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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之后不久，一个阴冷的月份——一九五四年的一月或者二月，我如果没弄错时间次序的话——出租车又来了。这次的专家不是看耳朵的，而是看喉咙的。我妈妈又一次坐在候诊室里，我又一次坐在检查台上，小护士在附近穿梭来去，酒精刺鼻的气味又一次传来，这种气味至今仍然能够在五秒钟内让我的心跳加速一倍。

    可这次的事情似乎没那么可怕，医生只不过是拿棉球给我擦了擦喉咙。有点刺痛，气味很糟，但是有了耳科医生的长针在先，我经受这种痛苦时有如闲庭信步一般。那位喉科专家戴着一套奇怪的器械，机械被带子固定在脑门上，中间有个镜子，有束强光从镜子里射出来，好像他长着第三只眼睛。他让我一直大张着嘴巴，往我食道里看了好长时间，到最后我的下巴都要断了，但他没拿针刺我，所以我爱死他了。过了一会儿，他让我闭上嘴，叫我妈妈进来。

    “问题出在扁桃腺，”医生说，“他的扁桃腺看上去就像被猫爪子抓过一样。必须切掉。”

    我记得自己之后不久被推到强光下。一个戴白色口罩的人朝我俯下身来。他站在我躺的台子头上（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这两年，我总是躺在台子上）。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他是倒立的。

    “斯蒂芬，”他说，“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说能。

    “我要你深呼吸，”他说，“你醒了以后，想吃多少冰淇淋都可以。”

    他把一个东西放在我的脸上。在我的记忆之眼里，那东西有点像船上的舷外马达。我深吸一口气，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我醒来之后，确实什么冰淇淋都可以吃。可这真是个绝妙的讽刺，因为我根本不想吃。我觉得喉咙很肿很胀。但那种感觉仍然比耳朵被针扎好受多了。噢，什么都好过针扎耳朵那套老把戏。你如果非这么干不可，就摘走我的扁桃腺好了，把铁笼架子装到我的腿上好了。但是上帝救我，千万别让我落到那位otiologist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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