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德黑兰、雅尔塔到波茨坦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情况，与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情况不同。1918年德国败战之时，国内爆发了巨大的革命，推翻了战争的挑动者霍亨索伦君主政体和威廉二世皇帝，免除了德国和德意志民族重被分裂的命运。权势阶层和军国主义分子虽然制造了“匕首神话”，把德国战败的责任推给革命的工人阶级，但正因为有了民族内部的革命行动，才使德国未被战胜国分割占领，保持了主权。和1918年不同，这一次并没有发生反对纳粹统治和希特勒独裁的政治行动和革命行动。德意志民族自己没有采取任何有力行动来摆脱纳粹独裁统治的枷锁。甚至在同盟国的轰炸和盟国军队不断深入德国本土的沉重打击下，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革命。纳粹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再也找不到什么“匕首神话”一类的托辞。德国和德意志民族是靠外国人、外国军队和外国作出的牺牲才从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的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整个德国都等待战胜国的处置，包括250万德军在兰斯的投降仪式后被赶进了战俘营。
德意志民族或者说德国人民一方面将要承受纳粹法西斯集团侵略战争失败所造成的沉重苦难，另一方面创造新生活的命运前景完全操在反法西斯同盟国苏联、美国和英国手中。
战时苏联、美国和英国之间缔结的反希特勒同盟，主要出自于抵抗希特勒侵略战争政策的必要。它们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矛盾和对立，也存在很深的不信任。西方盟国追求的目标，从总体来说，是恢复欧洲的均势，排除企图称霸欧洲的希特勒德国，恢复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一统天下；而苏联追求的目标首先是取得对东欧和中欧的统治。因此，当反希特勒侵略战争这一共同目标已经实现之时，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霸权目标就提到了前台，争执将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和德意志民族的被分裂前景，时不时地“闪现出来”。
反法西斯同盟关于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处置德国的设想，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酝酿。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伊朗的德黑兰会晤，“商定消灭德国武装力量的计划”。三国首脑还谈到分割德国的设想。罗斯福主张把德国分割成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独立的国家，要尽可能削弱普鲁士并将其缩小为一个部分；基尔运河区和汉堡地区从德国分割出来，由联合国家或四大国（包括法国）管辖；鲁尔区和萨尔区置于联合国家或全欧的托管机构的监督之下。丘吉尔也主张分割德国，提出“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说，要求彻底铲除普鲁士，把南部各邦脱离普鲁士并入一个多瑙河联邦。他的基本设想是加强法国和波兰，削弱德国，恢复欧洲的均势。斯大林直到战争结束对德国推行一种模棱两可的政策。一方面他也赞成分割德国，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苏联只反对民族社会主义，而不是反对德国人民。斯大林赞同罗斯福的设想，反对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的设想，因为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多瑙河联邦是不符合苏联在东南欧的扩张利益的。这个问题移交给不久前由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指定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拟订停火条件，筹备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事宜。
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还提出了变动苏联、波兰和德国的领土的要求，具体而言，要求把所谓寇松线作苏波分界线，波兰领土西移，以德国东部大片土地作为补偿。另外苏联以在波罗的海没有不冻港为由，要求得到柯尼斯贝格和默麦尔两个不冻港及东普鲁士其他部分领土。要求均获美英认可。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为尽快结束战争，建立战后和平秩序，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的第二次会议。会议批准了欧洲咨询委员会草拟的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和处置战败德国的总原则：“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我们决心把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解除并予以解散；永远解散一再图谋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德国总参谋部；没收或销毁德国全部军事装备；消灭或管制德国全部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工业；公正、迅速地惩处一切战争罪犯并对德军造成的破坏索取实物赔偿；废除纳粹党、纳粹的法律、组织与机关；从德国人民的公共机关、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消除一切纳粹主义与军国主义影响；并对德国采取其他为全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我们的宗旨不是要消灭德国人民，但只有根绝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的生活和在国际交往中占一席地位的希望。”在这里，同盟国以“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代替了以往“消灭德国”的说法。
雅尔塔会议还谈到了分割德国的问题。斯大林坚持，由欧洲咨询委员会起草的、规定盟国接管德国最高权力以及德国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的投降书应加进一段关于瓜分德国之意图的说明。最后各方同意，在瓜分问题上暂保留权利，没有提出具体的瓜分建议。这个问题交给新成立的“德国分割委员会”去继续讨论。但雅尔塔会议解决了一个问题，即战胜国打算通过何种形式的统治机构在德国行使最高权力。会议决定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由同盟国分区占领与管制德国：“三国的部队将各自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成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相互协调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工作，这个委员会由三国的总司令组成，地点在柏林”；“法国如愿意承担一个占领区，并作为第四个成员参加管制委员会，三大国当予邀请”。苏联是在下述条件下同意设立法国占领区的，即法占区必须从划给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区中划分出来。
雅尔塔会议还讨论了德国的赔偿问题。《公报》宣称，由于德国在这次战争中对盟国造成严重损害，“理应由德国以实物对这种损害尽可能进行最大限度的赔偿”。会议公布的《议定书》具体规定了德国进行赔偿的三种形式：（一）在德国投降或停止有组织抵抗两年内对德国本土上及国外的德国国民财富（设备、机床、船舶、机车车辆、德国在国外的投资以及德国工业、运输业、航运业和其他企业的股票等等）进行一次没收，其主要目的在于摧毁德国的战争潜力；（二）在规定期限内，每年交付当年产品；（三）使用德国劳动力。《议定书》还确定了德国的赔偿总额及其在受损国之间的分配：苏联和美国同意（一）（二）两项的赔款总额应为200亿美元，其中50％应给苏联。
雅尔塔会议重申了德黑兰会议的设想，即波兰的东部边界应以寇松线为准。至于波兰的西部边界，由于丘吉尔和罗斯福主张以奥得河为界，反对苏联提出的以奥得尼斯河为界的意见，波兰西部边界未能最终确定。但是由于波兰已于1944年夏季被苏军解放，苏联制造了既成事实，让波兰政府接管奥得尼斯河地区领土。此后从这些地区出现一股西去的逃亡和被驱逐的德意志难民洪流，约1200万东部德国人丧失了他们的家园。
雅尔塔会议还决定，在会议结束后将研究并确定主要战犯，予以惩处。
总的说来，雅尔塔会议是东西方大国划分战后世界势力范围的首脑会议，处置德国问题并非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甚至不是最迫切的议题。罗斯福，然后也有丘吉尔对斯大林在东欧和德国问题上的主张所作的迁就和让步，一方面是看到苏联在东欧战局中已取得了军事优势地位和实际的占领，这是任何会议决议都无法取消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罗斯福要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及就联合国问题达成一致，这是罗斯福当时的两桩大心愿。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答应，在德国投降和欧战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这样，美国就有早日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希望。对美国来说，伤亡惨重的太平洋战争当时已比欧洲问题更为迫切，更为利益相关。
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暴露出来的相互利益和战争目标上的分歧日益明显。德国投降的第二天，5月9日，斯大林公开宣称，苏联无意“分割和摧毁德国”，从而表明苏联对德政策的转变，拒绝了雅尔塔会议商定的分割德国的设想。这种转变抱有什么目的和考虑，联邦德国著名历史学家K.D.埃尔德曼在《帝国的终结与新的德意志国家的形成》一书中作了中肯的评论。他说，苏联这一政策的转变包含着双重考虑：苏联若是想从德国得到大量赔款，就应把工业重心位于西部的德国视作经济整体；如果把德国当作政治整体，那么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赢得在东欧的实力地位后，就有可能对整个德国的内部施加影响。事实上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对德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内围绕着德国的政治前景和经济前途当时也展开过一场争论。一些人认为拆散和压制德国的经济会危及欧洲的复兴，另一些人则要求彻底摧毁德国的工业，使之倒退为农业国，还必须粉碎德国的统一。1944年9月，财政部长摩根索根据上述思想，制定备忘录给罗斯福和丘吉尔，后两者当时都同意了摩根索的备忘录。随着同盟国内部矛盾的加深，美英政府为了实现欧洲的均势，也为了阻遏苏联势力向中欧的推进，罗斯福与丘吉尔放弃了摩根索计划，放弃了分割德国的设想，转而支持保存一个足以生存的德国的政策。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患脑溢血猝然去世，继任总统杜鲁门仍按此政策行事。
随着旧德国的解体，美、英、苏加上法国四个战胜国政府要求对德国拥有无上主权。6月5日，同盟国的军事司令官们签署了《鉴于德国失败和接管最高政府权力的声明》以及关于管制办法、占领区、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关系三项补充规定。一个由四国军事司令官组成的、在德国拥有最高权力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建立起来。同盟国的军事司令官宣布接管从国家最高领导直至地方基层的德国全部公共权力。在关于占领区的文件中规定，德国被分为四个占领区。美占区包括巴伐利亚、黑森、巴登符腾姆贝格三州和供美军作港口用的不来梅，人口近1700万；英占区包括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下萨克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和汉堡，人口近2200万；法占区包括莱茵兰普法尔茨、南巴登、南符腾姆贝格和萨尔兰，人口约600万。苏占区包括以下各州：萨克森、图林根、梅克伦堡上波美拉尼亚、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勃兰登堡马克，人口为1730多万。原先的普鲁士邦作为政治实体已被同盟国取消。德国原首都柏林（人口318万）被赋予一种特殊地位，与奥地利的维也纳一样，将由四大国共同占领和管辖。但是苏联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不仅由于柏林位于苏占区中心，其他占领国要到达自己在柏林的辖区，必须通过苏占区，而且还由于苏联当局从一开始就给盟国规定了进入柏林的有限的航空、铁路和公路线，埋下了东西方战后激烈冲突的祸根。英国首相丘吉尔一直不满于西方国家要从自己攻占的大片土地上撤出，还在5月11日就曾建议美国新总统杜鲁门暂停撤军，命令美军突进到维斯马马格德堡莱比锡穆尔德河线作为“政治抵押品”，直到苏联同美英之间一些悬而未决问题得到解决时为止。
丘吉尔5月12日给杜鲁门的信中提出了所谓“铁幕”之说：“‘铁幕’业已拉下，把俄国势力范围内（就是说从卢卑克到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的所有欧洲部分）的一切都掩盖起来了。”但杜鲁门还是命令美军按商定的占领区界线从梅克伦堡西部、从普鲁士的萨克森省和安哈尔特、从萨克森和图林根等地撤出。自7月1日起，苏军进入西方盟军撤出的地区，同时自己从柏林的应由西方盟国占领的地区撤出。
丘吉尔眼见欧洲局势已被东西方矛盾所左右，极有可能被苏联所控制，便敦促尽快召开第三次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他准备为西方的利益斗争到底。丘吉尔心中考虑的除德国同波兰的边界问题外，还有意大利同南斯拉夫的边界问题、中欧东部各国的体制问题以及苏英在地中海的矛盾问题。杜鲁门也认为有此必要，说他对苏联同英美两国关系的恶化“极为关切”。斯大林也说，他渴望同丘吉尔和杜鲁门会晤。苏联参加首脑会议的意图和期望，首先是要求德国赔偿。苏联在战争中苦难最深，损失最大，2000余万人牺牲，西部地区遭到大规模破坏，因此，苏联必须通过接受贷款和取得赔偿，引进重建所需的工业基建物资。苏联未能从美国得到实质性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就更急迫地期望从德国取得赔款。另外，斯大林在“保障安全”的口号下，重新开始贯彻“世界革命”的霸权意图，首先要求东欧和东南欧那些前沿国家的政府，必须是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三巨头”波茨坦会议：艾德礼、杜鲁门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杜鲁门、丘吉尔（后来是艾德礼）、斯大林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第三次会晤，也是战时最后一次盟国首脑会议。
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建立欧洲的新秩序和安排战后的和平，其中重要问题之一是商定处置被占领德国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这里须说明，波茨坦会议的结果起初并没有全部发表，会议结束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以《公报》形式发表了记录的摘要，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波茨坦协定》，是专对德国和欧洲而言的。《公报》列举了三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各项政府协定，“目的在于履行克里米亚宣言关于德国之条款。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将予根除，各盟国将一致同意，于现在和将来还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使德国永远不再威胁邻邦和世界和平”。同时指出：“盟国无意消灭或奴役德国人民。盟国愿意给德国人民在民主及和平的基础上重建其生活的机会。”但是《公报》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德国人民曾经在他们公开拥护并盲目服从的领导人得势时在其指使下犯了严重罪行，他们现在开始偿还这些罪行。”这话可让战胜国作不同的理解：让德意志民族得到一种“洗心革面”的沉痛教训；对德意志民族实行毁灭性的“土地和财产”的剥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波茨坦会议关于处理德国的政治原则是以雅尔塔协议为依据的。但波茨坦会议的记录没有一处提到分割德国，相反，却提到同盟国通过管制委员会对整个德国负责，准备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德国应被视为经济整体，非军事化、非纳粹化、民主化和分散化的政治原则应适用于整个德国；还谈到未来的德国政府和缔结对德和约。从文字看，波茨坦会议是主张维护德国的统一的，但事实上由于苏、美、英等同盟国的军队，在其所到之处，各自建立自己遵循的制度，东西方都不让对方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再加上波茨坦协定规定了德国的行政管理应以政治机构的地方自治为目标，在初期将不设立德国中央政府，所以德国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政治上将被分裂的端倪。
波茨坦会议关于处置德国的经济原则达成如下协议：各种战争经济均须禁止和防止生产；分散乃至消灭各种垄断协定所形成的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农业及和平工业上；盟国必须对德国经济实行管制，包括管制公私科研和实验机关、实验室等。经济原则中虽然规定：“在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但同盟国始终未能就此达成具体协议，而是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实行自己的开发政策，这在经济上给德国造成了分裂。
在波茨坦会议上，对德国东部地区、德国的赔偿等问题存在分歧和争吵，会议一度陷入僵局。最后在美国的提议下把各项争端整理成一揽子方案，各方才达成妥协。关于德国东部地区，即自施维纳明德稍西的波罗的海起，沿奥得河至与西尼斯河会合处，再沿西尼斯河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包括部分东普鲁士和但泽市均割让给波兰，德波的边界将以奥得河与西尼斯河为界，英美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与造成既成事实的苏联妥协。英美两国政府不得不原则上同意，将柯尼斯贝格及其附近地区割让给苏联。
关于德国赔款问题，苏联同意由各占领区分别进行赔偿，但苏联仍可参与对西方占领区的索取，因此美英两国同意把在西部拆卸的工业设备的10％作为赔偿交给苏联，另外的15％用来换取苏占区的工农业产品。
波茨坦会议最终奠定了战后世界结构的基础。在建立欧洲战后新秩序和处置德国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更多是固定已公开化的紧张局势，显示了同盟国之间利益上的分歧和冲突，显示了欧洲和德国开始走向分裂。
二、从纽伦堡审判、“四D”计划到柏林危机
东西方大国战后在德国的最重要合作，应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主要战犯的审判。1945年6月26日至8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四个占领国和19个其他国家参加的关于军事法庭程序的国际会议，制订了《关于追究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和《国际军事法庭规章》。
12月20日，盟国管制委员会据此颁布了《关于惩办犯有战争罪、反对和平罪和反对人道罪的人员》的第10号法令。战争罪指的是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习惯的罪行，包括屠杀、虐待或劫走、放逐占领区的平民，屠杀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恣意破坏城镇乡村，或任何非属军事必要的破坏；破坏和平罪是指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参与实施上述罪行的计划或阴谋等；违反人道罪是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平民的屠杀、灭绝、奴役、放逐或其他非人道行为等。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20日开庭，连续审讯至1946年9月30日，以宣布判决闭庭。国际军事法庭所控告的纳粹罪魁和“第三帝国”的主要官员中，元凶希特勒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以及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相继自杀身死外，党务办公厅主任和领袖秘书博尔曼（MartinBormann，1900—？）一直没有找到。法西斯“劳工阵线”领袖莱伊在审讯开始前自杀。大工业家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因病重宣布不能受审。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的有：纳粹党第二号人物、空军元帅戈林，党的第三号人物、1941年秘密飞英被捕的赫斯，希特勒的首任外交部长牛赖特和继任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纳粹主义思想家、东方占领区部长、纳粹党外事局局长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内政部长弗里克，党卫队保安处处长卡尔滕布鲁纳，驻波兰的纳粹刽子手弗朗克，虐杀犹太人者施特赖歇尔（JuliusStreicher，1885—1946），凯特尔陆军元帅，约德尔陆军上将，雷德尔海军元帅，邓尼茨海军元帅，战前经济部长和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和继任经济部长、国家银行行长冯克，前副总理、驻外大使巴本，法西斯全国青年领袖席拉赫（BaldurvonSchirach，1907—1974），图林根党区领袖、劳动力分配全权总代表绍克尔（FritzSauckel，1894—1946），军备与战争生产部长施佩尔（AlbertSpeer，1905—1981），纳粹宣传部新闻处、广播处处长弗里契（HansFritzsche），奥地利纳粹党魁赛斯英夸特。被控告的还有德国内阁、纳粹党领导集团、党卫队和保安部门、秘密警察、冲锋队以及国防军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
坐在被告席上的这21名人犯，显得形色憔悴，神情沮丧，昔日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已被一扫而光。只有戈林为能坐上这迟到的纳粹首席显得有点洋洋自得。法庭一共进行了403次公审，听取了大量口头的或书面的证词，而大部分证词都是取自被告从前制定的文件，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被告及其辩护人都提不出异议，尽管极大多数被告都以种种遁词为自己开脱罪责。审判记录和作为证据的文件被印成四十二大本，使全世界都看到纳粹政权历史上空前的阴谋、侵略和暴行的真实情况。被判处绞刑的有：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鲁纳、罗森贝格、弗朗克、弗里克、施特莱歇尔、绍克尔、约德尔、赛斯英夸特和缺席审判的博尔曼共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赫斯、冯克和雷德尔3人；被判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邓尼茨、席拉赫、施佩尔和牛赖特；沙赫特、巴本和弗里契被宣告无罪。纳粹党领导集团、党卫队和保安部门、盖世太保被宣判为犯罪组织。死刑判决于1946年10月16日执行。戈林在被执行前一天吞毒自杀。
接着，从1946年到1949年美国人在纽伦堡举行了12次审判，对象为医生、法官、工业家、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人员、外交部人员、军事首领以及党卫队高级干部等。法占区和英占区也审讯了实业家和高级军官。三个西方占领区的各种审讯中，共判处了5025名被告，806名被判死刑，486名被执行。在苏占区，被判刑者估计为45000人，被判死刑者人数不详。在德国国内外被战胜国法庭因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被判刑者总数估计有5万到6万人。
纽伦堡审判伸张了正义，教育了德国人民。调查显示，约80％的德国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行是无可争辩的，只有4％的人对审判持否定态度。
但盟国依据波茨坦协定，在东、西方占领区实施的政策，即执行非纳粹化、非军事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四D”计划，不仅模式不同，而且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行事的，东、西方占领区之间往往形成比着干、对着干的局面。“非纳粹化”（苏联的提法是“根除法西斯残余”）是盟国的主要目标之一，目的是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公众生活、经济和教育的影响以及惩罚纳粹骨干分子。但是四个占领区没有共同的方针，各行其是。在三个西方占领区内，非纳粹化是一个宽严不等的人事清洗过程；在苏占区，“根除法西斯残余”则被视为改革社会结构进程的一部分。西占区的非纳粹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夏到1947年初大规模逮捕阶段，英占区被捕人数为64500人，美占区涉及面最广，为95250人，法占区为18963人。美占区军政府规定，凡在1937年5月1日以前加入纳粹党的官员，到1945年夏都须解除职务；禁止纳粹党员在私人经济中就业；他们只允许做最粗笨的辅助劳动。由于案件积压数以百万计，美国人不得不吸收德国人帮忙，非纳粹化运动走上德国人自我清洗之路，美占区因此也于1946年3月颁布了所谓的解脱法。随着解脱法的颁行，非纳粹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所有被控者按不同情况分成五类：主犯、一般犯、轻犯、胁从者和无罪者，分别判处10年和10年以下徒刑、强迫劳动、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剥夺选举权、向受害者赔偿损失等。英占区总的说来处理较宽。法占区是以司令部的规定为准，在政治和行政上根据实用主义办事。到1948年末，非纳粹化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即收尾阶段，开始把非纳粹化的任务交给西占区成立的联邦共和国。运动的规模大大压缩。到1950年9月30日，德国法庭已审讯完近96万宗案件，约有35万人被宣布无罪或得到赦免，约23000名重犯和一般犯判处终身不能担任公职。12月15日，联邦议院向各州建议统一结束非纳粹化运动。
苏占区的做法与西占区不尽相同。他们一直指责西方盟国未能有效地实施“非纳粹化”。在第一阶段，苏占区也进行了大逮捕，约6万多人，但苏占区力图“根除法西斯残余”，通过逐步限制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使法西斯主义“失去”社会经济基础；通过土地改革使乡村贵族不再是政治上的决定力量；在公共机构中清除纳粹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但不像美占区那样把全体居民都卷进去。普通的纳粹党人在其职业生涯中不受影响，他们是被争取的对象。西占区的一些左派报刊，对苏占区的措施予以好评。
德国的非军事化，在战争结束时实际上已成既成事实：一个曾经称雄世界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得所剩无几了。德国的非工业化（包括分散化）开始进行得颇为一致。盟国的意图是使德国今后的工业规模必须限制在相当于1938年德国工业产量和生活水平的一半，使之沦为仅具三、四等工业国的经济潜力。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东西方对立的加深，美英放弃了德国非工业化计划，把德国的前途同欧洲的发展联结起来，转而采取扶植德国西部经济的政策。苏联则从德国东部取得价值500—1000亿马克（合125—250亿美元）的赔偿。它留给德国人的工厂、设备仅够用于防止当地的经济崩溃。至于民主化，东西方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它们在各自的占领区内走着完全不同的路。
在苏占区，苏联军管会于1945年6月10日发布命令，允许成立民主政党和自由工会。次日，由乌布利希等署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书，要求在当前形势下，建立一个全德反法西斯的民主政权，一个给人民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继德共之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也重建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三派，苏占区的是以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1894—1964）为首的一派，它赞同德共的主张，拥护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共和国。同年6月底、7月初，资产阶级性质的反法西斯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也相继成立。7月14日，共产党（KPD）、社会民主党（SPD）、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自由民主党（FDP）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实现了人民阵线思想，这就是：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通向社会主义民主。1946年4月21—22日，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举行两党合并大会，改称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共产党主席皮克和社会民主党主席格罗提渥当选为统一社会党的两主席。4月22日的党纲中强调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统一社会党有意识地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建党，按照苏联的意图行事。在苏占区“反法西斯联盟”中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原主张土地、矿藏和重要工业国有化，并把基督教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自由民主党原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维护财产私有制，最终都接受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并对原主张加以“改造”。1948年初，又成立了两个新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德国民主农民党，前者的目的是吸收那些未曾犯罪的前纳粹党员参加建设，后者的目的是推动农民同工人一道重建国家。这两个党无保留地服从统一社会党的领导。
在西方占领区，各个军政府在1945年9月至12月才相继发布允许成立民主政党的命令：允许成立符合西方观念的民主政党。共产党在西占区一开始就遇到其他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竞争，西占区的社会民主党反对任何与共产党合并的想法。西占区的共产党代表曾一度参加苏占区统一社会党的执委会，后来退出，以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但当它宣布无条件支持苏联的政策时，它的活动就受到了限制。在西占区社会民主党重建中起作用的有以奥伦豪埃尔（Erich Ollenhauer，1901—1963）为中心的流亡英国派，但对重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以库特·舒马赫博士（KurtSchuhmacher，1895—1952）为中心的汉诺威派。出身于西普鲁士资产阶级家庭的舒马赫，1918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30—1933年任国会议员，是反对纳粹最坚决的人物之一，纳粹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他是在集中营里度过的。盟国占领期间，这位幸存者坚信社会民主党负有领导国家的使命，但他坚决反对“红色专政”，摒弃任何使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主张。因此他和奥伦豪埃尔派完全一致。1946年5月11日，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举行第一次党代会，会上通过的纲领依然把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任务，但并不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它只声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改革和可以改革。当选为社会民主党主席的舒马赫，想要突破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政党的传统框子，认为争取中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因而主张保护商业和农业中产阶级，分散大土地所有制，把大工业、大财团、能源经济和交通事业国有化。政治上他主张德国只能是议会民主制国家；把被占领国分割的地区重新联合起来，参加欧洲一体化。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历史传统，战后又主张融入西方国家体制，所以在西占区具有巩固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
西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是由各个教派和社会集团联合起来的新政党，加入这个党的有先前的中央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和德意志民主党的成员，成为西占区最大的资产阶级保守党，它的组织遍布除巴伐利亚以外的各州，并与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CSU）自1947年起组成工作同盟，自1949年起组成联邦议会中的党团同盟。康拉德·阿登纳（KonradAdenauer，1876—1967）很快就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决定性人物。这位出生于莱茵兰科隆地方的“强制性普鲁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任科隆市市长的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部分继承了德国历史上的世界主义自由主义传统，受西方文化影响，坚定主张德国应向西方（首先是法国）靠拢，拒绝普鲁士主义、纳粹主义，也拒绝共产主义。希特勒统治期间在1933年和1944年两度被捕。战后美国人任用了他，他为制定基民盟的纲领作了决定性的准备工作。1945年9月参与创立基民盟。1946年3月当选为英占区基民盟主席。1950年10月20—22日的全联邦德国性的戈斯拉尔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党主席。基民盟的经济政策，是以人的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点的，主张以新自由主义对经济进行间接的调节。在基民盟建党初期的社会革新方案中还存在一些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成分，例如1947年2月初制订的《阿伦纲领》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不适应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的切身利益，需从根本上加以革新；既要摒弃私人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又要反对以国家资本主义取而代之；既要保留迫切需要的企业主的积极性，特别是中小企业应受到特别的扶持，又要让企业中的雇员“参与企业领导”。但到1947—1948年，这种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成分被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代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等人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逐步取得主导地位。这个党不仅得到大资产阶级的热心支持，在依靠工资和独立的中产阶级中以及在工人中也有大批追随者。它在西占区（后来的联邦德国）得到近半数选民的支持。
西占区的自由民主党是遵循德国自由主义传统路线的资产阶级政党。西占区各州的自由党或派在1948年11月12日联合成为自由民主党，豪斯（TheodorHeuss，1884—1963）当选为主席。这个党的成员和选民主要来自工商业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地位的工薪阶层，它的价值观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反对一切集权主义，寻求现代工业社会中保证发挥个人力量的道路，拒绝任何社会化和经济民主的思想。自民党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后来很大程度上既被基民盟基社盟所接受，也被社会民主党所接受。
在德国实现民主化，实质问题就是建立起什么样的政体。在苏占区，明显地是在向一种中央集权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暂时尚允许某些私有制发展）、实行计划经济的、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在西方三个占领区，内部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走向，是向着一种以英美为模式、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制体制发展。美国军政府在超越州界和区界活动方面最为积极。1947年3月继任盟国管制委员会美国代表的原美占区副军事长官克莱将军，在制订美国的占领政策和合并西占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美国军政府原先的“限制性”方针被逐步取消，代之以把西德纳入一个正在形成的对抗苏联的国家集团的目标，并用重建的西德经济来巩固欧洲。1946年7月20日，美国向英法占领国建议，实行仅限于经济事务方面的占领区联合。这一建议首先在美、英占领区实现。这年12月初，美英两国外长签订了从1947年1月1日起生效的成立双占区协定。随着双占区中央机构职能的逐步形成，1947年6月10日，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成立了“联合经济区”，最重要的机构“经济委员会”是由各州议会派代表组成的间接的代表机构，它拥有立法权，对各管理局有监督权和指示权。在经济方面，西占区没有进行破坏原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没有对土地所有制进行根本的变革。任何社会化的行动均被中止。克莱将军的解释是，这些问题应留待将来自由选举产生的德国政府去决定。1948年2月，法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将其占领区合并，成立三占区，终于形成苏联的“东占区”与西方三国的“西占区”对峙的局面。德国向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战后东西方大国在德国问题上从同盟走上对抗，或者说争夺的白热化，首先表现在1948年夏酿成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柏林问题成为战后史上最奇特的、最有爆炸性的国际问题之一。
大柏林市原为德国首都。根据苏联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协定，大柏林市也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制；大柏林市的管理机构是“盟国城防司令部”，由苏、美、英、法四国城防司令组成，归总部设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领导。但是苏联利用西方盟国1945年7月初进驻商定的占领区之前，在独家占领柏林期间完成了柏林临时市政机构的建立。大柏林市分为四个管区，东部是苏管区，西部自北向南分别为法、英、美管区。由于柏林是被苏军攻占的，大柏林市又整个处在苏占区内，同西方占领区没有任何领土接壤，西方国家的军事人员要进入柏林，必须经过苏占区并受苏军的检查和监督，因此，苏联对柏林的影响比西方盟国要大。1945年9月，西方三国与苏联谈判进入柏林的通道问题，最后决定美、英、法三国占领区与柏林三管区之间的交通由三条铁路、两条公路、一条水路及三条“空中走廊”组成，此外禁止任何其他交通联络。东柏林的国家铁路局负责管理柏林西区的铁路以及柏林与德国西区的铁路联系，水路由苏联控制。西方三国在“空中走廊”上飞行可不必“事先通知”。西方国家当时对此并未感到有什么问题，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西管区的“改造”，首先是终止苏军当局在独占柏林期间所颁行的措施，例如禁止私人银行活动，解散垄断组织，建立受苏控制的大柏林市议会，批准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整个柏林活动等，同时力图在西柏林建立一种同西部德国一样的政治、经济制度。1947年以来，东西柏林之间的邮政和货物交往已受到限制和监督。1948年2月开始的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伦敦会议，是西方各国在德国问题上协调立场的会议，6月7日发表的《伦敦协议书》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最终要成立西德政府。西方国家力图把西柏林同西德连结在一起并成为西德一部分的活动加快了。这就成了苏联的心腹大患。伦敦六国会议把苏联完全排除在外，苏联决定在柏林地区采取措施进行反击。1948年2月下旬，苏联占领当局突然宣布，禁止西方代表前往柏林苏管区出席德国人的集会。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明确指出，柏林是苏占区的一部分，要将西方占领人员赶出柏林。这年3月20日，随着苏联代表的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实际上名存实亡。这年4月份，苏美在西方占领区与柏林之间的交通限制问题上一度发生对抗，但引发柏林危机的直接导火线，则是西占区的币制改革。
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占领当局宣布6月21日起在德国西占区实行单独的币制改革，规定用“B 记”马克代替当时流通的旧马克。币制改革“当然”也包括西柏林。苏联占领当局立即以西部德国和西柏林单方面的币制改革破坏了统一的德国经济并严重损害苏占区和东柏林的经济为口实，于6月18日午夜下令封锁柏林，断绝西柏林同外界所有的铁路、公路交通联系。6月23日，苏军事长官宣布苏占区和大柏林市实行币制改革，通行新的“D 记”马克。这样，在柏林出现了两种货币。双重货币制在西柏林实际上一直存在到1949年3月。6月24日，苏联占领当局宣布彻底封锁柏林，切断了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水陆交通，停止了苏占区对西柏林的煤、电、牛奶、蔬菜和其他食品供应。西方各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美英除了也对苏占区采取封锁措施，例如中断运往苏占区煤钢，限制同苏占区的贸易外，还接受克莱将军的反封锁建议：通过“空中走廊”采取规模空前的空运行动，在无法预见的期限内向200万西柏林居民供应生活必需品和西方三国在柏林驻军的一应需要。西方动用了927架飞机平均每天给西柏林空运6393吨货物。美国还把B29型飞机派往德国，把载有原子弹的两个B29型战斗机大队派往英国，作为“威慑力量”。“封锁柏林”事件轰动了整个战后世界，柏林的争夺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东西方关系间出现了紧张的战争气氛。
这场危机持续了近一年，到1949年5月苏联解除封锁为止。双方虽然都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但都相信，对方不会发动战争，不想在“冷战”时期搞一场“热战”，因此在幕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直到1949年3月份苏美两国驻联合国代表之间达成“基本谅解”。5月5日，莫斯科、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同时发布关于解除德国各占领区和柏林之间的限制的公报，公报宣布：自5月12日起，苏联解除柏林与德国西部以及德国东部与德国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及贸易限制；美英法三国解除柏林与德国东部以及德国西部与德国东部之间的交通、运输及贸易限制；5月23日，在巴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有关德国问题以及由于柏林形势而发生的诸问题。
“柏林危机”随着5月12日的到来结束了。但是大柏林市的分裂也同整个德国的分裂一样已无可挽回。危机期间，1948年9月，大柏林市议会分裂，议会迁到了西柏林。东柏林建立了市政府。11月，西柏林也选出了市政府。大柏林市的供应网、交通网乃至市区铁路、地铁等全分了家。柏林东、西部已正式分裂成为各自有立法、行政系统和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1949年10月，东柏林成为民主德国的首都。而西柏林的地位问题依然是东西方继续争执的焦点，潜伏着第二次柏林危机和第三次柏林危机的火种。
三、夹缝中的德意志民族
德意志民族的多数，由于支持或容忍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战争政策，终于得到了报应。战败后的德国，政局混乱，经济崩溃，庐舍为墟。盟国轰炸机的连续轰炸，特别是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的肆意破坏，几乎使德国所有城镇都成为颓垣残壁的瓦砾场。在大城市中，柏林、汉堡和科隆以及卡塞尔、纽伦堡、曼海姆、达姆施塔特、埃森、科布伦茨和武尔茨堡被彻底摧毁了，德累斯顿、布勒斯劳、慕尼黑、美因茨和法兰克福也遭到严重破坏。港口和莱茵鲁尔工业区，约60％被摧毁和损坏。在所有四个占领区，有1／4以上的住宅被摧毁。在城市里，人们在地下室和废墟里栖身；在乡村，幸存者和外来者挤在一起。1945年5月3日进入柏林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描述当时的柏林状况：
“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物。纳粹留给柏林人民的遗产仅是一些颓垣残壁。柏林如今仅仅是一个碎砖破瓦堆积如山的地理位置。”
除物质破坏外，还有交通运输的瓦解，银行体系的崩溃及其带来的财政紊乱，造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极大混乱。特别是整个政府机构——从最高机构直到乡镇基层政权——的解体而又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物准备接管纳粹垮台后的行政管理机构，更使德国人陷于惊惶失措之中。
由于食品、衣服和其他消费品的极端匮乏，人民群众在忍饥挨饿。货币贬值，黑市猖獗，疾病蔓延，死亡率上升。大多德国人对战争的失败毫无心理准备，现在骤然身临其境，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和价值观念的丧失。他们不得不首先为生存而斗争，关心食物、住所和工作这些最基本的需要。为争夺食物和住所以及隐瞒和伪造历史的刑事案件激增。战后的德国也出现过所谓“烟头”时期和“德国姑娘”时期：人们嗜烟如命，香烟价格猛烈波动，用商品或劳务换香烟已到按“支”论计了。外国军人和外国人常常发现身后有德国人跟着，等着捡他们扔掉的烟头；一些德国姑娘与盟国士兵勾搭，以换取巧克力和尼龙袜或者美军的干粮包，以补家用。苏联《真理报》赴柏林记者则报道了饥饿的柏林家庭妇女发疯似地扒开道路进入毁坏了的食品商店搜索抢劫，或者突然从地下废墟中冒出来向他们的征服者奉承讨好。
加剧战后初期德国情况混乱和人民生活痛苦的另一因素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潮。德国当时原有人口约6600万。如今增添了从集中营和劳动营中解放出来的近800万外国人，后来又进来成千上万经过艰辛跋涉来到德国的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从波兰和苏联来的犹太人和从苏联逃出来的反共分子。此外还有攻入德国的近800万外国军队和外国代表团成员。非德意志人的总数超过了1500万。但最大的人潮还是来自东部失去家园的德意志难民，他们有的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强行迁居或驱逐出来的，大部分是从并入波兰和苏联的原德国领土逃出或被逐出来的，估计有近1500万德意志居民蒙受逃亡、被驱逐出境和强行迁居异地的苦难，其中200万人以上因此死于非命。这些逃往德国西区的德意志难民既无住宅，又无财产，更加重本地居民的负担。
这就是战败后德国的一幅悲惨图景。但是德意志民族并不会就此沉沦下去。明智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很快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反思”的浪潮，而反纳粹的政治界精英们，则寻找一条不受东西方强权争夺制约的、维护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的、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道路。海得贝格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在1945年11月出版了名为《转变》的杂志，旨在帮助德国人从已经沦为道德和精神废墟的人世里确定自己的方向。它要使德国人“由忍耐顺从的、无个性的动物变成独立和觉悟的、注意保护自己自由的人的集体”。雅斯佩尔斯在一系列演说中力图就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作出既符合历史事实、又能使德国人的心中产生希望和自尊的评述。他认为，罪责问题是“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所有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罪行，德国人民应承认和接受国外所提出的惩处、认罪和赔款要求，纽伦堡审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公正的；所有德国人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为，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政治责任；所有德国人必须承担责任，用工作和成绩来为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大破坏进行补偿；几乎每个德国人都需要依靠个人的良心反省，“如果没有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德国人就不会发现真理”。自由派天主教领袖们通过编辑出版如《法兰克福杂志》等号召：在12年的异教信仰和虚无主义之后，要实现宗教复兴和道德重建。作家维歇尔特用优美朴素的语言，鞭挞了自己同胞的过去，号召实现精神和道德复兴。德国战败和战后的困境使人们对德国的历史进行反思。政论作家表达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普鲁士精神的观点。与德国以往的历史著作评价相比较，马丁·路德、弗里德里希大王、俾斯麦、尼采等人受到更带批判性的评价。艾克（Erich Eyck，1878—1964）1946年出版的三卷本《俾斯麦传》把俾斯麦同希特勒直接联系起来而予以否定。著名史学家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在《德国的灾难》一书中，认为纳粹的出现及其带来的灾难，一般说来是现代史上、特殊说来是德国的一种源远流长的势力的产物；德国未能将精神和权力、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是通向希特勒主义的毁灭道路的主要历史基础。
民族的政治精英们则为德国的政治前途费尽心思。在战后陆续出现和成立的政党和社团中，曾讨论过有关德国前途的三种可能性，即：倾向东方；一个缩小了的“不结盟德国”；紧密与西方结合。倾向东方的最重要支持者是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德国西部和南部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中最初也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德共及其同盟者除主张“必须同过去彻底决裂”外，还力图把法西斯专政同垄断资本的统治联系在一起，以达到反对国际垄断资本的目的。但是，在舒马赫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汉诺威集团却坚决反对倾向东方的主张。比较符合大多数德国人意愿的，是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不结盟”、“中立化”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最重要代表是苏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雅可布·凯塞尔（JakobKaiser，1888—1961）和西占区武尔茨堡历史学家乌尔利希·诺阿克（UlrichNoack，1899—1975）及其“瑙海姆集团”。凯塞尔为了维护德国的统一，也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把协调占领国之间关系和反对试图利用一方反对另一方视作德国政治家的任务和职责。他在1946—1947年的演说和著作中一再承认社会主义秩序和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反对把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而是强调一种“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用“基督教社会主义”来同西方的社会制度划清界线，同时也就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划清界线，这就引起苏占区军管会的不信任，1947年12月被撤掉苏占区基民盟主席的职务。当他不得不移居到西占区时，“瑙海姆集团”正从事着同样的事业：努力维护德国的统一。诺阿克及其“瑙海姆集团”没有自己的社会政治方案，仅仅关心给德国打上自由主义的印记。他们致力于争取东西方大国同意不把德国纳入各自的同盟中去，赞同德国中立，减少东西方大国在中欧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是，美国已不准备放弃“西方国家”解决方案，苏联更不准备把红军撤到奥得尼斯河线后面去。在强权政治的现实面前，夹缝中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中立主张，必然首先遭到失败。主张与西方结盟的代表人物是舒马赫和阿登纳。凯塞尔和诺阿克同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结盟之所以未能实现，原因就是西占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舒马赫无条件地拒绝“中立化”。他把苏联视作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为倾向西方的方针辩护。在他看来，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和苏联成为战后的决定性力量，就德国而言，与其采纳“东方国家”解决方式，毋宁接纳“西方国家”解决方式。他的目标是：在1937年的疆界内，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基础，消除被“第三帝国”败坏了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残渣，排除作为苏联代理人的共产党人，使德国融入以相同原则组织起来的、以英国为楷模的欧洲国家集团。由于舒马赫一直坚持改革社会结构这一目标，使他同西方占领当局间的对立日益严重，占领当局开始公开偏袒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就阿登纳的政治思想而言，并不主张用分裂德国的办法来“解决”德国问题，但是他已看到或承认1945年秋以来德国的“分裂”事实。他认为战后世界存在三个巨大的工业中心，即美国、西欧和苏联；谁掌握其中两个，谁就能迫使另一个服从它的意志；苏联的目的是要赢得西欧；只有很好地组织西欧的工业中心，使之充分发挥潜能，并同美国一道投入决定东西方命运的天平之中，西欧才不至落入苏联之手；而对夹在东西方争夺夹缝中的德国而言，如果采取传统的摇摆政策，就有使战胜国再次联合起来反对德国的危险；德国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与西方、主要是与美国结盟，致力于以法德为核心的西欧一体化；通过复兴欧洲的道路把苏联从中欧赶出去，达到德国重新统一的目标。
四、德国的被分裂
德国的被分裂，并非起自1949年，1945年的波茨坦协定，已把德国东部沿奥得尼斯河线以东的11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给波苏，分裂德国就开始了。东西方大国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处理德国的问题。欧洲是战后美苏争夺的中心地区，这也就决定性地影响了战后德国的命运。苏联在残缺的德国国土上经常张起“统一”的旗号，目的就在于向西部德国伸手，并通过西部德国向西欧扩展，而美国为了“遏制”苏联，首先采取拉拢和控制西欧盟国的政策，特别要把西部德国控制在自己手中，作为“阻遏”苏联和向东欧扩展的“前哨阵地”。但是东西方大国都想把分裂德国的责任推给对方。如果说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铁幕”演说，是东西方开始“冷战”的信号，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提出的“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则是实现美国控制西欧盟国、激活西部德国经济、抗衡苏联西扩的具体方案。1948年4月马歇尔计划开始正式执行，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格局也正式形成。
美苏之间的“冷战”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德政策。分裂德国加紧建立西德国家的步伐加快了。1947年11月25日在伦敦召开的讨论德国问题的第五次四国外长会议，整个“气氛是冰冷和紧张的”。莫洛托夫坚持首先应成立全德民主政府，马歇尔则指责苏联破坏了德国经济的统一，坚持“有关德国政治组织的任何决定，都应以先实行经济统一为条件”。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20天后不欢而散。1948年2月23日，美英法三国副外长会议上，法国同意将其占领区与双占区合并，共同成立“三占区”
即西占区。这次会议（很快扩大为西欧六国会议）是西方各国在德国问题上协调立场的会议，对西德国家的成立至为关键。这年6月7日发表的《伦敦协议书》不仅促发了苏联的反击，酿成第一次柏林危机，而且也完成了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在西占区建立西德国家的准备工作。
夹缝中的德意志民族根本没有自己民族自决的权利。他们强烈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的愿望和要求被东西方大国的争霸利益所割裂。但是不管怎么说，德意志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民族统一”的民族精神，总是一再地、不断地突现出来，并构成对东西方占领国的巨大的“民族道义”压力，苏占区的德意志人是如此，西占区的德意志人亦复如是。即使联邦主义者阿登纳，在双占区成立德国行政部门执行委员会并把某些重要的经济行政职权移交给德国人时（1947年），就担忧完整统一的祖国会因此一分为二，即担心“导致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两部分”。正是这种民族的愿望，才迫使东西方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在分裂德国时不得不许诺未来德国的统一前景。1948年7月初，西方三国军事长官在法兰克福召集西占区11个州的总理开会，把三个所谓“法兰克福文件”交给他们，授权各州在规定条件下开始建国的程序。文件一《关于宪法决定的声明》，授权各州总理召开制宪会议；宪法应是联邦制的、民主的和自由的；经军事长官批准后提交各州公民表决。文件二《关于改组州议会的声明》，要求各州总理审查各州边界。文件三《宪法生效后军事长官权限的声明》，包含对尚待制定的占领法规的方针，对占领当局和未来德国政府之间权限划分的设想。这三个文件就西占区将来的发展阐明了基本思想，并为将来西德的国家机构及其职权范围定下了基本方针。但是7月7日西占区各州总理的科布伦茨讨论会上，认为必须避免采取任何使将要建立的实体具有国家性质的做法，因为这将导致德国永久的分裂。这只能是一种临时措施。他们向克莱作了汇报：1.希望早日知道占领法规的内容，然后再制定宪法；宪法不必经过公民投票，为今后统一德国留有余地；不称“宪法”，而称“基本法”；2.外贸不受占领当局监督；3.鲁尔国际管制不列入占领法规；4.德国有权自行管理警察。此外，州总理们希望除保证占领军安全、维持德国的民主秩序、非军事化和履行国际协定的义务外，其余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等均应交给德国。经过重新谈判，西方三国军事长官同西占区各州总理在7月26日法兰克福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达成了妥协：即将成立的西德国家应是临时性的；改宪法为基本法；不召开国民议会；同意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代表由各州议会选举产生，通过的决议不交全民表决，但须提交州议会批准。西方军事长官坚持在基本法制定后才能公布占领法规，但起草基本法的“议会委员会”须将讨论、拟订的情况随时向军政府“通报”。
1948年9月1日，西德议会委员会在波恩开幕。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团主席阿登纳当选为主席，社会民主党的卡洛·施密德（CarloSchmid，1896—1979）为总委员会主席。总委员会在一系列下设委员会的协助下起草基本法条文。阿登纳致词称：“我们议会委员会的坚定目标是，要写出这样一部宪法：使全德国统一的可能性永久地存在下去，使德国的东部地区在任何时候能在这个新国家里占有自己的位置。”与此同时，美英法三国也成立了三方委员会开始起草占领法规。
基本法和占领法规都无法回避鲁尔的国际管制问题。为此西欧六国决定在11月11日召开第二次伦敦会议。但在会前一日，美英两国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德国煤炭钢铁工业改组法令”，称“煤炭钢铁工业的最终所有权应该留给自己选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德国政府决定”。改组的办法是将过分集中的大企业分散，由军政府指定托管人组成钢铁托管协会负责管理，实际上是由德国老板继续经营。这一所谓75号法令使第二次伦敦会议一开场就引起争吵。法国外长指责美国政府宣布75号法令是制造既成事实，但法国不能接受由德国政府决定产权的法令，法国主张不让德国人主持经营管理，应将鲁尔的产权与经营管理交国际管制机构。会议陷入僵局。11月19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法国外长舒曼和英国国务大臣麦克尼尔在巴黎正式会晤，美国决定让步，同意法国参加美英煤钢管制小组，同意设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六国伦敦会议12月19日达成鲁尔问题公报：设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占领期间行使经济职能，其决定须由占领当局批准；管制机构将和德国政府直接联系；其主要职能是根据德国和欧洲国家的需要，分配鲁尔煤钢，促进欧洲复兴。1949年4月28日，六国在伦敦签订协定，正式成立鲁尔国际管理机构。
1949年2月16日，阿登纳代表议会委员会向西方军事长官递交了第一稿基本法草案，占领当局认为草案中所列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当局而予以退回。议会委员会为此发生争论，一大部分代表表示不向占领当局妥协。阿登纳主张妥协，但他也不放松一切机会，要求扩大未来西德政府的权力。他在3月25日的伯尔尼演说中，不仅对盟国战后全面接管德国政府权力的国际法有效性提出质疑：“盟国最好让德国人自己去收拾局势并重建他们的国家机构，而盟国只限于监督，这样也许更好更正确”，而且对鲁尔管制机构中没有德国代表以及单独由占领国军事长官行使权力这一点大发牢骚。在谈到德国统一与成立西德政府关系时，认为必须及早达到建立西德国家的目标，才能重新统一德国。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在华盛顿签署。英美法三国外长借此机会磋商如何克服在对德《占领法规》上的分歧。一致商定占领当局应予保留包括武装、安全、消灭纳粹、解散卡特尔组织、外交、赔款等权力，其他方面则由德国人自己管理。三国军事长官终于就《占领法规》达成了协议。4月8日三国发表了《华盛顿声明》，将《占领法规》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西德国家成立后，军政府将告结束，文职的高级专员将代替军事长官成为盟国驻西德的最高官员。占领军依然留驻。高级专员委员会由三盟国高级专员组成，主管德国对外事务和安全事务，并对西德议会的一切行动拥有否决权。第二，德国人将拥有“民主的自主政府”，在允许范围内制订立法，但盟国应防止德国人采取诸如推迟德国自立自助的立法行动。没有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的一致同意，西德基本法不容修改，军备和工业管制也不容修改。这就使法国在安全问题上具有否决权。第三，不论西德政府何时成立，西方三占区应立即合并。第四，新成立的西德国家将成为欧洲复兴计划的正式成员，盟国将继续监督德国的外贸。第五，贯彻建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协议，不再拆迁先前指定拆迁的大部分德国工厂。两天后三国军事长官把《占领法规》交给德国议会委员会，要议会委员会加速基本法的制定工作。1949年5月8日，即德国法西斯投降四周年之日，议会委员会对即将推出的基本法进行表决。65名代表中有55名投了赞成票，基本法通过。5月12日，在柏林封锁解除的当天，三国军事长官批准了《基本法》并同时公布了《占领法规》。随后基本法被提交各州议会批准。除巴伐利亚州外，各州议会都表示同意。巴伐利亚州政府也只能明确表示，基本法对它有同样的约束力。至此，建立西德国家的法律准备工作全部完成。5月23日，正是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巴黎召开之日（巴黎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德国的重新统一以及柏林和币制问题，对德和约问题），西方三国在西德隆重举行了《基本法》的签署与正式生效庆典。
成立西德国家的步伐加快了。8月14日，德国西占区举行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各党派展开了竞选活动。当时最大的两个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就基本法没有解决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展开激烈的辩论。舒马赫激烈抨击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人艾哈德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而要求一种社会化的中央计划经济。这次选举吸引了78.5％的选民投票，共选出第一届联邦议院议员402名，其中基民盟／基社盟139席（外加2名无表决权的大柏林议员），社会民主党131席（外加5名），自由民主党52席（外加1名），巴伐利亚党17席，德意志党17席，德国共产党15席，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31席。9月7日，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员正式成立。9月12日，自由民主党主席特奥多尔·豪斯被选为总统（象征性的），同日由基民盟、基社盟、自由民主党三党联合组成的第一届内阁建立。15日阿登纳当选为首任联邦共和国总理。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首都定在波恩。21日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宣告成立。
在西占区筹建西德国家的同时，苏联也在其占领区加紧筹建东德国家。苏联也是首先使东占区在经济上自成体系，并按照自己的经济模式改组东部经济。1947年成立的德国经济委员会原是为了日益社会化的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机构，1948年2月后加强了行政职能。苏联军管会下令在组织上加强德国经济委员会，由原来的会议机构改组为设有主席领导和秘书处的执行机构，并授予它对苏占区境内所有德国机关进行指导和监督的职权，也就是说，经济委员会有权直接向各经济部门和广大居民的经济生活发布有约束力的指令。苏军管当局将以往由各州管理的社会化经济的一大部分交由德国经济委员会支配，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则有权向各州国营企业总局下达指示。当时有国营企业2800个，其中1800个（约占全部职工的4／5）完全脱离了各州的管辖，直接由经济委员会下的“国营企业联合会”领导。当时国营企业产值占苏占区工业产业的40％，苏联股份公司占20％，私营经济成分占40％，现在私营成分与国营企业一样被纳入经济总规划，被“社会化”了。农业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措施，经济委员会大力推行苏式的“拖拉机站”和建立农业合作社组织。
1949年1月初，苏占区公布了“两年经济计划”，目标是：生产水平达到1936年的81％；生产成本降低30％；工资提高12.15％；口粮热量从1500卡路里提高到2000卡路里。为了保证“两年计划”的顺利完成，苏占区当局下令，扩大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性，吸收政党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人数由36名扩大到104名。德国经济委员会实际上为未来东德国家的中央机构作好准备。
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同西方的争夺和较量，政治上是处于主动地位的，因为它打着“德国统一”的旗号，并采用“后发制人”的策略。到1949年5月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巴黎会议上，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还提出：恢复破裂一年多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在德国负责行使最高权力的机构；恢复柏林四国城防司令部；缔结对德和约；以苏占区和西占区现有经济机构为基础，建立全德国务会议，使之具有政府职能等建议，虽遭西方三国首先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断然拒绝，但却达到宣传性的目的。事实上苏占区制定宪法的工作早就开始。1946年11月统一社会党就曾提出宪法草案，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1948年3月17—18日，即1848年革命柏林起义100周年之际，苏占区召开了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由400人组成的“德国人民委员会”，作为临时常设代表机构。10月22日，德国人民委员会通过由统一社会党提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草案。1949年3月18—19日，德国人民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最终核准上述草案（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占领当局最终核准），决定提交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威廉·皮克旋即致函波恩的议会委员会和法兰克福的经济委员会，建议于4月8日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实现德国统一的方式和手段，早日达成和约与撤出占领军等问题。这一建议同样出之于苏联的宣传性目的，它遭到对方的拒绝。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是在西占区通过《基本法》后第三天，即5月15日进行的。这次选举按联合阵线原则，采用统一候选人的办法，席位事先由各政党和群众团体按商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席位比例为：
统一社会党25％，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各15％，国家民主党和民主农民党各7.5％，其余归各群众组织。由于群众组织是由统一社会党领导的，这就完全可以保证统一社会党在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地位。
两天后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有95.2％的苏占区选民参加了投票，选出人民代表1600名，其中有616名当选代表来自西德。5月底，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柏林剧院召开，大会批准了经人民委员会核准通过的宪法。这部宪法同西德《基本法》的前言相似，明确要求成为全德国的模式。宪法第一条规定：“德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在国旗的选择上，东西德都将1848年革命的黑红金三色旗作为自己的国旗。东德宪法也跟西德基本法一样，规定“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在东德宪法和西德基本法中，我们听到了德意志民族的真正声音：要求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而不是分裂。这次大会选出了由400名委员组成的新的人民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宣言，呼吁以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的原则为基础缔结和约，呼吁通过德国临时政府重建德国统一和这一政府参加和约的谈判，呼吁废除占领区在贸易、货币和运输方面的壁垒。宣言也包含德意志民族的愿望。
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苏联立即照会西方三国政府，把分裂德国的责任完全推给西方，并迅即指令德国人民委员会加速成立东德国家。1949年10月7日，德国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告自己以临时人民议院的名义行使最高立法机关的职责。临时人民议院决议在当天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宣布宪法生效。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格罗提渥受命组织政府，10月11日，皮克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同一天，苏联政府宣布，“准备将以前属于苏联军政府的行政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宣布成立德境管制委员会代替苏联军政府。
至此，在德国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德国对立的格局形成了。德国的分裂完全违背了德意志民族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意愿，是东西方占领国之间的争夺和较量所促成的。
作者评曰：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正是战后德意志民族的处境。夹在东西方大国争霸之间的德意志民族，理所当然地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感到不满、悲愤和无可奈何。但是问题须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战胜国盟国方面看，摧毁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德国，清算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的反人类罪行，这是正义之举，但是战胜国盟国之间为了争霸欧洲而割裂、分裂德国和德意志民族，特别是用占割领土、驱逐德意志居民的极端做法，却是一种强权霸道之举，只会进一步造成不可解的诸多民族矛盾。从战败国德国和德意志民族方面看，首先应有“负罪感”，为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所犯罪行承担“道义责任”，然后在新的“道义”基础上，即在追求和平、民主、发展的基础上，使德意志民族和国家获得新生。统一德国和统一德意志民族的愿望和努力，应是一种“正道”之举，也是我们所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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