“朝衣”，再一次提醒他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他那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尊自豪感跃然纸上。此结可谓词美、境美、情美，为诗中人物点上了一抹“高光”。

    李德裕还有一首《谪岭南道中作》：“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这首七言律诗，是李德裕在唐宣宗李忱即位后贬岭南时所作。诗的首联描写在贬谪途中所见的岭南风光，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第一句写山水，岭南重峦叠嶂，山溪水流湍急，形成不少的支流岔道。再加上山路盘旋，行人难辨东西而迷路。这里用一“争”字，不仅使动态景物描状得更加生动，而且也点出了“路转迷”的原因，似乎道路迂回，使人迷失方向是“岭水”故意“争分”造成的。这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但又是实感，所以诗句倍添情致。第二句紧接上句进一步描写山间景色，桄榔、椰树布满千山万壑，层林叠翠，郁郁葱葱。用一“暗”字，突出桄榔、椰树等常绿乔木的茂密，遮天蔽日，连溪流都为之阴暗。这一联选取岭南最具特色的山水林木落笔，显示出浓郁的南国风光。

    颔联宕开一笔，写在谪贬途中处处提心吊胆的情况：害怕遇到毒雾，碰着蛇草；更担心那能使人中毒致死的沙虫，连看见掉落的燕泥也要畏避。这样细致的心理状态的刻画，有力地衬托了岭南地区的荒僻险恶。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这种衬托的手法，比连续的铺陈展叙、正面描绘显得更有变化，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清人沈德潜认为这一联“语双关”，和柳宗元被贬柳州后所作的《岭南江行》一诗中的“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一样，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中的毒雾、蛇草、沙虫等等都有所喻指。这样理解也不无道理。

    颈联转向南方风物的具体描写，在写景中透露出一种十分惊奇的异乡之感。五月间岭南已经在收获稻米，潮汛到来的时候，三更时分鸡就会叫，津吏也就把这消息通知旅行的人，这一切和北方是多么不同啊！这两句为尾联抒发被谪贬瘴疠之地的思乡之情作铺垫。

    尾联是在作者惊叹岭南环境艰险、物产风俗大异于秦中之后，引起了身居异地的怀乡之情，更加上听到在鲜艳的红槿花枝上越鸟啼叫，进而想到飞鸟都不忘本，依恋故土，何况有情之人！如今自己迁谪远荒，前途茫茫，不知何日能返回故乡。思念家园，情不能已，到了令人肠断的地步。这当中也深含着被排挤打击、非罪谪贬的愤懑。最后一句暗用《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越鸟巢南枝”句意，十分贴切而又意味深长。此联为这首抒情诗的结穴之处，所表达的感情异常深挚动人。全诗写景抒情相互交替，景中寓情，情中有景，显得灵活多变而不呆板滞涩。

    《登崖州城作》是李德裕遭迁谪后所写：“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李德裕在武宗任上功劳显赫。可惜宣宗李忱即位之后，政局发生变化，白敏中、令狐绹当国，一反会昌时李德裕所推行的政令。他们排除异己，嫉贤害能，无所不用其极；而李德裕则更成为与他们势不两立的打击、陷害的主要对象。其初外出为荆南节度使；不久，改为东都留守；接着左迁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潮州司马；最后，终于将他贬逐到海南，贬为崖州司户参军。这诗便是在崖州时所作。这首诗，同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篇幅短小的七言绝句，作者都是被贬谪失意之人，同样以山作为描写的背景；然而，它们所反映的诗人的心情却不同，表现手法及其意境、风格也迥然不同。

    作为身系安危的重臣元老李德裕，即使处于炎海穷边之地，他那眷恋故国之情，仍然割舍不断。王谠《唐语林》卷七云：“李卫公在珠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哽。”他登临北望，主要不是为了怀念乡土，而是出于政治的向往与感伤。“独上高楼望帝京”，诗一开头，这种心情便昭然若揭，因而全诗所抒之情，和柳诗之“望故乡”是有所区别的。“鸟飞犹是半年程”，极言去京遥遥。这种艺术上的夸张，其中含有浓厚的抒情因素。人哪能像鸟那样自由地快速飞翔呢？然而即便是鸟，也要半年才能飞到。这里，深深透露了依恋君国之情，和屈原在《哀郢》里说的“哀故都之日远”，同一含义。

    再说，虽然同在迁谪之中，李德裕的处境和柳宗元也是不相同的。

    柳宗元被贬在柳州，毕竟还是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只不过因为他曾经是王叔文的党羽，不被朝廷重用而已。他思归不得，但北归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否则他就不会乞援于“京华亲故”了。而李德裕在被迁崖州，则是白敏中、令狐绹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在残酷无情的派系斗争中，他是失败一方的首领，此时，他已落入政敌所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历史的经验，现实的遭遇，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然会贬死在这南荒之地，断无生还之理。沉重的阴影压在他的心头，于是在登临望山时，其着眼点便放在山的重叠阻深上。“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这“百匝千遭”的绕郡群山，不正成为四面环伺、重重包围的敌对势力的象征吗？人到极端困难、极端危险的时刻，由于一切希望已经断绝，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不幸，思想上都有了准备，心情反而会平静下来。不诅咒这可恶的穷山僻岭，不说人被山所阻隔，却说“山欲留人”，正是“事到艰难意转平”的变化心理的折射。

    诗中只说“望帝京”，只说这“望帝京”的“高楼”远在群山环绕的天涯海角，通篇到底，并没有抒写政治的愤慨、迁谪的哀愁，语气显得悠游不迫、舒缓宁静；然而正是在这悠游不迫、舒缓宁静的语气中，包孕着深沉的忧虑与感伤，情调悲怆沉郁。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