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翔：变了味道的知识分子

    后梁第一位宰相敬翔的老婆是皇帝朱温赏赐给他的，这位老婆本是朱温的女人，嫁给敬翔后大概由于惯性，还是去朱温处与其同睡。敬翔虽然是个书生，有仁弱的外表与内心，但就这样当乌龟，他还是忍受不了。

    他跟这位总在朱温那里睡觉的老婆说，你既然是我的人，就应该知道嫁鸡随鸡的道理。如果你不知道，我现在就教你。如果你知道，请你改正你的所作所为。

    这位妇人非但没生气，反而还冷笑两声，跟敬宰相说，“你可知你是我的第几个男人？”

    敬翔想不到这位女子还是人中之凤，大惊，急忙摇头，以示不知。

    妇人又冷笑两声道：“我第一位夫君本是黄巢手下大将尚让，第二个夫君乃大唐忠臣时傅，第三个男人乃你的主子。看看这三位人中豪杰，你能比上哪一个，如果你觉得我给你戴错了帽子，那我去跟你主子说，我们从此散了吧。”

    敬翔大为惊慌，急忙向此女子请罪。

    有人会说，因为给敬翔戴绿帽子的人是朱温，所以，他很害怕老婆把自己心怀怨恨的事情讲给朱温听。事实上，从这位敬宰相一出场，就知道，他是一个在那五代那种大环境下不得不自发地改变味道的知识分子。

    敬翔年轻时曾到唐都长安考进士，但没有考中。就在这一年，黄巢领兵进入长安。长安变成了地狱，敬翔就从长安跑了出来，投奔到在大梁为朱温效力的观察使王发那里。

    王发是他的同乡，但绝不是他的天使。虽然可以给他两顿饭吃，去不能让他飞黄腾达。敬翔当然不是吃软饭的，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给军中人士代写书信，偶尔有将领要向上级报告一些情况，也找敬翔帮忙。开始时，敬翔写完的文字还要跟对方解释一回。这些武夫们对“之乎者也”虽然谈不上深恶痛绝，但肯定是不喜欢的。

    为了省掉这一道“解释”的程序，敬翔干脆把他们要向上报告的文字用“大白话”写了出来。偶尔还会有一警句，但据现在来看，这种警句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是乡野村夫才引以为荣的“书面语”。军中人的相互传颂让敬翔的名字在大梁城响亮一时。

    身为大梁最高指挥官的朱温自然也知道了军中有这么一个人，并且也看过他代写的报告，很合自己的口味。

    有一次，观察使王发汇报完工作正要出去，朱温叫住他，说，听说写东西很不错的敬翔是你朋友？

    王发说，是的。

    朱温说，你把他叫来，我想见见他。

    敬翔被老乡带到了朱温面前，朱温劈头就问，“《春秋》里都写了什么玩意？”

    敬翔想了一想，才回答，“诸侯打仗的事。”

    朱温一听是打仗的事，来了兴趣，“那么它上面所记的用兵之法，我现在能用吗？”

    敬翔回答：“打仗本就是出奇才能制胜，《春秋》上面的用兵之法早就不适用了。”

    朱温大喜，因为他最讨厌书生谈古，如今居然书生认为古的东西不好，这真是找到知音了。

    他立即让敬翔留在自己身边，给了一个武职。敬翔摇头，认为武职并不适合自己，况且自己也不喜欢，请给一个文官衔。

    朱温答应了，任命其为馆驿巡官，让他专门掌管奏章檄书。

    从这以后，敬翔开始了他的“辅佐事业”。

    不久后，朱温奉命讨伐蔡州的秦宗权。敬翔显示出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常为朱温出主意，最终，朱温在他的谋划下，将秦宗权打败。

    在这之后，敬翔跟随朱温四处平叛，当朱温领四镇，为宣武节度使的时候，朱温已经离不开敬翔了。

    每个时代都有人才，但未必每个人才都能得到在上者的赏识，敬翔之所以能得到朱温的赏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个变了味道的知识分子的“狡猾”。

    首先，朱温是一个狡诈的人。你把所有忠诚拿出来也未必能让他相信你。狡猾的人通常都让人摸不着头脑，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并且，因为对自己的不自信，所以经常猜疑众将，动辄斥骂滥杀，文武群臣对他都很畏惧。

    敬翔做事不与人同，文雅一点来讲就是机警多智，难听一点来讲就是会看人脸色。比如，为了维护一个暴发户的自尊，他极少在众人面前向朱温进谏。敬翔常常会注意观察朱温的言谈举止和表情的微小变化，凭此就能揣透其心思。

    朱温杀人跟屠夫杀猪没什么分别，他手下的谋臣虽然不多，但绝对不少。等他登基称帝后只剩了那么几个，这里面就有敬翔。

    敬翔可不履行“文臣死谏”的愚蠢规矩，如果朱温所做之事并不正确，敬翔就因势利导，予以暗示提醒。两个人就像多年在一起的两口子，心有灵犀了。

    他刚做朱温幕僚的时候，朱温极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常常苦于兵力不足而无所作为。想出去征兵又怕各地的军阀阻挠。敬翔给他出计道：“您如果要图大业，难免要和四邻有所冲突，与其固守不如立即出击，可以让您的部下将士假装叛变而投向敌方，然后您再奏明圣上以及四周诸侯，以袭击镇压叛徒为名，击溃敌方。”

    朱温大喜，照计行事，果然大有收获，不但小胜敌手，更主要的是每次都能借机招兵扩军达十倍之多，朱温的兵力逐渐得以扩大。

    当朱温领四镇，想要再向上爬时，由于在他前面没有榜样，他不知道自己想要当天子的想法是否合适，就编了个梦。

    说自己梦到几个和尚来揪住他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从上到下都是黄色，几个和尚对他大呼小叫，并且还一脚把他踹醒了。他找来所有部下，将此梦说了一遍，并且用眼神告诉部下，相信这个梦。

    敬翔睁着眼睛想了半天，看了看朱温，很自信又很镇定地说：“您这是要当皇帝了。”

    朱温一听，很高兴，对敬翔更是器重了。朱温称帝后，更是对敬翔备加重用，他将昔日唐朝的枢密院改为崇政院，任命敬翔为知枢密院事。知院事一职甚至比宰相职权更重，可以先和皇帝议事于禁中，然后再向宰相宣旨施行。

    敬翔受此重任后，更是勤于政务，内外事务无不用心。据他后来讲，自己大半辈子都是把马背当成床的。

    敬翔跟随朱温前后共三十年，从军作战运筹帷幄，昼夜谋划。他本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将来会得到朱家所有人的报答。可惜，朱温死后，朱家两个皇帝再未重用过他。

    在朱温病重时，将敬翔召到床前委托后事，让敬翔将朱友圭逐出京城，出外任刺史，朱友圭便发动兵变，杀死父亲朱温，自立为帝。朱友圭对敬翔非常危忌，虽然以李振代替他任崇政院长官，但为了使群臣与他合作，还是任命很有威望的敬翔为宰相，敬翔表面上接受任命，但经常称病在家，与朱友圭保持距离。

    等到梁末帝朱友贞上台之后，也未重用敬翔，而是宠信赵岩等人，敬翔受到这些权臣的排挤，终日郁闷不乐。这个时候的他，很想念朱温，也想念朱温在时后梁的鼎盛。

    当朱友贞把后梁折腾的实在不象话时，他还是出面了。他跟这位饭桶皇帝说：“国家连年派将士出征，但疆土却日渐削减，这不只是因为兵骄将怯，还因为调兵遣将不得其法。陛下平日深居宫内，和您商议国家大事的都是些左右的随从，这又怎么能料敌制胜呢？先皇在世之时，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大半领土，虽然也亲率虎臣骁将连年征讨，也不能扫灭河东的劲敌李克用父子。现在敌人的兵马已迫近郓州，陛下却没有像先皇那样亲征杀敌，这是臣没有及时奏明的第一件事。此外，臣还听说李亚子（存勖）自从戴孝出征以来，已经十年之久，每次攻城列阵，总是身先士卒，冒着箭石冲锋。昨天听说进攻杨刘的时候，他也是先背薪渡水，一鼓作气而破城池。陛下不比他差，儒雅而有风度，但却没有亲征退敌，反而让贺瑰之流的将领与之抗衡，寄托驱逐敌寇的愿望，这很难如愿。这是臣失职没有及时奏明的第二件事。现在陛下应该亲征，同时向黎民百姓老臣宿将询问破敌良策。否则，大患难除，臣虽然愚笨胆怯，但受国恩很深，如果陛下缺少将才，臣恳请去前线为国效死力！”

    这段发自肺腑的话，并没有能感动朱友贞，相反，朱友贞还觉得敬翔这是因为不受重要而发牢骚。朱友贞对文人并没有好感，敬翔也不是朱友贞心目中的文人。

    两个人谁都不理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李存勖兵临城下时，朱友贞叫来敬翔，这个时候，他居然问一位知识分子退敌之计：“朕以前总是忽视爱卿的逆耳忠言，以致有了今天这种残局，国事紧急，爱卿就不要发牢骚了，请问朕现在该怎么办啊？”

    敬翔苦笑，说：“一切事情都是陛下做出来的，您上完茅房，却让别人擦屁股。别说别人没有这个本事，就是有，谁愿意呢？”

    不久，李存勖攻进后梁都城，敬翔全家自杀。临死前，他向一位准备去投降李存勖的知识分子说：“你不配做读书人。”

    这位知识分子不做就不做，真的去投降了。

    在五代史上，敬翔与朱温可以算作是君臣际会的楷模。但这种楷模在后来的五十多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敬翔敢死；因为他能以一种近乎“小人”的思维揣摩朱温的心思，所以他能永远地活着，还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知识分子。

    随大流，并不代表你没思想，但你肯定牺牲了一些东西。敬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牺牲的是知识分子的傲骨，还有一成不变的思维。

    喜欢做诗的节度使

    五代时期魏博的牙军本是安禄山部下所创，当初，他以魏博节度使的身份随安禄山反叛，为前驱，陷河洛。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后，田承嗣急忙投降唐朝。那个时候，唐朝对叛乱分子真是格外开恩，所以，田承嗣的过去就一笔勾销，他坐魏博节度使一位。经过战乱，田承嗣发现了一条真理：谁兵强马壮谁就有可能成为一方霸主。于是，在魏博境内，他查核户口，加重赋敛，厉兵缮甲，老人去种地交军粮，年轻的拉来充军。只在短短一年内，他就拉来兵丁十万多人。在这十万多人里，他又挑选出矫健强力者万人，号牙兵。

    从安史之乱到唐朝灭亡，这支牙兵专横跋扈，盘根错节，士卒也同主帅一样，世袭其职，父子姻党盘踞军中，成为一种封建势力，主帅稍不留意，举族有被害之虞。仅在一百五十余年间，主帅史宪诚，何进滔，韩允中，乐彦祯，赵文弁的废立，都是这些牙兵所为。魏博牙军最为骄悍，所以，当时有谚语说：“长安天子，魏府牙军。”由此可知，这是一支不但势力强大而且还非常骄横的军队。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武夫敢说自己能完全控制住牙兵，即使是当时的骁勇之将罗弘信也不例外。

    罗弘信是罗绍威的父亲，他初事魏州节度使乐彦贞，任马牧监。888年，魏博牙军起乱，杀其帅乐彦贞，拥推乐彦贞手下将军赵文建为留后，不久又把他杀了。牙将未知所立，罗弘信自荐，遂立为留后。昭宗即位，诏拜罗弘信为魏州节度使。罗弘信死，罗绍威继父位为节度使。

    罗绍威并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他能成为这支连亲老子都不怕的军队的头，完全是因为他父亲。当时，牙兵还找不出他的错处，因为此人是个柔弱的文人，所以，就暂时让他坐那个名实不符的节度使位置。

    罗绍威不但不善于打仗，也不喜欢打仗，他最喜欢的就是写诗。如果他是个平常书生也并不为奇，但他当时可是最骁勇的军队的首领，却沉浸在诗里不能自拔，着实让人为他捏了把汗。

    据说，他经常在歌舞宴会之间，与文人赋诗唱和，这种闲情雅致让在外面站岗的士兵很不明白。别的节度使都在杀人放火，而他却在摇头晃脑地吟诗。

    罗绍威对诗是真心地喜欢，当时最有名的诗人是正在吴越王钱镠麾下充任幕客的罗隐。罗绍威就是这位诗人的追星族。他经常送钱送物给他，并以学生待老师之礼对待罗隐。由于两位都姓罗，又有个人崇拜和共同爱好，所以，两个人的关系突飞猛进。据说罗隐听说了这个崇拜者后，亲自跑到罗绍威处，两人不睡觉，也不吃饭，吟了三天三夜。可惜这些诗都没有保存下来，更可惜的是罗隐发现，这个崇拜者虽然诗写得不错，但还是有些武夫气，就跑掉了。罗隐到吴越后，两人的关系仍没有断绝，他把自己所作的诗歌汇集成册，送给罗绍威。

    罗绍威就像个小孩子初写拼音字母一样，每一首都要模仿一遍，并把自己的摹仿之作集结成册，名为《偷江东集》。吴越地属江东，而罗隐正为钱鏐幕客，故以“江东”代指罗隐。虽然是摹仿，但罗绍威的确有做诗的潜质，对罗隐之诗的改装，颇有成功之处。比如他的公宴诗中有这么两句：“帘前淡泊云头日，座上萧骚雨脚风”，当时的一些写诗的人就认为这两句丝毫不比罗隐的差，甚至还超过了罗隐。在遥远的江东，罗隐闲来无事就会想起这位崇拜者，这时，他就写出一首来，送给罗绍威。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寒门虽得在诸宗，栖北巢南恨不同。马上固惭销髀肉，幄中犹美愈头风。蹉跎岁月心仍切，迢递江山梦未通。深荷吾人有知己，好将笔力当英雄。”

    不知是罗隐吹捧这位节度使，还是他真把罗绍威当成“英雄”。总之，两个诗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

    但是，罗隐是纯粹的诗人，可罗绍威不成。他不但是个诗人，而且还是个节度使。“节度使”这个工作在五代时期就是打仗的，如果一个节度使不打仗天天在屋子里做诗，即使他的牙兵允许。其他节度使肯定不会允许。

    899年，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率领大军十万围攻魏州城，罗绍威写诗的笔掉在了地上，面对如此众多的士兵，他确信，无法守住魏州。他向朱温求救。

    事实上，早在他父亲任魏博节度使时，就已经和朱温打成一片。朱温当时与晋王李氏家族征战，在河北经常出入，罗绍威的老爹从来不过问，有时候还会送给朱温粮食。这样的友好基础，让罗绍威求助于朱温的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朱温立即派出了大将李思安来救罗绍威，并大败刘仁恭。第二年，罗绍威觉得刘仁恭这厮居然敢搅乱自己的诗兴，就派使者与朱温的军队回合进攻刘仁恭的驻地沧州，以示报复。

    两方面合作得太愉快了，罗绍威觉得这是朱温维护了自己做诗的兴趣，就让儿子娶朱温的女儿。朱温长得可不怎么样，他的女儿就更不用说了。罗绍威的儿子在父亲的威逼下，又出于孝——为了维护父亲做诗的兴趣——才娶了朱温的女儿。

    但是，罗绍威的诗并没有做太久，又有事了。

    905年，魏州城中的百姓正在专心地走路，突然一阵巨响，原本平坦的大路出现大裂缝，接着就是坍塌，像是有人在地下把土掏空了一样。罗绍威冷汗直冒，按照他的理解，天塌地陷是不祥之兆，应该有人要造反。

    果然，不久，牙校李公牷作乱，想要复制一位节度使。由于罗绍威早有准备，这次兵乱很快就被平息，可罗绍威的心情却久久难以平息。

    牙军这些年来虽然不惹事，但也不给他办事，不听最高统帅指挥历来是牙兵的传统。可他想打破这种传统，就像他写诗一样，不能总按“平平仄平仄”的传统来写，要创新，创新之前，先要打破。

    他给朱温写信，说了自己的情况，并重点指出，牙兵两百多年来始终以他们“能耐不大，脾气不小”的姿态傲视他们的上司，如今，自己是受够了，希望朱温能看在亲家的份上，帮住自己把这些牙兵杀掉。

    朱温接到这封信后，乐得几乎要发羊颠风。他对魏州垂涎已久，能得到魏州，就等于得到了整个河北。现在居然有这样的好事，并且还送上门来，他怎能放过。

    他告诉罗绍威，自己的士兵如今缺衣少食，牙军是一支骁勇的军队，如果硬碰硬，他很难把握取胜。除非是突然入城，杀他个措手不及。

    罗绍威急忙回信，说，衣服和粮食我这里多得是，就是牛羊也有七十多万只。牙军的确能征善战，我自有办法。

    906年，朱温派李思安带兵七万，以击伐卢龙刘仁恭氏父子为名，驻屯深州。天遂人愿，朱温正在深州驻扎时，嫁给罗绍威儿子的朱温女儿病亡。朱温就以会葬为名，暗遣部将马嗣勋带一千士兵装作送丧的挑夫，把甲胄兵刃藏于担中伪装进入魏州城。

    此时的魏博牙军根本就没有任何警惕，所以，朱温派来的“挑夫”络绎入城。同时，罗绍威写完几首诗后，就派人在傍晚潜入武库把弓弦和所有武器都全部破坏，他害怕牙军抵抗，确切地说，他对朱温的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很放心。

    半夜十分，罗绍威率官兵数百人，与扮成挑夫入城的朱温军一哄而起，进袭睡梦之中的牙军。可怜建军史已有两百年的魏博牙军在睡梦中尽被残杀，有些士兵奋勇逃出营帐，去拿武器，拿到手的却是残弓断刀。八千多魏博牙兵和他们的家人全被杀掉，血流成河。第二天早上，朱温骑在高头大马上，领着大军开进魏州城。

    让罗绍威想不到的是，自己虽然保住了做诗的时间与精力，却让魏博六州从此一蹶不振。朱温和他的军队简直就是一群蝗虫，在魏州盘桓半年吃掉了七十万只牛羊。并且对附近的地方势力，服从者升官，不服者讨平。朱温临走之前，还向罗绍威要了军饷一百万。罗绍威一面写诗一面痛哭。

    罗绍威当时就叹息道：“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

    大错既已经铸成，那就一直错下去吧。总不能错到一半，又反悔。作为诗人，罗绍威对物质利益并没有太大兴趣，只要能给他一个场地，要他安心做诗就好。

    但是，诸多节度使的混战依旧让他心有余悸。他不想再有人来找他麻烦，他讨厌麻烦，只喜欢做诗。于是，他向朱温建议，“您现在已经有称帝的资格，还等什么呢？”

    朱温欢喜地去称帝了，对这位喜欢写诗的节度使的提醒，他终身难忘。称帝后，他加罗绍威官太傅，兼中书令，赐其扶天启云竭节功臣名号。

    罗绍威安心地做了几年诗，临死前上表朱温，说自己要死了。朱温大怒，说，你不能死，你若死了，我就让你的子孙都享受荣华富贵。

    罗绍威没有听朱温的，去死了。朱温为此而停朝三天，追赠他为尚书令。

    这位喜欢写诗的节度使曾被人看不起，原因就是他太谄媚朱温了，简直就是一条活狗。可他容易吗，他所做的被人瞧不起的一起事情，不过是为了有时间有精力写点好诗出来而已。与其说他是乱世中一个失败的节度使，倒不如说他是乱世中一个不得不失败的文人和诗人。

    琉璃瓶中的宰相

    宰相卢文纪是李从珂从一个琉璃瓶里用筷子夹出来的。后唐李从珂称帝时，有人告诉他，中书省缺少一位宰相，李从珂就让群臣推荐。有大臣就把姚顗、卢文纪、崔居俭三个人推荐给了李从珂。这下可把李从珂难住了，因为他发现这三个人无论品德和能力都半斤八两。用了这个就觉得对不起另外两个，他苦恼之极。但凭着李家传下来的智慧，他想到了一个绝好的主意。他把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三张纸上，折起来放进了一个做工考究的琉璃瓶里，在一个月圆之夜，他点起神香，向天祷告，希望老天能睁眼赏赐给他一个好宰相。第二天，他闭着眼用筷子从里面夹出一张纸来，打开来看，是卢文纪。

    于是，卢文纪被任命为宰相。卢文纪可不相信是李从珂的那一套迷信办法，但他相信宰相的权力，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地去当他的宰相了。但不管怎么说，卢文纪的宰相来得很有戏剧性和偶然性。也许李从珂真的相信祷告祈福那一套，所以，当他把卢文纪从琉璃瓶中夹出来时，居然大喜过望，因为几年前，他就对卢文纪有所了解了。在他看来，这真是天意。

    那么，他对卢文纪的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933年，卢文纪以后唐太常卿的名义出使四川，在他的领地歧下时，他见到了卢文纪。当时，首先吸引他的是卢文纪的英俊相貌和大嗓门。又因为卢文纪读过多年的书，所以把他聊得云遮雾罩。他当时就认定，这是一个难得的奇才。

    经过老天的指引，这位难得的奇才真就当上了宰相，这怎么能不让他高兴呢。老天当然是公平的，做错事就要受到惩罚。他现在高兴，也就注定了他以后的痛哭。

    卢文纪的宰相生涯从开始就不舒畅，当时，后唐内忧外患，百官皆有感觉。可卢文纪身为百官之首，却对这种形势置之不理。他每天忙碌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几天评价一下朝中的大臣，明天讨论一下某个武将是否有必要再领兵。

    他的这种做法肯定会引起正直官员的不满，太常丞史在德先把矛头对准了他，他给李从珂写信，说，现在应该是“选能进用”的时候了。如今某些官员的能力太差，很让人担忧啊。我倒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所有官员都考一次试，以分数来定优劣、去留。即使是宰相也要参加考试。

    按照规定，大臣递给李从珂的信要先经过中书，于是，卢文纪就看到了这封信，他气得鼻孔冒烟、手脚哆嗦。一个人发现别人对自己的贬损本来就非常生气，尤其是别人对自己的贬损都是真的时候，他就更加生气了。但生气归生气，卢文纪有一个优点，他不会对别人对自己的触犯行为还击。

    933年，石敬瑭仗着契丹给自己撑腰，开始造反。后唐朝廷人心惶惶，京师已危如累卵。李从珂找来卢文纪，说：“古人说，主子完蛋做下人的也会受到侮辱。你如今在这个位置就要替我分忧，现在，石敬瑭那厮想要谋夺我的江山，我想要亲征，以保护你的平安。你认为这个主意怎么样？”

    卢文纪哭了，哭得特别伤心，但就是对李从珂的主意不做评价，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李从珂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谢什么，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

    后唐的局势越来越不利，李从珂跟大臣们说，自己要亲征。但卢文纪从李从珂的举止言行中看到，皇上根本就不想亲征。

    为了让人感觉他要亲征，李从珂又招来卢文纪和当时掌管钱粮的张延朗谋议。张延朗极力鼓动李从珂亲征，因为他对后唐军粮的供应问题非常有把握。但卢文纪却说道：“石敬瑭所靠无非是契丹兵，契丹骑兵倏往忽来，得不到利益就会走，如今，我们有三处救兵，又有坚固的城池，很快就会不战而解。只要使人督促将领，责以成功，皇帝到河桥观望即可。如果情况真无法扭转，我们到时候再跑也不迟。”

    李从珂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支持他认为有道理的基础就是，他不想亲征。既然不想亲征，他那只能等死。石敬瑭称帝后，对卢文纪的品德与能力了解了一番后，就把他降为吏部尚书。

    卢文纪因为两件事而名上史册。第一件是他宰相之位的来历，第二件是他劝阻李从珂不要亲征而导致了后唐灭亡。

    其实，第一件事是巧合，如果再讲得刻薄一点，完全是五代时期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五代时期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是非常严重的，宰相之职本是维持百官状态和皇帝与百官沟通的特别大使。一方面，宰相要有卓越的才能，能为皇帝分忧，另一方面，他还要对百官的行为举止进行监察，以此希冀本朝内部的稳固。

    但是这样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李从珂这位皇帝是如何任命的呢？

    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李从珂的愚蠢，但是，在任命武将上，李从珂为什么不选择去琉璃瓶里夹？归根结底，李从珂似乎就从来没有重视过宰相之职，不然，他也不会那么草率地让老天为他选宰相。

    卢文纪的确不适合做宰相，因为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能力却是非常有限。他后来不让李从珂亲征，一是看明白李从珂的本意，另一方面，他根本就没有预示到后唐的腐败，因为这种腐败，而让许多后唐武将在契丹军队到来时，或逃或降，加速了后唐的灭亡。

    如果卢文纪生在太平年月，他不可能成为宰相，也就不可能被后人诟骂。一个人因为有大才而被小用，虽然悲哀但不悲惨。但一个人因为只有小才而被大用，那么，他的未来不仅仅就是悲哀了，其名声肯定要很悲惨。

    卢文纪的辞做得非常不错，在五代的文人中他也算是一佼佼者。据说，卢文纪死后，郭威还罢朝一日。这也许是他这一生最大的安慰了，他当时的职位却是司空，而且不坐班。

    由此可知，是李从珂害了他的名声，他投桃报李地害了李从珂的性命。所以说，希望选一个能帮助自己的人时，怎么可以不谨慎呢？

    可爱的马胤孙

    934年，后唐潞王李从珂准备造反。他叫来一直跟随他的马胤孙，问他：“朝廷调我去新的地方，此一去必要路过京师，该怎么走？”

    马胤孙很认真、很真诚地回道：“这是皇帝的命令，所谓君王之命，不等备车就得上路。如今大王是国家的宗亲，而先帝刚弃天下而去，临丧赴任，是臣子的忠诚。”

    李从珂的部下都偷偷大笑，因为大家都明白李从珂路过京师必要留下登皇帝位，马胤孙所言并没有拍马之嫌，只能证明他愚蠢。

    李从珂登基称帝后，封他为户部郎中，翰林学士。仅过了一个月，就拜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过了不久，李从珂升他为宰相。关于他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

    李从珂在位仅三年，但就在这短短的三年里，马胤孙就用自己的“无为”思想给人留下了一个绰号：“三不开”宰相。所谓“三不开”，是指他“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

    任何一朝的宰相，都担负着筹划一国政治的重大责任，想不说话怎么可能？作为宰相，自然要主持朝廷百事的实施与推行，又怎能不开印以行事呢？身为宰相，还意味着他责无旁贷地要成为沟通百官与帝王的不可或缺的桥梁，他又怎能把文武百官拒绝在自己的门户之外呢？由此可知，作为宰相的马胤孙能得到“三不开”的绰号，真是盘古开天地第一人。也从侧面反映了后唐末期朝政的畸形。

    表面来看，马胤孙之所以“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是因为在五代那样的大环境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方式在起作用。但实质上，马胤孙并不懂得处世之道，他之所以得了“三不开”宰相的绰号，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做这个宰相。

    年少时的马胤孙是个好学生，投悬梁锥刺骨的事情没少干。在经过儒家基础知识的铺垫后，他开始对韩愈的为文之道有了兴趣，并且一门心思地扎了进去。战乱的五代，人人保命还来不及，哪里有时间去考试？但马胤孙却能凭借自己的毅力和学问顺利地考取进士，这在当时即使谈不上凤毛麟角，却也可称作难能可贵。

    从他以上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第一，马胤孙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第二，他在学问上完全可以做出大的成就来。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去做学问，而是进入了官场。在那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想要生存，就必须投靠一个军阀。马胤孙自然也不例外。他投靠的就是李从珂。

    一个人一旦错误地将权力当成能力，那就是很可怕的事情了。马胤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他并没有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而是做出了许多可笑的事情。李从珂称帝的一年后，将“长乐老”冯道罢免为匡威军节度使，作为宰相的马胤孙却拜他为司空。按照唐王朝的惯例，司空属加官，从不单独拜除。当时，人们对司空一职职权的议论颇多，有的说应当参与大政，有的说仅供祭祀扫除而已。在争论中，马胤孙闭着眼睛，什么都不说。他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底这种惯例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自己要不要遵从早就已经灭亡了的唐王朝的这种惯例。

    另外一件事更能反映出马胤孙对朝廷百务的无知。当时，宰相刘昫罢相为仆射，常侍孔昭序建议说常侍应排在仆射的前面，马胤孙因此命令御史台官员去寻找从前的有关规则，御史台官员检无所得，就回他道：“故事无所见，据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马胤孙觉得这种方法很好，就判令：既有援据，足可遵行，各示本官。

    刘昫大怒，据说是拂袖而去。马胤孙依旧闭着眼睛，什么也不说。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做得对，但却认为，即使错了，也不关自己的事情。也许，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的错与对根本就分不清了。

    如果说，上面两件事是因为马胤孙不懂朝廷百务的话，那么，下面这件事就是马胤孙可爱的最好证明了。

    当初，太原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唐，末帝李从珂仓皇逃往怀州，形势已经非常紧迫，群臣都无计可施。李从珂急忙派人去洛阳找马胤孙宰相，希望他能想出一个完全之策。马胤孙果然不负所望，风尘仆仆地从洛阳赶到怀州，但是，他并没有拿出什么好主意来。而是向李从珂进献了三百匹绫。要知道，李从珂现在是江山难保、性命难保，要三百匹绫何用？马胤孙到底是怎么想的，只有鬼知道。

    当石敬瑭灭唐建晋后，“三不开”马胤孙被罢归故里。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见到了真实的马胤孙。原本，他和韩愈一样不喜欢佛，但等到废居里巷以后，因为常常怀念唐末帝平昔的恩遇，所以转而读佛书，尤其酷爱《华严》《楞严》两经。并且，经常在抄录两经后，还写点感想。除此以外，他又根据诸经要义写了一篇《佛国记》，长达数千言。

    马胤孙染佛如此之深，所以有人嘲笑他说：“公生平以傅奕、韩愈为高识，何前据而后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他笑着回答说：“佛佞予则多矣。”

    因为他有学问，文章又写得很好，所以，他虽然被罢相位，后晋、后汉的文武大臣都待他不薄。周太祖郭威即位后，也给他不断地加官。他晚年在洛阳“每闭关养素，唯事讴吟著述，嗜八分书，往来酬答，必亲札以衒其墨迹。”就是在去世前不久，他还写过一篇《槐虫赋》，借槐树上的白虫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和志向。953年，马胤孙死掉。死后，赠太子少傅，当时的皇帝郭威废视朝一日。

    等他死后，他的家人经常能听到他的声音在他生前的房间里响起，有人嘲笑他说，“生前不说，死后却说，于人何益，于世何益！”

    一位学者曾说，马胤孙的悲剧，也是古代中国文人的悲剧。或者说，他的遭遇只不过是许多古代中国文人悲剧的缩影罢了。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是在儒家经典诗书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因为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人们汲极追求的人生理想和道德风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人们大多以为只要饱读诗书，便能担负起治国和平天下的重任。儒家经典即在这一方面为文人们从政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儒家经典也培育了文人们以忠于国家、忠于君王为荣的道德理想。文人们治国平天下的方略的获得，以及其忠于国家、忠于君王的道德精神，都集中地表现在他是否饱读诗书这一点上。也就是说，一个文人只要饱读诗书，那么他就会被认为已经具备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也因此能够承担起辅佐君王的重要使命。

    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起用或提拔文人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一个文人同时具备饱读诗书和治国方略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把文人饱读诗书与其治国方略划上等号，那将是错误的。一个人饱读诗书，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了治国的方略，因为治国方略更多地体现为一个人处理实际工作的才干和策略。我们不知道古往今来，这一传统到底把中国的政治贻误到何种程度，也不知道这一传统究竟把多少文人变成了悲剧性人物。紧急关头，文人“惟有一死报君恩”的选择，或许表明了他们对于自己匡时济世的能力的怀疑和检讨。然而，这种怀疑和检讨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更多关注，饱读诗书的文人依旧被认为是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才。

    而马胤孙正是中国这一古老的传统的牺牲品。

    “粥饭僧”李愚

    首先要说的是，李愚是个彻头彻尾的读书人，并且非常有文学才华，模仿起韩愈、柳宗元的文章能以假乱真。李愚出生在今天山东无棣，父亲是读书人，爷爷也是读书人，大概正是缘此，李愚的文章和脾气都很有说头。

    在山东，他老父亲肩不担，手不能挑，本要当个老师，可大家在乱世都不想读书，老父亲只好把自己那点本事奉献给了儿孙们，李愚就是其中之一。

    但小时候的李愚并不爱学习，也不爱闹，他只是安静地呆在一个地方，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老父亲也不劝阻他学习，因为他知道自己儿子是聪明的，总有一天会知道学习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李愚年长后，开始遍阅经史，有志于学问。因为读到《左传》关于齐国晏婴的故事，对这位相国很是景仰，所以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晏平。在多年的读书生涯中，李愚形成了一种崇尚气节的人生理想。这种理想铸造了一位中国的文化人，而因为是五代时期，同时也害了这位文化人。

    他带着这种气节，开始走上了谋生求仕的道路。在走上这条路前，他的父亲对他讲，如今乱世，读书人趟这混水做什么呢？

    李愚看着家贫如洗的景况，毅然决然地出去寻找他的理想。为了谋生，李愚不得不出去，但他把气节也带了出去，就注定了这条寻找理想的路并不好走。

    他的第一站是沧州节度使卢彦威处，从山东一直走到河北，他才算碰到一个赏识他的人，一方面说明他的气节很不被人看好，另一方面，唐末政局已经不稳，李愚能找到卢彦威，还算是运气了。

    卢彦威与他谈了几句话，见其言语之间书生气和豪杰气夹杂，认为还算是奇才，就给了他一个文职安陵县主簿。这个职位不高不低，李愚倒做得很有兴致，可惜好景不长，他母亲去世，他只得离官丁忧。“孝”让他丢失了这一官职，也让他随后的路走得更艰难起来。

    900年十一月，唐朝宦官刘季述等发动兵变，将唐昭宗囚禁，各地节度使纷纷出兵讨伐宦官，解救昭宗。此时，李愚正在蒲、华一带客居（有一说是乞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跳了起来，简直比他母亲死时的心情还激动。他拿出笔就给华州节度使韩建写了封信，希望他能出兵勤王。信中这样写道：“仆关东一布衣尔，幸读书为文，每见君臣父子之际，有伤教害义之事，常痛心切齿，恨不得抽肠碟血，肆之市朝。明公（指韩建）居近关重镇，君父幽辱月余，坐视凶逆而忘勤王之举，仆所未谕也。”

    这封信显然有激将法之意，但韩建不为所激。依旧呆在自己的大本营里照常做事，但想到李愚一个平民居然能有和敢有这样的想法，真的不容易。就把他叫来，想给他个一官半职。李愚来了，却不要官职，还是希望韩建能出兵勤王。韩建不理他，让他冷静，并且告诉他，各地节度使都在勤王，我去与不去意义并不大。你留与不留，意义可就重大了。人总要先吃饱饭才能做他想做的事吧。

    李愚恼了，我就是饿死，也不愿意呆在一个不重视皇帝的人的家里，我走。他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韩建，又开始了漂泊无依无食无衣的生活。

    过不久，李愚走到了洛阳。当时李德裕的孙子李延古在平泉庄居住，李愚找上这位贵族之后，当了门客。在不缺衣少食的生活下，李愚忽然觉得自己追求的理想大概也就是这样。可901年，唐朝已经罢废的科举考试又重新开始了，李愚就去靠进士，不想一考就中了。

    这个时候的李愚不仅仅是一名读书人了，他还是知识分子。中了进士就意味着他即将结束往日飘泊和隐居的生活。李愚踌躇满志，从唐朝朝廷那里得到了河南府参军一职。他真正地实现了用知识换取粮食的过程，他本以为用自己所学能为唐王朝创造价值，也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许多事情都不是他想得那么好。

    首先，作为知识分子的李愚在河南府参军任上并不没有做出任何成就来，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当时，军阀混战，河南为中原之地，平坦的地表给军阀们提高了战场的舞台。李愚在河南府参军任上五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只是尽力维持着原状和维持着自己的生计。905年，朱温与心腹李振、柳璨等人大肆杀戮文士，李愚也在他们要杀的范围中，为避此难，他连辞职都没有跟上司讲，就离开河南回到山东，与一个叫李延光的人住在了一起。由于李延光也是读书人，所以两人住在一起倒很开心。

    六年后，李延光被当时的皇帝朱友贞招揽做官，李延光趁势在朱友贞面前称誉李愚，说李愚这个人有春秋时人史鱼、蘧瑗之风。

    朱友贞当然知道这两个人，敢说话，并且都是逆耳之言。就这样，李愚来到了后梁京城，在朱友贞朝廷做了官。在梁朝为官期间，他也他的气节原封不动地拿进朝廷来。有一次，衡王朱友谅入朝，朱友贞和其他朝廷重臣都行拜礼，只有李愚只是作揖。朱友谅走后，朱友贞很气愤地问道：“衡王乃是朕的哥哥，连朕都对他行拜礼，甚至是崇政使李振李爱卿等都要拜，你他妈的怎么就不拜？”

    李愚先行了一礼，然后很从容地回答道：“陛下以家人身份礼拜哥哥，（李）振等大臣本是跟随太祖直到现在，所以是私臣。而我在大唐做过官，如今又到您这里来做官，与衡王毫无交情，我若拜他，不是被人讥讽我谄媚衡王吗！”

    朱友贞听完，实在找不出李愚之言的漏洞来，觉得也有道理，也就不再理会了。李愚以为自己的气节震慑住了皇帝，他太愚蠢了，在这个时代，只有武力才能震慑住皇帝。没过多久，他被贬到邓州做观察判官。这也是朱友贞对他经常在朝堂之上说些逆耳之言的惩罚。

    后唐立国后，李愚从遥远的邓州跑进京师，后唐的许多大臣都闻得此人学问做得很好，就联名向李存勖举荐。李存勖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紧接着又拜他为宰相。

    925年，李存勖决定向蜀开战，大将郭崇韬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李愚在朝中呆得实在不怎么样，他跟那些官员合不来，就想出去走走。于是他请求随军前往。当时许多大臣认为蜀道艰险，此行难测，郭崇韬就征询他的意见，他当即说道：“王衍荒怠，乱国之政，其人厌之。乘其仓卒，击其无备，其利在速，不可缓也。”

    后来的事实果如李愚所料，后唐军所至，无不披靡。此外，李愚还帮助郭崇韬稳定了军心。大军行至宝鸡时，招讨判官陈乂假称有病不能从军，李愚厉声斥责他说：“陈乂这个小子不是好东西，前面有利，他就进，一旦遇到小困难，他就停下来。今大军涉险，人心易惑，正可斩之以激军心。”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李愚有打仗的天赋，他不过是偶然看清了一件事情的真相而已。当李嗣源称帝后，由于他有上次的随军表现，就被调到兵部任兵部侍郎。李嗣源要祀天时，他写了一篇祀天辞送给冯道，可冯道只看了一眼，就扔掉了。过不久，他被升为宰相。可他和冯道一样，很少说话。上朝来，退朝走。所以到了李从珂称帝后，在编辑《贞观政要》和《太宗实录》时并没有找他。

    原因很简单，李从珂认为李愚只能做点学问，特别是复古的学问。李愚经常想让朝廷礼仪和古代礼仪挂钩，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实行不了的，更何况是在狼狗如云的五代时期呢。

    大概也正是皇帝对自己的不重视，李愚开始了破罐子破摔，经常吵嚷着复兴古代礼仪，接下来的皇帝李从厚对李愚这种叫喊更是嗤之以鼻，他常常和身边的人说，“李愚那个‘粥饭僧’还好吧。”意思很明显：李愚是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的人。

    “粥饭僧”三个字大概就是五代时期大多数皇帝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这三个字已经证明了李愚谋求理想之路失败了，五代时期文人大都如此，不仅仅是个李愚。这里有统治者的原因，当然，也有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因为是乱世，大家为了生存，不得不违反自己的原则，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着想。所以，五代时期没有真正的文人，这是读书人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不幸。

    李琪的悲哀

    李琪的一生并不坎坷，他曾当过后梁的宰相；但他的一生却并不快乐，因为在那个乱世，他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正确位置，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诗人、文学家，但留给后世的却只是一本装满了诏书的《金门集》。

    李琪是甘肃敦煌人，如果按照阶层来分，他应该属于贵族一层。时代书香门第让李琪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十三岁时，他就能写诗赋。他的父亲怀疑儿子的智慧，每每看到儿子写的东西总以为是别人替写的。有一天，他父亲领他出去赴宴，宴会主人在席上以《汉祖得三杰赋》为题要李琪写一篇文章出来。李父为儿子捏了把汗，但李琪从容地走到御案前，取来纸笔，略一思索，一挥而就。

    众人一起来看，看得目瞪口呆，特别是最后一段，让在场的许多文人惊叹不已：“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

    他父亲这个时候才相信儿子果然是个文学天才，偷偷地跟别人讲道：“我这个儿子将来必成大器，文坛奇芭啊！”

    他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位文坛奇才，可惜，时代不同了。李琪当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901年，他跑到京城，应博学宏词科，居然考了个第四，唐朝皇帝授予他武功县尉，后来又授其殿中侍御史。当时，李琪之文名扬天下，他父亲那个美丽的梦似乎正在实现着，但不久，梦就醒了。

    唐昭宗先被宦官刘季述软禁，后又被李茂贞劫持到凤翔，整个大唐王朝处在崩溃的边缘。李琪不过一文弱书生，根本承担不起匡扶社稷的重任来。所以，他就跑到了南方，当起了隐士。并给自己起了个居士名为：华原李长官。

    在这段做隐士的日子里，他实在太寂寞了，想要写点东西，乱世又没有人看。不想写，又不符合他的本性，所以，他就自寻开心，把文字写在树叶上，写满了，就扔到水里，看着它消失，长吁短叹，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五年。

    907年，朱温称帝，在别人对他的称赞声里，朱温知道了这个写文章一流的人，就派人把他从南方寻了回来，让他做翰林学士。

    李琪当隐士当够了，那样的日子简直就不是他这样的人可以忍受得了的。所以，朱温很轻松地就把他招进了自己的朝廷。李琪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伪朝”而拒绝朱温，或许是害怕朱温杀他，更或许是，他真的想做官，想要自己的文章再传于天下。

    可是，朱温不可能请一个书生出来要他写文章，所以，朱温征讨四方时就把他带在身边，让他来写诏书。他写得倒也津津有味，整个朱温一朝，几乎所有诏书都出于他手。

    到了朱友贞称帝时，他被封为宰相，但他与当时的另一位宰相萧顷很不和睦。萧顷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并且，他对当时独揽朝政的两个奸臣张汉杰与赵岩很是看不起；而李琪恰好和他相反，做任何事情都很随意，因此而得罪了许多人，并且还特意结交那两个奸臣。

    萧顷看不起李琪，李琪并不在意。他结交那两个奸臣也是迫不得已，朱友贞当皇帝时期，想要在朝中做点事如果不结交这两个人，是根本不可能做成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李琪在这方面倒很能变通，可萧顷不行。

    他总以为自己是宰相，那两个奸臣不过是两个小人而已，以宰相之权肯定能斗得过他们。有时候，一种固执的想法绝对能把人害得半死不活。萧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朝中的大部分提议都被两个奸臣阻挠，而李琪的提议经常得到采纳。萧顷觉得，我既然治不了那两个奸臣，难道还治不了你李琪吗？

    机会终于让他给找到了，有一次，李琪非常赏识的一位官员应当得“试官”，而李琪却将其改作“守官”。很明显，这是违法的。萧顷立即告诉了朱友贞，朱友贞大怒，想要把他踢出朝廷到边远地方去旅游，还好，那两个奸臣劝阻住了朱友贞，李琪的宰相之位就这样被拿下了。

    但萧顷没有得意多久，李存勖就灭掉了后梁。他找到李琪，跟他说，“先生文章闻名天下，不知肯为我大唐效劳否？”

    李琪乐不可支地进入了后唐朝廷。李存勖任命他为太常卿，不久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925年，后唐发生水灾，京城粮食大为短缺，李存勖让百官献计献策。

    李琪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和智慧的头脑写了千言书，李存勖看后很是认可，就任命他为国计使，过不久，又想任命他为宰相，谁想，李嗣源跑进了京师，当了皇帝。

    李嗣源的皇帝来得并不光明，任何人都知道。当时，有人建议李嗣源改国号，李嗣源犹豫不决，并向群臣征询意见。李琪跳了出来，他装傻，说，先皇并非是李嗣源所杀，李嗣源进入京师后，先皇已经死掉了。所以，国号不需要改，只需李嗣源继位就可以了。

    李嗣源高兴极了，他实在想不明白，一件事情在一般人嘴里说出来是一回事，到了读书人嘴里说出来就完全变样了。为了报答李琪，李嗣源任命他为御史中丞。

    当李琪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步入后唐朝廷时，他发现这个官职除了得罪人外一无是处。当时，枢密使安重诲专权独断。文武百官都要看他脸色行事。有一次，安重诲经过李琪的办公地点御史台门时，一个殿直官冲撞了他，安重诲挥刀就将此官杀掉了。

    作为御史中丞，李琪有义务也有责任对此事弹劾安重诲，可他害怕安重诲，但同时他又害怕谏官们非难自己，想了一天，他才想到一个看似不错的主意。

    他先到丞相任圜那里，托这位丞相告诉安重诲自己不得不弹劾他，然后上表李嗣源，但他却用自己的文才把安重诲杀人的事情说得模糊不清。李嗣源听了半天，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件事就这样被他蒙混过去了。

    也就是从这件事以后，李琪总是很自责，他以自己年老体衰为由，上章请求回老家养老。可朝廷不许，大概是李嗣源也感觉到了他的为难，就把他改封为尚书左仆射。这是一个清闲的官职，李嗣源宁可让他花着自己的钱在朝养老，也不想他回老家。

    李琪果然就开始养老，朝中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因为他知道自己即使想过问，那些人也不会让自己有提议。至于原因，李琪想，很可能跟自己做人有关。从他当官以来，他跟同僚的关系就处不好，因为他有点傲，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想嗤之以鼻。但很一遇到危及生命的大事，他就赶紧退缩。这样的人，就好像是平时说自己多勇猛并且瞧不起别人，而到了真章时却先别人而跑一样，总会让人讨厌的。

    在一段时间养老后，他忽然变得糊涂起来。有一次，李嗣源在汴州击溃契丹凯旋洛阳，作为东都留司官班首的他在迎接词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贼”的话，真定本是李嗣源的老家，他错把“定州”当成了“真定”，李嗣源下诏：“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贼，李琪罚一月俸。”

    不久，后梁降将霍彦威死了，李嗣源命他撰《霍彦威神道碑》文。但他在叙说霍彦威在后梁的官职时，皆不加“伪”字，惹得李嗣源很不高兴。

    就这样糊涂地又过了几年，六十岁大寿就要到来时，他死掉了。他这一生，想做文学家没有做成，想做隐士没有做稳，想做宰相，没有做好。到头来，以一个出色的文学家身份扔给了世人一大堆诏书，是他自己害了自己，还是时代害了他，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急性子”和凝

    后汉时，冯道与太子太傅和凝同在中书省为官，和凝是个急性子，而冯道恰好是个慢性子。两个人在一起做事，正好在性格上达到了互补，所以，倒还算融洽。有一天，和凝到冯道家里做客。两个人正说着话，和凝突然指着冯道的一只脚，问道：“冯大人，你买的这个新靴子花了多少钱？”

    冯道看了看自己的靴子，就抬起右脚来，说，“你是说它吗？不多，九百文。”

    想不到和凝一听，顿时跳了起来，回头就骂跟来的仆人：“你这蠢货，冯大人买的靴子和你给我买的那双靴一样，为什么你花了一千八百文？”

    他说完就去揪住仆人，脸红脖子粗似地要打仆人。冯道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和大人先别急，我刚才还没说完，”他又指了指左脚，“这只也是九百文。”

    和凝尴尬地站在那里，不作一语。

    这种急性子在五代时期大概是通病，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有点脾气暴躁、稍不顺意就拍案而起。即使如和凝这样的读过书，并且是从科举考试过来的人都如此。

    和凝是今天的山东东平人。幼时读书认字，颇得周围的人喜欢，又生了一副清秀的面容，家里人都认为这个孩子必能光耀门庭。和凝也并没有让家人失望，十七岁那年，他考中了后梁的中明经试，两年后，他又考中进士，遂被后梁义成军节度使贺瑰看中，招至幕下，从此，他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

    和凝很像他的父亲，不拘小节，能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为了交一个值得的朋友，他什么代价都能付出，但也和他父亲一样，性子急。

    918年，贺瑰与李存勖在胡柳陂展开激战，贺瑰战败，独自逃跑。其他幕僚早他一步都跑掉了，只有和凝跟随。贺瑰让他也逃跑，但他就不逃。他说，“大丈夫当为知己死，我现在很恨自己没有在战场上死掉，要我离开你，比让我死都难受！”

    贺瑰最终在和凝的保护下成功逃脱，回到家中，他对老婆说，“这个小子乃志义之人，将来必有前途，我们需要好好待他。”

    过不久，他为和凝举办了婚礼，新娘子就是他的女儿。李嗣源称帝后，大肆招揽有志之士，和凝就投奔了李嗣源，并被任命为中侍御史，后来又让他负责贡举事务。

    五代时期的贡举和太平年月的贡举完全不一样。在太平年月，大家都去考进士，因为进士科才真正体现一个人的能力，并且一旦考中，仕途之路就为自己打开了。但也正因为有这些好处，所以，进士科非常难考。

    五代时期任何一朝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进士对人才的苛刻要求导致了人才的供不应求。皇帝知道这种状况，举人们自然也知道，所以，许多举人都去考明经科。明经科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要考试帖经（主考人将应试人所习的专经文句，遮掩其前后文，留下一行，令其诵读全段，以测验其记忆力，并定出优劣，名为“帖经”。

    由此可知，只要肯下功夫，任何人都能考中明经科。考中的人自然就有官做，于是，大家都想，既然这么容易就能做到官，为什么要舍弃容易（明经科）而求难（进士科）呢？

    朝廷基于这种想法，举人们也基于这种想法，所以，明经科成了热门，进士科被冷落了。进士科遭受冷落并不代表就没有人来考，许多举人往往瞧不上仅靠“死记硬背”就能有功名的的明经科，而是选择了进士科。

    但是，五代的进士科并没有因为情势已经发生变化而随之变化，它还是那么让人难以考中。许多人就想，我们他妈的照顾你情绪才来考这一科，你却还要求这么严格，这简直是没有天理。

    所以，每次进士科考完，在贡院门口发放成绩时，考不中的举人性子一急就开始冲击贡院，扔石头、吐唾沫的事情时有发生。朝廷当时为了防止这些落第人士闹事，就在贡院门口放置了许多棘条，书生都害怕疼痛，看到那些带刺的东西，当然就不敢向贡院门口冲了，只能在外面骂两声发泄一下，然后就走了。

    和凝主持贡举事务后，就让人把棘条撤走。有人跟他说，那些读书的人性子都急，一旦落第就跟疯了一样，还是小心为好。

    和凝说，没有关系，我招生光明磊落，我性子比他们还急，没事。

    果然，那些落第的读书人并没有闹事，因为他们知道，和凝主持的审卷肯定公正，他们考不上就证明自己能力还不够。

    一个人一旦公正，那么就把想要找自己麻烦的人的嘴死死地给堵上了。

    石敬瑭称帝后，和凝以其公正的做人和做事态度被拜为端明殿学士，兼判度支。石敬瑭有事无事地就把他叫到自己身边，问一些时事，和凝对时事的看法很中石敬瑭的心意。940年，他又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第二年，他跟石敬瑭说，“据我这几年的观察，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可能要反。”

    石敬瑭的为惊讶，问计。和凝献上计：“先发制人。”

    不久，安从进果然造反，石敬瑭因为有了准备，所以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到了刘知远称帝，和凝被封为鲁国公。955年，和凝因病死掉，可谓善终。

    据说，和凝特别喜欢写文章和词，而且，性子急的他总以“量”取胜。他一生写的文章编成集，有百馀卷。知识分子的炫耀之心让他把这些文章刊行于世，但里面真正好的文章几乎没有。这大概和他性子急有关，他做完文章从不修改，所以，每天都在写文章，但每篇文章因为不精雕细刻都是不入流的文字。

    和凝是那五代时期知识分子性格的一个代表，五代时期的知识分子脾气都不怎么好，因为乱世，人心浮躁，人心不古。所以，急噪不安就成了他们必定有的性格。和凝要幸运许多，毕竟他的仕途让他走得很宽广、很顺利。

    张希崇的悲叹

    张希崇出身贫寒，从小就想改善生存状态，于是，他选择了读书。年轻时已遍览诸经后，特别喜欢读《左氏春秋》，读了几年后，他自认为能辅佐别人成就一番事业了，就走出家门，寻访明主。一不小心，他寻到了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处。

    刘守光对他实话实说，我不喜欢读书人，你若留下来就给我弃文从武，若还抱着你那文人的身份不放，你就给我滚蛋。

    张希崇很是气愤，但为了生存，又不得不留下来。刘守光见他还略懂兵将之道，就让他做了一名偏将，后来，又让他去镇守平州。

    平州附近因为有契丹骑兵的马所吃的草，所以，契丹人经常呼啸着来平州喂马。张希崇本来就是个书生，对于打仗虽然略懂，但他并不喜欢。所以，在平州那段时间，他总对着天空长叹。后来，契丹人见平州之地对自己非常重要，就攻陷了平州，张希崇成了俘虏，他本以为契丹人会杀掉他，可当契丹人知道他是个读书人后，居然很优待他，任他为卢龙军行军司马，继续驻守平州。

    张希崇窝火得要死，本来自己不想当武夫，可偏当了。本来自己对异族没有好感，可居然为他们服务。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本是他同民族的刘守光不是很喜欢自己，而契丹人对他却非常喜欢，并且恭敬有加。就像是一位美女忽然遇到了一个奇丑无比男人的追求一样，不由地让他生不如死。可他不能死，因为他还有个老母亲，他要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孝之道”。

    当李嗣源称帝时，张希崇对手下人说，我们还是逃回中原去吧。

    手下人都不敢，他就做思想工作，“契丹兵在平州只有三百人，我们把他的首领杀掉，那些兵肯定会逃跑。从平州到契丹老家有一千多里的路，这些人跑到老家报告，我们早已经在汉界了。”

    手下人一听，就跟他一起设计把契丹的小首领杀掉，果然如他所言，那些契丹兵一见主帅死掉，都四散而逃。张希崇把平州内的物资和人口一起献给了李嗣源。李嗣源非常高兴，任命他汝州防御使。

    又他妈的是一个武职！张希崇有些受不了了，可受不了的事还在后头，过不久，朝廷又把他迁到宁夏灵州，做灵武节度使。灵州与异族接壤，经常受到异族的搜刮。张希崇真是有泪无处撒，有痛无处说。

    但作为一个书生，一个一心想要在朝堂上出谋划策，有着远大理想的他只能按照古语所言的那样：既来之则安之了。

    凭着他多年的书本知识积累，他开始开屯田，教人耕种，军队有了粮食，打仗也有力气了，李嗣源知道后，大为赞赏。张希崇又训练士卒，向那些落后民族举起了抚慰的双手，一时之间，回鹘、瓜、沙等民族都派遣使者入后唐进贡。

    在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呆了四年后，张希崇实在不想呆了。他想回内地，确切地说，他想要入朝参与政事。可是，朝廷认为他简直就是一个治理边疆的天才，就不同意他回朝，而是把他扔到了今天的陕西省彬县，任他为邠宁节度使。

    他几乎要哭死，可看了看老母亲，又不能落泪，只能带着老母亲上任。在邠州节度使任上，他和从前一样，总是闷闷不乐。有事就严肃地处理事情，没有事了就看看书，写写文章。他对母亲的孝顺邠州家喻户晓。并且，他也要求别人这样做。刚到邠州时，有一个案子经过了好几个节度使都无法解决。张希崇在看了原告的诉状后，觉得这并不是一件难办的案子。原来，邠州有一户姓郭的人家，收留了一个男孩，将他扶养成人。不料这养子长大后，性格越来越乖戾，根本不听教诲，郭家只得请他离开。后来，郭氏夫妇相继去世，他们亲生的儿子也长大了。郭家的一些亲戚想夺取郭家的财产，便与那个被赶出家门的养子合谋，说他也是郭家亲生的儿子，理应分得遗产。审案的官员换了几任，也搞不清这原告到底是养子还是亲子，官司一拖数年，成了“疑案”。

    张希崇看完诉状后，大怒，立即下了判决：“父亲在时就已离开，母亲死时不来送葬。如果是养子，则辜负了二十年的养育之恩；如果是亲子，则犯了悖逆之罪。严重伤害了名教，竟还敢来理论田产！郭氏家产全部由其亲生儿子继承，原告及朋比为奸者，交法官按律定罪。”

    张希崇当了几年邠宁节度使后，后唐被石敬瑭取缔。他向石敬要求回内地，可石敬瑭听说了他的业绩后，又把他派到灵州，做灵武节度使。

    张希崇麻木了，并且对入朝参政已经没有兴趣了，他叹息道：“我肯定会老死边疆，这难道就是命？”

    命运第一次垂青了他。938年，善于占星的张希崇发现星象有变，叹道：“毕口大星是边将，难道是我？”果然是他，第二年刚过完春节，张希崇就死掉了。

    张希崇一生都想以文人身份入朝参政，可在武夫皇帝们眼里，他应该是个边疆之才。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希崇对边疆的治理是非常好的。从这一方面来讲，他是一个人才。但，只是武人皇帝们眼中的人才。

    他自己希望的价值与作用并没有实现和体现。五代的皇帝和藩镇主们多持重武轻文之态度，五代时期所有的节度使和刺史都是有军功之人担任的。如果张希崇在刘守光那里以偏将身份立下军功，他不可能被派到平州去。

    五代的皇帝和藩镇主不但不喜欢文人，还喜欢杀文人。后唐时的宁江军节度使武夫西方邺因所作所为多不中法度，判官谭善达就对他提出忠告，他却派人诬告谭善达受贿，不经审理就把谭判官扔进了监狱，最后就死在了监狱里。朱温出去游玩时，随口戏称柳木宜为车毂，那群武夫们对这种事情根本不知道，就不说话。随从中的几个文人宾客忙顺口逢迎。朱温像疯狗一样大骂道：“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骂完，就命部下将左右数十宾客统统砍了脑袋。这样的事情在五代并不新鲜。

    相比之下，张希崇要比他们幸运得多。可也正是他的这种幸运，才体现出了其他文人的不幸。

    那么，张希崇真的是幸运的吗？如果让一个人一生都担任一个他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他会不会高兴？尤其重要的是，张希崇不好财不好色，在那个武将位置上，简直就是煎熬。

    由此可知，乱世是多么可怕。他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同时还能改变一个人的理想，乃至一个人的价值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自然先生”尹玉羽

    尹玉羽死的时候，并没有人知道。至少修史的人不知道。因为当时他已经成了一名合格的隐士，虽然他不是非常想隐居，隐居的日子并不好过，经常缺衣少食。但他还是告诉自己，宁可饿死，也不出去做官。

    尹玉羽本是陕西长安人，在唐昭宗被朱温弄得死去活来时，他正在如饥似渴地诵读诗书。当时，他就以文才闻名整个长安城。大概是多年来的读书刻苦，使他得了很严重的病，又没有钱治疗，所以，他一开始就隐居在长安城门外的杜门。

    朱友贞称帝后，让那个著名的理性将军刘掞镇守长安。刘掞到任后搜访闲士，就把尹玉羽从杜门里搜了出来。尹玉羽被刘掞的气质和真心打动，就带着病怏怏的身子出来为官。

    当时，镇守长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刘掞很想把长安城修筑得更坚固一些，尹玉羽就出主意说，“当初唐朝佑国军节度使韩建改建长安城时遗留下了好多大石头，这些大石头应该有用。”

    刘掞大喜，很赏识尹玉羽的见识，就向朝廷推荐尹玉羽。于是，尹玉羽一路做着不同州的从事官，到后唐李从珂称帝时，他已经是光禄少卿了。他的病也因为做官而养好了，他又开始准备隐居。

    尹玉羽隐居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多年来的从政生涯让他看到了官场的陋习。但这种陋习他还能克服，只要不大声反对，又不同流合污，自然就可以身在污泥而不染了。最让他头疼的是，他的上级往往拿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当人看。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光禄少卿任上只做了半年，他就退了官，跑到老家去隐居。相约几个朋友，在山林之间游玩，渴了就取泉水来喝，困了就睡觉，诗兴大发时，就写两首诗。几个人都给自己起了个隐士的名号，尹玉羽叫自己为“自然先生”。

    虽然武夫们不赏识他这样的人，但总归有不是武夫的人赏识他。李嗣源称帝后，重用了一位善于敛财的张延朗为宰相。张延朗闻得尹玉羽的高名，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去请他。可尹玉羽躺在床上装睡，对这位当朝宰相的热情邀请，不屑一顾。

    但张延朗只请了他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打扰过他。尹玉羽又高兴地做他的“自然先生”去了。他做了好几年的隐士，当然明白，如果一请就出山，那就不是真正地归隐了。确切地说，他是在向那个混账时代抗争，用自己的隐居来对那个时代说不。

    果然，石敬瑭进入洛阳后，一听说了当初有这样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并不是很有名，但因为他放弃了官职走进深山老林隐居，仅这一条就够人遐想半天。石敬瑭派出人去召他，他不假思索地就跑来了洛阳。

    见到石敬瑭后，尹玉羽立即送给了这位“儿皇帝”五卷书，丛书名为《自然经》。据说当年的黄帝曾向十二金仙之一的广成子请教“至道之要”，广成子天花乱坠地讲了一番后，就送给了黄帝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自然经》。由此看来，《自然经》是尹玉羽给当时做皇帝的人治国思想教科书。他希望做皇帝的人应该以无为治国。也更希望皇帝能重视文人，可是，石敬瑭打碎了他的梦想。

    因为在那个时代，做皇帝的不可能无为。虽然石敬瑭是五代皇帝里最温柔的一个，但征战杀伐之事在他那里还是重头戏。

    尹玉羽见天下皇帝一般蠢，就向石敬瑭告老去隐居。石敬瑭答应了，在这位皇帝眼中，尹玉羽除了写点清净无为的在这个时代毫无用处的废话外，似乎做不了别的事。但是，为了感谢尹玉羽千里迢迢来见他的心意，他赏了尹玉羽器物钱币，又给了他一个可有可无的官职，为的只是每月给他发工资。尹玉羽很高兴地离开了洛阳，回到老家，又开始了隐居生活。他难道真的喜欢隐居？不是的，是势所逼迫。

    五代时期任何一个政权从上到下都弥漫着“重武轻文”的风气，读书人志向难伸，报国无门，许多读书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些人看到世事艰难、前途渺茫，就选择了逃避。

    在当时，隐居表面上看，是一种非常清高的行为，实际上，这是读书人们被动的逃避。他们被动地回应着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却不对他们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今天一读到这些隐士的事迹，很是向往。殊不知，隐居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据史书上记载，尹玉羽终身清贫，他做官那几年的俸禄大概都花在隐居日子里了。

    天下有道，隐士绝迹，天下无道，隐士成堆。古语云，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真正的隐士是在朝中，是在安邦定国，而不是去做闲云野鹤。

    读书人读了半辈子书，为的是什么，难道是去深山老林里喝泉水，写诗歌吗？当然不是，他们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或者帮助别人治国平天下。

    但当他们发现自己不能治国平天下和没有人让他们帮助治国平天下时，他们就心灰意冷了。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归隐。

    这种归隐带有很大的作秀性质，如果他们真想归隐，就不会让人知道的所在，就不会世间还流传着他们的大名，并且被当政者知道。

    尹玉羽自诩为“自然先生”，其实他一点都不自然。他仍旧想“自动自发”，可惜，当政者不给他机会，即使给了他机会，也不给他创造良好的条件。

    他就只好在大自然中去追求“自然”了。

    被吓死的读书人

    后汉大臣张允是被吓死的，当初，郭威带兵进入后汉的京师，张允藏在相国寺佛像后面，当他听到马蹄声响起，士兵整齐的步伐时，他浑身开始哆嗦，脚下一空，就从佛像后面摔了下来，当场死亡。

    在五代那个乱世，即使是个小孩也对刀兵熟视无睹了。为什么一朝大臣居然胆小到如此程度？张允并不是懦夫，但绝对是个被那时的环境养成的胆小鬼。

    张允本是镇州人，年轻的时候，去了镇州节度使张文礼处作参军。当时，张文礼正和契丹勾结对付李存勖，张允有些看不惯，但他不敢讲话，因为张文礼也喜欢杀读书人。922年，李存勖讨伐张文礼，张允急忙跑了出来，向李存勖投降。

    他本以为自己一个小小的参军又主动投降会得到李存勖的嘉奖，可是，李存勖把他扔进了监狱。张文礼失败后，李存勖才把他从监狱里提了出来，任命他为魏州功曹。这件事发生后，张允觉得武夫都不可靠，特别是对待他这样的读书人，说翻脸就翻脸。从此，他在侍奉武夫主子的时候格外的小心。

    926年，魏州发生兵变，武夫赵在礼被推为魏州最高指挥官。张允更加小心地伺候这位武夫。不久，赵在礼因帮助李嗣源称帝有功，被拜为沧、兗二州节度使，张允也因为跟了一个好主子，而被任命为二镇掌书记，后来又升为水部员外郎。

    李从珂称帝后，皇子李重美在河南洛阳做河南尹，掌六军，他见张允做事很精细，就让他做给事中，为六军判官。

    石敬瑭称帝后，张允投降了石敬瑭。他见石敬瑭屡屡大赦天下，就写了一篇《驳赦论》献上。石敬瑭觉得写得不错，就准备把他推出来，当众臣的榜样。意为要经常对自己提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张允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位很看重自己又不喜欢杀读书人的主人，当然是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可这种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石重贵上台了，后晋与契丹的关系开始不好起来。

    940年，契丹攻入京师，不久，耶律德光在中原呆不下去了，就想把后晋所有大臣都带回老巢去。可张允害怕极了，他向耶律德光请求辞职。耶律德光大怒，想把他扔到农村去当村长。还好，汉奸赵延寿在一旁说了一句：“学士不称职而求解者，罢之可也。”耶律德光想了想，没有罢他，也没有让他去农村当村长，把他扔在了中原，带着其他汉臣走了。

    他一走，刘知远就跑来称帝。皇帝如同走马灯似的换，张允已经习惯得几乎麻木了。他依旧做他的官，但他不太了解刘知远，所以，更十分小心谨慎起来。刘知远对他倒还不错，任命他为吏部侍郎。可不久，刘知远就归天了，刘承佑上台。这是一个连觉都睡不安稳的窝囊皇帝，但当他把朝中三位与他作对的大臣王章、史宏肇、杨邠清除后，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他开始玩诛连，朝中但凡跟这几个人有点关系的大臣都遭到诛杀。后汉朝廷当时成了地狱，每天都有大臣在朝中或是在家中被一纸诏书夺去脑袋。

    刘承佑玩完诛连后，又对一些有钱的大臣下手。张允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起来。他做了这么多年官，特别是当上了吏部侍郎后，搜刮了不少钱。这在五代本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最关键的却是，作为读书人，能保住你财产的并不是你自己，而是皇帝。

    据说，张允虽然搜刮了许多钱财，可他花不了多少。原因就是他非常的吝啬，他把财产放进几个大箱子里，然后用几把锁头锁死。一大串钥匙就挂在腰间，走起路来，环佩丁冬，连睡觉时都不摘去。他妻子想要花他点钱，比登天还难。

    自从刘承佑常常屠戮大臣后，他就取消了回家睡觉的习惯，每天晚上心惊胆战地上完朝，就跑到相国寺烧香，庆幸佛祖保佑，自己又多活了一天。然后也不敢回家，就在相国寺里睡下。

    大概就在那段时间，他吓得已经心胆俱裂了。每当听到兵器响，他就会神经兮兮地跳起来。直到郭威到来才让他得到了解脱。

    张允的害怕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有刘承佑想要得到的财产，而是多年来以读书人的身份从政的经历使他有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积累到最后，才让他变成了惊弓之鸟。

    五代时期读书人的命都掌握在武夫手里，而这些武夫把他们的命又当成儿戏，许多读书人都有如张允那样的恐慌。但迫于对世俗声名地位的求索，他们始终不肯离开随时都能要了他们命的武夫主宰的世界。

    张允可谓是那个时代最能讨好武人的读书人之一，但是，他换来得是什么呢？仍旧是死。因为武夫对读书人的残暴往往是不需要理由的。后梁立国后，朱温暴戾任情，仅仅就因为左散骑常侍孙隲、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侍郎张儁迟到片刻，即命扑杀之，朝臣吓得是惶恐不得终日。这些读书人“朝不保夕”的状态和心态，至今读来都让人不寒而栗，让人想来觉得非常可悲。

    一个得到功名的读书人担负着中国文化礼教传承之重任，可在五代，中国文化不需要他们来传承，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没有这个精力，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保命上了。

    五代是个没有文化，没有思想的短暂时期，即使是那些隐居山林的高逸之士，也不能担当中国文化传承的重任。他们隐居起来，只是想和外面的世界做无言的抗争，就想张允从佛坛上掉下摔死一样，完全没有意义。

    与其说，张允是被郭威吓死的，倒不如说，他是被那个时代吓死的。这样更贴切，在那个时代被吓死的读书人大概只有他一个，但被杀掉的却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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