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刚：诚信是不能污损的第二张身份证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曾主持过《今日说法》《非你莫属》等多档名牌栏目的资深传媒人张绍刚接受笔者的独家采访，谈到诚信对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意义，他坦言，这并不是特别难做到的事，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笔者：看过《今日说法》和《非你莫属》的人，会感觉到您观察事物的独到见解。对于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诚信，您会怎样理解呢？
张绍刚：有人说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我觉得现在我们把诚信的问题复杂化了，其实诚信并不是件特别难做到的事，很简单，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诚信”是什么？“诚”就是诚实，“信”就是守信用。举个简单例子，在饭局上随口答应的事，过后却做不到，在这个时候，“信”就会大打折扣。
笔者：在现实生活中，“诚信”二字仿佛时时刻刻在考量着每个人的良心，比如，老人摔倒无人敢扶、食品安全问题等。
张绍刚：关于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并引起广泛关注，连春晚小品里都以这个社会现象作题材。遇到这种事，首先，以科学为依据，要先去询问比较好，因为不知道人家到底是什么病，有的摔倒需要赶紧扶起来，但有的摔倒，比如骨折和心脏病，不能随便碰病人，要对摔倒的人负责。而在现如今社会背景的复杂状况下，这种现象越发敏感。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因为社会环境复杂和出现过的不同状况，人们会很纠结。其实媒体在其中不应该恶化和放大这个问题。就像去年的一件事，有媒体曝出某外国小伙被东北大妈碰瓷儿，当时在网上引起热评，结果这条新闻在第二天就被翻盘了。有些媒体为了抢头条，在没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就匆忙呈现，把自以为是的想当然当成事实，结果假新闻就出来了。在这方面，媒体是有责任的。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写出假新闻，让社会陷入某种“道德恐慌”。
笔者：您自己有过守信或失信的难忘经历吗？
张绍刚：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各种状况，打个比方，现在大家几乎都在用微信，微信的朋友圈可能总有人在发一些关于健康的看法，这个今天不能吃，明天那个不能吃，这个能防癌……但是这些信息都不是经过他们核实的，有的可能也是从别人那里转发的。当然了，人家的初衷都是好的，但这只是公民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关部门的介入，因为自媒体的泛滥，公民有可能超越自己的范畴，就需要有关部门给予正确的解读。在所谓的道德范畴，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就需要渠道畅通。有关部门在接收到信息之后能及时反馈，阻止不实信息的盲目传播、扩大影响。这是一个社会重新定位的时期，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应该重新定位，公民扮演好公民的角色，有关部门扮演好制度层面的角色，大家都不要越位。
笔者：培养个体的诚信观念，加强全社会的诚信建设制度化，您觉得这两者哪个更能促进社会文化建设发展？
张绍刚：我觉得诚信建设需要自律和他律的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和发展，个人信念和诚信建设制度化一起抓才能促进社会文化建设更好地发展。理想化的社会是乌托邦，道德上的自控对人要求是更高的。当然，人都会不自觉，就像以前对随地吐痰用罚款来约束。遇到食品安全等事件发生，当然要以法律来约束和强化。但是对于有些教育无效的现象，比如大家都知道给老人让座，但有的人就是不让座，也没有处罚条例，那就只好多鼓励那些做得好的公民。把诚信道德纪念品颁发给做得好的公民，辽宁日报社可以牵头搞这样的活动，经过报道之后传递到辽宁各市县乃至全国，促进社会诚信文明建设更好地发展。
笔者：怎样引导并树立公众的诚信意识，您对媒体有什么建议？
张绍刚：我在北京不开车，接孩子上下学天天坐地铁，每天在地铁里都能看到让座的事情：年轻人给老人让座，给抱孩子的家长让座，还有人给我儿子让座，我说“他都6岁了，不用坐着”，可还是有人让。但这样的事却没有报道，因为大家觉得这很正常，不是新闻。这些让座的都是普通人，也并不是什么先进人物，但他们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破坏容易建设难，媒体应该在建设方面多下功夫。
现在迫切要做的事情是要让公众信得过你，有一个诚信的形象。
——崔永元
21世纪是一个公民社会，信誉是每一个人无形的通行证。也许信誉并不写在你的档案里，但是人的口碑。社会在不断地更迭着制度，变化着环境，但是人性中一定有一些以不变应万变的核心价值传承下来，这在我们的心里头才是真正的火种。诚信，它不光是一种道德追求，也是普遍的民间信仰。
——于丹
魏新：当好官要从不说假话开始
中国传统戏曲里有句著名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要为民做主，首先要说实话、办实事，要让群众信任你、依靠你。用今天的话语方式来说，就是要做到“政务诚信”。《左传》中说：“信，国之宝也。”诚信是治国的根本法宝。当下，提倡诚信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呼声。在构建诚信社会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应当起到做表率的作用。
2014年3月17日，曾担任央视《百家讲坛》、人民网“强国论坛”主讲人的著名学者魏新接受笔者专访，他直言：“不说假话，是对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根本的要求。”
笔者：现在有一种现象，老百姓对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常常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不信任感其实就是政务诚信缺失的一种体现。面对这种情况，是否有必要不断重申诚信之于执政者的重要性？
魏新：是的，非常有必要。诚信是执政者的基本素养、道德底线、修身之本。孔子说：“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如果执政者做不到重然诺、讲信用，总是表里不一，说到做不到，不仅个人的人格受损，更会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笔者：从我国历史上来看，诚信一直被当作执政者重要的行为规范，更被视为立政之本。诚信道德具有政治道德的内涵，受到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高度重视。您能否结合古时与当下来谈一谈，一个好的领导干部、一个好的职能部门，应当怎样做到政务诚信？
魏新：大家都知道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这部书被奉为经典，跟司马光本人的为人处世也是很有关系的。司马光，字君实，曾官拜宰相，为官多年。此人一生以“诚”为铭。可以说，“诚”是他终生追求的信条，是他为人为官的基本准则。曾经有个新科进士要拜司马光为师，他向司马光请教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司马光只回答了一个“诚”字。这个进士思考了三天，仍然不得要领，再次请教：“前日蒙先生指教以‘诚’，然而从何门而入呢？”司马光回答说：“从不说假话入门。”我觉得司马光的这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放在今天来看，领导干部也好，职能部门也好，都要从不说假话开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根本的要求。
笔者：领导干部是社会的管理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关乎整个社会的发展。
魏新：没错。所以说，要构建诚信社会，首先要实现政务诚信。
笔者：那么，从社会总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当怎样认识诚信的价值？
魏新：关于这个问题，我依然要说司马光。对于诚信的重要性，他说过一段话，很深刻，也很有警示意义：“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笔者：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复杂的转型期，出现了一些令人感到忧虑的现象，老百姓渴望执政者说实话、办实事。不过，重建政务诚信似乎面临一定的困境，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魏新：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是，我可以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目前，社会的诚信建设的确陷入一种困境，出现了互不信任的怪圈：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政府对民众也缺乏信任，民众和民众之间也缺乏信任。
笔者：从何处入手来打破这种互不信任的怪圈呢？
魏新：有人说中国现在面临着信仰危机，我觉得，其实是信任危机。要解决这种危机，就要从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入手，推进政务公开，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政务诚信体系，让民众充分感受到政府的诚意，这样才能真正打破互不信任的怪圈。
笔者：没有诚信的社会一定是没有前途的，国家、民族更是如此。现在都在讲“中国梦”，如果让您来做一个形容，您会怎样描述诚信在实现“中国梦”愿景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魏新：我写过几部话剧，就用话剧的形式来形容一下吧，可能有些牵强：如果“中国梦”是一个大舞台，那么诚信应该是编剧最初的立意，这个立意如果偏了，绝对不会是一场好戏。
成功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被人相信的能力。被人信任，关键是对你自己的人品、人格的信任。比如，一旦有事情的时候，他能不能想到的就是你；当周围的朋友离开这里时，他能不能把身家性命托付于你？两个人一起创业，对方是否相信你绝对不会骗他，赚了钱不会一个人独吞？这些都是人之大信。取信于人才能够拉班子带队伍，这种能力比会投机取巧、小聪明或高分数要强不知多少倍。
——俞敏洪
作为企业家来说，如果要追求企业生存的价值，就需要有诚信。要把诚信作为一个企业的生命加以爱护，如果没有了诚信就等于是自杀。企业如果仅仅追求一笔利润，你可以欺骗或其他方式获得，但从此以后，你可能就要改头换面整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任志强
叶峰：良好的信用就等于无价的信誉
“做买卖得讲信用”，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老话。所谓“商道亦诚信之道”，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来说，能否坚守诚信，能否构建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将是决定未来发展的关键。
2014年3月22日，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多所知名高校EMBA教授的著名企业战略与品牌营销专家叶峰接受笔者专访。谈及诚信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表示，良好的信用就等于无价的信誉，其价值无法估量。
笔者：随着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诚信的认识逐渐深化。作为经济学家，您如何解读诚信的重要性？
叶峰：国无信不强，企业无信不大，人无信不立，信用的本质是信任。无论对国家还是企业，抑或个人，信用都能起到黏合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信用能够从根本上降低组织的交易成本，良好的信用就等于无价的信誉，于内于外的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笔者：“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刚刚过去，这段时间商务诚信问题又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每年一度的“3·15现象”，一方面显示出中国打假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仍未找到有效解决市场信用危机的路径。在您看来，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叶峰：“3·15”快变成一个抽象的学术概念了。如果一个国家的商品质量问题仅仅依靠类似的“3·15”晚会来引爆舆论的高潮，那是很悲哀的。我认为，当下中国出现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发展的基调是经济建设优先，社会衡量成功的标准一度以“钱”为中心，却忽视了道德的维护与建设，让许多人有机会不择手段谋求利益；二是教育体系的建设严重落后，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进行很好的引导，甚至盲目配合经济活动。
笔者：这种困境是不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经阶段？
叶峰：既定的事实无法规避，只能面对。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是发展的一种必经阶段。从建设完善的信用体系来看，围绕顶层设计必须做好两大防线：一是加大完善法制建设的力度，堵住一切违反信用标准的可能源头。对于信用缺失的问题，与其说是丧失信用的行为问题，还不如说是制度的漏洞给了行为违约机会的问题。鉴于此，制度设计的优势必须有所体现。二是改善教育体系的设计，力争教学内容多样化，确保教育必须首先是以“人”为中心，然后才辅以“事”为中心，做到“人”“事”有效结合。
笔者：具体来说，要从哪几方面入手？
叶峰：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全面的法制、制度建设；社会教育体系的完善；传统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行业协会及自律组织的建设；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
笔者：当中最迫切需要着手去做的是什么？您是否有好的建议？
叶峰：当前最迫切的应该是法制建设，这是基础，也是根本。我本人更看重在法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度地完善社会教育体系，这是一张无形的网，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战略性作用。通过法制来加强、维护市场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遏制信用缺失问题，缓和目前国内因道德失范而导致的信用、信任危机。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只有让市场拥有了法制的基础，才能最低限度地保证市场的既得利益不受伤害，再谈更深一步的信用体系建设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笔者：商务诚信的缺失，受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同样也包括企业本身。您经常为企业高管授课，据您的观察，他们对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
叶峰：在我所接触的企业家当中，绝大部分人对法治中国的需求是比较迫切的。他们认为法治社会不仅可以维护企业商业行为的正当性，还可以确保企业能够享受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他们甚至认为法治社会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成本，给企业解决很多棘手问题提供了参照依据。
笔者：不同的社会角色，包括公众、企业、政府，还有学术界，他们在建立信用体系的过程中各自要担负怎样的责任？
叶峰：关于角色问题，不能有过多的奢望。我觉得不同的角色能够忠于自己的岗位和自己应该做好一件事的良心就已经不错了。坦白说，目前整个社会最缺的就是一种忠于自己的责任感，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的效率。任重而道远啊！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假以时日，吾道一以贯之。
交换双方的诚实可靠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活跃国民经济。市场经济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换为基础，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上的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使经济的参与者方便快捷地获取交易双方真实的信息，防范不诚信的行为，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社会信用的缺失则不仅会妨碍经济的正常运行，严重时还可能导致金融、经济危机，造成整体经济的混乱、衰退。
——林毅夫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当中，我们必须建立真正的市场文化、企业文化。如果一个企业不爱自己的国家，就会因为不诚信损害国家的利益，损害国家的形象；如果一个企业不爱人民，不爱自己，就可能损害自己同胞的安全、健康、利益，比如现在很多的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一个企业家如果不爱自己的企业，这个企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情，这个企业就是不受尊重的企业，被市场抛弃的企业、最终会破产；一个企业家如果不爱自己的员工，就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家。
——龙永图
叶文：要让做错事的人付出代价
诚信品格的养成需要自我约束与法律制约的统一，需要自觉与规约的结合，这是道德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就道德的本质特点来讲，对比法律，它主要是自觉、自我约束占主导，但同样也需要法律的约束和监督。所以，在全社会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将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等失德行为的土壤。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从小到大，如果连亲情、友情、爱情等家庭关系中的诚信都做不到，又何谈在其他生活、工作领域中的诚信。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现在在全国省级电台热播的情感节目《叶文有话要说》的主持人叶文直言，诚信是做人的根基，每个人都应该自律，但对于一些不能做到自律的人群，以法律法规条款来约束，将促进全社会诚信品格的养成。
笔者：超快的语速，浓浓的东北腔，不留情面、劈头盖脸式的点评，这就是被听众追捧的情感节目《叶文有话要说》。一个“爱训人”的主持人，您非但没有让听众讨厌，反而受到听众的追捧。做了将近10年的情感节目，您面对最多的应该就是婚姻中的诚信，作为情感专家，您又会如何解读婚姻关系中的诚信？
叶文：每个人都是家庭中的一员，而每个家庭都是社会的分支，在一个家庭中，诚信、专一是维系家庭的基石，诚信更是整个社会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我曾经接过一个不到20岁小女孩的电话，说她父母离异之后，家人都不管她，她遇到了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男孩，两个人在一起了，居然还生了一个孩子，后来那个男孩跑了，她还去上海找过，没有找到，最后，她抱着孩子被送到了我们省内的救助站。我真是又气又恨，在节目结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电话，但是当我见到抱着孩子的她、一个小孩抱着另一个小小孩的情形，我的气就全消了。她说：“反正我一个亲人也没有，生下了他，这回终于有个亲人了，也挺好的。”之后，我发动听众将孩子穿小的、不用的衣服以及婴幼儿用品捐助给她。我想说的是这个女孩首先遭到了父母的遗弃，在亲情领域遇到不诚信，之后在爱情领域被抛弃，自己生下孩子，无依无靠。试想：如果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能做到这样，爱人之间都能那样没有诚信和担当，那么他们这样的人在其他领域又能如何？
笔者：在采访之前，我特意听了您的几期节目，发现在节目中，您会用理性的解读直言不讳地解决很多当事者面临的不同人生问题，一针见血。您在平时是否也会阅读一些法律书籍，在节目中会鼓励弱者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
叶文：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是从心理和法律两方面给予听众正面疏导。既然听众有勇气打来电话，一定是很无助，所以我们节目的主旨是传递公平和正直，告诉听众真正的主流导向。比如有一个听众，当时因为对方出轨而离婚之后，她是无过错方，离婚后负责抚养孩子，当时孩子的抚养费是在离婚时进行协商的。但是在离婚后，对方并没有按照双方的协议兑现，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在这种情况下，诚信已经无法自律，连养育自己的孩子都不守诚信，我就鼓励她诉诸法律解决。
笔者：公民守法观念的普及对全社会诚信建设意义重大，因为全凭自觉来遵守规则，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您如何看待法律对公民诚信的约束？
叶文：我觉得法律对诚信的约束是非常必要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离婚后有过错方不能正常履行对子女的抚养费问题，就应该有相应法律条款去强制执行，比如每月从工资卡里直接划出抚养费，而不是无过错方要月月找他要抚养费。
笔者：扭转诚信危机的局面，就要通过立法来保障，要将诚信建设纳入司法监管和监督。虽然《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中有关诚信的条款散见存在，但没有诚信的核心法、基本法出台。您是否认为有必要出台这样的法律条款和细则？您会对“诚信”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哪些建议？
叶文：我在担任黑龙江省政协委员时曾递交过一个提案——《教师的诚信道德门槛应提高》。我们之前对教师的形容非常高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现在出现了很多失德的教师。从幼儿园到大学，教师直接面对孩子，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不同的老师，所以我觉得教师的诚信道德门槛应提高。我曾经接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女孩告诉我，她的古筝老师勾引了她的父亲，还直接打电话给她母亲要求她母亲离婚。在我看来，古筝是那样纯净的乐器，没有美好的灵魂，怎能以那样纯净的乐器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这个古筝老师首先颠覆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其次在道德层面也摧毁了别人的家庭。
我强烈呼吁健全有关诚信的法律条款和细则，其中包括在食品安全以及婚姻领域对弱势一方的法律保护条款。之前发生的毒奶粉等事件，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而在《婚姻法》实践中，应借鉴国外一些保护弱者的措施，对相应条款加以完善，譬如，在女性哺乳期内，对男性出轨行为加重处罚。要让做错事者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当年，他们说《夜宴》的台词有问题，说“诚信为本”等句子导致笑场。我现在也是这话——台词没有问题。如果观众认为“诚信为本”这样的台词好笑，让我去改，这说明我个人的价值判断失误了，接受这样的批评是对我的智慧的打击。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笃信诚信为本的。
——冯小刚
2006年2月的时候，东北二人转全国巡回演出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来了不少记者。有记者问了，您认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当时说，中国有13亿人，这个市场实在太大了，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又好，可以说，遍地是黄金，可是捡黄金靠什么？靠文化！靠诚信！
——赵本山
雷献禾：不讲诚信的人终将被集体忽视
提起雷献禾，大家不会感到陌生，他是《大雪无痕》《离开雷锋的日子》《大江东去》《留村察看》《绝不放过你》《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的导演，约了三天，笔者终于独家专访到了雷献禾，巧的是，雷献禾正在江西筹备电影新作，他的新作与我们《诚信是金》专题紧密相连，他要将“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之一龚全珍的事迹搬上银幕。
笔者：雷导您好，听说您现在正在江西筹备新电影，而您要拍摄的这个人物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在向后人传递着正能量，就像您之前拍摄的电影《索道医生》《离开雷锋的日子》一样，这些道德模范身上都有共同的特点——信守承诺，几十年来无怨无悔地服务于当地群众，您认为透过这些人物事迹会给大众带来怎样的影响？
雷献禾：其实，我现在正跟您做着同一件事，我和长影的创作团队来到龚全珍老人的家乡——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采访，搜集剧本创作素材并为影片拍摄选址。龚全珍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1923年出生，1957年随甘祖昌回到江西省莲花县，在乡村教师的平凡岗位上教书育人，曾是江西省莲花县甘家小学校长。离休后，积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倾力捐资助学、服务社区。2013年9月26日，龚全珍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称号，2014年2月10日她被评为“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之一。我在采访她之前一直在思考，在她91岁高龄的时候，靠什么感动了中国？采访结束后，我得出了结论：信仰的力量。这个创作也好，之前的《索道医生》《离开雷锋的日子》也好，其中的人物都在无比坚定的信念支撑下前行。《索道医生》的原型是云南省福贡县拉马底村乡村医生邓前堆，28年冒着生命危险靠溜索道横跨怒江为两岸村民解除病痛，他的事迹感动中国，被称为“索道医生”。我觉得在当下，这些道德模范就像一个个模板，他们几十年中对诚信的坚持，他们的亲身经历让大众看到了诚信的力量、坚持信仰的力量，会为社会带来更多正能量。
笔者：我知道一直以来，您对于诚信的理解都贯穿于您的影视作品当中，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曾提出要拍《雷锋全传》，是希望传递给青少年更多积极向上的观念吗？
雷献禾：对，当时我是提出过这个建议，我认为影视创作者首先要是一个讲诚信的人，他有责任和义务要拍出有良心的好作品给青少年看，现在我们国家的青少年所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是给他们拍的片子太少了，在拍出来的片子中，他们喜欢的也很少。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给他们塑造一个形象，他们会记住主创人员一辈子，并且片子的生命至少也会有好几十年。包括现在正在准备拍摄的龚全珍老人，我们都会用最接地气、最贴近主人公的方式把主人公的事迹展现出来，让大家看过之后感同身受而并非教化。
笔者：您认为怎样的机制和方式能使我们民族的诚信文化得到更好的提升？
雷献禾：我前几天在北京中关村买电脑，原来看好一款，他们告诉我没货了，就推荐我买另一个型号的，我也不是很懂，于是就买了他们推荐的那款，结果买回家发现卖得比其他地方都贵很多。我觉得这就带来了相应的反应，因为一桩买卖的欺诈导致顾客对于整个中关村都产生信任危机，这太可怕了！如果是个外国人在这里买电脑呢？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将中国商人的这种不诚信带到全世界，大家会对整个民族产生质疑，这个连锁反应会有多大？诚信是人必备的优良品格，一个人讲诚信，就代表他是一个讲文明的人。讲诚信的人，处处受欢迎；不讲诚信的人，人们会忽视他的存在，所以我们人人都要讲诚信。诚信是为人之道，是立身处世之本。
我建议建立“黑名单机制”，不要因为一条鱼搅了一锅汤。拿我买电脑为例，并非所有中关村的商户都不讲诚信，而针对这样的黑心商户，有关部门应该进行调查和整治，如果发现类似事件，处罚力度应该加大，让这类商户进入黑名单之列。还有类似“3·15”晚会上曝光的过期面粉依然被供货商提供给面包店等事件，我认为出现这种事件，这类货品供货商早就应该进入黑名单，并没有资格再在这个行业生存。杜绝危害食品安全、商业欺诈等行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处罚机制，这样才能让我们中华民族的“诚信文化”得到更好的提升。
电视剧《手机》中费墨这个角色，既想有风骨又很注重钱和名，撒了不少谎，他对社会撒了不少谎，对人群撒了不少谎，他对他的家庭撒谎。日常生活中，我得承认，我当然撒过谎。我经常说废话式的谎言，你好、你好，这就是废话。谎言本身不可怕，谎言存在的真正可怕之处，是让人们对诚信失去了希望。
——陈道明
也许谎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谎言让人们失去了对诚信的敬畏，撒谎成了一种生活智慧。
——刘震云
宋月红：得从制度这个根儿上解决失信问题
诚信建设，应当德、法并重。面对当下出现的诚信危机，除了要加强道德建设，还必须把制度建设视为重中之重。2014年3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任宋月红研究员接受笔者专访，他提出，制度建设就是营造人人遵循诚信原则的大环境，让诚信者享有尊严，让失信者受到谴责。
笔者：目前，人们越来越重视诚信建设的制度化问题，作为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专家，您能否解读一下诚信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宋月红：好的。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制度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诚信作为社会道德，一方面来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则需要自律养成、他律约束，对诚信礼赞，对失信惩戒。树立并坚守诚信，文明素养是基础，制度是保障。制度建设的目的是要为社会树起诚信的遵循依据，通过制度正义促进诚信的普遍化和大众化，并使诚信成为人们普遍信奉和遵守的行为规范，使人们养成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习惯与方式，让诚信者在社会中享有应有的尊严、荣誉和地位。同时，惩戒失信，使失信者在社会中没有市场——不仅受到社会的道德谴责，而且要为失信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诚信制度建设以褒奖和惩戒相结合，这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人讲诚信、守诚信的诚信社会。
笔者：那么，制度化应当从哪几方面着手？
宋月红：诚信制度建设，除与其相适应的配套制度建设外，关键在于诚信自身的制度建设。其中，既要加强普遍意义的通用性制度建设，又要根据不同诚信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分类实施。诚信制度建设，要贯彻法治的思维与理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依法治国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柱。在诚信制度建设中，要统筹社会整体利益与各方面利益的关系，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这样的制度建设，方向明确，社会基础深厚，形成的制度有利于社会自觉而广泛地遵守，从而激发社会各方面的生机与活力。
笔者：诚信作为一种规范，蕴含于行为的各环节，因此，诚信制度建设也要贯穿于行为全过程。
宋月红：是的，所以诚信制度必然具有广泛性。我认为，诚信制度建设要构建三个体系：一是诚信标准和评价体系，二是诚信管理与防范体系，三是失信惩戒体系。更具体地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倡导和实施市场诚信体系建设，树立诚信至上的市场行为原则，并将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贯穿于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等各环节与领域，从而对社会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在信息化条件下，应着重于构建以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为重点，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将诚信置于社会参与和监督之中，使每个社会个体、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既是诚信管理的对象，又是诚信管理的主体。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应把诚信制度建设摆在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诚信治理是基石，没有诚信的社会治理是缺乏生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而且，诚信治理将为社会治理注入生机与动力。创新和发展社会治理，要坚守以诚信为基础，不断建立健全诚信治理的社会治理结构。
笔者：从当下的社会状况来看，诚信建设的制度化面临一定的困境。
宋月红：的确。现阶段，诚信制度建设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主要是一些低俗、丑恶的社会现象很有市场，失信得不到应有的惩戒，从而误导人们的行为，干扰甚至破坏人们的道德遵循和思想认知，有时对社会道德失去信心、对诚信宣传产生怀疑。另一方面是来自制度的，一些规范的社会公信力不强、执行力不足、失信惩戒代价低，有的对一部分人具有约束力，而对另外一部分人则不发生作用，导致制度约束和执行的不平衡性，从而产生一种社会心理失衡现象和不平等感。
笔者：这些困境表明了制度建设的不完善，那么，您认为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宋月红：诚信制度建设，首要的工作是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生活局面和舆论氛围；同时，依法惩治社会丑恶现象、道德败坏和腐败行为，始终高扬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发展主旋律，大力倡导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不断发扬光大诚信道德风尚。
笔者：从根本上来说，诚信是道德问题、文化问题，诚信建设的制度化应当以培育诚信文化为根本。对此，您的观点如何？要怎样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注入文化内涵？
宋月红：诚信是道德的，具体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与规范，并养成一种社会文明形态。它具有道德基础、文化内涵和文明进步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应并满足时代需要的社会治理制度和文化风尚。因此，诚信既需要社会的不断进步、制度的保障，也需要文化的自觉。对于一个国家、社会和公民来说，当诚信形成一种文化或稳定地融入到社会文化体系之中后，它在社会中将更加广泛，发展程度也会更高。因此，我认为，解决诚信危机是一个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作，既需要广泛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也需要通过制度的约束和引导，使各种社会行为以诚信为基础。同时，还需要文化的熏陶与推动，文化的自觉与此关涉甚大。在诚信制度建设中，诚信是文化的一个活的灵魂。诚信制度建设要以诚信文化为制度理念，融入文化建设的过程之中。一方面，把诚信融入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之中，使诚信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另一方面，把诚信融入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之中，向社会、向消费者传递正确的行为规范和导向，倡导诚信道德，维护和保障诚信正义。
资本不能没有道德，从商不能没有诚信，如果信誉制度被破坏，那对经济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我心里的诚信就是资本运用的时候要讲道德，从商的时候要讲诚信。
——成思危
天使投资人一定是弱势群体，我们是单个人，花的是业余时间，很少用审计师、会计师、律师，所以最好的管理只能是无为而治。对人的判断是事情的关键，创业者的诚信对天使投资是最最重要的。
——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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