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1328年~1398年），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公元1352年，参加郭子兴部红巾军。1355年郭子兴卒，其部尽归朱元璋。后相继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1368年称帝于应天（今南京），国号明，年号洪武。在位期间奖励垦荒，整肃吏治，抑制豪强，巩固中央集权，为明朝的江山奠定了基础。
艰难的少年时代
朱元璋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元天历元年九月十八（1328年），明光东风湖荒滩上的朱家窝棚里，陈氏生下了她最小的儿子朱重八，他就是朱元璋。据说，他出生时，陈氏在梦中遇神人授给她一个“置掌中有光”的药丸。陈氏在睡梦中将这丸药吞入了腹中，醒后口中尚有余香。等到孩子出世的时候，更是红光满室，导致邻里都误以为朱家起火了，纷纷赶来搭救时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朱元璋是在苦难的家庭中度过少年时代的。现实中，朱家逃荒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东风湖的荒滩上。此后，朱元璋的父亲朱世珍又拖家带口地到处流浪，儿女乞讨，夫妻做雇农，先后去过虹县、灵壁，最后来到了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县太平乡孤庄村）。“上屋搬下屋，不见一箩谷。”经过多次搬迁，朱家的处境，到了贫寒得没法形容的地步。在传说中，儿时的朱元璋曾经饥饿得想去挖小老鼠吃，却在鼠洞中发现了大老鼠储存过冬的各种粮豆，于是大喜过望地兜回家中，让母亲将这些粮豆煮成了一锅粥，饱餐了一顿。对这锅粥的记忆，一直在朱元璋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登基为帝后，还特意要求御厨在那天熬制。据说，这一天就是腊八，而粥就是腊八粥。今天的人们仍然在腊八这天食用各色粮豆杂果煮制的粥，相传腊八粥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在艰难中，时间推移到了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这年朱元璋17岁。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个甲申是他一生都不愿回想的年份。就在这一年，江淮大旱，蝗灾又起，瘟疫随之肆虐。逃荒的、病死的、饿死的，江淮一带十户九空，朱家也未能幸免。四月六日至二十二日，短短的十几天里，瘟疫和饥饿就夺去了朱元璋父亲、母亲、大哥、大哥长子，共四口人的性命。人死了总不能留在家里，可是这时的朱家穷得四壁萧然，哪里出得起棺材钱？朱元璋只能和二哥一起，将亲人的尸体用草席裹着先抬到村外去。据说玄乎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地面居然涌成坟茔，将朱世珍夫妇给掩埋了。在传说中，这是老天爷为朱元璋这个未来皇帝选定的“风水宝地”，而且还特地为他做苦工，免去他挖土之累。与这样的玄乎相比，另一种说法更不靠谱：两兄弟不忍将父母兄侄丢弃在乱葬岗，却又根本买不起棺材葬地，于是抬着破席卷不知该往何处，只能在村外徘徊。缚席的草绳早已陈旧，一来二去的就散断了。兄弟俩无奈，只得将尸体暂时放在一处山坡下，两人先去向雇佣自家的大户哀求，指望能施舍一块葬地。可再怎样苦求，也没有激起大户丝毫同情。朱氏兄弟只能痛哭着回到山坡去，却吃惊地发现，方才一阵雷雨竟引致山上泥石崩塌，将家人遗体都掩埋了起来，目瞪口呆的朱家兄弟只能回村求助。幸好，这片山坡地属于另一富户刘继祖，他一口答应朱家兄弟就地为墓，埋葬家人。
凤阳是刘氏聚居地之一，此地先祖可上溯至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先前拒绝施舍葬地给朱元璋的大户也姓刘，与刘继祖还是至亲。二十年后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刘继祖被追封为“义惠侯”。“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多年后朱元璋追想父母的死葬场景，依然难以控制情绪，号啕痛哭。这也成为他称帝后拒绝庆寿的原因。朱父死后家人各奔东西的场面再次重演。随着朱世珍夫妇的弃世，朱家兄弟也不得不各谋生路。朱元璋的大哥朱重四（朱兴隆）寡妻王氏带着剩下的一双儿女（后来的江西大都督朱文正及福成公主）投奔娘家，二哥留在破屋里为朱家守业以祭奠父母，三哥就近做了另一户人家的上门女婿（此户也姓刘）。
出家为僧
朱元璋小时候常患重病，曾在当地寺院中寄名，后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而他出生前后又“异样”连连，母亲陈氏作为算命先生的女儿，认为这个小儿子实在“命硬”，不止一次想要干脆将他送去出家，都因朱世珍反对而作罢。
如今朱元璋没处归着，又想到了母亲当年的计划，干脆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寄名的寺庙皇觉寺（原址在安徽凤阳县凤凰山日精峰下）当了和尚。然而破屋偏逢连夜雨，朱元璋本以为进了寺庙就能有片瓦遮盖，有充饥之食，却没有想到饥荒之年，寺庙所得施舍也极为有限，根本养活不了一众僧徒。和尚当了才个把月，朱元璋就不得不四处托钵游方。和尚游方，是好听的说法，但实际的情形却与沿街叫化乞讨没什么两样，还少了些头发。朱元璋在外游食，破衲芒鞋，走遍庐州（合肥）、光州（潢川）、汝州（临汝）、颍州（阜阳）等地，不但风餐露宿，而且途中卧病几死。历尽艰险和炎凉，他才在三年后返回寺庙，过上了虽然贫困却还有屋顶遮风挡雨，也有粗衣淡饭保障的生活。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这次外出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身体，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反元的思想。一眨眼，又是五年过去了。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大起义爆发。事实上在元朝统治的中后期，起义就一直没断过。而红巾起义最终结束了元朝的统治。点燃那根爆发起义引线的不是火，是水，是黄河水。自至正二年以来，黄河就像疯了一样，连年决堤泛滥，百姓民不聊生。拖到至正十一年，元政府终于议定了修复河道的主意。
四月，元顺帝命工部尚书贾鲁为河防使主持治河。贾鲁动用民工15万，再加淮扬驻军2万，共计17万人之众；耗银“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在短短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就修整了沿河缺口一百零七处，堵塞决口并使黄河回归故道。对于贾鲁的修河成就，明朝人曾评价说：“贾鲁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认为贾鲁“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劳累，不畏讥评”，完成了一项泽惠后世的功业。然而这项治河工程，在当时却实在是劳役太重、时间太紧；加上直接役管的官吏不但鞭役务工的军民，还克扣他们的粮饷；更何况这些军民已经在灾害中饱受多年苦难却，被元朝廷弃之不顾，积怨已到爆发的边缘。
颍州人刘福通和栾城（今河北栾城西）人韩山童早已经在策划造反，并利用白莲教宣传“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还编出民谣广泛流传“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此时他们看准时机，将一只凿好的独眼石人埋在黄陵岗（山东曹县西南）附近的黄河河道处，有意让民工掘出。独眼石人出现的消息很快传开，使早已对韩氏父子深信不疑的教众群情振奋。刘福通又宣布说韩山童乃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定能“重开大宋之天”，决定择日起义，并以红巾为号。既是皇家后裔，准备做皇帝的，当然要有点派头，搞些仪式。然而就在众人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消息却泄露了出去。还没能正式成事，韩山童就被捕杀，只有其妻杨氏和其子韩林儿侥幸逃入武安山。刘福通当即奔至颍州，宣布造反。由于策划已久，民怨又深，起义势头极佳。没多长时间，红巾军就占领了颍州、上蔡、亳州、项城、息州、光州等地，直属人马超过十万。闻听消息，江淮各地纷纷响应，濠州富户郭子兴也是其中之一。
郭子兴祖籍曹州，其父原是个到处游走的算命先生。某日这郭先生游至定远（今安徽定远），正遇上城中某巨富为嫁女发愁，皆因此女天生盲眼，时人害怕日后儿孙亦盲，因此根本无人敢于问津。郭先生便“见义勇为”地应承了下来。婚后盲小姐不但为郭家生了三个身强体壮的健康儿子，还带来了大笔嫁妆，郭家从此大富，也为郭子兴后来结纳四方强梁、担当领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郭子兴是那位算命先生的次子。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郭子兴集中自己平日交结的数千人，攻占了濠州，从此也成为红巾军的一路统帅。
此时的朱元璋，正再次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元将彻里不花被派来平息濠州民变，然而他根本不敢与红巾军正面交锋，唯一的本事就是四处杀戮平民抢掠财物冒充军功俘获。至正十二年的二月，灾难波及皇觉寺，寺院不但被元兵抢掠，还被放火焚烧，幸亏和尚没啥头发难以冒充敌首，僧徒们的吃饭家伙才得以保全。24岁的朱元璋也随着逃命的僧众离开了皇觉寺。然而众人皆有去处，他却发现自己留在家乡的二哥、三哥以及各自妻儿都命丧兵乱了。朱元璋只得回到一片狼藉的寺院，在神像前动用起外祖父的本事，向天占卜吉凶。可是无论是当和尚还是重拾家业，问卜的结果都不吉利。他想起曾有红巾军中的同乡汤和劝说自己投军，决定为此再卜一次，结果这一次得了个上上大吉，大喜过望的朱元璋遂于闰三月甲戌（四月）这天投奔濠州郭子兴，开始了他的军伍生涯。
应天称帝
回到家乡后不久，由小时的玩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打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这支队伍的控制权。朱元璋并不满足已得的地盘，他要大展宏图就要有稳定的根据地，这样南京（集庆）就进入了他的视线。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争夺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他在南京外围大败陈友亮，鄱阳湖血战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谅军团；消灭浙江的张士诚；灭杀韩林儿；派徐达、常遇春北伐，逐个消灭了各个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将元顺帝赶出北京。
建国后，他采取与民休养的政策，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废除丞相，实行六部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设立锦衣卫，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极大的加强。
论起来，朱元璋恐怕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俭朴最勤政的一位。据记载，在修建南京明皇宫时，他下令取消所有的华丽装饰，宫室墙壁上仅有少许彩绘，而且内容都非常正统：后妃宫室绘耕织图；太子宫室绘朱元璋开国事迹图；而他本人起居的宫室墙上更是连彩绘都没有，全是历代治国箴言。除此之外，他还是唯一一个把御花园改成“御菜园”的皇帝。洪武朝的明皇宫内连假山花木都没有，更别提造什么庭园。所有的院落空地里都栽上了菜，宫中菜蔬自给自足，朱元璋本人更是以蔬食为主，酒肉甚少。理政倦怠时他便在菜地里休息，欣赏众人热火朝天的种菜景象。这风光似乎比小桥流水更能使他恢复精力。作为雇农加绿林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也按自己心目中的田园风光为农村制订了细致的规律并要求百姓们严格遵守。在他的打造下，所有的乡村都要选派有声望的老人每月宣讲道德规范。每到农忙季节，人们还必须在乡中老人的监督下黎明即起忙碌农活。若有偷懒生事的，不但自己要遭殃，就连乡老都不能避免责任。不好好干活的青年，甚至会被流放边疆。朱元璋同情百姓，厌恶凌虐百姓及偷懒不劳而获者，这在下面的诏书中一览无遗。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
早在登基之前，朱元璋还亲自带着长子朱标在农家住了好几天，要求自己的继承人体味民生疾苦，稼穑艰难。洪武三年天下大旱，朱元璋不但第一时间下旨免了灾区税赋，还带着所有的皇子在六月南京的烈日下暴晒，用这种中国民间最朴实也最自虐的方式求雨。这一晒就是五天，当大雨倾盆而落时，举国上下都认为是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天。朱元璋并不仅仅是要求百姓勤于耕织，他自己对工作也兢兢业业。自登基以后他事必躬亲，而且还严格遵守着自己制订的“百姓黎明即起”的时间表。除非病得不能起来，否则他都在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早朝，无论寒暑秋冬都雷打不动。这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面对这样一个“以身作则”的皇帝，臣民们也只得将制度遵循不渝。
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讨生活时，无论受到怎样的待遇，都坚持要把自己接到的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也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不但促成了他成就大业，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了他的治国方面：水必要至清，人必须克己。他自己是这么办的，也要求别人这么办，而且不许违反。然而如大家所知，一样米养百样人。世界上的事情一旦到了极端的地步，即使出于好意，麻烦也就要大了。
朱元璋出身赤寒，因此对底层小民百姓感情很深，对官吏士绅文人却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做贫农和造反的经历，更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吏欺压百姓是倾覆王朝的直接导火线。因此，为了避免百姓遭殃更为了巩固政权，他对官吏采取了严格的管治，对农民却颇为慈和。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大力支持“民告官”，官吏若到乡间骚扰被百姓抓住控告并有据可查的话，他绝对是一面倒地支持，非但重处被抓官吏，还要重奖告官的乡民。他还编制了《明大诰》，专用酷刑重处官吏。只是此法实在残酷，动辄为几十两银子就将官吏剥皮楦草，或者并未贪污虐民也照样连坐，甚至砍头凌迟。因此《明大诰》及相关法令在朱元璋死后就被立即废止了。事实上，百姓们虽然痛恨官吏欺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真愿意为几句闲话几两银子就把他们处死；何况吏员们多是百姓邻舍出身，祖辈相交，就更没有谁愿意造成如此后果。
诛杀功臣
朱元璋的人生经历不但使他厌恶官绅文人，也使他不信任异姓功勋。对于这些引起他疑心的人，他也像严治贪官那样用最极端的手段去对付。对于明王朝开国元勋们的死，史料和传说都找出了若干理由。但在事实上，猜忌并计划杀戮功臣的事情，恐怕早在登基称帝之前，在带着儿子朱标过那几天农家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在朱元璋的脑子里成形了。
洪武三年，元顺帝北逃，朱元璋真正成了中原之主。就在这一年他大封诸子及开国元勋。受封的皇子皇侄孙共计十人，元勋三十五人。就在这一次封赏中，刚得天下的朱元璋就毫不客气地显露出了他对功勋们的忌惮。按照朱元璋的意旨，开国元勋的功绩再大，也只能被封为公爵，所得的俸禄是每年三千至五千石；次一等的元勋封侯爵，每年九百至一千五百石。然而对待儿女们，朱元璋可就不一样了。他公开对元勋们宣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对于皇帝这样的主张，群臣哪敢有意见，只得稽首对曰：“陛下分封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既是“天下万世之公议”，皇帝也就不客气了。于是，皇帝的儿子们封亲王，岁俸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皇帝的孙子们岁俸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皇帝的孙女们岁俸一千石，钞一千四百贯……侄孙朱守谦封靖江郡王，亦有岁俸二万石，钞一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受封后岁俸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直到洪武二十八年，由于皇子凤孙实在太多，不得己减少了俸禄，但也达到亲王一万石、郡王公主二千石、郡主八百石的程度。除此之外，朱元璋还特命诸皇子亲王在自己的藩国内豢养甲士，少则三千，多则一万九千。并且要“常岁训将练兵，临视周回险易，造军器务精坚堪用”。既然藩王们都有自己的甲士，当然就要应征出战。于是在战功封赏方面，朱姓诸王所行也格外不同。
洪武年间，秦、晋、燕、楚、湘等亲王都曾经数次领兵出征。朱元璋据此给了晋王、燕王各一百万锭重赏。楚王所得最次，也达马三千匹、牛二千头、牦牛一千头、羊九千只。与之相比，攻取元都定理中原的徐达只得了白金五百两，文币十表里；常遇春只得了文币一百表里。对于这样天差地别的赏格，就连后世记载此事的书生，都不禁要发出叹息：“难道说攻取元都所得的府藏不够丰富，所以赏得这么少吗？”如果光是封赏少还好说，最大的问题是，就连这么些儿俸禄封赏，开国元勋们都不能保自己一生安享。
民间有个“火烧庆功楼”的传说，讲的是朱元璋在登基后曾经大宴功臣，却在宴中借故走开，并下令火烧宴席现场，将所有功臣全部烧死。这个传说实在有些荒诞不经，不过事实上朱元璋的许多开国元勋们结局并不比烧死好多少。一般认为朱元璋杀功臣是由于忌惮他们日后扰乱朱家天下，是在为接班人“除去荆棘”。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要求苛刻，不但是眼里进不得沙子，根本几乎连灰尘也容不得。而且从不讲什么功过相抵，功臣们也就只得落得如此下场。
由于皇帝多是如此手段，因此民间也就有了各种传说。例如水军统帅俞通海，他本来是在攻张士诚时受伤，于朱元璋登基称大明皇帝前就病死了的（死于1367年）。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却成了朱元璋派人在他家所住的街道上修了一座“百猫坊”（据说俞宅就在今天的南京彩霞街菜场一带），把附近一条巷起名为“赶鱼巷”（今甘雨巷）。又派侍卫每天在秦淮河上钓鱼，还将钓上的鱼活活晒死。最终逼得俞通海只能寻了自尽，虽然这只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说，但百猫坊确有，位置也确在俞府附近，有可能遭殃的是俞通海的后人或亲信吧。由此已足见朱元璋杀功臣事迹之一斑。
屡兴大狱
在打击官吏的时候，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宁肯杀错也不放过。真正的贪官污吏当然死路难逃，可是清正廉明的官员也像割草一样地被他一批批除掉。加上朱元璋并非什么政经全才，很多时候他对很多事情也弄不清楚，可是即使如此，他在一头雾水中也照样喊打喊杀不误。算起来，被酷刑杀掉的父母官恐怕比贪官污吏还多。多少出身寒苦农家一心想要利民报国又维系着全家希望的读书人，在十年寒窗苦读后，才刚刚进入仕途，只为真正是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成了冤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当时的济宁知府方克勤。他虽然当上知府，仍然是一件布衣穿十几年，一日两餐素食粗粮，治下百姓则富足安乐。当他要调离时，百姓甚至作歌谣挽留道：“使君勿去，我民父母。”就是这样一个好官，在洪武八年（1375年）的泼天冤案“空印案”中，也被毫无理由地处死。这个方克勤，就是后来著名的建文忠臣方孝儒的父亲。“空印案”说来其实很简单：按规矩，各司府州县都要将地方财政状况上报户部。由于财务表是人工核计，各地距京城路途遥远，为防有何差错跑冤枉路，官吏们都会带上一些备用的空白盖印文书，方便随时修改。然而无论别人怎样解释，毫无会计知识的朱元璋偏要认定这是在贪污，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下令自户部尚书起，到各布政司、府、州、县，所有管官印的地方一把手统统都砍头，副手杖一百充军。上书辩冤的郑士利则被罚做苦工。更糟糕的是，朱元璋猜忌并报复强烈的脾性并不仅仅是针对元勋和官吏们的。
当年攻打张士诚的“东吴”政权时，朱元璋的“西吴”军曾经遇到过苏杭百姓的强烈反抗，以致于苏州一座孤城竟能在围困下坚持九个多月，战死了不少将士。张士诚死后，朱元璋决意报复民间对张士诚的支持，他决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大幅度提高当地的赋税。于是，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苏州松江地区的税赋一股脑儿涨到了元朝的三倍，更超过了宋朝的五倍。一亩地的税粮竟超过七斗。苏州一府所要交纳的税赋，竟达到全国税赋总量的10%。除此之外，松江农民的活动范围也被严格控制，总括言之，就是“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由于朱元璋本人家族就是“逃税流民”出身，外祖父又曾经是个打着算命先生招牌反朝廷的人物，因此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规定百姓们必须彼此互通邻里信息，对别人的家庭内务乃至活动场合都必须了解。谁要是想保留隐私瞒哄大众，即可捉拿送官。行医卖卜的人也只允许在本乡活动，若敢远游就要重治。
这些对民众的约束规矩，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皇朝，充满戾虐气息。而要求世人窥伺告发自己邻里亲朋的规矩，更成为流祸久远的重弊。
朱元璋还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刚愎自用，完全不把人命当一回事。蒙古族官员道同的冤案就不能不提。
道同先世蒙古，后改汉姓，是河间人。明朝建立后，他出任番禺知县，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也是一个诚意为民的好官。史书称，番禺守军蛮横，胡作非为，几任县令都不敢为民出头。直到道同莅任，才改变这一状况，“民赖以少安”。谁知不久永嘉侯朱亮祖到了番禺，这家伙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却几次三番被道同顶了回去。当地豪门大户知道朱亮祖与道同不“道同”，因此纷纷贿赂朱亮祖求他为自己出头。朱亮祖便请道同吃饭，要他释放被当街示众的富豪悍仆。道同立即厉声质问：“你也算是堂堂大臣，怎能与这些人为伍？”朱亮祖哑口无言，宴席不欢而散。
朱亮祖回到家里，越想越是恼怒，立即派人强行打碎锁铐放了那帮地痞，又把前来论理的道同鞭打了一顿。此后番禺地方的恶霸们以为有了庇护，纷纷得意忘形。尤其是朱亮祖在当地所纳小妾罗氏的兄弟，更是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道同为民出头，将罗氏兄弟抓了起来。谁知朱亮祖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而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傲慢无礼”。事情到了这一步，道同就是想忍让也不可能了，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他原以为按常理，皇帝怎么也要派人调查核实，才会最后做出决定。可是朱元璋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行刑之人出发不久，道同的报告也到了。朱元璋这才明白自己做错了事，觉得道同鲠直为民，实在是难得，马上派飞骑去追赶行刑之人。然而由于道同得罪了广东布政使徐本雅，后一位使者虽与行刑之人同日抵达番禺，却被人有意拖延，直到行刑之人处死道同，赦使才被放进县衙。对于道同的冤死，番禺百姓都十分痛惜，纷纷在家中设立他的牌位祭祀。据说每有灵验，乡间从此传说，道同已经成了地方之神。直到今天，番禺地方仍在祭祀道同神。朱亮祖的行径引起了朱元璋的震怒，这个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而不是按司法程序办理的皇帝在大怒下立即命人将朱亮祖父子锁拿进京。
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一起被朱元璋当廷鞭死。可悲的是，道同之死并没有警醒朱元璋，此后仍有数不清的人在这位皇帝的一时火性下无辜丧命。更糟的是他处死朱亮祖父子的方法，从此开了明王朝“廷杖”的先例。终明一朝，数不清的士大夫和清臣直士，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丢掉了性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开杀戒的朱元璋渐渐觉得法规碍事，终于在洪武十五年决定改革禁卫军为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出名也最为其重用的，则是“锦衣卫”。这个锦衣卫有“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的职能，处理皇帝钦定的案子，相当于皇帝的私人警察部队。下设南北两个镇抚司，五个卫所，拥有自己的监狱。在其中任职的校尉力士少则一千多则六万，被称为“缇骑”。他们有权自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锦衣卫将正常的司法机构视若无物，只要他们看不顺眼的，无论是宰相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不需要任何真赃实罪，都可以在片刻间让人家破人亡。朱元璋的屡兴大狱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洪武时期的功臣除了耿并文等少数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杀。胡惟庸一案，牵连被杀者达3万人。朱元璋晚年的蓝玉案又牵连了1.5人。以至于到了靖难之役南京朝廷竟无将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重用藩王领兵，当初对于朱元璋来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构想，既可避免外姓诸臣节制军事跋扈成灾，又能使诸王“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何况照他的预想，诸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麻烦。然而朱元璋怎么也没有想到，长子朱标竟早早地就在洪武二十五年去世了。晚年的朱元璋面对幼弱的皇太孙朱允炆，虽知重用藩王领兵可能会为这个文弱小儿埋下隐患，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甩下自己的儿子去用那些令他一百个不放心的外姓大将，于是他始终没有把削藩提上议事日程，只是一再地寄希望于能在自己生前为太孙多聚些人脉众望，寄希望于朱家子孙都懂得尊老爱幼之理，体恤骨肉血缘之亲。大约也正是出于这层考虑，老皇帝先是应允炆孙儿修改了自己施行多年过于苛刻的刑律七十三条，为朱允炆赢得了“天下莫不颂德”的美名。在洪武二十九年的时候，他还特地重新制定了朝见太孙之礼。又规定叔父们在公开场合须向侄子行君臣之礼，回到后宫皇太孙才向叔父们行家礼。为了增进家人感情，第二年他又让其他的侄辈和叔辈们一起游历天下山川。
洪武三十一年闰四月乙酉日这天，朱元璋抛下他的嫡长孙朱允炆，还有他那一大群儿子，以及在他多年治理下民生休养生息逐渐兴旺的大明帝国，离开了人世。1398年5月，明太祖朱元璋病死于南京，在位31年，终年71岁。
徐达
徐达（1332年~1385年），字天德，濠州钟离永丰乡（今安徽凤阳东北）人，明朝开国功臣，杰出的军事家、统帅。公元1353年加入朱元璋部队，朱元璋称帝后，任右丞相兼太子太傅。后统兵攻克元大都、太原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徐达智勇双全，治军严明，一生谦虚谨慎，与下属同甘共苦，他功勋卓著，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
开国功臣
徐达由于家境贫寒，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长大以后，身材魁梧，性格坚毅，遇事善动脑筋。明太祖朱元璋在削平割据群雄，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战争中，徐达长期担任最高军事统帅，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廓江汉，清淮楚；电扫西浙，席卷中原。威声所震，直达塞外。”他为朱元璋开创明王朝立下了盖世之功，被誉为明朝“开国功臣第一”。
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朱元璋回到家乡招募兵士。22岁的徐达听到消息，毅然仗剑从军，投奔到朱元璋部下，开始了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这一年，徐达等随朱元璋相继攻克河州新塘、三汊河、阳泉，保住达鲁花赤营寨，攻下徐官仓寨，朱元璋部声势大振。至正十四年五月，徐达随朱元璋攻克全椒，七月攻克滁州。至正十五年春正月，驻在滁州的朱元璋部队因粮饷缺乏，进攻和州（今安徽和县），以便筹集军粮。徐达率军先行，与张天祜、汤和一道攻下和州，徐达因攻打和州立下战功被擢升镇抚。
就在徐达被任命为镇抚之后不久，起义军中发生了一起非常事件：孙德崖因其部队缺粮，来到和州，请求朱元璋资助。朱元璋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收留了他的部队。郭子兴则因过去与孙德崖有矛盾，知道这一消息后很生气，亲自从滁州赶来和州，训斥了朱元璋。孙德崖听说后很担心，想悄悄地溜走。朱元璋挽留不住，只好为其送行。走出城外三十里左右，忽然城中有人来报，郭子兴已和城中尚未走掉的孙德崖部打了起来，孙德崖已被郭子兴捉住，扣在城里。朱元璋听到后，大吃一惊，想打马回城劝说郭子兴把孙德崖放走。孙德崖部下误以为这是朱元璋策划的阴谋，便把他五花大绑，并扬言要杀掉朱元璋为其主帅报仇。徐达在城里听说朱元璋被孙部下扣留，生死未卜，就毅然请求替代朱元璋作为人质，以平息这起事件。后经多方调解，孙、朱都被对方释放，这场危机才算平定下来。然而，在这次事变中，徐达的舍身相救深得朱元璋的称赞，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不久，郭子兴染病而死，朱元璋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首领。朱元璋感觉到仅仅据有和州，难以实现他的雄图大略，而要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又苦于没有船只。正在徘徊犹豫之时，巢湖水军头领赵普胜、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廖永忠等率军归附。朱元璋大喜，对徐达等说：“方谋渡江，而巢湖水军来附，吾事济矣！”于是，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朱元璋派兵遣将，部署作战方略：“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采石镇）大镇，其备必固。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中）前临大江，彼难为备御。今往攻之，其势必克。”徐达与诸将听命，各自挥师进发，直抵采石矶。常遇春奉命为先锋，先登上岸，徐达等率军一拥而上。在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之后，元兵力不支，溃败逃窜，徐达等占领了采石矶。沿江一带元兵望风而降。
朱元璋为这次胜利所鼓舞，便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提出继续进攻周围州县的计划，他对徐达等将领说：“今举而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听诸军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江东非我有，大事去矣！”徐达等表示赞同。为坚定将士们前进的决心，朱元璋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下令砍断渡船缆绳，把船推到江中，顺流漂下。众军士一见大惊，朱元璋趁机说道：“成大事者不规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将奚为？”士兵们只好听命。他们吃饱饭，就从观渡（采石附近）向太平进发，经太平桥直抵城下。纵兵急攻，守城元军抵御不住，守将完者不花等弃城而逃，元万户纳哈出等被俘。
翌年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进攻集庆，徐达奉命为先锋，率水陆军士并进。至江宁镇，攻破陈兆先营垒。陈兆先以所部投降，得兵三万六千余人。十月后，再攻集庆，大败元兵于蒋山。元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出城接战，被徐达等击败。朱军乘胜攻城，冯胜率陈兆先部降兵奋勇先登，终于攻破城门，打进城内。福寿战死，蛮子海牙逃奔张士诚，水军元帅康茂才率军民五十余万降附。占领集庆后，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在渡江攻拔采石、太平，进攻集庆的战役中，徐达作战勇敢，功勋卓著，成为朱元璋手下的得力战将。占领应天后，朱元璋有了根据地，粮食问题也基本解决，但军事形势仍极为严峻：东边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张士诚占据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又占据浙江西部部分地区。南面有元将八恩尔不花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石抹宜孙驻处州（今浙江丽水），宋伯颜不花守衢州；天完徐寿辉则攻占了池州（今安徽贵池）。为了摆脱军事上的不利境况，朱元璋在占领应天后，于当月任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东下，进攻东线门户镇江。
大军出发之前，朱元璋为了整顿军队纪律，防止士兵进城后抢掠，故意找徐达的错处，扬言要按军法处治，暗地里让李善长当着众人的面苦苦求情，才松绑，并当面告诫说：“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全军肃然，徐达等率军进攻镇江，不到两天，就打败镇守该城的元军，杀其守将定定、段武。徐达率军从仁和门入城，部队纪律严明，号令整肃。老百姓照常生活，就像没打过仗一样，因此很得老百姓的拥护。附近地方听到消息，都翘首盼望他们早日到来。
镇江一役，徐达以战功升任统军元帅，镇守其地。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一方面安抚百姓，督课农桑；一方面分兵回击，攻下金坛、丹阳等地，以巩固镇江这个最东边的前哨阵地，防止张士诚的西侵。
同年七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称吴国公，设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同时设立了自己的军事管理机构江南行枢密院，任命徐达为同佥枢密院事。身为江南行枢密院同佥、镇江统军之帅的徐达，在打退张士诚军一次次的进攻之后，乘胜进围常州。但是，常州守敌据城固守，不肯投降。加上城内兵粮充足，徐达等攻打不下。朱元璋即以军法把徐达及其属下都官降一级，以示惩罚，并写信责备徐达说：“虐降致叛，老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其勉思以补前过；否则必罚无赦！”徐达为常州久攻不下而焦虑，也对朱元璋的责备而沉思，还要应付张士诚军的一次次反扑。可是，徐达处变不惊，沉着地指挥部队迎战，使张军的企图难以得逞。与此同时，驻在城外三十里远的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率部赶来增援，内外夹攻，大败张军，生擒敌将张士德。残敌溃逃奔入城内。张士诚见常州危急，派其手下悍将吕珍夜间潜入城内，加强防守能力。徐达督军轮番猛攻，吕珍眼看士气低落，难以支撑，不得不丢弃常州，只身逃遁。到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历时达半年之久的常州攻坚战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朱元璋在常州设立长春枢密院，任命徐达为佥枢密院事，汤和为枢密院同佥，统兵镇守该城。接着，徐达等乘胜移师进攻宁国（今安徽宣城），得军士十余万，战马二千匹。继而又攻拔宜兴、常熟、江阴、马驮沙（今江苏靖江）等地，宜兴到靖江一线尽为朱元璋所有。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经营，以应天为中心的朱元璋江南政权已经逐步稳定，大体控制了今江苏、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地区。徐达作为朱元璋手下的主要战将立下了赫赫战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忿其疆土日蹙”，建造高数丈的巨舰，纠集号称60万人的大军，倾巢而出，进围南昌。朱军守将朱文正、邓愈、赵德胜、薛显率领全城将士殊死搏战。坚守八十五天，使陈友谅顿兵坚城之下，未能前进一步。南昌守军浴血奋战，为朱元璋从容调兵遣将，准备与陈友谅决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七月初六，徐达遵照朱元璋的指令，回师救援南昌。朱元璋在龙江（今江苏南京兴中门外）誓师，亲率大军20万进击陈友谅。陈友谅听说朱元璋亲率大军到来，遂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返战。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史称“鄱阳湖之战”。徐达作为主攻部队，率军先行，首先与陈友谅相遇于康郎山（今江西南昌康山），两军依湖对阵。陈友谅军人多势众，舰船高大，气势汹汹。徐达毫无惧色，身先诸将冒死闯阵，其部下将士大受鼓舞，无不以一当十，奋勇冲杀。徐达部一举击败陈友谅前锋，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巨舰一艘，初战告捷。接着俞通海等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敌船二十余艘，烧死、溺死很多敌军。徐达在敌阵中奋力拼杀，连续酣战。大火从敌船上烧到徐达的战船上，他一面指挥士兵扑火，一面继续与陈军格斗，越战越勇，并指挥战船在敌阵中节节推进。双方在康郎山鏖战整整一天，湖水被血染成了红色，天空也被炮火硝烟遮蔽得暗淡昏黑。朱军在徐达等勇将的率领下，殊死搏战，击退陈友谅的进攻。此战，徐达首挫敌锋，壮大全军声威，为朱元璋取得决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天晚上，朱元璋为防止东线张士诚利用鄱阳湖大战之机乘机入寇，命令徐达撤出战斗，回守应天。徐达走后，朱元璋指挥将帅士卒继续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血战，最终击毙陈友谅，全歼陈军主力，取得鄱阳湖大战的胜利。
卓越的指挥才能
徐达回到应天后，严格训练部队，加强东线守备力量。缉查奸细，修缮城池，张士诚无缝可钻，未敢贸然进犯。后来朱元璋称赞徐达说：“我让徐达回守应天最为放心，无论遇有什么问题，他都能妥善处理。”可见朱元璋对徐达多么信任。
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还师应天，徐达等率军攻克庐州。不久，奉命再返湖广前线。徐达先后率兵相继攻取江陵、夷陵（今湖北宜昌）、湘潭州（今湖南湘潭）、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宝庆（今湖南邵阳）、靖州（今湖南靖县）等地，彻底肃清陈友谅残余势力，占领湖湘地区。徐达在消灭陈友谅割据集团的战役中，身经数十战，建立了赫赫战功。为表彰徐达的功绩，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四年正月称吴王后，任命徐达为左相国，地位在众将之上。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徐达等奉命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淮东、泰州等地。大军渡过长江，一举攻克泰州海安坝（今江苏海安），进围泰州。经月余血战，终于攻克泰州，擒守将严再兴五千余人。之后，徐达又攻下通州、兴化、濠州等地。徐达在这些战斗中，师出迅捷，变化无穷，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徐达用反间计制胜，使张士诚的老巢平江完全陷入孤立。次年，徐达亲率将士攻破葑门，大军一拥而上，进入平江城内。张士诚兀自率兵巷战，但其手下将士已无斗志，纷纷投降。张士诚见大势已去，纵火焚死其妻儿，闭门上吊自杀，被其部将解救，徐达将其押送应天。破城之日，徐达严格约束部下，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率军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受百姓的欢迎。徐达论功封信国公，是此次封赏的最高爵位。
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二月攻克济南，收俘元军3855人，马429匹。在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声中，朱元璋于翌年正月在应天登基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徐达被封为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
元顺帝逃至上都，仍然保持着一套政府机构，军事上仍然具有一定实力。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徐达统帅大军攻取山西、秦陇。徐达在扫平山西、出师秦陇的整个作战过程中，抓住扩廓帖木儿北出雁门关、进攻北平之机，乘虚直捣太原，倾覆扩廓的巢穴，使其进退失据，一举平定山西。抓住陕西元军李思齐、张思道遥巡观望、不敢主动出击的时机，直入奉元，进逼临洮，围困庆阳。似摧枯拉朽，风卷残荷，降李思齐，斩张思道，威震关陇。徐达用兵出奇无穷，克敌制胜，表现出过人的胆略和指挥才能。
徐达出师秦陇，平定关陇后，明朝北方版图已达今河南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一线。但扩廓帖木儿仍驻扎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西北），火儿忽答驻扎云州（今河北赤城北云州镇），纳哈出驻屯金山，失喇罕驻军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扩廓帖木儿在西北活动猖獗，趁徐达平定关陇之师凯旋京师，大举围攻兰州。洪武三年（1370年）春，徐达征尘未洗，又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分兵两路，扫荡侵扰北方的元朝残余力量。徐达从潼关向西进军，出西路捣定西，进攻扩廓。徐达此次率军北征，取得较大胜利，逼使元朝残余势力向应昌、定西一线北撤。从此，明朝北边的防御趋于稳定。
同年十一月，徐达等班师回朝，朱元璋亲自到龙江迎接北伐将士。随后，大封功臣，徐达因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子孙世袭。为了进一步打击残余元军，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徐达再次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率军北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兵三路，“肃清沙漠”（指对蒙古用兵）。徐达从雁门关出塞，直趋和林，作为中路军。三月，徐达师抵山西边境，派蓝玉为先锋，出雁门关向北挺进。蓝玉在野马川击败扩廓部流动部队，徐达率军至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再败扩廓军。扩廓败逃后，与贺宗哲合为一军，在岭北布下阵势阻击徐达部队。扩廓、贺联军拼死进攻，明军受挫，死伤数万人。徐达处变不惊，收缩战线，坚守营垒，才免遭大败。然后，徐达整军而还，敛兵守塞。扩廓军队见此未敢贸然追击。由于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明朝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从此，徐达长期在北平、山西一带练兵备边，镇守北平十余年。
徐达在镇守北平期间，先后三次迁徙山西农民到北平屯田种地，以加强北平的防御力量。徐达将他们分散到长城沿线各卫所，按其户籍服役课税。属籍军户的，发给衣服、食粮，使应军差；属籍民户的，分给田地、牛、种子，使纳租税。前后移民三万五千多户，十九万余人，建立屯田点二百五十余个，垦田一千三百多顷。徐达的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北方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使明朝北部边疆日趋稳定。同时，徐达严格训练士卒，修缮城池，加强守备，谨严烽燧，时时防备蒙古军队的侵扰。徐达被视为塞上长城。明朝建国后，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过去立下汗马功劳的武臣逐渐受冷遇，但是徐达始终受到朱元璋的重用，捍卫着明朝北方的安全。
长期的戎马生涯，奔波劳累，使徐达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最终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洪武十七年（1384年）闰十月，徐达在北平病重，朱元璋遣使召还应天。翌年二月二十日病逝于应天府邸，时年54岁，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配享太庙，名列功臣第一。
常遇春
常遇春（1330年~1369年），字伯仁，安徽怀远人。貌奇体伟，勇力过人，猿臂善射。原来当过土匪，在和阳归顺了明太祖朱元璋。明初名将。在朱元璋的部队里为前锋，朱元璋攻灭张士诚，北上灭元，都用做副将军。身经百战，经常打胜仗。
常遇春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麾下的一员骁将。他身为军中前锋，作战勇猛，席卷幽燕，直捣元上都。由于他曾攻克了开平府（在今内蒙古正蓝旗），被封为开平王鄂国公。洪武二年（1369年），年仅39岁的常遇春因得“卸甲风”，攻克开平还师时病死于柳河川军中。朱元璋痛失爱将，以诗悼之，“忽闻昨日常公薨，泪洒乾坤草木湿。”并将其作为陪葬明孝陵的勋臣，择墓于南京太平门外，赐给祭田。后又在南京鸡笼山下建的功臣庙中，将其居于首位以祀之，甚见尊礼。
戎马生涯
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常遇春投奔朱元璋不久，朱元璋即率军渡江南下。在著名的采石矶战役中，面对着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的严密防守，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冒着乱箭挥戈勇进，纵身登岸，冲入敌阵，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朱元璋即挥军登岸，元军纷纷溃退，缘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庆，改为应天府。集庆及其周围地区的占领，使朱元璋获得一块财富之区，为在江南的继续开拓和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战斗，常遇春锋芒初露，立了头功，开始受到朱元璋的信用，由渡江时的先锋升至元帅。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七月，朱元璋攻取金华后，派遣大将军常遇春进兵攻取衢州。常遇春率部一路杀将而来，首先攻取了龙游城。他在戎马倥偬间，还吟赋《龙游道中》一诗以纪行：“策蹇龙游道，西风妒旅袍。红添秋树血，绿长旱池毛。比屋豪华歇，平原杀气高。越山青入眼，回首鬓须搔。”字里行间，流露出英雄豪气。当常遇春率领马、步、水三军到达衢州城下时，但见城垣壁垒森严，固若金汤。守城的元将伯颜不花的斤，是维吾尔族人，荆南王朵尔的斤之子，1356年授衢州路达鲁花赤，因功升浙东都元帅，擢江东道廉防副使，分守衢州。伯颜还擅长诗歌，通晓音律，工于书画，他的《古壑云松图》至今仍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城中当时还有位汉名马浩的高官，即衢州路总管薛超吾儿，出身贵族，也是维吾尔族人，曾两度治衢，政绩显著。他与萨都刺、鲜于枢等交谊甚笃，也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常遇春率部在城下树栅栏，建奉天旗，从陆上、水上将衢州6座城门团团围住。常遇春又造吕公车、仙人桥、长木梯、懒龙爪等攻城军械，“拥至城下，高与云齐，欲阶以登城”，他又在大西门城下“穴地道攻之”。伯颜不花的斤面对常遇春部的猛烈进攻，凭借坚固的城垣，“以束苇灌油烧吕公车，架千斤秤钩懒龙爪，用长斧砍木梯，筑夹城防穴道。”双方交战激烈，常遇春久攻不克。后来，常遇春以奇兵出其不意地突入，毁其所架之炮，攻围甚急。元军支持不住，遣使密约投降，衢州路院判张斌夜出小西门，迎常遇春大军入城。这样，元军甲士万人，才迅速崩溃。常遇春攻取衢州城后，立“金斗翼元帅府”，设元帅和枢密分院判官，元朝在衢统治势力遂荡然无存。常遇春南下立功，升任元帅。
常遇春率军队进驻九华山时，适逢天旱无雨，士兵饮水困难。于是，他亲自带领将士在九华山下寻水，忽然在五溪桥南边挖出了六股泉水，解决了部队饮水的困难。这六股泉水是否为常遇春所发现，无从查考。但是常遇春结寨六泉口，大战九华山却是千真万确的。后人有诗可证：“偏仄旁山行，溪流咽不呜。何年留古砦，犹复说开平。”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初，朱元璋令常遇春与另一名大将徐达率重兵镇守池州防备。陈友谅统其兵众，部署袭取池州。徐达侦悉陈友谅的行动，令常遇春率精兵万人，设伏于六泉口。陈友谅兵至，全力猛攻池州城。徐达率领守军开城出击，常遇春伏兵掩其后，大破陈友谅军，斩首万余，擒捉三千，陈友谅败走江州（今九江）。这次战役不仅恢复了皖南军事要地太平县，也使“汉军”龟缩于武汉不敢再犯。论功行赏常遇春功劳最大。朱元璋夸赞他说：“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常遇春当年设伏的地方就在今天九华山的大古岭、凤凰岭一带，并在百丈潭前留有诗文：“赤汗透征袍，何如孝隐高。结庐亲冢侧，只为报劬劳。”
战功卓著
西征陈友谅，常遇春再立大功。陈友谅占据上游，精兵大舰，雄心勃勃，是朱元璋开拓事业的主要威胁。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10万直取应天，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与朱元璋军展开一场恶战。朱元璋以弱御强，便设计用伏，诱敌深入。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帐前五翼军3万人设伏，为全军主力。经过一场鏖战，在龙湾登陆的陈友谅兵，遭到常遇春、冯国胜伏兵的冲杀，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正值江水落潮，龙湾水浅，陈友谅一百多艘巨舰全部搁浅，朱元璋挥水陆军并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转危为安，并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不久，升行省参知政事。龙湾战后的第三年，公元1363年，陈友谅以号称60万大军倾巢来攻，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水上大决战。朱元璋先是派兵封锁敌人的归路，交战中，陈友谅军船大、坚固，但速度慢。朱元璋军船小、速度快，操作灵活，两军相持，难解难分。一次朱元璋座船搁浅，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危急。常遇春奋勇当先，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战斗中常遇春奉命积极组织火攻，发挥小船优势，乘风纵火。陈友谅的舰队被烧得烈焰冲天，兵将损失过半，湖水尽赤。陈友谅率残舰撤往湖口，又受到朱元璋诸将的追击和常遇春的迎头堵截。陈友谅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使朱元璋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常遇春因功受赏，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升为平章政事。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七月，常遇春先是随徐达率军攻占庐州；接着，又与邓愈会合征服江西的新淦、吉安、赣州、南安等郡县，岭南韶州、南雄等地望风降附。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奉命与邓愈率军攻取湖北的安陆、襄阳；十一月与徐达率军攻占了泰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徐达、常遇春的军队先攻取了湖州和杭州等地，翦除了张士诚的羽翼。平江孤立无援，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围攻，平江城破，张士诚败死。常遇春以功晋封为鄂国公。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当时北方元朝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徐达、常遇春出师三个多月，即平定山东。洪武元年四月，明军在洛阳的塔儿湾与元军遭遇。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麾下壮士从之，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俘获无算，史称塔儿湾大捷。这一仗，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陕西的门槛，为攻取元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马步舟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顺帝携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为北平府。稍事休整即又挥军西进，攻取山西。与精锐的扩廓帖木儿军进行了艰苦的搏战，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攻陕西，元将李思齐由凤翔奔临洮，力竭投降。元顺帝乘明军主力长驱秦晋之机，命丞相也速率军向北平反扑，兵锋已抵通州。常遇春又奉命与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驰救北平，元军闻讯即向北逃奔，常遇春率军追奔千里，大获全胜。为了覆其巢穴，最终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径取元上都开平，顺帝逃奔和林。常遇春夺取开平，全歼留守元军，缴获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
病卒军中
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常遇春自开平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川，得暴病卒于军中，年仅40岁。朱元璋闻丧大为震惊，赐葬钟山之下，并亲自出奠。书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为表彰常遇春的功绩，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又封子常茂为郑国公，岁禄二千石，常茂隶宋国公冯胜北征纳哈出，不奉约束，被削爵，安置在广西龙州；又别封次子常升为开国公，建文末，以抗靖难师安置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忧死。
“虽古名将，未有过之”常遇春自从1355年追随朱元璋，参加采石矶渡江战役，到1369年夺取元上都开平，暴卒于柳河川为止，14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可以说无役不从，战无不胜，常遇春“为人沉鸷果敢”，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军中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他不仅有勇，而且也有智谋，常常以智取胜，或者设伏，使用疑兵；或者声东击西，出敌不备。所以史书上说，常遇春“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克敌制胜之方皆中节度”。常遇春“爱抚士卒”，“每与敌战，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这是自古名将所共有的一个优点。与此相应就是兵有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民。他很同情百姓的疾苦，这同他出身农家有关，也是朱元璋在开拓事业中一贯严格要求的。常遇春与胡大海一起曾向朱元璋建议，免收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寨粮。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注重发展屯田事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占领地区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和同僚之间的关系上，常遇春处理得也比较好，在作战中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诸将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小他两岁的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发，大将军雅敬爱之”，始终无小间。当时，徐达、常遇春两员大将并称，“一时名将称徐、常”，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朱元璋很会用将，以徐达为正，常遇春为副，用其所长，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于直言，效命疆场，尽瘁而终。朱元璋对常遇春也特别爱护。常遇春也善于处理同主子的关系。1365年2月，当常遇春率军征服江西上流未附郡县班师之后，朱元璋对常遇春“颁赏赐劳”，特意表彰他“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的功劳。常遇春对答颇为得体，他说，这是“皇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貌似宽厚心实险狠的朱元璋自然爱听这样的话了。常遇春忠于朱元璋，但生平爱杀降为世人所诟。死后，被追封为“开平王”，故六泉口又有“开平寨”之称。
刘基
刘基（1311年~1375年），字伯温，青田（今浙江温州）人，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元末进士，后弃官归隐。50岁时辅佐朱元璋一统大明。明朝建立后，负责立法编订、军卫制度的建立、朝廷体制的整顿等，对明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多才多艺，其诗词散文皆称明初的大家。
步入官场
刘基为元至顺三年（1332年）举人，参加次年的会试和廷试就考中了进士，可谓一帆风顺。按元朝的规定，必须到25岁才可以参加乡试，可是刘基22岁中举，23岁就是进士了，原来他在报考时虚报了三岁。虽然在年龄上作弊，但考中则是靠真才实学，所以刘基的高中在乡间一时传为美谈。然而，与科举的坦途相比较，刘基的仕途却显得坎坷得多。毕竟，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
元统元年（1333年）的进士刘基，直到至元二年（1336年）才受了一个高安县丞的官职。县丞是协助县令处理政务的小官，秩正八品。此后二十多年中，刘基先后出任过江西行省掾史、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行省都事、行枢密院经历、行省郎中、处州路总管府判等官职。这些官职中，儒学副提举是从七品，行省都事是七品，处州路总管府判是正六品。二十余年的宦途，不过一直是沉沦下僚罢了。对于自负不世奇才的刘基来说，自然极为郁愤。不幸，刘基的性格又是“疾恶如仇，与人往往不合”。刘基后来在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对话中也说自己“疾恶太甚”。在贿赂公行的元末官场，刘基的性格让他屡受打击。根据通行说法，最严重的打击分别出现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和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47岁的江浙行省都事刘基因建议捕杀方国珍，与朝廷抚绥政策相左，次年春被羁管于绍兴。当时，刘基本人“发愤恸哭，呕血数升，欲自杀”。
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江浙行省的一纸调令激起了刘基心中的涟漪。虽然绍兴风景难舍，但治国平天下的强烈愿望还是使刘基马上接受了这一调令，离开了绍兴，出任江浙行省枢密院经历，与枢密院判官石抹宜孙等同守处州。
不久，刘基升任行省郎中。与石抹宜孙同守处州这一段时间，是刘基心情最激昂的一个阶段。他与石抹宜孙彼此赋诗酬唱，甚是相得。然而，刘基虽然守土功大，但朝廷仅将刘基升为处州路总管府判。这一职位变动，使刘基对朝廷失望到极点。据说，刘基收到朝廷的谕旨后，即于庭中设香案，拜敕书，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见授，无所宣力矣。”既然官职让充满抱负的刘基无法施展才能，于是他决计弃官归田，隐居在青田山下。刘基之言表明，他不是有意不为朝廷效力，而是朝廷没有重视他，给他的职位太小，让他无法干一番事业。
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的部队攻克了婺州路。不到一年，即第二年十一月，处州路也落入朱手，刘基的好友石抹宜孙败走。最后一块让刘基容身的净土也失去了。后来有人说：“这一年，先生因不为元用，隐居青田。如果不是这样，势必与胡琛、章溢等同议守备，出奇制胜。”以刘基的谋略，朱元璋的军队是否能顺利攻陷婺州、处州，还真是难说。明代学者王世贞就说：“元朝不用刘基，等于是将刘基送给了太祖朱元璋。不使刘基与太祖角力争斗，反而让刘基成为太祖的谋臣，为敌所用，真是奇特啊！”但换句话说，若不是被弃用于元朝，刘基也就成不了明朝的开国功臣。
辅佐朱元璋
刘基的出山，一半是请出去的，一半是逼出去的。刘基的出山为未来的朱明王朝立下了不少功劳。
刘基出山，多半是不得已。早在至正十九年处州被破时，朱元璋部将缪美就强迫刘基出山，将他带到金陵。无奈刘基确实不想留下来，朱元璋也只好放他回去。不过，刘基这样的人才肯定会始终惦记在朱元璋的心中。大概不久之后，朱元璋指示他的另外一个部将孙炎去劝刘基出山。孙炎此时是处州总制官。
孙炎这个人，在明史上不是很出名，今天的人也不怎么知道他，但在当时，他可是朱元璋最为得力的干将之一。时人夏煜描述朱元璋与孙炎之间的关系说：“我皇入金陵，一见颜色厚，高谈天下计，响若洪钟叩。”根据宋濂、汪广洋等人的记述，孙炎这个人身高六尺余，面黑如铁，有一只脚还有点跛；不怎么读书，但却喜欢赋诗，往往有奇句，又善于雄辩，一开口就是数千言。在他的面前，人人都怕他那张嘴。孙炎还非常喜欢喝酒，喝了酒后作诗辩论，有如神助，豪情万丈。孙炎交友广泛，夏煜、宋濂、汪广洋都是他的好友。可以想见，孙炎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孙炎以其豪情与雄辩折服刘基，完成了朱元璋下达的任务。控制家乡处州的朱元璋势力无疑是一个最恰当的投奔对象！这时候，朱元璋正在努力争取他。刘基也看到在当时的割据势力中，只有朱元璋兵精将强，最有前途。也许从总制官孙炎的身上他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在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本来不情不愿的刘基也顺水推舟，来到当时朱元璋的权力中心地——集庆路，从此踏上新朝的宦途。当时，朱元璋已将此地更名为应天府。
当然，刘基要真正成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自然要表现出让人信服的能力来。据说，当时诸将多半是朱元璋在滁州、濠州刚起兵时就跟随他的人，多年来力战有功。何乔远《名山藏》称当时刘基以儒生“称军祭酒”，一直到龙江之战时，朱元璋才令诸将拜其为“军师”。没有证据表明，“军祭酒”是不是朱元璋设立的一种官职。而且“祭酒”一词，虽然有“师”的意思，但似乎多少还表示刘基在军中仅是负责一些礼仪性的事务，并没有真正地成为军中谋略的重要决策者。刘基真正成为“军师”，是在朱元璋与陈友谅于南京城外的龙江一战之时。
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率军自上游浮江而下，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杀守将花云及朱元璋义子朱文逊。随即陈友谅杀其主徐寿辉，篡位，改国号天完为汉，率军直逼应天府，声势颇大。朱元璋为此专门召集诸将，讨论对策。诸将议论纷纷，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逃跑的。刘基因是最后进来的，见诸将所谈，无非投降或者逃跑，便瞪着眼睛，一言不发。朱元璋见刘基不言，遂召刘基入内间，问道：“今汉兵旦夕压境，诸将纷纷，先生默不言，有意乎？”刘基说：“请赐臣宝剑，先斩主张投降及逃跑的人，我再说话也不迟。”朱元璋说：“我想先听听你的议论，再赐你宝剑。”刘基说：“陈友谅凭借夺取太平城的胜利，浩浩荡荡地沿江而下；而我师士气不高，迎战必败。如今您刚刚在建康立足，要想图谋天下，必须与陈友谅的汉军决一雌雄。就看这一战了，胜则为王，败则为俘虏。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您怎么能够听任部下的意见不统一呢？您若打开府库奖赏军士来鼓舞士气，开诚布公地征求建议来稳定军心，那么您的王业，正在此时可以成就啊！何况我曾经望二国气，敌衰我旺，一定能够活捉陈友谅。”这一番话，无疑是告诉朱元璋：两军交战勇者胜，在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不应当为将领们的不同意见所迷惑，而是应该开诚布公，整合人心，努力奋战，争取胜利。当然，刘基最后没忘了将自己观天象的本领展示展示，以进一步增强朱元璋的信心。据说，朱元璋听后大喜，赐刘基剑，令诸将都拜他为军师，有不服者斩之。诸将悚然听命，于是有龙江之捷。《明太祖实录》记载此次作战的成果是：俘获陈友谅卒二万余人，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此后，朱元璋的军队能浮江而上，取安庆、九江等战略要地，都基于这次战役的胜利。
朱元璋称帝后，有一次在给刘基的诏书中说：“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州，尔多力焉。”这些功绩，看来是朱元璋也认定的。然而，刘基在朱元璋帝业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提出“先汉后周”的战略。当时朱元璋政权的东面是张士诚所建立的周，西面是陈友谅的汉，北面是小明王韩林儿，南面则是福建山区，由效忠元朝的陈友定控制。朱元璋要想成就帝业，最大的威胁来自张士诚和陈友谅。当时一般将领们的想法，是要先取张士诚，因为张士诚力量较弱，而且处于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上。但是，刘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路。他对朱元璋说：“我们有两个敌国。陈友谅居其西，张士诚居其东。友谅占据饶、九、荆、襄等地，几乎是半个天下的地盘；而士诚仅有浙西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扬，与您势力相当。不过，士诚内心狡猾，对元朝阳奉阴违，这是守财奴式的敌人，不会有什么作为。陈友谅杀害他的君主，胁迫部下，人心不服。他有勇而无谋，不怕死，很容易就将他的百姓推上战场送死。几场战役下来，民力损耗殆尽。有这几点，陈友谅的汉国就很容易攻取下来。逮野兽就必须先逮凶猛的，擒拿盗贼就必须先拿下强壮的。今日之计，不如先讨伐汉国。汉国地域宽广，夺取之后，您一统天下的形势就有了。”应当说，这一战略分析对于朱元璋后来取得胜利非常关键。从朱元璋灭张士诚时单苏州城就围攻了近一年这一事实看，张士诚虽然势力较弱，但也不是能轻而易举攻取下来的。而且，一旦朱元璋与张士诚开战，陈友谅必然会乘隙东下，那朱元璋就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相反，自从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被朱元璋擒杀之后，张士诚政权中基本上再无有进取心的将领。负责行政事务的幼弟张士信及女婿潘元绍不负责任，贪财好色，无心扩展张氏政权的势力范围。因此，刘基“先取陈友谅”的建议，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五年的用兵战略，而此战略的最后成功实施，也就使朱元璋取得了西起武昌、东至苏州的广阔土地。当然，作为军中的重要谋士，刘基往往对于每一次重大的战役都会提出一些非常有效的妙计。例如，鄱阳湖之战可以说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争霸战中最后的一场大战。当时，双方都将自己的主力投入战场，陈友谅甚至将家属、马匹、供给全部带到了船上。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投入兵力20万。陈友谅的军队据说是60万。一些学者考证说，各自的军队实际数量可能只有一半左右。但即使是这样，数量也很可观。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围攻洪州城（今江西南昌），拉开了这次战役的帷幕。洪州守将朱文正是朱元璋的侄子，率领守军顽强抵抗。八月二十九日，来援的朱元璋军主力与陈友谅军的主力在鄱阳湖中相遇，激战持续了四天。四天中，陈友谅的军队损失非常大，陈的弟弟陈友仁、陈友贵及大将陈普略先后战死，想来朱元璋的军队伤亡也决非小数。王世贞记载说：“太祖的舟师跟敌人在鄱阳湖中大战，未决胜负，太祖当时心里实在是忧虑害怕。”看来，真到了性命相搏的时分，连朱元璋自己也没有必胜的信心。
这时候，刘基提出“移师湖口”之策，就是将战舰全部移往湖口，封锁鄱阳湖通向长江的水路通道，关门打狗。九月二日，朱元璋的战舰尾部都升起灯笼，陆续驶向鄱阳湖湖口，鄱阳湖成为一只扎住陈友谅军队的口袋。很明显，陈友谅的巨舰在相对狭隘的湖口水面上远远比不上朱元璋的战舰那样灵活有用，所以，陈友谅始终未能攻破湖口。陈友谅的一些将领们主张弃舟从陆路回武昌。由于意见不统一，汉军内部发生争吵，接着发生了叛逃。更要命的是，双方相持很久，陈友谅军的粮食已经吃完，而五百艘抢粮的船只也被朱文正烧了个干净。可以想见，缺少粮食的陈友谅军队最后突围而出的窘迫。最后，陈友谅在激战中头中流矢，不治身亡。此战朱元璋得胜的关键，正是刘基“移师湖口”这一计策的实施。
开国功臣
正由于刘基在朱元璋日渐扩大的创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很受朱元璋的宠信。据说，朱元璋每次召见刘基，都是屏人密语，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所谈的内容“自徐达而外，人莫得闻”。吴元年（1367年）九月，徐达攻克苏州，擒张士诚，明朝已经初见立国规模。军中一帮谋士的作用也发生了转变。早在前一年，刘基就被授予太史令一职，主持修订新朝的历法。吴元年十一月，新历法颁行。昔日的谋略不再是朱元璋所必需的，五十七岁的刘基从此只要规规矩矩地按章办事就行了。大凡一个王朝的开国功臣，或者韬光养晦，安享晚年，或者骄横恣肆，最终被戮。然而，像刘基晚年那样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却还是少见。
朱元璋曾将刘基比作汉高祖刘邦的张良，于是后人便将张良与刘基作比较。王世贞说：“有人将刘基比作张良，刘基在谋略上确实不逊于张良。但说到做官或不做官的气节，却差得远了。”王世贞认为刘基早年仕元，后来转而扶助朱元璋灭元，大节有亏。这是一种比较。另外一种比较，是明人廖道南的话：汉代大封功臣，张良仅要求封为“留侯”就满足了，然后专心于道术，明哲保身，传说中还变成了神仙；而刘基却没有急流勇退，犹豫在朝，最终就像野鸡投于网罗、野象因其象牙而遭杀身之祸。难道他真是一心忠于朝廷而忽略了保全自身吗？
归隐田园
廖道南批评刘基不能及时功成身退，大体是合理的。其实，在洪武元年（1368年）刘基被授予御史中丞职务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意气风发的。中书省都事李彬犯下贪纵之罪。李彬是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的心腹，因此李善长请刘基缓治李彬之狱。刘基坚决主张查办，并派人专程向远在汴梁的朱元璋汇报。李善长便在朱元璋面前抢先告了一状，说刘基“专恣”。对于专制君主来说，臣下的专恣自是不可容忍，太祖对刘基的宠信开始打折扣了。接下来的一件事，又正赶上刘基的方术似乎也不灵验了。八月，天大旱。刘基进言道：“阵亡士兵的妻室共有数万之众，居于别营，阴气郁结；工匠死后，尸骸未收；张士诚的降卒们都编入了军户。这三点有干天和，所以发生旱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一一妥善处理，谁料十天过后，依旧大旱。至此，刘基只得卷铺盖回青田老家。
但是，刘基毕竟是开国元勋，朱元璋没有一下子做绝。仅仅三个月之后，刘基又被召回了京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仅被封为诚意伯。微妙的是，此时的朱元璋对刘基不再是言听计从了。例如，朱元璋对李善长不满，想换杨宪、汪广洋或胡惟庸为相，咨询刘基的意见。刘基根据实情，一一指出了各人的缺点，认为三人都不宜为相。然而，朱元璋后来却将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起用为相。刘基所说的一番话，传到三人耳朵里，明摆着是得罪人。其中，胡惟庸是淮右集团中人；汪广洋虽是江苏高邮人，但其早年曾流寓太平，亦于此地遇到渡江而来的朱元璋，开始发迹。可见，刘基在明朝建国之后的生活，确实过得非常压抑。这才是刘基悲老叹穷的真正原因。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者罗宝册有论刘基的一段话，非常精彩，可谓洞见当日刘基心态：
伯温悲叹之作，决不是无病呻吟，无因而来的；如果根据情理，设身处地一想，也很容易了悟他的难言之隐。想当年他同太祖一块起义，老谋深计，运筹帷幄。大的方略，紧急关头，十九是他一人擘画、决定和打开。那时如果分道扬镳，收纳一班豪杰，自己干去，当日的宇中，真不知是谁的天下。可恨费尽了心血，为人作嫁，好容易革命成功了，大明帝国成立了，自己得到的是什么？不过是一个诚意伯的虚头衔，一些金玉粟帛的零星赏赐罢了。比之明祖的富有四海，南面而王，生杀予夺，集于一身，何尝不是天壤之别！加之，明祖猜忌嗜杀，屡兴大狱，少者牵连几千人，多者累万。眼看着身边的故旧朋友，杀的杀，族的族，流的流，说不定哪一日就会杀到自己的头上来！自己又是功高震主的人，走了不好，不走也不好。有时明主高兴了，钟山宸游，禁宫夜宴。自己又不能不暗拭眼泪，强赔笑脸，侍宴吟诗，前去凑趣，凑合热闹。此际难言之痛，想来很少人能知道吧！
碰上朱元璋这样的猜忌之主，刘基确实是“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归乡隐居，弈棋饮酒，安享晚年，对刘基来说也成了奢望。不久，刘基由于建议在青田设立谈洋巡检司（谈洋是浙、闽地界的小地方，走私盐贩往往聚集在此，多出乱民），遭到胡惟庸的诬陷。胡惟庸对朱元璋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刘基想占来做自己的墓地，百姓不同意，他便请求设立巡检司来驱赶百姓。”这一番诬陷可真是击中朱元璋的要害，也吓得老迈的刘基从家乡星夜兼程来到南京，再也不敢回家。生了病，胡惟庸送来医生诊治。服过药后，却觉腹中郁结，估计也是遭了胡惟庸的毒手。一直到病得实在不行，太祖朱元璋才一纸赐文，送刘基回乡。洪武八年（1575年）四月十六日，刘基卒于家中。据说，死前遗命锉骨扬灰，恐是无稽之谈，实际上他是被葬于其乡夏山上。
郑和
郑和（1371年~1433年），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洪武十四年（1381年）入燕王府为宦官，因在燕王为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中立功，被赐姓郑。次年奉命领旨出使西洋，前后出海7次，历时28年，访问了30多个国家。航海至南洋、印度、波斯、非洲东岸等处，开中外交通最远的航路，宣扬威德。助马来西亚建国，海外诸国争来朝贡。时人称为“三保太监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盛事，促进了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宣德八年（1433年），客死归途。
成长经历
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原因，幼年时的郑和已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郑和父亲与祖父均曾朝拜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熟悉远方异域、海外各国的情况。从父亲与祖父的言谈中，年少的郑和已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而父亲为人刚直不阿、乐善好施、不图回报的秉性也在郑和的头脑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明朝统一云南战争后，郑和被带到南京。受阉，做了宦官后被分到北平，在燕王府服役。
郑和在燕王府期间，因为学习刻苦、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勤劳谨慎，取得了燕王的信任，被朱棣选在身边作为贴身侍卫。此时的郑和本身所具有的优秀光荣传统和领袖才能开始逐渐显露。在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参加了多次战斗，建立了许多战功，成为朱棣夺取政权即位称帝的主要功臣之一。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后，对跟随自己多年的武将文臣大都提升重用。其中也包括身为宦官的郑和，朱棣赐“郑”姓与郑和，又将其升迁为内官监太监。由于郑和又名“三保”，所以人们也叫“三保太监”。
郑和能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是有其独特的机会和良好条件的。作为燕王的亲信与随从，郑和有机会广泛接触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又由于他为人正直，能与燕王推心置腹，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并随时向燕王学习政治、军事及处理各类事物的谋略，跟随燕王之后，耳濡目染，郑和受教育程度又加深了一层。这一切都促使朱棣在寻找下西洋的最佳人选时，首先想到的是郑和。郑和姿貌才智，在内侍当中无人可比，是领航远洋的最佳人选。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郑和的才能在他一生所做的各项伟大事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航海、外交、军事、建筑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智慧与才识。
从永乐初年起，郑和按照明成祖朱棣的安排转向航海事业。在郑和早期的航海活动中，郑和已在研究和分析航海图，通晓牵星过洋航海术，熟通各式东西洋针路簿、天文地理、海洋科学、船舶驾驶与修理的知识技能。从公元1405年至公元1433年，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航亚非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七次航行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不仅显示了明朝国家的强大，也充分证明了郑和统帅千军的才能。
航海笔录
郑和船队到达旧港（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的时候，突然遭到海盗的拦截袭击。这群海盗的头子叫陈祖义。陈祖义本是广东人，洪武年间跑到现在的南洋，招集一伙人占领了旧港，常常打劫路经此地的商船，许多国家的商人都深受其害。这一次，陈祖义见郑和船队船多兵众，不敢贸然下手，就假意向郑和投降，暗地里却准备打劫船队。郑和及时发现了陈祖义的阴谋，立即部署对策。等陈祖义率众人来抢劫时，他指挥将士们把海盗打败，杀死了五千多人，烧毁了海盗船只十艘，俘获七艘，还活捉了陈祖义。
在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赠送了许多礼物给明朝，表示两国修好。哪知贪心不足的亚烈苦奈儿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就假意请郑和到他的宫殿。盛宴招待之后，他再次向郑和索取金币，暗地里却发兵去劫夺郑和的船队。郑和沉着冷静，了解到锡兰山的大部分兵力已派去攻打船队，都城空虚，就火速传令，调来了两千多将士，出其不意地攻打了锡兰山的都城，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领兵打劫船队的将领听说明军回攻都城，赶忙下令撤兵回救。郑和的军队乘胜杀了个回马枪，又把敌兵打得溃不成军。他们只得向明军投降了。郑和当场释放了投降的将士兵卒，只把亚烈苦奈儿和几个重要官属扣留在船上，然后继续访问其它地区。
当郑和的船队到达木古都束时，国王亲自去迎接，并且设宴款待。郑和向国王和王妃赠送了丝织品、陶器和茶叶。国王送给明朝皇帝一只珍贵动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长颈鹿。郑和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十七国的使节。和他们同来中国访问的，其中有的是王子，有的是王叔王弟，都同明朝建立了邦交。郑和还带回来了忽鲁谟斯的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的麒麟、长角马哈兽；木古都束的花福禄和狮子；卜剌哇的千里骆驼和驼鸟。
苏门答剌之役
郑和在国内休整了一年多后，永乐十年十一日，成祖又令他第三次远航西洋诸国。这次正好赶上了东北季风时节，郑和的船队顺风而行，不久就到达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苏门答剌刚刚经过一场大的事变，使郑和的访问遇上了麻烦。原来，苏门答剌的西面有个那孤儿国。明乐永六年（1408年），那孤儿国和苏门答剌打了一仗，苏门答剌国王中箭身亡。王子年龄尚小，不能替父王报仇。王后却复仇心切，她晓谕全国：谁能领兵打败那孤儿国，替先王报仇，我就嫁给他，并请他当国王。一个有本领的渔夫奋勇领兵打败那孤儿国的军队，杀了他们的国王。渔夫娶了王后，当上了苏门答剌国王。老国王的儿子长大以后很不甘心，他培植了一伙心腹勇士，乘机杀死了渔夫，自己登上王位。郑和到达苏门答剌后，向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品。渔夫有个儿子苏干剌，想替父亲报仇，发兵攻打苏门答剌，企图争夺王位，没想到反被新国王打败了。他只得逃到一个叫邻山的地方，自立一寨。他听说郑和赠送给苏门答剌新国王许多礼物，却没有送礼给自己，心中又忌又恨，就带领几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船队。在苏门答剌的配合下，郑和指挥将士英勇还击，把苏干剌的兵众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一个叫南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苏干剌和他的妻子、儿子。到永乐十三年回国后，永乐帝下令把苏干剌杀了。
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七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明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在100年间，举世无双的海军，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紧接着的是绝对闭关自守的时期。15世纪初，中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很快地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在同时，正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开始的工业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
宣德五年六月（1430年），明代的第五个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又一次派遣郑和、王景弘率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等二十来个国家。因为这次访问的国家多，地域广，路程远，因而时间也就很长，到1433年才启程回国。不料船队返航至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时，63岁的郑和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王景弘命人把郑和的遗体妥为装殓，准备回国安葬。当时已进入夏季，热带气候酷热，船队航进爪哇（今印尼爪哇岛）时，眼见郑和的遗体难于保存，已不可能运回国内安葬，王景弘只好决定埋葬在当地。
海瑞
海瑞（1514年~1587年），明代著名回族政治家。广东琼山（今海口）人，字汝贤，自号刚峰。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遭迫害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后被排挤，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两年后病死于南京。
清官上任
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广为流传。
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海瑞到北京，即拜伏于宫殿下献上《平黎策》，要开辟道路设立县城，用来安定乡土，有见识的人赞扬海瑞的设想。代理南平县教谕，御史到学宫，部属官吏都伏地通报姓名，海瑞单独长揖而礼，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当行部属礼仪，这个学堂，是老师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屈身行礼。”迁淳安知县，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总督胡宗宪曾告诉别人说：“昨天听说海县令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二斤肉啊。”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向驿吏发怒，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说：“过去胡总督按察巡部，命令所路过的地方不要供应太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打开袋有金子数千两，收入到县库中，派人乘马报告胡宗宪，只说有人冒充他的儿子，胡宗宪只好吃了这个哑巴亏。都御史鄢懋卿巡查路过淳安县，酒饭供应的十分简陋，海瑞高声宣言县邑狭小不能容纳众多的车马。懋卿十分气愤，然而他早就听说过海瑞的名字，只得收敛威风离开，但他嘱咐巡盐御史袁淳治海瑞和慈溪和县霍与瑕的罪。霍与瑕，尚书霍韬的儿子，也是坦率正直不谄媚鄢懋卿的人。当时，海瑞已提拔为嘉兴通判，因此事贬为兴国州判官。过了很长时间，陆光祖主张文官选举，才提拔海瑞任户部尚书。
当时，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间长了，不去朝廷处理政务，深居在西苑，专心致志地设圪求福。总督、巡抚等大吏争着向皇帝贡献有祥瑞征兆的物品，礼官总是上表致贺。朝廷大臣自杨最、杨爵得罪以后，没有人敢说时政。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单独上疏说：臣听说君主是天下臣民万物的主人，其责任最重大。要名符其实，也只有委托臣工，使臣工尽心陈言而已。臣请竭诚所见，直所欲言，为陛下陈说。从前汉文帝是贤良君主，贾谊还痛哭流涕而上疏言事，并非是苛刻责备，因汉文帝性格仁慈而近于柔弱，虽有推恩惠到百姓的美德，将不免于怠废，这是贾谊所大为顾虑的。陛下天资英明杰出，超过汉文帝很远。然而汉文帝能富有仁义宽恕的性格，节用爱人，使天下钱粮丰富，几乎达到刑具不用的境地。陛下则锐意精心治国时间不长，就被狂妄想法牵涉过去，反而把刚毅圣明的本质误用了。以致说遐举可成，一心一意学道修行，倾尽民脂民膏，用于滥兴土木工程。二十余年不临听政，法律纲纪已经废弛了。数年来卖官鬻爵推广开纲事例，毁坏了国家名器。二王不能相见，人们认为薄情于父子。因猜疑诽谤杀戮污辱臣下，人们认为薄情于君臣。享乐在西苑不返回大内，人们认为薄情于夫妇。官吏贪污骄横，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经常发生，盗贼滋蔓炽烈。请陛下想想今日的天下，究竟成了什么样子？近来严嵩罢相，严世蕃受极刑，一时较快人心。然严嵩罢相之后还像严嵩未任相之前一样而已，世道并不十分清明，不及汉文帝时太远了。因为天下人不用直道侍奉陛下已经很久了。古代君主有过失，依靠臣工扶正补救。现在竟然修斋建醮，大都前来进香、仙桃天药，大家一块奉辞上表祝贺。建筑宫室，则由将作官员竭力经营；购买香料珍宝，则由度支派人四处寻求。陛下的错误举动，而诸臣都跟着错误地顺从，没有一个人肯为陛下端正言论，阿谀奉承的太过分了。然而心中惭愧胆气空虚，退回去又有议论怨言，欺君之罪到了何等地步！天下，是陛下的家。人没有不顾自己家的，内外臣工都是使陛下的家奠基得如同磐石一样的人。一心一意学道修行，是陛下的心受了迷惑。过分的苛断，是陛下的情偏。然而说陛下连家也不顾，合乎人情吗？诸臣徇私废公，得一官职多因欺诈失败，多因不做任何事情败，实在有不能使陛下满意的人。其实不然，是君主之心和臣下之心偶尔不相遇合造成的。而遂说陛下憎恶卑薄臣工，因此拒谏。因一二个不合意，就怀疑千百个都这样，使陛下陷于有过失的举动中，安然处之而不知怪，诸臣的罪恶太大了。《礼记》：“在上君主有疑心则百姓易迷惑，若在下的人怀奸诈难知其心则在上君治理劳苦。”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而且陛下的失误很多了，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的目的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自古圣贤留给后人的训条，修身立命的说法叫“顺理而行，所接受的便是正命”了，没有听说过所谓长生不老的说法。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中的典范，没有能长久在世，在此后也没有见过真正自汉、唐、宋至今仍存在的。授给陛下道术的陶仲文，因此称为师。陶仲文既已死去了，他没有长生，而陛下如何能够单独求到？至于仙桃、天药、怪异虚妄最成问题。从前宋真宗得天书于乾佑山，孙奭说：“天如何能说话呢？岂能有书！”桃子一定是采摘后才能得到，药一定是炮制以后才能成。现在无故获得这两个东西，是有脚而能走吗？说“天赐给的”，是上天用手拿着而交给您的吗？这是左右奸邪的人，制造荒唐离奇的事用来欺骗陛下，而陛下却误估了他，以为确实这样，太过分了。陛下又要说标明刑罚奖赏用来督责臣下，则分别职掌治理有人，天下没有不可治，而学道修行为无害己吗？太甲说：“有人以言语违背了你的心，一定要用意义求其意；有人以言语顺从了你的心，一定要非道来考察。”用人而一定要他一句话也不违背，这是陛下谋划的错误。既面观察严嵩，他主持政务时，有一点不顺从陛下的吗？过去为同心的人，现在戮首了。梁材遵守正道坚守职责，陛下认为是叛逆的人，历任都成就好声望，现在在户部做官的人还在称赞他。然而诸臣宁可学习严嵩的顺从，不敢仿效梁材的抗争，难道真没有窥测陛下的细微好恶而暗暗作为趋吉避凶的人吗？就是陛下又从这些人当中得什么好处呢？陛下的确知道斋蘸没有好处，一旦翻然改悔，每天临朝听政，和宰相、侍从、言官等人，讲论天下利害，雪洗数十年以来的积误，置身在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圣贤君主的行列。使诸臣也得以自己洗净数十年阿谀奉承君主的耻辱，置身于皋陶、夔龙、伊尹、傅说贤明辅臣的行列中。天下有什么忧虑不能治？万事有什么忧虑不能理？这只是在陛下一振作之间而已。放下这些不做，而急迫于轻身能飞脱离世间，枉费精神，用来追求捕风捕影、茫然不可知的领域，臣见劳苦一辈子，而最终将一无所成。现在大臣为保持禄位而喜欢阿谀奉承，小臣害怕治罪而不敢说话。臣制止不住自己的愤恨，因此冒着死的危险，愿意竭尽诚挚之情，希望陛下听取。
重获新生
嘉靖皇帝读了海瑞上疏，十分愤怒，把上疏扔在地上，对左右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傻名。听说他上书时，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个棺材，和妻子诀别，在朝廷听候治罪。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是不会逃跑的。”皇帝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又读海瑞上疏，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为上书感到叹息，只得把上疏留在宫中数月，曾说：“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正遇上皇帝有病，心情郁闷不高兴，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便说：“海瑞所说的都对。朕现在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现在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在便殿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遂逮捕海瑞关进诏狱，追究主使的人。不久移交给刑部，判处死刑。狱词送上后，仍然留在宫中不发布。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疏陈请将海瑞释放。皇帝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一百，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过了两个月，嘉靖皇帝死，明穆宗继位，海瑞和何以尚都被释放出狱。
嘉靖皇帝刚死，外面一般都不知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自己怀疑应当是被押赴西市斩首，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因此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随即悲痛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地，一夜哭声不断。海瑞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不久改任兵部，提拔为尚宝丞，调任大理。
隆庆元年，徐阶被御史齐康弹劾，海瑞上言说：“徐阶侍奉先帝，不能挽救神仙土木工程的失误，惧怕皇威保持禄位，实在也是有这样的事。然而自从主持国政以来，忧劳国事，气量宽宏能容人，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齐康如此心甘情愿地充当飞鹰走狗，捕捉吞噬善类，其罪恶又超过了高拱。”人们赞成他的话。
为民做主
经历南京，北京左、右通政，隆庆三年夏天，海瑞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应天十府。属吏害怕他的威严，贪官污吏很多自动免去。有显赫的权贵把门漆成红色的，听说海瑞来了，改漆成黑色的。宦官在江南监织造，因海瑞来减少了舆从。海瑞一心一意兴利除害，请求整修吴淞江、白茆河，通流入海，百姓得到了兴修水利的好处。海瑞早就憎恨大户兼并土地，全力摧毁豪强势力，安抚穷困百姓。贫苦百姓的土地有被富豪兼并的，大多夺回来交还原主。徐阶罢相后在家中居住，海瑞追究徐家也不给予优待。推行政令气势猛烈，所属官吏恐惧奉行不敢有误，豪强甚至有的跑到其他地方去躲避。而有些奸民多乘机揭发告状，世家大姓不时有被诬陷受冤枉的人；又裁减邮传冗费，士大夫路过海瑞的辖区大都得不到很好地张罗供应，因此怨言越来越多。给事中舒化说海瑞迂腐滞缓不通晓施政的要领，应当用南京清闲的职务安置他，皇帝还是用嘉奖的语言下诏书鼓励海瑞。不久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护奸民，鱼肉士大夫，沽名乱政，遂被改任南京粮储。海瑞巡抚吴地才半年，平民百姓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呼号哭泣于道路，家家绘制海瑞像祭祀他。海瑞要到新任上去，正遇高拱掌握吏部，他早就仇恨海瑞，把海瑞的职务合并到南京户部当中。海瑞因此遂因病引退，回到琼山老家。
明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国政，也不喜欢海瑞，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海瑞。御史到山中审察，海瑞杀鸡为黍相招待，房屋居舍冷清简陋，御史叹息而去。张居正惧怕海瑞严峻刚直，中外官员多次推荐，最终也不任用。万历十二年冬天，张居正已死，吏部拟用为左通政，皇帝向来器重海瑞名，给他以前职。第二年年正月，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在道上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当时年已72岁了。上疏言衰老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的意思，大略说：“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平教化不至的原因，在于对贪官污吏刑罚太轻。诸臣都不能说到其原因，反而借待士有礼的说法，大家交口而文其非。待士有礼，而平民百姓则有什么罪呢？”因而举明太祖刑法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以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达八十贯判处绞刑的规定，说现在应当用这样的方法惩治贪污。其它谋划时政，言语极为切实。劝皇帝用暴虐刑法，当时评议认为是错误的。御史梅鹃柞弹劾海瑞。皇帝虽然认为海瑞言论有过失，然而清楚海瑞的忠诚，为此免去梅鹃柞俸禄。
皇帝屡次要召用海瑞，主持国事的阁臣暗中阻止，于是任命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向来苟且怠慢，海瑞身体力行矫正弊端。有的御史偶尔陈列戏乐，海瑞要按明太祖法规给予杖刑。百官恐惧不安，都怕受其苦。提学御史房寰恐怕被举发揭正要先告状，给事中钟宇淳又从中怂恿，房寰再次上疏诽谤诬蔑海瑞。海瑞也多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下诏慰留不允许。万历十五年，死于任上。
李时珍
李时珍（1518年~1593年），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明代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他在医药学方面的巨大贡献，一直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颂。李时珍出身于世代业医的家庭，祖父和父亲李言闻都是医生。由于受家庭的影响，李时珍自小便对草木虫鱼的学问产生了兴趣。他聪明好学，小的时候已能把难懂的《释鸟》、《释兽》等文章背诵如流。
行医著书
李时珍出生在一个以医为业的家庭。父亲李言闻，是当地一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和药物学知识的著名医生。他结合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编著了《蕲艾传》、《四诊发明》、《医学八脉法》，以及《痘疹证治》等医药书。
李时珍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对医药学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父亲却不想让他当医生。因为，那时医生这一行社会地位很低，不为人们所重视。李言闻大半辈子行医，虽然也享受到为人民根除病痛的快乐，但更多的是遭受权贵人家的白眼。所以，他竭力督促李时珍读经书，习八股，企图从科举中寻条出路。起先，李时珍还真不辜负父亲的期望，竟于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考中了秀才。可是渐渐地，李时珍却越来越热爱医学，而对读经书、八股反倒越来越不感兴趣。虽然李言闻多次开导，也未能改变儿子的志趣。因此，李时珍从16岁到22岁，虽曾连续三次参加考举人的乡试，可都名落孙山了。而在他第三次乡试落第之后，终于下定决心，把行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1542年，李时珍开始行医。最初，他给父亲当助手，父亲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也帮助看看病。一有空，他就捧起医书来读。李时珍读书的范围很广，他除了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甲乙经》等古典医书外，尤其喜欢钻研历代的“本草”（即历代的药物书）。其中，《证类本草》（即《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他最喜欢读的药书。由于李时珍用心钻研前人的医学著作，又注意在医疗实践中学习并检验书本上的知识，因此，他的医术提高得很快。
公元1545年前后，颁州一带发生了大水灾。水灾过后，疫病流行，许多穷苦百姓都来找李家父子治病。李时珍总是热情地接待病人，不论病人有无诊费，他都一样细心地治疗。在行医中，李时珍善于运用“四诊”（即望、闻、问、切四种诊断疾病的方法）、“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类症候，这是中医辨证治病的纲要）等方法诊病，熟练而又灵活地掌握了“辨证论治”的规律。诊病时，他“经方”、“时方”兼采用，因病而施，不拘一格。他尤其喜欢用“单方”（指药味简单、多能就地取材、匣子应用的药方）、“验扩”（指经临床应用而有效的药方）和民间的一些土方治病，使病人花费少而收效大，因此，深受广大贫苦百姓的欢迎。
李时珍通过自己的医疗实践深切感到，作为一个医生，辨药、用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他发现，古代的本草目极不完整，于建元年出外考察。李时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本草纲目》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578年，年逾花甲的李时珍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到这时，李时珍为编写这部书，已整整花去了27年的时光。但是，具有严谨科学态度的李时珍，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经过十余年的修改，先后三易其稿，才将这部规模空前的药物学著作最后定稿。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时作为蓝本的《证类本草》，原载药物1558种，但这些药物名称杂乱，而且重复很多。
经李时珍整理后，实得药物1479种。李时珍又收录以后各代医家新采用的药物29种，他自己新增加的药物374种（李时珍自己在《序例》中说是376种，可能是后来经过修订，最后定稿时为374种）。
《本草纲目》的成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学的经验和成就，极大丰富了我国的药物品种，是我国古代药物学、植物学的宝贵遗产，对我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李时珍一生写了很多医药书，除《本草纲目》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濒湖医案》、《集简方》、《五脏论图》、《命门考》、《白花蛇传》等书，但大部分已经散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两书。这两部书现在是学习诊脉的必读书籍。《本草纲目》的出版，不仅受到了我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热烈欢迎。1606年，《本草纲目》传入日本和朝鲜，以后又陆续被译成拉丁文、法文、俄文、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地，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张居正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为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时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直上尽头竿
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12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伶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磷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回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广泛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恻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谕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垕的侍讲侍读。谕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贤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升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43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13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摄夷蛮骚乱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泽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是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做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请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了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张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不求自身利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发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两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两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竟“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几得数十百万”。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书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做到了。
心系百姓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政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书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书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负税。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必然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在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戚继光
戚继光（1528年~1588年），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原籍河南卫辉。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出身将门，于闽、浙、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
他年少的时候喜欢读书，精通经史大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依例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三十二年，任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三十四年，调任浙江都司佥事。旋进参将，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今临海）三府。三十六年以劾免官，旋以平汪直功复官，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今浙江建德东北）三府。时浙江多被倭患，而旧军素质不良。戚继光招募农民和矿徒，组成新军。严明纪律，赏罚必信，并配以精良战船和兵械，精心训练；他还针对南方多湖泽的地形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审情度势，创造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战术。以十二人为一队，配以盾、枪、叉、钯、棍、刀等长短兵器，因敌因地变换队形，灵活作战。每战多捷，世人誉为“戚家军”。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很早以来，两国人民就友好交往。但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和以戚继光为首的中国军民抗击倭寇的斗争。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一一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微，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年以后，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汪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被激愤的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入侵南汇县，闵电等募集千人抗击。同年倭寇进犯松江，营州商人孙镗捐资助军饷，还派人回家乡动员子侄前来参加抗倭斗争。当时有“吴中倚镗若长城”的说法。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由苗、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的领导下，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人。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进犯定海，城中居民誓死抵抗。倭寇转攻长乐，城墙崩坏几十米，居民数千人列栅拒战，拼死防守。同年，倭寇袭击扬州，各地来扬州经商的商人数百人参加守城作战，郜姓商人射死倭寇首领，扬州城得以保全。
后来，在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了以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他们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中屡建战功，最终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戚继光在嘉靖时，任都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他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消除倭患的决心和志向。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看到卫所官军毫无作战能力，而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招募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3000新军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戚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戚继光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造了新的阵法“鸳鸯阵”，使长短兵器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抗倭战斗中，屡建奇功，戚家军闻名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至此，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一起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龙延、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倭寇在距宁德5公里的横屿，凭险固守，与官军相持一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筑营固守，互为声援，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斩首2600人。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戚家军进入兴化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朝将领刘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
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嘉靖四十一年底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杀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才弃空城退出。又经岐头攻陷平海卫（今莆田县平海），以此为巢，四出骚扰。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朝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道抗击闽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在攻击平海卫倭寇的战斗中，戚家军为中军，担任正面进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从两翼配合攻击。二十一日，戚家军以胡守仁部为前导分兵三路，以火器打乱了倭贼前锋骑兵，乘势发动猛攻，俞、刘二部从两翼投入战斗。倭寇三面受敌，狼狈窜回老巢。三路明军乘胜追击，将敌人围困于巢中，并借风火攻，荡平了倭巢。此战只用了四五个小时，歼倭2000多人，解救被掳男女3000多人，明军收复兴化城。平海卫之战后，戚继光又率部消灭了原侵扰政和、寿宁的倭寇。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相继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和漳浦蔡不岭，斩获颇多。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余倭逃往广东。至此，福建倭患基本平定。
俞大猷也是一位抗倭英雄。在福建境内的倭寇被平定后，广东倭患严重。广东的倭寇主要是由俞大猷平定的。他在任广东总兵前，就招收过漳州农民武装6000人，到广东之后，先后调汀、漳等地军队1.4万人到广东，其主要部分就是他在福建招收的那支队伍。到广东后，俞大猷又招募和组织农民武装力量，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获得很大成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海丰附近的战斗中，农民武装花腰蜂等英勇杀敌，取得了胜利。俞大猷领导广东军民歼灭了广东境内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这是爱国军民共同奋战的结果。
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反而驱使沿海居民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与倭寇内外勾结，为害颇大。嘉靖末年，比较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政府解除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到明穆宗隆庆时，明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对外通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正常的海上贸易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
抗倭斗争的胜利，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其他抗倭将领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实现了他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灭倭志向。在剿倭战争中，戚继光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严格要求士兵，不准扰害百姓，做到兵民相体；在战略战术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进攻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御重积极主动而不是机械地死守。在防御中伺机反攻，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鸳鸯阵”，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机动、灵活、严密的作战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是戚家军屡败倭寇的重要原因，也是戚继光和戚家军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今河北蓟县）、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后又为总兵官，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并督帅十二路军戎事。因屡立战功，万历二年（1574年）升左都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为当时大臣高拱、张居正等倚重。戚继光在蓟州十六年，加固长城，筑建墩台，整顿屯田，训练军队，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的战术，形成墙、台、堑密切联络的防御体系，多次击退侵扰之敌，军威大振，蓟门平静。时人誉为“足称振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
戚继光在张居正死后受到排挤。万历十一年被调任广东总兵官。万历十三年以年老多病，谢职归家，万历十五年病逝。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部军事名著和《止止堂集》等。
袁崇焕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邵武知县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三甲第四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县。邵武，位于福建西北部，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为“八闽屏障”。
袁崇焕在邵武知县任上的重要事迹，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五件：
第一，救民水火。《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素捷有力，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第二，处理冤狱。《邵武府志》记载：“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
第三，关心辽事。夏允彝《幸存录》记载：袁崇焕“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袁崇焕了解辽东边事，为后来的军旅生涯，做了初步的准备。
第四，聚会奎英。袁崇焕知道要做一番大事业，就要联络、组织志同道合者，为共同理想而奋斗。袁崇焕在邵武招纳的军人，如罗立，在宁远之战中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大炮，一炮发中，“歼虏数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题辞高塔。袁崇焕题写“聚奎塔”塔额，袁崇焕在邵武为民救火、处理冤狱、关心辽事、聚会奎英的文物标志，是他题写塔名的聚奎塔。塔额中题“聚奎塔”三个字，阴文，颜体，行楷，舒朗、苍劲、刚挺、圆浑、流畅。这方题刻字迹清晰，完好无损，是至今袁崇焕留下唯一可信的极为珍贵的墨迹与文物。
单骑阅塞
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时机，察视边塞，了解形势，为辽事进行准备。
此时辽东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辽东经略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道：“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意思是：明朝先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又失陷广宁，丢弃全辽，无局可守。
《明史》记载：自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以来，明朝在辽东的总兵官，阵亡者共14人：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綎、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钟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朝野官员，谈敌色变。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
袁崇焕在这个明朝关外局势空前严峻的态势下，单骑出关，巡视形势。《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
在广宁失陷的第四天，御史侯恂慧眼识人，不泥成规，题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明天启帝采纳侯恂等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袁崇焕赴任前，往见革职听勘在京的熊廷弼。熊廷弼问：“操何策以往？”袁崇焕答：“主守而后战。”熊廷弼跃然喜。
袁崇焕任职后，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当时山海关外广大地域，为漠南蒙古哈剌慎等部占据，袁崇焕便驻守关内。朝廷采纳蓟辽总督王象乾的奏议，对边外蒙古部落实行“抚赏”政策，就是颁发赏银，争取他们同明朝结盟，共同抵御后金。一些蒙古部落首领接受了“抚赏”，辽东经略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到山海关外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王在晋又令袁崇焕往前屯（今辽宁绥中前屯）安置辽民流亡、失业者。袁崇焕受命之后，连夜赶路。丛林荒野，虎豹出没。他天明入城，将士都赞叹他的勇敢与胆量。
营筑宁远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王在晋经略辽东。四月有驻守北山的湖广士兵溃逃，袁崇焕杀数人乃定。六月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往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铺，经理前屯卫事务。袁崇焕当夜出发，次日抵达前屯。夜行荆棘老虎、豹狼中，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甚为倚重，题请升其为宁前兵备佥事。
王在晋当时提议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袁崇焕以为不妥，上书朝廷，力争。朝廷命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视察。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抵山海关，驳回了山海重关之请。孙承宗召集关内外众臣公议，阎鸣泰主守觉华，袁崇焕主守宁远。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认为宁远乃山海天然重关，听从袁崇焕之议。
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辽东，王在晋调南京兵部尚书，阎鸣泰升任巡抚辽东，袁崇焕调永平道。九月，孙承宗抵关。十二月，阎鸣泰令袁崇焕审核兵数，袁崇焕私斩小校，（《明史本传》，《三朝辽事实录》中记其杀二人）导致军营几乎哗变。孙承宗怒其以监军专杀，袁崇焕请罪。
天启三年（1623年）春，孙承宗令袁崇焕抚哈剌慎各部，令其移出八里铺至宁远，收复二百七十里。（《孙承宗年谱》）孙承宗初令祖大寿筑宁远城，九月又令袁崇焕和满桂前往。袁崇焕定城规模，令祖大寿等督建城。天启四年（1624年），宁远城竣工，遂成关外重镇。
天启四年（1624年）春，孙承宗上疏言“宁远可战可守”，又说“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帝听之。
九月，袁崇焕、马世龙等携兵一万两千巡边广宁，叙劳进兵备副使，继又升至右参政。同年，袁崇焕父病故，袁崇焕两疏请辞，不许。
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遣兵分驻锦州、松山、杏山等城。同年，因柳河之战，孙承宗屡次遭参，请辞。十月，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
宁远大捷
高第上任后，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力主尽撤宁锦之兵于山海关。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给袁崇焕力拒，金启倧书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亦力争不可，其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高第不听，仍令马世龙撤宁、前二城之兵。（《孙承宗年谱》）袁崇焕说：“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边事小记》）高第只得尽撤锦州右屯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处兵马，弃粮粟尽十万余石。十二月，袁崇焕升任按察使，仍主事宁前。（《督师纪略》）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辽河。右屯守将周守廉逃，松山等处守将左辅亦烧毁粮储庐舍而退。（《东华全录》）袁崇焕闻之，与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集将士誓守宁远。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和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为外援。（《三朝辽事实录》）又传令通知前屯赵率教，山海关杨麟有宁远之溃兵皆斩。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至宁远，努尔哈赤自称率军三十万，必破此城，令袁崇焕投降。
袁崇焕答曰：“来兵称三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东华全录》）
后金攻城，袁崇焕等宁远守军以火器拒之，宁远通判金启倧也因点炮自燃，为国捐躯。（《明熹宗实录》）
“自辰至晡，杀三千人，敌少却。二十五日佟养性督阵攻西门，势更悍，先登，益众。敌俱冒死力攻，城中卫之如前，击杀更倍于昨。”（《明季北略》）
“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而大炮以封，今所称‘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职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
“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后奉敕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此正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明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
“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石匮书后集》）
努尔哈赤自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可，惟宁远一城不下。”（《清高祖实录》）
后金攻打宁远不下，分兵掠觉华，岛上参将金冠等七千水兵抗击殉国，七千商民被屠杀。后金焚毁觉华岛粮料八万石，船两千只。崔呈秀弹劾高第、杨麟，杨麟因不援削职，高第准其辞职还乡。王之臣代替高第督师辽东。（《国榷》）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七日，复设辽东巡抚，袁崇焕为之。叙功，加袁崇焕兵部右侍郎，荫千户。袁崇焕三疏辞之，不许。
巡抚辽东
时值满桂、赵率教交恶，袁崇焕五月上疏请调满桂。王之臣以为不妥，以满桂勇猛调其任为山海关总兵，袁崇焕认为不可，逐经抚不和。经过朝廷调停，袁崇焕和王之臣分权，袁崇焕主关外，王之臣主关内；袁崇焕认错，并复请满桂调任山海关。（《两朝从信录》）
袁崇焕遣使者吊唁努尔哈赤。后金皇太极趁机遣使回复，谋求议和。袁崇焕奏报朝廷主以和缓之建锦州大小凌河诸城。辽东经略王之臣主张派遣使者非计，应回绝和议。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蒙古），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两朝从信录》）御史智铤言，督抚意见各异，恐误边事。（《国榷》）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召回王之臣，关内关外之事尽付袁崇焕便宜行事。（《三朝辽事史录》）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一面遣使与袁崇焕议和，一面派阿敏出军征朝。关于阿敏征朝兵力，《朝鲜李朝实录》作三万，《三朝辽事实录》作八万，《八旗通志》无兵力数字记载。朝鲜作为亲身参战方，没有必要缩小遇敌人数，故阿敏征朝兵力目前史学界都是以三万这个数字为准。出军后金军渡过鸭绿江，进攻朝鲜，史称“丁卯之役”。（《东华全录》）十四日，克义州，分兵攻打毛文龙东江铁山部。毛文龙遁入云从岛。（《三朝辽事实录》）。
朝鲜和毛文龙告急，朝廷命袁崇焕发兵援助，并拣轻兵捣巢，袁崇焕上疏无虚可捣。疏言：“顷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粆花，意殊区测，都令、塞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万一我兵正道以东，奴暗以轻骑北出而袭我关宁，此时救人耶，抑自救耶？”此时后金总兵力约有七八万，前一年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的发兵数就有五六万，因此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至少还有四五万之多。虽然比起全族兵力驻防，此时沈阳的防务是略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焕此时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也无胜算。更何况朝鲜的战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阿敏部队留驻朝鲜只是为了威吓朝鲜以便在定盟时多捞些好处罢了。袁崇焕接到朝鲜命令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是三月，此时出兵对朝鲜战事已经无济于事，而且随时存在被阿敏部队回师前后夹击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决心，从蓟镇和山海关调集大军集结到锦州，并协同蒙古察哈尔部一起兵发沈阳的话，对于近半数军队在外的后金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但由于毛文龙虚报敌情，谎报征朝军有八万之众；又为了尽快减除自己的危机，谎报沈阳留守兵力不到一万（到四月，更谎报皇太极将留守兵力还派出部分增援朝鲜），让朝廷误判敌情，以为仅宁锦的兵力就足够犁庭捣穴，根本没有给袁崇焕配备能够威胁后金的军力。而且，即使三月份袁崇焕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军出击沈阳，朝鲜和东江也早就在一个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无补。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袁崇焕的军队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久攻沈阳不下，以至于被回师的阿敏前后夹击。
天启七年四月，也是“丁卯之役”战况正激之时，蓟辽总督阎鸣泰上奏折，称颂魏忠贤的功德，并要求在宁远、前屯两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作为下属的袁崇焕也只得联名上奏。《大明熹宗实录》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送魏忠贤生祠”。
宁锦大捷
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后金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借口，亲率数万军队，谒堂子，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远）锦（州）。
十一日，后金军至锦州，距城一里，四面扎营布兵，将锦州城包围。时明太监纪用、总兵赵率教驻锦州，负责筑城、守城。当后金兵将至时，左辅等人撤入锦州，凭城固守。皇太极得报后，传令攻城。后金兵攻城数日，伤亡惨重，别无所获。
十六日，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派人送给纪用、赵率教的书信被后金兵截获，内称“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关，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云云。皇太极信以为真，即收缩围锦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明援师。
至二十六日，后金军已围城十五日不克，人马疲惫，士气低落。
二十七日，后金军分兵为两部：一部继续留驻锦州，在锦州城外凿三道濠，加以包围；另一部由皇太极率领官兵数万，往攻宁远。
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坚壁固垒，避锐击惰，相机堵剿。”蓟辽总督、兵部尚书阎鸣泰题奏：“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依抚臣为安危，抚臣必不可离宁远一步。而解围之役，宜专责成大帅。”此奏，得旨：“宁抚还在镇，居中调度，以为后劲。”朝廷为确保宁远，不允许袁崇焕亲自率领援兵，前往救援；而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军一万，驰援锦州。
二十八日，辽军与后金军在宁远城展开激烈的攻守战。袁崇焕列重兵，阵城外，背依城墙，迎击强敌。皇太极欲驰进掩击，贝勒阿济格也欲进战；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劝上勿进，甚力”。天聪汗皇太极对于三位贝勒的谏止，怒道：
“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明辽军与后金军两支骑兵，在宁远城外展开激战，矢镞纷飞，马颈相交。明总兵满桂身中数箭，坐骑被创；尤世禄的坐骑也被射伤；后金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俱受伤。两军士卒，各有死伤。
明军骑兵战于城下，炮兵则战于城上。袁崇焕亲临城堞指挥，“凭堞大呼”，激励将士，齐力攻打。参将彭簪古以红夷大炮击碎八旗军营大帐房一座，其它大炮则将“东山坡上奴贼大营打开”，后金军伤亡重大。明太监监军刘应坤奏报称：“打死贼夷，约有数千，尸横满地。”后金贝勒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第三子萨哈廉和第四子瓦克达俱受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蒙古正白旗牛录额真博博图等也战死。后金军死伤甚多，尸填濠堑。
二十九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率军撤离宁远，退向锦州。
辽东巡抚袁崇焕欣喜地奏道：
“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
皇太极攻宁远不克，又转攻锦州。
先是二十八日，当后金兵在宁远城下激战之时，锦州的明兵趁后金军主力西进、势单力弱之机，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攻向后金大营稍获初胜之后，迅即撤退回城。后锦州战报送到皇太极手里，他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从宁远撤军。
六月初三日，皇太极向锦州城发起进攻。
初四日，皇太极攻城不下，遂命撤军回营。明总兵赵率教疏报：此役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明镇守太监纪用奏报：“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
初五日，凌晨，天聪汗皇太极从锦州撤军。
初六日，辽东巡抚袁崇焕上《锦州报捷疏》言：
“……孰知皇上中兴之伟烈，师出以律，厂臣帷幄嘉谟，诸臣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也！”
宁锦之战，后金军攻城，明辽军坚守，凡二十五日，宁远与锦州，以全城而结局。明人谓之“宁锦大捷”，载入中国战争史册。
平台应对
熹宗崩，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崇祯任命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崇祯帝召见平台。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袁崇焕复奏掣肘，奏曰：“以臣之力治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嫉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岂臣谋。”（《崇祯纪事》）二十四日崇祯赐袁崇焕尚方宝剑，便宜行事。袁崇焕疏谢并陈方略，崇祯赠蟒玉银币，袁崇焕辞蟒玉不受。
计斩岛帅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五日自北汛口开洋出海，经大王山、风中岛、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二十八日泊双岛。二十九日，崇焕登岛岭，谒龙王庙。当晚，毛文龙至。
六月初四，袁崇焕颁东江3575员名赏，军官每员自三两至五两，士兵每名一钱，并将饷银十万两发于东江。袁崇焕传徐旗鼓王副将谢叁将商谈。随后命令毛文龙，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又命令制定东江营制，同时命令准备收复镇江、旅顺。毛文龙均不同意。
六月初五，袁崇焕传东江各兵登岸，较射给赏。毛文龙问：“袁崇焕何日行？”袁崇焕云：“宁远重地，来日行。今邀贵镇岛山盘桓，观兵角射。”又说，“来日不能踵拜，国家海外重寄，合受余一拜。”交拜毕，登岛山。谢叁将暗传合营兵，四面密布，将文龙与随行官百余员，绕围内，兵丁截营外。袁崇焕询问毛文龙随行各官姓名，俱曰姓毛。毛文龙曰：“俱是敞户小孙。”袁崇焕曰：“岂有俱姓毛之理？似尔等如此好汉，人人可用。我宁前官兵，俸粮多于尔等，倘然不能深（饱）暖。尔等海外劳苦，每月领米一斛，且家人分食此米，言之可为痛心。尔等亦受我一拜，为国家出力，此后不愁无饷。”各官垂泣叩首。
随后对毛文龙说：“余节制四镇，严海禁者，恐天津莱登，受心腹之患。今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亦无不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岂国家费许多钱粮，终置无用？余披肝沥胆，讲至三日。望尔回头是岸，谁知尔狠子野心，欺诳到底，目中无我犹可，圣夫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相容？”说完，向西请命，缚毛文龙，去冠裳。毛文龙尚倔强，不肯就擒。袁崇焕又说：“尔疑我为书生，不知我乃朝廷一员大将。”随即颁布毛文龙十二条罪名，并对东江各官说：“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来官俱相对失色，叩首哀告。毛文龙语塞，叩首乞生。袁崇焕说：“尔不知国法久矣，若不杀尔，东江一块土，以非皇上有也。”请尚方剑，合水营都司赵不歧，何麟图监斩，令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斩毛文龙首级于帐前；又令将毛文龙首级，备好棺木安葬。围外兵丁汹汹，见袁崇焕兵严整，不敢犯。
袁崇焕又谕东江各官云：“今日斩文龙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乃杀人安人，尔等照旧供职，复原姓，为国报效，罪不及尔。”后分东江兵二万八千为四协，用文龙子承祚管一协，用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其余二协，东江各官举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分管。将带来饷银十万，分给各岛官民，令冯旗鼓，往旅顺宣抚；又令将毛文龙将剑，东江事权，让陈继盛代管。谕毕，离岛登舟，发牌晓谕，安抚各岛军民。檄承祚偿所欠各商银两，差官查岛中冤狱，并抢来各商船只俱即发商人洪秀等。
六月初六，备祭礼，到文龙棺前拜祭。云“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遂下泪，各将官俱下泪戚叹。
六月初九，往旅顺，官军迎，宣谶毕，扬帆以归。（《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
崇祯虽然不满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毛文龙，但由于毛文龙曾经两次带兵到山东抢掠钱粮，狂言“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劣迹斑斑。又在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已经有投敌的趋势。崇祯自己也对毛文龙早有不满，认为毛文龙“通夷有迹”，故而对毛文龙之死甚喜，对袁督师斩毛文龙嘉谕倍至。
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以避开忠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十月二十七日突破大安口，至十一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国彦自尽。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关。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石匮书后集》）
“盖崇焕自任复辽，殚精竭力；甫及期年，锦宁一带，壁垒改观。正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白冤疏》）
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派出的援军也被遣回。不幸的是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
先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已破大安口。袁崇焕作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
其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驻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
其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
其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等驻蓟州遏敌，自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做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刘策守密云。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为皇太极的军队突破了龙井关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赵率教率部急驰三昼夜，行350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先劝降，遭到拒绝。后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内应纵火”，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走入衙署，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潜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张氏上吊自尽。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时“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第二，蓟州阻截。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离北京只有40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往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他揣测到了袁崇焕的军事意图，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焕决战，而是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这时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与后金征战多年，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赵率教的4000骑兵在平原野战，全军覆没，就是明证。
虽然袁崇焕决意要“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堵塞八旗军入京师之路。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
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议商进取。会上，副总兵周文郁提出：“大兵宜趋敌，不宜入都。且敌在通州，我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敌易则战，敌坚则乘，此全策也。”（《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是说，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袁崇焕说：“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又如蓟州，显持阴遁，不与我战。倘径通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又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闲暇）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9000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120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无察觉。现在他又擅自率部进京，所以，从他抵达京师的那一刻起，袁崇焕实际上已经身陷腹背受敌的局面，只是他还不很清楚，或者根本顾不得关注自己。
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卫战即将开始。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托、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后金两军冲入，边杀边进，拼搏厮斗，追至城下。城上明军，奋勇弯弓，又发火炮，轰击敌军。不久，侯世禄兵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100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莽古尔泰率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2000往击袁崇焕军，此时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9000关宁铁骑屯沙窝门外。这场广渠门大战，9000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时）至酉（酉正18时），炮鸣矢发，激战8小时，转战10余里。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袁崇焕，适旁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袁崇焕部将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敌军至运河边。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关宁兵亦伤亡数百。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遂移营出海子。
粜米蒙冤
明朝遗民谈迁的史学巨著《国榷》记载：
“辛末，召象乾及廷臣于平台问。象乾方畧对曰：‘插汉虎墩兔憨与顺义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黄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后。卜哈俱插汉分部，岁贡。自黄台吉与插汉哄，插汉不贡。隆庆庚午，俺答受封开市，卜哈部夷屡掠之。去岁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掳，白台吉仅身免，东投于建奴。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媿死，哈部今其人无几。朵颜三十六家此日亦当联络，与哈喇慎可得三万人。诸部惟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余万人，若合卜石兔之兵可御插汉。’
“帝曰：‘插汉意不受抚，何？’对曰：‘当从容笼络。’帝曰：‘如不欵，何？’象乾密奏语不尽闻。帝善之，命往与袁崇焕共计。象乾请发抚赏银五万两。”
此事《崇祯长编》卷之十三元年九月亦有载，不过把“建奴”忌讳作“清”而已。由此可见朵颜是明廷笼络的对象。
而袁崇焕被指资敌的对象，就是上述的朵颜部。故市米资盗并不能成袁崇焕的罪名，而且袁崇焕后来卖米也是崇祯帝许可的：“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
《国榷》卷八十九又有记载：“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哄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也。”
可见谈迁认为崇祯在蒙古人饥荒时不知乘机拉拢，才是蒙古人投向后金引其入寇的主因。
磔刑处死
明思宗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在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的罪名于三年八月磔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袁崇焕卒年47岁。（《石匮书》）
世传清太宗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明思宗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阎崇年等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明思宗杀袁崇焕是因为朝廷内阉党余孽的诬陷，皇太极的反间计只是袁崇焕落狱之因。
对反间计，《明史·袁崇焕传》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明季北略》则记载：“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记，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
袁崇焕在行刑前，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史可法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一户中产人家。明末政治家、军事家。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围扬州，史可法坚守防御。在围城期间，清摄政王多尔衮劝降，史可法写了著名的《复多尔衮书》，不卑不亢，流传万世。后扬州城破，壮烈就义。
文武全才
史可法的母亲尹氏在怀孕时，曾梦见文天祥走进屋内，之后便生下史可法。这种说法虽难免带有迷信色彩，但它反映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无限怀念之情。在人们心中，史可法与文天祥一样是尽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乡试中举，曾官至黄平（今贵州黄平县）知州，他是位对老百姓“有惠政”、“月俸外，囊无一钱”少有的清官。史可法出生时，明朝已经逐步走向衰微。明神宗朱翊钧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宠信宦官，搞得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再加上水旱虫灾，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周边各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外患频仍，危机四伏。面对如此国况，对国运兴衰尤为关注的史应元整日忧心忡忡。但当他听到史可法的第一声啼哭时，心情大为振奋，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
史可法的父亲史从质，母亲尹氏，都体弱多病。史从质一生未应试猎取功名。辞官归故里的祖父，眼看儿辈没多大出息，家道逐渐衰落，便对长孙史可法寄予很大期望。幼年时代的史可法在祖父的严格督导下，遵循着儒家博通经史的要求，刻苦用功读书。除了学文以外，史可法继承先人尚武的传统，时常练武，从而造就了他的文武双才。
史可法生性聪颖，少时即有“神童”之称。他学习异常勤奋，儿时所读的书是同龄人的几倍，且能出口成章。他曾自题对联于书屋：古砚不容留宿墨，旧瓶随意插新花。所谓“不容留宿墨”即“今日事今日毕”，其学习刻苦的态度可见一斑。良好的早期教育使史可法性情耿直，孝顺父母，立有鸿鹄之志：努力修身齐家，以便将来治国平天下。
对史可法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其恩师左光斗。万历四十八年隆冬腊月，年方19岁的史可法在京师附近的一所古寺内研习经史。一天，风雪交加，天气寒冷，时任北直隶提学的左光斗带着随从微服出行，因躲避风雪而入古寺，见偏房中有一年轻人，因读书疲困，正伏案而卧，案头摊着一篇刚草就的文章。作为一府主管教育的长官，他下意识地将文章拿起看看，目下数行。左光斗不觉眼前一亮：这文章的见识和才华太出众了！及至仔细看毕，为国惜才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他解下自己身上的貂皮袍子，轻轻披在熟睡的青年身上。临出门又将房门轻轻关上，以免过堂风把年轻人吹凉了。左光斗向方丈打听，原来这位20岁的年轻人名叫史可法，是千里迢迢从祥符赶来参加府试在此借读的士子。
府试之时，当堂上点名到史可法时，主考官左光斗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一看卷子，果然很好，随即点为府试第一名。从此，这位年轻秀才，便算是左的门生了。左光斗将史可法安顿在自己家中食宿，并且月支薪米，给他奉养父母。每当公余之暇，师生便在书房内谈论时局，辩论古今，形同父子。左公总是以忠孝大义勉励史可法，当谈到国家危难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情绪激动起来时，他的眼睛竟冒出血来。左光斗曾不胜感慨地指着史可法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是平庸之辈，将来继承我志向和事业的就是这个人。”
这时的史可法还未脱尽孩子气，有次他好奇地偷偷把老师的官服穿着试试，不巧恰被左光斗碰见了，这下可把史可法吓了一大跳。可是左光斗却笑着说：“没关系，穿这官服算什么，你是当宰相的料子！”常言说：伯乐识千里马。这个比喻用在左、史的情谊上无疑是恰当的，但却又是远不足以表述其深刻内蕴的。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东林党与阉党从政治到经济都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阉党手中有皇帝这张王牌，斗争结果必然是东林党人惨遭镇压。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镇压东林党人的恶浪终于将左光斗打入了由宦官把持的东、西厂监狱。左光斗在狱中惨遭炮烙（一种用烧红的铁块来烧烙犯人的酷刑），命在须臾。在亲朋都怕株连、躲得远远的不敢作声的情况下，史可法以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化装成一个掏大粪者，冒险闯入布满魏忠贤爪牙的狱中。此时左光斗的面额已被烙铁烧得焦烂，连眼睛都已不能睁开。左边筋骨尽脱，正席地倚墙而坐。史可法睹此惨景，跪在老师身旁，抱着老师的膝盖失声痛哭起来。左光斗从哭声中辨出了来人是谁，奋力用手指拨开眼眶，炯炯的目光直盯着史可法，愤怒地骂道：“没出息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来了？国事败坏到如此地步，我已经完了。你竟敢将自己的生命看得不值钱，跪到这里来寻死，天下大事将来靠谁支撑？你不快走，不必等暗探发现和陷害你，我现在就把你打死！”说着便摸地下的刑具要向史可法打去。史可法只得赶快离开这人间地狱。
这件事对史可法的心灵震撼太大了！连同前面一件件感人至深的事迹，都永不磨灭地深深铭刻在史可法的心中。老师的教诲、期望以及老师不论身处何境都以国事为重的崇高政治品质，如同灯塔，照亮着他的人生旅程；如同航标，指引着他的人生方向。后来每次提到老师，史可法总是声泪俱下地说：“吾师的肺肝是铁石所铸造的。”可以这样说，史可法的肺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左光斗铸造的。左公被陷害致死后，史可法用重金买通狱卒，收殓遗骸，使恩师得以安息。家教、幼学、师训使史可法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将忠、义、节作为自己最大的人生信条。
忠心为国
崇祯的即位，敲响了魏忠贤一伙的丧钟。他除客魏，黜阉党，优恤被害的东林党人。一时间，濒临溃灭的明帝国似乎又出现了一线生机。崇祯元年（1628年），27岁的史可法殿试中进士。由于殿试是皇帝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考试，史可法一跃成了名义上的“天子门生”。明清时代录用官吏是很重进士出身的，仕宦之途在这个27岁的年轻人眼前豁然打开了。祸国殃民的魏忠贤被铲除，恩师的沉冤得到昭雪，自己在科场上连战连捷，这一切对于当时的史可法来说，都是十分惬意的事。此后的事实表明，在史可法的忠君思想中，是糅合着对崇祯皇帝朱由检感恩图报的深情的。
史可法在中进士后，被授予西安府推官之职，从此踏上仕途。在崇祯朝从政17年，史可法一直是“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在任职西安府的三年中，史可法赈灾济民，除奸斩盗，办事果断干练。三年任满，考察官绩，史可法因列为最优等而升迁为京师户部主事。他在任主事期间勤廉奉公，于崇祯七年再次被擢升为户部郎中，督管太仓及辽饷，将太仓和辽饷的出入账目督管得清楚明了，不差丝毫。
崇祯八年（1635年），陕北的农民发动起义。起义军渡过黄河，与河南的农民军汇合，声势浩荡，大举南下，直捣明王朝的发祥地中都凤阳（今安徽凤阳）。崇祯朝廷十分恐惧，但慑于农民起义军的庞大声势，无人敢领命带兵去设防堵截。此时已任户部郎中要职的史可法出于对朝廷的耿耿忠心，情愿放弃安闲的京官生涯，去到兵凶战危的江北地区堵截农民军。崇祯八年秋天，明廷派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湖广等地军务，大举围剿农民军；而以史可法为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明军。卢象升和史可法在与农民军作战时是颇为凶恶的，可是又都先后壮烈牺牲于抗清战场上，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以前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史可法率领着不多的明军在安徽境内为进攻或防御农民军而疲于奔命。他不曾与高迎祥、李自成等重要股头交过锋，也没和张献忠打过大仗，主要是和一些较小股头的农民军周旋。一次作战时，他争先冲锋陷阵，连败农民军于英山、六合，掳获农民军首领顺天王。崇祯十一年冬，清军由墙子岭、青山关两路入关，大举攻明，北京戒严。当年腊月，史可法率二千余人北上赴援。从此以后，便与农民军脱离接触。
由于清军退回关外，史可法在率军渡过黄河后“奉旨止回”。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至十四年（1641年）夏，史可法遵照封建礼制，在家守父丧三年，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崇祯十四年阴历九月，史可法的丧服刚除，即被任命为漕运总督，这是一个保障东南地区的大米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北京的重要官职。史可法在任上大力兴利革弊，成绩卓著。整顿漕运之后，史可法又致力于在江淮间建立军事重镇，以保证关联七省的漕运畅通无阻。他在辖区内开屯田，招募流亡的百姓，修城墙，访察贤明人士帮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终日忙得不亦乐乎。在他的经营下，江淮南北，百姓安居乐业，军队衣足粮丰，一派欣欣向荣。崇祯十六年（1643年）阴历七月，史可法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预军机，成为支撑即将坍塌的明帝国的一根栋梁。
回顾这十六年来的历程，史可法的官运是亨通的。如果换上别的人，恐怕早已是姬妾成群、家财累万了。然史可法依旧两袖清风，经济上并不富裕，给家中寄钱，最多一次也不过银五十两，银杯一只；并多次叮嘱妻子“可将首饰变卖充用度”，又让妻子从少量的用度中匀出一部分救助贫苦亲戚。崇祯朝内的一些人对他的廉洁表示怀疑，曾在他回家奔父丧时，事先派几名宦官在涿洲等候，检查其行囊。使宦官们大为惊奇的是：史可法带回家的只有两个银杯、扇子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轴而已。这件事情传到皇帝耳中，一向爱猜疑的崇祯帝感叹万分，朝中的大臣甚至提出夺情（不等丧满而强行要史可法出来做官）之议。
节俭自律却并不妨碍史公对他人的慷慨。服丧期间，史可法路过画家崔子忠家，顺便拜访，见其已穷得揭不开锅，身边别无所赠，就留下自己所乘的马，步行回家。其对人的恭敬友善可见一斑。
史可法的继室杨氏见他42岁还没有子嗣，想要为其娶妾，史可法叹息说：“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坚决不答应。史可法督师时，“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簟（扇子），冬不裘，寝不解衣。”平日作战，吃的是粗茶淡饭，睡的是地铺草垫。军队在六安驻扎时，生活较为安定，史可法也丝毫不放松。每日至夜不辍，凡事以国家为重，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从不敷衍了事。他在士兵面前总保持精神振作，从不露出半点倦色。然而，将史可法这十六年的一切德行惠政都加起来，也不过说明他是个比祖父史应元更大的清官而已。如果没有最后的一年，也就没有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史可法了。
鞠躬尽瘁
此时的明朝已是千疮百孔，少数忠臣良将的励精图志已难挽其颓势。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称王于西安，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帝知大势已去，连杀数名妃嫔，并刀劈爱女长平公主，最后自缢于万岁山腰的一棵老槐树上。
李自成已经进京十天之后，有关大顺军逼近北京的消息才传到南京。史可法闻讯急忙会合南京的大员们，准备勤王。阴历四月十四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帝吊死山上的确息，由明宫中逃出的宦官带到了南京。闻听此讯，史可法北向痛哭，誓为崇祯复仇。可是，他手中并没有几个兵马，立即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是尽早立君，表示明朝仍然存在，以维系人心，收拾残局。史可法主张：“非英主不足以定乱”，他和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高弘图等东林党人认为福王朱由崧虽是神宗之孙，按次序固然当立，但此人有七不可“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不适合当皇帝，而应当立贤明有德的潞王朱常淓。史可法据此呈上疏议。而凤阳总督马士英却与阉党分子阮大铖等认为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同时可有“拥戴之功”，便与拥兵江北地区的明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勾结，将昏庸的福王朱由崧弄到手中，居为奇货，用兵力做后盾，抢先一步送往南京。形势所迫，史可法等只有俯首听命。五月，福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东林党虽然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受挫，但却成功地掌握了内阁的权力。其中史可法为内阁首辅，掌握了朝中大权。
马士英眼看觊觎已久的权位没能到手，不由大怒，便由凤阳带兵入朝，摆出了一副与史可法见个高低的架势，最终把史可法排挤出内阁。史可法则以忠奸势不两立的姿态，自动请求督师扛北，出朝镇守淮、扬，仍挂兵部尚书衔。
这是南明弘光政权存亡的一个关键。史可法被马士英等排挤出朝的消息传出，南京城里一片哗然。吴县诸生卢渭奏疏中说：“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之语，传遍了朝野上下。广大群众清楚地认识到，马士英之流是秦桧式的祸国奸臣，史可法是李纲式的民族英雄。现在有马士英在朝中窃弄权柄，处处作梗，史可法在外再有本领，也无法获取成功。此后的历史进程，日益清晰地证实了这个论断。
史可法拥有巨大的东南人望，并且当时朝中还是正人居多，却如此迅速地为马士英所排挤。这里的最深刻原因是皇帝是偏向马士英之流一边的。当年万历皇帝曾想立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结果朱常洵终被出封为福王。弘光帝朱由崧是朱常洵的儿子，东林党人是他的世仇，因此他对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从心理上就是既疏且戒且忌的。阉党余孽之所以看准了朱由崧这个奇货，主要也是因为这一点。对于这段恩仇记，史可法和马士英一样清楚，不过无法明言，被迫将这杯苦酒吞下而已。在此后的近一年中，史可法屡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激励自己。然而三国时的刘后主是将国事交给诸葛亮，现在的弘光却是将国事交给马士英，因此史可法虽有诸葛之忠谨而不能有诸葛之业绩。
扬州本是江北重镇，南北交通枢纽，商业繁荣，向称富庶之地。在扬州四周，有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四路大军作为藩屏，固守江北。这就是晚明史上的所谓“江北四镇”，史可法的职责，就是调度指挥这四镇。然而四镇将领为了争夺扬州，相互厮杀，使扬州一带景象残破。一路上史可法看到官兵军纪败坏，骚扰百姓。到扬州城下，更是惊心动魄：城门紧闭，城外大兵云集、杀气腾腾；城内严阵以待，剑拔弩张。高杰先到扬州城外，任兵士在城郊大肆掠杀百姓，抢夺财物，城外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城外的百姓无法耕作，城内的百姓不能交易，真是民不聊生。扬州百姓送上丰厚的物品犒劳高军，请求不要进驻。高杰自然不愿放弃快到嘴的肥肉，将扬州城围困一个月；刘泽清不甘示弱，将军队驻扎在离扬州不远的瓜洲小镇；黄得功则陈兵仪真，四足鼎立，虎视眈眈。四镇中高杰气焰嚣张，最难安抚。史可法先连书三封，以飞马传送给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对他们晓以大义，然后亲自赴三镇劝说，使三镇得以安定。之后史可法亲赴最难对付的高营。高杰自恃有福王的安抚“手诏”，非常骄横。但他素来敬畏史可法，知道他要来，内心十分紧张，连夜挖坑，掩埋尸骸。当他拜见史可法时，脸上仍是苍白，脊背上冒着虚汗。史可法知道，其它三镇只会扰民，不能指望靠他们抗敌；高杰虽然骄横暴烈，难以驾驭，但他统率的数万精兵，却是能够打仗的。任其横行，则是一股祸水；将其笼住，则是一支力量。因此，史可法则和颜悦色，对高杰以诚相待，又一一召见高营的将士。这些和善的举动，使高杰大喜过望，内心余悸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史可法严肃指出高杰不服从朝廷命令，妄图抢占扬州时，高杰跋扈的本相便露出来了，他竟将史可法软禁于城外的福缘庵中达月余之久。史可法却利用这个机会，除做高杰的工作外，还对监视他的高营兵将做工作，使得他们深受感动，盛称史大人是个好统帅。高杰为史可法之诚所感，撤出了扬州。史可法凭着他的“德望”，多方斡旋，总算使四镇愿意听命，消除了四藩争夺扬州的战乱状况。
扬州安定下来了，史可法为了广召天下人才，设立礼贤官。又上《论人才疏》，主张打破常规，不拘一格，荐举选拔人才，调军前使用。他的礼贤馆的确吸收了不少的人才，后来有的在扬州保卫战中牺牲，有的成为各地抗清活动的骨干。例如有个吴尔填，曾在北京失陷时归顺过农民军。李自成从北京败退，他回到南方。马士英要治他“降贼”之罪，他便来投靠史可法，请求从军“赎罪”；并砍下自己的小手指让乡人带给父亲，请父亲予之以全部家产抗击清军。史可法不计前嫌接纳了他。吴尔填后来果在扬州保卫战争中壮烈牺牲。由于史可法任用了吴尔填这样的“降贼”，朝中的反对派大作文章，大肆攻击：“督师之地，为招亡纳叛之区；阁部之前，为藏污纳垢之所。”对于恶意中伤，史可法置之不理，不屑一辩。事实胜于雄辩，后来的扬州保卫战中，礼贤馆的多数人都为抗清而献身。
此时清廷的《谕南朝官绅军民文告》传到了南方，这时南明方面才知道北京已为清所占，李自成败退山陕。当时清朝吞并全国的图谋还未充分表露，吴三桂则被讹传为申包胥式的“乞师复仇”英雄，因此弘光朝廷上下正在做着封赏吴三桂与联清灭闯的美梦。从表面上看，史可法一度也是附和的。但是，他并不是一味主张向清妥协，主要是想以此来延缓清军的南下，抓住清军与大顺军在北方“两虎相斗，南牧未遑”的时机，北取中原。
这个战略意图，在他的《请进取疏》中，表述得非常明白。应该说，站在当时南明的角度和立场来考虑问题，这不失为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案。由于崇祯皇帝是李自成逼死的，当今皇上的父亲福王朱常洵也是李自成处死的。“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身为大明臣子，此时史可法是连做梦也不敢想到与李自成联合抗清的。作为南明的主要军事负责人，他一心想的是要抢在清朝彻底打败李自成之前，收复当时处于相对真空状态的中原地区，以为下一步不可避免的抗清战争争取到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此时史可法心中，是将“靖内寇”与“制外夷”等量齐观的。随着清朝统治中国野心的公开显露，史可法便将注意重心转到抗清上来了。
就在史可法督师扬州、力拒清军时，南明朝内一片混乱。马士英夺取相权，重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技，招纳贪官污吏，陷害忠良，排除吕大器、姜曰广、高弘图等人。阮大铖则被福王任命为兵部尚书，把持军事大权，并企图借“妖僧案”株连打击史公。弘光帝朱由崧则以“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为座右铭，终日沉湎于酒色，与娼优、乐人和梨园子弟在一起寻欢作乐，人称“老神仙”。弘光元年八月，他又传令选妃子，使得“闾井骚然，苏杭民间婚娶一空”。朝中腐败已达到极点。督师扬州的史可法面对这些情况，疾首痛心，屡次上疏劝谏，要弘光帝卧薪尝胆，藉甲枕戈，奖率诸臣，报仇雪耻，恢复故土，告慰先帝，不可以以江南片席之地以求偏安。其疏中言辞极为恳切。然而弘光帝充耳不闻，依然故我。他和朝中人士皆依恃长江天险，仍终日逍遥，“清歌漏屋之内，痛饮焚屋之中”，毫无危机感。
九月初，高杰与黄得功之间因偶然事件，又爆发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决一死战。史可法费尽了力气，好不容易才将它平息下来。为了动员高杰出师北伐，史可法连自己的督师府也让给高杰妻儿住，自己住偏房。在史可法的精诚感召之下，高杰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为一名锐意进取的爱国将领。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件，清朝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信到了扬州。史可法将书信上交朝廷，并且修书作答。这一来一往两封书信，辞令都很优美，成了历史上脍炙人口的两篇名文。多尔衮怀着灭亡明朝的勃勃野心，手握强大的八旗兵武力，在信中极尽纵横捭阖、强词夺理，气焰咄咄逼人。他把清军占据北京说成是“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清是为明朝报仇雪耻的，凡是忠臣孝子，都该感恩图报。南明王朝另立国号，便是天有二日，是为敌国。如果不归顺大清，他便要与李自成合伙，一道来消灭南明。最后多尔衮又搬出吴三桂为样板，用高爵厚禄向史可法进行诱降；还以贬弘光、捧史可法的手法，图谋挑动弘光对史可法的怀疑和不满。
史可法刚刚调解了黄、高间的冲突，又遇到马士英从中掣肘，弘光对他的信任度也极其有限，实力地位是十分疲软的。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复书的调子是语谦而意决，适当妥协而不失原则。他委婉地将多尔衮的无理要求和指责一一驳回。在多尔衮的来书中，还向史可法抛出了一个同以讨贼为心的圈套。史可法举历史上“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鹘助唐，原不利其土地”为例证，向多尔衮提出“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的反建议。这就将了多尔衮一军：你要“同以讨贼为心”，很好！事成后你得像回鹘助唐一样，退回到你的关外老家去。史可法的心中是并不当真相信会有此举的。他在复多尔衮书后不久的《请讨贼御虏以图恢复疏》中，字面上虽仍是将“讨贼”与“御虏”并提，实质却是落实在“御虏”二字上。在清军入关，满汉民族矛盾盖过了阶级矛盾的当时现实情况下，史可法作为一个清醒的明朝政治家，对于致命威胁为谁是清楚的。他在奏疏中曾着重地提醒弘光：“虏（清朝）必图南”，“和议固断断难成”。在复书的最后一段，史可法表明了自己“鞠躬致命”、“光复神州”的坚强决心，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诱降阴谋。
继清廷企图诱降史可法事件之后，南明派遣赴北京议和的副使陈洪范只身狼狈回到南京，他带来了正使左懋第被拘留（后被杀害）、清军即将大举南下的恶讯。和谈的美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黄河沿岸到处有清军踪迹，前线羽檄交驰，纷纷告警。由于马、阮的掣肘，四镇的内讧，经营中原良机坐失，黄河天险已与清军共有。
此时，面对清军，史可法只有积极防御，他认为现在必须守住黄河南岸。只有守住了黄河才能守住淮河，守住了淮河才能守住长江。可是谁敢到第一线与清军对峙呢？高杰挺身站了出来！他奋然率部北上，进抵黄河南岸，身先士卒，沿河设防。他在与刘泽清书中说：“近日河南抚镇接踵告警，一夕数至，开封上下北岸俱有北兵，问渡甚急……时势至此，令人应接不暇。惟有殚心竭力，直前无二，于万难之中，求其可济，以报国恩而已。”这一片忠勇爱国之心，多么像史可法啊！如果说，当年左光斗为国家和民族发现并培育了一株栋梁之材的话，那么现在史可法为国家和民族终于将一匹害群之马驯训过来了。
这年十一月，清兵由山东南下占领宿迁，包围邳州。史可法派总兵刘肇基率领军队反击清军，收复宿迁。此时，江北局势十分危急，史可法以血书飞报朝廷请求援助。马士英反诬史可法，面对阁臣冷笑说：“史可法必是想到快年终了，将士需犒赏，军费需报销。此时报功，开口要钱，是兵立功未必可靠。”他漫不经心，拒不发放粮草，也不派兵援助。而各将也采取观望态度，没有进兵之意，并且屡次相互残杀。弘光元年正月，寒意袭击着整个江北，诸军已断荤绝饮。此时，意外的悲剧发生了：高杰进抵睢州后，被睢州明将许定国设计诱杀，然后渡河降清。噩耗传来，史可法伤心得泪流满面，连连顿足说：“中原完了！”
高杰出师未捷身先死，本是一件深可痛惜的事，然而有人却别是一种肺肝。马士英想趁机以自己的党羽来控制高营，而其它三镇想趁机并吞高营，扩大自己的人马和地盘。此时高营各部群龙无首，纷纷由前线南撤。他们既不买马士英党羽的账，更对其它三镇的企图感到愤怒，成了一支谁也管束不了的乱军。这局面自然又要由史可法来收拾了。史可法东奔西走，安抚高杰军。这时，西路清军已占领归德（今河南商丘），继续南下，进逼长江；东路清军已从邳州、宿迁进逼淮南，形势十分危急。此间，弘光王朝内部又先后发生所谓“南渡三疑案”。这“三疑案”是：第一，“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俗家姓朱，潞王朱常淓佞佛，曾和他认做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拥立潞王，所以弘光对潞王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了自己的皇帝宝座。大悲来到南京后，弘光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下到监狱，定成死罪。第二，“太子案”。有个自称是崇祯的太子朱慈娘的年轻人，从北方辗转来到南京。弘光又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匆匆定其为伪，投入狱中。第三，“童妃案”。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崧扒城逃脱，在开封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相结合；而今童氏千里寻夫来到南京，他却坚不承认，拒不见面，将她投入狱中折磨至死。
这三案闹得满城风雨，引起一系列的恶性连锁反应。“童妃案”将弘光本人置于被怀疑的尴尬地位。人们疑心他是假的，怕童氏说出真相来，所以要杀人灭口。“大悲案”使阉党如获至宝，他们趁机将史可法等东林党人列为大悲的同党，想除之而后快。“太子案”的后果更是不可收拾，如果说腐败透顶的弘光小朝廷的复灭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三疑案，特别是“太子案”就是一副加速其灭亡进程的催化剂。
弘光元年三月，雄踞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以“太子案”为借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领大军浮江东下，声讨马士英、阮大铖。左良玉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动兵变呢？这还得从左良玉本人说起。左良玉早年受东林党人侯恂的提拔，由普通士兵晋升为将军，所以他与东林党人关系较好，从而与阉党乃至弘光互相猜疑戒备。一些被马、阮之流迫害的东林党人，纷纷投到左良玉的保护伞下，从而更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马、阮不敢与左良玉公开翻脸，暗里却经常克扣左军粮饷军需，并筑板矶城暗防之。左良玉对此很是不满，遂萌生反叛之心。恰在这时，朝内又发生了伪太子案。于是左良玉假为兵端，起兵发难，矛头直指马、阮二人。
与此同时，豫亲王多铎率领的一支强大清军，在攻破潼关，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之后，正以狂风暴雨之势，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在这敌情万分严重之际，马士英竟操纵弘光，命令史可法尽撤江北明军来打左良玉。史可法急忙上疏恳切陈词，指出清军大举南下，关系国家存亡，江北之兵千万不可撤。他并且表示愿意亲赴左营，调停解决这场内部斗争。然而，马士英等对左良玉既畏且恨，他们公然无耻地宣称：“与其死于左，不如死于北”，“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左良玉）之刀。”露骨地表现了准备向清军屈膝投降的汉奸面目。他们已将黄得功部调来打左军，还要调二刘入卫，连史可法本人也迫于君命难违，不得不率军驰赴南京。本来十分脆弱的江北防线，就这样未经一战便稀里哗啦地散架了。
正巧此时，左良玉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继续向南京进兵，被黄得功部击败。弘光帝又命史可法回守防地，不必入朝。史可法登上燕子矶头，遥望钟山与南京城垣，心头百感交集，南向八拜，痛哭而返。
硝烟弥漫
弘光元年四月，清军乘南明弘光政权内乱渡过淮河，每日推进50里，情势紧迫。史可法驰归扬州，尚未吃饭，就听得城中一片乱哄哄，说是许定国要引清军来杀尽高杰旧部。十四日刚交五更，高营兵将便拥着高杰的妻儿斩关夺门而逃，骡马船只抢劫一空。偌大一个扬州，顷刻之间成了不设防的城市。紧跟着，十五日清军前哨部队就到了扬州西北郊的斑竹园。史可法以“血书寸纸”驰报兵部请救，并急檄江北各处明军来援。但此时兵部尚书的要职已为阮大铖所窃取，他正想借刀杀人，除掉心头大患，又岂肯发兵！所以仅刘肇基等少数将领应命。
十八日清军渐集城郊，一面进行诱降，一面等待红衣大炮运到便行攻城。十九日，多铎派降清明将李遇春到城下说降，史可法令义子史德威痛斥其“负国背恩”。遇春无耻地挑拨说：“公忠义闻于华夏，而独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大怒，下令射死这个汉奸，吓得李遇春狼狈逃去。多铎又遣人持书招降，史可法说：“吾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命勇士追下城去，将来人扔进护城河中。多铎知道史可法深得人心，决心招降他，让他成为洪承畴第二，为清朝征服江南卖力。于是在二十日又五次遣人持书至，史可法一概不予拆封，当着来人的面投之火中。由于扬州已被占压倒优势的清军包围，外援断绝，史可法知孤城早晚必将陷落，决心城亡与亡，以身殉国。十九日史可法在城楼上写了上奏朝廷的遗表；二十一日，再次作书与母亲、岳母、夫人诀别，这是史可法的绝笔了。
到了二十二日，多铎见招降不成，开始架炮轰城。密集的炮弹将城墙上的雉堞击毁了，史可法指挥军民随毁随修复；城墙被轰缺口了，立即用盛土的草袋填补起来。敌人的炮火吓坏了刚入援不久的甘肃镇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两个软骨虫。他们竟想劫持史可法一道去投降，史可法正色斥责说：“这里就是我的死所，你们想图富贵，请自便。”这两个变节分子拥有四千余人，他们几乎是一半的守城兵力。史可法当时既不可能用武力解决他们，又恐勉强留着发生内变，只得听之投敌。李、高率部投清后，守城的兵力更加单薄了。本来，多铎连日屯兵坚城之下，软硬两手都不得逞，又“野无所掠”，攻城决心曾有所动摇。恰好此时李、高率部来降，尽告以城中实况；许定国这个汉奸更是力言：“扬城无援，更待数日可破。”于是，多铎乃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一举攻下扬州。
四月二十五日，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一清早，清军便在多门红衣大炮的掩护下，用人海战术向扬州城发动狂涛般的猛攻。史可法一面令人持牌告谕市民：万一城破，敌人问抗拒不降之罪，有史可法一人当之，决不连累全城百姓；面祷告上苍，下令开炮狠狠还击。数百名清军在反击的炮弹下毙命了！多铎气得像头狂怒的野兽，他亲自督阵，用红衣大炮猛烈轰城，炮声隆隆如雷，硝烟遮天蔽日，城墙多处崩塌。而守城军民却前赴后继，屹立城头，寸步不退。清军架起登城器械攻城了，城上军民以飞蝗骤雨般的乱箭和擂石，将“蜂拥蚁聚”的敌人歼灭在城墙底下。清军死了一批又一批，城下的尸体越聚越高，以至最后清军竟靠踩着堆积的尸体，肉搏登城。
敌人潮水般地涌上城头了！起先，史可法曾与总兵庄子固约好：万一城破，就由庄子固将自己杀死，以免被俘。现在事到临头，庄子固却怎么也下不了手。史可法迅速拔刀自刎，刀刃刚接触颈子，便被庄子固和参将许谨夺刀抱住，衣襟上已是颈血淋漓。史可法又叫义子史德威动刀，史德威也哭着不依。数十名将校幕僚拥着史可法向小东门突围，而东门已被攻破；又折走南门，此时后面追兵已至。许谨、庄子固等都中箭牺牲，义子史德威仍死命相随。而前面又来了一支清军，史可法见事已至此，乃奋然大呼：“我就是史督师，快引我见你们主帅！”
清兵将史可法绑于多铎面前，多铎敬重史可法，相待如宾，口中直呼先生：“现在先生已经尽了做臣子的忠心，不为叛国了。如果能为我收拾江南，定当不惜以重任相委。”史可法回答：“我身为朝廷大臣，岂肯苟且偷生做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早从先帝于地下。”多铎仍不死心，又说：“君不见洪承畴的榜样么？”史可法以蔑视的口吻回答说：“承畴身受先帝厚恩，而不能死节，实属不忠至极，我怎能跟他学！”这时，杨遇蕃这个动摇分子也来给多铎帮腔了，他劝史可法暂且不死，以救百姓。史可法厉声怒斥这个胆小鬼，越说越动火。多铎见亲自诱降仍不成，恼羞成怒，马上露出了征服者的凶残嘴脸，他拔出佩刀便朝史可法砍来。史可法迎着刀锋，巍然挺立不动。多铎被他这大无畏的气概镇住了，他倒退数步，连呼：“好男子！”
多铎又想玩弄诱降把戏，而史可法态度愈益严厉。多铎绝望之余，狠狠地说：“你既要做忠臣，我就成全你的名节！”史可法坦然回答说：“我早就下定了城亡与亡的决心，你可以将我碎尸万段。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你，当示以宽，万不可杀戮。”说罢，他慨然就义于南城楼上，时年44岁。史可法与扬州全城军民的心连在一起，血流在一起，尸体也混在一起。至今扬州梅花岭下葬钓乃是他生前服用过的衣冠——这位民族英雄的“衣冠垛”。
史可法在怒斥多铎、壮烈殉国之时，全城军民正与敌人进行着浴血巷战。仅文武官员，壮烈牺牲的就达二百人以上，一时奋战而死的军民，多至无法统计。这是清军进攻南明以来所遇到的第一次顽强抵抗，它开了后来嘉定、江阴全城奋起抗清的先声。多铎将全部仇恨都倾泻到扬州百姓的身上，他下令屠城十日。在屠杀了全城数十万人民之后，才行“封刀”。
在史可法牺牲后的二十天，多铎进入南京，弘光逃走被俘，后与潞王朱常淓、所谓“北来太子”一道，斩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一场加速弘光小朝廷覆亡步伐的无聊官司，至此彻底了结。而在史可法牺牲后的一个星期，李自成为英王阿济格所率清军击败，在通山九宫山区被地主武装杀害。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历史又将展开新的一页。史可法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的精神与宁死不屈的气节，鼓舞和感召着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嗣三吴兵起，咸日可法尚在，竞借其声相慰奋。”而农民军将领们则与继起的南明政权联合起来，在更为广阔的地域里，进行了一场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声势浩大的抗清斗争。
史可法的复书，受到清统治者的赞扬。清乾隆皇帝曾作御批：“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卒再一读，惜可法之孤忠，之叹福王之慧，有如此臣而不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并将史公与宋代的文天祥相提并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即史可法就义一百三十年，乾隆帝赐其谥“公正”，并派人为史可法建祀立碑，题像赋诗，赞辞颇佳。“节秉清刚，心存于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史可法，这位明朝的孤臣赤子，在朝时未得重用，死于清军之手，而死后却获得清朝皇帝的如此礼遇，可见其忠义之举感人之深。
史可法历经了神、光、熹、思及弘光五朝，以一介书生，受命于国家危难之秋。从政十七载，由推官逐步升为南京兵部尚书，直到南明首辅，官位至极，无不以其功德获得提升。他一生廉直恭毅、平易近人、克己奉公。在民族危亡之时，不避艰难，屡次上疏诤谏，与高弘图、姜曰广协心戮力，同辅弘光，不为高官厚禄所诱。然弘光帝不思进取，昏庸至极，奸臣当道，灾歉频繁，民心已失，士气堕落，南明政权已是风中之烛，无御敌之力。以史可法为首的忠良力量单薄，孤掌难鸣，无法挽回亡国之势。史公最终以身殉国，真可谓“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其气浩然长存于天地之间。
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衣冠复古处，梅花冷艳伴孤忠。古城扬州，庄严肃穆的史公祠内，楹联款款，道出了人们对明末忠相史可法的不尽哀思。“人生自古谁无死”，史可法凭借着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演出了自己慷慨悲壮的最后一幕。从此，伟大祖国的历史画廊里，又多了一位民族英雄的塑像。
李自成
李自成（1606年~1645年），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他有勇有谋。后加入反明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公元1643年建立大顺政权。次年率军攻占北京，推翻了腐败的明王朝。但因镇守山海关的名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被迫领兵退出北京，转战陕西、湖北等地。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为地主武装所杀，有的说他出家为僧。
被迫起义
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连续多年闹灾荒，土地都被皇亲贵族、地主豪绅霸占了。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受着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李自成从小就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放羊。21岁那年，他打伤了地主，逃到银川当了一名驿卒。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在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1635年，明朝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起义军。斗争的实践教育了起义军，他们深深感到，只有联合作战才有力量。1635年，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杰出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方案，得到大家的支持。
高迎祥是明末农民战争早期的一位杰出领袖。1636年，他不幸被俘，英勇就义。起义军把“闯王”这个英雄称号推让给屡建战功、声望很高的李自成。从此，李自成做了“闯王”。李自成领导着起义军继续和明朝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
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英勇善战，南征北讨，声威大震，使腐朽的明统治阶级闻风丧胆。他们每到一处，都是砸官府，开粮仓，对官僚、地主坚决镇压，把粮食和财物分给劳动人民。他常向群众宣传：“我们杀掉欺压穷人的贵族地主，就是要解你们的心头之恨。”因此，李自成很受群众欢迎。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
闯王领导的起义军，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1637年，李自成起义军中了敌人埋伏，队伍被打散。李自成、刘宗敏等十几个人被迫隐伏在商洛山中。但他并不灰心，同将士们白天耕田练武，晚上读书思考，吸取历史上各次农民起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斗争策略，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
1639年，他率众出山，又受挫折，被困于巴西鱼腹山中。后来，李自成只率50骑人马突围，闯入河南。这时，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争相参加起义军者数万人，一个更大的革命高潮出现了。起义军获得迅速发展，人数达到50万以上。1641年，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均田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免粮就是取消封建的赋税剥削，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李自成还特别注意农民军的自身纪律约束。他规定：战士不准收藏白金；缴获物品归公；行军不住民房，自带帐篷宿营；损坏庄稼，严厉处罚；“公平交易”，“平买平卖”；不滥杀人，不奸淫妇女。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李自成本人作风民主，上下平等，大的决策都和部下讨论决定。平日生活简朴，粗茶淡饭，食无兼味。每天早晨只喝小米粥，与战士同甘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这些正符合被剥削、被压迫劳苦大众的愿望，对部下是极大的鼓舞。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李自成攻占洛阳镇压了福王朱常洵。次年，攻下襄阳，称新顺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机构。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
李自成攻下襄阳后，在政治上提出“均田免粮”口号争取群众；军事上改变过去流动作战的战术，建立了各种军事制度。他连克承天府、孝感、黄州等地，基本上摧毁了明朝在河南的精兵。李自成已具备了推翻明朝的实力，并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大军攻克潼关，率10万大军围歼明三边总督孙传庭，十一月起义军不战而进入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年号永昌。还颁布了新的历书，铸造永昌钱币，平抑物价，招抚流亡，镇压地主豪绅，废除八股文，选拔官员接管地方政权。这时，李自成的起义军已经是雄兵百万了，开始向明王朝发动总攻击。
闯王进京
起义军进入山西后取得了节节胜利，消灭了大量的明朝官军，迅速攻下了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昌平。公元1644年3月17日，起义军包围了明王朝的都城——北京。北京明军不攻自溃，19日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但是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内部却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将领犯了严重错误。有的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产生骄傲自满、麻痹轻敌的思想，忽视了地主阶级猖狂反扑的危险；有的进城后开始蜕化，不能抵制金钱酒色的侵蚀，原来的革命意志逐渐消失；也有些士兵，以为革命已到尽头，盼望回家务农。这给关外虎视中原的大清贵族和明朝的残余势力以可乘之机，胜利果实被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官僚篡夺了。1644年4月，原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败李自成亲率的农民军，李自成撤回北京。29日匆忙称帝，建国大顺，次日退出北京。5月初，清军占领北京。
遭遇清军
1644年3月17日，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城内乱作一团，崇祯帝急得捶胸顿足，大呼：“内外诸臣误我！”他仓皇召集大臣问策，群臣一个个战战栗栗说不出话来。驻守城外的明军，不战而降；守城明军，连饭都吃不上，哪有心思抵抗？18日夜，农民军占领外城，崇祯帝领着几个太监乱窜，妄想冲出城去，都碰了壁。他只好奔到万岁山上吊。临死前，他逼迫皇后、妃子自杀，还挥剑砍伤、砍死两位公主。3月19日，由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等陪同，李自成头戴大绒帽，身穿青布衣，骑着高头大马，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城内百姓热烈欢迎农民军。许多街门前书写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等字。李自成来到承天门前，立马仰望，感慨万千。他摘下弓箭，向承天门的匾额射去，正好射在天字上，将士们雀跃欢呼。
农民军进入北京，军纪严整。大顺政权命令明朝贵族、官僚、富户交出巨额赃款，还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贵族、官僚。那时候，大顺政权控制了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入北京城前，李自成连发三箭，同农民军约法说：“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进城的当天，他又张榜宣布：大军进城，秋毫无犯，敢有抢掠人民财物的，立即处死！百姓高兴地奔走相告，店铺很快开张营业，城内外迅速恢复正常生活。李自成两次接见城乡老年人，询问民间疾苦和农民军有没有扰乱百姓的现象。受接见的老人，出宫后向人们述说，李自成简朴可亲。
李自成进军北京的消息传到关外，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急忙率领大军南下。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朝。李自成亲自率兵同吴三桂军队以及清军在山海关展开大战，农民军失利。山海关大战异常激烈。李自成在关下列阵，农民军英勇战斗，吴三桂军队面临崩溃局面。吴三桂见形势严峻，亲自去清营见多尔衮，请求清军立即出兵。多尔衮令清军进关。那一天，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影。清军从吴军背后冲出，猛攻农民军。已经连续奋战两天的农民军被清军冲乱阵势，大将刘宗敏负伤，李自成只得下令退兵。李自成回师北京，接着被迫向陕西撤退。
清军入关以后，占领北京。顺治帝迁都北京，由多尔衮辅佐。清军继续追击农民军。
清军占领北京以后，明朝官僚在南京拥立福王组成小朝廷，这就是历史上南明的开始。小朝廷重用奸臣，政治更加腐败。1645年，清军进入江南，包围扬州，劝守卫扬州的南明统帅史可法投降。史可法拒绝，城破，他不屈而死。南京的南明小朝廷也迅速覆灭。
清军在江南进展迅速。多尔衮令汉人剃发易服。这种民族压迫政策，激起江南人民强烈反抗。剃发令限男子在十天之内，必须照满洲人的风俗，剃发梳辫，还宣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服装也要照满洲人的样式，男子穿长衫马褂，女子穿旗袍。江苏江阴人民誓死不剃发，提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他们推举典史阎应元领导大家守城。阎应元组织全城百姓投入战斗，坚持了80多天。最后清军攻入城中，阎应元和守城百姓都壮烈牺牲。经过20年的战争，清朝才基本上统一江南。
起义失败
李自成撤出北京后，经山西退回西安。清军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9岁。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后，农民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大顺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东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西地区。大西农民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转入川贵，坚持抗清斗争。清军集中兵力镇压义军，李过病逝，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战死，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兵败。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农民军余部的战争完全失败。
明末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永垂史册的。它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遏止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发展，使得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起义中提出的“均田”口号，是唐宋以来农民战争的一个新发展，它直接触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第一次，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明末农民起义，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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