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独立报》原编者按：1991年12月8日，苏联三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这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64]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采访时，回顾了其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运动认识态度的转变过程，披露了《别洛韦日协议》出台的原因及过程，并对该协议签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了申辩。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最后一位主席讲述了《别洛韦日协议》出台的内幕。

    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本人毫不掩饰地说，三位加盟共和国首脑的会晤是他倡议的。时至今日，他仍然确信，自己不后悔在1991年12月邀请了鲍里斯·叶利钦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到别洛韦日来。至于后来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这些共和国发展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

    问：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25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评价那个时期呢？

    答：首先让我受到震动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脱稿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这在电视上播出了。我们大家都看见了，这次出来的终于不再是某个老傻瓜，而是一个完全正常回答这些问题的正常人。这绝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此前没有过的，大概我也因此对戈尔巴乔夫尤为尊敬。

    但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长。1986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故[65]。我当时正是核物理教研室的负责人，因此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在1986年5月初，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时，却满嘴瞎话，说什么我们的核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说什么事故地区情况很好。结果是，他所代表的党的利益高于了理智，高于了科学。于是我对他的喜爱与尊敬到此结束。

    问：您后来还是不得不与他接触，尽管是作为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

    答：在这场改革开始后，出现了公开性。我当时总在想，为什么出现的是公开性，而不是真理呢。切尔诺贝利事故在某种意义上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我再说一次，我当时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没有把注意力转移到任何不相干的尤其是与政治有关的事情上。但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我不得不跟党的领导和其他一些人接触，那些不想与苏联的蒙昧主义妥协的人同样在与他们作斗争。而且，真理被公开性所掩饰。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成了一名反苏分子。确实，我的意识转变是相当克制的。因为我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仍然具有生存的权利，尽管此前我曾对它表示强烈的怀疑。最初，我十分真诚地以为，入党的都是一些正派人，在许多情况下也是这样。但我很快明白，政府中还有另一帮人——一群纯党务工作者，他们是不考虑任何其他问题和麻烦、只想党的利益之人。

    自从当上人民代表，我就陷入了政治的旋涡。然后又担任跨地区民主议员团成员……每当共和国的领导试图向我施加影响时，我总是骄傲地说，我只对我的选民负责，我有20万选民。

    但后来各地都出现了这种倾向——先是立陶宛，然后是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再后来其他共和国也发表独立宣言。瓦连京·拉斯普京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66]让我触目惊心。因为他不仅仅对我来说是最高权威。他突然说，俄罗斯不要再供养所有依附于它的国家了，俄罗斯应当退出苏联……

    但这些都是很情绪化的言论，是暂时的感觉。我想，这不仅是我的错，也是大部分执政的人民代表的错。遗憾的是，我们不明白，旧的共产主义大军为何总能通过那帮当选者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统一俄罗斯党和苏联共产党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这只是苏共的新形式。对我来说，以98.2%的选票当选的纳扎尔巴耶夫只是旧思维方式的化身，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在起作用。当我看到，我们这儿或你们那儿的牧师、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打着什么其他招牌的人，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重新占统治地位时，我才懂得，我们对改革的理解是多么幼稚。

    问：您什么时候产生了召开别洛韦日会议的想法呢？

    答：当对戈尔巴乔夫的狂热开始消退时，尤其是推倒柏林墙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同意合并德国，或直接打个比方，他开始“掉价了”，这时我才明白，他只是一个寻常的共产党领袖，是被时代推上了很高轨道的。从1991年10月他在新奥加廖沃提出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上也能看到这一点，他所提出的共和国未来联合的形式让人大失所望。还有，当所有这些院士们，库德里亚夫采夫、沙赫纳扎罗夫[67]等，当着我和其他人的面说：“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您只管给我们道出理念或想法，说出您怎么想的，我们来负责提供法律的框架”时……

    但是，即使是应我邀请，我们到别洛韦日开会时，一开始也没打算作出脱离苏联的决定。我和我们的代表团均没有作这种准备，我想别人也没有。只是由于非常简单的原因，我成了别洛韦日会晤的倡议者。我们想讨论在过渡时期能否通过非市场的方式获得能源。在乌克兰大选前我邀请了克拉夫丘克，他们那儿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政治冲动或计划。尽管这也很幼稚：结果是，我们只能请求戈尔巴乔夫下令给我们提供石油和天然气。而当时他已经不太能驾驭这个被称为联盟的机构了。他想拥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但他不能控制中央政治局。

    于是，当布尔布里斯在会晤时突然说，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终止存在时，我们就都同意了。我说，我同意签署这个协议，我有这种宪法权利，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也表示同意。既然根纳季·布尔布里斯提出这一建议，那就是说，叶利钦也是同意的。这是1991年12月7日发生的事，后来发生的一切都以此为轴心。

    我想以前我们自己内部就很清楚，我们想为我们的共和国争取真正的独立，但相互间从未谈过这件事。现在已经谈开了……尤其是在八月事变后，苏联已经开始崩溃了。保持从前的联盟关系已经不可能了。只是我们还有智慧和冷静承认并向世界宣布这一点。

    问：为什么只是局部的会面，只有三个共和国的领袖参加，尽管这是经济上主要的共和国？记得你们发表三方声明之后，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样子看上去慌张而惊恐。他极力表明，你们的协议是秘密的，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答：当我们在别洛韦日开会时，纳扎尔巴耶夫却飞到了莫斯科。我们联系他的飞机，鲍里斯·叶利钦作为老朋友对他说：“努尔苏丹，来吧，我们要开会解决重要的问题。”通话声音很大，我们全都听见纳扎尔巴耶夫说：“好，现在就来，我们去加油，然后我就飞过来。”但后来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辩论上说（我本人听过他的电视讲话），纳扎尔巴耶夫到他那里去了。纳扎尔巴耶夫很犹豫，不知谁会占上风，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我们，即承认苏联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独立。戈尔巴乔夫很希望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站在一起，并许诺事成之后让他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纳扎尔巴耶夫是一个聪明的东方人，于是避开与我们会面。他后来多次说，他永远不会签署像别洛韦日这样的协议。幸亏他没参加，否则他可能会把我们的事态推向南斯拉夫的方式发展。

    至今我仍认为我们当时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符合时宜的。因为其他的方案都可能会导致内战。就像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六个共和国没能寻求到这一方案，即立刻宣布南斯拉夫不存在。这之后发生了些什么呀？太可怕了，背叛！

    问：很多人至今还认为，苏联的崩溃也是背叛。你们为什么希望分化和独立呢？难道是因为你们在各共和国身处权力的顶峰吗？

    答：我不是这样自命不凡的人。我只是在之前搞清楚了我们白俄罗斯的历史。我清楚地知道，白俄罗斯过去只是俄罗斯的殖民地，俄罗斯像老大哥一样把自己的原则强加于人，硬要别人接受俄罗斯的秩序。我们全都是在俄国文化中培养起来的，过去、现在都热爱俄国的作家、音乐家，在白俄罗斯从未出现过反俄情绪。但俄罗斯的政权并不总是为俄罗斯尤其是白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事实上正是苏联帝国消灭了优秀的白俄罗斯干部……枪毙，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亚。也许，我明白得太晚了，因为我们太会坚持和忍受了。所以我们决定尝试平静地独立生活，同时还是在独联体的框架内。

    我后来读到很多关于《别洛韦日协议》的无稽之谈，包括你们、乌克兰人和我们白俄罗斯人都不止一次地胡诌过那些过程。我不和类似说法的支持者们争论，因为他们即使没有任何事实证据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我再重复一下，这是一次应当的、诚实的会议。

    问：会议的形式是什么样的？谁主持的呢？

    答：来了一些不错的代表团。协议所有条款的提案都分发给了他们。每条我们都以六人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来自俄罗斯的有国务秘书布尔布里斯、叶利钦，来自乌克兰的有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总理弗拉基米尔·福金，我们这边是我和白俄罗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那次会议最重要的一位当事人是叶戈尔·盖达尔[68]。在我的眼里，他是代表俄罗斯在经济领域最优秀的权威，是一位能够将苏联改变成正常国家的能手。不过，盖达尔几乎从不参加讨论，经常是沙赫赖[69]来转达他的几乎总是最终的说法：我们不停地讨论、讨论，但有时卡住了，原地不动。沙赫赖一来，我甚至感到惊讶，一切便马上各就各位了。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代表团是很优秀的。

    问：这件事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12月7日晚上，我们同意签署一句话：苏联作为地缘政治现实和国际法的主体将要停止其存在。之后，我们的专家组受命起草一份条约，这句话应成为该条约的主要内容。他们第二天就提出了一份有18个条款的方案。我们逐条讨论、合并，第二天早上10点开始到下午4点才结束。因为要使所有条文的提法变得精练，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我为此很骄傲，因为今天，如果有谁在提到这份协议的内容时企图对我提什么要求的话，很清楚的是，这份协议在法律上完成得无可指责。

    问：戈尔巴乔夫当时知道你们会面吗？

    答：他当然知道我们在那儿开会。也许，他不了解细节，或者后来才知道这些。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以非常好为人师的口气开始给我提建议。那里也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当我们协商好这份协议后，决定电话告知戈尔巴乔夫和布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作为布什的好朋友给布什打电话，而我受托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我拨了他的号码后就等着连线，等的时间之长，哪怕坐直升机也到了，而这当中叶利钦已经把一切通告了布什。戈尔巴乔夫当时愤怒地斥责我：“你们在那里发疯了吗？美国人又会说什么了。”我告诉他，美国人已经知道一切并对此表现正常……

    问：你们就这样获得独立自主了。但是，很快您就不再是国家头号人物。人们不相信您吗？

    答：您知道吗，我再说一遍，如果他们不把问题解决好，我会永远努力依法工作，为完善法律而工作。但在我们的最高苏维埃中，大部分人是经过布尔什维克考验的。他们下定决心要工作得更好，在八月事变后本来就是出于恐惧选上我，然后又出于同样的热情把我撤掉。大概，我们的政治精英们的基因断裂了，只好委曲求全。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后悔，即使现在我也会那样做。看来，只是还不够有水平能够反抗某些幕后的手段。我当时不太清楚这种共产主义的政治，而今天它通过电视节目和其他方式已经广为人知。我当时有点把共产党理想化。

    问：您再也没参与到这样的组成当中吗？您是否还记得？

    答：是的。1996年，叶利钦对我很遗憾地说他很懊悔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这是因为他明白了，他领导的俄罗斯帝国失去了某些东西。但对我而言，更可怕的是，2005年6月5日，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议会上发言说，如果他知道乌克兰将发生什么情况，他宁愿砍掉一只手，也不签署《别洛韦日协议》。这太让我震动了。当然，这可以理解。我认为，在乌克兰，民主活动开始反对他，他对此很不满意。但我没什么可后悔的，尽管我们的共和国也有蒙昧主义，报复思想凌驾于法律之上。您能想象吗，我们全民选出的总统给我定的退休金是每月1美元10美分？！也就是说，我的退休金比最低社会养老金还低50倍，但既然总统签字了，那就什么都是对的。在白俄罗斯只有最高苏维埃、内阁和议会才能提出关于这项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但没有人能挑战总统法令是否符合宪法。但终究我什么也不后悔。

    （粟瑞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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