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兰，永远是欧洲的精神战场。——Th.曼
15—16世纪在欧洲范围内出现的宗教改革，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事件，而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随着经济的变化必然发生的改变现存封建关系的反封建运动和民族运动的表现。为什么矛头所向首先是罗马天主教会？一个原因为罗马天主教会乃是封建制度的巨大国际中心，它把神赐的圣光笼罩于封建制度之上，要在每个国度内起来和世俗的封建制度斗争，必须首先毁灭这个中心的神圣组织；另一个原因，罗马天主教会本身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它在全欧拥有数目惊人的财产，并因内部的腐败而变得更加贪得无厌。因此，它同每个民族国家内的各阶层都构成巨大的物质冲突；第三个原因则是科学的反叛。在这以前，科学是教会“恭顺的奴婢”，教会从不允许科学跨出宗教信仰所限定的界线，科学完全不成其为科学，现在科学成长起来反对教会了，新兴的市民阶级需要科学，因而参加了这个起义。
因此，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始于德意志兰的宗教改革运动，为欧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不仅永久而全面地改变了欧洲的精神风貌，而且把欧洲带出了中世纪，跨入近代时期：打着理性科学旗号的资产阶级开始成为时代的主导力量。宗教改革运动形式上不同于文艺复兴运动，它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一场现实政治运动。为什么首先在德意志兰发难？我以为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同西方诸国存在的强烈反差值得注意。法国和英国的民族凝聚力以及独立性已达相当高的程度。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们相当强大，足以抵制教皇对其权威的任何侵犯，并阻止罗马天主教会向自己国家臣民征收税款。法国和英国的主教和教会也越来越民族化，成为王权的支柱。与此相反，在德意志兰，教廷与帝国的各种政治结构仍然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一起，一大帮世俗诸侯和教会诸侯，分享着教皇的税收和出卖赦罪符交易中得来的那些收入。皇帝没有成为民族凝聚力的代表，在同教皇时而冲突时而勾结的过程中把自己降为一名诸侯，任由罗马天主教会向本国臣民征收税款和勒索。“德国”不仅成为罗马教皇的“乳牛”，而且也成为天主教会充当欧洲精神权威的最后支撑。思想的、精神的、物质的、国家的和民族的矛盾，集中在德意志兰，日益尖锐，1517年终于爆发了路德的宗教改革。路德的宗教改革意味着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一种民族统一的力量。
一、路德与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生于萨克森的埃斯列本，后迁往曼斯菲尔德。这两地紧靠哈尔茨山，是萨克森著名的矿业中心之一。据说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农民和矿工，到1509年时成为有八个矿井和三个熔炉的企业主。路德的孩提时代是经历过农民和矿工家庭生活的。13岁时进马格德堡一所简朴学校，靠募化维持生计，18岁入埃尔富特大学学习法律，受著名反教会学者约翰·韦塞尔的影响甚多。他同该校人文主义小组过从甚密，很快成为一名唯名论者，并博览了维吉尔、柏拉图、西塞罗、李维等古希腊、罗马名家的作品。1505年路德毕业，获硕士学位，在发过“安贫、守贞和服从”的誓言后，成为奥古斯丁托钵修会修道士。据他自己说，这是严厉的双亲为他选定的道路。1507年路德成为神甫，曾应邀去萨克森邦新建的维滕贝格大学讲授哲学。1511年正式受聘维滕贝格大学的永久性职务。
这一年路德访问罗马，目睹教廷的腐败，深感愤愤不平。他后来回忆说：“很难描述，而且实难令人置信，那里的龌龊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如果有地狱的话，那么罗马便是地狱。罗马本是圣洁之地，而现已成肮脏之城了。”1512年路德升任神学博士和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同时任维滕贝格修道院副院长。1515年又升任主管图林根和迈森十一座修道院的副主教。他开始悉心研究古文圣经，发现罗马教廷宣传的许多东西与圣经不符，提出要照古代基督教本来面目改革教会，渐渐形成他的宗教改革思想。
当路德读保罗的使徒书时，发现一行短句：“义人必因信得生”，恍然若有所悟：人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而是靠信仰上帝而得以免罪。在随后的年代里，“因信称义”（唯信仰得救）就成为路德神学的主要教义，也是他进行宗教改革的基石。
引起路德抨击并由此而发动基督教改革运动的事件，是赎罪买卖中一个特别明显的腐败事例。教皇为要填满自己的财库，为应付奢侈生活的巨大开支，1500年，1501年，1504年和1509年都在德意志兰征收赎罪税，而到1517年又再开征新赎罪税。教廷力促百姓相信，只有购买一份教皇的赎罪券，即使不真心忏悔，也可以保证免受惩罚。这就形成一句民间谚语：“钱在匣子里铛响，灵魂就从涤罪所跳上天堂。”1517年的赎罪券买卖更是花样翻新。教皇把中德出卖赎罪券之权交给出身霍亨索伦家族的马格德堡兼美茵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为期十年，教皇从大主教方面拿到1万杜卡登（一种意大利金币）净值。霍亨索伦的阿尔布雷希特几年前是靠富格尔家族的金钱才弄到美茵茨大主教职位的，如今富格尔家族、教皇和大主教共同商定，赎罪券的收入50％缴归教皇，50％则作为大主教偿还富格尔家族的债金。为了取得皇帝对这一宗交易的同意，另需给皇帝3000古尔登（德意志金币）。为照商定好的办法行事，富格尔家族还派有专人和赎罪券贩子们一道穿梭于德意志乡村城镇叫卖。他们对当时最富庶之邦萨克森最感兴趣，但是不久就被萨克森选侯驱逐出境，因为大主教的赎罪券买卖妨碍了选侯自己的赎罪券买卖，影响了选侯的财政收入。
这种无法无天的赎罪券买卖搞得德意志各阶层人天怒人怨，也促使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贴出《评赎罪券的效能》（即“九十五条论纲”）大字报。九十五条论纲中的每一条都是对教廷的谬误和弊端的有力一击。比如第1条：当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说“忏悔”时，意思是说，信徒的整个一生都应该忏悔，而不是补赎。第36条补充说：每一位诚心忏悔的基督教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能完全减免他的罪过和惩罚。路德在这里运用“因信称义”论：剥夺了以教皇为首的神职人员的神权，搬掉了人与上帝之间的教会阻隔，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一员。又如第32条：相信罗马教皇的一纸赎罪券就能拯救他们的那些人，将和教导他们的人一道，永远被打入地狱。第82条则矛头直指教皇：
教皇为什么没有出于慈爱而把炼狱中的所有灵魂都拯救出来？路德公然说出教皇出卖赎罪券是犯了错误和违背基督教教义的，而教皇一直自命是“上帝的代表”，“从来无谬误的”。
对于赎罪券的抨击，有如一粒火种落在火药桶里，立刻燃起燎原之火。农民和平民把路德的反教会论纲当成是起义的信号，认为同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时候到了。市民则到处传颂“九十五条论纲”。斯特拉斯堡的市民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教堂大门上。人文主义者热烈欢呼。画家丢勒（AlbrechtDürer，1471—1528年）将他的一件木刻作品送给路德，以示赞赏。贵族，甚至一部分诸侯，希望由此打破罗马教会的控制，没收教产。一时之间，“九十五条论纲”实际上成了民族战斗的共同纲领。原来用拉丁文写的这份论纲，被人们译成德语，争相传播，不胫而走，两星期内传遍德意志兰，一个月内传遍基督教世界。开始，路德对他的论纲引起的冲击感到惊慌和意外，他的初衷仅仅是抨击太不像话的赎罪券买卖，希望教廷改正。事态的发展影响着他，推动着他承担起这一时代所有革命力量的领导角色。现在他不得不继续往前走了。性格坚毅的路德终于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位代表，也可说是第一位德意志民族英雄。
天主教会清楚地认识到，路德的行动所引起的德意志广大民众极强烈的反教会情绪，是何等的危险！他们开始试图用委婉劝诱的办法让路德撤回他的论纲。他们开出“价钱”：让路德当枢机主教，并给他一个大主教职位。但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路德在得到萨克森选侯的支持和保护后，终于在1519年中在莱比锡同枢机主教约翰·艾克为首的教廷强硬派公开论战。这时路德的立场比前两年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在神学论战中已经一步接一步地脱离了天主教教义，终于同罗马教廷分手。1520年路德发表他的宗教改革纲领文件《论罗马教皇权》，指出罗马是万恶之源，教皇眼里根本没有上帝，其横行霸道使德意志兰趋于毁灭。他号召“把罗马来的恶棍逐出国境”！这已经不是一个单以教皇为对手的神学教义的争执，这毋宁说是为德意志民族利益反对民族之敌的政治斗争。路德号召用暴力反抗教皇干预德意志事务，“拿起武器，向人世间的这种瘟疫发动进攻！”1520年8月路德写了一封题为《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呼吁皇帝、诸侯和贵族们把教会改革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呼吁组成脱离罗马的德意志教会，消除教皇对皇权的干预。书中说：“教皇须让我国不再受他的不堪忍受的劫掠和搜括，教皇须交还我们的自由、权利、财产、荣誉、身体和灵魂，教皇须让皇权成为名副其实的皇权。”为了保证教会脱离罗马，教会职位不应由外国人担任，所有缴给罗马方面的钱都应停止缴付。路德还要求限制大财团的势力，例如富格尔家族的势力。
路德在他的宗教改革纲领中，完全违反天主教教义，宣称教皇制度乃是人造的制度，它的谕示并非无谬误的。路德在其文章《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直接同上帝联系的权利，而毋需通过教会和神甫作为居间人。为此路德主张每个人都有读圣经的权利（此前读圣经是教士专有的特权，教士可以任意曲解圣经中的话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在路德的许多要求中都可见到同捷克宗教改革家胡司（HusJan，1369—1415年）教义的联系，而胡司正是被教会作为异端烧死的。
路德也和胡司一样，主张信徒在圣餐仪式上也享用两种圣礼，即面包和酒的权利。
挺身而出的路德，就这样获得德意志兰各社会阶层的热烈拥护和襄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乌利希·冯·胡滕（Ulrichvon Hutten，1488—1523年）致信路德，敦促他坚定立场，允诺给以支助。帝国骑士领袖法朗茨·冯·济金根和冯·绍姆堡捎信称，他们将提供保护。虽然他们是从极不相同的动机出发，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希望在物质、政治和精神方面消除教皇的有害干涉。还在这年6月份，教皇就发出《主兴起》教谕（又称《斥马丁·路德谕》），对路德的异端发出警告。三个月后又威胁说，六十天内如不公开认错，将开除教籍。至11月底到期时，路德非但不认错，还发表了两篇反对教谕的宣言进行回击。12月10日，路德竟敢当着集会群众公开把教皇的教谕连同所有宗教法规投入火海。1521年1月，教皇签署破门律，将路德革出教门。但这份破门律直到5月6日，即路德在帝国议会上露面三个星期之后才在沃尔姆斯公布。
1520年新加冕的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也出面迫害路德。这位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世系的年轻国王和皇帝，对德意志民族并无多大感情，相反为执行他的意大利政策却需要教皇的支持。他在1521年下令传路德到沃尔姆斯帝国议会进行公开辩护或者撤回自己的异端理论。这时的路德处境和胡司不同，德意志民族的广大多数站在他的背后，他可以没有生命危险地前往沃尔姆斯。路德的行程就像是一次凯旋的进军。沃尔姆斯城在帝国会议期间是被济金根领导的帝国骑士控制着的。路德在人民群众和这些帝国骑士的武装保卫下没有作任何让步，也不撤回他的理论。他面对皇帝、教皇使节和帝国议会诸等级作的辩护发言——先用德语然后用拉丁语——中明确答复：“我既不信任教皇也不相信宗教会议，因为他们经常出错和自相矛盾。只要我还不曾被圣经文字或清晰理性驳倒了的时候，我不能也不愿撤回任何话，因为违悖良心行事是难于做到的，也是危险的。”
虽然路德采取这般态度，皇帝却不敢明令判他的罪。教皇使节道出了当时的紧张情势：“十分之九的德意志人欢呼‘路德’！剩下十分之一的少数高呼‘罗马教廷该死’！”帝国议会上开始形成两大阵营，皇帝和教会选侯坚定站在罗马教廷方面，而萨克森选侯和巴拉丁（普法尔茨）选侯等世俗诸侯以及帝国自由市诸等级却是支持路德的。只是在路德和他的强有力的庇护者离开沃尔姆斯之后，被路德的“大胆放肆”所深深震惊的查理五世，才对路德和他的附和者下了所谓帝国法外令。在这道敕令中指令一切人等：“你们不许给这个路德住处，不许给他房子，不许给他吃，不许给他喝，不许收留他，无论私下或公开都不许替他说话或帮他张罗，给予抉择或支援”，否则必予严惩。但是皇帝这道敕令毫无意义。萨克森选侯把路德置于自己保护之下，并且指定瓦特堡作为他的居留地。路德遂隐去真实姓名住在这里。
就在这一时期，路德开始了他的伟大工作：他把圣经从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本译成德文。并非是把圣经译成德文这件事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早在路德之前，已有南德语言的十四种圣经译本和北德语言的三种圣经译本。路德翻译圣经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在翻译时追溯到完全未经后人窜改过的圣经原本，并把它译成一种由他确定下来并通用起来的“标准”德语版本，这种德语来自人民的语言。路德在谈及这件事时说：“我为这件工作不得不问一问家里的母亲们，问一问胡同里的孩子们，问一问市集上的贩夫走卒们，我要亲眼看看他们在谈话时是如何开口的。”圣经翻译工作一直到1534年。路德的翻译工作对于创立统一的德意志语言文字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在帝国极不幸的分裂状态中，路德的“统一德语”就成为联系所有德意志城乡和邦国的纽带，并在以后的世纪中成为德意志民族融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构成德意志爱国主义力量争取建立统一祖国事业的重要因素。路德译成的德文圣经依靠当时已有的印刷技术而获得迅速传播，统一德语也随之迅速传播，越来越多的德意志人开始用这种德语写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后的宗教改革情况。路德作为形成中的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他的理论被人民接受了。但是反对教皇的统一的民族反抗阵线却未能成立。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暴露出民族各阶层的利益分歧。特别当路德隐居瓦特堡托庇于萨克森选侯后，对运动已不可能再施加任何直接的影响。1522年始宗教改革运动分裂了，出现了三个营垒：第一个可称为天主教或保守派营垒，集合着一切企图维持封建关系的分子，包括皇帝、高级教士、部分诸侯和城市贵族等，此后的任务就是竭力维持旧的封建状态，或取消已经完成了的改革。他们也是以后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力量；第二个可称为温和的市民和贵族的改革派营垒，聚合着反对派中的有产阶层，包括低级贵族、市民阶级以及部分高级贵族或诸侯。这些人主要是希望取消教会权力和对罗马的依附地位，分得天主教会的产业。高级贵族或诸侯更希望在宗教改革中取得更大的独立性；第三个可称为革命的农民和平民营垒，集结着宗教改革中最激进的力量，要求改变现存的剥削制度，一部分人甚至要求消灭现存的剥削制度。在第二和第三营垒之间，路德没有片刻犹豫就倒向第二营垒，以往发出的剿灭罗马的号召，改变成和平发展和消极抵抗了。路德坚持的“我不愿见到靠暴力和流血来提倡新教福音”的态度，最终使革命的农民和平民同他分了手。
二、骑士宗教改革
首先采取暴力推行宗教改革的是德意志的骑士等级。这部分低级贵族企图按自己的“理想”利用宗教改革运动。他们强烈不满教俗诸侯的专权、天主教会的富有以及帝国的可怜状况，梦想恢复往昔无诸侯帝国时代骑士的良辰美景，要求建立一个限制诸侯权力的、以骑士为支柱的中央集权君主国，一种以皇帝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度。骑士等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弗兰茨·冯·济金根和骑士等级的理论家乌利希·冯·胡滕一起领导了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企图用武力实现上述政治目标。
济金根（FranzvonSickingen，1481—1523年）是一位帝国骑士，以其好勇斗狠和恪守骑士“理想”而闻名于中莱茵兰。1518年因其反诸侯态度接受了皇家职务，并在翌年的国王皇帝选举中对选侯们施加压力，以及参与驱逐符腾姆贝格公爵等事，名声大噪。就在这时他结识了胡滕，并从胡滕处接受了宗教改革的理想。胡滕虽然出身于帝国骑士家庭，本人却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早在1515—1517年，他与人合作发表《蒙昧人书简》，用他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对经院哲学和天主教会发动攻击。他坚决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走出人文主义者主要的活动基地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圈子，投身于宗教改革激流中去。1519年他与济金根结成联盟，并邀请路德参加，但未实现。此后胡滕也就日益成为建立贵族民主制国家的坚决主张者。胡滕和济金根认为，只要把特殊军人等级即骑士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统统废除，把教士的权力一并取消，把德意志帝国从罗马教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就可以使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盛。
1522年8月，济金根在朗德斯土尔召集莱茵兰、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等地的骑士开会，结成为期六年的“兄弟同盟”，自任盟主，准备反诸侯的战斗。9月初济金根派5000步兵和1500名骑士携带大炮突袭选侯特利尔大主教领地，企图建立他的世俗领地。济金根很快包围了特利尔城，但却得不到市民和农民的支持。与特利尔选侯结盟的普法尔茨（帕拉丁）选侯和黑森伯爵却迅速派来3万援军。骑士军队陷于孤立，五度猛攻特利尔城不下，只好撤围败归。派胡滕去瑞士求援，没有成功。诸侯联军转入反攻。1523年4月，济金根的大本营朗德斯土尔城堡被围，济金根负重伤，在悲壮的气氛中死去。胡滕逃往瑞士，不久病死。骑士起义以失败告终。
骑士起义的失败看来有其必然的原因。骑士等级在当时是时代的没落者，他们的政治理想是恢复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国家，这等于是要把历史往回拉，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空想，济金根是如此，胡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依靠骑士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帝国的统一、自由和强盛的。何况骑士等级在城市的眼中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在农民的眼中更是一帮“老爷”剥削者，骑士起义得不到市民、平民、农民的支持，失败自然难免。但是我们也必须说，骑士起义的失败，毕竟是一出历史的悲壮剧。济金根还有胡滕在反诸侯的斗争中扮演的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
骑士起义失败后，骑士更深地依赖于诸侯，不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战争爆发后，小部分骑士参加农民起义，大部分骑士则站在诸侯一边镇压农民起义。
三、人民宗教改革：闵采尔和农民战争
人民宗教改革的代表和领袖是茨威考城的牧师托马斯·闵采尔（ThomasMüntzer，约1490—1525年）。闵采尔出身于哈尔茨山区斯托尔贝格农家，十六、七岁时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512年获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神学学士学位。起初他在哈勒城任修道院的见习神甫，像平民派教士中的许多人一样，开始改革天主教仪式。闵采尔积极拥护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并在1519年在莱比锡认识路德，经路德推荐，翌年出任茨威考城的牧师。正是在这座采矿业和织布业都甚发达的城市，闵采尔接触到工人和下层人民的苦难和对现状的极度不满，特别接触到他们的核心教派“再洗礼派”的宗教和社会主张，开始形成激进的人民宗教改革思想。“再洗礼派”得名于只承认成人洗礼（即成年人必须再度受洗方得接纳入教），宣称“在尘世上的天国”快要到来，在这个天国里既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但并不企图通过暴力改变现存社会关系来建立这一天国。闵采尔把这种企图革命化了。他在布道中除去针对教会提出改革要求外，也代表被压迫居民的社会愿望和要求。茨威考城的统治者看到了危险。1521年，茨威考城的工匠起义失败，闵采尔也被驱逐出该城。
他来到激进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个中心波希米亚（捷克）的布拉格，同胡司党人建立了联系。这年11月，闵采尔发表著名的《布拉格宣言》，第一次阐明自己的宗教观和政治观，鲜明表现他对教俗封建制度的憎恨，也同路德的教义划清了界线。他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包括天主教的和路德新教的），否认圣经是唯一的、无误的启示。他重视理性，认为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应该是理性；信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体内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教徒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和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他甚至认为，基督也和大家一样都是人，基督只是先知和师表。他把基督教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剥除净尽。天堂的欺骗，地狱的恐吓，一概被揭穿。实际上闵采尔所说的天国，只不过是没有等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同社会成员相对立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理想社会而已。这可以看成是超前的、空想的共产主义。在闵采尔那里，农民要求建立以皇帝为首的君主国主张，被改造成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
到1522年，闵采尔在布拉格的居留又被禁止。他的神学见解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他在随后去南德的游历说教和布道中，首先动员农民和平民起来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把宗教改革转变为一场暴力的社会变革。他在担任图林根阿尔斯特德的牧师职务后，激进的暴力改革观越来越同路德的观点相对抗。路德一再试图用神学辩论把闵采尔拉回温和派宗教改革的道路，没有成功。闵采尔奔走于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城乡，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这年年底，他建立了秘密的组织“基督教同盟”，成为准备武装起义反对封建主和城市贵族的核心领导组织。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写了许多宣传小册子，联络各地分散的骚动和起义。图林根的平民和农民，包括来自路德老家的群众和矿工，像朝圣般纷纷赶来阿尔斯特德听他讲道。诸侯们企图以一切手段制止闵采尔的革命活动，禁止印刷他的著作，禁止平民和农民听他说教。路德也加入了围攻。他写下《为反对阿尔斯特德的叛乱精神致萨克森诸侯书》，要求诸侯们驱逐闵采尔和他的拥护者，因为他们传播邪教并号召暴动以反对官方。这样一来，不只是路德和闵采尔之间，而且也是温和派宗教改革同人民宗教改革之间的公开决裂。1524年中闵采尔在《对诸侯的讲道》中答辩道，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都必须毫不怜悯地予以消灭；上帝之国将由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建立起来！为此萨克森公爵严令阿尔斯特德市议会驱逐闵采尔。闵采尔前往帝国城市缪尔豪森，不久就投身到南德的平民和农民起义中去。1525年3月17日，缪尔豪森城的手工业工人和平民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一个由城市居民选举的“永久政府”接管了城市的统治。几乎在同时，在中德和南德，在奥地利和阿尔萨斯，爆发了广泛的农民起义，许多城市中的下层居民也参加起义，参加起义的还有不少低级贵族（骑士）。闵采尔认定，扩大人民起义的范围，建立起义集团间的紧密联系，是其主要任务。
1524—1525年爆发的波澜壮阔的德意志农民战争，遍及德意志兰大部分地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投入战斗，为西欧历史上空前的壮举。它还不同于以往零星的农民反封建的骚动或起义（例如1476年开始的美茵区尼克拉斯哈森的吹鼓手小汉斯起义；1493年开始的希勒特斯塔特的鞋会起义；1513年开始的士瓦本的穷康拉德起义），而是带有时代的特点，成为人民宗教改革的主力军，也就是说成为德意志民族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从农民战争中出现的各种纲领中得见。
这次农民战争的中心地区有三个，即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图林根。开始时，各起义地区都有本区的起义纲领，反映本地区农民的特殊要求和控诉，比如说，武尔茨堡起义农民的纲领包括50款，美茵茨起义的包括29款，明斯特起义的包括34款，因河河谷区起义的包括19款等等，但很快就汇总为三个主要的农民战争纲领，这就是《书简》、《十二条款》和《海尔布琅纲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德意志农民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德国和取消封建剥削。
1524年夏天首先起事的士瓦本瓦尔茨胡特农军，联合市民，组成“新教兄弟会”，主张除皇帝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诸侯），按照帝国国旗的颜色制成三色盟旗，象征德国统一。农民密使出现在各地，打算成立全德新教兄弟会。到第二年2、3月，莱茵河、多瑙河和莱希河之间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组成一支约有3500人的武装队伍，其中不少是闵采尔的信徒。1524年末1525年初，这支农军提出《书简》纲领，它是在闵采尔的影响下写成的。《书简》要求以暴力推翻现存的封建制度，建立尘世天国。
《书简》的基本倾向是：政权属于人民，统治者只能得到人民允许给他们的那些权利；革命的农民和平民都应参加闵采尔组织的“基督教同盟”，它将成为人民群众的常设组织，不参加者将遭受“世俗的斥革”。《书简》视王宫、寺院和大教堂为一切罪恶之渊薮。显然，这是一份过激的纲领，脱离了广大农民和平民的认识和要求，因此只有少数坚定的革命派为实现《书简》而斗争。
被看成“温和的”、“有妥协性的”农民战争纲领《十二条款》，则更多地反映农民的切身利益。1525年3月，士瓦本地区六支农军队伍（总数达4万人）的领袖在梅明根城举行集会，通过了著名的《十二条款》。这是一份重要的反封建文献，其中农民要求废除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第3条），要求“公正的裁判”（第9条）；归还被领主侵占的公地（第4、5、10条）；减轻劳役、地租和其他徭役（第6、7、8条）；也要求取消各种什一税和不合理的捐费（第2、11条）以及选举本地区牧师的权利（第1条）。这些内容中的一部分涉及到取消数百年来对农民的不公正状况，一部分是要求取消16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新加给农民的沉重负担，一部分包括由宗教改革的教义中产生的热切愿望，主要是符合新教教义的热切愿望。还有一条不成文的精神，那就是只反封建领主，不反皇帝。显然，《十二条款》和闵采尔门徒所奉行的《书简》不同，它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现存制度，只是反对封建制度中特别巨大的祸害。这也就决定了恪守《十二条款》的农民义军会不断受封建领主之欺骗而最终被镇压的命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十二条款》要求世俗的和教会的封建贵族作出让步，是不会得到封建贵族的同意的，后者除非处于生死关头才不得不作出欺骗和妥协的姿态。农民必须战斗。他们的实际行动往往会接近《书简》提出的要求。农民战争在客观上就推动了人民宗教改革和国家统一的进程。
1525年3月末爆发的法兰克尼亚农民起义是这方面的有力补充证明。以诺德林根、安斯巴赫、洛腾堡、武尔茨堡、班贝格和比尔德豪森为中心的六支农军，以及以雪茵塔尔为中心的光明军，相继奉《十二条款》为自己的纲领，并在这一纲领下联合战斗，酿成1525年德意志农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历史场景。他们占领了几百个城堡和修道院，惩办土豪劣绅，处死罪大恶极的魏茵斯贝格伯爵黑芬斯坦因，给封建地方势力以沉重打击。一些地方贵族和骑士纷纷归附农军。
第三个重要的农民战争纲领是所谓《海尔布琅纲领》，或称帝国改革纲领。这个纲领出现在士瓦本农军主力被各个击破、法兰克尼亚农军相继被解除武装、萨克森图林根农军遭到围剿的1525年5月12日。在这个危难的时刻，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和阿尔萨斯的农军代表集会于符腾姆贝格城市海尔布琅，讨论帝国改革方案和下一步行动计划。骑士贵族、前光明军领袖文德尔·希普勒（WendelHipler，1465—1526）提出十四条改革方案，即海尔布琅纲领。纲领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其基础是有低级贵族参加的市民和农民的巩固联盟。纲领规定农民可以付二十倍常年租额的钱来赎免对领主的封建依附；要求取消一切阻碍建立统一经济地区的限制，废除国内关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答应把没收来的教会土地分给低级贵族作为共同行动的报酬。可见这个纲领更明显地反映了城市市民阶级的利益，像是一个民族性质的共同纲领，只是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农民知道，根本没有实现的机会。
从上述的三个农民战争的纲领可见，德意志农民战争既是民族运动的继续，又是社会运动的革命。民族运动由于没有中央王权作中坚和皇帝的支持而没有结果，社会运动则没有得到城市的支持和市民阶级的领导而归于失败。这同样是一出历史的悲壮剧，但意义和教训却较之骑士起义远为深刻。这从农民战争的大过程中可以得见。
农民战争初起之时，形势甚为有利。南德的诸侯和封建主正忙于参加皇帝反对法兰西的战争，无暇顾及南德的农民起义。原先由诸侯、骑士、帝国城市组成的以斯图加特为中心的所谓“士瓦本联盟”变得松弛和内部矛盾重重。它所保有的由军事首领特鲁赫泽斯统帅的常备雇佣军，较之当时武装的农民，力量上处于劣势。而从农民方面来说，南德两大农民战争中心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不仅获得几乎所有农民阶层的拥护，而且也得到一些新教中小城市的支持。士瓦本六支农民起义军的中心，都在城市地区，他们是黑森林黑郜农民军、巴尔特林根农民军、梅明根肯普滕考夫伯伦的上阿尔郜农民军、贝马廷根为中心的湖军、乌尔察黑周边城区的下阿尔郜农民军以及莱普海姆农民军。而接着起事的法兰克尼亚六支农军，也是以比较著名的城市为中心的。许多城市依靠农民的支持，夺得了城市统治权，武尔茨堡，海尔布琅等城市都是如此。一系列的城市以供给金钱和武装为条件，确保中立地位。农民并没有系统地占领城市，多半满足于占领和破坏封建主的设防和堡垒。法兰克尼亚的农军，还由于一些骑士的参加而增强了军事战斗力，其中最著名的骑士是弗洛里安盖叶尔（Florian Geyer，？—1525）和哥茨·冯·贝利欣根（GtzvonBerlichingen，1480—1562）。
但是农民战争也暴露出许多致命的弱点。首先是轻信和各自为战；其次是农民队伍中成分的复杂和利益的分歧；第三是同盟军城市的动摇和倒戈。农民的敌对阵营士瓦本联盟在不利的形势下总是采取虚与委蛇的诺言策略，稳住农民的进攻，防止各股农军的一致出击，一旦形势有利，立马背信弃约，突袭农军，各个击破。特鲁赫泽斯的“谈判和约袭击”策略居然屡屡得手。1525年3月初，士瓦本联盟允诺把农民的要求提交仲裁法庭“公正”裁决，农军则同意停战。特鲁赫泽斯一边与巴尔特林根农军、上阿尔郜农军和湖军谈判，一边加紧集结和加强军事力量。农军严格遵守停战之约，而且在中旬拟订出《教会官厅和世俗官厅的所有农民和依附农民向上述官厅申诉的基本的和正当的主要条款》，即《十二条款》。仅仅十天之后，特鲁赫泽斯集结了万人兵力，朝乌尔姆方向进发，从背后袭击并消灭了莱普海姆农军，农民领袖都被处决。士瓦本农军决定团结战斗，特鲁赫泽斯的进军遭到联合起来的农军的激烈抵抗，处境不利，于是再度抛出诺言，劝说农军领袖同意停战。他又成功了。1525年4月17日士瓦本联盟同士瓦本起义农民达成梵茵加尔腾和约。特鲁赫泽斯则乘机突出重围，把部队调去反对法兰克尼亚和符腾姆贝格的起义农民。
在法兰克尼亚，各股农军正开始联合行动。农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由小店主出身的格奥尔格·梅茨勒（Georg Metzler）和骑士文德尔·希普勒领导的光明军，特别当骑士弗洛里安盖叶尔领导的黑军（一支由雇佣兵组成的精锐部队）加盟后，声威大震。许多贵族和城市慑于声势也都加入农民军。但是不久光明军的军事指挥被骑士哥茨·冯·贝利欣根所掌握，这是一个军事上强而有力政治上却朝秦暮楚的人物，今天可以帮助诸侯反对农民，明天又帮助农民反对贵族，也许他是想利用农民起义之力达到骑士的“理想”目标。光明军开始分裂。忠于农民起义的弗洛里安盖叶尔和雅克莱因·罗尔巴赫（JckleinRohrbach）各带自己的队伍脱离光明军。尽管农军日益各自为战，但在1525年4月下旬还是占领了斯图加特城，符腾姆贝格的起义农民组织了光明基督教农民军，在波伯林根附近阻击特鲁赫泽斯的军队。特鲁赫泽斯重施故技，5月初与农民达成停战协议，接着出其不意加以袭击，给以歼灭性的打击。农军这一次的失败还因城市市民阶级的反水并支援特鲁赫泽斯而加速。罗尔巴赫被俘并被残酷处死。光明基督教农军和整个符腾姆贝格的起义也都被瓦解。现在特鲁赫泽斯与普法尔茨选侯的部队联合起来，向法兰克尼亚的起义农军进攻。
在此期间，文德尔·希普勒在海尔布琅主持召开法兰克尼亚农军代表大会，拟订了著名的《海尔布琅纲领》。但就在会议期间，城市的市民阶级就背着农军与特鲁赫泽斯谈判城市的转让问题，特鲁赫泽斯很快占领了海尔布琅城。农军退向武尔茨堡，同当地的农军汇合，人数估计有2万到2.5万人，却没有形成反击特鲁赫泽斯的共同行动。农军大部分士气不振或开始逃跑。光明军的军事领袖贝利欣根见大势不妙，就离开了农军，还准备用武力帮助特鲁赫泽斯反对农民。
特鲁赫泽斯同法兰克尼亚农军的第一次遭遇战发生在6月2日的柯尼斯霍芬，农军惨遭败绩。几天后的第二次遭遇战，农军完全被击败。弗洛里安盖叶尔不久也被杀死。武尔茨堡市政当局为特鲁赫泽斯打开城门。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军被解除武装。特鲁赫泽斯与法兰克尼亚的贵族结成联盟，进而完全镇压了南德的农民起义。
农民战争的第三个中心地区是中德的萨克森图林根。这里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起义的中心城市是帝国城市缪尔豪森。1525年3月17日，在闵采尔领导下，城市平民和矿工便推翻了城市贵族政权，建立了“永久议会”，闵采尔以牧师身份出席议会。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德的图林根、哈尔茨、萨克森、福格特兰和黑森的农民都起来了，响应南德的总起义。闵采尔同中德和南德的农民起义迅速建立了密切联系。与南德农军不同，中德农军的战斗力不强，武器装备较差，很少有人懂得军事作战，就是闵采尔也不掌握军事知识和经验。另外在中德的城市里，平民也加入战斗，闵采尔特别注重农民和平民的紧密联盟，认定这是运动成功的基础。但实际上农民和平民的联盟并未能建立起来，而城市的有产阶层全都倒向敌方营垒。中德农民的敌人集结在黑森伯爵和萨克森公爵周围。4月，黑森伯爵拼凑了一支雇佣军，短时间内就战胜了黑森农军，然后转攻法兰肯豪森。闵采尔在这里集结了约8000人的军队应战。萨克森公爵的军队则从东方向闵采尔军营推进。开始，贵族们依然施展特鲁赫泽斯在南德一再取得成功的策略，用虚假诺言与农民缔结了停战协议。5月16日诸侯部队进行袭击，农军被击溃，3000多人遭杀害。闵采尔受伤被俘，诸侯们对他施行特别残酷的报复。经过长期的苦刑之后，坚贞不屈的闵采尔终于在缪尔豪森附近被斩首。5月25日，缪尔豪森城投降。
德意志农民战争的最后一个余波是1534年明斯特的再洗礼派起义。
明斯特城的城市贵族企图使城市归属于主教，城市的民主势力和穷苦居民对此进行反抗。后者的大部分属于再洗礼派，在巷战中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一个新的市政机构被选出来。面包师约翰·马笃斯和裁缝师约翰·梵·莱顿成为新市政机构的领导。他们提出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公社来消除财产的不平均现象。一些激进的、平均主义的措施被执行：禁止高利贷和投机业；没收金子和银子以辅公共需要；平均分配储存粮食等。
明斯特公社对主教和邻近封建主雇佣军的抵抗长达16个月之久，到1535年7月才被战败，连最后一个人都被雇佣军杀死。明斯特公社证明，人们没有封建贵族也能生活。
四、诸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路德的宗教改革，正处在德意志社会内部萌生新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时，因此路德教教义除了代表一种民族国家的要求外，还贯穿一种德意志特有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由于民族运动和社会力量不足以克服封建主义，路德教教义的社会内涵也就发生变化，新教资本主义精神也遭到扭曲和阻遏。这就是为什么路德本人竭力反对农民战争的暴力行为以及城市市民阶级不支持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路德的宗教改革被德意志诸侯所利用，成为他们劫掠和坐收渔人之利的工具。在许多诸侯邦内，仿效萨克森选侯的榜样，组织起本邦新教教会，诸侯则成为本邦教会的首脑，集本邦的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于一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独立性。教士们在新教邦内成为诸侯的官员和诸侯统治的重要支柱。不仅如此，新教邦诸侯还在教产还俗的浪潮中发了大财，加强了财政实力。
这种诸侯宗教改革的传播，不仅扩大了正统天主教派同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裂痕，也遭到德皇查理五世的反对。查理五世看出，德意志各邦诸侯权力的加强，是对皇帝中央集权计划的巨大威胁。不过当时的政治形势让皇帝抽不出手来，他为了获得意大利的支配权而卷入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长达20年的系列战争中。在天主教集团首领皇帝不在的情况下，1522年帝国议会在纽伦堡开会。在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影响下的新教福音派（Evangelium，即路德派）集团不仅公然蔑视教皇及其使臣，而且迫使帝国议会宣布上年的沃尔姆斯敕令不予施行。1525年普鲁士宗教骑士团国家宣布世俗化，把路德教作为领地宗教。1526年黑森伯爵腓力浦与萨克森选侯约翰，加上吕纳堡、普鲁士、马格德堡诸诸侯，形成同情路德教的第一个诸侯组织托尔高联盟，在同年的斯派耶尔帝国议会上否定了奥地利大公提出的施行沃尔姆斯敕令以及禁止宗教改革的意见，通过一些有利于路德派教义的法令：把有关信仰的决定交由各邦自行处理。在天主教阵营中，巴伐利亚公爵和几位来自南德的主教，则与查理五世的弟弟，奥地利亲王斐迪南联合起来。
在1529年召开的斯派耶尔帝国议会上形势陡变。皇帝在同法朗索瓦一世的战争中打了几次胜仗，加强了斐迪南和天主教集团在帝国议会的地位。查理五世的代表宣布，废止1526年斯派耶尔帝国议会的决议，重申沃尔姆斯敕令。会议通过决议：严格执行沃尔姆斯敕令，不得实行宗教改革，不宽容新教各派和再洗礼派，不得剥夺天主教会的财产和权力。路德派群起抗议。帝国议会中的路德派同情者宣布他们不受会议决议的约束。在抗议书上签名的有萨克森选侯、勃兰登堡选侯、黑森伯爵以及斯特拉斯堡、纽伦堡等14个城市的代表。从此以后，路德教的追随者开始被称为抗议宗新教徒（Protestant）。在翌年皇帝亲临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抗议宗新教徒用书面形式提出他们的主张和要求，这份冠名《奥格斯堡告白》系由路德的密友和亲信、人文主义者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拟就并经路德审定的。《告白》主要强调教会、合法国家和社会制度都应符合上帝的意志，应予尊重和服从；主张基督教各派要宽容、温和与平心静气地协商。路德以往生气勃勃的宗教改革演变成一种官方性的宗教改革。即使如此，《告白》还是受到天主教营垒的攻击。新教徒的努力完全徒劳，帝国议会在路德派缺席的情况下投票表决，废除一切改革。不过皇帝查理五世当时尚明白，他并不能压服路德派，这时又适逢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需要新旧教力量团结对外，乃决定暂时妥协，暂时不实施奥格斯堡决议。但是路德派仍有遭审判和镇压的危险。
新教诸侯和城市面对这一挑战立即团结起来。他们的代表集会于萨克森西南山城施马尔卡尔登，并于1531年2月结成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到此时为止，路德新教已传遍全德。加入新教的邦和城市，除萨克森和黑森外，重要的还有安斯巴赫拜罗伊特，安哈尔特，曼斯菲尔德，不伦瑞克吕纳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东弗里斯兰，勃兰登堡，梅克伦堡，普鲁士，西里西亚部分地区，以及马格德堡、纽伦堡、乌尔姆、罗伊特林根、康斯坦茨、斯特拉斯堡、汉堡、卢卑克、罗斯托克诸城市。从地理上看，美茵河以北广大北德土地和东德的广大平原地区，大部分落入新教手中。而南德地区和奥地利，还是天主教诸侯的堡垒。
不仅如此，新教在欧洲也传播开来。瑞典、挪威和丹麦都已成了新教国家。较路德更激进的宗教改革家慈温格利（HyldrychZwingli，1484—1531）和喀尔文（JohannCalvin，1509—1564）的改革已经在瑞士确立起来。1541年喀尔文还在日内瓦建立起他的神权政治国家。喀尔文派在苏格兰扎下了根，在法国和匈牙利形成为重要的少数派，在荷兰成为占优势的新教集团。其他一些新教派别如波希米亚兄弟会等也纷纷出现。欧洲的新教运动已同北德的路德教运动联成一气。当皇帝查理五世在1546年最终战胜法国从而能专注于解决德意志的宗教冲突时，可说为时已晚，无法控制。不仅新教诸侯反对他，天主教诸侯也不支持他。教俗诸侯都已经看到，皇帝反对宗教改革运动，无非是一种重新确立皇帝对于德意志帝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至高权力的努力。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德国是同诸侯分离主义利益绝对不相容的。在1538年组成有皇帝参加的天主教同盟，虽然同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武装对峙，但两个集团在六、七年间却保持着和平。直到1546年由新教同盟首先发难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皇帝的意图变得清晰了：他把这场反对德意志新教徒的局部战争，变成一次皇帝同诸侯间最后和决定性的较量，作为将德意志诸侯置于皇帝统治下的最后一次尝试。查理五世的军队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在米尔贝格战役中击败了萨克森选侯，占领整个萨克森，进而征服维滕贝格，并把萨克森选侯称号给予萨克森阿伯丁家族的莫里斯，一个与皇帝结盟的新教徒。皇帝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雇佣军还在南德征服新教城市和地区。但是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图谋却遭到失败。同盟者莫里斯选侯首先出来反对，他现在坚决要求保持诸侯的独立性。1551年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在托尔高结成诸侯同盟，联合起来反对皇帝。他们甚至和教皇以及法国国王结成同盟，不惜把梅斯、图尔、凡尔登、康布雷等城市交给法国，以换取法国的财政支援。1552年春，诸侯联军在南德发起进攻，迫使皇帝逃亡。查理五世在这些力量的迫使下，不得不放弃在施马尔卡尔登战役中所得到的一切，不得不放弃他的中央集权计划，并于1556年退位。皇位传给他的弟弟斐迪南，统治着德意志帝国，包括奥地利及其领地捷克和部分匈牙利。他的儿子腓力浦则统治西班牙、尼德兰和海外领地。查理帝国分解，形成哈布斯堡王室的两个统治支系。
诸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较量的结果，是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在1555年签订了著名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约规定，出席帝国议会的各等级有权在信仰路德新教和信仰天主教之间任择其一；新教享有与天主教平等的权利；各邦诸侯和各自由市被授予举行礼拜的自由和邦内实行宗教改革的权利。根据“cuiusregioeiusreligio”（“在谁的邦信谁的教”或译“教随国定”）原则，各邦当局可以规定邦内居民信仰何种宗教。凡邦内信仰其他宗教者有权迁往其他宗教区域，当地官员也有强迫其他信教者改宗信本邦的宗教之权。这样一来，不仅各邦路德新教教会的形成被肯定下来，而且各邦的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都归统诸侯一身的事实也被肯定下来。此外，和约还规定1552年以前已经完俗了的教会产业都保留在诸侯手中。
在路德宗教改革结束的时候，德意志诸侯赢得了完全的胜利。德意志居民分裂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德意志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
五、三十年战争：宗教改革时代的悲惨结局
发生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来欧洲宗教改革进程的结果。首先是天主教会，虽然丧失了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但并未完全丧失他们的势力，依旧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柱。从16世纪下半叶起开始了反对新教的反宗教改革。此外，天主教会为巩固内部和加强集中而进行一系列的内部改革，消除了一些最坏的弊病，例如解除渎职和不守教规的教士职务，规定教士必须独身，取消赎罪券买卖等。1545—1563年间常常是每隔几年又接着举行的特兰托宗教会议，就是主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教皇对一切出版物的严格检查制度建立起来。教皇可随时开列“禁书目录”，禁止所有天主教徒去研究新教书籍或自然科学新著作。除了这种思想控制外，天主教会还建立了耶稣会作为反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工具。耶稣会的创立者是西班牙贵族伊格那基俄·德·罗耀拉（IgnaciodeLoyola，1491或1495—1556）。
他主张耶稣会的成员不应只在修道院修行，而应完成世俗的使命，为教皇和天主教会服务。在他所拟的该会章程中，除安贫和守贞的宣誓外，还强调对该会会长的绝对服从的宣誓，并规定一切事务按教皇意旨办理。1540年教皇批准该章程，确认了耶稣会的合法性，罗耀拉成为该会第一任会长。
耶稣会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准军事性质机构。成员经过审慎选择，严格服从纪律。罗耀拉的训词这样写道：“下属必须服从上级，像一具可以随意移动的尸体，像一根可以任意转动的棍子，像一块可以任意捏扁或拉长的蜡团。”耶稣会的宗旨是维护天主教的权威，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到处建立和巩固天主教会的统治。为达此目的，耶稣会士对一切天主教的反对者进行不择手段的报复（其口号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会士们常常以便装同世人自由交往。他们开办学校、医院，跻身于欧洲各大学，占据显要位子，打入各国宫廷，结交显贵，担任宫廷神甫和高级官吏。他们还利用自己雄厚的财力争取某些诸侯改皈天主教会。但是在德意志兰，耶稣会却无法改变部分新教部分天主教的信仰状况，无法改变新教诸侯邦和天主教诸侯邦并立的局面。隐藏在宗教外衣下的德意志各封建势力之间的政治纷争，无法得到解决，德意志兰终于成为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
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不过是德意志诸侯之间、诸侯同皇帝之间的暂时妥协。新教诸侯并不遵守和约，继续争夺领土，没收教会财产，天主教诸侯则力图重整旗鼓，扩大势力范围，取消新教已取得的地位。16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特点，就是德意志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同皇帝之间的不断冲突，目的都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是这些争权夺利的斗争都被罩上神赐的圣光。天主教诸侯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反对异端”，新教诸侯则打出“争取新福音”的旗号与之对抗。诸侯反对皇帝（中央政权）的斗争也用“争取福音信仰自由”的口号伪装起来。新教中蕴藏的资本主义精神并没有为新教国家或新教邦开辟有利的前景，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完全被封建的争夺所掩蔽，为封建的混战所扼杀。
德意志帝国这种政治反动和诸侯割据局面还由于16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经济衰落而加固。欧洲人发现新航路和美洲大陆后，世界商路开始转移。以往东方国家到大西洋沿岸各国的贸易往来必须经过德意志兰，德意志兰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现在却由沿大西洋岸绕道好望角的新航路所代替，从此，同北意大利进行贸易的南德城市也逐渐失去优势。本来是商旅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大道和旅舍，越来越罕见人迹。经济上较发达的英国商人以及刚刚摆脱西班牙统治而独立的荷兰资产阶级，在欧洲各地到处排挤德意志人的商业活动。特别在德意志农民战争失败后，农奴制在东德和北德开始恢复起来，不仅阻碍了城市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摧毁了农村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缩小，工业生产锐减，商业萧条，城市衰落，国内各地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减少。地方割据势力却大大加强。与英法等国相比较，德意志兰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经济落后国家。著名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在其讽刺诗中写道：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
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
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德意志兰这种落后、分裂和错综复杂的形势，还由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形势的不稳定而更显复杂。主要的变化就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加强和由此引起的欧洲矛盾的扩大。从15世纪30年代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是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中选出的。哈布斯堡家族除了垄断皇位外，还统辖着波希米亚（捷克）、匈牙利西部、士瓦本和阿尔萨斯。哈布斯堡家族的另一支控制着西班牙。西班牙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封建王国之一。17世纪初以来，奥地利和西班牙越来越采取共同行动，制定各种联合计划，打出了反宗教改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包括德意志兰、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大哈布斯堡国，实现哈布斯堡的欧洲霸权。
哈布斯堡的意图首先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法国国王认为，欧洲霸权应该属于他。法国还担心，如果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大哈布斯堡国计划得以实现，不仅会阻遏法国向南和向东的扩张势头，而且会形成对法国的包围之势。因此，法王坚决主张同哈布斯堡一战。他一再怂恿德意志新教诸侯同法国结盟，反对“共同的敌人”——皇帝。另外，英国政府也不愿哈布斯堡家族在北海沿岸增强势力。英国还力图削弱西班牙的势力，压制奥地利在尼德兰和下莱茵兰的扩展。北欧诸国对于德意志兰领土上的冲突和对欧事务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丹麦和北德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丹麦自认是北海商路东西方贸易的唯一中介人，不能容忍哈布斯堡在北德建立统治。丹麦国王还占领着一些领土，如不来梅、维尔顿等主教区，因而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名诸侯，当然不愿看到皇帝势力的增强。瑞典力图在波罗的海继续扩展势力，把波罗的海变成“内海”，进而争夺北海的势力范围。瑞典同样反对哈布斯堡在北德建立统治。
这样一来，原先在德意志兰存在的两种急待解决的矛盾，即诸侯之间的对立和诸侯同皇帝之间的对立，现在由于哈布斯堡同法国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出现第三种对立。德意志内部的社会矛盾同欧洲的紧张局势错综在一起。1607年，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伙同耶稣会士和皇帝，无端用武力攻击信奉新教的小小帝国自由市多瑙弗特，并把它并入自己的领地。
这是一个信号。德意志诸侯立刻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开始集结军队。外国军队也开始行动起来。1608年，新教诸侯结成“新教联盟”。一年以后，天主教诸侯建立了“天主教联盟”进行对抗。“新教联盟”由普法尔茨选侯领导，属该联盟的有勃兰登堡选侯，黑森伯爵以及一些帝国自由市。它同英国、丹麦、荷兰有联系，且得到法国的特别支持；“天主教联盟”由巴伐利亚公爵领导，属该联盟的有马格德堡兼美茵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和特利尔大主教三大宗教选侯。它得到皇帝、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这两个联盟虽标榜宗教上的不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要牺牲“信仰上的敌人”来加强诸侯的权力，削弱皇帝的势力以巩固自己。此外，两个联盟的内部也远非一致：巴伐利亚公爵同皇帝存在矛盾；新教诸侯中最强大的萨克森选侯却不参加“新教联盟”。
就在这敌对双方严阵以待的时刻，边远的捷克首府布拉格发生的所谓“掷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
捷克原是神圣罗马帝国中的诸侯波希米亚王国，后来由于选举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为国王，成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1609年皇帝卢道尔夫二世在捷克民族的要求压力下，签署了有名的“大诏书”，承认捷克人有信教自由；有权按自己的宗教仪式举行礼拜，建立新教会和创办学校；有权选出三十名“保护人”来保护这些权利和督促执行“大诏书”。1617年新皇帝马提“亚指定狂热的耶稣会追随者、斯提里亚大公斐迪南为捷克国王，公开破坏了“大诏书”。捷克议会中的新教等级代表自动开会，拒绝承认斐迪南，斐迪南则残酷镇压新教，终于激起捷克民族的愤慨。1618年5月23日，一群武装群众拥入宫殿，按照捷克古老的习惯，把两名国王最忠实的官吏，从七丈多高的窗口掷出去（正好落在御城河沟的垃圾堆上，一伤其足，一被摔昏，均未死）。这个事件震动了欧洲所有宫廷。奥地利决心征伐，捷克民族决定起义。
通常史书把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但没有一致的时期冠名，各时期的内容重点也不尽相同。我在这里分别称为捷克起义时期（1618—1623），丹麦干涉时期（1624—1629），瑞典入侵时期（1630—1635）和法国参战时期（1635—1648），所述内容则侧重于同德意志国家和民族运动命运攸关的部分。
捷克起义时期。1618年的“掷出窗外事件”是捷克民族起义的信号，也是三十年战争的开端。捷克民族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哈布斯堡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因而得到全民的响应。人民选出三十名保护人（其中大部分是新教贵族）组成政府，由屠恩伯爵率领的起义军，很快突入奥地利，进逼首府维也纳。1619年皇帝去世，憎恶捷克人的斐迪南即位，为斐迪南二世（1619—1631在位），仍兼任捷克国王。捷克议会各等级通过决议，废黜斐迪南，选举“新教联盟”的领袖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为捷克国王。但是捷克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却停止下来。捷克的贵族幻想通过同皇帝谈判获得成果，并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普法尔茨选侯和“新教联盟”的支援上。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乞援于“天主教联盟”，普法尔茨选侯（1619年11月即捷克国王位）则向“新教联盟”求助。从1619年开始，“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相继介入战争，只是“新教联盟”拒绝给普法尔茨选侯以实际的军事援助，而“天主教联盟”却派来2.5万精锐部队和相应金钱供皇帝调用。巴伐利亚公爵的交换条件是把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转封给他。天主教联盟军在悌里将军统帅下侵入捷克，同时有一支西班牙人组成的2.4万精锐大军袭击普法尔茨选侯的领地。“新教联盟”及其背后的英法诸国，袖手旁观，让皇帝“天主教联盟”放手镇压捷克起义。
1620年11月8日，两军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进行决战，捷克军队被占优势的敌军所击败。皇帝天主教联盟军队乘胜进攻布拉格，普法尔茨选侯则抛下王冠，一直逃到荷兰。西班牙军队也直驱普法尔茨，纵兵抢掠。捷克起义失败了。接着而来的是血腥的报复。斐迪南二世亲手撕毁“大诏书”，取消捷克人民的信教自由，宣布天主教为捷克国教，驱逐喀尔文教和路德教教徒。捷克成为哈布斯堡奥地利的一个行省，由奥地利官员管辖。战争进入第二时期。
丹麦干涉时期。捷克起义被镇压后，皇帝的权力大为加强。在一次帝国议会会议上，他压制了新教诸侯的反抗，把普法尔茨选侯爵位和部分领土赐给巴伐利亚公爵。他俨然以真正的帝国皇帝凌驾于所有诸侯之上。他把势力伸向西德和北德。皇帝的同盟西班牙则想重新统治荷兰。这种情况使西北部的新教徒非常惊恐。英法荷等国也行动起来，促动受皇帝威胁最大的新教国家丹麦出兵。1624年，一支受英国和荷兰金钱与武器支援的丹麦雇佣军（约6万人），在国王克里斯提安四世统帅下进入北德，一批新教诸侯和城市也参加了丹麦军队的行动。其实丹麦人的力量并不很强，但皇帝的军队居然没有抵挡住丹麦人的进攻。天主教联盟在开战的瞬间拒绝给皇帝以支援，他们畏惧皇权的进一步增长，而天主教法国当时当政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又想方设法制造皇帝“天主教联盟”内部的分裂。在这种困急无奈的情况下，皇帝接受了一个叫华伦斯坦的军人的建议：建立一支不受巴伐利亚掣肘的独立的军队。华伦斯坦对皇帝说，他已经募集了一支3万人的军队，不需皇帝出经费，只要皇帝给他一个名义，即可出战。皇帝于是委任他为军队司令。
阿尔布莱希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von Wallenstein，1583—1634）是一名德意志化了的捷克贵族，天主教徒，曾参与镇压捷克人起义。由于长期在皇帝军中服役，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德意志人。他是一个军事家，具有优秀的统帅才能和组织才能。他野心勃勃，想乘战乱时机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显赫的人物。当丹麦与皇帝开战时，他把从人民那里掠来的财物作为军饷，召募雇佣军，进行严格训练。此时他把这支军队用来为皇帝效劳。当他的军队同丹麦人打了几次前哨战之后，就显示出这是一支劲旅，丹麦人抵挡不住。为了维持这支庞大军队的给养，华伦斯坦纵容士兵抢掠占领地的粮食和财富，凡攻克一地，他的军队就像蝗虫过境一样。华伦斯坦的军事胜利惊动了“天主教联盟”，巴伐利亚选侯唯恐胜利果实被华伦斯坦独占，于是决定出兵。悌里再次率军与华伦斯坦一起，对丹麦新教联军作战。1626年，华伦斯坦在匈牙利境内击溃了新教联军，接着迅速攻克勃兰登堡、梅克伦堡、什勒苏益格，很快控制了整个萨克森。不久与丹麦军会战于北德的路特尔，丹麦国王大败，华伦斯坦乘胜攻入荷尔斯坦因，克里斯提安四世被迫求和。1629年3月，双方缔结卢卑克和约，丹麦国王同意不再干涉德意志事务，放弃不来梅、维尔顿以及一些主教区的宗主权，华伦斯坦军队则从丹麦撤退。皇帝趁机把势力伸延到波罗的海。
华伦斯坦得到了赏赐，封为弗里德兰公爵，并且成为皇家水、陆军统帅。就在这胜利后的最初时刻，天主教诸侯一致联合起来，反对华伦斯坦，实则是反对他图谋推行损害诸侯利益的政治计划。华伦斯坦不仅是一个军事家，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家，他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像诸侯那样的纷争不休、小邦割据的局面，而是想按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榜样，把德意志兰变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国，皇帝凌驾于诸侯之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华伦斯坦虽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受耶稣会士的教育，但他对宗教争执感到厌恶。他认为诸侯不除，国无宁日，因此极力主张削平诸侯，统一全国。此外，根据华伦斯坦计划，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舰队，控制北海和波罗的海，使德国成为一个商业强国。可以说，华伦斯坦的计划是一个目标明确而又宏伟的计划。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是符合当时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客观上也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具有进步的意义。正因如此，华伦斯坦才招致诸侯的特别仇恨。皇帝每天收到一百多封弹劾华伦斯坦的奏章。诸侯们公然威胁皇帝，如不免去华伦斯坦的职务，解散其军队，就不选举他的儿子作皇帝的继承人。1630年皇帝免去华伦斯坦的职务，命令其军队解散。就在这个时候，瑞典军从北部侵入德意志兰，战争进入第三阶段。
瑞典入侵时期。瑞典是北欧的一个封建王国。16世纪末国王依靠自由农民的支持完成了宗教改革，消除了瑞典贵族对王权的限制，国势开始强盛，被喻为“北方新升的流星”。瑞典历来的统治者都把控制经北欧到俄国的航道以及在波罗的海建立自己的霸权视为生命线。17岁登上王位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GustavⅡAdolf，1594—1632），立即投入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斗争。为了“和那个华伦斯坦决一雌雄”，瑞典开始积极备战。瑞典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雇佣军，是由征兵制征来的自由农民组成，经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国王的严格训练和整顿之后，成为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按照瑞典统治阶级历来的用兵原则：“只可在敌国领土上逐鹿打仗，不要在自己本土上兴兵作战”，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决定对德意志兰进行袭击。1630年7月，一支由1.2万人组成的瑞典军从北德奥得河口登陆，迅速向德意志中部推进。勃兰登堡选侯和萨克森选侯很快就同瑞典国王一致行动。新教诸侯们由于天主教联盟部队肆无忌惮地执行皇帝1629年颁布的归还教产敕令而备受胁迫和侵害。根据这道敕令，凡在1552年以后还俗的教会产业均应归还原主，并予强制执行，例如马格德堡城就因此被悌里将军的部队几乎完全摧毁，居民大部分遭到杀害。归还教产敕令驱使新教诸侯纷纷归附瑞典国王。前普法尔茨选侯也回来投入瑞典怀抱。1631年初，法国正式与瑞典缔结盟约，答应每年付给古斯塔夫阿道尔夫40万塔勒（当时德国的一种银币）巨款的财政资助。同年9月17日，皇帝天主教联盟同瑞典国王新教联盟会战于莱比锡附近的布来登费尔德，瑞典国王采用新式战术，几乎全歼悌里的主力，天主教联盟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一战役结束后，皇帝势力被赶出北德，南德的门户也向瑞典洞开。1632年春，瑞典国王进入南德，攻下纽伦堡，强渡莱希河（悌里受伤身死），5月进逼慕尼黑。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夺取了南德和西德的大片地区，作为瑞典采邑封给德意志新教诸侯们。他的入侵实在同他的“挽救德意志信仰自由”没有多少关系。
皇帝不得不再次向华伦斯坦求援，任命他为统帅。1632年秋，华伦斯坦用高价募集了一支雇佣军，连同皇帝的军队共约4万人，以最快速度突入德意志中部，长驱直入萨克森。瑞典人不得不掉头转向，北上救援萨克森。11月16日，两军在吕岑城附近列队交锋，瑞典人喊着：“上帝和我们同在”，华伦斯坦军队喊着：“圣母玛丽亚”，互相拼命冲杀。鏖战到天黑，华伦斯坦新募的雇佣军还是敌不住自由农民组成的瑞典军的进攻，只好撤退。瑞典军队虽然取得胜利，他们的国王却在战斗中死去，士气被瓦解。新教诸侯乘机摆脱了瑞典人的控制，独立行动。1634年9月，瑞典军在诺德林根被华伦斯坦击败，急急往北撤退。北方的流星消逝了。
华伦斯坦兵权在握，踌躇满志，成了风云人物。当他再次要求皇帝执行他的中央集权化计划，并采取同瑞典和萨克森讲和的行动时，他不仅成为天主教诸侯的眼中钉，而且遭到自己部下一些将领和军官的背弃。皇帝也受到“功高盖主”的威胁。他们暗中勾结起来。华伦斯坦突然被宣布为“叛国者”。1634年2月，皇帝派军官刺杀了华伦斯坦。1635年皇帝同萨克森、勃兰登堡正式签订和约，答应在北德不执行归还教产敕令，北德的新教诸侯则承认皇帝的“统治”。
哈布斯堡家族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促使法国亲自参战，战争进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法国参战时期。三十年战争初期，黎塞留正忙于同国内的贵族以及新教徒的斗争，无力顾及反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就支持和怂恿别国参加。30年代以后，黎塞留在国内斗争中取得胜利，国内形势渐趋稳定，同时在德意志战场上双方都已疲惫不堪，法国就乘机出来收拾残局，争夺欧洲霸主地位。
在17世纪，真正阻碍法国取得西欧霸权的是哈布斯堡的西班牙。为了打击这个主要对手，法国一面和瑞典、荷兰、威尼斯、匈牙利等结成反哈布斯堡同盟，另一面又和德意志新教诸侯结成反皇帝“天主教联盟”的同盟。1635年5月，法国军队在德意志兰、尼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时开始反击哈布斯堡的军事行动。留在北德的瑞典军队，趁机再次侵入中德和南德，并且力图摆脱法国的控制。法国既要对付实力强劲的西班牙陆军，又要监视和牵制同盟者瑞典的行动，分不出重兵去对付皇帝，因此，在德意志兰进行的战争就变成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30年代后期同西班牙的战争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1643年法军同西班牙军会战于法国比利时交界处的罗克鲁瓦，法军大胜，西班牙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失去任何反击的能力。法军调兵东向，溯莱茵河南下，赶来和瑞典军“会师”。德意志领土上的战事开始激烈起来。1644年法军在弗赖堡和1645年在诺德林根相继战胜了皇帝的军队。
德意志兰遭到欧洲各国军队的蹂躏，受害极深。在1635—1648年这段长达12年的时间里，德意志兰受到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破坏和洗劫。交战双方相互竞杀德意志居民。大股的暴兵和小股的散兵游勇，对当地居民奸淫烧杀，疯狂掠夺。当时一位目击者说，连死尸身上的衣裤鞋袜都被剥得精光。农民们忍无可忍，纷纷逃入山林，有的聚集起来袭击任何一方的军队。
1646年，瑞典军队攻入巴伐利亚，法国军队也同时进入。两军合同进攻奥地利。“天主教联盟”在失去西班牙援助后已无力再战。疲惫不堪的皇帝和“天主教联盟”只得求和。同样疲惫不堪的瑞典和法国，面对英国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影响，也不得不同意停战议和。这才出现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由于法国和瑞典之间的争议，和谈分别在德意志兰威斯特伐利亚的两个城市进行。参加明斯特谈判的有皇帝斐迪南三世（1637—1657在位）、西班牙、德意志天主教诸侯与法国；参加奥斯纳布律克谈判的有皇帝、德意志新教诸侯、城市代表和瑞典。因此就出现了缔约于明斯特的皇帝同法国之间的条约，和缔约于奥斯纳布律克的皇帝同瑞典、德意志新教诸侯之间的条约。两个条约均于1648年10月24日在明斯特正式签字。
和约保证战胜国获得大片土地。法国不仅获得上文提到过的梅斯、图尔、凡尔登各主教区，而且割去了上阿尔萨斯、下阿尔萨斯以及西南德的一些地区，阿尔萨斯和洛林自此就成为德法世代争执之地。瑞典得到整个西波美拉尼亚，包括鲁根岛在内，还获得东波美拉尼亚的一些地区和城市，包括海口城市斯台廷和奥得河口地区。瑞典还以帝国采邑的名义从皇帝那里得到威悉河口地区从而也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另外还获得500万杜卡登（当时德意志的一种金币）的巨额赔款。
条约正式承认荷兰独立；正式承认瑞士脱离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独立国。为了保证战胜国的利益，条约确定了大小国地位平等、信教自由的原则。
至于德意志帝国，中央政权（皇帝）不但没有加强，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德意志各地方诸侯成了完全独立的势力。勃兰登堡选侯获得东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和马格德堡地区，成为帝国内继奥地利后的最大邦国。巴伐利亚得到上普法尔茨（在中南德），成为第八个选侯。下普法尔茨（在西德）仍由原选侯弗里德里希的儿子继承，恢复选侯资格。萨克森选侯则获得劳西茨。在法国和瑞典的参与下，皇帝同诸侯拟定了一部帝国宪法。宪法规定，所有帝国的等级，包括选侯、各级诸侯、帝国城市，都保有完整的主权，也就是保有内政和外交上的全部主权；对外可以单独与别国订立同盟条约，对内具有无上的君主权力。宪法意味着帝国的瓦解，并用法律的形式确保帝国的无政府状态。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可以随时干涉德意志事务。
和约也对宗教问题作了规定。首先是教产还俗问题，规定1624年（捷克起义被镇压的一年）为“标准年”，凡是1624年1月1日就已掌握在诸侯手中的还俗教产，诸侯都可以保留下来。而在普法尔茨及其联盟地区，则以1619年（捷克起义的一年）为“标准年”。这就完全恢复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的状态。其次是宗教事务问题，除承认新旧教完全平等以外，仍然确定“在谁的邦，信谁的教”原则。异教徒除非迁居，否则仍会遭到迫害。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方面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承认国际之间大小国平等、信教自由原则；结束了自中世纪以来由“一个教皇、一个皇帝”统治欧洲的局面，开始了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另一方面最终确立了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制度，确定了它的政治分裂局面，皇帝成了一个只是统辖奥地利及其世袭领地的大诸侯。第三方面标志着西班牙失去一等强国的地位，瑞典成为北欧强国，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三十年战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德意志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1517年由路德发动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运动的目标没有实现。德意志兰依旧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的国家，依旧生活在古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它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
作者评曰：
许多研究宗教改革的国人专家，都把路德宗教改革说成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根据大概就是恩格斯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所写的那段论述。窃以为这样的定性并不贴切，起码是一种“革命的拔高”，不符合当时德意志社会运动发展的实际。决定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的性质，应有三个前提：一是提到历史日程上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二是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及其阶级属性；三是时代。就16世纪初的德意志王国神圣罗马帝国而言，提到历史日程上急需解决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加强中央皇权，而不是推翻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封建制度，还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就路德宗教改革到德意志农民战争的全过程来看，运动中既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的独立力量的出现，更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治集团领导运动的前进，有的不过是一些城市和市民的被动的活动，他们倾向于宗教改革，但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阵营的搏斗中“风吹两面倒”，这是自然的事，说明他们只是运动中的被胁从者，而不是什么“领导”或是“叛徒”。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德意志宗教改革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新时代”主要区别于“中世纪”，就在于一种新的或者叫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宗教改革正是“新时代”开端的标志之一，本身就带有新时代的品格和科学的特性。因此，我以为，把德意志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判定为“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发端”，是可以成立的，也许更符合实际。
把马丁·路德说成是运动的“叛徒”和诸侯的“奴仆”，而把托玛斯·闵采尔说成是“人民宗教改革领袖”和“民族英雄”，同样有失公允。这种评价的标准多半源于上述的对宗教改革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定性。其实路德和闵采尔都是16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卓越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路德是作为全民族的代表发起向天主教会进攻，要求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闵采尔是作为下层人民的代表，发起对整个封建剥削制度的进攻，要求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尘世天国。路德是主张使用温和的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闵采尔则主张使用暴力和发起战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如果不是用一种“资产阶级革命”的评价线，而是以“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发端”这一评价线来评论，路德显然更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闵采尔的激进的、空想的主张和行动局限于代表城乡下层群众，或者说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当路德参与创立德意志民族语言这一伟大的工作后，他就成为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最早代表，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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