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创建和领导红四方面军期间

    事件：培养部队过硬作风

    谋略：夫兵以气势为用

    许多兵法都认为：“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其意是说，军队的气势是最为重要的。《孙子兵法》将“勇”列为将帅必须具备的五种素质之一。而《六韬·论将》中，则将“勇”列为第一条，认为“勇则不可犯”。这其中所讲的“勇”，即勇敢果断，勇猛顽强，综合起来，强调的就是战斗作风。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部队的战斗作风，甚至将其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认为：“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可以算是一种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可以减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本身的精神力量”。美国名将巴顿也认为：“必须有勇气，才能赢得战争，怯懦是作战的致命伤”。刘伯承元帅则指出：“战斗作风要猛，也要顽强。过去的经验证明，哪个部队猛，哪个部队就能胜利”。徐向前元帅更是强调战斗作风在战斗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的，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徐向前从创建和领导红四方面军进行革命战争时起，就十分重视战斗作风的培养。徐向前经常教育部队，我们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我们这支军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便于部队发扬优良战斗作风，徐向前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具体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

    徐向前认为，在体现红四方面军战斗作风的五个字中，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战或防御战，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敝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这股狠劲就是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这股狠劲，是两个阶级矛盾的对抗性决定的，也是我们的革命立场决定的。所以，决定着战斗作风的其它方面。徐向前认为：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像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热情和积极的求战情绪。

    在讲到部队这种作风的培养时，徐向前认为，谁都知道，战斗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们响亮的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高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红四方面军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股劲，从而才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而且战役战斗上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都是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却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就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五百米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惊惶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在近战歼敌中，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两军对垒，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必须“狠”字当头，力争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

    这种“狠”的战斗作风是哪里来的？徐向前认为，“狠”的战斗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硬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段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对于战斗作风的“硬”，徐向前认为，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撒气”，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同敌人打了许多硬仗、恶仗、险仗，那时，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所以，从战斗中，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为什么必须要硬，要敢打硬仗、恶仗、险仗呢？徐向前具体分析了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条件，指出了这种战斗作风对于红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军的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军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气力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里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认为，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外，部队在节骨跟上能不能过得硬，熬得住，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此，他进一步分析说，部队作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段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障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已经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部队顶得住，冲得出，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筋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几乎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同我们打，你想消灭他，谈何容易！当然，这种硬，决不是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同时，这些情形也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的。

    如何培养部队的过硬战斗作风，徐向前认为，关键在于干部。他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徐向前还生动地回忆到他刚到鄂豫边区带兵打仗时的情形，他说我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枪嘟嘟嘟嘟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桂荣、参谋长刘英，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像许继慎、周维炯、蔡申熙、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作风，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战斗作风的“快”，徐向前认为，“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对于“快”在“走”中的重要作用，徐向前认为，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藏”。那时部队行装简单，人人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制胜的目的。徐向前还以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长途转战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当时，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敌人，取得了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对于“打”，徐向前认为，我军更离不开快的特长。因为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又是因为，作战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战必然消耗大，我们耗不过敌人，所以，不能与敌持久对峙，更不能以耗对耗。而要对付敌人，我军一般是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胜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徐向前以鄂豫皖时期的两个战例为例来生动地说明这个“快”对于作战的重要作用。一个是商潢战役。此战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雨急行军，抵豆腐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打援。我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取得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军打得溃不成军。另一个是枣阳新集之战。此战中，我军丧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人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战例是屡见不鲜的。

    在快的“打”法上，徐向前强调到：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制胜的重要法则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于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运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警备，高杭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以少胜多之效。红四方面军所打过的不少快速歼敌的胜仗，都是靠采取夜战手段奏效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来说，多是远距离的奔袭、奇袭，上半夜急行军，下半夜发起攻击。行动神速，正是保证夜袭成功的前提条件。

    对于战时的快速作风如何进行培养，徐向前认为，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挥员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拉拉，慢慢腾腾，马马虎虎的习惯，实践证明，平时养成了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对于战斗作风要“猛”，徐向前指出，部队进若锋芒，战若雷霆的勇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两军相遇勇者胜”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地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皇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获数倍于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得吐了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如转圆不于干仞之山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徐向前强调到，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突破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力量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性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作用，归根结底，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如何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徐向前认为，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打击敌人。其次是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个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部队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的。又叫马儿跑的快，又叫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对于战斗作风的“活”，徐向前认为就是战斗中的“灵活机动性。它是指战员作战中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徐向前强调指出：这些内容和要求，不是指挥员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哪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红四方面军通过长时期的征战实践总结出来并被证明是有效的。徐向前认为，我们的部队是靠打游击战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法去迷惑敌人，诱击敌人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整套声东击西、飘忽不定、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军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得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关于“活”的道理，徐向前指出：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的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争取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们以弱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计划周密、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持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敌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徐向前在分析红四方面军培养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的基础时讲到：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规定的。毛泽东同志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是望尘莫及，难以匹比的。对此，徐向前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聚的宝贵结晶。

    可以说，正是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精心培养和严格要求下，在以劣胜优的革命战争实践的磨炼和锻造下，红四方面军才形成了一整套的优良战斗作风，也正是这种优良的战斗作风，在敌强我弱的战争对抗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形成了巨大的精神战斗力，才使得红四方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越战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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