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呀！快看从门口出来的那个人。把他详详细细都看清楚。”
“干吗？”
“你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他比你先来这儿几天。据说他是里昂一个很富有的丝绸制造商，现在已年老退休，我想他在世上一定很孤独，因为他总是忧忧郁郁、神思恍惚的样子，和任何人都不说话。他名叫泰奥菲勒·马尼昂。
史密斯先前已对马尼昂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我以为现在他要表明何以有这种兴趣了。但他没有，而是沉思默想起来，显然一时把我和周围的一切都忘记了。他不时把手指在自己的丝丝白发中梳理着，有助于他思考，同时任早餐凉下去。最后他说：
“不行，已经忘了，我记不起来了。”
“记不起什么了？”
“是汉斯·安徒生的一个美妙的小故事。可是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部分是这样的：有个孩子有一只笼中鸟，他喜爱它，可是却粗心大意把它给忘了。鸟儿唱出欢快的歌却无人听见，无人注意，终于饥渴向它袭来，它的歌声变得哀怨而微弱，最后停止——鸟儿死了。孩子来看到后，悔恨万分。然后，他流着痛苦的眼泪，满怀悲哀，叫来同伴们，精心组织了一个葬礼，非常痛苦地把小鸟埋葬了。他不知道，可怜的东西，不仅仅是孩子才把诗人们饿死，然后在他们的葬礼和纪念碑上不惜重金地花钱，让他们永生，让他们舒适安乐。现在——”
正在这时我们被打断了。那晚大约十点钟我碰见史密斯，他让我到他上面的客厅去，陪他抽烟、喝烈性苏格兰威士忌酒。他的客厅很舒适，椅子坐下去舒舒服服的，一盏盏灯令人惬意，那敞开的炉火十分怡人，散发出橄榄木的香味。这时外面又传来低沉的拍岸涛声，使一切更加美妙。我们喝完第二杯苏格兰威士忌酒，又悠然自得地闲聊了好久，十分高兴，这时史密斯说：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好了——我将讲述一件奇特的往事，请你听我讲吧。多年来这一直是个秘密——我和其他三个人之间的秘密，不过我现在要打破这个秘密了。你高兴吧？
“完全高兴。说吧。”
如下便是他告诉我的事：
很久以前我还是个年轻的艺术家——事实上是个非常年轻的艺术家——我漫游于法国乡村各地，四处写生，不久一对可爱的法国青年便与我作伴，他们和我是同行。我们尽管穷但很快乐，或者说我们快乐，尽管很穷——随你怎么说都行。克劳德·弗里尔、卡尔·布朗热——这便是那两个小伙子的名字。亲爱的、亲爱的家伙，他们可是两个最快活乐观的人，一度漠视过贫穷，饱经风霜，曾经有过极其美好的时光。
我们终于在一个叫布雷顿的村子陷入了困境，一位和我们一样穷的艺术家收下我们，实际上使我们免受饥饿——他叫弗朗索瓦·米勒[51]——
“什么！就是那位伟大的弗朗索瓦·米勒吗？”
伟大？他当时一点不比我们伟大呀。甚至在自己村里他也没一点名气。他太穷了，除了萝卜外没啥可给我们吃的，有时连萝卜也没有。我们四个成了忠实可靠的朋友，互相偏爱的朋友，彼此不可分离。我们团结一致，竭尽全力作出一堆堆画来，可是却很难卖出去。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但是，天哪！我们的日子时而是多么艰难啊！
这种艰难和生活过了两年多一点。终于，有一天克劳德说：
“朋友们，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你们明白吗？——绝对走到了尽头。大家都努了力——可是有一些人在极力与我们作对。我把村子都走遍了，事情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他们拒绝借给我们任何一点钱，直到我们把一切欠款都付清为止。”
这使我们一阵寒心。一张张面孔都因为沮丧而现出茫然的样子。我们意识到眼前已处在危急之中。许久没人说一句话。最后米勒才叹息一声说道：
“我什么办法也没想到——一点没想到。出出主意吧，小伙子们。”
无人回答，只有令人沮丧的沉默，这也算是一种回答吧。卡尔站起身，紧张不安地踱来踱去，然后说：
“这多耻辱啊！看看这一堆堆的油画，它们不比欧洲任何一个人的画差——我才不在乎他是谁呢。是的，许多悠闲的陌生人都这么说过——或者几乎是这么说的，不管怎样。”
“可就是不买。”米勒说。
“没关系，他们会说，这倒也是真的。瞧你那幅《奉告祈祷钟》！有谁会说——”
“哼，卡尔——我的《奉告祈祷钟》！别人只出五法郎买它啦。”
“啥时候？”
“谁出价买来着？”
“那个人在哪里？”
“你干吗不卖呢？”
“得啦——别都说到一块儿啦。我原以为他会再多出一点价的——对此我很有把握——他看起来会那样的——所以我就让他出八法郎。”
“哦——然后呢？”
“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
“真是天劈雷打，唉，弗郎索瓦——”
“唔，我知道——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误，我真是个傻瓜。朋友们，我的本意可是想把事情尽量办好呀，这你们该不会否认吧，并且我——”
“唉呀，当然我们知道，上帝保佑你这个可爱的人。不过你可不要再当傻瓜了。”
“我？我真希望有人来拿一窝洋白菜把那幅画换去算了——你噍着吧！”
“洋白菜！唉呀，快别说了——它让我流清口水。说说那些没让人这么心烦的事。”
“朋友们，”卡尔说，“难道这些画有哪儿不好吗？回答我。”
“没有！”
“它们不是非常优秀出色吗？回答我。”
“是呀。”
“如此优秀出色的作品，假如再署上一个名人的名字，将会卖出很高价的。不是吗？”
“当然，这一点谁也不怀疑。”
“可是——我并没有开玩笑——对吧？”
“哦，当然啦——可我们也没有开玩笑呀。但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那关我们什么事？”
“那样的话，朋友们——我们就把一个名人的名字署在画上吧！”热烈的谈话嘎然而止。一张张面孔满怀询问地转向卡尔。这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将用哪位名人的名字呢？谁去借用？
卡尔坐下来，说：
“瞧，我有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要提出来。要想不进救济院，我想这是唯一的办法，并相信这办法准会成功。我这种认识，是基于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早已被确认的事实。我相信我的计划会使大家都富起来。”
“富起来！你简直昏了头。”
“不，我没有。”
“是的，你昏了头——真昏了头。你说富起来是指什么？”
“每幅画卖十万法郎。”
“他已经疯了。我知道。”
“不错，他是疯了。卡尔，贫困已经使你够受的了，而且——”
“卡尔，你需要服一片药，马上去睡才好。”
“用绷带先把他捆起来——先捆头，再——”
“不，先捆脚，他的大脑已经停止思维几个星期了——我已注意到这一点。”
“住嘴！”米勒说，明显现出严厉的样子，“让他说说自己的想法。好啦，现在——把你的计划说出来听听吧，卡尔。你想做什么？”
“唔，好吧，作为开头，我提起你注意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事实：许多伟大的艺术家直到他们忍饥挨饿、命归西天以后，其功绩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样的事太多了，我因此冒昧创立了一个规律，即：每一个伟大卓越但默默无闻的艺术家，他死后都必将得到社会承认，其绘画也将会变得价值连城。所以我的计划是：我们必须抽签——其中一人必须离开人世。”
这些话说得如此平静，如此出乎预料，我们几乎忘记了惊跳起来。然后大家再一次齐声狂叫着，七嘴八舌提出忠告——医疗上的忠告——为的是治愈卡尔的大脑。但是他耐心地等待着，让大家的欢闹平静下来，然后继续讲述他的计划：
“是的，我们中有一个人必须死，以便救活其他人——包括他自己。咱们将抽签。谁被选中谁就作名人，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将变得富有。现在别出声——别出声。别打断我——告诉你们我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将死的人要竭尽全力作画，尽量增加他的作品——不是一幅幅图画，决不是！而只是一些草图，习作，习作的一部分，不完整的部分，每张图上都轻轻涂它十多笔——那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要署上他的姓名的拼合字。每天作五十张草图，每张图都要有些特色或风格，很容易看出是他的作品——你知道就是这些东西才畅销，世界博物馆在这位伟人去世后才出高价收藏它们。我们要大量准备好这些图——大量准备好！这段时间我们其余的人都要极力支持这个将死的人，把整个巴黎和商人们都激发起来——为即将发生的事作好准备，你知道。当一切都变得热热烈烈，转入正轨以后，我们突然对他们宣布画家死亡的消息，并举行一个闻名的葬礼。你们明白了吗？”
“没——有，至少，不很——”
“不很明白？这还不明白吗？抽签选中的人并非真正死了，他只是改名换姓，消声匿迹。我们只埋掉一个假人，让世人和我们一道为之哭泣。并且我——”
可是他没能把话说完。大家忽然欢呼鼓掌起来，十分振奋。每个人都满怀感激之情，高兴地跳着，在屋子里团团转，你压着我的脖子，我压着你的脖子。我们数小时地谈论着这个伟大的计划，一点不觉得饿。最后，我们对每个细节都作了满意的安排，这时便开始抽签，结果米勒被选中——如我们所说选中去死。然后我们就收集起一个人绝不会放弃的东西，除非他用它们打赌换取今后的巨额财富——纪念之类的玩意儿——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去典当，换来的钱足够吃一顿简单的告别晚餐和早餐，还剩下几法郎作旅费，另有一些萝卜之类的东西可供米勒过上几天。
次日一大早我们三个人一吃完早饭就出发了——当然是步行。每个人都带着一打米勒的小画，打算到市场上去卖。卡尔取道巴黎，他将在那儿为未来伟大的日子努力提高米勒的声望。我和克劳德将各奔东西，奔赴法国各地。
瞧，我们做的事情多么轻松愉快，你明白了会吃惊的。我步行了两天，才着手工作，我先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区速写一个别墅——因为我看见房主就站在上方的阳台上。他走下来看我作画——我就知道他会的。我画得很快，以便让他一直有兴趣。他不时发出一点赞美之声，一会儿后说话竟激动起来，说我是一位大师。
我放下画笔，伸手从小提包里取出一幅米勒的画，指着角处用拼合文字写的姓名自豪地说：
“我想你认得这个吧？瞧，他就是我的老师！我就认为我该知道自己的同行才是！”
那男人现出尴尬愧疚的样子，一言不语。我不无遗憾地说：
“你该不是指你不知道弗郎索瓦·米勒用拼合文字写的姓名吧！”
他当然不知道那个用拼合文字写的姓名，但他仍然是你所见过的再感激不过的人了，因为我那些轻松自然的话使他免于陷入不快的境地。他说：
“当然不是！唔，这的的确确是米勒的画！我都不知道自己一直在想什么。我现在当然认出来了。”
接下来他就想买那幅画。可是我说虽然我并不富裕，但我还没穷到那个地步。不过，最后我还是以八百法郎的价把画卖给了他。
“八百法郎！”
不错，米勒本来会把它卖掉换一个猪排呢。不错，我用那件小东西换了八百法郎。我真希望把它要回卖八万法郎才好，可那是一去不返的了。我把那个人的房子作了一副挺不错的画，想十法郎卖给他，但那样不好。因为我不是那位大师的学生吗，所以我就一百法郎卖给了他。我把八百法郎钱直接从城里寄给了米勒，第二天又出发了。
但我没有走路——不，我坐车了。从那以后我就坐车了。我每天只卖一幅画，从不卖两幅。我总是对顾客说：
“我卖掉弗郎索瓦·米勒的画实实在在是个傻瓜，因为他活不到三个月了，他死后，他的画不管是为了喜爱还是金钱都得不到了。”
我设法把这件小事散布得尽量远一些，以便让世人们为此有所准备。
我认为出售绘画的计划都是我的功劳——是我提出来的。最后那晚我们在制定战略计划时我提出了如此建议，我们三人都同意先好好试干一下，再看是否采取其它措施。结果我们大家都干得很成功。我只走了两天，克劳德也只走了两天——我们两个都担心米勒如此高的名望传得离家乡太近了——但是卡尔只走了半天，他这个机灵而没有良心的无赖，那以后就像个公爵一样旅行了。
我们不时认识一位地方编辑，于是就通过报纸报道一条消息。这消息不是宣布发现了一位新画家，而是说人人都知道弗朗索瓦·米勒其人。不是以任何方式赞扬他，而只提说一下“大师”目前的情况——时而满怀希望，时而灰心丧气，但总是为最坏的事担忧。我们总发出这些短讯，把报纸送给买了我们画的每一个人。
卡尔不久到了巴黎，他事情办得很有高招。他与记者们交上朋友，把米勒的状况报告给了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报告给了美国，以及所有的地方。
六个星期过去时，我们三人在巴黎碰头，暂时停止工作，不再让米勒寄画来了。情况非常良好，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明白再不立即行动可就错了，我们不能再等下去。所以我们就写信给米勒，让他开始卧病不起，尽快消瘦下去，因为假如他能准备好的话我们希望他十天后就死去。
然后我们计算了一下，发现一共卖了八十五幅小画和习作，挣得六、七万法郎。卡尔是我们三个卖得最好、最出色的一个。他把《奉告祈祷钟》卖了二点二千法郎。我们是怎样对他大加赞扬啊！——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天就要来到了：法国将会努力去争夺它，一位陌生的人将会出五千万零五万法郎（现金）夺得它。
那晚我们吃了一顿香槟酒晚餐，庆祝工作告一段落，次日我便同克劳德收拾起行装，回去照料米勒，伴他度过最后的日子，把那些管闲事的人都挡在屋外，每天向巴黎的卡尔发去米勒的病情报告书，以便在各大陆的报纸上发表，把情况报告给翘首以待的世人们。悲惨的结局终于到来，卡尔及时赶回来了，帮助筹办可悲的葬礼。
你记得那个非同一般的葬礼吧，它在世界上引起了多大的震动啊，两个世界的名人们怎样来参加葬礼并表现了多大的悲哀呀。我们四人——仍然是密不可分的四人——抬着棺材，绝不让其他任何人来帮忙。我们这样做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棺材里除了一个蜡像外什么也没有，任何抬棺材的人都会发现其重量有问题。是的，我们还是原先的四个人——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曾一片情深地共同度过了贫困的日子，而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抬着棺——
“哪四个人？”
“我们四个人呀——因为米勒也帮着抬他自己的棺材。不过是乔装了的，你知道。装扮成一个亲戚——一个远方亲戚。”
“太让人吃惊了！”
“但不管怎样却是真的。唔，你记得那些画的价是怎样涨起来的吧。钱吗？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用才好。现在巴黎有一个人，拥有七十幅米勒的画。他花了两百万法郎买的。至于我们在旅行途中的六个星期里米勒大量推出的速写和习作，唔，你要是知道了我们现在卖出的金额会大吃一惊的——就是说，当我们同意卖出一幅画时！”
“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太奇妙了！”
“不错——是那样。”
“米勒究竟怎样了呢？”
“你能保守秘密吗？”
“能。”
“你记得今天我让你注意饭厅里的那个人吧？他就是弗朗索瓦·米勒。”
“太妙了——”
“斯科特！是呀，他们终于有一次没把一个天才饿死，然后把本应属于他的赏金放入别人的腰包。这只鸣鸟绝不愿唱出自己的心声而无人听到，然后让人们去为它举行一个隆重而冷漠的葬礼。这一切都是我们筹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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