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有了这些援助，更加胆壮气豪，于是决定用武力解决。到了二月中旬，梁士诒续假，张作霖便把原驻扎在关内军粮城地方的奉军，一律调出关外，以表示决绝。明明要派兵进关，却先把原在关内的兵调出关外，这正是欲擒先纵，局外人看他这样做，还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样一来，吓得徐世昌非常不安，立刻派遣孟恩远出关去调解。曹锟也派王承斌出关，要求张作霖不要把奉军调出关去，谁知道两个人到了关外，孟恩远竟然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王承斌虽然竭力挽留张氏，也毫无效果。
这个时候，吴佩孚因为兵力分散在陕西、两湖，准备还不到位，所以十分静默，并且多次通电辟谣，说本人和奉张绝对不开战，真是欲盖弥彰啊。徐世昌则鉴于国民不满意梁氏，乐得免去梁以讨好吴，又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由梁内阁的问题演变为张、吴本身的问题，梁氏的去留倒无关大计，所以在二月二十五日，发了一个电报，表示辞去梁士诒，改任鲍贵卿组阁，因为鲍、张有亲戚关系，对直方也有好感，或许能够消除战祸也不一定。其实这种计划并没有多大的效力，政府威信不足，仅仅想要借亲情来挽救，真的有用吗？偏偏张景惠、秦华、王承斌、曹锐、孟恩远这些人，竭力地拉拢张。至于鲍贵卿呢，因为双方一旦开火，自己的总理职位便没了希望，因此更是起劲，也跟着张景惠这班人去向张作霖恳请。一半为了公，一半也带着探探老张对自己的意思如何。谁知道老张毫不客气，依然表现得很强硬。鲍贵卿这个时候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再也不敢妄想做什么总理了，马上拒绝了徐世昌。
这个时候曹锐也在奉天，他对吴佩孚本来就有一些妒忌，所以挽留奉军的意思十分诚恳，不但希望他不要撤出关外，而且要他增加实力，用来保卫京、津的治安。张因此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梁士诒复职；第二，吴氏免职；第三，段芝贵督直；第四，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一厢情愿，这个人实在太过分了，果然把中山先生一说丢在脑后，可见这个人并不是真正崇仰先生的人。
曹锐满口答应，当回到保定的时候，曹锟看见这些条件，有点不高兴地说：“我现在做着直、鲁、豫的巡阅使，直督应当由我来支配，京、津也是我的地盘，怎么能让他屯兵，还不许我干涉呢？这不仅是想打倒子玉，简直就是和我过不去。”这句话说得不懵懂。曹锐说：“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才想到雨亭的这两个条件，一半倒是为了哥好。”曹锟说：“奇了怪了！这样子的条件，怎么倒说是为我好呢？”曹锐说：“三哥你想一想，直系的兵权差不多全部落在了子玉手里，现在要免了他的职位，他怎么肯答应？假如他翻过脸来，连三哥也不认了，三哥岂不是要吃他的亏？要是奉军驻扎在京、津一带，子玉肯听三哥的命令便算了，假如不服从，我们派京、津的奉军去剿除他，还不方便吗？”真可以说是巧言如簧。但是曹三爷毕竟不是小孩，哪有那么容易上当呢？对此可以看出曹四不但不知道爱国爱民，对于自己的兄长，也不惜廉价拍卖。曹锟想了一想说：“让我想一想再说吧！”曹锐不敢多说，就搁着不谈了。
那个时候张作霖和吴佩孚，都各自扣留车辆预备运兵。双方的情形越来越露骨。各位调解人都已经没有力气进言了，一个个都敬谢不敏，只能请出几位老前辈来。赵尔巽、张锡鉴两位老前辈都是属于奉方的，另一位是直方的王士珍。还有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三位，倒像是专门做和事佬的，可惜成绩很不理想，也附着前面三位的骥尾，发了一个调停的电报给张作霖和曹锟，原电说：
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雨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澳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
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另外又发了一个电报给吴佩孚，意思大概相同。各方接了这几个电报，也没有什么表示，在吴佩孚这一方，因为看见各方面的情形越来越紧迫，知道不打一战不能解决，便亲自赶到保定来见曹锟，请求曹锟召开一个会议，共同决定。曹锟也正想借会议来决定和战，便在四月十一日召集全体军官，在保定开军事会议。吴佩孚、曹锐、曹锳、张福来、王承斌、冯玉祥、张之江等重要高级军官都来了，由曹锟亲自主持，吴佩孚、张福来等都主张作战，而曹锐和曹锳都主张议和。讨论了很久，问题都没有解决。
曹锟心里很犹豫，张福来愤然地说：“老帅是愿意仍然做直系领袖，不受他人的控制呢？还是愿意做别人的附庸？如果你愿做直系领袖，不受他人的控制，除了努力作战，还有什么办法？如果甘愿做奉派的附庸，更加不用说什么和不和，我们立刻投降算了，这样不是很省事吗？”他倒是爽快。大家听了这几句话，都不禁失色。
曹锐、曹锳大怒，一起起立说：“你是什么人，敢说这种反叛的话？难道不怕被枪毙吗？”说着，都拔出手枪来。这哪里到了要枪毙的程度，不过是曹四、曹七一味地讨好张，讨好张就代表打倒吴罢了。王承斌慌忙地劝住，冯玉祥也起立说：“张氏通日卖国，举国痛恨，不出声讨伐，不足以体现我们的无辜。如果不战而和，恐怕全国痛恨的心，将转移到我们身上来了。到了那个时候，老帅身败名裂，恐怕后悔就晚了。”冯氏善治军，明大体，而且有勇有谋，就这么几句话，公义私情，两面均到。
曹锟想了想，回头看张国熔、吴心田、张锡元等诸将时，只看见他们也一齐起立说：“不打一仗不算尽到守卫疆土的职责，不驱逐张不能算安定国家、回应天下，请老帅下令，我们情愿率领部曲，与张决一死战。”吴佩孚也说：“将士士气如此高，请老帅不要再犹豫！”曹锟见大家都这样说，也有些醒悟，而曹锐、曹锳却依旧张牙舞爪的，在那里和众人争论。曹锟看见两位老弟这样做，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只能摆出哥哥样子，将他们喝退，二人都气冲冲地走了。
曹锐一直任直隶省长，因为在气头上，便提出要辞职，经过幕僚的再三相劝，才改辞职为请假，所有的职务都由警务处长杨以德代理。这里吴佩孚等看见曹锐、曹锳已经走了，于是重新讨论作战计划，先由他解释现在的形势说：“我们以前之所以不敢立刻决裂的原因，一是因为兵力都分散在陕、鄂，二是怕粤中出兵攻扰江西、福建，使得两省自顾不暇，无力牵制浙江。那个时候卢永祥的兵，会联络马联甲旧部扰我后方。而且赵杰首鼠两端，也可以从河南响应奉方，是我们的心腹大患。现在粤中孙、陈分裂，绝对无暇对外，闽、赣于是可以专心对付浙江，浙江也绝对不敢轻易出兵了。马联甲的旧部，没有卢氏的援应，也就不敢妄动。至于赵杰，我已经用优势的兵力将他监视了，想他也绝对不敢明白地表示态度，更何况陕西、湖北的兵力现在已经集中在河南，陕西方面已打算暂时放弃了，如果不能一战，哪里去弥补陕西的损失？再说我们财力不足，饷弹匮乏，不能持久，敌方有日本作为后援，又经过了多年的积蓄，倒皖的时候又得了许多军资，饷械都非常充足，利于持久。形势就是这样的，恐怕日子越久，局势便越坏。”
张福来也说：“不说别的，就说以前教梁士诒不发饷给我们，让我们的军士无粮、自己溃散的毒计，也无非打主意到这个上面。吴帅也在为这发愁，万万不能再忍了。总之他们虽然利于持久，我们偏要立刻作战，一鼓作气地战败他们，这才是上计。”曹锟说：“快点应战，是定下来的了。现在你们说一下应战的计划给我听。”吴佩孚见曹锟已经决定主张，便将进兵的计划详细地说了一遍。又说：“这样作战，使敌方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即使一时不能根本消灭，也不怕他们立即逃跑。老帅请放心，这是有把握的。”这个时候有把握，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没把握的日子呢。所以君子戒好战而慎用兵。曹氏很高兴，便立刻下令吴佩孚为总司令，张国熔为东路司令，王承斌为西路司令，冯玉祥为后方司令，所有直系各人的部队，都听吴佩孚管制。会议决定之后，各自秣马厉兵，快速前进。
这个时候张作霖的兵，已经从四月九日起，就以保卫京畿为名不断地向关内输送。明明说好退，暗地里却输进，真让人看不透葫芦里藏着什么灵丹妙药。奉军原来在关内的一师三混成旅，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到了四月初，张作相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在独流南面，四月十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在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也进驻津浦路一带。四月十五日，奉军又进兵两旅，驻扎在塘沽、天津一带。第二天，李景林又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张作霖又命令炮兵四营带了五十四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四月二十日，又派马队进驻通州。一步一步前进，层层布防。一时间大军云集，弄得人民东逃西散，非常恐慌。直军第二十六师这时驻扎在马厂，原来是曹锳所部，那曹锳因为曹锟不听他们的话，不停地叱责，心里十分气愤，所以在四月十七那天，知道奉军将要前进，不等命令，竟然自己退回保定。有这样的兄弟，有这样的部属，曹三爷不失败就奇了怪了。这样一来，把吴佩孚激得大怒，立刻禀明曹锟，要将他撤换惩办。
想知道曹锳性命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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