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禁关闭了中西贸易的大门
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国理念是分不开的。明朝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海外其他国家的侵犯，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在朝贡方面加强了管理力度，海禁政策由此而来。实行海禁政策是君主集权的必然结果。当明朝建立以后，君主集权制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表现在方方面面。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很多强化君主集权的措施，使他成为权力的最高执行者。明太祖朱元璋在对外事务中，通过加强海禁与朝贡贸易，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种未被朝廷批准的对外贸易，此时的对外贸易被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中。
实行海禁政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洪武年间，明朝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日本倭寇的问题，只能派兵对沿海进行布防。在一些沿海地区率先实行海禁政策的目的就是要防范日本倭寇渗入到国内，而海禁政策的实施也是顺应这个时期所面临的形势。虽然此时朱元璋已经在全国建立起统治机构，但是令他最头疼的是没有统一北部蒙古族，沿海地区也经常会出现日本倭寇进行骚扰。在朱元璋看来，日本倭寇远比北部蒙古族更具有威胁力，也更加难缠，所以朱元璋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而实行了海禁政策。在明朝建立初期，由于一些残余势力如张士诚等，通过拉拢党羽并勾结日本倭寇伺机推翻明朝的统治，这些残余力量经常在沿海等区域进行活动。朱元璋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果断地实行了海禁措施，洪武十四年发生了很多案件，案件的核心问题都是关于海禁问题，因此私通倭寇、番国此时成了摆在朱元璋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也是他最头疼的问题。海禁政策也体现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从小就出身贫寒的朱元璋能登上九五之尊确实经历了很多磨炼，当他继位时曾经无情地把那些和他一起浴血奋战的老臣清除掉，朱元璋对臣民与一切海外事务不信任的态度，在朱元璋看来，那些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的事物必须要予以清除。
明朝建立后便发行了大明宝钞，并对白银和铜钱的使用方面有了严格规定：金银铜钱、兵器、丝绸等物品不允许流出国内。中国和周边国家比起来一直处于文化之巅的位置，其他国家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也敬佩不已。这个时候就不免会产生宗藩关系。藩属国需定期向中国进贡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宗藩关系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挑战，元代发生的与日本之间的外交就说明了这一情况，因此统治阶级为了维持此前的宗藩关系不被动摇并能长久下去，必须要出台限制或禁止民间的海外往来等措施。而实行的海禁措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宗藩关系最直接的办法。
朱元璋实行的海禁措施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影响的结果。明朝实行的海禁措施从理论上来讲是历史的必然。明朝对文化方面非常重视，他们把领土扩张和经济发展放在后面，怀柔致远的哲学理念必然会限制他们进行扩张，而使他们实行保守的海禁措施。明朝实行海禁措施的现实原因是倭寇问题，可有人持反对意见，一部分人认为，由于日本倭寇的猖獗明朝才决定实行海禁的；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正是由于明朝采取了保守的海禁措施，日本倭寇才猖狂起来，这些倭寇出于自身的发展需要会对实行海禁的明朝不断实行侵扰，最终达到他们掠夺资源的目的。无论如何评论海禁措施，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保持这种保守态度，必然会做出实行海禁的选择。
明朝时，中国和日本在贸易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此时中国对日本生产的刀具产生了兴趣，日本刀具由于锋利而受到中国官绅士民的热捧；而日本对中国的棉、麻、针织品、瓷器、佛经、药材等都非常喜欢，双方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然而，明朝统治者却把这些正常的贸易往来当成是威胁他们统治地位的潜在因素。当时名气非常大的倭寇王曾经强烈要求明朝取消海禁措施并向国外开放口岸，但是明朝统治者对此不理不睬，继续实行海禁措施，由于长期实行海禁措施，走私物品的行为渐渐蔓延开来，此时由于民众对这些海外物资有强烈的需求，而统治阶级又不允许海外贸易的往来，此时最大的矛盾就是民众对海外物资日益需求与统治者实行海禁措施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为了生存下去，还是会铤而走险，被迫从事物资走私活动。
明朝采取的海禁措施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大致为：
1371年，发布公告，一些沿海城市的军士不得擅自出海捕鱼。
1381年，禁止沿海渔民串通海外渔民进行贸易往来。
1384年，朱元璋派开国功臣汤和巡视东南沿海地区，为防范倭寇做准备，并禁止所有渔民出海捕鱼。
1390年，出台了关于限制金银、布匹、武器等不允许带出国内的措施后，由于沿海民众存在侥幸心理而继续从事走私活动，从而受到统治阶层的严惩。
1394年，出台了禁止民间市场从事海外国家物资的贸易活动，这些物资包括日本的刀具等等，如有违反者一律严惩。
1397年，《大明律》明文规定：“凡将军需、铁货、缎匹、铜钱、丝棉、绸绢等出外境卖及下海者罚一百杖。”
为了配合海禁政策的落定，对藩属国每年进贡的物品还实行了严格的规定。对那些藩属国每年进贡的物品实行了仔细辨认，那些符合统治阶层利益的物品才能留下，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海外进贡来的物资把握在统治阶层的手中，有选择性地和海外一些藩属国实行贸易往来，通过这样的方式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使统治阶层能把握好对海外贸易往来的控制权。
朱棣即位后，继续实行海禁措施，朝廷六次派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就是要发展海外贸易，很多人因此会认为朱棣放松了海禁政策，其实不然，朱棣甚至比其父亲朱元璋在海禁政策上更加坚决。郑和下西洋时期，严格执行海禁仍然是朝中最重要的事情。
此时明朝的朝贡贸易达到了高峰，民间的海外贸易几乎绝迹。郑和下西洋的举动也是对海外贸易的巨大挑战。自郑和最后一次返航之后，统治者就下达了海禁之令，此时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朝贡贸易的不断减少，来自民间的海外贸易开始流行起来。民间海外贸易想挣脱海禁的束缚，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禁措施开始松动起来。到了嘉靖年间，沿海官员通过多年的观察得知，民间从事私人海外贸易的现象非常普遍，随即这位官员便呼吁适当放松海禁措施，统治者批准了这个请求，允许海外开往中国的船只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是日本的物资除外。自从实行宽松的海禁政策以来，中国与各国的海外贸易表现得非常活跃，福建巡抚曾感叹道：“海禁政策的宽松为我省乃至整个中国的海外贸易都带来了非常好的效果，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有利于国家与民生的一剂良方。”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实行宽松的海禁措施后不久，倭寇进一步盛行起来。1592年，日本倭寇出兵侵犯朝鲜，此时中国的海防也遭受倭寇的威胁，于是明朝统治者鉴于以上形势再次下令实行海禁，对与日本的贸易更加严格管控起来。由于明朝海防日益松弛，海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等国横行海上，抢夺渔民的船只，明朝统治者出于安全考虑更加严格执行海禁措施。明朝统治者限制民间海外贸易不仅表现在实行严厉的海禁措施，还对民间出海的次数做了严格规定。这些都是阻碍民间海外贸易发展的绊脚石。嘉靖后期的时候，日本的倭寇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而此时明朝统治者实行的海禁措施成为影响他们贸易发展的最大障碍。明朝政府也意识到这些原因，再次对海禁实行了宽松的政策。
海外贸易由大明王朝一手控制着，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海外贸易也不可能一直被控制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沿海地区海外贸易需求的增加，大明王朝此时没有更多的精力与办法来控制这些海外贸易往来，此时民间的海外贸易像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地涌现出来，大明王朝已经没有力气去管控这些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所以就默许了他们之间的贸易行为。其实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海外贸易的崛起是个必然现象，而大明政府采取的海禁措施不会永远持久下去。摆在大明王朝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国内财政危机，对海禁措施实行宽松的政策也是出于此考虑。明朝为了解决倭寇的问题已经花费了很多金钱，而明王朝政治的腐败与官员的玩忽职守直接导致了明朝财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这给明朝统治阶层带来了很大压力。由于多年的倭寇问题给那些沿海地区的财税造成一定的影响，使原本繁华的市镇变得萧条起来，明朝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这些地区的利益，不惜花费重金来解决倭寇的问题。明朝政府在倭寇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也导致了大明王朝财税的日益下降。
1655年，为了防止反清复明势力和海外势力进行勾结，清朝统治阶级实行了比明朝更加严厉的海禁措施。清朝下令沿海地区不允许渔民及任何船只出海进行捕鱼或者贸易往来的活动。1656年，顺治帝发布了关于广东沿海至天津港一律禁止个人船只出海，如发现违反规定者重罚，如果被查实与不法势力进行勾结，就地当斩，并把其财产收归与朝廷所有。对沿海居民实行了内迁计划，把这些居民迁往离海岸50公里的地方，防止他们和不法势力进行勾结而影响到统治阶层的统治地位。1681年三藩之乱得以平定，清政府陆续对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实行了宽松的海禁措施，并在这些地区加派了巡察使。有人评价康熙时期宽松的海禁措施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海，比以往任何时期的规模和范围都要大得多。至此，由于实行了宽松的海禁措施，使中国和海外国家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贸易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此时中国制造了很多商船用于海外贸易，商船数量成倍地增长着，对海外的贸易量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的水平。但是这种情况仅维持了30多年的光景。1716年，西方势力与海盗现象的出现，对中国的海外贸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康熙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紧急召集了群臣们商讨对策，康熙认为一切要以海防为主，只有保证海防安全以后，才能抵制住这些势力的入侵。本国船和东洋地区的船只可以自由行走，而限制其他地区的船只进行贸易往来，这个措施就是后来的南洋禁海令。康熙还对沿海地区的民间商民发出告示，任何人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下一律不得前往吕宋、日本等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虽然康熙实行的南洋禁海令有效地控制了民间海外贸易的规模，但是却给这些沿海的商民带来了沉重打击，使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对外贸易遭到重创。曾有人这样评价，南洋海禁为防止不法势力的入侵起到了隔离的作用，但是对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海外贸易来说，无疑是颗最沉重的重磅炸弹，使很多沿海渔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存手段。可喜的是，1727年，在满朝大臣的一致主张下，朝廷废除了南洋禁海令。
乾隆年间，广州作为向海外进行贸易出口的港口之一，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此时从广州港口上把中国的丝绸等物品出口到西方国家，由于这些物品在出口的时候与内地存在一定的差价，而沿海地区以增加税率的方式增加税收，有些喜欢钻空子的商人就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到内地去购买商品，然后到广州出口，这样就可以为他们节省不少成本，而获取到最大的收益。1755年，英国部分商人持大量钱财到浙江一带购买物品，然后把这些物品运输到广州等港口以高于购买价格的价格将这些商品出口出去，从而赚到不少钱财。随着这样的不平等贸易越来越多，严重破坏了沿海和内地商品的价值，鉴于以上原因，乾隆皇帝听取了两广总督与浙江巡抚的建议以后，把广州作为唯一一个通商口岸，以此来维持商品价格的平衡。开海活动只限于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而对日本采取了遏制措施，此时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丝绸、布匹、茶叶等的需求很大，可又得不到直接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机会，所以日本通过与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交易而间接地获取到中国的商品。虽然禁止和日本实行贸易往来，当一些不法江浙商人和东洋等地区的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在利益的驱使下，明目张胆地向日本出售中国的商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使这个法令的效力得到搁浅，而显得有名无实，导致了清政府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的措施有名无实。而此时的统治阶层不仅没有认真分析问题的根源，反而实施了全面禁海措施，对西方航海势力在东西洋海域的不断发展置之不理。使得中国航海实力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实力上都难以与西方航海实力相抗衡。清代自从秉承明朝开海贸易后，康熙帝规定：“出洋海船，只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名”。并限定商船进出港口，如有偷漏、勾结不法势力的论罪。船只集中在厦门进港，如果在其他港口进港的话按私越罪惩处。1806年，嘉庆帝规定：“新造之船不得过一丈八尺”。这给造船业的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此时海外国家在造船技术与规模上都超越了中国，而中国政府此时却束缚着造船产业的发展。
而乾隆年间英国不法商人通过采取赚取差价的形式牟取更大商业利润。他们采用了投机的方法到商品集中的江浙地区购买，然后以高于购买价格的价格将这些商品出口到其他国，而乾隆并没有意识到要采用提高税收的方法来改善这种局面，而是被动地把通商港口从四个缩减到一个。这种方法是最被动也是最无助的表现，虽然在防范民间与外商的贸易交往中能起到抑制作用，当比起四个通商港口的发展速度，保留一个通商港口无疑在很多程度上阻碍了中西贸易的发展，对于那些早已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来说，乾隆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埋下了中西方贸易矛盾的隐患。乾隆的这种片面取削减港口的措施是一种极不明智的对策，也是乾隆在对外贸易发展中不思拓展反而不断通过收缩的方法实行抑制的表现。1759年，由于国内生丝价格上涨，乾隆担心会影响到手工纺织的生产与扩大。于是严禁生丝出口到其他国家。1764年，并没有出现生丝价格上涨，生丝价格反而下降，于是乾隆担心生丝的数量已经高于他预期的数量，所以准许生丝出口。此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生丝有非常高的需求，可是中国却没有及时地把生丝出口到这些国家，而日本由于储备了中国的生丝，并在中国限制生丝出口的时候就把这些生丝出口到西方国家，使日本收获到一笔不小的收益，而中国此时却因为过度担心国内纺织品的原材料会受到损失而没有把握好向西方国家出售生丝的时机，于是损失了这笔不小的收益。
明清两朝都是由于缺乏对海外贸易的总体把握，把海外贸易视为影响他们统治地位的恶魔，并长期对海外贸易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过于保守而不知进取；还把民间海外贸易视为导致国家叛乱的根源，对民间海外贸易不仅不予以支持，相反还给予无情的打压，采取了种种措施限制船只数量与人员分配，对于那些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贸易领袖，不仅不予支持，还对他们施加了压力，并劝谕其回国并无情地加以迫害。东亚海域是个庞大的海外贸易市场，但没有得到明清两朝的足够重视，不是通过贸易发展促进商品的流通，而是将这些海外贸易限制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内。在这种背景下的中国航海实力根本就无法与那些西方国家的航海实力相提并论了。
历史研究表明，海禁政策是导致倭寇产生的最大原因。由于实行了海禁政策，那些沿海地区土地少，只能依靠海洋产业谋生的民众被迫转为海盗进行侵扰活动，随着海禁措施得不到根本改善也加剧了这些民众之间的矛盾，把这些民众逼成了所谓的海盗与倭寇。海禁政策的实施，使得沿海人民缺乏与海外的正常贸易渠道，加剧了他们生活的困苦。加之明朝贸易的逐渐萎缩，禁止民间进行私人海外贸易，导致了东南亚各国走私的大量兴起，此后西方等殖民国家也开始快速发展起来，而中国丧失了在这些地区的贸易主导权。海禁政策使中国孤立于世界，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明代海禁政策与实施与朝贡贸易是一起出台的，并构成了明代天朝礼治天下的基本内容。明代海禁政策的出台与发展很大程度是消极的抗倭，但实际效果则相反，禁之愈严，盗起愈烈。总之，明代的海禁政策的产生、发展以及实施后所带来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统治阶层缺乏自由贸易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的意识，如果当时民间自由贸易能得到大力弘扬并持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的命运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鸦片战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一场赤裸裸的掠夺战争
清王朝骄傲自大，对外采取闭关锁国的策略，而此时的英国由于采取了新技术，使国内的产业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在他们眼中已经不再是明王朝时期的繁荣与强大，他们把中国列为海外扩张的目的地。这些列强看中了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与众多的人口资源，恨不得一口把这些资源都吞到自己的胃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天朝上国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加之一直自给自足，此时中国国内物资品种略显单调，但对海外商品的需求处于朦胧状态之中，英国列强为了谋求暴利，将大量的鸦片从中国近海走私到中国境内，想借用鸦片来撬开对中国贸易的大门。于是国内民众深陷于鸦片的危害中，小至普通百姓，大至皇室成员都开始流行抽鸦片之风，而鸦片使这些人精神颓废，健康情的衰退，随着时间的发展，国内白银大量流入到英人之手。这样的局面是有识之士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道光皇帝采纳了林则徐的建议，任命林则徐开赴广州进行禁烟。
此次禁烟事件激怒了英国政府，1840年6月，由16艘海军战舰、一艘大型运兵船、物资运输船等在内的英国远征军进攻了广州珠江口，由此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此时的清政府由于武器落后、士兵作战指挥紊乱而失去战斗力，被英国军队打散。1842年，英殖民军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要地，并挥师北上一举攻打南京，此时国力衰竭，士兵缺乏战斗力，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此条约的签订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更加激发了国民的愤怒之情。该条约明确规定了要把香港岛割让给列强，并赔偿列强2000万两白银，还向这些列强国家开放包括上海、广州、宁波等沿海城市在内的通商口岸与对外贸易驿站，可以说此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对列强妥协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直接导致了清政府在国际中失去了话语权，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被掠夺的境地。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自古以来闭关自守的大门，这些列强们用坚船利炮对中国实行了贸易入侵。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帝国列强随即增派大使入驻广州。此时的法国入侵者也到广州进行了武力示威，扬言要攻打舟山群岛等地区，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惊弓之鸟，被迫和法国签订了条约，而一些弹丸小国像意大利、丹麦、比利时等国家也纷纷效仿这些列强的行为，对中国的资源进行掠夺并瓜分中国的地盘。道光二十九年的时候，葡萄牙公然驱赶了在澳门的中国官吏，宣称澳门是葡萄牙的一部分。
可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此时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中所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此时，这种矛盾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严重，也更加激化了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斗争。清政府财政拮据、官场腐败、国防薄弱使整个清王朝丝毫没有一丝发展的动力，百姓叫苦连天，为此社会中的矛盾也凸显出来。就在清王朝处于衰退之中的时候，大洋彼岸的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使他们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使他们有了入侵中国的资本与动力。面对日益衰败的中国与中国充足的资源优势，这些列强动了贪婪之心，决定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
一方面，君主专制在清王朝得以延续，皇帝的骄妄自大使他完全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之中。官场贪污成风、结党营私使朝野上下一片腐败，有人曾形象地把清王朝的这种腐败现象称为“一锅粥”。由于官场腐败，军队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军纪败坏、武器落后使这些士兵甚至几年都没有操练，导致了国防力量非常虚弱，而国防力量的虚弱正是清王朝统治阶级的腐败所致。虽然每年花在军队的开支占到清王朝收入的一半，但是由于掌管军队的官员腐败和贪污成风，独吞了部分军费，而军队的官员也不注重军队的日常训练，在装备方面也得不到更新换代，所以军队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同样存在问题，清王朝统治阶级实行科举制，大力提倡不符合实际的思想与文化，还大兴文字狱，想借此禁锢国民的思想，使国民在清王朝的统治下产生了压抑、麻木与沉闷的情绪，很多国民都因此放弃了自己追求的理想。导致鸦片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还有闭关锁国政策。清王朝认为，通过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其他国家对清王朝就产生不了干扰，更不会在贸易方面对其产生威胁。所以清王朝把闭关锁国的这一政策看做是外交的最有力武器。闭关锁国从某些方面来讲确实有效控制住了外来文化与贸易的入侵，但是当闭关锁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相反的结果，不仅没有限制住外来经济与贸易的入侵，还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可以看出，闭关锁国的政策不是一种积极正确的政策。清王朝一直坚持以农业为主的保守观念，对于民间工商业的发展缺少支持的力度，高傲自大的皇帝总是认为本国资源丰富、无所不有，根本没有必要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他们还认为，一旦把国外的一些经济和贸易联系带入国内的话，会担心国家的领土遭到侵犯，更会危及到自己的统治。这些都是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原因和他们的担心。可事实表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并没有阻挡住外国在经济或贸易上的入侵，反而加快了他们入侵的步伐。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由于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依赖于国内自然经济的发展来稳固其统治地位，对国外产品从来不闻不问，同时也限制本国商品出口到海外，使清王朝的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都非常有限，这就使那些列强国家没有机会进入到中国市场。此时英国殖民者向清王朝出口的商品只有金属制品和棉花等，而英国希望能进口到中国的茶叶、丝绸等商品，可是无论怎么样努力，英国都没有达到目的，对此英国非常气愤，要想办法找门路改变这一切，于是英国首先就想到了以鸦片的方式来打开入侵中国贸易市场的大门。19世纪以后，英国殖民主义者便开始向中国输送鸦片，想借机打开清王朝贸易紧固的大门，他们采取了贿赂官吏等卑劣手段，而最终使他们向清王朝输送鸦片的目的得逞。在最初的20年中，英国殖民主义者每年向中国输送的鸦片平均有4000箱左右，这一数量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1839年的时候已经增长至40000箱，此时不光有英国殖民者向清王朝输送鸦片，还有部分在土耳其的美国商人也向中国输送过鸦片。英国殖民者向清王朝输送鸦片成功了，而鸦片贸易成为他们与清王朝进行的最大贸易。英国殖民者通过向中国输送鸦片实现了他们对中国掠夺的卑劣目的，清王朝失去了优势而变成劣势。英国在1821年向广州出口的印花布等商品就亏损了一半多，1826年向清王朝出口的棉花也亏损了10%，但是随着鸦片被成功出口到清王朝国内，英国殖民主义者却收获到高额利润，为此他们非常兴奋，也希望向清王朝输送更多的鸦片。
由于英国殖民者成功地把鸦片输入到中国，使清王朝每年的白银损失在一千万两以上，白银的大量外流给清王朝带来很多危机，白银价格上涨，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使国民怨声载道，也激化了清王朝的社会矛盾。自从英国把鸦片输送到中国以后，保守估计，当地官员中平均有近3成的人吸食鸦片，而普通民众吸食鸦片的比例高达50%左右，这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清王朝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食鸦片，有些人甚至举债来吸食鸦片，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支出，而且使他们吸食鸦片后产生了依赖并引发了烟瘾，最终体质迅速下降并丧失了劳动能力，很多吸食鸦片的普通民众最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时的道光皇帝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也看出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的话，大清王朝会被鸦片击垮，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将不保，因此把如何抑制鸦片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朝野上下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时由军机大臣为代表的弛禁派向道光皇帝主张，鸦片在国内不能用白银进行交易，对于国内种植鸦片的贩子不予理会，相反还要想方设法来增大鸦片的种植数量，只有国内生产的鸦片具有规模并形成自己的产业的时候，就不会再依赖于英国的进口，从而使白银不再外流，从而断了英国的财路。而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的主张是要对鸦片进行严厉打击，并通过严刑的方式对吸食鸦片的人进行惩治，规定如果发现官员有吸食鸦片的行为，不仅严厉处置这些官吏，而且还会波及到他们的家人，并采取有奖举报的措施，对发现有吸食鸦片的人而及时举报的民众给予物质奖励。道光皇帝经过认真思考后，听取了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的主张，于是召见了林则徐，和林则徐商讨禁烟的具体事宜。经过商讨与部署后，道光皇帝决定任命林则徐为禁烟钦差大臣，赶赴广州进行禁烟活动。林则徐马不停蹄地赶往广州。到达广州以后，林则徐在当地官员和民众的支持下，开始搜查烟贩，严厉惩处了收受贿赂的海防官员，并接受民众的举报对藏匿在隐蔽处的鸦片加工点进行了整顿，责令广州的烟草贩子上缴手中所有鸦片，如有私藏不交者一经查出立即正法。林则徐面对民众曾说过：“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在林则徐这种强有力的打压下，英国和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烟草贩子们被迫交出了两万多箱鸦片。从1839年6月3日起，林则徐在虎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销毁鸦片行动，而这也是清王朝禁烟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动作，也使林则徐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与爱戴。
清王朝禁烟的消息传到了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为此英国决定通过武力对清王朝进行打击，以此来挽回在禁烟运动中受到的损失。此时的林则徐早已预料到一场战争会爆发，于是积极对海军进行了整顿，已经做好和英国军队进行战斗的准备。1839年7月，英国水兵在尖沙咀醉酒闹事，打死打伤了很多无辜民众，这为战争埋下了伏笔。一个月过后，英国国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对清王朝进行军事行动。1840年维多利亚女皇任命了义律和懿律为这次军事行动的负责人，同年6月，以英国为首的40多艘英国船只驶向清王朝的水域，至此，鸦片战场的大幕被拉开。从根本上来讲，林则徐采取的禁烟措施直接损害了英国等鸦片输出国家的利益，这也是战争发起的根本原因所在。此时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借助于坚船与大炮的威力，为了实现在海外市场进行贸易掠夺与殖民扩张的野心，迫切地想要打开这个东方古国大门。
1842年8月31日，道光皇帝鉴于国力的衰退与国防的溃败，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主义国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主权受到了这些列强国家的侵犯，此后的百年时间里同样遭受到列强的侵犯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附庸，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可以说鸦片战争就是英国列强国家为了实现所谓的贸易自由而对中国实行的一场赤裸裸的掠夺战争。
改革开放：中国对外贸易新一页
1949年-1978年这段期间，由于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采取的是配给制度，此时的对外贸易发展得非常缓慢，矿产等资源作为出口的主要商品被输送到世界上其他国家。而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变化。在建国初期，在出口的产品中80%是最初级的以农副产品为主的商品，可以看出此时中国无论在出口规模还是在出口商品的种类上都处于很低的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在出口商品种类上更丰富了，增加了工业和纺织业领域商品的出口。但是此时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中大多以一些生产资料为主，这一比值占到全年进口量的四分之三。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时候，一些国家纷纷赢得民族独立，新中国与这些国家通力合作，签订国家平等互利与尊重各国的民族独立的协议，并积极同这些国家开展了双边贸易与边境贸易，同时对那些在发展过程中有困难的国家提供援助。中国也通过各种途径推进和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当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国为了寻求可持续发展，在贸易往来的时候把目光转向了以日本和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地区。据统计，中国在1965年间，与以日本和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地区产生的贸易量占到中国当年总贸易量的一半水平。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步实施，对外贸易在管理体制与政策方面更加灵活，几个经济特区的设立与海外投资额的迅速提升，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个时期工业品的出口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方式。为了拓宽国际市场渠道，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1979年，国家发改委决定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尝试发展加工贸易。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口的商品也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不断更新和调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国家进一步大力发展东南沿海等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提升人员的就业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工贸易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也改变了国内出口商品的结构和规模，实现了从建国初期出口初级商品到出口以工业商品为主、初级产品为辅的商品的重大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中国工业商品出口的比重也在进一步增大，此时东南亚国家和欧共体国家已经与中国形成了稳固的贸易关系，这些国家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也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的方法是建立一些国营的外贸类公司，对这些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对这些公司的财务以及管理方面都有一套统一的办法。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相对落后的外贸体制进行了调整，使之更能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生产能力不足，外汇出现严重匮乏，此时的中国为了更快地发展，大力招商引资，通过这些外部资金的力量实现生产的扩大化。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1年的14年间，中国成功地利用了250多亿美元的外资，正是因为这些外资的力量才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发展过程中，外资占中国外贸总值超过21%，由此可见，外资的力量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中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便陆续在沿海城市开放了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的设立就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标杆，这些经济特区无论在经济政策还是对外贸易中都有优惠的措施，是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这些经济特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其他地区的经济也受到经济特区的影响而活跃起来。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发展，外商投资企业也纷纷加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此时的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贸易方式。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中国国内的商品种类也进一步增多，而这些商品都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伴随着出口量的加大，中国的贸易顺差激增。此时的中国已经意识到要借助于国际和国内两个最有力的市场平台，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1993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改革目标以后，随即便提出了着眼世界、以质取胜、积极稳妥地参与国际贸易间的往来与经济合作等指导思想。由此，中国在贸易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贸易规模持续扩大。1995年的时候，工业商品的出口就已经超过了传统的纺织类商品，而占据了出口大户的位置，并实现了中国在出口商品品种方面的一次大的提升，以工业为主的商品确实是助推中国对外贸易最强有力的推动力，使中国贸易得以快速发展。
虽然中国在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高增长的态势，但同贸易强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比起来的话还存在不少差距。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中国出口的商品中，中国自主品牌的商品占有量却不足一半，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品牌很多，但是中国在其他国家市场中的品牌却少得可怜，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由于中国缺少自己独特的品牌，使中国生产企业失去了大量的外汇，所赚取的外汇非常有限。通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断，中国在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还需要不断改善自身的发展策略，并及时调整好和国际贸易相适应的法律及其他一些规章制度。
2001年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更增强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中国切实履行WTO相关的法律规章，并和其他国家一起积极地举行贸易磋商与经贸合作，中国这种积极的态度赢得了一些国家的认可，使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过程中更加完善了规章制度，使这个时候的中国建立了完善贸易制度，也规范了对外贸易秩序。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发展成为一个贸易大国确实是个很大的飞跃，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中，想要生存下去，必须要不断适应贸易市场的发展，并根据其发展的轨迹制定出符合本国利益的制度。而中国今后在这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发展目标是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遭到其他经济体的反击，但只要设立好目标并坚持下去的话，一定能战胜所有困难并最终走向贸易强国的巅峰。
中美贸易摩擦：过山车一般起伏不定
中国和美国都是国际贸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和对方进行贸易往来，虽然中国和美国是不同体制的两个国家，但是两国对经济增长的渴望是一致的，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贸易上也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两个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因素时常会出现，使中国和美国在贸易往来的时候不免会产生一些贸易冲突与摩擦。而这些摩擦似乎不可避免，因为它们是两国贸易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和美国之间贸易的发展。要解决好中美贸易冲突与摩擦问题，必须结合两个国家的国情，采取一种相对中和的办法，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国家要通过磋商与谈判的方式制定出一套符合两国之间贸易发展的长效机制，共同为实现贸易上的良性发展而努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美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产生了一些贸易摩擦，而通过中美贸易摩擦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和美国由于政治体制存在差异而导致在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彼此的不信任。中国和美国发生的贸易摩擦最早是在1980年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中，中国和美国在贸易往来中产生了多起贸易摩擦，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纺织品方面。纺织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出口美国的过程中也是非常受美国欢迎的商品，这为中国拓宽了纺织品在世界贸易中的知名度与增加外汇收入的最主要途径，自从尼克松访问中国打破了多年以来僵硬关系以来，纺织品是中国最早向美国出口的物资。在出口的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与纺织品相关的经验，为此后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1979年的时候，美国就在中国未知情的情况下宣布对中国的纺织品在数量上予以控制，为此，中国和美国就纺织品的问题展开了第一场协商。从1980年开始以后的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品种限额从最早的8种发展到87种之多，这么多的纺织品数量占到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纺织品品种的大部分，也就是说，中国的纺织品已经在美国没有丝毫可以生存下去的空间，而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单方面的宣布下进行的。由于中国纺织品遭到美国的狙击，为此中国表达了不满，对美国这种单方面采取措施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于是和美国紧急进行了磋商。1985年以后，中国和美国在转口贸易方面又出现了问题。在此期间，美国与对中国之间所产生的贸易摩擦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谈判等方式进行，当谈判没有丝毫进展的时候美国就会动用反倾销这个大棒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实行大棒打压。
中国和美国在这个时期贸易摩擦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摩擦与冲突，都是美国对中国发起主动攻击，而中国处于被攻击的处境。当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攻击的时候，一般都会提出对中国商品成立调查组，中国对美国提出的质疑做出回应，美国此时根据贸易对美国影响的程度来对中国进行制裁，然后中国会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以此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在中美之间产生贸易摩擦之时，大多情况下都是美国占据优势地位，而中国表现得非常被动。通过观察发现，美国再对中国商品进行打压的时候也会选择在中国属于低附加值的商品，比如，农副产品、纺织类商品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01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与冲突的现象依然存在。美国此时除了对中国采取反倾销的手段以外，还会对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实行经济制裁的手段，以此来打压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实行经济制裁是美国在冷战的时候就曾经使用过的卑鄙手段，也是美国最喜欢使用和遏制这些国家发展的有力武器。虽然此前美国曾经对中国实行过经济制裁，但是这种制裁到了1992年的时候逐渐减轻，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放松了对中国商品的反击力度，相反，美国继续对中国商品心存戒心并继续实行禁运措施。这个时期中美两国发生的贸易冲突是把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美国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冷战过后，由于过分担心经济日益强盛的中国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威胁，因此美国此时向全世界散布着“中国威胁论”，声称中国是令美国感到有压力和危机感的国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是美国感到不安的最大原因。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中国更提高了警惕，不断以中国的人权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弊端等诸多借口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企图干涉中国内政。而美国就是在这次口水战中开始了对中国商品的限制与管控。
美国除了想把对中国贸易的制裁提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外，还表现出以下特征：虽然美国在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中没有达成他不可告人的企图，但是却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的力度。不过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提升了地位，美国并不能完全靠制裁就能达到反倾销的目的。这个时期中美两国在贸易摩擦处理步骤方面发生了改变，美国向中国提出反倾销的理由后，中国不像以前一样沉默不语而是和美国据理力争，美国还继续妄想用威胁的口吻对中国实行经济上的制裁，可是中国面对美国的制裁并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对美国的这种无理由的制裁提出抗议并实行相应的对策。最终美国企图使用淫威逼迫中国妥协的目的落空了，双方展开谈判，并相互在某些领域退让，美国也宣布取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由此可见，中国在这场贸易摩擦中摆脱了此前的命运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不仅反映出中国日趋强大的经济增长水平，也表明了中国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摩擦的时候多了一份镇定与自信。就是这些镇定与自信才赢得中国在贸易摩擦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会停下脚步，这期间美国对中国贸易摩擦与冲突主要以报复性的措施为主。2003年中国和美国在铸铁管件发生了摩擦，2004年美国对产自中国的电视盒家具产品实行了反倾销，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强了对中国实行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行为。对此中国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此时中国和美国在贸易交往中产生的贸易摩擦已经从此前的单独解决，发展到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机制来解决。产生贸易摩擦的时候，双方都会通过反倾销调查的方式对自身的贸易进行保护，而这种方法在国际贸易中非常普遍。美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中美在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对称性的特性，这个时期美国的GDP是中国的10倍，而中国人均水平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此时中国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前列，但从总体看，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经济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而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贸易总量也出现了不对称的情况。2003年，中国虽然跻身于世界经济前列的位置，但是在国际贸易中占的比重仅为2%，而此时美国的这一比重为14%，差距显而易见。由于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了两个国家在贸易政策上也存在不同的理念。自从进入到21世纪以后，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国及时调整了自身的贸易政策，决定采用公平贸易政策，此时的美国把中国视为妨碍他们发展的阻力，对中国采取了出口管制等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由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一直提倡霸权主义，在一些政策的制定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在国际上的声音也没有美国那样强劲。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两个国家博弈的结果，也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所进行的抗争。经验告诉我们，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而加剧，这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现象，无论博弈结果如何，都会促进两国的贸易快速增长。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