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恭懿在历法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今属陕西）人。他自幼好书，力学强记，虽身经战乱，未尝一日废学，成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元世祖十分欣赏他的学识。

    至元十六年（1279），受元世祖诏在太史院参与改革历法。他配合郭守敬制定新仪、新表（都是测量工具），通过在不同地方测量，测量出当年冬至晷影（日影）和日缠（太阳运行的度数），计算出不同地方的差距，观察大都北极的高低、昼与夜的长短，再参照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这个《辛巳历》虽有不完备的地方，但与前代的历法相比，却不逊色。这里显然有杨恭懿的功劳。

    此外，他还配合郭守敬等人，对古代历法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依实进行推算，向元世祖献上了《合朔议》。

    王恂在学术方面有什么贡献？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其父王良，深通理学以及天文律历。这种出身对王恂有较大的影响。再加上王恂资性颖悟，过目成诵，又曾师从刘秉忠。所以，在年轻时（二十八岁）就被元世祖忽必烈擢为太子赞善。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大致有两个方面：一在理学上，一在算学历法上。

    在理学上，他的造诣很深。在做元裕宗的老师时，他经常给裕宗讲解“三纲五常”的精要以及历代兴亡的原因，尤其是对近代的辽、金得失，分析精到，论著其善恶。他对心学有独到之处。有一次，裕宗问他“心之所守”，他引用许衡的话说：“人心如印板，唯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一时被传为至理名言、守心之要。

    王恂在学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他负责与郭守敬一起修撰著名的《授时历》。王恂很早的时候就以算术出名。对算术，他看得很高。有一次，裕宗问他有关算术的事，他说：“算术，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他对算术的造诣也很深。在制定《授时历》时，有关数学方面的推算，全由王恂负责进行。历法中的推算，要求细微周密，不可有任何差错。王恂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重要任务。《授时历》之所以那样完善，这与王恂在数学上的精密计算是分不开的。

    张立道的生平情况如何？

    张立道，字显卿，大名（今河北大名）人。起初，他做元世祖的宿卫。他一生主要的经历是治理云南和三使安南（今越南）。

    龙纹金钗至元四年（1267），张立道奉命出使西夏，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才能。皇子忽哥赤封为云南王，张立道为王府文学，有善政。后来又与他人出使安南。皇子忽哥赤被害，为之报仇，受到元世祖褒奖。至元八年，又出使安南，宣布建国号诏书。

    至元十年，掌大司农事。因为他熟悉云南，朝廷命他在云南巡行劝农。在任期间，引水造良田万余顷，教当地人以先进的种桑、养蚕方法，使当地人渐渐富裕起来，也引来周围一些少数民族归降。后又在云南建孔庙，立学校，择师教授当地子弟，习礼行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风俗。至元十七年，入朝力请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位。张立道被授临安（今浙江杭州）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史。在任期间，镇压了必思的反叛，二十二年，扩大两江等地税户二十五万户，增加了当地税收。又在建水路设孔庙，建学校。

    至元二十七年，安南有变故，朝廷派张立道以礼部尚书身份第三次出使安南。到安南之后，他以安抚为主策，对安南世子陈日燇晓以利害，明以大义。感动得陈日燇流下眼泪，发誓死也不敢忘记大元天子的大恩大德。

    至元二十八年到大德二年（1298）间，张立道分别在两浙、四川、陕西、云南等地任职。

    张立道一生三次出使安南，在云南做官最久，当地百姓都十分敬仰他，为他立祠以示纪念。

    陈祐、陈天祥兄弟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陈祐、陈天祥，赵州宁晋（今河北宁晋）人。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少年时发愤读书，精通经史。任官期间，以清廉、爱民、行德政闻名。至元二年（1265），在南京路治中任上，有的地方发生了蝗灾，上司急责灭蝗。陈祐已经召集起数万人的灭蝗队伍。时正值收获季节，陈祐考虑到数万人捕蝗，会伤害庄稼，严重影响收成，那样的话，百姓一年的汗水就白流了。不如收割庄稼，农民还会有所得。于是他果断下令，提前收割庄稼。有人向他建议说：“你这样违背上司意志，会犯专擅之罪的。”陈祐说：“为了救百姓的性命，犯专擅之罪我也心甘情愿。”百姓得到了实惠。陈祐先后在不同地方的任职期间，总是把维护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

    至元六年，朝廷为中书省与尚书省是否合并争论不休。当时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掌有实权，他想让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以此把中书省合并到尚书省。但是又害怕陈祐提反对意见，就私许陈祐如果他不提反对意见，就让他做尚书参知政事。等到决议的时候，陈祐坚决主张：“中书省是政治的根本，祖宗所立，不能废除。太师一职，没有必要虚设。”于是合并中书省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阿合马一怒之下，调换了他的官职。因为他为人耿正，一心为公，所以当时的不法官吏，连大权在握的阿合马也避他三分。至元十三年，陈祐刚上任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当时的官吏因为怕他而人心惶惶。陈祐说：“何必如此呢？以前是污吏，今为廉吏，我就把他当做廉吏；以前是廉吏，现在成了污吏，我就把他当做污吏。”于是他的手下谨慎小心，自我束约，各自遵法守法，依法办事。

    陈天祥，字吉甫。他和他的兄长陈祐一样，在做官期间能顺民情、遂人愿，疾恶如仇，明得失，有谋略。

    至元十三年，兴国军因为向民间回收兵器不当而导致了地方变乱。行省命陈天祥全权处理此事。陈天祥了解了实情之后，对当地百姓讲：“保卫家乡，没有武器不行。但收兵器的人过分了，以至于引起了变乱。现在让你们根据实际情况以兵器自卫，怎么样？”百姓认为这样做好。于是他上陈行省，提出：根据当时不安定的局面，应当首先取信于民，与民同甘共苦，这才是长久之计，只有这样才能军民共同靖乱防奸。他的建议得到了行省的同意。在此期间，陈天祥的所作所为，都符合百姓的愿望，所以流离他乡的人，又回来务农了，邻郡的百姓也来陈天祥所辖区居住创业，陈天祥以十家为甲，十甲设长以自卫。这样，百姓也安定了，军队实力也增强了。当时州县官吏没有俸禄，陈天祥又根据实际情况，给这些官吏定了俸禄，按月发放，官吏也不再侵扰渔利百姓了，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此期间，陈天祥的民望很高。

    至元二十一年，陈天祥被拜为监察御史。当时卢世荣执政，权倾一时，甚至随意杀人，于是臣僚震慑，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陈天祥义愤地向元世祖上疏，力陈卢世荣肮脏的发迹史，以及任职之后不知改悔，反而愈加猖狂，肆意诛罚等事，指出他上任仅一百多天，就闹得民怨沸腾。元世祖令陈天祥与卢世荣当面对质。当天，元世祖就下令将卢世荣法办，朝野称快。总之，凡是有碍天下安定的人，陈天祥决不手软。

    邓文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邓文原，字善之，又字匪石，钱塘（今浙江钱塘）人。他是元代著名学者。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天顺帝朝。

    至元二十七年（1290），邓文原任杭州路学政，后来历任崇德州（今浙江桐乡西南）教授，翰林应奉、修撰。武宗时，邓文原参与修撰《成宗实录》。仁宗时，他先后任过国子司业、江南浙西道江东道肃政廉访史等职。在江南浙西江东道任上，邓文原颇能平反昭雪冤狱，决断疑案、难案。如吴兴一个老百姓夜晚在回家的途中，被官府巡逻抓住后又设法逃脱，巡逻追上之后，将他刺倒在地。第二天家人发现此人时已奄奄一息，临死时，这个人说：“一个戴白帽子，穿青色衣服的大个儿是杀害我的凶手。”告官后，官府抓了一个可疑的人，屈打成招，投在大牢里，三年之后，邓文原查得此案，认为，现在抓起来的人个子不高，习惯左手（死者伤在右肋）不应该是杀人犯。于是重新审理此案，最终抓住了真正的凶手，释放了被冤系三年的无辜者。因为他常常能准确地断案，当地百姓中流传着他种种神奇的故事，诸如冤狱得以平反，冤情得以昭雪，感动了上苍，使久旱不雨的徽州，喜降甘霖之类。此外，在此期间，他还努力减免百姓赋税，削除榷茶转运司的权力等事宜。

    英宗时，邓文原被拜为集贤直学士。任上提出一些改革弊政的便民主张，诸如平反冤案，在灾区设仓救济百姓、罢除榷茶转运使等。

    邓文原对自己很严格，对他人却能行之以恕道。他为人正直，虽然家贫，但任官廉洁。后来官越升越大，但正直廉洁的秉性却丝毫没有改变。

    齐履谦在学术方面有哪些主要贡献？

    齐履谦，字伯恒，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他的父亲是当时的数学家，这种家庭出身，对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影响很大。他自幼勤苦好学，博览群书，自经史、天文、地理至阴阳、医学、卜筮、医药等书均曾研习，且多有心得成果，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他在学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齐履谦在经学上取得了成就。据载：他在十三岁时即师从名儒，专研圣贤之学。从此以格物穷理为终生事业，深研理学，著作颇丰，如《大学四传小注》、《中庸章句续解》、《论语言仁通旨》、《书传详说》、《易系辞旨略》、《易本说》、《春秋诸国统纪》等。此外，他还根据邵雍《经世书》写了《经世书人式》和《经世书外篇微旨》。

    其次，齐履谦在历法学上也取得了成就。据载：他在十一岁时，他父亲就教给他推步星历，他对此也颇有兴趣，钻研得很透。后来朝廷立太史局，修订新历，他补为星历生，后来又做历官，使得他对天文历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著作有《二至晷景考》、《经串演撰八法》。前者是他根据自己长期观察对《授时历》所做的推考；后者是他对《授时历》的经、串法的详细解释，这些都是对《授时历》的补充。

    崔斌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

    崔斌，字仲文，马邑（今山西朔州东北）人。他性格警谨敏感，多有智慧，喜好读书，深悉为官之道与古今兴亡之理，身躯伟岸，善于骑射，深得忽必烈赏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在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十五年（1278）之间。

    元世祖锐意图治，需得力的丞相。有一次元世祖临幸上都，召见崔斌，元世祖在与他散步时，问他当时最紧迫的事情是什么。崔斌说：“时下最紧迫的事是任命贤人做丞相。”元世祖又问：“谁可担此大任？”他回答：“安童与史天泽可担此大任。”元世祖默然良久，崔斌又说：“陛下是不是认为我见识浅陋，所举荐的人有失于公意而拿不定主意呢？如果是这样，正好现在您身边的人都在，问一下大家即可决定。”元世祖答应了他，让他问一下周围的人。崔斌于是大声说：“皇上有旨，问大家：安童做丞相，行不行？”话音未落，大家兴奋地高呼万岁。于是，元世祖就决定让安童和史天泽做丞相。元世祖十分亲近崔斌，常常向他咨询国事，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在任地方官期间，他以勿滥杀、便民为首要方略。至元四年（1268），崔斌出守东平（今山东东平）。有一个士兵随意摔死百姓婴儿，崔斌知道后，处罚了主将，将这一士兵关在大牢里。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扰民、害民之事。在此期间，他还减免了百姓的赋税。

    在襄樊（今湖北襄樊）、潭州（今湖南长沙）战役中，崔斌许多合理化的建议都被采纳。特别是在潭州之战中，在主将阿里海牙受伤的情况下，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身先士卒，拿着盾牌，首先登上潭州城，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庆功宴上，阿里海牙端着酒杯向他祝贺：“攻下潭州，就是仰仗你的功劳和力量！”崔斌乘机向阿里海牙建议说：“乘现在敌人惊魂未定，我们不应当再战，而应晓以利害，招降宋将。”阿里海牙同意了他的建议，宋将果然纷纷献城投降。元朝将领心怒宋将不早投降而做持久的抵抗，多想屠城。崔斌告诉他们兴师灭宋不在杀人，而在得天下的大道理。元朝将领怒气未消，以为百姓可以不杀，但宋军必须杀。崔斌告诉他们：“宋军的将帅是为他们主子打仗的，杀降敌绝没有什么好处。”这才平息元朝将领心中的怒气。皇帝知道了这些事之后，非常高兴，提拔他为资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潭州城的军民非常感激他，为他立了生祠，以示其救无数生灵的再造大功。

    至元十五年，他受到忽必烈召见。忽必烈问他江南各省的情况，崔斌回答元世祖说：“安定天下的根本在于恰当地用人，现在许多地方用人不当。并列举了权奸阿合马种种不轨之事。”元世祖立即派人调查，处理了阿合马一批不法死党。全部罢免了害民扰民的转运司，此举大快人心，天下无不欢欣鼓舞。当时江淮行省没有合适的人选，朝廷于是任崔斌为江淮行省左丞，到任后，他把以前的所有害国殃民的做法，全部废除，并向元世祖做了汇报。阿合马对他怀恨在心，又怕他今后对自己不利，就设法搜罗虚构了有关崔斌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作为罪状，又设法不让崔斌面见元世祖，就这样害死了崔斌，死时年仅五十六岁。崔斌死后，普天下的人都为他鸣不平。

    崔彧在政治上有哪些作为？

    崔彧，字文卿，弘州（今河北阳原）人，他才气过人，刚直敢言，元世祖非常器重他。崔彧在政治上的作为，主要是弹劾贪官，指斥时弊。

    至元十六年（1279），崔彧奉诏到江南，为朝廷访求艺术之人。次年返回京城，首言使臣扰乱百姓，请求元世祖治罪其人。至元十九年，被授集贤侍读读士，上疏追治阿合马余党，认为，凡是阿合马余党，都应当追治，即使是守门仆隶，也不应放过。即使郝祯（阿合马死党）已死，也应剖棺戮尸，以彻底肃清阿合马的恶劣影响，端正朝风。至元二十年，又以刑部尚书的身份上疏元世祖“时政十八事”，切中要害，指斥时弊，主张革旧立新，整顿朝风。元世祖看了之后，当即命令能立即执行的立即执行，不能立即执行的，商议之后再执行。

    凡是崔彧上奏，元世祖都十分重视，绝大多数都令有关部门执行。他上疏，秉直而言，不隐私情，有时连元世祖的面子也不给。元世祖一心想讨伐日本，他却认为时机未成，元世祖对他说：“你的上疏，就好比射箭一样，挽弓时是很可观的，但射出去却未必能中靶的。”尽管如此，元世祖仍常常“可其奏”。至元二十一年，上疏言卢世荣不能当丞相，触怒了元世祖，但也只是被罢了官。

    至元二十三年，崔彧又被重用，做了中书省右丞相。上任不久，即奏桑哥诸事，指出桑哥及其党羽专以欺瞒皇帝，鱼肉百姓为事，认为凡桑哥弊政，应全部清除。在之后的一系列奏折中，清除桑哥余党弊政仍是其重要主题之一。这之后崔彧的上疏似乎比以前更直。有一次，他向元世祖上疏说：“桑哥事败之后，皇帝的使臣有的不拿有玺印的书信，只是口传圣旨，擅自释放有罪之人，擅自没收人家财产，有关的部门难以知其真假。”元世祖说：“谁敢如此？”崔彧回答说：“咬剌也奴、伯颜察儿都做过口传圣旨，恣意释放罪人的事。”崔彧所言句句是实，绝无虚辞，更无诬辞。所以，后来中书省上奏，请崔彧任中书右丞之职，元世祖说：“崔彧说话从来有什么说什么，没有隐瞒，做负进言之责的官再恰当不过。”作为天子的耳目，崔彧是再称职不过了。

    古代人物图成宗即位，他仍进言不断。崔彧在御史台任职的时间很长，性格又刚正不阿，所以得罪不少人。大德元年（1297），朝中有弹劾崔彧的人，成宗怒其妄言，打了这个人几十大板，并将其逐出朝廷。由此可见元成宗对崔彧的信任。

    张珪的生平情况如何？

    张珪，字公端，易州定兴（今河北守兴）人，他是张弘范的儿子。一方面，张珪家族三代人为蒙古灭金、灭宋，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张珪从小受业名师，所以在他十七岁时就以管军万户的身份镇守建康（今南京）。有一次奉命征讨地方武装，一个士兵擅杀民家猪并伤其主人，张珪立斩此兵卒，以严明军纪，很快平息了这些地方的叛乱。因为他的文韬武略，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拜他为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院副使。之后，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五帝，皆有政绩。

    大德年间，张珪在任上调查民间疾苦，济救贫弱百姓，罢黜贪官污吏。在任浙西肃政廉访史期间，弹劾罢免郡长吏以下三十多人，其他官府小吏数百人，获脏物以亿计，浙西政风为之一变。

    仁宗对张珪非常信任，还在做太子时，仁宗就说：“一定要任命一个真正的尚书中丞的话，非张珪莫属。”延祐二年（1315），仁宗任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皇太后想让铁木迭儿为太师，别薛为参知行省政事。张珪进言：“铁木迭儿没有文化，任太师一职不称职；别薛没有功劳，没有资格任参知行省政事。”皇太后非常生气，杖责张珪，几乎毙命。

    英宗即位，张珪又得重用。有一次，丞相拜往问张珪：“做丞相应当以什么为重？”张珪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正国君之心，不给邪臣机会；最急迫的是广开言路，兼听则明。”有一次，朝廷讨论弭灾之法，张珪直言：“要想消灾免祸，首先应当搞清楚灾祸由什么引起。汉朝时，冤杀东海孝妇，当地三年没有下雨。铁木迭儿利用国家赋予的丞楣之权报私怨，冤杀萧拜位、杨朵儿只、贺伯颜，这难道不是导致天灾的根源吗？人死不可复生，但给死者正身份，平反昭雪是可以的，朝廷应该给这些人平反昭雪，以示天下正义。”

    泰定元年（1324）六月，张珪与人上疏泰定帝，认为当时“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这些政治上的失策，导致民怨神怒，伤了天地和气，建议朝廷要想消灾免祸，必须从这些地方做起。可惜这些合理的建议没有被泰定帝采纳。泰定二年夏，张珪因年老体病回到了老家。三年春，泰定帝一定要见张珪，专派使者召张珪回朝。泰定帝见到张珪之后，问道：“你来的时候，民间的情况怎么样呢？”张珪回答说：“我年龄大了，到我家看望我的人也不多，太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就我家乡的情况而言，老百姓饿得很厉害，朝廷虽有赈济，但一半多的人没有得到救济，陛下一定要可怜他们呀！”

    张珪向几个皇帝的进谏，都是切中当时天下的弊端，不管采纳与否，张珪都直言不讳，敢忤权要，唯以天下为虑，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几经挫折，矢志不移，痴心不改。

    姚燧有什么才名？

    姚燧，字端甫，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元代著名学者姚枢是他的伯父。他是元代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拜当时与他伯父齐名的学者许衡为师，穷理致知，躬行实践，成为有元一代的名儒。

    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一心学古，文章风格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大有西汉人的作风。在他的冲击下，宋末遗弊为之一变。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在亲人去世之后，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因此，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当时的名臣世勋，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几乎都出自他手。据说，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如有德行，他就答应下来，但决无溢美之辞；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再摆上一桌酒菜，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文可立得。名声不好的人，势再高，家再富，只字片纸难得。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頫、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所以，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刘正，字清卿，清州（今河北清县）人。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在政治上多有作为。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朝廷撤销转运司，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核实转运司账目。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就将其逮捕，后经核实，不是这四个人所欠。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为了追回国有财产，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检验笔体，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但辛德柔已很富有，与权贵往来密切，谁也不敢招惹他。刘正毫无畏惧，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追回了欠银，罚惩了贪官，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刘正因此而出了名。

    阿合马当权时，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崔斌有仇，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命刘正参与调查。刘正经过调查，认为这两个人无罪。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后来，阿合马倒台，有人告刘正是阿党。元世祖问刘正，“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怎么能没有罪呢？”刘正说：“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后来，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右丞相说：“皇上曾经说过，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于是刘正得以免罪。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正因如此，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侍御史等要职。

    成宗时，刘正也官居要职。大德元年（1297），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在任期间，反对用兵缅（今缅甸）。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诸多弊政，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经向朝廷汇报，彻底革除了这一弊政，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也方便了地方。

    仁宗期间，他曾向仁宗上疏建议做八件事情，都有助于定国安民。仁宗初年的政治改革，刘正出了不少的力。

    张思明是什么人？

    张思明，字士瞻，辉州（今河南辉县）人。他颖悟过人，喜读书，一生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文宗六朝。为官期间，以守朝法、恤百姓为务，居官清廉。

    左丞相阿合马倒台之后，元世祖命有司追究其奸事，尚书省责其余党，将其赃物记录在案。张思明为元世祖读这些案牍，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元世祖没有丝毫疲倦之意，说：“读案牍的那个人吐音清晰，标准好听，真像侍仪舍人（礼仪生）。”然后又说：“这是个可以重用的人。”第二天，元世祖就将他提拔为大都路治中。对于皇上的赏识，张思明并未忘乎所以，而是以“超迁踰等”（提拔越了等级）为由，力辞，后来改任湖广行省都事。这是张思明走上政治生涯迈出的第一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德操。

    成宗期间，张思明继续受到重用。朝廷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但官吏们以为海道运粮太危险，都不愿意去。张思明进言应当把这一官职的等级再往高升一等，于是人们都愿意去了。后来，这种做法就成了朝廷的一项规定。有一年，两浙地区发生大饥荒，张思明是第一个赞扬开仓救民的人。

    仁宗皇庆元年（1312），继武宗时任两浙盐运使后，他又一次被任命这一职务。这一年，盐税有了赢余，他的部下请求增加以后的盐税。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张思明却不这样。他说：“盐税有时收得多，有时收得少，不好确定。一旦增加盐税，那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坑害了当世和后世的人。”可见，他做官以民为重，而不以追求政绩为重。皇庆三年，被拜为参知政事。仁宗即位不久，想任自己宠爱的一个臣子为五品官，命令中书下任命书。张思明坚决不下这个任命书，仁宗非常生气，张思明回答仁宗说：“选择官吏的法则，是与普天下人有关的大事。我要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件事，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宁愿违背您的旨意，也不愿破坏祖宗成法，让天下的人都看到您举措失当。”仁宗认可张思明的话，但事先已答应了人，不好反悔，就说：“只此一次，再不为例，好吗？”张思明无奈从命。就这样，仁宗的近臣因张思明执法严正，得不到好处，就屡进谗言，终于把张思明调出中书，为工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仁宗问左右亲近的人：“张思明在工部如何？”左右的人回答说：“勤政如初。”仁宗很高兴。后来，左丞相哈散想辞职，而且决心很大，仁宗实在不愿他辞职，就问哈散：“是我没给你权力吗？”回答说：“不是。”“是我身边的人麻烦你了吗？”回答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辞呢？”哈散说：“我自己觉得才能不能胜任这一重职，怕误您大事。您一定留我，必须有一人做我的助手”。仁宗问：“你说的是谁，我答应你就是。”“臣愿让张思明做助手”。当天，张思明就第二次被拜为中书参知政事。没多久，张思明又被任命为左丞。

    文宗天历元年（1328）张思明又被起用。陕西大旱，朝廷命江浙盐司赈灾。但当年的税收，已交付京师，要赈灾，应当向中书省说明。张思明说：“救饥如救火，往来中书得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样会饿死多少人？就把明年的盐税照数付与陕西，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事后朝廷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王约任官期间实施了哪些有益百姓的举措？

    王约，字彦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官期间，多有政绩。

    元世祖至元年间，他因政绩屡屡升迁。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约被拜为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王约向元世祖建议陇西地僻而远，应立陕西行台，以便管理那里的事务。河间（今河北河间）发生了饥荒，王约全力赈救饥民，因为举措得当，赈济有方，饥死的人很少。使当地百姓度过了一场大难。

    成宗即位后，王约上疏成宗，在陈述的二十二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之中，便民之事颇多，诸如放差税、开猎禁、赈穷独、停冗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等，都是当时百姓之急。成宗都令有司实行，他也进一步得到了成宗的重用。后奉诏赈救京畿东道饥民，因措施有力及时，开仓救饥，救了五十多万人的性命。事毕，他又根据调查研究，把当地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情向成宗上疏陈述，又请继续开仓救民，中书省照他的建议做了，百姓得以渐渐恢复生业。

    不久，成宗又诏王约同宗正、御史处理疑难案件。在这次处理中，七十二人被处死，无罪释放的有八十六人，平反了冤狱，嫁良家人娼女子十人，杖责流放八十人。又向皇上建议，凡因斗殴致人死命的减死一等，后来这成了一条刑法。后又恰当地处理了其他一些疑难案子，因此，王约被朝廷任命为刑部尚书。

    朝廷有人建议从福建选调六个童男、女绣工到京师。王约说：“福建距离京师六七千里，这样做会弄得人家骨肉分离，再加上有司从中弄巧扰民，这不是一件好事呀！”古代风景画鉴赏仁宗深以为然，再三称赞不绝。这期间，仁宗还是太子，王约任太子副詹事。王约对仁宗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主张，深得仁宗赞赏。

    仁宗期间，王约也提出了不少便民主张，做了不少便民的事情。至大年间，仁宗下诏更铜钱银钞法，命天下交至大钞为税，王约考虑到河南岁用数目庞大，只收至大钞，届时定交不上去，所以命令河南诸州：至大、至元钞各收一半。他手下的人说，这样会违背朝廷成命。王约说：“我也知道，但年终税交不上去，这也不是小责任呀！”后来王约的这种做法被普遍仿效。这虽然是为完成朝廷之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方便了天下百姓。英宗、泰定帝、文宗时期王约也有一些便民政绩。杨朵儿只为什么能得到仁宗的器重？

    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今宁夏银川）人。仁宗在藩邸时，就十分看重他，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都托附与他办。仁宗有一次在武宗面前评价他说：“此人诚可任大事，然刚直寡合。”

    仁宗即位之后，想将在武宗回京即位前谋篡之臣全部法办诛杀。杨朵儿只说：“为政而喜好杀人，不是一个帝王应有的做法。”提醒了仁宗，后来仁宗下令，只将为首几个杀掉了，天下人称善。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评价天下人才，李孟认为杨朵儿只在才、德方面都是天下第一。仁宗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仁宗任命杨朵儿只为礼部尚书。

    有一次，一个大臣向仁宗进言说，仁宗身边的亲信接受了他人的贿赂。仁宗认为这个大臣说了不应当说的话，很生气，想杀掉他。时任御史中丞的张珪叩头而谏，仁宗都不听，杨朵儿只向仁宗说：“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杀人，不合国家的法律；不听谏臣的进言，不应该，当今世上没有直言谏臣，已经很长时间了。张珪是个真正的中丞。”仁宗转怒为喜，采纳了张珪的话，任命杨朵儿只为侍御史。即使在平时，杨朵儿只在仁宗面前也不苟言笑，一脸正色。有犯国法的人，不管是谁，即便是皇帝身边的贵幸，也决不有一丝纵容，所以，说他坏话的人很多，但仁宗对杨朵儿只了解很深，所以谗言也没有丝毫作用。后来仁宗任命他为资德大夫，御史中丞。朝中的一个官员与百姓争地，杨朵儿只认为此人有失大体，将其弹劾并罢免其职。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朝中当权的大臣想隐瞒其种种不法行为，也不想让人来处理他。杨朵儿只弹劾了斡来，斡来羞愧而死。

    有一次，御史纳磷言事忤怒仁宗，杨朵儿只一天上了八九个奏折，想救下纳磷，说：“不是因为我喜欢纳磷这个人，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您担当杀御史的名声。”仁宗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杀他了，让他去昌平吧。”杨朵儿只说：“让他去昌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因为言事而降职，我担心后来的人，会引以为戒，不再说话了。”仁宗不听。过了几天，仁宗读《贞观政要》，杨朵儿只正在跟前，仁宗感慨地说：“魏征，真是古代少有的好大臣，我怎么能用上这样的人呢？”杨朵儿只说：“那是因为唐太宗给了他机会，如太宗不给他机会，魏征想做直臣，他也不会有可能。”仁宗听了之后，笑着说：“你还是惦记纳磷的事吧？我就赦免了他，以成就你直谏的名声。”就这样，仁宗采纳了杨朵儿只的建议。后来，朝廷给了他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的荣誉，作为对他直言的回报。

    当时位居一品大员的朝官，有许多向仁宗请求王爵，赠封先世。有人就对杨朵儿只说：“你现在正受皇上重用，如果也向皇上提出类似请求，皇上肯定会答应的。”杨朵儿只说：“我出身寒微，幸亏遇见皇上看得起，提拔我在朝中任职，我内心就怕不能称职，我哪里还敢有其他的奢望呢？况且，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又怎么能不让别人也那样做呢？”杨朵儿只不仅敢言直谏，主持正义，而且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身行正义，所以，才受到朝廷内外的尊重。

    元明善有哪些逸事传世？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今河北清河）人。他天生颖悟，有过目不忘之能，通于经书，尤精《春秋》，二十岁时，就因文章出了名。

    元明善与当时另外一个名人虞集是好朋友，二人俱以文章学问出名，难分高下，时有争论。元明善评虞集说：“虞集研究经书，只是朱熹的经学，至于自汉以来那些儒家所用心研究的东西，研究得就不那么多了。”虞集也评价元明善说：“写文章如果一定要像元明善所说的‘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才可以的话，将自己所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就不是性情中至善的东西了。”开始时，二人关系很好，到了京城之后，就谁也不肯服谁了。

    董士选与他们俩是好朋友。董士选要到江浙任职，元明善、虞集二人为他送别，到了城门外，士选说：“伯生（虞集字）有公务在身，就请先回吧，复初（元明善字）应当再送我一程。”虞集就回去了，元明善又送了二十多里。二人到了一个旅馆里，士选将预先准备好的凉菜拿出来，二人同用。士选举起酒杯对元明善说：“我因是功臣的后代，得以在朝中为官，无补于国，一心想为朝廷物色几位贤人，以便为朝廷、为国家所用。像你与伯生，日后一定前途无量，但我担心你们二人被他人离间成怨。你是中原人，在仕途上一定会大权在握，伯生是南人，将来会被你压抑、打击，这是令人痛心的事。现在你就将这杯酒喝了，答应我不要这样做。”元明善被这种真情打动，接过酒杯，跪着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说：“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办。以前的事情再也不提了。现在我与虞集之间的恩怨已经解了。就请你再赐我一杯酒，我终身不忘你今天说的话。”董士选就又敬了元明善一杯酒，于是二人就此分别。元明善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虞集当面化解二人间的不和，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吴全节与元明善是好朋友。有一次，吴向元明善求文一篇。文章写好后，元明善对吴说：“伯生看见我的文章，一定会做出批评的。我很想知道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你把伯生请来，让他评论一下。”虞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说道：“您如能听我的话，去掉百余字，这就是一篇好文章。”元明善就把笔拿给虞集，让虞集改，虞集删了一百二十几个字，文章果然比刚写时好多了。元明善很高兴，于是二人欢好如初。

    虞集为什么能够声名远播？

    虞集，字伯生，崇仁（今江西崇仁）人。他是宋故丞相虞允文五世孙，世代有文名，可谓出身名门而又承家学、道德、文章臻于一流。他一生虽在朝做官，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唯恐道德不合，文章不妙，学问不纯。

    虞集一生以孝友闻名天下。他家望很盛，在南宋灭亡后，陪双亲四处流亡侨居，在流亡中，虞集奉侍双亲，有如在家居的时候一样周备，经常陪伴在父母亲的左右，从不违背父母的旨意。他的弟弟早死，虞集就承担起抚养他弟弟遗孤的责任，看做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他的哥哥在公事中亏下公款数千缗，他也没有怨言，尽力替哥哥补齐。真正做到了为子孝，为弟恭，为兄悌，躬行儒学教义。对于隐居于山林之中的有真学问的人，他必折节下之；鼓励后学，即使是年龄小或出身贫寒者，他也认为都在自己之上。他一生在朝中做官，却从来不阿附权门，以求仕达；在中书省议事时，正言谠论，多为众臣认可，他经常用三言两语，就能把众人的疑惑解释清楚。但他从不自以为有德。即使救治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也不会认为对人有恩。所以，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们都十分尊敬他，比如张珪、赵世延这样的名臣对他尤其礼敬。凡有什么疑惑，一定会亲自到虞集门下咨询、求教。所以，他的名声在当时特别大。人们都以结识这样一个彬彬儒者为荣。

    他在朝做官，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归老退居之后，家中人口也多。慕名的人络绎不绝，结伴而至，有的人出于尊敬甚至争着给他送房子地产。但他从来不苟且为人作文，以迎合世俗。有一个人，资产为一方之首，在本地有权有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托人请求虞集为他父亲写一篇墓志铭，以重金中统钞五百锭为见面礼，虞集不为所动，使求文者惭愧感叹而去。求教者送来的礼物，他都慷慨地用在了来访的宾客身上，从不因为家境不富裕而有所吝惜。所以，人们愈加尊重他。

    虞集评价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度量见识，如果他认为一个人的度量不大，见识不远，决不会去沽名钓誉，与世俗混而为一。他评价文章，一丝不苟，一定要做到精而益精，善而又善方才罢休，凡文意有违反经书的，文辞再美，也不会夸奖一句。他的这种评人品文的做法，即使招致他人诽谤甚或忤怒权贵，也不改变。他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很准确的。比如他评价元明善的文章，元明善就很欣赏。御史中丞马祖常很欣赏一个人，但虞集认为这个人虽小有才华，但度量、见识不足，认为这个人不会有好结果。马祖常几次想让虞集在推荐书上签名，虞集不签，惹得马祖常很不高兴。后来，这个人果然事败身死，到这时，人们才叹服虞集有先见之明，都认为他有知人之能。

    虞集学识非常广博，而尤其好探究其本源，寻根问底。在研精探微中，凡心领神会，意有独造，往往寓之于文。因此文章之妙，天下少有能比得上他的。他平生写了一万余篇文章，流传下来的仅仅十分之二三，这是十分可惜的。

    揭傒斯在修定礼、乐、史籍方面有什么贡献？

    揭傒（Xī）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年少时，他读书特别刻苦，昼夜不息，文章名声早布。后入仕为官，朝廷大典册，国家对功、德显著之人的表彰铭文，都离不开他。即使外国人，也都羡慕他的名声，都以能得到他的文章为荣。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修定礼、乐、史籍上。

    揭傒斯参与了《经世大典》的修定。其中的《宪典》即是他亲手所为，书成之后，文宗非常满意，夸赞不绝，以为与《唐律》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元统年间（1333～1334），奉旨祠北岳、济渎、南镇。不久，授予他同知经筵士等官，当时经筵都是兼职，而无专官，所以经书的微辞奥意，必经揭傒斯确定而后进呈皇上，皇上多有奖赐。

    古代风景画鉴赏揭傒斯在仁宗延祐初即被授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被李孟认为是真正修史的人。他撰写的史书有《功臣列传》、《明宗神御殿碑》、《太平政要策》，后朝廷修辽、金、宋“三史”，揭傒斯为总裁官。有一次，丞相问他：“修史以何为本？”他说：“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能用，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的人，不能用。因此，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先。”他曾与下属的修史者说：“想求作史的法则，必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这样，怎么能表达出惩罚与鼓励呢？”自从任宋、辽、金“三史”总裁官，揭傒斯俨然以笔削自任，凡是政治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公心为准而后定其是非，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一定要反复辩论，一定求其恰当而后罢。因用人得当，思想明确，用了四年的时间，就修成了《辽史》，后在修宋、金二史时，积劳成疾而卒。

    欧阳玄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

    欧阳玄，字原功，与欧阳修同宗，后迁到浏阳（今湖南浏阳），欧阳玄就出生在浏阳。他是仁宗延祐二年（1315）进士。一生历仕仁宗、泰定帝、文宗、惠宗等朝。

    欧阳玄在年幼的时候，他母亲就教他背诵《孝经》、《论语》以及小学诸书。后从师学，每天都能背诵数千字的文章。十岁那年，有一个头戴黄冠的先生见到欧阳玄之后，对他的老师说：“这个孩子神气凝远，目光逼人，日后一定是以文章冠绝当世，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本来就文思敏捷如泉涌，后又师从南宋遗老中长于为文之人专学作文，这样，天赋、名师再加上勤奋，就铸就了欧阳玄的学力、才力、胆力、识力。诸子百家，无不精通，尤其留心伊、洛诸儒的源委，对此深有心得神契。

    仁宗延祐元年，朝廷开科取士，欧阳玄以《尚书》得中，次年赐进士出身。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仕途生涯。在任地方县尹期间，某县疑狱多，积久难决。欧阳玄上任之后，审察其情，都恰当地做出判决。豪强为霸一方，欺压百姓，虐待驱奴，他力抑豪强，解放驱奴，使之成为良民。当地百姓非常拥护他，教化大行。在任某县尹时，辖内的少数民族之间总是有争端。他刚上任一个月，就有两个部落兵刃相见，县衙僚属相顾失色，不知怎么办。欧阳玄了解了大概情况之后，立即单骑而往。到了两个部落交兵之地，只见横尸遍地，杀声震天，殴斗正酣。有一个首领认识欧阳玄，看到欧阳玄之后，就立即下令停战。然后放下武器，排好队列，揖拜而言：“我们不是不怕朝廷之法，只是因为我们曾经有冤枉向前县尹诉讼，前县尹不仅不给我们申冤，反而加重了我们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我们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才出此下策，铤而走险的。没想到我们清廉的父母官亲自来解决我们的事情。”言辞理直而恳切。欧阳玄告诉他们务必先各自停战，不要再有无辜死伤。又把朝廷的法律向他们讲了一遍。然后回去重新审理其冤情，于是这些少数民族就再也不闹事了。因政绩卓著，后被朝廷征召，做国子博士、国子监丞。

    泰定帝时，欧阳玄被授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当时政局不稳，时有战事。欧阳玄每天在内廷参加议论决断重要事务。远近调发的诏书檄文都出自他手。文宗即位后，郊庙祭祀、册封皇后、设立太子、赦免的诏书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后来又向朝廷上疏建议时下急务的数十件大事，很多都被施行。由于欧阳玄出色的政绩，文宗亲自签署任命他为艺文少监，奉诏撰修《经世大典》，后又升为太监、检校书籍事。

    惠宗时，奉诏修撰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在任期间，尽心尽力，制定发凡、范例规则，使修史官有所依凭。史官中有议论不公的，他也不以口舌争胜，等到史官把书稿呈上，然后更定，使其自正。史书中的论、赞、表、奏，都出自他的手笔。

    总之，欧阳玄一生为官四十多年，三任成钧，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备受尊宠。在修撰四朝实录、《经世大典》、宋、金、辽三史这些大规模的修书活动中，都担任主角。他屡次任衡文之官，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自他手。人们以得其文为荣。即使得到流传民间的片言只字，都当做宝贝看待。

    吕思诚一生有哪些业绩见于记载？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今山西平定）人。他是泰定帝元年（1320）进士。一生仕历多朝，尽管仕途坎坷，但政绩卓著。

    在景州蓓县尹（今河北景县）任上，他根据当地实情均徭役，兴学校，劝农桑，小县大治。不少多年流徙他乡者，闻风而归。他将县民记录在册，凡不孝悌，不事产业的，都要受罚。县吏行下乡办事，饮食有定规，超过定规，自行付酬。凡大户、富户而隐藏在职田户以修税役的，他都清查出来，令其纳应当纳的徭役。天历年间有战事，需要的钱多，得向富人借贷，以备军用。事后，都照数偿还。他还善扶危济困，脱人于厄，取缔耗民、害民的当地淫祠。有一年天旱，一个道士手持一条青蛇号称卢师谷小青，是一条龙。只要人们祈祷，天就会下雨，在乡间欺惑百姓。吕思诚知道后，立即将这条青蛇杀掉，驱逐了道士，结果天降甘霖，解除旱情，赢得一个好年景。因政绩出众，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在任广西廉访司事期间，有一次他巡行郡县，听说土官恃势鱼肉百姓。在去该地的路上，土官怕奸事暴露，事先让他的儿子在道上迎接吕思诚，以讨好他。吕思诚知情后，立即下令把土官的儿子逮捕，通过审讯，将这土官干的害民之事全部查清，然后重加责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又移任浙西。当时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省臣有仇，唆使吕思诚弹劾此人。吕思诚说：“我是天子的耳目，不是台臣鹰犬。”不久，他听说行省平章左吉贪赃枉法，浙江的百姓都很仇恨他，吕思诚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地向朝廷陈奏，使左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吕思诚才能出众，办事能力强，但他为人刚直，只知维持朝廷公正，不为权势所屈。因此，嫉恨他的人很多。以致后来屡废屡用，屡升屡降，但终因他廉洁能干名声大，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因此尽管仕途曲折，他的好名声是越来越大，别人也难以奈何他。

    吕思诚反对更钞法，在朝廷与当时力主更钞的吏部尚书偰哲笃有一场争论。吕思诚认为更钞不利于国家。偰哲笃认为，至元钞多伪，所以要更换。吕思诚认为：“至元钞本身不伪，是人在作伪。新钞也一样，新钞刚发行，伪钞一定会更多。祖宗的成宪，不能轻易改动。”偰哲笃说：“祖宗有弊端，也应该改动。”吕思诚反驳说：“你们主张更钞，这是与世祖争高下。世祖以来，诸帝都谥为‘孝’，现在要改变他遗留下来的规矩，这能说‘孝’吗？”偰哲笃说：“两种钞同时通行，如何？”吕思诚说：“两种钞同时通行，麻烦得很。你们不了解实际情况，仅凭道听途说，就更改钞法，那怎么行呢？”偰哲笃生气地说：“我们的主张不行，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吕思诚说：“我有三字法，那就是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脱脱见吕思诚直言，一时也决定不下来。御史大夫也说：“吕祭酒（吕思诚时任祭酒）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不应当在朝堂上大声争吵以致脸色都变了。”于是，有人弹劾他狂妄。吕思诚不久就任湖广左丞，到武昌做官去了。在任期间，仍有政绩记载于史册。

    吕思诚气宇沉凝，素有劲拔的名声。他一生三任祭酒，在职期间，遵循许衡之法，教化培养诸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天下名士。

    卢世荣为什么被写入《奸臣传》？

    卢世荣，大名（今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时期，卢世荣向阿合马行贿，被任命为江西茶榷运使，后来被罢黜。阿合马死后，朝廷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财、利”二字的。而此时，元世祖忽必烈生财兴利之心却颇重，他希望有人能够想办法富国富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给元世祖推荐卢世荣，说卢世荣有才能，有办法，可以整治钞法、增加课税，上可富国，下不损民。元世祖立刻召见了卢世荣，奏对称旨，世祖非常高兴，又让中书省官与卢世荣当廷对辩，结果卢世荣辩胜后，就被元世祖破格重用，一下子就做了中书右丞。

    卢世荣骤被显用之后，主持元朝财政大事，立刻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改革，诸如整治钞法、盐法，调整课税，提出实行官营酿酒，制造铁器，铸钱等措施。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上疏元世祖说：卢世荣不可为丞相。元世祖大怒，罢免了崔彧。元世祖非常支持卢世荣。有一次，卢世荣对元世祖说：“我做的事情，反对的人很多，抱怨的人也很多，我想以后一定还会有不少说我坏话的人，我心里很害怕，所以事先向陛下汇报。”忽必烈对他说：“你给我提的建议全对，要想不让他人说三道四，也不可能。但是，你不要防备我，你自己的饮食起居要多加小心。患了足疾的狗，狐狸不喜爱，但主人怎么能不爱呢？你现在推行了一系列做法，我自然是喜爱你的，但那些奸伪之人就不爱你了。你现在的官职已定，今后出行不要只带一两个卫兵，同时，也应当小心看护你的家门。”元世祖还亲自命令丞相给卢世荣增加护卫随从。而卢世荣借此更加肆无忌惮，连丞相也不放在眼里。朝中有一个人稍与他不合，他即上奏元世祖，将其杀掉，从此以后，朝中凛凛，人们敢怒不敢言。

    但就有不怕死的人，卢世荣主持中书刚几个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就冒死向元世祖上疏弹劾卢世荣。大意是说：在卢世荣主持国家财政几个月以来，苛刻诛求，不仅没给朝廷广开财源，反而给朝廷招来许多怨恨，现在天下百姓比以前困难了许多，国库也空虚了。考查他当初的许诺与现在的结果，没有一件事情能相符的；刚开始时，他许诺说能整顿钞法，现在弊端比以前还要多；刚开始时，他许诺能使物价下跌，而今物价反而高了起来；刚开始时，他许诺可增加三百万锭财富而不盘剥百姓，现在他强迫有司，只是虚报数字而已；刚开始时，他许诺要让百姓快乐，但他现在所做的几件事情，无非扰民而已。这种情况如果不早制止，等到恶果自行暴露再行纠正，那就好像虫子虽然灭了，但树也死掉了。”元世祖看了奏折之后，一下子醒悟了许多，立刻组织相关人当廷对质。大家一致认为陈天祥所言是实，立刻停止卢世荣的做法是十分明智的。于是卢世荣上任几个月来所行之事该停则停，该改则改。卢世荣也被关进大狱。

    有一天，元世祖问一个人：“你对卢世荣怎么看？”这个人回答说：“人们都说，卢世荣的罪状已经一条一条的很清楚了，还每天养着他，白白浪费粮食。”元世祖立刻下令将其杀掉喂鸟、喂獭。卢世荣以骗术居高位，最后落得悲惨下场，所以他应归入《奸臣传》。

    桑哥对当时政治造成了什么不良影响？

    桑哥为人狡黠豪横，因喜言财利之事，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后来元世祖认为他理财有方就重用了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先任他为平章政事，不久又升为右丞相。在任职四年中，他推行了一系列他认为可行得通的理财方案，在整个过程中，元世祖十分信任他，他的权力也特别大，因所行过急，造成的不良后果亦大。

    他刚升任右丞相，就开始检核前中书省亏欠库财，这是他检核天下财所点的第一把火。经过检核，校出中书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然后将有关官吏治罪，不许自辩。这在中书省引起了很大的波澜，不少人议论纷纷，桑哥得知后，将这些人全部诛杀，没收家产，将妻子变为官奴。他以中书省为例开刀理财，造成了恐怖的气氛。然后置征理司，又开始钩考百官仓库，因为得到元世祖大力支持，百官惶惶终日，敢怒不敢言。桑哥理财十分苛刻，毫分缕析，凡相关的人，没有不破产的，以致治罪了亏欠者之后，新官无人再敢赴任，宁愿弃家出走，到他乡去躲避。至元二十五年，又派二十人钩考诸路钱谷，对地方开始了财政检核，并为前去检核的人专派警卫，赋予很大的权力。

    在对百官检核的同时，桑哥又向元世祖建议，应当向天下百姓敛财。于是又增加盐、茶、酒、醋之税，所增之额在一半之上，弄得民不聊生。

    总之，桑哥专政期间，不仅专断财政，还专断官员的任命，杀伐专断出自一手。在他任职的四年时间里，他手握刑罚和官爵，把它们当做商品一样贩卖，于是天下远刑喜爵之人都来求他。只要肯出高价，有罪的人可以无罪，想当官的人都可以当官。从此朝廷纲纪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于是，朝廷里有些正直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向元世祖进言上疏，弹劾桑哥专权黩货。有人很直率地对元世祖说：“桑哥瞒蔽了陛下很多事。朝纲也让他搅乱了，凡有敢议论的，他就杀掉。百姓流离失所，天下盗贼蜂起，已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了。如果不将桑哥马上杀掉，以平天下人之愤，我担心此人将会给陛下带来大麻烦。”弹劾桑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元世祖令桑哥与弹劾他的大臣当面对质辩论，桑哥理屈词穷而被杀。他理政期间，阿谀讨好他的人给他立的颂德碑，也被推倒了。

    铁木迭儿是如何专权擅政的？

    铁木迭儿是木儿火赤的儿子。他的后台是太后答己，两次为中书右丞，都是依靠太后的势力。在位期间，仗势专权擅政，官民皆怨，朝廷、地方不得安宁。

    仁宗初年，他提出买盐引以及括田江南的主张。这是他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提出的向商人和江南农民敛财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仁宗的同意。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官吏苛刻残忍，成了害民之政。江西一带尤其严酷，从而激起了赣州（今江西赣州）蔡五九的暴动，整个南方为之震动，不久，这种敲骨吸髓地向百姓榨取财富的做法就被迫终止。铁木迭儿在朝野的种种虐政，引起了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满。杨朵儿只等四十余名御史共同向仁宗上疏，弹劾铁木迭儿的奏折中列举了他收受贿赂的人数、钱物，以及他任人唯亲，纵家奴戕害社会，而他自己却全然不管、怡然自安等种种罪行。指出天下四海之人都盼着将他车裂斩首而后快。仁宗看了这份奏折之后，十分震惊和气愤。想把他抓来治罪，但他躲在太后之处不出来，仁宗无奈，最后只能罢了他的相位。

    仁宗死后，铁木迭儿以皇太后旨，又做了中书右丞相。这次为相，他比以前更加疯狂。他身居相位，不在国政上用心，只是一心报复前仇。他刚任右相不久，即把仁宗时弹劾他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萧拜住，以违太后旨而论罪弃市。从此朝廷大臣，人人担心害怕，惶惶不可终日。不久，铁木迭儿又心恨贺伯颜以前不依附于自己，以公报私，将其诛杀。后来又想杀英宗非常信任的赵世延，因为赵世延曾经议论过他的倒行逆施，因英宗力保，赵世延才得以躲过这一场杀身之灾。

    铁木迭儿复相之后，仗着他受太后宠信和自己的权力，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报复曾经与他有过不和的人，而且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肆杀前怨，御史台为之一空。这在历史上也属少见。

    铁失为什么被列入《逆臣传》？

    铁失是权相铁木迭儿的义子，他的妹妹是英宗妃。英宗很信任他，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忠翊亲军都指挥使、左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太医院使，兼领广惠司事，可谓集要职于一身。

    铁木迭儿死后，其生前的种种罪恶渐渐被人们揭露出来，英宗委任拜住为右丞相，负责检举、肃清其奸党，同时振立纲纪，进举贤者，斥退不合格的朝官。铁失既是铁木迭儿义子，又是经铁木迭儿举荐而掌上大权的，他与铁木迭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考虑到自己难脱干系，所以暗暗地想着应付的办法。

    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自上都返回，在距上都二十里许的南坡停下来。这天夜里，铁失勾结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等十六人，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政变。他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了与英宗同行的拜住，他亲自冲进英宗卧内，弑杀英宗。九月，遣使奉玉玺迎泰定帝于漠北。泰定帝即位之后，任命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十月，泰定帝诛杀铁失等奸党。

    铁失本以为杀英宗、迎立泰定帝，会使自己免于被诛的结局，结果他还是难免历史的惩罚，不仅性命没保住，就连他的子孙也全被诛杀，家产籍没。

    孛罗帖木儿为什么被皇帝派人暗杀？

    孛罗帖木儿是答什八都鲁的儿子。他随父在镇压红巾军中起家，他父亲死后，代父做了军中统帅，是元末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刽子手之一，为元廷立有功劳。他被元顺帝派人暗杀，主要是顺帝与太子不和造成的，是元顺帝与太子斗争的牺牲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顺帝与太子不和。元顺帝在外所倚重的主要是孛罗帖木儿，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手握重兵，飞扬跋扈，不听朝命等罪，建议削他的兵权。但孛罗帖木儿不仅没有听朝廷之命，反而命部下攻击京师，顺帝又将奸相搠思监、朴不花等押送给他，以解他心头之恨。后又任命他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对孛罗帖木儿更加重用，这样皇太子与他的仇就更深了。为了保障安全，皇太子调兵护卫京师。不久，孛罗帖木儿纠集人马攻击京师，京城震动。皇太子亲自统兵督战，结果被孛罗帖木儿打败，太子及其党羽逃出京城，元顺帝又进一步重用了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

    不久，元顺帝又加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这样，他与太子的仇恨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谋划如何除掉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他调集了岭北、甘肃、辽阳、陕西以及孛罗帖木儿世仇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进兵讨伐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也不甘示弱，竟将皇后赶出皇宫，幽禁起来，同时也调兵遣将对付太子兵马。在此关键时刻，孛罗帖木儿手下的一员重要将领倒戈，与前来讨伐他的军队联合起来对付他。孛罗帖木儿一怒之下，派自己最得力的大将前去讨伐叛将，反而吃了败仗，爱将也被生擒，于是太子军军威大振。孛罗帖木儿大惊，亲自带兵迎敌，正遇上连下三天大雨，无功而返。从此，他每天郁郁不乐，饮酒消遣，荒淫无度，喜怒不常，醉酒杀人，弄得朝廷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下了密旨，令心腹暗暗寻找可以刺杀孛罗帖木儿的勇士，在适当的时候行刺。

    这一年七月，上都传来了捷报，孛罗帖木儿准备进宫向顺帝奏报这一消息，走到延春阁李树下的时候，被顺帝招来的几个勇士杀死。皇帝于是一边下令尽杀孛罗帖木儿余党，一边将孛罗帖木儿的首级函送太子，请太子还朝。后来，孛罗帖木儿的余党全部被诛杀。

    韩山童、彭莹玉是怎样组织人民起义反抗官府的？

    利用宗教把农民组织起来反抗朝廷，是历代农民起义都使用过的方法。元代农民起义，最初也是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来组织民众的。

    古代风景画鉴赏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代表光明，是“明王”，这种宗教劝人今世念佛修行，死后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去过幸福美满的日子。弥勒教供养的是弥勒佛，弥勒佛下世之后，世界立刻变样，一切皆如人愿，充满光明和美好。元朝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首诗叫《扶箕诗》，是教徒在活动时唱的。诗中充满对不平的憎恨，对公平与太平的渴望，这首诗对元统治下的百姓无疑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这是元代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据。

    元朝末年，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韩山童为首；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彭莹玉为首。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他祖父就宣扬白莲教，到他自己为教主时，他的教徒更多了，不仅在河南、江淮一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有一批像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这样的忠实信徒。元末社会矛盾日趋激烈，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加紧宣传，用“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吸引群众，把矛头指向元廷。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与韩山童的这种鼓动有直接关系。后来，韩山童成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彭莹玉是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人。他从小出家为僧，能为当地百姓消灾解难，因此在当地的名望很高。他看到元代气数将尽，便以宣传弥勒佛教为名，广泛发展教徒，逐步成为秘密宗教领袖。后至元四年（1338），他在袁州发动过一次起义，不久失败。他充分总结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更加勤奋地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时，他的信徒已布满了江淮一带。因此，当北方的韩山童一起事，彭莹玉的信徒们便跟着在南方纷纷起事，这对于鼓舞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信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打击、瓦解元朝的腐败统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福通对农民起义做出了哪些贡献？

    刘福通是韩山童传教时的重要信徒之一，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首先，刘福通是颍州首义的重要发动者、组织者之一。在韩山童秘密发展信徒时，刘福通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韩山童牺牲后，刘福通成了红巾军的核心人物，是韩山童之后义军的新领袖，在刘福通的领导下，红巾军冲突重围，出敌不意，攻下颍州城，使开始受到挫折的红巾军士气大振。而后，红巾军又在刘福通领导下连败前来镇压的元军，使得红巾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攻城略地，人数发展到十万人，发展壮大了红巾军的势力。

    其次，刘福通的义军点燃了灭亡元朝廷的火焰。刘福通首义以及他势如破竹地连败元军，对其他地方的白莲教信徒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各地纷纷响应，较大规模的有徐州的芝麻李，湘汉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等，他们都打着红巾军的旗号。这些起义由北到南，给元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打击，这些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元朝的黑暗统治。

    第三，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极大地牵制了元军的势力，为南方农民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刘福通的红巾军是红巾军的主力部队，始终是元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元廷先后撤换了几名大将前往镇压，全被刘福通打败，这对从上层瓦解元的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元朝将主要力量放在了消灭刘福通义军上，这使得元廷暂时无暇顾及南方，南方的红巾军乘机发展壮大，扩大战果，最后推翻了元朝。

    徐寿辉建立过什么政权？

    刘福通起义之后，许多地方跟着爆发了起义，以响应刘福通。彭莹玉的徒弟邹普胜联合布贩子徐寿辉所发动的红巾军起义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建立的“天完”政权，是红巾军建立的第一个政权。

    徐寿辉是以往来贩布为生的商人，他忠厚诚实，身材魁伟，相貌出众。据传说，刘福通起义之后，铁工出身的邹普胜也积极准备起义。有一天，徐寿辉在山中捡数十斤铁，就请邹普胜给他打造农具。然后就坐在铁砧上。这令邹普胜想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一个梦，他梦见一条黄龙蟠在他的铁砧上。邹普胜心想：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相貌非凡的人肯定就是将来的皇帝。于是对徐寿辉说：“现在天下大乱，你还要农具干什么？我替你打造一把宝剑吧！”于是两人就商议起发动起义的大事。当时彭莹玉到处宣扬“弥勒佛下世，当为世主”，急需一个像徐寿辉这样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来应验。据说，有一次徐寿辉在盐塘中洗浴，突然身上被层层光环笼罩，邹普胜立刻宣扬“徐寿辉就是我们讲的弥勒佛！”在场的人无不惊服，于是众人推徐寿辉为领袖，立即发动起义，两个月之后，一举攻占了靳水（今湖北浠水）并以此为都城，建立了“天完”政权，徐寿辉称帝。“天完”就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忽必烈因其疆域辽阔，自称“大元”，以显示其无与伦比的威风。徐寿辉要推翻“大元”，就在“大”字上加一横，变成“天”，在“元”字上加“^”，变成“完”，要在气势上压倒“大元”，这表明“天完”政权要彻底推翻、铲除元廷统治的意志和决心。

    “天完”政权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南方红巾军的发展，贫苦农民像潮水一般奔向义军队伍。

    方国珍是如何反元的？

    元末农民起义的主力是红巾军，信奉白莲教。但也有既不信白莲教，也不打红巾军旗号的起义军，张士诚和方国珍就是其中的代表。

    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本以贩盐为业。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前，黄岩有人曾发动过一次反元起义，元军镇压了这支义军，许多当地百姓因被指为乱党而无辜被杀。方国珍有一仇家，勾结官府，诬告方国珍与乱党是同谋，元军来捕，方国珍一怒之下将仇家杀死，与哥哥和弟弟一起反元。他们聚集了几千人马，劫夺海运，捕杀元朝官吏。元朝几次镇压，全被方国珍打败。后来元以加官晋爵收买方国珍，方国珍与元达成妥协，同时，也注意发展自己的势力。方国珍既与红巾军有联系，也与元廷有联系，是两面派人物。

    张士诚是如何失败的？

    张士城（1321～1367），泰州白驹场（今江苏东台北）人。至正十三年（1353）反元，成为元末割据势力。张士城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他投降元朝，其次是他生活腐化。

    张士诚投降元朝是他走向失败的第一步。张士诚本来就与朱元璋的红巾军有矛盾，投降元之后，则一心为元卖命，在军事上继续与红巾军为敌；在经济上，因为他所占浙江地区是元朝重要财源和粮源，因此，确保了元廷经济上的供应。因此，他的降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元的力量，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张士诚降元使他从政治上、军事上都成为了农民军的敌人，也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因此，尽管元朝给他不断加官晋爵，他也一度在与农民军对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日子也一度比较好过。但因为大方向彻底错了，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其次，张士诚集团在一开始就不如红巾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在投降元朝之后，集团高层更加涣散，毫无生气，只追求财富和享乐，已没有政治上的追求了。张士诚本人整日与一批官僚空谈古今，舞文弄墨，对当时政治、军事上的了解远远不够。而他的弟弟张士信最腐败堕落，每日与百余妻妾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毫无斗志，其他将领所考虑的也不再是政治上、军事上的事情，而是良田豪宅、金钱美女。后来，张士信一伙专权，任人唯亲，嫉贤妒能，将帅离心，士卒毫无斗志。有的将领带兵打仗，不听指挥，各自为政，有的则装病不起，等待加官晋爵。出征时又带着妓女，即使吃了败仗，张士诚也不闻不问，军纪已败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朱元璋是怎样起家并削平群雄的？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幼时家穷，父母兄长在瘟疫中死亡后，他出家为僧。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队伍。开始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两个月后，担任了郭子兴的亲兵，有战事，郭子兴派朱元璋去就能取胜，所以，第二年，郭子兴就把朱元璋提拔为镇抚。当时，郭子兴这支队伍内部比较复杂，两派明争暗斗。郭子兴为了在争斗中稳固权力，就信任、重用了朱元璋，朱元璋看到其他首领难成大事，就利用郭子兴对他的信任，暗中积蓄、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正十五年，郭子兴死后不久，朱元璋就完全掌握了郭子兴这支起义军的领导权，成了他起家的资本。由参军到成为最高统帅，他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朱元璋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十分成熟的。他善于审时度势，一方面接受韩林儿的任命，一方面看准时机大力发展。当时，北方红巾军对元廷威胁最大，元廷一时无暇顾及南方。乘此机会，朱元璋于至正十六年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为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向周围发展，到至正十九年时，北方红巾军由盛而衰，朱元璋已占领了相当大的一片地方，已有了相当的实力可以和元军以及其他农民政权抗衡了。这片地方成为朱元璋推翻元朝、剿灭其他农民义军的根据地。这时距他当初参军时仅有七年的时光。

    朱元璋在群雄蜂起的斗争中，充分地认识到其他政权都成不了大事，因此，他决心剿平群雄，独占南方，然后再北上消灭元廷。当时，朱元璋的后面是陈友谅，西面是张士诚、方国珍，后来，明玉珍也在重庆称帝。陈友谅联合张士诚想夹击朱元璋。朱元璋决定，先取上游力量最强的陈友谅然后取张士诚，在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控制了湖广、江西各地。至正二十五年，他又消灭了张士诚，不久，方国珍投降。这样，经过几年的攻伐，朱元璋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最富庶的大片地方，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已具有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实力了。

    朱元璋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与他正确的政治策略分不开。首先，他借助了深得民心的红巾军旗号，借红巾军的威势求发展。这是他能在十几年间就具备推翻元朝实力的重要原因。其次，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既得百姓拥护，也受到地主豪族的拥护，这与其他农民军有些不同。再次，朱元璋十分注意优待和重用儒生。诸如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这些人对他的成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军是如何取得北伐胜利的？

    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在南京登上帝位，建国号为明。因此于1367年十月开始北上的军队称为明军，获得了正统地位，北伐变成了“吊民伐罪”之举。明军在北伐中节节胜利，1368年八月，徐达攻下大都，元朝灭亡。从北伐开始到北伐胜利，不到一年的时间。明军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与其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是分不开的。

    首先，朱元璋在军事上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在决定北伐进攻总方略时，朱元璋说：“我主张先取山东，继下河南，再拔潼关扼守门户，这样就能掌握整个形势，然后进克大都，再向西席卷山西和陕西。”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战略思想，明军北伐完全是照此执行的。

    其次，朱元璋军队的顺利进军，与他为军队制定的铁的纪律分不开。在北伐大军出发前不久，他又一次对将士宣布了纪律：“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子女”，这些纪律被明军将士严格地执行了。

    再次，军事攻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军事瓦解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是明军取胜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北伐时，朱元璋就向天下发布了著名的北伐檄文，他先指责元朝皇帝“荒淫失道”，然后宣布自己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天降圣人，决心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檄文宣布，王者之师，秋毫无犯，各地百姓不要害怕逃避；蒙古人、色目人中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在攻伐中，凡明军所占地方而民心惶惶者，明军将帅就立刻出榜安民。在攻大都之前，朱元璋强调：“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这样，明军就在最大程度上孤立了元朝廷，保证了明军的胜利。

    郭守敬在科学上取得了什么成就？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他是元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制造，同时，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古代集市图因为辽金以来的《大明历》已经使用很久了，误差越来越大，因此，忽必烈决定设局改定历法，命当时著名学者许衡、王恂、郭守敬负责这件事。郭守敬认为，要想制定精确的新历，必须首先制造和改制天文仪器。制造天文仪器是郭守敬在科学上取得的第一项成绩。

    首先，郭守敬制造了简仪。简仪比以前所用的浑仪简单方便，但设计精确，刻度最小分格达到1／36度，观察结果也自然准确了许多。为了观察太阳的位置和日食，郭守敬还设计了仰仪。他还改革了圭表，创制了景符等仪器。圭表是观察日中影长变化以决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天文仪器。郭守敬改革后的圭表，使观察的误差下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景符是定影像的仪器。景符和圭表结合起来使用，可以观察太阳、星星和月亮。

    利用这些仪器观察、测量所取得的成就，是郭守敬在天文学研究上的第二大成就。经过大规模地观察，他不仅测定了各观察点的纬度与夏至日昼夜长短，还测定出黄赤交角为29°90′（合今23°33′53″），这个数字与当时实际交角有极小的误差，但这被认为是科学上的一大进步。

    在实际观察与天文研究的基础上，郭守敬等人编制出了著名的《授时历》。《授时历》采用的是一年为365．2425日这一观察研究数据，这个数据比地球实际上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仅仅差26秒。当时这是世界上最精确的数据。《授时历》的出现，对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帮助。

    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郭守敬也有光辉的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他负责修建疏通的大都至通州的运河，极大地方便了南北的漕运。此外，郭守敬在数学方面也有成就，写了一些专著，可惜现在这些著作都失传了。

    郭守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事业。他亲自从事科学实验，善于吸取前人长处，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十分勤奋，直到八十六岁去世时，他也没有中断自己的研究。

    王祯在农学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他一生在做地方官时很注意当地的农业生产，研究农业技术，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农书》。这部书代表了他在农业上取得的最大成就。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王祯这部《农书》，很注意南方和北方农业技术和农具的异同、功能，并对之进行比较、分析，顺应了当时的实际需要。《农书》的内容丰富，主要分为如下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农桑通诀》。这是农业总论。内容包括农业史、授时、地利、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以及植树、畜牧、蚕桑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完整，自成体系，且科学、实用。比如关于“授时”和“地利”，王祯很重视传统的不违农时，他强调播种一定不能违背农时，一旦违背农时，就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他对各地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做了比较，指出农作物因环境而变化，应选择适宜环境的作物。又如关于“播种”，他认为，首先应选种，他推广了优良的品种；他还提出多种经营和轮种。又如“粪壤”，粪壤即是给土地施肥。他列举了大量肥源，认为施肥是提高地力，改造土壤的关键。关于“灌溉”，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的主张。提倡兴修水利，克服天灾，夺得丰收。还有许多内容，包括推广北方“锄社”，解决农忙劳力不足等。

    第二部分是《百谷谱》。这部分主要叙述各种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等的培植方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棉花的推广。他反对棉花只适应于南方种，不适宜于北方种的观点，他详细介绍了种植方法，并断言，北方种棉也可以获利。

    第三部分《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有创建的部分。书中共有三百零六幅图，包括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农舍、灌溉工程、运输工具、纺织机具等。并附有文字，说明其构造、来源、演变和用法等。其中有不少是当时的新创造，如四牛拉的犁、下粪耧耘式耧车等。

    此外，王祯在鼓风方面和活字方面也有创造性的贡献，促进了经济和印刷业的发展。

    王祯在长期与农民的接触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农民种地的辛苦和收获的不易。他在《农书》中说：“种田是多么艰难啊！而高高在上者，不知道衣食来自何处，只知道骄奢淫逸，不想想寸丝口饭，都出自农夫田妇之手，反而对他们拼命剥削和压榨。”因此，王祯的《农书》是一部既饱含科学思想同时又有进步思想的书。

    黄道婆在纺织技术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

    黄道婆是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纺织家。她是松江乌泥径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据传说，黄道婆是一位备受折磨的童养媳，实在忍受不了非人的虐待，逃到了崖州（今海南海口市）。当地黎族的纺织技术，当时在全国占领先地位。黄道婆在那里向黎族人民学习他们先进的纺织技术，这样过了三十年。大约五十岁时，黄道婆由崖州回到了故乡乌泥径镇，并把那里的纺织技术也带回了故乡，并进行推广，她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对纺织工具和生产技术做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进。

    首先，她推广和改进了捍、弹、纺、织等一整套的纺织工具。“捍”，又叫轧车、踏车，主要用来去除棉花籽。“弹”，主要功用是使棉花疏松。黄道婆改制的弓，较以前的旧弓大好几倍，弹力也相应增大了不少，这样，弹出来的棉花也就更松疏好用。“纺”，就是“纺车”，黄道婆改进的纺车，是可以同时纺三个纺锭的脚踏式纺车，而以前的只是一只锭，而且是手摇式的，因此，黄道婆的纺车比旧式纺车效率高、速度快。“织”，就是“织布机”，据说，黄道婆的织布机能织出许多美丽的花布。

    其次，在纺织技术上，黄道婆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吸取他人之长，总结出一套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她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先进的技术传授给他人，从而使当地成为全国远近闻名的纺织重镇，所织“乌泥径被”与“崖州被”不相上下，成为又一闻名全国的纺织品品牌，造福了当地普通百姓，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后来，黄道婆的技术向全国各地传播开来，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纺织技术。

    元朝在医学方面有什么突出成就？

    元朝的医学比较发达，表现在医院的组织规模大，在传统的医学基础上，还吸收了阿拉伯医学的长处。我国医学史上，有金元四大家之说，刘完素、张从正是金代人，李杲、朱震亨是元代人。此外，还有诸如危亦林、滑寿、葛可久、王好古、许国桢等著名医学家。具体讲，元朝医学成就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在内科方面，对伤寒的研究成就最大。著名的医生有李杲、朱震亨、高乾孙、萨德弥实等。李杲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崇高，他特别擅长治疗伤寒病。他认为，古方不能救今病，用药也多有创新。治病多有奇效，著作有《伤寒会要》、《脾胃论》等。朱震亨是金代大医学家刘完素的再传弟子，认为以古方来治今病，一定不会十分对症，主张推陈出新。他治病以养阴为主，尤精于伤寒、痨病、妇科等。著作有《格致全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局方发挥》力辟“局方”的湿燥之弊，《本草衍义补遗》对本草学做出了新的贡献。朱震亨研制的越鞠丸、太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剂，至今仍为中医常用药方。高乾孙，精于医治痨病，著作有《十药神书》，包括止咳、止血、祛痰等十种验方，对治疗劳损吐血有奇效。萨德弥实，是回族人，著有《瑞竹堂经验方》，书中对著名医方做了收集考定。

    在外科方面，元代医学也取得了成就。如危亦林、齐德之等。危亦林主要成就在麻醉和骨折方面。他是祖传医生，著有《世医得效方》，书中有世界上最早全身麻醉的记载。在治疗骨折、脱臼，特别是脊柱骨折方面，运用了悬吊复位法，大桑树皮固定法与现代的整复手术和石膏固定法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齐德之的《外科精义》是一部综合当时三十多家外科著作成就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元代中医外科方面的成就。

    针灸学在元代也有发展，代表人物是滑寿。他的《十四经发挥》是一部针灸学专门著作。

    此外，元代回回医术因往往有神效而备受人们欢迎。太医院以及上都、大都都有回回医药，并有《回回药方》行世，有不少关于回药和回回外科方面神效的记载。回人聂只儿、维吾尔人答里麻都曾在官设回回药院里任过职。维吾尔人贯云石、回人丁鹤年等曾在民间行过医。

    元代医学分科比前代更细。共有十三科，如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妇兼妇人杂病科、眼科、耳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等。而金代只有十科。可见，元代的医学更发达且趋于完备。

    元朝在机械制造方面有什么成就？

    元朝在机械制造方面有许多精巧先进的发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精巧的机械制造专家，有代表意义的如郭守敬、王祯等。

    郭守敬在观察计算天文资料时，设计和改进了许多天文观测仪器，这些仪器都是精巧的发明创造。如经他改造过的简仪，以铜铸成。在赤道环旋转问题上，郭守敬所用的就是滚珠轴承和滚筒轴承的原理。这比意大利人达·芬奇设计的滚动轴承要早两百年。他还设计制造了大明殿灯漏、浑天漏等，据有关史籍记载，都是异常精巧复杂。郭守敬也曾制造过木牛流马，虽比不上诸葛亮设计的，但也是自有机妙。

    大农学家王祯也是机械设计与制造的高手。《农书》中载录的农事机械、水力机械有一些就出自他的匠心独用的改进和发明。比如连磨和水排，虽古代就有，但到元代时已少见，经过他多处寻绎搜索，又使之重新服务于社会；高转筒车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大改进；他还把磨、砻、碾三用合为一用，以水为动力，既节省了人力、物力、畜力，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此外还有一些记载，比如河中万泉人薛景后、元顺帝等。元顺帝虽然是个政治上的昏君，但是却爱好机械制造，据说他曾自制宫漏，精巧绝出，前代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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