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
谋略：纵横捭阖
纵横捭阖，在军事斗争领域是指根据军事斗争的意图和目的，综合利用军事力量以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有利因素，采取相应的对策、方式、方法和手段进行积极的争取转化工作，力争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最终达到实现斗争意图、达成斗争目的的斗争艺术。而这一斗争艺术，正是孙子“全胜策”的谋略思想的具体体现。正如《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所说：凡用兵之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说：“上兵伐谋”。可见，纵横捭阖，不战而胜，也是军事斗争应该竭尽全力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最佳效果。
克劳塞维茨有句著名的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论断曾得到了诸多军事家、理论家的高度评价。其意是说：军事斗争的实质属于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因此，要实现战争的目的，既可以使用军事斗争手段，条件允许时，也可以使用政治斗争手段，或者是军事斗争手段与政治斗争手段并用。这种认识很重要。它告诉人们，为了争取更好的斗争结果，更快地达成更大的斗争目的，有时可以采用军事斗争手段，有时也可以采取其他斗争手段：有时可以军事斗争手段为主，以其他斗争手段为辅；有时可以其他斗争手段为主，以军事斗争手段为辅；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斗争条件的许可以及利用程度。所以说，斗争的艺术，也正表现于对影响斗争结果的诸多条件的创造利用的程度。徐向前在指挥革命战争中，总能做到越是在错综复杂的斗争背景下，越是重于权衡各种矛盾关系，越是善于分析各种斗争因素，越是巧于利用可资利用的有利条件，力求以最小的斗争代价达到最佳的斗争效果。
1932年底，徐向前领导红四方面军同川陕边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一起，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在后来的建设和发展中，针对川陕地区军阀混战、矛盾复杂、条件艰苦、斗争激烈、敌强我弱的实际，正确运用纵横捭阖，坚持统战的谋略，先后同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国民党驻陕西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以及所属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建立了友军同盟，形成了统一战线。后因一些原因，同杨森的统战关系未能如愿；而对杨虎城和孙蔚如的统战工作却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这一工作的成功，使川陕苏区及时沟通了同白区党的联系，巧妙而出色地给红四方面军提供了许多军事情况，输送了大批军事物资，为根据地军民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的敌人，粉碎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争取保卫根据地的更大的斗争成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徐向前非常注重对敌我双方斗争的形势、实力、方针、策略等情况的分析和研究。注意把握政策和策略，采取相应的办法和措施，谋求最佳的斗争效果。根据地创建之初，从整个斗争形势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人我国。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我党提出了停止内线、团结抗日的主张，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然而，蒋介石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支持怂恿其嫡系部队千方百计地去吞并各地的杂牌武装部队，以扩大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还纠集各派反动势力，不断地向我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围攻”、“进剿”、“围剿”等摩擦。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正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斗争的成败，将直接影响到其他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就川陕根据地而言，自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多次受到了川敌的“围剿”。敌人虽然遭到我红军的多次打击，损失惨重，尤其是田颂尧、刘存厚已元气大伤。但川军最大实力派的刘湘部的第二十一军，仍有100多个团的兵力，如果再加上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邦俊等军阀势力，仅我川陕根据地周围的川军就达150余个团。远远超过红军兵力的数倍。此外，在川陕交界的汉中一带，还驻有陕军第三十八军，陕甘一线还部署有胡宗南部。显然，这些敌人对红军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特别是1933年秋，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组织的“六路围攻”，大有一口吞掉红军之势。面对这种险恶的处境，居于劣势的红四方面军，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除在军事上采取正确的“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等战略指导方针外，还必须加紧其他工作，特别是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川军各军阀之间的不同态度，不同矛盾，以及各自的打算，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此，徐向前分析到，在反“六路围攻”前后，根据地的主要敌人是刘湘，而驻陕甘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十分反动，我红军显然与他们是不能联合的。唯有陕军杨虎城和孙蔚如具有统战的可能性。其原因是：杨虎城早年曾同我党有过接触，后来又受到中央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和教育，思想倾向革命、同情革命，加之他与蒋介石一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而且这种斗争愈演愈烈。杨虎城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不被蒋介石吞掉，愿意同红军建立革命合作关系。可见，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这种矛盾关系，完全可以成为促进与我联合的诱因，也可以成为共同反蒋的前提。孙蔚如早就对胡宗南依仗权势、飞扬跋扈、咄咄逼人的傲慢态度极为不满，以至发展到后来暗派间谍，在内部搞颠覆活动，促使相互之间的矛盾颇深，一时间难以解决。如果这种矛盾利用得好，完全可以成为与我结成联盟的有利条件。另外，从我党在白区工作的基础看，多年来，川陕两省的地下党组织，在白区工作中作了较大的努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先后在杨虎城和孙蔚如内部建立了秘密工作关系，这又是一个搞好统战联盟工作的难得条件。
徐向前通过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的深入分析，认为川陕苏区同杨虎城和孙蔚如建立统战联盟关系，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基于这一分析结论，徐向前要求红四方面军和苏区党组织，必须本着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巧妙地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而且特别注意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以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努力争取同盟军，“为当前最大的政治目标服务”，这是我们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努力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按照这个根本出发点，红四方面军在白区党组织的配合下，通过地下工作人员武志平的多方努力，尽快争取了杨虎城和孙蔚如同我党的接触及合作。
徐向前坚持纵横捭阖，坚持统战，善结联盟，为我所用的斗争策略，不仅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而且随着斗争的需要而展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战事十分频繁。尤其是两次反“围剿”作战，其规模之大，战期之长，面临的各种困难之艰苦，都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徐向前所确定的作战方针就是“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在这种情况下，使根据地越缩越小，潜力越打越少，前线供应极为紧张。徐向前要求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和联盟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想尽各种办法来支援红军的反“围剿”战斗，以打破敌人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保证战斗的最后胜利。在这方面，根据徐向前的指示，红四方面军同孙蔚如缔结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并给予了红军以一定的物资支援，充分显示了纵横捭阖、坚持统战，善结联盟斗争策略的特殊作用。首先，通过秘密协议的履行，使红四方面军减轻了对陕南方面的后顾之忧。几年来，尽管红四方面军同川军有过多次交战，蒋介石也不断地责令陕军要积极配合川军围攻红军，但由于我党统战工作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在与川军顽固派采取了坚决的军事斗争策略外，与川军其他部队还采取了互通、互谅、互助的政治斗争策略，使杨虎城部和孙蔚如部始终未与我红军有过军事接触，保持了川陕边北部边界基本上没有大的摩擦和战事。这样，红四方面军仅以少量的部队驻守边界的几个要点，担负警戒和维护交通安全的任务，而得以将主力部队集中到南面，对付川军顽固派的进攻，从而避免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又不得不分散兵力，南北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其次，通过秘密协议的履行，陕南地下党组织先后派人开辟了三条由陕南通往川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由这条交通线，向红四方面军输送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情报。其中主要有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械、西药、汽油等军需用品：有陕南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捐献给红四方面军的物资；有敌方的电报密码、军用地图、兵力部署等军事情报；还有全国许多地区的报纸、杂志、书籍等。这些物资不仅保证了红军作战的特殊需要，对粉碎川敌经济封锁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且为指挥领导机关在通观全局、掌握敌情、运筹决策、指挥作战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另外，通过秘密协议的履行，还为川陕北部边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使红四方面军得以在这一带地区建立了可靠的后方基地。如一度在南郑的碑坝和西文的楼房坪等地，就曾设立过转运站，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其他战略物资，供川陕苏区紧张时使用。同时还在曲江洞开设了一个后方医院，收治了大批的红军伤员，使他们治愈后又重返战斗岗位，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由此不难设想，川陕根据地如果没有党的统战工作的有效配合，不但不能保证红军取得军事斗争上的胜利，还会使根据地的其他方面遭受极大的损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根据徐向前的指示，根据地的建设和军事斗争，始终坚持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紧紧地结合起来了，达到了互相配合、彼此促进的效果。
实践证明，川陕根据地的统战工作之所以成功，也是与各方面工作的相互配合和影响密切相关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统战工作也不例外。苏区工作做好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团结了各方面党外人士，红军和党组织就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全力支持，保证红军取得了一个个战斗的胜利。这些胜利，自然对白区的群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鼓舞，而且还会增强统战对象的信心和勇气，进一步巩固已有的联盟关系，促进未结联盟的加紧联盟。同样，党的白区工作和秘密斗争开展得活跃，并取得了成效，又会对苏区根据地的斗争起到有力的配合和促进作用，从而增强统战工作的效果。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苏区内，红军利用战斗间隙，先后派出大批人员，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广大城乡，宣传和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工会、贫农团、赤卫军、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互济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以及反帝拥苏大同盟等群众组织，在广大青壮年和妇女中，还成立了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做鞋队、救护队、慰劳队、缝纫队等组织，把各方面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都动员起来了，组织起来了，最大限度地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大大增强了战胜敌人、渡过难关的力量。与此同时，党和红军还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加紧白区工作的指示：“要求立即派遣最可靠的贫农雇农同志到白区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分粮、分衣、分军款、分田地的斗争”，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共青团、共产党的组织，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瓦解白军的工作，“组织他们兵变，到红军中来”：“组织白区的破坏队，破坏敌人的交通，动摇敌人的后方，瓦解敌人的力量”。在根据地与白区交界外，“建立党的秘密工作，使党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领导群众进行坚定的斗争。方面军还在《红军战士必读》里，规定每个红军战士都要加紧做白军的宣传工作，并提出了9条具体办法和要求。”
正是在徐向前关于以我们的斗争成果促进白区工作，推进统战联盟发展的斗争谋略指导下，在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形势影响下，川陕两省的白区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公开与秘密两种斗争方式，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抗租、抗债、抗捐、抗丁的群众运动，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曾在汉中地区先后组建了红二十九军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第十一等多支游击队，曾在镇巴、西乡、南郑等地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斗争势头越来越壮。中共梁达中心县委领导川东游击军，曾在宣汉、达县、城江、万源、开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敌人力量。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也先后在苍溪、阆中、南部、营山、仪陇等县，发动和领导武装斗争，搞得土豪劣绅十分恐慌，不得不调回一部分围攻红军的部队来对付游击队，从而大大减轻了红军的压力。1933年4月，杨森在遭到红军和游击队的夹击下，处境十分窘迫，被迫指派其旅长夏炯，与红军代表在岳池后山公园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并派人送给红军两箱子弹以及部分服装和药品。
在加强党的统战工作中，徐向前还十分注重利用政策去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徐向前告诉参加政权建设的同志，我们知道，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因此，在土地革命前期和中期，我党采取了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政策。但现在，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们不仅要依靠贫雇农，还要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所以，在土地革命后期，也要分给地主一份和农民一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就正确解决了党和红军在农村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很显然，这就是我们在统战工作中必须解决得好的原则问题。其实质就是最大限度地壮大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除本阶段内部的团结而外，还要求同别的阶级和派别建立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反复证明，徐向前所提出的政策、理论、原则和斗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认真照此办法，就能收到显著的成效。比如，1933年1月，红军入川以后，地下党通过艰苦的统战工作，争取了南江桃园寺驻军，原四川军阀杨森部旅长兼渠县县长的任炳章2000余人起义，参加红军，编为红军独立师，任炳章任师长，在配合红军解放南江城时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如，苍溪王渡区委根据南充中心县委指示，派人与王渡团总罗敬之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了他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当地下党发动和领导三堆石起义时，罗敬之曾主动通报敌情，提供粮食、弹药，掩护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员。1933年8月，红军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勘察地形时，安全地住在他家。10月初，党中央派廖承志、罗世文同志到川陕苏区工作，在途经苍溪时，也在罗敬之家滞留了半个月之久，后由罗派中队长张泽民巧妙地将他们送过敌人严密封锁的东河，进入根据地的。解放后，廖承志仍多次提到这位“对革命很有帮助的罗团总”。除罗之外，地下党还通过各种统战工作，先后争取了阆中老观民团中队长侯正芳参加老观暴动：仪陇新政团结营长马进忠配合红军解放新政；南部廖清安率50多人向红军投诚等。这些成功的统战事实说明，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团结的人越多越好，战线越广泛越好。正如后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的：“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哪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促成全民族一致抗战，曾在沙场上与蒋介石的反共“围剿”对垒10年的徐向前，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高级军事将领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为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抗日，努力工作，殚精竭虑，纵横捭阖。
早在抗战前夕，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时，中共中央就向红军高级干部提出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或关系，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朱德总司令曾以个人名义致书国民党将领王均、毛炳文等人，规劝他们顾全大局，与红军联合抗日。徐向前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根据中央指示，也于1936年10月18日，以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给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写了一封信。
一九二四年在黄埔军校。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学别，忽又十年，回忆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前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贲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逐商洽，总的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当立于自己地位，予必要之还击。敞部、我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麋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觉悟，实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特专驰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停止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敞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事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以为唐突也。专此顺叩戎绥！
兄弟徐向前手字
此信发出后，虽无结果，但对胡宗南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的徐向前，在冀南工作期间由于收复失地，扩大根据地方面成绩斐然，当地的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如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聊城专员范筑先、临清专员韩多峰、直南专员丁树本等，都慕名专程前来拜见。徐向前都一一会见了他们，遵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向他们分析全国的抗日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以后，这些人多同我们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成为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比如，徐向前尤其重视同范筑先老先生的合作。范筑先是鲁西北著名的爱国人士，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保安司令，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过师长。在徐向前开进冀南之前，中共山东省委就已经派张霖之与他联系，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并先后派去张维翰、张郁光、张承先、齐燕铭、袁仲贤、任仲夷、朱穆之等数十名共产党员在该部工作。徐向前来冀南时，则把联合范筑先，将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连成一片，作为八路军推进冀南的任务之一。6月中旬的一天，朱穆之陪同范筑先来到冀南，八路军特地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徐向前在会上致词说：“范司令是山东的抗战老人，他曾坚决拒绝了韩复榘叫他退到黄河南的命令，团结了鲁西北的广大民众，组织了抗日武装，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司令这样的年纪，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辞辛苦与敌人艰苦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要亲密的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听到徐向前这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范老先生心情格外激动。他在讲话中慷慨陈词地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亲密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保卫中华民族”。欢迎大会上，人们为两位抗战将领的精彩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口号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感人。次日，徐向前同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等人同范筑先正式会晤，开诚布公，交换意见。双方达成了互通情报，八路军帮范部培训干部，冀南归八路军驻防和鲁西北归范部驻防，以及互不收编对方防区的杂色武装等协议。晚上，范筑先又兴致勃勃地与徐向前掌烛夜话，范表示坚决支持鲁西北抗战，对我党坚持抗战也很有信心，并向徐向前请教游击战战法，徐向前便向他系统讲述了游击战的战术和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的有关问题。范筑先果然不负人民和八路军重望，最后，当聊城遭到日军侵略时，范老先生率领部队同侵略者展开了英勇作战，誓与聊城共存亡，壮烈殉国。
抗战初期，徐向前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
1939年徐向前在冀南会见范筑先。
冀南打开局面后，中央调徐向前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山东敌后存在着敌、顽、我之间复杂的三角斗争关系，如何应付这种复杂的关系，也就成了战争指导者在用兵和斗争上要认真而慎重对待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徐向前十分注意把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贯彻到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去，区别对待各种政治势力，巧妙地利用各种矛盾，争取对我有利条件。面对山东顽固派接连发动对八路军进攻的严重事件，在打击顽固派的同时，徐向前非常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
于学忠是驻扎在沂蒙山区的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他原是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与蒋介石有矛盾，又不愿与蒋割断关系：不反对八路军抗日救国，但又怕八路军发展壮大；在八路军和国民党之间持中立态度。对于这种中间派，徐向前认为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于是他决定亲自出面，与于学忠谈判，争取说服他与共产党、八路军真诚地合作抗日。在具体谈判中，围绕政权问题，双方针锋相对，争论了两个多小时，徐向前提出共产党要在根据地内建立政权，于学忠开始持不赞成态度。经徐向前有理、有节地反复解释，于学忠不得不同意八路军可以在根据地内搞政权，但又说要“合乎法律”，其意思是要经过省政府核准与委任。尽管最后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因考虑到于学忠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所以，在谈判中徐向前始终注意掌握分寸，留有余地，求同存异，设法避免把关系搞僵。这次接触后，徐向前在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报告谈判情况时，是这样评价于学忠的：一般问题经解释后，尚不坏，可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但思想太旧，与沈鸿烈有矛盾。但由于徐向前对于学忠的团结和争取，使其在八路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保持了中立的立场。面对八路军到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学忠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因而与其避免了更多的摩擦，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0年，毛泽东给徐向前通报消息说：“重庆来电称，山东方面于学忠始终没一电来攻击和告发我们，顽方颇不满，最近似加强对于之压力，故有小摩擦云。于已成东北军孤臣孽子，处境艰困，对于应极力争取，于我有利。”
为了争取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抗战，徐向前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洛川会议之后，跟随周恩来在岭口、太原、大同等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的谈判等活动。在谈判前，徐向前协助周恩来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徐向前与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同乡，很清楚阎锡山的历史，他向周恩来提供了阎锡山的一些情况，认为阎锡山对共产党的手腕，不亚于蒋介石。周恩来很重视徐向前的意见，在谈判中，否定了阎锡山要让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忻口正面组织防御、抗击日军的意见，坚持了党中央关于八路军只能在敌侧后协同游击的意见。
在谈判期间，徐向前还曾随周恩来到大同与编在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傅作义作过长谈，帮助阎锡山疏通关系，争取与阎锡山的配合，搞好大同会战。经过做工作，傅作义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拥护阎锡山的统一调动。同时，在阎锡山的要求下，徐向前和周恩来、彭德怀一夜之间草拟了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得到了阎锡山的认同。这次同阎锡山的谈判，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二是关于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三是关于八路军的薪饷和装备补充问题。在谈判中，周恩来、徐向前对阎锡山的“联共”态度及“学士抗战”的主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经过双方反复商谈和据理力争，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会，进行动员民众的工作。并答应为八路军开赴晋察冀抗日前线提供支持，以及负责解决后勤供应问题。
徐向前回到久别的老家山西后，利用他和阎锡山的五台同乡关系，努力多做统战工作。他和周恩来一样，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界人士，深入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太原国民师范是徐向前的母校，他曾陪同周恩来去作过有关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讲演，而且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台下的群众始终不肯离去，于是，他们的演讲直到深夜，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徐向前还曾经应老同学武尚仁、郑季翘的邀请，到太原教育公会省堂给一批平津流亡学生演讲。他向学生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徐向前说：“要做好抗日工作，首先要有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毫无动摇。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做好抗日工作。其次，要有过艰苦生活的准备。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胜利是靠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得来。万事开头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山西省地广人多，山高林密，把群众发动起来，我方到处是营垒，是战场，是打击日寇的生力军，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离开了民众，只身奋斗，将一事无成”。徐向前的演讲，得到了与会的青年学生的热烈掌声，使他们深受启发和鼓舞。
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是徐向前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此人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部长，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听说徐向前回到了太原，专门约见叙旧。他问徐向前：“万一太原失守怎么办？”徐向前说：“万一守不住，就要事先炸掉小钢厂、军工厂之类的工业设施，不能留给日本人。要组织民众，坚壁清野，把日寇困守在太原城内，逐步消耗和消灭他们”。赵戴文点头赞同。事后，戴还向阎锡山转述了这个意见。赵戴文当时任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副主任，针对这一实际，徐向前着重谈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问题。他说：“现在虽然从省到村都成立了动员委员会，立了方案、章程，但实际上是采取抓夫、摊派的形式，强迫群众挖战壕、抬伤员、运送军需品，这不叫组织群众，他不符合动员委员会的要求”。徐向前向赵戴文介绍了红军的经验：“组织群众，要有真正的思想动员，要把群众武装起来，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赵戴文表示一定要创造这个局面，后来果真搞了一些“人民武装自卫队”。太原、临汾沦陷后，这些“自卫队”有相当一部分转隶到八路军中，成了坚持抗战的人民武装力量。
此后，徐向前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离开太原去五台山区，派一个工作组去阎锡山的军队中专做统战工作（当时，五台山区也有从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撤下来的阎军）。当时正值阎锡山准备打忻口战役。徐向前在小台村、分怀镇、东冶镇等地，陆续会见了杨爱源、李俊功、田世俊、金宪章等阎军军官，向他们宣传抗日民族战争的道理和带兵经验。在小台村，他与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讨论了雁北局势，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问题。他对杨爱源说：“你们最好不要用那种死守阵地的消极打法，还是打游击战，打到敌人翼侧和后方去。”又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要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这些都是针对阎军士气低落的状况所说的。杨爱源点头称是，并一再表示：“希望你们到山上去走一走，也给弟兄们讲一讲。”
徐向前除了会见阎军一些师团级军官以外，还十分注意做下级军官的工作。一有机会就举行下级军官谈话会、演讲会，分析战争形势，介绍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讲发动民众抗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阎锡山部队的官兵们都很愿意听徐向前演讲，有的当场表示要向八路军学习，多打几个像平型关那样威震敌胆的大胜仗。
统一战线策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败到胜的法宝。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一策略，革命就发展，斗争就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一策略，革命就停滞，斗争就挫折。徐向前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总是能够善于根据各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从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客观实际出发，积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和条件，高屋建瓴，深谋远虑，纵横捭阖，绝处逢生，这充分体现了徐向前军事谋略和政治策略相互配合，灵活应用艺术的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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