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定性呢？这是一场大灾难还是一次大进步呢？前几年﹐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国家﹐对这一重大问题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讲﹐“好得很”与“糟得很”各不相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而成千种报纸、成千个讲坛﹐用成千种论调以“爱国主义”、“捍卫文化”等幌子为扩大军备寻找理由。针对这一现象﹐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是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公众先生们！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156]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对谁有利﹐对谁是灾难呢？
1.这一事件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2002年6月，笔者到俄罗斯访问﹐先到莫斯科。偌大的城市上空﹐偶见转动的吊车。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告诉笔者：“现在要比此前衰败的十年好不少。就这样﹐还是有70%的国内外资本转悠在莫斯科。你们到了莫斯科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接着我们来到伏尔加格勒（原来叫斯大林格勒）访问﹐从下降的飞机上即可看到在宽阔的伏尔加河上高耸着九座大桥墩。下飞机后笔者问前来迎接的州长﹐他回答说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铁路桥﹐修通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是，因为联邦政府不给钱﹐1990年被迫停工。笔者接着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格勒有六大工业区﹐矗立在延绵80余公里的伏尔加河两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六大工业区被夷为废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用三年左右时间﹐又一座延绵80余公里的斯大林格勒新城在这里耸起。现在的主要建筑还都是那三年建设的。那时有资金吗？”他说：“没有。”笔者又问：“三年左右时间﹐可以建一座新城，而12年左右时间却建设不了一座新桥。这是为什么？”他沉默少许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样。那时﹐人们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现在很迷惘：我们的过去错了﹐将来要往哪里走？我们一无所知！”随后﹐我们代表团又来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几个地方﹐可以明显看出﹐那些地方衰败得更为厉害。
为更好地完成“苏联解体与苏共亡党”这一课题﹐笔者数次亲身了解考察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2003年10月，笔者再次访问俄罗斯。访俄期间﹐笔者与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多博林科夫教授长谈。他说：“俄罗斯近年来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无法计量。实际上﹐所谓的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有些精神损失﹐无法估量。”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获得了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大约10年间有关俄罗斯倒退的不少具体资料﹐概举如下。
（1）经济领域：国内生产总值急遽下降﹐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一些现代化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简单的日用品。1990～2001年﹐科技领域就业人数从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到美国、西欧甚至发展中国家工作。
（2）社会领域：分化混乱、人口锐减。1989年，1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之比为1∶4.7﹐而1999年约为1∶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性病等问题成堆。每年约有50万名妇女到国外卖淫。根据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仅为1.45亿﹐比1989年减少200万人。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5年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平均寿命的63.4岁还低4.8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全欧洲男子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157]。
（3）社会治安：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剧变10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为1.43万起﹐1998年为2.3万起﹐2001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过3.2万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158]。实际上，每年有20万人被害。犯罪案件急剧增加，每4个成年男人中，就有1个有前科。俄罗斯平均每5分钟就有1人被杀。平均每10万人口中就有1000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针对平民百姓的犯罪非常猖獗，有组织犯罪甚至渗透到一些最高的权力机关，事实上社会现在处于全面的恐怖状态。自由派要求用市场方式作为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良药，他们要求“小政府”，弱化政府，竭力削弱国家各方面的职能。自由派所说的“人权保护”实际上保护的是罪犯。
（4）国家职能：严重退化。多党制严重破坏其政治制度，贪污腐败成风。每年用于贿赂的金钱高达数百亿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动。国内到处都是政治公关、政治作秀。一些私人的新闻传媒往往把人民看成可以操纵、欺骗的物件。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普通人民的意见被漠视，被排斥。国家缺乏经过科学论证的发展构想，缺乏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的战略性思维。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对政治领袖的失望在增加，对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
（5）精神道德领域：社会盛行“丛林法则”。理想信念动摇，伦理观念动摇，丧失了传统的善恶观念和区分是非的能力，社会道德基础恶化，精神面貌全面倒退。一些大众媒体向社会民众传输西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倡导巧取豪夺和追求个人的利益，从而造成俄罗斯的劳动伦理和热爱劳动的品德也丧失；造成是非混淆、善恶混淆，世风日下、金钱唯上。许多青年不愿从事劳动，更多的是希望一夜成为银行家、公共关系专家甚至向往罪犯、抢劫犯或者敲诈者。一些大众传媒，一些电视和电视剧把犯罪和黑帮美化。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精神道德危机下没有出路的悲惨生活，导致了自杀盛行这样一种社会悲剧。1990年，自杀人数达2.64万，1998年为3.54万人，而2001年已经达到3.97万人。
（6）国际地位：沦为二流弱国。为迎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俄罗斯放弃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在全面撤退，离开了世界许多地区，放弃了自己的盟友，其他国家迅速填补了空白。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也在弱化。
近几年，笔者先后三次访俄，无论是季塔连科、多博林科夫还是其他有识人士，在谈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无不痛惜万分甚至泪光闪烁。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也说：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159]。为说明这一点，他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仅列举了1999年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但这几例却用去整整近九页的篇幅。雷日科夫说：“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1998年的失业人口超过2500万。”“在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被200～300个家族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160]
2.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灾难并使其陷入低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1950年开始，东欧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让我们看看剧变前苏东主要国家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与主要欧美国家增长的对比。1950～1984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9.9倍和14倍，保加利亚为14倍和29倍，匈牙利为5.1倍和9.2倍，民主德国为7.6倍和11倍，波兰为5.9倍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倍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倍和9.4倍。而1950～1982年，美国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1.8倍和2.1倍，英国为1倍和0.9倍，法国为2.9倍和2.9倍，联邦德国为3.4倍和3.9倍，意大利为3.1倍和5.3倍[161]。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使国外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3个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先后解体，世界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丧失了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空前低潮。
1989～1990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六国，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紧随其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在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邦都发生了剧变，其后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最终分裂为六个独立国家。伴随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大肆推行私有化，生产大幅度下滑，通货膨胀率持续奔腾式上涨，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日益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使人们预期将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繁荣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却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
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提供的数据表明：“1990～1993年，独联体国家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很大，其中亚美尼亚下降的幅度超过50%，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大约减少40%，乌克兰下降30%多，乌兹别克和白俄罗斯比较稳定，只降低17%和24%。”[162]
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也很大，1990～1993年，罗马尼亚下降了20.8%，保加利亚下降了26.6%，捷克下降了22%，斯洛伐克下降了25.8%，波兰下降了5.8%，匈牙利下降了17.1%[163]。
从剧变至今，保加利亚举行6次议会选举，先后组建11届政府，没有一届政府或一位领导人连任。现在，除烟草、铁路、港口、核电站等少数经济部门还掌握在国家手里，70%以上的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且大多卖给了外国人；97%的银行已是外资银行。在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们的健康状况恶化，人口从原来的近900万减少到现在的780万，有100万人（且大多是年轻人和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外流。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贫困。由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基础设施陈旧，铁路、公路、街道、房屋都是剧变前甚至是50年前建造的，房屋墙体剥落，路面失修，到处是一派破败景象[164]。
我们再来看看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给古巴带来的灾难。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前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探索后，古巴开始实行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古巴与苏联实行经济一体化，并于1972年加入经互会，发挥蔗糖生产的比较优势，用蔗糖换取苏东国家的工业产品，满足人民所需的消费品和国家实行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资料。古巴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额占古巴外贸总额的85%，每年从苏联进口石油1300万吨，占国家石油需求的90%。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保证了古巴的经济命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古巴经济年均增速70年代为7%，80年代上半期为8%[165]。同时，古巴的社会建设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80年代末，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古巴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同时为古巴埋下了严重隐患。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几乎摧毁了古巴整个对外贸易，美国趁机强化经济封锁。古巴遭受这一“双重封锁”的致命打击，被迫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989～1993年，古巴经济萎缩35%[166]，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89年的66.1%[167]。直至今日，古巴尚未从“双重封锁”中完全恢复过来，走出“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语）。直到2008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在《起义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出，苏联解体对古巴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168]。
最后看看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给朝鲜带来的灾难。朝鲜自1948年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48～1984年，朝鲜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7.3%；1984年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46年的431倍，粮食产量为1946年的5.6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65倍，人均国民收入1986年达到2400美元。朝鲜在20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化学化，但在80年代，朝鲜也形成了依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石油的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体系。苏东剧变后，朝鲜石油紧缺，大部分农业机械严重闲置，使原来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钾肥、磷肥严重匮乏（朝鲜化工产业只生产氮肥等），导致农业危机，引发严重的粮食问题。尽管朝鲜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原来朝鲜对外贸易的70%也是同苏东国家进行的。苏东剧变后，朝鲜经济持续9年出现年均约2%的负增长，1995年的经济负增长率高达4.6%。苏东剧变使朝鲜对外贸易额从80年代的100多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不足1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990年的1064美元降至1997年的741美元[169]。朝鲜现在经济困难，无疑有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和经互会的不复存在难道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吗？
3.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短短10多年，翻了4倍多。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资料，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由于苏东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参照体系的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不仅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右转”，就连已建立好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2005年，美国人报告的总收入增长了近9%，但是社会底层90%的人的平均收入却比前一年下降了172美元，即下降了0.6%[170]。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2001年增加130万，2002年又增加170万，达到3460万。而到2007年则增至3620万，其中有2950万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171]。1980年，英国达不到全国平均收入水平40%的人口为100万，而到1999年增加到了800万[172]。现在，法国有25个亿万富豪，却有700多万个穷人，近70万人身负重债[173]。2008年9月15日因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而开始的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大动荡，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可以追溯到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冷战结束后，一国独大的美国才敢也才能放手“吹大自己的经济泡沫”。
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三起与社会主义直接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其中，前两件大事是凯歌进行，给我们共产党人带来无尽的喜悦；第三件事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则是最令人震惊、忧郁、沉痛的事件。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这是因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174]而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逆流、灾难，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葬送苏共和苏联的叛徒们也同样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的独特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5万余人的鲜血，便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有牺牲多壮志。”没有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乃至人类历史上这一重大灾难，我们便不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艰辛与壮烈，因而也反衬不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雄伟与瑰丽。当然，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5万余人的牺牲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虽同为悲剧，但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虽然从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这一点上看，不存在谁比谁好（如极“左”是否比极右好）的问题，但毕竟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5万余人的牺牲毕竟是仍要革命的问题，而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则是对革命背叛的问题。两者在这一点上无疑有着原则的区别。在今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征程中，我们无疑要继续警惕犯过去“左”的错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在纠正一种倾向的同时，也要警惕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注意右的错误思潮的发生。因此，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训，对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乃至全人类解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 必须用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苏共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什么是历史？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所读的叫着“历史”的课本或书籍，其内容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或记录或认识。至于这些记忆或记录或认识是不是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的是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需要我们认真地分析与甄别。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75]1889年10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又指出：“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做……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176]因此，要获得对扑朔迷离的现象的本质认识，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具体辨析。
1.一定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
从本质上说，由于每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士所处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根本利益有着完全不同的群体存在的社会里，对显而易见的最基础性的社会问题，常常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列宁曾引用这样一句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177]因此，在人类实现大同以前，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特别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的结论，总会有不同的陈述甚至激烈的争论，不要企求也绝不会完全一致。但是，是不是没有完全统一的定论，就永远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呢？不会的，相对论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站不住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党员学者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只能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而不能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如果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就不可能得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结论来。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读，本质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研究立场。
2.一定要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实践的前面省略了“社会”这两个字。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实践绝不是个别人、个别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在短时间内的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其主体是指亿万人民群众，其时间是指一定的历史跨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真理观。有人总是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让我们来看看实践中的事实，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大家都知道，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那时起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内，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们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还是西方的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做不到。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西方有过统计，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这些产品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这反映了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当然，这也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缺点和问题。实践在继续，认识也在继续。再经过数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我们有更加充足的信心，会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看得更加清楚。
2003年9月20日上午9点至下午2点多，在莫斯科我国驻俄罗斯使馆，笔者与俄国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整整谈了5个多小时。他说：“2001年9月11日，是赫鲁晓夫去世30周年纪念日。为了解人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和评价，一大早，我就赶到新圣母公墓赫鲁晓夫的墓地。我从早看到晚，共有46人前来祭奠，但全是赫鲁晓夫的亲属，外人没有一个。这能反映现在俄罗斯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而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有人纪念。”笔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会实践是公道的。
3.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有时候，现象彻底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部分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则彻底地掩饰本质。因此，我们要认清事物的性质，仅凭直觉和感性认识不行，必须透过现象，上升到理性思维，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马克思在论述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说：“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失败！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178]同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这样的结论：①在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中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另一种教条主义。②苏东剧变中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亦可说失败的是社会民主主义。③苏东剧变中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而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从本质说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其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是僵化、教条，但对自赫鲁晓夫开始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从形式和表面看，虽然也有不少僵化与教条的东西，但其本质已经开始并逐渐乃至最终完全改变。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曾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然而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很快地就露出了它们的原形。对戈尔巴乔夫原形的揭露，则是在更短的三五年之内。判断任何人、任何政党的实质，不要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要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的名字，而要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后期，尽管当时党的上层仍有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一批竭力反对戈尔巴乔夫集团的领导人，下层也有很多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通党员，但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此时的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此时的苏共亦非彼时的苏共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苏共垮台，亦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垮台，而是已经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亦即资产阶级政党的垮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它以这一血的教训告诉世人，对于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脱离、背离、背叛不得。这个自赫鲁晓夫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蜕化变质的“苏共”不垮，天不公、地不道。如果这样的主义、政党不及时失败、垮掉，苏联人民可能会进一步延长自己的阵痛。要深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必须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共产党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抓住问题的本质。
4.一定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表象地认识事物，若如此，则会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二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三是自赫鲁晓夫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背叛。在以上三类原因中，第三类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并且是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在分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捋清楚。
5.一定要正确认识因果关系，不要倒因为果，也不能倒果为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第一，任何结果是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原因的结果。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原因的唯心论、不可知论以及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一个重大事件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第二，原因和结果的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原因与结果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原因与结果，首先表现为它们的对立性、排斥性。比如，苏共这个执政党内部出了问题，是这个原因引起了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民族矛盾冲突、对美争霸等。我们绝不能倒果为因或倒因为果，说是由于经济没搞好等而党内出了问题。第三，原因与结果又表现为它们的统一性。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比如，事物具备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条件，就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1991年前后苏联所收获的“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剧变“风暴”，正是苏共20大播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之风并不断发展的结果。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既是苏共20大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的结果，又是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丧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原因。
6.一定要把对事物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论，上升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苏东剧变的重大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对其历史进行一番新的研究。这就需要在理论方面做许多工作。因为只有进行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的脉络：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在党内存在的问题中，理论上的问题是源头。理论上出现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低下，理论上素养低下则必然导致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综观苏共历史，列宁是坚定、清醒而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时期党的理论出现过问题，但所出的问题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到赫鲁晓夫时期，党的理论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赫鲁晓夫到勃涅日列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完成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离、背叛，所以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
前些年，笔者与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交谈，向他请教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说：“苏联解体前后，我正好在莫斯科。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笔者表示不解。他又解释说：“试想，保罗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将是什么模样？！”应该说，他讲得很有道理。
有人说苏联演变的发端，来自苏共党内的理论。那么，这是不是说，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该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呢？不是。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要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里就有三点分外值得注意：一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在旧俄基础上孕育、突变而来的。旧俄一方面遗传给苏俄一定的生产力、资金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从而规定其一定的发展并具有其特殊的性质（比如，无法跨越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赎买一些人的专长所必须实行的高额工资等）。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大的生产方式、生产体系的冲击和影响。在战争年代，人们凭着坚定的信念，进行着顽强的奋斗。在和平时期，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动与被动打交道的过程中，尽管从综合国力上苏联与美国可以比肩，但由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谓的社会精英，产生对西方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深深“爱慕”之情。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强大的物质财富即金钱的冲击。马克思说：“剌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179]恩格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180]早在1918年12月，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整个印度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181]。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1920年，列宁又指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182]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令人深思。西方强国不仅用美元收买本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且更加注重收买其他国家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回忆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183]。2003年9月20日，笔者在莫斯科与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交谈时，他说：“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钱。我的一本厚书，在英国出版，得了2000英镑稿酬；在美国出版，得了1万美元。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300万美元的稿酬。叶利钦的第一本书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万马克；在英国出版，得了10万英镑。”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美元对苏联特殊阶层的贿赂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在苏共党内的出现，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收买的结果。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84]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是靠出卖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式，而非法占有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劳动的。以上三点，可以说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苏共执政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经过理论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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