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解析

    在穆旦生前所出版的诗集中，《旗》是比较独特的一部；其中的同名诗作又是这部诗集中较为独特的一首。穆旦的诗一开始就带有诗人强烈的个性色彩，对自然万物，特别是生命本身有一种顽强的近乎执拗的拷问精神。在拷问的过程中，诗人收获“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旗》这首诗则给人不同的感觉和想象，作为一个十分日常化的意象，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旗”太切近现实，有一股扑鼻的时代感甚至政治色彩，人们难以获得一种距离和间隙，去领略其具体而微的形体之外的“有”与“无”。她有如一阵洪流，卷挟着人们的情感和信念，浩浩荡荡，冲决而下，个人的存在在这里实在是不足称道的渺小。邵燕祥后来回忆道：“穆旦的诗是我少年时代曾经十分倾心的。那是40年代后期，把我从所沉湎的古典诗词意境中拉回现实生活里的，当然首先是生活本身，是那个动荡的时代的社会黑暗和不义，直到暗杀闻一多的流血事件使我警醒。在诗歌方面，那就是胡风和‘七月诗丛’第一辑作者们（艾青、绿原等），写《旗》和《时感》的穆旦，以及《马凡陀的山歌》（袁水拍）和《罪恶的黑手》（臧克家），给我打开了面向社会人生的诗的窗口。”可见《旗》这首诗在当时读者心中的大致印象。

    穆旦的诗歌首先来源于现实，特别是抗战以来穆旦个人的生活现实。周珏良回忆：“穆旦的诗才从十几岁时就显露出来，而且非常敏捷。”这种“诗才”与30年代初期内忧外患的灾难岁月密切相关，诗人的“早慧”也正体现在他那沉重的、无法解脱的现实感。1938年2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由长沙西迁昆明，穆旦与二百余名师生徒步3500华里，历时68天，跨越湘、黔、滇三省，使他有机会目睹中国当时民间的生存状态，亲历下层的苦难与坚韧，曾经在清华园中一度做过玫瑰梦的诗人被民族的危机深深震撼，写下了组诗《三千里步行》。1942年2月，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的诗人又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任司令部随军翻译。同年5月至9月，穆旦经历了与日军的战斗及随后的大撤退，在震惊中外的野人山之役中，九死一生，有幸捡得一条性命。这样强烈而直切的生与死的考验是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现实，诗人的生命之魂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得到的不单是某种形而上的体验，而是带有承担意识的“受难品格”。这些活生生的现实每时每刻包裹在诗人的周围，使他难以获得一种纯粹的哲思上的超脱。同时，穆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一阵风、一团沙尘、一张白纸上的黑点，都可以引起他深邃丰富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灵上的锻炼更多是出于有意识的自觉，沉思为自己的存在赋予意义，灵与肉在沉思中趋于和谐。穆旦在诗歌中表现出渗入骨髓的绝望感，但更为可贵的是诗人直逼现实，在搏击中寻求解脱。以上两个方面形成了穆旦诗歌的独特风格，即现实与玄思的高度综合；《旗》这首诗是颇为典型的。

    诗的第一小节，短短三句，首先是对“旗”的客观形象的写实：随着太阳升起，迎风“在高空飘扬”，这是“旗”常常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不过，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是诗中呈现出的紧张感，这也可能是诗人真正要传达的内容。我们可以剥离出这样一对对的矛盾范畴：“我们”与“你”，“下面”与“高空”，“地面”与“物外”，“飞出”与“拉紧”。这里首先是人称上的“我们”与“你”或者“旗”的对立，而对立的根源在于“风是你的身体，你和太阳同行”。“旗”有一种与自然共生的天性，她渴望在阳光雨露中同万物一起自由地呼吸生长。只有在高空，她才能完成自身的生命，获得一种合理的价值定位。“我们”则永远在“下面”，这不是一种自贬或者对权威的迷信，而是对自身存在状态的理性把握。正是“我们”与“你”之间这种实实在在的矛盾，导致了“旗”自身矛盾的产生。“物外”的诱惑太大，使她常有“飞出”的欲望，而脚下的“地面”又是那样深情地呼唤、留恋，将她“拉紧”。“物外”对“旗”来说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归宿，而“地面”则是她要竭力摆脱的处境。至此，对“旗”这一概念作出某种太过明确的解释似乎都太简单化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感到诗人赋予“旗”这一形象的内核，即一种自觉意识，或觉醒意识，这种意识重在主体性的确立。具体一点说，可以是民族精神的自觉，也可以是个人的自觉，还可以自我内在矛盾的自觉。个体的自觉也许本来就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圆满的追求，只能在“高空”与“地面”之间“飘扬”，这恐怕是“旗”唯一的生存方式。难道可以说，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拥有一种强有力的自觉意识，克服了自身的矛盾，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穆旦这种灵魂拷问的深刻与坚实，只有现代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才可以做到。

    穆旦的“心灵辩证法”是直逼现实的结果，这种内在生命的审视基于与外在世界的亲密接触。第二节到第四节可以看做该诗的第二部分。这是主体的自觉意识在现实层面的展开，而引人注目的仍然是其中的悖论式存在：“简单明确”与“博大无形”，“渺小”与“完整”，“负责任”与“茫然”，“大家”与“你”。这种自觉意识是写“在天上的话”，貌似简单，但“大家”也仅仅只是“认识”而已，真正理解而醒悟的有多少呢？所以“旗”的形象贯穿到这里，“又简单明确，又博大无形”。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中，“旗”作为号召，成为抗战的原动力。抗战结束，我们唯一值得保存的也就是这点精神。但同时，由于“你”的力量往往不免为一些特殊利益群体所利用，负起不该负的“责任”，使“我们”无所适从。责任与被利用结伴而行，是“你”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然而“旗”的出现毕竟是一种自觉，通过“你”，“英雄们的游魂”、“光荣”、“和平”不论以怎样的方式，哪怕是欺骗或毁灭，总归是真真切切地来到我们身边，这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期待已久的。

    将诗的第五节和第一节对照阅读是很有意思的。“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聪明”、“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共同表现出一种张力，不同的是“我们”与“你”的对立转变成“大家”与“心”的错位，诗人更为内敛的思考换来的却是自觉意识的飘忽不定、难以把握。这里我不禁想起冯至《十四行集》的最后一首：“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还有个奔向远方的心意，/都保留一些在这面旗上。”同样的“旗”，让那些耽于沉思的知识分子同样烦恼，因为觉醒过来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自我的体认，“我是谁”，这样的千古难题在中国现代诗人的灵魂里“恶毒地澎湃”。这注定了“旗”“带着清晨来，随着黑夜受苦”的命运。一番磨难之后，诗人渴望那理想的境界，在那里，“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

    1945年抗战的胜利，使诗人的思考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归宿，因为他发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从一个妖仙的王国/穿过了古堡似的村门/在那里防护的，是微菌，/疾病，和生活的艰苦。/皱眉吗？他们更不幸吗，比那些史前的穴居的人？”中国农民赤裸裸的贫困是何等的触目惊心，有一种无法面对的残酷。“别了，我们快乐地逃开/这旋转在贫穷和无知中的人生。”（《小镇一日》）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承担着极不相称的责任，“是长官派他们看守着大门”、“国家的法律要他们捐出自由”，而真正的民族的力量也在他们中间酝酿，“但若有一天真理爆炸，/我们就都要丢光了脸面”（《农民兵》）。在《给战士》中，诗人借“欧战胜利日”热情歌颂人民的觉醒：“人民的世纪，大家终于起来/为日常生活而战，为自己牺牲，/人民里有了自己的英雄。//有了自己的笑，有了自愿的死，/多么久了我们只是在梦想，/如今一切终于在我们手中。”诗人呼唤属于“自己”的一切，因为“这样的今天才是生”。写于1941年的《赞美》对民族新生的期待终于成为可以触摸的现实：“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将这些复杂的感情一起糅进《旗》这首诗的最后一节。人民的“自觉意识”最先感受到“四方的风暴”，并成为“大家的方向”，这不能不让诗人兴奋，他自豪而乐观地唱出最真诚的祝福：“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

    （牟利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