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右仆射封伦
封伦（568～627），唐太宗朝宰相。字德彝，以字显名于世，观州蓨（今河北景县）人。祖父封隆之，在北齐为太子太保。父封子绣，为隋通州刺史。封伦在隋朝时教唆内史侍郎虞世基实施弊政，使隋朝日益衰败。降唐后，又玩弄权术，迎合君主心意，先后获得高祖和太宗宠信。死后，他的罪恶暴露，被削职。
一、受尊杨素教唆世基
封伦少时，舅父卢思道就说：“这孩子才智超人，凭自己的本事就能取得卿相的高位。”
隋朝开皇末年（600），江南发生叛乱事件，内史令杨素前去征讨，任用封伦为行军记室。船行至海上，杨素召他商议事情，慌忙中封伦掉到海里，所幸没被淹死。被别人救上来之后，封伦换了衣服再去拜见杨素，始终不谈落水之事。很久以后杨素才知道他曾落水遇难，便询问他缘故，封伦轻描淡写地说：“这是私事，不敢为这些小事惊动您。”杨素感到这人非同一般，将堂妹嫁给他。
杨素受命营造仁寿宫，上表推荐封伦任土木监，宫殿修造得宏大奢侈。隋文帝一向崇尚节俭，对杨素居然耗尽资财建造这么奢华的宫殿极其愤怒，说：“杨素竭尽百姓全力，给朕招聚天下的怨恨。”杨素大为恐惧。封伦说：“不要惊恐，皇后来看过以后，就没事了。”第二天隋文帝果然慰劳杨素说：“你知道我夫妇年老，没有什么可娱乐的，才建造这座豪华的宫殿吧？”杨素因而非常高兴。杨素退下后问封伦：“你怎么会有先见之明？”封伦说：“皇上节俭，所以看见宫殿必然发怒。但皇上平日听皇后的话。皇后是妇人，喜好奢侈华丽是她们的本性。皇后高兴，那么皇帝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杨素说：“还是你比我见识高超！”
杨素依仗权势，对人多有欺凌，只有对待封伦，从不傲慢失礼，和他谈论天下事，时间再长也不知疲倦。杨素还拍着自己的座位说：“封郎以后一定能居此座。”杨素向文帝推荐封伦，封伦得以被提拔为内史舍人。
大业中期（约610～612），内史侍郎虞世基得宠于隋炀帝，但他不熟悉政务，处理政事经常出现失误。封伦暗中为他裁决谋划：凡事秉承皇上旨意，百官奏章如果不合皇上心意，就扣下不上报；以苛酷的刑法统治天下；有功应当赏赐的，往往压抑不赏。因此虞世基个人恩宠日深一日，而隋朝的政治却日益衰败了。
大业十四年（618），宇文化及叛乱，挟持炀帝出宫，指示封伦起草一份文件列举炀帝的罪行，炀帝说：“你是一个出身贵族的文化人，怎么可以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封伦羞愧退去。宇文化及杀死炀帝后，任命他为内史令。封伦跟随宇文化及到达聊城，他预知宇文化及将要失败，就结交其弟宇文士及，得以到济北保护粮道。
宇文化及死，他就和宇文士及投降唐朝。高祖知道他依附逆党，正要严厉责备，让他前往馆舍。封伦用秘策迎合高祖，高祖转而很高兴，改授他为内史舍人。升任侍郎兼内史令。
二、善弄权术阳奉阴违
秦王李世民征讨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命令封伦参与谋划军事。当时长时间不能结束战事，高祖打算回军，秦王派封伦回长安分析军情。封伦见到高祖说：“贼军占领的地盘虽多，但互相不能相通，所能效命的只有洛阳罢了，计穷力屈，死在旦夕之间。现在解围而向西返回，那么贼人势力重新联合，我军就等于前功尽弃。”高祖听从了。后来，秦王大败敌军，王世充降唐。高祖对侍臣说：“起初商议东征，当时有许多人反对对剽悍的王世充用兵，只有秦王认为一定能取胜，封伦赞同这一举动，张华协助晋武帝的功劳也不过如此吧？”高祖封封伦为平原县公，署理天策府司马。当初，占据河北称帝的窦建德增援王世充，秦王将要奔赴虎牢，阻击窦建德军，封伦和萧瑀劝谏不可，这时入府祝贺。秦王笑着说：“当初没有听从你们的建议，才侥幸取胜，你们智者终有一失啊。”封伦说：“我从来就难比秦王的深谋远虑，审时度势，何况这一回呢。”
不久，突厥侵犯太原，却又派遣使者和亲。高祖向群臣询问计策，群臣都请求允许突厥和亲缓解战争。封伦说：“突厥有轻视中原之心，以为我们不能和他们作战，如果乘其懈怠攻击他们，势必取胜，取胜以后再和亲，可使威德两全。如今即使不战，以后他们一定还要来。臣认为应该攻击。”朝廷采用封伦的意见，出击突厥。
武德六年（623），封伦任检校吏部尚书，他熟悉职务，善于理政，深受时人称赞。武德八年（625），封伦晋封赵国公，改封密国公。
太宗继位，拜授封伦为尚书右仆射，实封六百户。封伦归顺唐朝的初期，萧瑀曾向高祖推荐他。封伦官高位显，萧瑀任左仆射，每次商议国事，两个人先商量好了一致的意见，再向太宗禀报。封伦起初坚定，到太宗面前却视太宗脸色而改变主意，使萧瑀多次受太宗责备，由此两人产生隔阂。贞观元年（627），封伦得病，倒在尚书省，太宗亲临探视，命人用皇帝的车把他送回家。不久，封伦去世，终年六十岁，追赠司空，谥号为“明”。
封伦天性阴险，善于玩弄权术，屡屡猜中君主的心意，暗中引导而使表面相合。他外表谨慎和顺，住处及衣服简陋朴素，但暗中却结交权贵，贿赂赠送无数。然而，他善于掩盖真相，做坏事居然表现得像做好事一样坦荡，人们不能知道他的真心。隐太子李建成、巢剌王李元吉之乱时，封伦多次向秦王李世民进献计谋，秦王认为他忠诚，赏赐数以万计。封伦又秘密对高祖说：“秦王凭借功劳，和太子不相上下，若不早立为太子，就赶快除掉。”他又真心对太子说：“为了天下大业不要顾及亲族，你知道什么叫乞羹者吗？乞羹者就是自己失去自己的饭碗，被迫只舔人家的碗边儿。”高祖商议废立太子，封伦坚决劝谏阻止。当时所说的秘密无人知晓，到他去世后，事情慢慢地暴露。贞观十七年（643），治书侍御史唐临追查弹劾封伦为奸之事，太宗让百官商议。户部尚书唐俭等议论：“封伦生前宠极一时，而死后罪恶暴露，所历任的官职不可全部削夺，请求收回追赠的官职改换谥号，用以警戒谄媚卑鄙之人。”太宗下诏削夺封伦的司空官职，削去食封，改谥号为“缪”。
封伦的儿子封言道，娶淮南长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尚书左仆射裴寂
裴寂（570～629），唐开国宰相。字玄真，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东南）人。父裴瑜，曾任绛州刺史。隋末，裴寂任晋阳宫监，将晋阳宫宫女偷出侍奉李渊；在李渊起义后，他又以晋阳宫所藏米粮、铠甲、彩帛等支持李渊。他参与了晋阳起兵的策划，是对建立李唐王朝有功的少数几位宰相之一，深受唐高祖李渊的恩宠。唐太宗即位后，疏远了他，把他免官遣回乡里。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一、少年为孤乱中入仕
裴寂从小聪明好学，深得家人喜爱。父亲病故，裴寂成为孤儿，由几位兄长苦心抚养。十四岁时，恰逢州里缺主簿一名，裴寂前去补任，至此步入仕途。裴寂长大后，英俊威武，眉清目秀。由于家贫，无以营生，他常常徒步去京城。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遍布全国各地，隋朝统治政权摇摇欲坠。裴寂在别人举荐下，任晋阳宫（在今山西太原境内）宫监。而就在此时，驻守太原的隋朝名将李渊还一无所知的是，他的次子李世民正秘密准备举兵反隋，只因担心父亲不同意，迟迟没有起兵。这时，晋阳令刘文静引见裴寂给李世民。刘文静和裴寂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深知裴寂与李渊关系甚好，所进之言李渊必听，便希望李世民通过裴寂说服李渊反隋。
刘文静动员裴寂时，对李世民评价极高：“他绝不是一般人，胸怀宽广好比汉高祖，英勇智慧好比魏武帝，虽然只有十九岁，但他肯定是改变世界的人。”裴寂与李世民见面后，觉得刘文静说得一点不错，就决定结交李世民。随后，李世民以博弈的方式，相继输私钱数百万给裴寂。裴寂得了那么多钱，心中自然畅快，每天都和李世民闲游在一起。一天，李世民趁裴寂正玩在兴头上，就将准备举兵反隋一事告诉了裴寂，裴寂当即许诺支持反隋。
根据李世民的意思，裴寂私自以宫女侍奉李渊。在宫中，凡是与宫女发生关系的人（除皇帝外），一旦发现都将处以死罪。裴寂趁机对李渊说：“二公子暗地收兵买马，要干大事；现在怕事情泄露被杀头，就赶快下决心吧！”李渊听了裴寂的话，生怕这事被发现后丢了脑袋，就同意了举兵之事。
裴寂又对李渊说：“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李渊说：“我儿果有此计，应该不成问题，听他的吧。”于是，大将军府立即建立，李渊为大将军，裴寂为大将军长史，准备配合李世民一举反隋。裴寂还特意进献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铠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
李渊起兵时天下豪杰蜂起，正所谓“秦失其鹿，诸侯逐之”。这就看哪路诸侯能占据先机，率先控制天下大势。李渊想先取东都洛阳，又恐隋右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在背后袭击，一时拿不定主意，犹豫不决。裴寂建议，先破屈突通，再夺取京师。李世民则建议早渡黄河占据长安，威震关中。李世民认为，关中各路叛军没有共主，各自为政易于招纳，合并关中分散势力，可趁此扩充数万军力。屈突通只知自守，不足为虑。李渊同意了李世民的建议。随后，李渊一边留兵围攻屈突通，一边让李世民率军入关。李氏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最终攻占了长安。李渊拥立隋炀帝之子代王杨侑为帝，史称隋恭帝。平定长安后，裴寂迁任大丞相府长史，进封魏国公。
隋义宁二年（618）五月，隋恭帝被迫禅位于李渊。裴寂主持受禅事宜，李渊于是受禅。登上皇帝宝座的李渊（唐高祖）满怀感激地对裴寂说：“是你促使我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啊！”
二、皇帝心腹恩宠有加
李渊即位后，裴寂为尚书右仆射，成了开国宰相。唐高祖对裴寂可谓宠爱有加。当朝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无人能比。赏赐的财物简直数不过来，唐高祖每天吃饭都想着裴寂，常把自己的“御膳”分给他吃。朝廷集会，唐高祖一定要让裴寂在自己身边，经常把他请到后堂商量事情，对裴寂言听计从。在正式场合叫他“裴监”而不直接叫他的名字以示尊崇。
唐武德二年（619）六月，割据势力刘武周派遣部将黄子英、宋金刚频频进犯太原，唐军屡战屡败，即位刚一年的唐高祖李渊不禁忧心如焚。裴寂主动请求率军平叛，任晋州道行军总管，率军抵御刘武周的军队。行军到介休，扎营于度索原，因水源被切断，便移营于有水之地。宋金刚趁机纵军击之，裴寂溃败，几乎全军覆没。裴寂经过一天一夜的疾行，逃至晋州（今山西临汾）。宋金刚继续进逼。裴寂上表谢罪，唐高祖安慰他，让他镇守河东之地（今属山西）。裴寂在战前虽然有拥立之功，能够审时度势，得李渊赏识，但在对待刘武周的战役中却显得力不从心，以致一败再败，不过高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
裴寂生性胆小，又无将帅之才，遂驱虞、泰二州居民入城堡，焚其积蓄。百姓惶恐不安，皆思为乱。十月，夏县（今属山西）人吕崇茂聚众自称魏王，并寻求宋金刚支援，举兵反唐。裴寂率兵前往攻打，被吕崇茂击败而归。唐高祖把裴寂召入朝，责曰：“先前与刘武周对阵，兵力足可破敌，却一败再败，你能对得起朕吗？”即便如此，唐高祖依然像当初一样宠爱裴寂，每次巡游，都让裴寂留守。
一次，后麟州刺史韦云起奏告裴寂谋反。唐高祖李渊亲自对裴寂说：“朕有天下，本来就是你拥戴的，现在为什么要有二心？皂白要分清，不能不追究啊。”裴寂听了唐高祖的话，没有争辩，只是请求他查证后再做定论。经过查证，果然是对裴寂的诬告。经过这件事，高祖更加亲信裴寂，相信即使天下人都叛他，裴寂也不会离他而去。高祖为了抚慰裴寂，还派人到府上送礼给裴寂压惊。
唐代彩绘骑马拍腰鼓女陶俑
武德六年（623）四月，裴寂迁任尚书左仆射。唐高祖非常高兴，赐宴于金章殿。裴寂辞谢皇帝对他的提拔，他说：“当初在太原起事的时候，皇上已经答应在天下平定之后，让我回家种地。现在四海已经平静，刀兵不动，百姓安居，我请求陛下允许我退休，回家养老。”高祖坚决不准许：“现在还不到时候呢，我还要和您携手到老呢。您为台司（宰相），我为皇上，逍遥快活，岂不美哉！”从此以后，唐高祖每日都要差遣一位尚书员外郎，在裴寂府中值班，由此可知裴寂尊贵至极。
三、免官流放猝死他乡
武德九年（626），高祖禅位于秦王李世民，是为唐太宗。太宗继位后，对前朝重臣采取疏远的态度，裴寂在朝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复存在，贞观三年（629）正月，有沙门法雅，从前受恩宠出入两宫，后来禁止入内，因而心怀不满，便说出一大串莫名其妙的妖言。杜如晦主审法雅，被这个妖僧的胡言乱语弄得昏头涨脑，但法雅终于改说“人”的语言了，他说裴寂能听懂这种神奇的语言。于是，裴寂被免去官职，遣回乡里。裴寂请求留在京师，唐太宗不允许：“说起您的功德来，可谓平庸，但对您的恩泽是群臣第一呀！武德年间，贿赂公行，紊乱纪纲，根子都在您，只不过因为您是功臣不忍依法严办。现在能回去守墓，很不错啦！”裴寂随即返归蒲州故里。
汾阴（今山西万荣）一名叫信行的男子，言多妖妄，常对裴寂的家僮说：“裴公的面相有成为天子的命。”裴寂监奴恭命把这事告诉了裴寂。裴寂恐惧不敢上奏，暗令恭命杀了信行。但恭命不仅没杀信行，反而同信行一起逃到别处藏匿了起来。裴寂得知后勃然大怒，派人四处搜捕。恭命害怕被杀，就到太宗那里举报了裴寂。太宗大怒，对群臣说：“裴寂有四项死罪：第一，身为三公，却与妖人法雅亲密；第二，事发之后负气任性，说天下是他谋划来的；第三，妖人说他有天子之命，他却匿而不报；第四，密谋杀人灭口。”群臣听后议论纷纷，大家不相信裴寂有叛逆之心，请求对他从宽处理，唐太宗同意不杀裴寂，将他流放静州（今广西昭平）。
裴寂刚到静州，恰好碰上当地羌人聚众造反，并扬言要把裴寂劫来立为天子。唐太宗得知此事后，并不相信。没过多久，裴寂率家僮镇压了羌人叛乱，太宗很是感动，征召裴寂还朝。裴寂正为赴京做准备，却突然猝死，时年六十岁。
中书令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642），唐太宗朝宰相。字仁人。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父宇文述，为隋朝右卫大将军。宇文士及在隋曾任内史令，入唐后曾任中书侍郎、太子詹事、中书令。
开皇末年（600），宇文士及凭借父亲宇文述的功勋封新城县公。隋文帝曾与他进行长谈，认为他是奇才。特别下诏让他娶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大业中期（约608～610），宇文士及任尚辇奉御，跟随炀帝巡幸江都。后因父亲去世免职，丧期未满而起用为鸿胪少卿。大业十四年（618），炀帝住在江都，当时任右屯卫大将军的宇文化及是宇文士及的哥哥，宇文化及图谋篡逆，因为宇文士及的驸马身份不与他通气，担心他会向皇帝告发。炀帝被杀后，宇文氏都得封赠。宇文士及封为蜀王。
当初，宇文士及任奉御，而李渊任殿中少监，二人结为至交。后来宇文士及跟随宇文化及到达黎阳，唐高祖李渊亲自写信征召他。宇文士及也派家僮走小路到长安，表示愿意投降，并献上金环。高祖高兴地说：“我曾经和宇文士及共事，如今他献纳金环，是快要来了。”后来，宇文化及军力涣散，形势不利，宇文士及劝他投降唐朝，宇文化及不听，宇文士及便和内史令封伦谋划，为了远离兵难、有回旋的机会，他们申请去济北督运军粮。
不久，宇文化及失败，这时济北的豪杰谋划发动齐地兵士攻打占据河北称帝的窦建德，以收复河北，观察形势变化再做决定，宇文士及不同意这个计划，遂和封伦等人归顺唐朝。高祖责怪他说：“你兄弟俩在江都作乱，曾经谋划带军攻打长安入关灭唐，如果那时捉到我们父子，还肯让我们活命吗？你说今天要对你如何处置？”宇文士及道歉说：“臣罪当死，但臣往日在涿郡，曾经和陛下夜间商议天下大事，最近又有东西奉献，希望以此赎罪。”高祖笑着对宠臣裴寂说：“他和朕商议天下大事，至今已六七年了，公等都在他之后。”
当时宇文士及的妹妹为昭仪，得到高祖宠爱，宇文士及由此受到亲近礼遇，授任上仪同。他跟随秦王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所部义军，立下战功，得以恢复在隋朝时的封爵新城县公，唐高祖将宗室的女儿下嫁给他，迁任秦王府骠骑将军。又跟随秦王征讨王世充，晋爵郢国公。武德八年（625），宇文士及代理检校侍中，兼太子詹事。
太宗李世民即位，拜授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实封益州七百户，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当时突厥多次入侵，宇文士及要用威力来威镇边人，每次出入，都陈列盛大的士兵仪仗队。他礼贤下士，凉州的人都纷纷奔走其门。有人告发他想造反，经过审讯，告发查无实据，太宗把他召入任殿中监，因病改任蒲州刺史。宇文士及为政宽大，人们都感觉他很亲善。升任右卫大将军。太宗经常将他召入宫中便殿里交谈，有时到半夜才出来，遇上他休假，常常派人快马召他前来。
宇文士及行事谨慎严密，他的妻子曾经问皇帝突然召他有什么事，宇文士及始终不肯告诉她。太宗曾经玩赏宫禁中的树木，边看边说：“这是好树呀！”宇文士及在旁边也随声赞美。太宗厉声说：“魏徵常常劝我远离花言巧语的小人，但不知小人是谁，到今天才知道所谓小人是什么模样。”宇文士及忙解释说：“南衙的群臣在朝堂之上当面顶撞争执，使陛下无法做出决定。今天臣有幸侍奉身边，还不事事顺从陛下，反而处处指摘皇帝的过错。那么陛下贵为天子，又有什么意思呢？”太宗一听，怒气顿消。
一次，宇文士及切熟肉，手上沾了油，便用面饼擦手。太宗一向主张节俭，见此便不满地频频看他，他装作不知道，把擦完手的面饼从容不迫地吃下去。他的机敏聪颖大都像这样。因为他是皇帝的旧友，他的一个儿子也被封为新城县公。宇文士及任中书令七年后，再次任殿中监。
贞观十六年（642），宇文士及去世，追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
宇文士及抚养了幼小的弟弟和哥哥留下的孤儿，以友爱兄弟著称。喜好救济亲戚故人，口碑很好，但是他的个人生活极其奢侈，衣服玩物饮食必要极其丰厚奢侈。黄门侍郎刘洎说：“宇文士及居家奢侈过分，不能叫恭。”于是改谥号叫“纵”。
尚书左仆射萧瑀
萧瑀（577～650），唐太宗朝宰相。字时文。父萧岿，为后梁明帝。隋炀帝时，萧瑀任绍青光禄大夫、内史侍郎。唐建国后，历任民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太子太师、尚书左仆射等职。他是隋炀帝皇后萧氏的亲弟弟，但仍遭到炀帝忌恨，因此他在隋并不得志。降唐后，受到高祖、太宗两代皇帝重用，为唐政权建设做了贡献。但他性情猜忌，以致在宦海沉浮不定。
一、在隋失意降唐为相
萧瑀年仅九岁，就得封新安王。隋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下诏废掉后梁，后梁遂亡国，萧瑀的封国也被废除。因姐姐是隋朝晋王杨广的妃子，萧瑀进入长安。萧瑀喜爱经学，擅长写文章。他性格耿直急躁，鄙视浮华的风气。他信仰佛教，曾经修行过很长时间。当时，南梁刘孝标著有《辨命论》一书，认为人的天命决定了吉凶祸福。萧瑀认为《辨命论》荒诞不经，于是写文章批驳，他的观点是：“什么叫天命，人禀受天地而生，受命于天，这就是天命，而吉凶祸福却在于个人。如今将这些都归于天命，这不符合先王对人们的教诲。”精通儒学的柳顾言、诸葛颍赞叹说：“自孝标至今已数十年，言及性命之理的人都不能驳斥他。这些论断足以医治刘孝标提出那些病入膏肓的理论了！”
晋王杨广立为太子后，授任萧瑀为右千牛。杨广即皇帝位，萧瑀的姐姐成为皇后，炀帝杨广对萧瑀的亲宠便日益加深，迁任为尚衣奉御、检校左羽卫鹰扬郎将。萧瑀对自己官职不高心怀不满，加上看不惯炀帝的荒淫行为，遂产生归隐的想法。他曾偶然染上四肢麻痹之病，却命家里人不要请医生医治，他说：“上天如果延长我的余生，这番病后还不死，我这病就是隐遁山村最好的理由。”皇后听说后，责备他说：“以你的才华，足以扬名显亲，岂能轻易残毁身体而谋求归隐！你是一个亡国之臣，对自己官位不高产生不满，这就很过分了，还要说这些怨气冲天的怪话。恐怕罪责难测。”萧瑀这才治病，病好后，拜授内史侍郎。萧瑀多次言事抵触炀帝旨意，渐渐被忌恨。
大业十一年（615），炀帝北巡长城，到雁门时，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军包围，萧瑀谋划说：“听说始毕可汗是借校猎为名至此，义成公主（隋文帝宗室之女，作为文帝之女和亲突厥，成为启民可汗之妻，称可贺敦）并不知他有背逆之心。按照夷人的习俗，可贺敦可以参与军事，况且义成公主以皇帝的女儿身份嫁到突厥任可贺敦。如果派一名使臣告诉公主，应该能不战而解围。还有，众人议论陛下平定突厥以后，将要再征讨高句丽，众人全都厌战，所以现在怠慢不肯作战。希望陛下下诏书停止征伐高句丽。”炀帝听从了。随后义成公主用“北部边境有外寇入侵”的假话骗始毕可汗，始毕可汗这才解围退去。然而炀帝一心要征伐高句丽，又忌恨萧瑀的计谋胜过他的谋划，对群臣说：“突厥能有什么作为？萧瑀乘包围未解之时欺哄恐吓朝廷罢了！”于是贬萧瑀为河池郡守。
萧瑀上任后，河池境内有强盗一万余人，官军无所作为，萧瑀招募乡勇做“敢死队”，攻打并降服了他们，将缴获的财产全部赏赐给有功的将士。又击败了叛隋称帝的薛举部众数万人。
李渊率领义军进入京城长安，派人招抚萧瑀，萧瑀带着本郡前来降顺，授任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授户部尚书。秦王李世民担任右元帅，进攻占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招用萧瑀为府司马。
武德元年（618），萧瑀升任内史令，高祖委任给他机要职务，内外各种政务他全都参与决断。有时引他升座御榻，称呼他为萧郎。萧瑀一向勤奋努力，孜孜不倦，抑制皇上过失，约束违法事件，无所畏惧。他常上奏对国家有利、合乎时宜的奏章，大多被采用。高祖亲笔下诏书说：“能听到你的言论，是国家的幸运，朕认为你的意见很宝贵，所以赐给你黄金一匣，请不要推辞。”
同年，州中设置七个职位，萧瑀力求选择那些才能、名望兼优的人担任这七个职位。秦王任雍州牧时不以萧瑀为州都督。高祖常把诏书下达中书省，但萧瑀迟迟没有宣布执行，高祖责备他拖延，萧瑀说：“隋朝末年内史省所下的诏敕许多自相矛盾，各有关部门不知如何承办。如今大业初建，所以各种关系安危的大事都取决于号令。近来每起草一个诏书，一定要反复审核，使前后旨意不相违背，才能够下达，我这些日子在全面检查这些文件，这就是拖延的原因。”高祖高兴地说：“有你这样尽心竭力的大臣，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当初萧瑀在关内的田宅全都赏赐给有功之臣，到这时高祖下诏还给了他。萧瑀将这些田地全部分给宗族，只留下庙室供奉祭祀。王世充被平定后，萧瑀以参与谋划之功升任尚书右仆射。武德七年（624），因荧惑星冲犯右执法星，萧瑀避让相位，但朝廷没有允许。
二、性情猜忌交恶诸相
太宗即位，萧瑀升任尚书左仆射。贞观初年（627），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后起之秀崛起，很得太宗赏识，逐渐分担了萧瑀的一些职权，萧瑀内心怨恨，找机会极力诋毁，语意轻慢而急躁。太宗十分生气，将萧瑀罢免回家。
不久，萧瑀拜授特进、太子少师，又任左仆射，实封食邑六百户。太宗问萧瑀：“朕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应该如何做？”萧瑀说：“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长久，是因为分封诸侯作为藩屏。秦朝建立郡县制度，只有两代就灭亡了。汉朝分封子弟为王，国运长达四百年。魏、晋废除分封制，转瞬之间就亡国了。这就是分封诸侯所起的明显效果。”太宗赞同他的意见，开始商议封建诸侯之事。
后来，萧瑀因和陈叔达在太宗面前争执不敬，获罪，被免职。一年多以后，他被起用为晋州都督。贞观五年（631），萧瑀入朝拜太常卿，升任御史大夫，参与朝政。萧瑀议论明辨，见解卓异，令人信服，但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情绪偏激，意见也难免存在偏颇，又一向执法严厉。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曾多次裁正他，他的意见多被摈弃不用，萧瑀更加愤恨不平。恰值房玄龄等人小有过失，萧瑀立即痛加弹劾，想借机会把房玄龄等人打倒，但太宗对此似乎不感兴趣，并不打算处置那几个人，萧瑀由此自感失落，罢免相位，任太子少傅，不再参与朝政。次年加特进，再次任太常卿。拜授河南道巡省大使。贞观九年（635），萧瑀又参与政事。
太宗曾经说：“武德末年，太上皇有废立太子的言论，考虑朕有特殊功劳，兄弟们不能相容，萧瑀在那时不受利益引诱也不怕恶势力威胁，真是有功于国家的大臣啊。”因此赐诗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太宗评价萧瑀说：“公恪守道义忠心正直，古人没有能超过你的，但善恶太过分明，有时也有些失误。”萧瑀磕头道谢说：“既蒙受陛下教诲，又赞许臣的忠诚正直，得到陛下如此表扬，臣这一辈子，也算没有白过啊。”魏徵说：“大臣有不顾家人议论严格执法的，君主因他的公正而宽容他；孤傲但保持气节，君主因他耿直而容忍他。过去总听人说这些前代圣人的言行，今天却真的见识到了。假如萧瑀不遇到陛下，不用说建立功业、树立美名，就是简单自保，恐怕也很难！”
贞观十七年（643），萧瑀与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都被画图像于凌烟阁。同年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拜授萧瑀为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说：“三师是以德引导太子之人，在礼仪上如果不尊崇他们，就无从取法。”于是下诏：“老师入东宫谒见，太子必须出门迎拜；老师坐下，太子才能就座；文书开头末尾签名，要称说‘惶恐’二字。”
萧瑀向来显贵，但气量狭小。每当宴会朝见，就说：“房玄龄等人结交党羽窃取权力，他的同党如同用胶粘在一起一样牢固，只是没有机会反叛罢了。”太宗说：“了解臣下莫若君主。朕虽然不圣明，难道会昏聩得不知臣下的好坏？”萧瑀认为皇帝偏听偏信。这样时间长了，太宗心中也不高兴。
萧瑀喜好佛教，有时不高兴就向太宗请求出家做和尚。太宗允许了，随后他又奏说自己思量不能这样做。不久，又称有脚病不能入朝谒见，太宗说：“萧瑀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了？”于是下诏削去他的爵位，降授商州刺史。但太宗因萧瑀一向忠贞，所以不忍废其爵位，不久又恢复他的封爵，加特进。
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任命萧瑀为金紫光禄大夫，封为宋国公。他随从太宗到玉华宫，因病死在那里，终年七十四岁。遗言用单衣殓尸，下葬不必占卜吉日。下诏追赠司空、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寺拟议谥号为“肃”，太宗认为他性情猜忌，改谥号为“贞褊”。
萧瑀的儿子萧锐，娶襄城公主，任太常少卿、汾州刺史。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房玄龄（579～648），唐太宗朝宰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父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是有唐以来任相最长的一位，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贤相之一。他与杜如晦、魏徵一道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贞观之治”，被太宗比为汉代名相萧何。
一、书香门第仗策谒主
房玄龄出生于诗书世家。他的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北齐任官职，父亲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在隋时做过司隶刺史，隋朝大文学家薛道衡与他父亲关系很好，每次因公事途经临淄，都要在房家盘桓数日。而后，房彦谦对魏、齐、周、隋之间的争斗极其厌倦，曾产生过“优游乡曲”的念头。隋朝初建，房彦谦以为国家振兴有望，对政治转为热心。但后来见隋朝的政治腐败，他十分忧虑。曾谏言宰相高颎，对官吏要严于管理，不要再修筑那些“穷极侈丽”的建筑。他曾对朋友说：“隋炀帝不吸取教训，不采纳大臣的劝谏，却一意孤行，肆行苛政。别看现在天下貌似安定，不久定会出现动乱。”
房玄龄深受家传熏染，自小爱好文学，广闻博览，文章异彩纷呈，又写得一笔好字，在当时很有名气。
开皇十六年（596），房玄龄举进士，授羽骑尉。此时，隋朝仍是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人们都以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积弊并未显现，然而，房玄龄却看出隋朝“天下太平”的表面下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他对父亲说，隋朝并没有什么功德，只不过靠着愚弄百姓过日子，现在各位皇子又在皇位问题上相互倾轧、争夺，权贵们奢侈糜烂，这样的王朝又怎么会持续长久呢？看到儿子年纪虽小，却有如此远见，房彦谦非常惊奇。房玄龄事亲至孝，谨行“周礼”，父亲病了，他尽心服侍，一百多天，没有解衣安眠；继母病死，他悲伤得食不下咽，以至于骨瘦如柴。这都是“周礼”要求做的，是士大夫的标准。时任吏部侍郎的高孝基对其评价甚高。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于太原，攻打隋朝。渡过黄河之后，李世民率军占领了渭北，准备进攻隋朝的都城长安。此时，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新王朝势必要替代旧王朝。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顺应潮流，加上李渊的军队军令严格，秋毫无犯，很得民心，归顺的人很多。官民及将士都来归顺，扶老携幼，日以千计。李世民广纳贤士，声名远播。时任隋隰州（今山西隰县，在山西西部）尉的房玄龄，分析天下大势，认为隋朝已是穷途末路，毅然决定投奔李世民。李世民当时驻军于渭北，而房玄龄在隰州，两个地方相隔有七八百里，房玄龄徒步前往李世民的驻地。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温彦博也投奔了李世民，对房玄龄的才能早有耳闻，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就向李世民推荐。求才若渴的李世民对房玄龄一见如故，深为他的才能所折服，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大业十四年（618）五月，李渊称帝，封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任命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接着，唐王朝就开始了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战争。
李世民连破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割据势力，房玄龄全都参与谋划。他很有政治眼光，善于深谋远虑，打了胜仗，攻下了城池，很多将领的注意力都放到了黄金珍宝上面，唯有房玄龄不为这些东西所动，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有才干的人，千方百计去打听、去发现他们，收罗到李世民的麾下，使之“各致死力”。由此李世民的政治势力在征战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壮大。后来以“杜断”而闻名的杜如晦，就是被房玄龄发现并向李世民推荐的。李世民感叹说，光武帝得到了邓禹，天下大治，房玄龄就是当代的邓禹。房玄龄不仅重视人才，还注重对前代图籍文书的保护。他担任秦王府记室后，秦王府的诸多事务，都由他亲自打理。他做事认真，效率又高，特别是撰写了很多军书、表奏，都是不打草稿、即时完成的，而且文采斐然，得到唐高祖李渊的赏识。史称他：“在秦王府十年间，掌管文书，每有军书表奏，立地成章，文字简约，条理清楚。”
二、玄武之变功在其中
“玄武门之变”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次宫廷政变，李世民由此决定性地成为唐王朝王位的继承人，开创“贞观之治”。在此次政变中，房玄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唐王朝建立后，又经过一系列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全国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捷报连连，经过长期的战乱，国家初定，民心思安，社会矛盾趋于缓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凸显出来，两人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斗争愈演愈烈。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他在创建李唐王朝的过程中，战功显赫，卓出于众皇子，宋司马光认为李渊之所以得天下，依靠的都是李世民的功劳。李世民不仅能征善战，在文采上也毫不逊色，多才多艺，可谓文武兼备。唐高祖李渊对次子李世民也是极为看重的。太原起兵的时候，李渊曾向李世民承诺过事成之后就立他为太子。唐朝建立后，唐高祖封他为秦王，又赐他“天策上将”的称号，地位远在王公之上。同时，李世民在“天策府”享有官吏任免权，天策府成为他在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此时的李世民不但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有一大批效忠他的将领，他利用各方面的优势搜罗人才，聚集到他的帐下，政治势力急剧扩大。太子李建成很明白这一点，他看到李世民政治势力日渐膨胀，自己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不禁忧心忡忡，但他也不甘心坐以待毙。在创立唐王朝的过程中，李建成也有一定的战功，他又与其弟李元吉联合起来同李世民抗衡，政治势力不容小觑。双方随着势力的扩大，矛盾也日益激化。据说有一次，李世民去太子府赴宴，回来后“吐血数升”。原来是李建成命人在酒食里下了毒，幸亏李世民酒量不大，饮之不多，才使李世民逃过此劫。这件事更使得双方的正面冲突一触即发。
房玄龄在这场争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有勇有谋和当机立断的性格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早在武德四年（621），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就称李世民有天子相，此事房玄龄一直谨记于心。中毒之事发生后，他立即拜见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一起商量对策。他已十分清楚，此时的局势必要先发制人，才能掌握主动权，赢得胜利。他说：“如今兄弟间矛盾已凸现，一旦发生内讧，不仅家族危险，国家也堪忧。”他认为应当劝李世民“学习周公的做法，以平定家乱。在生死存亡时刻，要当机立断”。长孙无忌同意他的看法，并将他的这些话转告李世民。李世民也认为只有立即除掉李建成及其党羽，才能避免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维持唐王朝的安定统治，使人民免遭生灵涂炭的悲惨命运。于是，李世民与房玄龄商量，打算发动宫廷政变。杜如晦、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也坚定地支持李世民，加入到发动政变的核心力量当中。
太子李建成获得的相关情况表明局面已经十分危急，并且朝不利于他的方面迅速转化。他决定主动出击，打算先从李世民身边的人下手。为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李建成使用了很多手段，软硬兼施。他先是对李世民帐下的重要谋士尽力拉拢、贿赂，但这一招术对李世民那些铁杆支持者显然不起作用。太子决定走上层路线，倚托皇帝这座大山，于是他在唐高祖那里中伤房玄龄和杜如晦。对于太子和秦王，唐高祖还是相信太子多一些，其实他本人也对秦王已经肥硕的羽翼十分不安，得到太子的举报，就将二人赶出了秦王府。
武德九年（626）李建成借突厥兵骚扰边疆之机，同李世民争夺兵权，并预谋杀死李世民，诸人都劝说李世民立即做出决定，不然就会贻误时机。李世民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政变前夕，受李世民之召，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士潜回秦王府，对政变事宜进行了细致策划。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大王功高盖世，理应继承大业。如今正在危急时刻，是上天相助的良机，望大王赶紧行动，不再迟疑。”从而坚定了李世民发动政变的信心。经过谋划，李世民除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即“玄武门之变”。八月，唐高祖李渊传帝位于李世民，改元贞观，史称唐太宗。
三、裁汰冗官任人唯贤
李世民做了皇帝后，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房玄龄等居功至伟。这时候，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表示不服。他认为房玄龄没什么功劳，只不过是个“刀笔之吏”罢了，唐太宗叙说李神通屡战屡败，并将房玄龄的功劳一一列举，称他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理应如此。李神通无言以对。
房玄龄任左仆射。因唐太宗在称帝前曾任尚书令，贞观年间因避讳，尚书令一职是无人出任的，因此尚书左右仆射就是尚书省最高长官，即宰相。
房玄龄任宰相后，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对唐王朝的兴盛做出了很大贡献。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应该“得其善者”。根据唐太宗的旨意，房玄龄对中央机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裁汰冗员，任人唯贤，最终核定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六员，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唐太宗十分重视人才，他说：“执政的要害，在于赢得人才。用人不当，必定难以治理国家。”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词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因此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使之能尽心尽力选拔人才。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唯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房玄龄虽然多蒙太宗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磕头请罪，恐惧得好像无地自容。房玄龄的用人政策很灵活，在官员的任用方面，他知人善任，杜如晦就是由房玄龄举荐给唐太宗并得到重用的。
杜如晦在秦府里做事，原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他的才能没有为李世民发现，因而没有得到重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被调离秦府，连杜如晦也在其中，李世民并没有在意，但房玄龄深知杜如晦的才能，劝李世民留下他，说失去别人都不可惜，杜如晦是个安天下的大人才，要想取得天下，就得有此人的辅佐。李世民听后大为震动，说：“你如果不向我介绍他，就会失去这一人才啊。”当即决定重用杜如晦，并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心腹。他深知杜如晦的长处，说：“非如晦不能筹划大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其功勋与房玄龄旗鼓相当。往往在房玄龄与唐太宗谋划之后，杜如晦进行剖断，这就是所谓的“房谋杜断”，两人相当默契，配合得很好，成为唐太宗的左膀右臂。房玄龄在选用人才的标准上，既注重才干又注重品德，注意发现德才兼备之人，认为这些人掌握着百姓的安乐。房玄龄对人才不求全责备，利用各自的优势，发挥其所具有的长处。薛收文才很好，也是经由房玄龄推荐给唐太宗的，讨伐的檄文、捷报大多由薛收来写，唐太宗也非常赏识他，可惜他英年早逝，让唐太宗悲叹不已。
在官员的任用上，房玄龄虽然求贤若渴，但坚持“宁缺毋滥”。一时没有合适的人才，他宁愿此位空缺，也不愿让不称职的人担当。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职务他更不愿让那些贪婪之人担当，以至于祸国殃民。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己来承担该职务，增大自己的工作量，宁愿世人误解讥讽他“吝权”。唐太宗对房玄龄信任有加，不仅授予用人大权，就连自己在任用人才时，也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在用人方面谨遵唐太宗所提出的“量才授职”、“任官唯贤”的原则，尽心尽力选拔人才，使唐太宗身边聚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贞观年间吏治清明，主要是他的功劳。
四、谏阻亲征修订法律
房玄龄对自己很严格，做事公正严明。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正道，就是处理事物要公平正直。”身为宰相，在处理君臣关系时，房玄龄不会曲意逢迎皇上；相反，他常当面指陈唐太宗的过失。
唐太宗下诏功臣可以世袭刺史，房玄龄授任宋州刺史。群臣都辞让世袭之事，房玄龄也罢刺史职，封为梁国公。不久，房玄龄加太子少师，来到东宫，皇太子李承乾要叩拜他，房玄龄辞让，李承乾遂止。
房玄龄任宰相十五年，女儿成了王妃，儿子娶太宗最宠爱的高阳公主为妻，可谓权高位尊，宠遇隆盛。他多次上表辞相位，唐太宗都未批准。后来，唐太宗晋升他为司空，仍总理朝政。房玄龄坚决推辞，唐太宗派使者对他说：“辞让确实是美德，然而国家多事，假如一日没有良臣辅佐，朕如同没有了左右手。看公体力未衰，请不要辞让。”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承乾谋反被废，晋王李治成为皇太子。房玄龄改任太子太傅。
在对周边部族关系方面，房玄龄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东突厥薛延陀部自恃强盛，反复无常。唐太宗带兵给予其致命的打击。真珠可汗放弃武力对抗，请求联姻结好，唐太宗反复权衡，拿不定主意。房玄龄认为国家疲敝，不宜再动干戈，主张和好。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真珠可汗归顺唐朝。后来事情虽未成功，但房玄龄的主张是相当明智的。
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发生内乱，唐太宗打算武力干预。房玄龄不同意唐朝以强凌弱，大动干戈。他以历史上数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均告失败为依据，说：“从前汉武帝多次讨伐匈奴，隋炀帝三征辽东，致使国败民穷，都是因战争引起的，望陛下详察。”由于他的劝阻，一触即发的大战得以消弭。但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不能忍受高句丽王的挑衅，御驾亲征前去讨伐高句丽。果不出房玄龄所料，这次亲征失败了。然而，唐太宗没有吸取教训，决定再次东征，此时的唐太宗已不像贞观初年那样虚怀若谷，善于纳谏了，他骄傲自满，且猜忌之心日重。自魏徵死后，直言的大臣越来越少，逢迎之人日增。此时的房玄龄已身患重病，他躺在病榻上仍忧心忡忡，关心天下安危，他带病上疏，竭力谏阻唐太宗亲征。唐太宗览疏，深受感动，对高阳公主说：“他已病危，尚能忧心国家大事！”遂停止亲征。
房玄龄、王珪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之处，太宗命侯君集重加推勘。魏徵劝谏道：“房玄龄、王珪均是朝中老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两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假如找到失当之处，那就不可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非竭诚为国。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于朝廷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徒失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心意。我真正关心的是国家政体，不敢袒护房、王二人。”太宗于是放下此事不再过问。
房玄龄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以前代的法律为基础，修订《贞观律》，包括律、令、格、式四个部分，该律承前启后，对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大到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生活，小至民间的婚丧嫁娶等都加以规定。据史料记载，《贞观律》去掉了死刑九十二条，减流放为徒刑者七十一条，还有很多减轻刑罚的条款。与前代相比，《贞观律》在定罪量刑上要轻，条文简约，该律遵照唐太宗的意旨，以“宽”、“简”为指导思想。《贞观律》在中国法制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后来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即是以该律为蓝本制定的。
房玄龄不仅在政治方面大有作为，在史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早在李世民攻下洛阳时，房玄龄就注意保护隋朝留下的图籍，以作为治国的参照。唐太宗也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任命房玄龄为史书的总监修，主持编撰前朝史书，包括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令狐德棻和岑文本合修《周书》，李百药修《北齐书》，姚思廉编撰《梁书》和《陈书》，魏徵编《隋书》，房玄龄还担任《晋书》的监修，他还在唐太宗的提议下，编纂本朝历史，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太宗对他说：“近来翻看《汉书》，载有《子虚赋》、《上林赋》，均华而不实。凡有上书议论国事，词理直切的，朕从与不从，均当载入国史。”因此，在编纂本朝国史时，房玄龄实事求是，对本朝人物不加以美化，不隐瞒其恶行，如实记录。
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病重，唐太宗亲自前去探望，君臣两人相对流泪不止，可见感情之深。七月，房玄龄辞世，时年七十岁。
尚书右仆射杜如晦
杜如晦（585～630），唐太宗朝宰相。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父杜吒，曾为隋昌州长史。他参与了“玄武门兵变”，协助李世民登上皇位，并与房玄龄一起共掌朝政。两人配合默契，理政建制，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后世论唐代良相，首推“房、杜”。史称“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
一、善观时局投身秦王
杜如晦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祖父杜徽曾是隋的怀州刺史，父亲杜吒为隋昌州长史。隋大业年间，杜如晦参加吏部人才选拔，时任吏部侍郎的高孝基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非常器重，叫他暂时屈就卑职，补淦阳县尉之缺。杜如晦就任没多久，就辞掉淦阳县尉之职。隋帝国风雨飘摇，乱军四起。到隋大业十二年（616），农民军已增至一百三十多支，人数达三四百万之众。随后，农民军在全国形成了三支强大的队伍：河南李密的瓦岗军、河北窦建德军、江淮杜伏威军。在这天下大乱之际，杜如晦也不知道自己该归向何方。
隋炀帝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留守太原的李渊父子在晋阳举兵反隋。李渊率领李建成、李世民等一路向南进发，由于李渊父子深得民心，策略得当，加之李世民英勇有谋，以致一路势如破竹，进军神速，同年十一月就攻占了隋朝都城长安。观战已久的杜如晦见大势已定，且深知李世民是个英勇有谋之人，善于广纳天下贤士豪杰，便投奔于李世民门下。
李渊攻占长安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他废除隋炀帝的各种重苛严刑，与民众约法十二条；处死拒不投降的阴世师等十余人；按起兵时预定的，立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天子，尊奉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没过多久，隋炀帝残部驻扎的江都发生内乱，隋炀帝被其部下所杀。李渊得知后，迫使杨侑下退位诏书，禅让于他。建国号大唐，改元武德，是为高祖。李渊的三个儿子则分别立为：皇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并任时年十九岁的李世民为尚书令。杜如晦投奔李世民门下后，被任为秦王府兵曹参军，执掌秦王府簿书、考课、仪卫等事务。
时隔不久，杜如晦被改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总管府是设立在边塞统率军队的机构，长史职位仅次于总管。这期间，秦王府的很多勇将谋士都被唐高祖调到外地任职，李世民为此一直忧虑重重，十分担心。记室房玄龄对他说：“府僚虽然大都走了，但不足惜。有个杜如晦，聪明，见识广博，有王佐之才。大王如果想经营四方，独揽天下，非此人帮助不可。”李世民奏请唐高祖留下杜如晦，使杜如晦依旧为秦王府幕官。高祖对杜如晦其人，一无所知，索性卖秦王一个虚人情，李世民把杜如晦视作自己的心腹，常常和他在一起商议国家大事。渐渐地，杜如晦成了秦王府幕僚中的重要成员，李世民每有心事，必与他商议。
二、随军征讨剖断如流
唐朝初期，除了关中、山西和巴蜀等一些地区被唐朝控制外，周围地区都还处于割据状态之中。唐王朝要真正统一天下，必须铲除这些割据势力。李氏父子经过认真商议后决定：巩固关中，以此为根据地出兵西北，然后攻占关东，拿下江南，尽早统一全国。唐高祖李渊遂命李世民为右元帅，率军征讨盘踞各地的割据势力。杜如晦也随同李世民一起，东征西讨，转战于各割据之地。
武德元年（618），李世民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最先击败了薛仁杲在陇西的割据势力，紧接着又消灭了在凉州自封皇帝的李轨。这一系列胜利，加强和巩固了唐王朝在长安以西的统治。武德三年（620），李世民军队又平定了盘踞晋北的刘武周。刘武周见唐军来势凶猛，逃到突厥，被突厥所杀。至此，关中周围的割据势力全被铲除。随后，李世民举兵关东，向李唐王朝在关外的最大威胁和对手、盘踞洛阳的王世充逼近。
王世充曾任隋朝礼部尚书，是隋炀帝的心腹。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阴谋手段夺取了实权，并自己当了皇帝，立国号为郑。在李世民与刘武周作战的时候，他趁机扩张势力和地盘，占据了唐的很多地方。然而，在李世民凌厉的攻击下，王世充的手下名将罗士信、秦叔宝、程志节等都归降了李世民。由于李世民对归降的官兵士吏都以礼相待，王世充的统治集团迅速解体，许多州县的官吏都想脱离王世充的统治。淆、邓、荥、汴、豫、显等州也相继归降，以致出现了“河南郡县相继来降”的热闹场面。王世充失去各州县官吏的支持和拥护，加之李世民军队的强烈攻势，节节败退，最后被围困于洛阳。这时，王世充想起了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便匆忙向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在农民军中很有名望，他担心王世充被李世民铲除后，自己也会步王世充后尘，遭受攻击，就立即亲自率军前往洛阳救援王世充。李世民与杜如晦等人作了缜密的分析，最后决定先灭掉窦建德，再铲除王世充。于是，李世民率军把守武牢的各处险要，伺机进攻，窦建德的军队因长途跋涉，日夜行军，疲倦不堪。李世民觉得正是进攻的好时机，便率小股精骑领先，大军继后，一阵猛冲猛杀，窦建德军队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溃不成军，随即大败，窦建德也受伤被俘。
击败窦建德后，李世民立即集中兵力分多路围攻洛阳。武德四年（621），王世充见后援已断，深知大势已去，再硬拼下去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便在李世民逼到城下时，率众臣出城投降，武牢之役不战而胜。这是唐朝统一中国的一个决定性战役。它的胜利，使整个中原地区的统一和安定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这次战役中，杜如晦起了很大作用，他对战事运筹帷幄，剖断从容，深为同僚所佩服。加之李世民大胆而果断的指挥，以致取得了一石二鸟的战果，彻底铲除了这两个对唐朝统治有着很大威胁的强劲对手。
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在漳南筑台告祭窦建德，并自封大将军，起兵反唐。不久，刘黑闼攻占了大片土地，定都洺州，自封东汉王。李世民又奉命率军攻打刘黑闼，经过艰苦作战，刘黑闼败亡。
在征讨割据势力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和李建成两兄弟各有战功，但相比之下，明显是李世民的战功最大，这得益于杜如晦的军事谋略。在李世民整个的东征西讨中，杜如晦对军国大事运筹帷幄，判断准确，为李世民提供了有效的战略计策。杜如晦也因此受到了幕僚同属们的赞赏。战争结束后，杜如晦屡获升迁。李世民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时，杜如晦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爵建平县男，食邑三百户。随后以本馆兼文学馆学士。文学馆是李世民专门用来接纳天下治学贤士而设置的。在被接纳的十八学士中，杜如晦居首位。李世民还命人画下十八学士的图像，藏于书府。李世民为其像题词道：“建平文雅，体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后，开府设官属，又拜任杜如晦天策府从事中郎，成为天策府参军。
三、“玄武”谋变功勋卓著
唐朝完成全国的统一后，其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发生分裂，最主要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
李建成对齐王李元吉说：“秦王府内的智谋人士中，只有房玄龄、杜如晦最可怕。”于是，在唐高祖面前谗毁二人，遂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府中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武德九年（626），突厥南下犯边。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李建成认为这是削弱李世民军事力量的好机会，便奏请唐高祖，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率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强将尉迟敬德等同行。这个目的很明显，他们想抽空李世民的精兵猛将，让李世民无还手之力。李建成甚至早已计划好，在为李元吉饯行时就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后，立即与长孙无忌商议，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密商计策，并与高士廉、尉迟敬德等人商量对策。经过精心密划，李世民最终于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兵变”，亲自率领长孙无忌等九人，在玄武门伏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为自己夺取皇位铲除了障碍。随后，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将军政大权全交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则任杜如晦为左庶子，协助料理政务。不久，又调杜如晦任吏部尚书。
四、功高位重青史留名
武德九年（626）八月，唐高祖李渊让位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改元贞观，尊李渊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后，论功行赏，群臣中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居功第一。杜如晦被晋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628），杜如晦被晋升为检校侍中，兼吏部尚书。检校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相当于宰相。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授杜如晦为右仆射。太宗在诏书中说：“杜如晦见识过人，神采奕奕，德高望重，声播远近。”从此以后，杜如晦和房玄龄同为唐朝宰相，两人配合默契，同心协力，开始了唐朝政治制度的建立工作。
杜如晦身为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任用官职的权力。在为宰相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引贤荐才，罢除贪官污吏；纳士用人，注重实效。杜如晦用官员史吏，主张先由州郡举荐，再由他考核录用。在当时，选官纳士只注重言辞口笔，不注重品质德行。杜如晦上任后，把品质德行作为选官任吏的一个必需条件。在杜如晦临终时，强力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吏部尚书。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书《拔士论》，说一人不能身兼数职，矛头直指房玄龄和杜如晦。唐太宗说：“玄龄、如晦二臣的才能是可以治理天下，陈师合难道想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吗？”遂贬陈师合于岭南。
杜如晦善于治国理政。隋末农民大起义后，纲纪紊乱，百废待兴。杜如晦和同朝宰相房玄龄拨乱反正，唐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都是二人所定。两人的通力合作和努力，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走上了正轨，从而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杜如晦为宰相时，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通力配合，互相学习。唐太宗每次同房玄龄商议大事，房玄龄必说：“非如晦不能决断。”待唐太宗把杜如晦召来，杜如晦必说：“最终须用玄龄的策略。”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两人齐心辅政，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干，共掌朝政。所以，后世论说唐代名相，必推“房、杜”。
在杜如晦做宰相时，他非常敬重敢于进谏之臣。他说：“天下有直言敢谏的人臣，即使国君无道也不至于失天下。”将诤臣看做是挽国家于危难的栋梁。他十分鄙视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说他身居要职，处得言之地，却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闭口不说，无一句谏言，只会使国家走向灭亡，用这样的人是国之不幸。作为宰相，杜如晦严格要求自己，对人却宽容大度，并能正确地发现别人的长处，使之充分发挥出来。然而，身为一代名相，史书记述他的功绩并不多，对此《资治通鉴》分析道：“太宗平定天下，而房、杜二人从不表明自己为此立下的功劳。王珪、魏徵敢于直言，而房玄龄、杜如晦善于让贤。英国公李和卫国公李靖善用兵，而房玄龄、杜如晦则善于把功劳归于皇上。”
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辞去宰相职务。随后病情加重，唐太宗多次遣使探望，并找名医诊治。次年二月，病危，唐太宗命太子前去探询。接着，唐太宗亲临杜如晦家中，抚之流涕。不久，杜如晦病逝，时年四十六岁。唐太宗闻知恸哭不已，废朝三日，并赐谥曰“成”。杜如晦的英年早逝，无疑是唐王朝的一大损失。一天，唐太宗吃瓜，其瓜味美，忽然又想起杜如晦，遂遣使把瓜放于杜如晦灵前以示哀悼，并对房玄龄说：“今日惟独见公。”说罢潸然泪下。可见其对杜如晦的感情之深。
侍中王珪
王珪（571～639），太宗朝宰相。字叔玠，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祖父王僧辩，为南梁太尉、尚书令；父王，在北齐时任乐陵郡太守。王珪历任黄门侍郎、侍中、礼部侍郎等职。王珪忠直，经常向太宗直言进谏；他乐于济助穷困的亲族，自己生活却很节俭。王珪是唐初与房玄龄、魏徵等齐名的宰相，对于“贞观之治”有一定作用。
一、太宗信任王珪直谏
王珪幼年时父亲去世，家中生活贫困，这使他养成了沉稳淡定的性格，他安于贫贱，为人随遇而安，但志向远大，与人交往严肃正派。隋开皇十三年（593），王珪应召到秘书内省，负责校定书籍，任太常治礼郎。他的叔叔王颇通晓儒学，见识高远，特别看重王珪，认为他将会大有成就。王颇受汉王杨谅造反牵连，被朝廷处死，王珪也应处死，他被迫逃往深山躲藏十多年。
唐高祖入关称帝，丞相府司录李纲向朝廷举荐王珪，王珪得以任世子府咨议参军。李建成立为皇太子，王珪任职中书舍人，升为太子中允，很受太子礼遇。太子与秦王李世民有矛盾，高祖责怪王珪不能起到辅佐太子化解矛盾的作用，把王珪流放到越嶲（今四川越西）。太子死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武德九年（626），太宗李世民登基，把王珪从流放地召回，任谏议大夫。太宗曾经说：“国君清正，但治下的大臣奸邪，天下固然不能太平，大臣贤良，国君奸邪，同样也不能天下太平。只有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四海安泰。朕虽然算不上清明，但幸亏有你们大家的不断谏正，也算是达到了太平了。”王珪说：“古时候，天子有谏诤之臣，因为谏言不被采用，相继而死，如今陛下圣德广布，广泛征求民间意见，我们愿意竭尽全力，希望对陛下稍有帮助。”太宗同意，于是诏令谏官随同中书门下及三品官一起入宫。王珪一心一意进谏善言，经常提出好的建议，太宗很信任他，封永宁县爵，任黄门侍郎，升为侍中。
太宗对王珪说：“朝中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以相互监督检查。中书省起草诏令制敕如有差误，则门下省当予纠驳指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往来辩论，务求准确恰当，放弃个人见解从善如流，又有什么不好呢？近来有人护己之短，于是产生仇怨隔阂；有的为了避开私人恩怨，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造成万民的灾患，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在那时，均自认为有智慧，祸患殃及不到自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庭与国家俱亡，虽然这中间偶有某个人得以幸免，也要被舆论所针砭，永远难以翻身。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王珪谨记心中，并身体力行。
一天，王珪晋见太宗，有一个美人站立在太宗身边。这个美人原来是因谋反被杀的庐江王李瑗的妃子。太宗指着美人告诉王珪：“庐江王蛮横无道，杀了她的丈夫，把她收为小妾，这样昏暴的王公，哪能不灭亡？”王珪离开席位，严肃地问太宗：“陛下认为庐江王是对呢，还是不对？”太宗惊讶地问：“庐江王杀了人把被杀者的妻子夺为自己的妾，你还问他是对还是不对，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吗？你是什么意思？”王珪说：“我听说，齐桓公到郭国（即虢国，都城为河南陕县）时，问当地父老郭为什么灭亡，父老说，那是因为郭国国君亲近善人，厌弃恶人。齐桓公不理解地问：‘如你所说，那么郭君是贤明君主啊，怎么会灭亡？’父老说：‘事情不是这么简单。郭君亲近善人却不能任用他们，厌弃恶人却不能罢黜他们，所以郭国不能不亡。’现在陛下知道庐江王无道，所以灭亡，但他的侍妾还在，我不知道陛下如何看待这件事，是对还是错。”太宗虽然后来没有疏远这个美人，但很欣赏王珪的这番议论。
太宗问王珪：“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为什么呢？”王珪回答道：“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日益衰微的原因。”太宗颇以为然。
太宗命太常少卿祖孝孙给宫中的乐师指导乐律，但是长期以来，乐师们一直没有长进，因此祖孝孙多次被批评，王珪与宰相温彦博一起劝谏太宗说：“孝孙精通音律，教授不是不用心，只是恐怕陛下所问不得其人，祖孝孙是品行高尚的雅士，陛下却让他教授那些女乐师，还责骂他，陛下是不是太轻视士人了？”太宗大怒：“你们都是我的心腹，应当尽忠献直，为何欺罔主上，替别人说话？”温彦博恐惧告罪，王珪却不为所动说：“我原是前太子（李建成）的部下，犯罪当死，陛下哀怜我，免了我的死罪，还让我担任枢密之职，是要我效忠陛下。如今臣所进言，岂是为了私恩？现在陛下怀疑我有私心，这是陛下有亏于臣，而臣不亏欠陛下。”太宗深感惭愧，不说话了。第二天，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帝王，能够纳谏者确实难。从前周武王不任用伯夷、叔齐，宣王杀死了无罪的杜伯，自古以来帝王纳谏实在是难啊。朕每天都向往前代圣贤，昨天朕无端责备王珪等人，现在非常后悔，你们大家不要因为这点小误会，从此不愿意进谏啊！”
二、论相精准为人节俭
当时，王珪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朝辅政。太宗因王珪善于品鉴人物，并且善于言辞，便与他讨论：“你善于识别人才，而且通达敏悟，请你说说房玄龄他们都是什么类型的人才，再把你自己跟他们作一下比较。”王珪说：“勤劳于国家之事，尽心竭力，这方面我不如房玄龄；能文能武，能将能相，这方面我不如李靖；启奏文本写得详明，进退合乎礼仪，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善于处理繁杂事务，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不如戴胄；一心谏诤主上过失，总担心当今天子比不上古代尧舜，这方面我不如魏徵。但是，疾恶好善，激浊扬清，我比他们要强一些。”太宗赞同这番评价，房玄龄等人也认为都说出了他们的优点，评论准确。
后来，王珪晋封为郡公。贞观七年（633），王珪因为泄露朝廷上的一些言语获罪，降职为同州刺史。太宗看重他是名臣，不久便召还他，任礼部尚书。贞观十一年（637），王珪与诸儒修订《五礼》书成，太宗赐给他三百段帛，封其一子为县男。同年，王珪兼任魏王李泰的师傅。魏王降尊称师，王珪也坦然以师傅自命。魏王曾问师傅什么是忠孝，王珪说：“陛下是大王的君主，侍奉君主要考虑尽忠；陛下是大王的父亲，侍奉父亲要考虑尽孝。既忠又孝，就可以成名成功。”魏王说：“关于忠孝，我谨遵教诲，希望能听一听具体怎么去做。”王珪说：“汉朝的东平王刘苍说‘为善最乐’，希望大王记住这句话。”太宗听到王珪如此教导魏王，非常高兴，说：“有王珪做老师，这孩子从此可以不犯错误了。”
王珪年少丧父，生活贫困，身边人经常救济他一些衣物钱财，他也不推辞。后来富贵了，他以丰厚的财物回报施恩之人，如果施惠者已经死了，就周济他的家人。王珪的性情宽简，在官任上严格遵循法度，他家的仆人们从没有见到他的责怒之色。王珪家中有守寡的嫂子，王珪对她十分尊重，家中事都要向嫂子请示，才做决定。王珪教育抚养侄子，比对自己的亲儿子还关心。家族中的人有困难，他全力帮助，对自己却很节俭。但是王珪居然不建家庙，四时八节，都在家中祭祀。这遭到礼部纠察弹劾，太宗出资，给王珪建了一座家庙，使他感觉羞愧，但不办他的罪。舆论因此认为，王珪的节俭也太过分了，与礼法相悖，因此很有鄙薄的意思。
王珪当年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友好，他的母亲李氏说：“你将来一定富贵，但我不知道你都与什么人交往，哪天你把他们请来，我看看。”房玄龄等人来到王家，李氏悄悄观察他们，惊讶不已，使人备办酒席，请宾客畅饮终日。李氏说：“这两位客人都是辅佐帝王的人才，你的富贵是毫无疑问了！”
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当时习尚，各位公主下嫁，因为特殊的高贵身份，都不行拜见公婆之礼，王珪说：“皇上也得遵守法度，依国法家法，我应当受公主拜。我这不是为自己争什么礼，我要以此树立法度的权威。”于是与夫人坐在正堂，公主正式行儿媳拜见礼，然后退下。从此以后，公主下嫁，都要对公婆行儿媳妇拜见之礼，是王珪创下了这个先例。
贞观十三年（639），王珪病重，太宗派公主到他家探望，又派户部尚书唐俭调理医药和饮食。王珪不久去世，时年六十九岁。太宗穿丧服在别宅哭祭，还下诏魏王李泰率领百官亲到灵前哭吊。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懿”。
侍中魏徵
魏徵（580～643），唐太宗朝著名宰相。字玄成。祖籍曲阳（今河北晋县），后迁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父魏长贤，曾任隋地方官。魏徵任相期间，恪尽职守，刚直不阿，知无不言，敢于直谏，对于唐太宗统治的维护和巩固以及唐代社会的安定、政治的开明、经济的繁荣，功不可没。魏徵不但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史学家，在文化事业上颇有贡献。谥“文贞”。
一、少小勤学加盟瓦岗
魏徵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生后第二年隋朝便取代了北周，所以他便在隋朝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父亲魏长贤曾做过隋朝地方官，为政清廉、秉性刚直，而且博学多才，治学严谨，这使魏徵从小受到良好的熏陶，对于他以后的为政与治学大有裨益。由于父亲英年早逝，致使家道衰落，生活贫困。但是魏徵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沦落颓废，反而更加胸怀大志、勤学苦读。他每天广学博览、挑灯夜读、伏案疾书，在浩瀚的古籍书海中，汲取滋养，陶冶情操，积蓄才志。
隋朝末年，各地农民军蜂拥而起，隋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生逢乱世，魏徵深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远大志向也无以寄托，既然入仕无望，便出家当了道士。
在隋末农民军中，有一支武阳郡郡丞元宝藏领导的队伍。元宝藏和魏徵平时交往甚密，以朋友相称。元宝藏深知魏徵的才华，起兵反隋后，就动员魏徵出山，辅佐自己。于是，魏徵便在元宝藏的旗下，做起了郡府的书记官，掌管军中的文书。当时，李密领导的农民军——瓦岗军，声势浩大。起义军攻占官仓，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深得民心。李密出身贵族，隋大业初，为左亲卫府大都督，因不满朝政，投奔瓦岗军。在瓦岗军中，李密长于谋略，战功卓著，逐渐成为瓦岗军的领袖。看到瓦岗军势如破竹的形势，元宝藏意欲投奔李密，便多次给李密写信，表明意愿。李密阅读了信件，深感措辞贴切，文采飞扬。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信件出自魏徵之手。李密统辖元宝藏军后，就力邀魏徵在瓦岗军中任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学卷宗。
瓦岗军屡败隋军，据有洛口、黎阳、回洛三大粮仓，队伍不断壮大，声势日盛。李密便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魏徵根据瓦岗军当时所处的形势，向李密呈上十条建议，李密虽然表示感谢，并不予以重视。
隋朝末年，洛阳仍由隋军固守，李密与洛阳隋军长期对峙。双方在战斗中互有胜负。当时掌握洛阳大权的是隋朝大将王世充，他企图趁李密人马疲惫之际，一举歼灭瓦岗军，李密与将领们积极筹划，准备应战。魏徵认为这次战斗成败事关瓦岗军的前途命运，于是，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郑颋说：“魏公虽然取得速胜，然而精锐将士多战死，士气又低落，恐怕难以御敌。况且王世充军粮不足，我军在士气和斗志上难以与其相比。不如挖深沟、垒高墙拒敌，以防守为主。过不了多久，王世充粮草殆尽，必将自行退兵。那时候追击残弱之兵，必定获胜。”郑颋根本没把这一个文学参军放在眼里，对魏徵的建议置若罔闻。李密自恃兵强，他的将领们也都主张与隋军速战，结果，李密大败，从此，曾经威震天下使隋军闻风丧胆的瓦岗军便销声匿迹了。
二、归降唐朝辅弼太子
李密兵败后，率领残余部下逃奔长安，归降了当时李渊建立的唐朝。李渊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被封为唐国公后起兵太原，占据了长安，建立了唐朝。虽然在瓦岗军中魏徵的建议不被李密所采纳，但是魏徵却一直对李密忠诚、信赖，所以当瓦岗军失利后，魏徵跟随李密归附李唐。
李密归唐后不久，又举兵谋反，最终兵败，引来杀身之祸。魏徵是李密带来的旧部，自然也就不会受到唐高祖李渊的重用。因长期无用武之地，魏徵便主动要求去招抚太行山以东地区，因为这一带仍有李密的余党在活动。于是魏徵先来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给据守在那里的徐世写了一封措辞恳切、语重心长的信函。信中魏徵规劝徐世认清当前形势、顺应历史潮流，只有归附唐朝，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徐世被此信深深打动了，不久便归降了唐朝。魏徵这一举动不可轻视，徐世后来成为唐朝一代名将，应该说这是魏徵为唐朝所做出的一大贡献。后来，魏徵又直奔魏州，那里有他的老朋友元宝藏。在魏徵的劝说下，元宝藏也归附了唐朝。
武德二年（619）十月，窦建德率领农民军起兵南下，直攻黎阳。此时，魏徵刚好从魏州返回黎阳。黎阳失守，魏徵被俘。窦建德对魏徵的才学早有耳闻，便任魏徵为起居舍人。
武德四年（621），李世民亲率大军东征洛阳王世充。唐军兵临城下，王世充深感形势严峻，火速与窦建德联络，请求援助。窦建德权衡利弊后，率领大军前往增援，李世民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围攻洛阳，另一路阻击窦建德。结果，两路大军均获全胜，一举击溃王世充与窦建德。魏徵又得以回归唐朝。魏徵一生两次身入义军，他亲眼目睹了广大农民的生活疾苦，亲身经历了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的反抗义举，这对他日后政治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他最终成为刚直不阿、直言进谏的一代名臣。魏徵重回长安，仍然不被朝廷所重用，而太子李建成对他的学识颇为赏识，便召为洗马。为报太子的知遇之恩，魏徵尽心辅佐太子，积极为他出谋划策。李建成此时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获得皇位的根基并不牢固。其弟秦王李世民在统一唐朝的过程中，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威震四方，对于唐朝的统一，可谓战功卓著，其功业远远超过太子李建成。但李世民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他不甘为人之下，于是就与太子李建成展开了争夺皇位的殊死斗争。魏徵对此为太子深感忧虑。
武德四年（621），窦建德旧党刘黑闼，再一次起兵，接连攻克漳南、幽州等地，大肆杀戮唐朝官吏，半年之内，便占领了河北大部分土地，收复窦建德旧地。魏徵认为这对太子来说是一个壮大势力、提高威望的绝好时机，于是便对太子进言道：“现在刘黑闼的士卒伤亡、逃散的颇多，剩余的不满万人，而且粮草物资匮乏。如以我大军攻击他们，势如破竹。殿下应马上发兵进攻，以取功名。”李建成听从了魏徵的建议，便上奏唐高祖。奏准后，魏徵便协同太子率军征讨刘黑闼。在作战中，他鞍前马后，积极为太子献计献策。他主张对刘黑闼不宜采取强攻之策，否则部队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巨大，应该采取瓦解军心、涣散士气的策略，这样事半功倍，速战速决，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李建成采纳了魏徵的军事策略，便向敌军发出信息：只擒刘黑闼一人，其余部下只要投降，一律不予追究。结果，敌军纷纷放下武器，溃不成军，很快便不战自败了，河北的大批失地也尽归唐朝。
在魏徵的辅弼下，通过这次战役，李建成不但建立了战功，而且也结纳了山东豪杰，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此后，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为了争夺皇位，互相倾轧，愈演愈烈。李建成的三弟李元吉站到其兄李建成一边，也加入到这场争夺皇位的斗争。魏徵劝说李建成杀掉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否则夜长梦多，形势多变。但太子顾虑重重，并没有很快接受魏徵的建议。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一举杀死了李建成与李元吉，逼迫李渊退位。同年八月，李世民登基，史称唐太宗，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
三、据理力谏刚直不阿
李世民坐稳皇位之后，对太子东宫官属不计前嫌，还从中甄选了一批人员，委以重任。这时，有人向唐太宗告发魏徵曾劝太子谋杀他。唐太宗便把魏徵召至宫中，面带威严，厉声质问：“你为何要挑拨离间我和太子？”魏徵坦然无惧、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太子如若早依我计行事，那么今天的局面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听了魏徵的话，当时左右大臣的心都为之悬了起来。唐太宗却反而气消颜开，因为他觉得魏徵秉性刚直，有胆有识，所以不但没有怪罪于他，反而提拔魏徵为谏议大夫。
唐太宗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代明君，他求贤纳才、知人善用，特别注意虚怀纳谏。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何谓明君？何谓暗君？”魏徵答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魏徵看来，皇帝必须虚心、诚恳而广泛地听取臣子的建议，因为皇帝深居宫中，不可能全面地了解国家大事，只有虚怀纳谏，才能避免独断专行，国家也才能得以长治久安。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此后，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告诫便成为唐太宗纳谏的重要指导思想。
魏徵认为隋代灭亡，唐朝兴起，历朝历代的更迭有一条教训值得记取：“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魏徵经常劝诫唐太宗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准备在洛阳修建宫室，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极力劝阻。唐太宗非常气愤。魏徵说：“皇甫德参的意见是正确的。皇帝修建宫室，只图个人享受，滥用人力物力，于国于民无裨。皇甫德参虽措辞激烈，但也是为了警策皇帝呀。”唐太宗思虑再三，最终接受了魏徵的意见，不但没有治罪于皇甫德参，而且还对他加封官职。后来唐太宗又要在洛阳修建飞山宫，当时正值陕西、河南一带大雨连降，许多百姓房屋坍塌，无家可归。魏徵上书唐太宗：“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自身被杀，江山破碎。陛下拨乱反正，要吸取亡隋的教训，不要奢望住进高大的宫殿，心甘情愿住在矮小的屋子。如果我们现在建造宏大宫殿，那就跟隋炀帝一样了，灾祸很可能降临于我们。”魏徵以隋为鉴，据理力谏，终于说服了唐太宗，停止修建飞山宫。唐太宗还下令将建宫的材料送至受灾地区，以资流离失所的灾民重建家园。
贞观六年（632），在众臣的请求下，唐太宗准备前往泰山封禅，而魏徵却极力反对。唐太宗百思不得其解，便向魏徵询问缘由。魏徵回答说：“眼下国家刚刚安定，百业待兴，国库仍然空虚。在这种情况下，陛下如若封禅，兴师动众，必然劳民伤财，与‘抚民以静’的国策相悖。”唐太宗听了这番道理后，便取消了登泰山封禅的计划。
在治国方针上，魏徵不但认为对内应“静之而安”，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也认为不应轻易动武。因此他向唐太宗提出“偃武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夷即服”的治国策略。在魏徵看来，首先应立足于国家的强盛，不急于扩张领土，只要国家安定强大了，与周边的关系便能处理妥善，那些少数民族便能臣服于中国。唐太宗也非常赞同魏徵的观点。贞观初期，唐太宗一方面加强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服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原来的首领担任高级官职。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此外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同周边各部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这样大大促进了民族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此同时，唐朝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
四、依法治国编纂史著
在依法治国方面，魏徵特别强调，作为一国之君，对待臣子应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一视同仁。贞观初，濮州刺史庞相寿搜刮百姓、贪污腐化。有人因此而向朝廷告发了他，结果受到追缴赃款、解除职务的处罚。庞相寿原来是唐太宗为秦王时的部下，因而就向唐太宗求情，请求从轻发落。唐太宗念及旧情，作出批示：官复原职，不予处罚，还赐予庞相寿一百匹绢以做安慰。唐太宗认为庞相寿之所以贪财，是因为他家里的生活可能较为贫困，赐予他一百匹绢，这样他今后也就不再贪赃枉法了。
朝廷众臣对唐太宗此事的处理议论纷纷，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魏徵便进谏说：“依法治国，切忌亲疏有别，赏赐之时，一定要想到与皇帝疏远之人；惩罚之时，千万不要忘记与皇帝亲近之人。这样，赏罚分明，秉公执法，百姓群臣才能心服口服，国家也因之而得以安定。如今庞相寿执法犯法，理应予以严惩，只因与陛下有私交，陛下就予以袒护，如此行事的后果必是法不服人，国将不国。”唐太宗听了魏徵的一番话语，觉得很有道理，收回了自己的批示，依法惩处了庞相寿。正是由于魏徵刚直不阿，勇于进谏，唐太宗诚心纳谏，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才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
由于魏徵秉性刚直，大公无私，对唐太宗的言行敢于面折廷争，因而唐太宗对魏徵有时不免也产生了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去山中打猎，一切安排就绪，却又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动身，最终此次出猎没有成行。魏徵得知后向唐太宗问及此事，唐太宗笑而答曰：“朕虽然计划要进山打猎，但当时你不在京城，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所以考虑再三，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魏徵从贞观初年仕于朝廷，到贞观十七年（643）去世，其间所奏之事有史籍可考的共二百余件，涉猎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大部分都保留在《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书中。贞观十一年（637）所上的《论时政疏》、《十渐疏》是他一生奏疏中最为重要而有名的，所谏内容主要有：居安思危，施行仁义，轻徭薄赋，举贤任能，坚持法制，虚怀纳谏，偃武修文，少动干戈，善始令终，力防蜕变等。
从唐朝建立始，魏徵的治国思想就是注重对前朝历史的借鉴。他博览古籍，精通史学，因而他的谏言善于剖析历史，以史为鉴，以古喻今，所以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史学家。唐太宗即位后，贞观三年下诏修撰《隋书》、《周书》、《北齐书》、《陈书》、《梁书》（时称五代史），魏徵奉命总领其事。其中《隋书》中的绪论，《北齐书》、《梁书》、《陈书》中的总论部分皆由魏徵亲自撰写。这些论文深刻地剖析了历代王朝特别是隋朝衰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集中反映了魏徵进步的历史观，是颇有历史价值的。贞观十年（636）五部史书修撰完毕，唐太宗加封魏徵为光禄大夫，晋爵郑国公。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徵身染重病。由于魏徵一生清廉，家无正厅，唐太宗便下令用当时正在修建的一处便殿的建筑材料给魏徵建造正厅。唐太宗还派人到他家守护，并且亲临魏徵家中探望。
魏徵病逝后，唐太宗亲自上门吊唁，恸哭失声。为此唐太宗向文武大臣宣布停止上朝五天，全部去魏徵家中进行吊唁，自己还亲自为魏徵写了碑文。他对大臣们无限感慨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徵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唐太宗的这番肺腑之言，是对魏徵一生极为正确而公允的评价。
中书令温彦博
温彦博（578～637），唐初宰相。字大临，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人。父温君悠，曾任北齐时文林馆学士，入隋为泗州司马。温彦博与他大哥温大雅、三弟温大有都是唐初的知名人士，在辅佐李渊建唐、太宗“贞观之治”中都有功绩。温彦博是贞观初年与王珪、房玄龄、李靖等名臣共同辅政的宰相之一。谥号“恭”。其中，使他彪炳史册的是他提出的对待突厥开明的民族同化政策。
一、拒不泄密谙于应对
温彦博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温君悠曾任北齐文林馆学士、隋泗州司马。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温彦博不仅有学识渊博的父亲，还有和他一样自幼就博览群书、聪颖过人的哥哥温大雅和弟弟温大有。温彦博自幼聪悟，有口才，博涉经史笔记。他父亲的好友薛道衡、李纲看到温彦博弟兄三人刻苦攻读，都十分赞许，认为皆卿相才。隋文帝末年（604），温彦博二十七岁，为州牧秦孝王杨俊所荐，授文林郎、直内史省，转通直谒者。
大业十二年（616），隋虎贲郎将罗艺起兵攻占柳城、怀远等地，自称幽州总管，温彦博被引为司马。唐武德元年（618），李渊在关中建立唐政权，罗艺看到李氏已定关中，人望归之，认为其王业必成，于是于次年归附了唐王朝。温彦博因预谋此事有功，被任命为幽州总管府长史，封西河郡公。
不久，温彦博被唐高祖召入朝廷，拜为中书舍人，又擢为中书侍郎。当时高句丽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唐高祖因高句丽国反复无常，准备拒绝其进贡，不再做高句丽国的宗主国。温彦博引证历史，认为如此不妥，他劝唐高祖说：“辽东本是周朝时的箕子国，汉朝在那里设立玄菟郡，不允许高句丽国称臣，周边各国怎么办？”唐高祖认为言之有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接受了高句丽国称臣纳贡的要求。
温彦博以善辞令而闻名，他熟悉四方风俗，胪布诰命，奏对详明，对于有关国家利害的事情，知无不言，史书上盛赞他这种谙于应对的才能说：“有若成诵，声韵高朗，响溢殿廷，进止雍容，观者拭目。”高祖李渊曾经大宴近臣，遣秦王李世民宣读圣旨。李世民声音清朗、气质超群出众。待读完，高祖得意地问左右：“我儿子比温彦博如何？”李世民有帝王之才，李渊把他与温彦博相比，由此可以想见温彦博的不同凡俗。
武德八年（625），突厥率骑兵十万入侵边境，唐高祖出兵拒敌，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温彦博为行军长史。唐军在太谷一战中败于突厥，温彦博被俘。突厥统帅颉利听说温彦博是唐高祖身旁的重臣，如获至宝，多次审问温彦博，要他供出唐朝兵力分布、军备人员等情况。温彦博坚持不肯泄露军事机密。颉利大怒，把温彦博押送到阴山边远苦寒之地，温彦博仍坚贞不屈。直至唐太宗即位，突厥与唐和好，才把温彦博放回。
温彦博返归唐朝，被任命为雍州治中，不久改检校吏部侍郎。他兢兢业业，恪守职责，大力整顿吏治，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628），温彦博任御史大夫，仍检校中书侍郎职务，在与各国来使的交往中，他善于谈吐，颇有外交才干。有一次，唐太宗问到四方各邻国的民情风俗，温彦博侃侃而谈，了如指掌。
二、同化突厥一生清廉
贞观四年（630），温彦博升任中书令，负责草拟皇帝诏诰及有关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成为宰相，晋爵虞国公。
不久，突厥来降。唐太宗召集近臣商议如何安置突厥的土地和百姓。不少人认为：突厥恃强，扰乱中国，已经很久了。今日他们丧失了实力，来归顺我们，并不是真有慕义之心。他们主张把突厥人分散到河南及各个州县，让他们各自耕田务农，变其风俗。这样，百万胡虏，就变成为顺从的汉民，中国得到增加人口的好处，塞北也消除了隐患。一些大臣也十分称赞这样的计划，唯独温彦博起而反对。他认为，早在汉代时，就已安置来降的匈奴于五原塞下；今天，大唐也应当效法汉代的措施，不要遣散他们。这样做，保全其部落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可以安抚他们，一则可充实空虚之地，二则可示无猜疑之心。他认为，如果按某些大臣的建议，把他们遣向河南之地，散属州县，那就违背了突厥族的民情和风俗习惯，非招抚远人之道。但温彦博的主张遭到秘书监魏徵的激烈反对，他认为突厥自古为患，难以管理，安置内地，等于养虎为患，主张将这部分人仍然置于边疆，使他们居其旧土。温彦博坚持己见，主张以德怀之，他说：“教给他们礼法，为他们选定首领，有何后患？”温彦博提出的安置突厥办法的实质，是以尊重突厥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为基点，给予突厥族以某种限度的自治权力，显然是在团结的基础上，采取开明的民族同化政策。唐太宗最后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将十万户突厥族迁入中原，其中三万户定居在长安；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一带地方置顺、佑、长、比四州都督府安置内附突厥人民，任命突厥本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率原来部众；又挑选突厥族部分贵族担任京官武职，其中五品以上的将军、中郎将约有百余人。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当时以突厥为首的少数民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与深刻的影响。
贞观十年（636），温彦博又升为尚书左仆射，他鞠躬尽瘁，全力以赴国事，甚至杜绝了和宾客的应酬交往。对于国家大事，则知无不言，进见必陈政事利害，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多次受到嘉奖。
贞观十一年（637），温彦博病故。唐太宗十分感叹地说：“彦博的病故，实在是因为操劳国家大事、耗思殚神的缘故啊！朕亲眼见他不顾疲劳地为国办事，已经有多年了。朕恨不得让他多休息一下，以延长他的寿命，结果他还是过早地去世了！”
温彦博病故时，因为家中没有正房，只能将其遗体殡于别室，而不能按古时的风俗习惯寿终正寝。唐太宗当即下令，为温彦博建造正寝之堂（即正房）。又给温彦博赠特进（这是专授给大臣中有特殊贡献和特殊地位的官名，为文散官员中第二阶，相当于正二品），谥号“恭”，让温彦博的灵柩陪葬在昭陵，给予极高的礼遇。
侍中刘洎
刘洎（？～645），唐太宗朝宰相。字思道，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刘洎历任长史、给事中、治书侍御史、尚书右丞、黄门侍郎、侍中等职。他为政颇有能力，也常劝谏太宗，多有建树。但他性情粗疏，不拘小节，被禇遂良诬陷而死。他的悲剧，反映了唐太宗晚年渐趋专断的情形。
一、善于理政劝谏太宗
刘洎在隋朝末年，在占据江陵称帝的萧铣门下任黄门侍郎。萧铣命令他攻打岭南，他率军夺取五十个城镇，但还没有来得及报捷，萧铣就在唐军的攻打下破败了，于是他率所攻取的城镇归唐，拜授南康州都督府长史。
贞观七年（633），刘洎升任给事中，封清苑县男。贞观十五年（641），改任治书侍御史。这时候，尚书省诏敕拖延积压，长年不能解决。刘洎上疏说：
尚书省是政府机构中的关键部门，贞观初年没有尚书令、仆射，职务合并，事务繁杂，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应付各种事情，弹劾检举违法大臣，无所回避曲从，各个部门慑于威势，风气肃然，不敢懈怠。近来由于功臣和皇亲掌权，品级和官位不相称，功臣权贵互相排挤，虽然想努力去做，却害怕众人议论诽谤。因此郎中不敢裁夺，遇事只管禀告；尚书迟疑不决，不能独自裁决。使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各得其人，不仅是为了挽救疏忽延误的弊端，还应当矫正争名夺利的弊病。
不久，拜授刘洎任尚书右丞。刘洎非常胜任此职，于是尚书省又治理得像魏徵时一样井井有条。贞观十七年（643），刘洎加授为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升任黄门侍郎。
刘洎性情粗疏而果敢。太宗工王羲之书法，尤其善飞白。有一次他在玄武门大宴三品以上官员，太宗亲自操笔作飞白字赏赐群臣，群臣纷纷争相趁着酒意从太宗手中拿取，刘洎登上御座夺得。君臣都说：“刘洎登御座，罪当处死，请求依法治罪。”太宗笑了笑，对此置之不理。
太宗晚年不像贞观初年那样虚心纳谏，而是喜好辩论，与公卿谈论古今大事，一定要反复诘难、探究得失。刘洎劝谏说：“帝王与臣庶、圣哲与庸人之间，等级悬殊，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因此要求愚人与圣哲应对，卑贱的人与尊贵的人争论，即使想让自己占上风，也不能达到目的。陛下颁布恩诏，面带慈祥，虚心听取采纳劝谏，恐怕群臣还恐惧退缩不敢进言。何况陛下天生聪慧而有口才，修饰辞藻，援引古今、咄咄逼人地与他们辩论呢！大凡上天以无言为尊贵，圣哲以不言为美德，都是为了避免自找麻烦。而且多记损伤身心，多说耗费气力，心气内损，形神外劳，起初没有觉察，时间长了就会生病。况且今天的太平盛世，是陛下身体力行而达到的。想使它长久，不是通过广博的知识，而应当忘记爱憎，谨慎取舍，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刘洎的这番议论的确说到了太宗的短处，太宗依仗自己的聪明睿智和至尊地位，经常在殿中与大臣辩论，不把大臣驳倒不罢休，这种争强好胜的行为，不是仁爱之君的做法，锋芒太过，令人恐惧。太宗亲写诏书答说：“不思虑无法治理国家，不说话无法表达思虑。即使如此，傲慢而轻视别人，恐怕是因讨论导致而成。若说形神心气，不算烦劳。”这话仍然是在为自己辩护。
二、尊贤重道被诬赐死
晋王李治被册立为皇太子后，刘洎认为应该尊贤重道，上书说：“太子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善恶的习性，与兴亡紧密相连。开始不勤奋，以后必将后悔。因此晁错（西汉景帝时大臣）上书，要求太子通晓治国的方略；贾谊（西汉大臣）献计，要求太子务必懂得礼教。如今太子孝友仁爱，本是天生，然而正当壮年，在学业上应当有长进。陛下多才多艺，还能注意磨炼意志，博采异闻，而太子却悠然自得，坐在那里白白浪费时间。陛下每次退朝后，还要引见群臣，访古问今，询问得失；而太子身处内宫，不接近正人君子，听不到正直的言论，对此，臣实在不能理解。古时候的太子，问候起居后退下，是为了推广尊敬；不在同一个宫里相处，是为了远离嫌疑。近来，太子一旦入朝侍候，十多天还不见出来，师傅和东宫属官，只是充数摆样子罢了，到哪里去教导、帮助太子呢？这不是爱护太子的做法。臣认为给太子传授好书，让他与嘉宾同乐，让他听未曾听过的话，看未曾见过的事，使太子的品德更加高尚，是百姓的福分。”于是，太宗敕令刘洎与岑文本、马周每天轮流在东宫值班。
太宗曾经怨恨苑西监穆裕，下诏在朝堂斩首，皇太子急忙劝谏。太宗高兴地说：“朕开始得到魏徵，能够早晚进谏，魏徵去世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续进谏。儿子在朕的膝前，看到朕喜欢听取谏言时间长了，因此今天也来进谏。确实是习惯成自然呀！”刘洎升任侍中。太宗忽然对群臣说：“人臣对于帝王大多顺承旨意，常以甜言蜜语取悦君主。朕欲闻已过，卿等必须积极指出朕的过失。”长孙无忌、李、杨师道共同推辞回答说：“陛下用高尚的品德达到天下太平，臣等愚昧，没有发现陛下的过错。”刘洎说：“可是近来有人上书，因为不对陛下的心思，陛下逼问得上书者羞愧汗颜，这恐怕不符合陛下鼓励进言的原则。”太宗说：“你的话很对，朕能改正。”
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辽东，诏令刘洎兼任太子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辅佐皇太子临时代皇帝处理国政。太宗说：“朕如今统军远征，让你辅佐太子，国家的安危都寄托在你身上，你应该理解朕的用意。”刘洎说：“希望陛下不要忧虑，大臣如果有罪，臣会立即依法诛杀他。”太宗责怪他的话太过分，告诫他说：“君主不缜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缜密会失掉性命。你性情粗疏而果断，恐怕会因此坏事。”
刘洎与宰相褚遂良合不来。太宗从辽东返回，由于在途中背上长痈，身体状况很差，刘洎与宰相马周一起入朝问候，出来时，刘洎看见褚遂良，哭着说：“皇上得了痈病，令人十分忧虑！”褚遂良就诬陷上奏说：“刘洎说：‘陛下死后，国家不足以忧虑，正好可以仿效伊尹、霍光辅佐少帝即位，有异议的大臣便诛杀掉。’”太宗大怒，病愈后，召刘洎询问情况，刘洎引马周为自己证明。褚遂良坚持说，刘洎就是这么说的。
太宗被褚遂良迷惑，于是赐刘洎死罪。刘洎临死时，索要纸笔，想为自己辩解，主审人员不敢给他。太宗后来得知刘洎是冤枉的，主审人员因不肯为刘洎诉冤获罪。显庆年间（656～660），刘洎的儿子刘弘业到朝廷诉讼褚遂良诬陷害死父亲的罪状，宰相李义府帮助他。高宗询问身边的大臣，给事中乐彦玮说：“辨明这事，就等于公开说先帝用刑太重。”这事于是不了了之。文明初年（684），唐睿宗下诏恢复刘洎的官爵。
中书令马周
马周（601～648），唐太宗朝宰相。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他是贞观年间著名的政治家，他以杰出的才能，深得唐太宗的赏识，从门下省当直官至中书令，当了宰相。在官二十余年，清正廉洁，有经邦济世之才，后世誉为“经世名臣”。
马周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幼年勤奋好学，精通《诗经》、《春秋》等古籍。性格落拓不羁，文才出众，不为乡里所敬。唐武德年间（618～626），补博州助教，日饮醇酒，不管公务。刺史达奚恕屡加斥责，马周拂袖而去。游于曹（今山东曹县）、汴（今河南开封），又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西往长安。后来，马周得志后，便将崔贤罢黜，算报了仇。至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旅店主人只顾招待诸商贩，而不招待马周。马周要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十分奇怪。马周到了京城长安，与中郎将常何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十分投机，便寄居于常何家。
常何是守卫玄武门的将领，本是李建成的部下，后来为李世民所用，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和常何是有关系的。李世民即位后，重用常何。贞观五年（631），天大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文武官员，极言朝政得失，为国事出谋划策。常何是个武官，不通文史，不知从何下手。马周就为他谋划，开列了二十余条，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常何上朝时将奏章呈上，太宗十分惊诧，其奏折不但事事可行，而且文笔奇佳。太宗把常何找来，对他说：“这个奏书肯定不是你写的，是谁捉刀？快把这人叫来见朕！”常何如实回答说：“这的确不是臣所能写出的，是家客马周教臣所写。马周是一个忠孝之人，可为陛下所用。”太宗下诏征马周。
在马周去皇宫的路上，四次遇到了皇帝派来催他前去的使者。进宫之后，马周详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太宗十分赞赏。当日，二十岁的马周被授予门下省当值。次年，马周升任监察御史，为官称职。唐太宗认为常何荐举得人，赏赐帛三百段给他。一个布衣被皇帝召见，并立即任用，这在历史上是十分少见的。
马周善于奏对，才思敏捷，明于事理，裁处政务十分周密，深受群臣称赞。唐太宗常说：“朕一会儿看不见马周就思念他。”大臣岑文本对亲信说：“马周论事，文采斐然，合情合理，无一言可增减；说起来朗朗上口，令人忘记疲倦。他可以与苏秦、张仪、贾谊等人相提并论。但马周鸢肩火色，恐怕寿命不会长。”马周后来病死，不幸被言中。
由于杰出的政治才干和刚正不阿的性格，贞观十五年（641），马周被擢升为治书侍御史，兼知谏大夫，晋王（李治）府长史。不久，李治被立为太子。贞观十七年（643），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第二年八月，为中书令，仍兼左庶子。马周职兼两宫，处事精密，很有声誉。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太子李治留镇定州（今河北定州），令马周和高士廉、刘洎辅佐。
唐太宗对马周宠遇甚厚，马周也因此颇为自负。他任御史时，派人按图为自己购买住宅，众人都认为他不过起于书生，缺乏家资，都暗中嘲笑他，认为他买不起好住宅。过了不久，马周得知有一处好住宅，价值二百万贯钱。马周立即告诉唐太宗，唐太宗下诏命拿国库钱买下这处住宅，并赐给马周奴婢、用品等。这一来，嘲笑他的人才恍然大悟。
马周每次巡行郡县时，食必吃鸡，小吏告发了他。唐太宗说：“朕禁止御史吃肉，是恐怕州县浪费，吃鸡有何关系？”把小吏痛打了一顿。由此可见，唐太宗对马周的宠用之重。
贞观二十年（646），马周患消渴病，久病不愈，唐太宗十分焦急，下令选择好宅地，给他建造养病的宅院。名医中使，相继不绝；供以御膳，又亲为调药。太子李治亲临探视。临终前，马周将所上奏的奏章草稿烧掉，慨然叹道：“管仲、晏子在奏书中宣扬国君的过错，自己都获得贤臣的好名声，这样的事我不能做。奏书不可留。”
贞观二十二年（648），马周病逝，年仅四十八岁。
中书令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唐太宗朝宰相。字登善，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西晋末南迁钱塘（今浙江杭州）。褚遂良性格刚强，为人真诚、正直，不畏淫威，敢于直言，深为唐太宗敬重和信任，以致受遗诏辅政。与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相比，他的才能和政绩确实不算显赫，但他在“贞观之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功臣。
褚遂良
一、精于书法敢谏诤言
褚遂良的父亲褚亮，隋时为太常博士，后来成为秦王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李世民即位后，褚亮任散骑常侍。褚遂良博通文史，精于书法。他曾任割据势力薛举的通事舍人，薛举被打败后，归附唐朝，被授任秦王府铠曹参军。贞观十年（636），升职为起居郎。
唐太宗非常喜爱书法，广求王羲之故帖，争献王羲之手迹的人很多，但真假难辨。唐太宗叹道：“虞世南死后，再没有人能和朕讨论书法了。”秘书监魏徵知道褚遂良博览文史，又工隶书楷书，就把他推荐给唐太宗。唐太宗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把褚遂良召来，并任命为侍书。褚遂良上任后，独自鉴别王羲之墨迹，众人都叹服他的敏锐精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以假冒充了。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准备到泰山封禅。到达洛阳时，有星犯太微。褚遂良劝谏道：“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古今，刚要向岱宗告成，而彗星却出现，这是天意有所不合。从前汉武帝封禅泰山，曾实行怀柔政策多年，愚臣希望陛下熟思。”唐太宗大悟，下诏停止封禅之事。
褚遂良升任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专记帝王言行）。唐太宗问他：“你做的起居注，可以给我看看吗？”褚遂良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回答说：“史官写人君言行，详记善恶，使人君不敢为非作歹，天子本人不能看，这是古代的规矩。”唐太宗说：“朕有不好的地方，你也要记吗？”褚遂良答道：“臣的职责所在，皇上的所有举动都要记录。”大臣刘洎说：“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下来。”唐太宗说：“朕行为有三：一、以前代成败为鉴；二、任用良臣，共理政务；三、疏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住这三点，不犯过错，正是不想让史官书写朕之恶行。”
当时，魏王李泰受唐太宗宠爱，礼遇甚至超过了太子李承乾，群臣谁也不敢劝谏。有一天，唐太宗问群臣：“如今朝廷中何事较为急迫？”岑文本泛言礼为急，唐太宗认为不是。禇遂良说：“如今四方仰望陛下之德，都很安定。只有确定太子与诸王的名分最为急迫。”唐太宗说：“这话说得有道理。朕年近五十，日渐衰老，虽然立长子为太子，而弟、侄、子尚有五十人，心中时常担心。自古王室宗亲没有良臣，大多互相倾轧，公等为朕举荐贤者为诸王之师。”
唐太宗问褚遂良：“舜帝制造漆器，进谏的有十余人。漆器不过是小物，这有什么值得谏的？”褚遂良答：“奢侈是危亡的根本，一旦养成奢侈的习惯，就会不满足于只是制造漆器，改为制造金玉的，那就会耗尽民财了。忠臣爱君，一定要防微杜渐，等到祸乱出来，进谏也没用了。”唐太宗说：“是这样。朕一有过失，你也应当谏于初发时。”
在实际工作中，褚遂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心以谏诤为己任。那时候，唐太宗诸子年龄还小，却大都担任了都督、刺史等要职。褚遂良上书劝谏说：“刺史、郡帅，是百姓安宁的依靠，得到一个善人，郡内安定；碰到一个恶人，整州不安。臣认为没有加冠的皇子，应该暂且留在京师，教给他们经学。考察后觉得确实可以担当职务，再派出去。”唐太宗赞成褚遂良的意见，立即采纳。
二、谏阻悔婚托孤重臣
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已经获罪幽禁，魏王李泰便每天进宫侍奉太宗，太宗当面许诺立他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也劝说太宗立李泰；长孙无忌执意请求立晋王李治。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昨天李泰投到我怀里对我说：‘我到今天才得以成为陛下最亲近的儿子，此乃我再生之日。我有一个儿子，我死之日，当为陛下将他杀死，传位给晋王李治。’人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朕见李泰这么做，内心十分怜悯他。”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此言大为不妥。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千万不要出现失误。陛下百年之后，魏王占有天下，他怎么肯杀自己的爱子，将皇位传给晋王呢？从前陛下既立承乾为太子，又宠爱魏王，对他的礼遇超过承乾，以致造成了今日的灾祸。承乾谋反的事刚刚过去，足可作为今日的借鉴。陛下如今要立魏王为太子，希望先安置好晋王，只有这样政局才得稳定。”太宗流着眼泪说：“朕不能这么做。”说完站起身，回到宫中。最终，还是立了李治为太子。
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他的侄子突利设到唐帝国纳聘礼，拟献马五万匹，牛、骆驼一万头，羊十万只。突利设献上食物，太宗亲临相思殿，大宴群臣，设立十部乐曲，突利设再次行礼祝寿，太宗赏赐突利设十分丰厚。
契苾何力上书言道：“不可与薛延陀通婚。”太宗说：“朕已经答应他们了，怎么可以身为天子而自食其言呢？”何力答道：“我不是想要陛下立刻回绝他们，只是希望暂且延缓此事。我听说自古有迎亲礼仪，假如陛下敕令薛延陀让他迎亲，即使不到长安来，也要到灵州；薛延陀必定不敢前来，则回绝他就有理由了。夷男性情刚直暴戾，既然不能与大唐通婚，其部下又怀有二心，不过一二年便会病死，他的两个儿子争夺王位，到那时陛下可以轻易制服他们。”太宗听从其意见，于是征召真珠可汗让他前来迎亲，又发布诏书说将要在灵州与他相见。真珠十分高兴，想要亲到灵州，其大臣劝谏说：“倘若被对方扣留，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真珠说：“我听说大唐天子有圣王的德行，我能亲自前去见他一面，至死都无遗憾。而且漠北必然会有人主事，我去的决心已定，不必再多说了。”太宗接连三次派使节，接受薛延陀所献的牲畜。薛延陀真珠可汗先前库房没有马厩，他征调各部落马牛羊等，往返一万多里，途经沙漠地带，没有水和草，牧畜消耗损失将近一半，过了迎亲期限没有到。有人议论认为聘礼未准备齐便与之通婚，这会使北方少数族轻视唐朝。太宗于是下诏回绝其婚姻，停止巡幸灵州，并追还三次派出的使节。
褚遂良上奏疏认为：“薛延陀可汗本来是突厥的一个首领，陛下当年征战沙漠，万里萧条少有人烟，残余势力奔波投靠，须有一个酋长，于是才赐给他鼓和大旗，立为可汗。近来又降下大恩，应允与他们通婚，西面告知吐蕃，北面通知思摩，连大唐朝中的儿童也都知道此事。陛下又行幸北门，接受他们敬献食物，群臣与边远地区都整日宴饮庆贺。都说陛下为了安抚天下百姓，不爱惜自己的女儿，芸芸众生，谁不感恩戴德。如今陡生变化，有悔婚之意，我深深为朝廷的声誉受损而惋惜；这样一来得到的很少，而失去的却很多，也会产生隔阂，必然会导致边境不安宁。薛延陀深怀被欺辱的怨恨，百姓也感受到背约的羞愧，恐怕这不是怀柔远方、训教边兵的办法。陛下即位治理天下已有十七年了，以仁义恩惠交结百姓，以诚信礼义安抚边远地区，天下百姓没有不佩服的。背约实在是没有道理，为什么就不能善始善终呢！龙沙城以北，薛延陀的部落众多，朝廷想要讨伐他们，终究不能全都消灭干净，应当对他们抚以德义，使正义掌握在朝廷手中而不是在对方手中，失信的在对方而不在我方。做到这些，则是尧、舜、禹、汤等人远不及陛下了。”太宗不听其谏议。
当此时，众位大臣大都说道：“朝廷既然答应与他们通婚，又接受了人家的聘礼，就不可失信于薛延陀，以免又生边乱。”太宗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只知古而不知今。汉初匈奴强大，中原汉王朝怯弱，所以要装扮子女，送金银财物以作为诱饵，在当时是合乎时宜的。如今中原强大，北方少数民族怯弱，以我大唐的一千步兵，可以击败他们的数万骑兵，所以薛延陀肯卑躬屈膝，满足我们的要求，不敢稍有傲慢，是因为他们刚刚立了可汗，属下杂姓部族不少，想要借着大唐的势力以威慑制服他们。他们中的同罗、仆骨、回纥等十多个部族，各有兵力几万人，如果他们合力攻打薛延陀，可以立即攻破取胜，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是因为畏惧他是我大唐所立的可汗。如今将宗室女嫁给他，他必然自恃是大国的女婿，其他部族谁还敢不服！这些戎狄人面兽心，一旦稍不满意，必会反咬一口，造成祸害。现在我们回绝其婚姻，停止接受他们的聘礼，其他部族得知我们抛弃了他们，很快会将他们瓜分豆剖，你们只需记住朕说过的话就行了。”
唐太宗悔婚，致使薛延陀大怒，连年出兵侵扰唐朝边境。这时，唐太宗才后悔没有听禇遂良的话。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褚遂良反对征讨高句丽，更反对唐太宗亲征。不出褚遂良所料，征讨高句丽失败而归，唐太宗后悔不已。
贞观十八年（644）九月，唐太宗拜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与朝政，成为贞观年间的宰相之一。贞观二十二年（648）九月，晋升为中书令。
次年五月，唐太宗病危，召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到面前，对他俩说：“汉武帝将太子刘弗陵托孤于霍光，刘备将刘禅托孤于诸葛亮。朕现在把所有的后事都交给你们了。太子仁孝，你们要竭尽忠诚辅佐他。”接着对太子李治说：“有无忌、遂良在，你不用为天下担忧。”因为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姻亲，太宗又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我，我有天下，大多是他出的力。我死之后，不要让人说他的坏话。”遂命褚遂良起草遗诏。
三、祸起昭仪遭贬遇害
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改元永徽，封褚遂良为河南郡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同心协力，共同辅政，唐高宗也非常敬重二人，每次都虚心听取他俩的意见。因此，唐高宗初期，尚有贞观遗风。次年，即永徽元年（650），褚遂良因抑价强买土地被弹劾，出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652），褚遂良被召回，任吏部尚书、同中书下三品，复为宰相。次年为尚书右仆射。
永徽六年（655）九月，唐高宗李治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即后来的武则天）为皇后，召见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现在我想立武昭仪为后，怎么样？”褚遂良说：“皇后出身名门，陛下的大婚是先帝安排的。陛下是否还记得，先帝临崩，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的佳儿佳妇，现在交给卿。’言犹在耳。皇后没有任何过失，废皇后这事不是儿戏，臣不敢对陛下说违心的话，更不敢违背先帝的诏训。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唐高宗非常不快，此事当时也不了了之。
第二天，唐高宗又说起立武昭仪为皇后一事，褚遂良说：“陛下如果一定要废去皇后，请精心选择天下的名门望族，何必要武氏呢？武氏曾经伺候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的，怎么能瞒得过天下人。如果这样，万代之后，人们会怎样议论陛下呢？”说罢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直至血流，然后说道：“还笏给陛下，请放我回归田里。”唐高宗大怒，命人把褚遂良赶出去，已经“垂帘”的武氏大声喊道：“为何不杀掉此獠？”长孙无忌忙上前说：“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也不可加刑。”不久，武昭仪被立为皇后。
由于坚决反对废去皇后，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657）三月，转为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令李义府听从武氏旨意，诬陷褚遂良居心不良，图谋不轨。唐高宗便以桂州乃兵家用武之地，不适合褚遂良办公行事为由，又把褚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爱州远在海外，荒凉不堪，唐高宗以此惩罚褚遂良。
褚遂良到了爱州，忧惧祸至，恐死不自明，于是上表唐高宗以陈忠诚：“过去濮王（魏王李泰）、承乾（原太子）争斗的时候，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最终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等到先帝临终，臣和长孙无忌同受遗诏，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处理众事，没有遗漏，数日之间，内外安宁。臣力量小责任重，现在臣的蝼蚁之命已没有几年，请求陛下哀怜。”然而，此时的唐高宗已昏庸懦弱，受武氏牵制，对褚遂良的忠诚之言无动于衷，对褚遂良的境遇更是不闻不问。显庆三年（658）十一月，褚遂良终被害而死，时年六十三岁。
中书令岑文本
岑文本（595～645），唐太宗朝宰相。字景仁，邓州棘阳（今河南南阳）人。祖父岑善方，在后梁任吏部尚书，把家迁到了江陵。父亲岑之象，在隋任邯郸令。岑文本历任别驾、行台考功郎中、秘书郎、中书侍郎、中书令等职。他擅长写作，才思敏捷，草拟文告下笔立成，深受太宗重用、信任。在随太宗征伐高句丽时，他事必躬亲，唯恐出错辜负太宗，以致心力交瘁而死。
一、少有才名长为重臣
岑文本的父亲岑之象在隋末因事被人告发，没有机会申辩。岑文本当时只有十四岁，到司隶官那里为父亲喊冤，辩论和答对的言辞非常通畅，没有任何纰漏，为众人所注目。有人叫他作《莲华赋》，作成之后，在场的人都赞叹不已，于是他父亲的冤屈得以洗雪，他也因此闻名。
岑文本性情敏捷，仪表堂堂，擅长做文章，所作文章能贯通古今。本郡推荐他去考秀才，岑文本不应召举。萧铣占据荆州称帝，召他任中书侍郎，主管文书。唐河间元王李孝恭平定荆州，岑文本降唐。李孝恭的部下打算抢掠全城百姓，岑文本劝说李孝恭道：“自从隋室无道，四海之人为了活命都伸长脖子盼望真正的人主。萧氏君臣之所以决心归顺，是为了远离危亡而寻求安定。大王您如果纵兵剽掠，恐怕江、岭以南，人们的归顺之心受阻，从而造成狼顾獐惊的局面。不如妥善安顿荆州，以此来劝勉还未归附的人，宣示天子的大恩大德，那么谁不愿意成为唐朝的百姓呢？”李孝恭认为他说得对，下令不准侵扰掠夺，任用岑文本为别驾。后岑文本跟随李孝恭攻打起兵叛唐的辅公祏，主管撰写檄文符文。升任行台考功郎中。
贞观元年（627），岑文本被授任为秘书郎，同时在中书省值班。太宗举行完藉田礼之后，在元日召见群臣，岑文本献上《藉田》、《三元颂》两篇，辞藻与情致都很富丽。岑文本才名早著，李靖又把他推荐给太宗，太宗提拔他任中书舍人。这时颜师古为侍郎，自从武德以来，诏书文诰或大事都由颜师古起草制定。等到岑文本任职后，他很称职，而且敏捷快速超过了颜师古。有时诏令繁多，时间紧急，他便叫属吏六七人蘸笔等待，分别进行口授，文件写成后，居然全都符合要求，没有任何缺失。颜师古因过错被免职，宰相温彦博替他向皇上求情说：“颜师古熟悉时事，擅长草拟文诰，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希望能重新任用。”太宗说：“朕举荐一个人，足以担当此任，你尽可以放心。”于是授任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要事务。贞观十年（636），岑文本与同僚令狐德棻撰写《周史》，史论多出于岑文本。《周史》修成，他得封江陵县子爵。
这时，魏王李泰得宠，宅第非常豪华，为诸王之冠。岑文本上疏给太宗，既用崇尚节俭来劝说，又陈述了嫡与庶应当有所区别，各守本分。认为应当对魏王有所限制。太宗认为他的建议很好，赐给他布帛三百段。
二、节俭孝友鞠躬尽瘁
贞观十七年（643），岑文本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不久，他升任中书令。岑文本显贵后，常自以为以书生起家，所以住处简陋，室内也没有茵褥帏帘一类装饰。他侍奉母亲以孝著称，抚养弟侄很有恩义。他对待平生的故人，即使是漂泊贫贱之人也一定以礼平等相待。太宗常常称赞他的忠诚恭敬。晋王李治为皇太子时，大臣大多兼任东宫官职，太宗想让岑文本也兼任或代理东宫官职，他辞谢说：“臣担任一个官职，还怕事务太多，不想再去东宫太子那里希求恩泽，请让我一心事奉陛下吧。”太宗这才作罢，但仍下诏叫他五天到东宫参见一次。岑文本每次进见，太子都要答拜。
在任中书令之初，岑文本面有忧色，母亲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既非功臣又非故旧，责任重而职位高，恐怕不是好事。”有人前来庆贺，他就说：“我可以接受你的慰问，但庆贺就免了吧。”有人劝他经营产业，岑文本感叹说：“我是汉南一介平民，徒步入关，所期望的不过是做个秘书郎、县令而已。没有一项军功在身，却以文墨书生出身而位居宰相，俸禄已很丰厚，为什么还要置办产业呢？”所以他从来不谈及家业之事。
岑文本任职时间长了，得到的赏赐也很丰厚，都交给他弟弟岑文昭主管。岑文昭任校书郎，结交了很多轻薄之人，行为很不检点，太宗大为不满，对岑文本说：“你的弟弟多有过失，朕将叫他出京任外官。”岑文本说：“臣自小没有父亲，母亲所钟爱的是臣的弟弟，不想叫他离开身边。如今若叫他到外地任官，母亲肯定会忧虑的，我没有这个弟弟，就等于没有老母亲了啊！”说着还哭出声来，太宗怜悯岑文本的孝心，召来岑文昭训斥一顿并予以约束，所幸岑文昭还很能悔过自新，以后居然没有什么过失。
贞观十九年（645），岑文本跟随太宗征伐高句丽，太宗把事情全部交付给他，关于粮食运输的目次、兵器甲胄的总目、草料分配的等级，岑文本总是筹算不离手，事必躬亲，他总担心太宗托付的事情出现差错，对不起太宗的信任。因而心力交瘁，难以为继了，太宗十分担忧，对左右说：“岑文本和朕一同出行，恐怕不能和朕一同返回了！”
走到幽州时，岑文本突然发病，太宗亲自去看望，为他的病重而伤心流泪。没几天岑文本便去世了，终年五十一岁。当天傍晚，太宗听见夜间戒严的声音，就说：“岑文本逝世了，朕不忍心再听见这种声音。”于是下令停止。追赠他为侍中、广州都督，谥号“宪”，陪葬昭陵。岑文本有文集六十卷。
中书侍郎杨弘礼
杨弘礼（？～653），唐太宗朝宰相。字履庄，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他是隋朝尚书令杨素的侄子。父杨岳，在隋大业中期（约608～610）为万年令，他一向与杨素之子杨玄感不和，上表说杨玄感一定会造反。等杨玄感谋反被杀，杨弘礼的父亲杨岳因为与叛乱者同族近支，牵连被关在长安监狱里，因他事先上表说杨玄感将要造反，所以炀帝派人赦免他，等使者到达时，杨岳已经被长安留守杀死，杨弘礼等遂免罪。
高祖李渊建唐，因杨素对隋室有功，诏令杨弘礼继承清河郡公的爵位，授任太子通事舍人。贞观中期（640～642），杨弘礼升迁为中书舍人。
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出征辽东，拜授杨弘礼为兵部侍郎。驻跸山一战，他率领步骑二十四军绕到贼军背后出击，势如破竹。太宗从山上眺望他的部队，只见兵器精良，军容严整，人人尽力，不由得十分赞赏，对许敬宗等大臣说：“越公（指杨素，杨素骁勇善战，曾封越国公）儿郎，仍有家风。”
当时，众宰相都留在定州辅佐皇太子，只有褚遂良、许敬宗、杨弘礼随军，主持军务。
贞观二十年（646），太宗统率伐辽军队返回，拜授杨弘礼为中书侍郎。次年迁任司农卿。授任昆丘道副大总管，他率军打败处密，杀死焉耆王，降服昆支部，俘获龟兹、于阗王，凯旋而归。适逢太宗去世，大臣嫉妒他的功劳，被降职授泾州刺史。永徽初年（650），追论他的功绩，升任胜州都督，改任太府卿。永徽四年（653），杨弘礼去世，追赠兰州都督，谥号为“质”。
杨弘礼的弟弟名弘武。杨弘武少年时品行端庄。永徽年间，历任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到泰山封禅，杨弘武从荆州司马升任为司戎少常伯，随从高宗封禅。等封禅返回，高宗诏令授他吏部五品官，升任西台侍郎。高宗曾责备他说：“你在戎司时，所授之官有很多不合其才，为什么呢？”杨弘武说：“臣的妻子十分强悍，这些人都是她嘱托的，我不敢违抗。”以此来婉言批评高宗听从武后的话。高宗笑了笑，却也没有治他的罪。乾封二年（667），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没有其他才能，只是以谦虚谨慎自守，然而在官时因清廉简明而为人称道。
中书令高季辅
高季辅（594～651），太宗朝宰相。名冯，字季辅，以字行世，德州蓨县（今河北景县）人。他自少事母至孝，以纯孝闻名于当世。他的哥哥高元道，出仕隋朝，任汲县令。隋末，义军四起，汲县百姓也在城中造反接应义军，杀害了高元道。高季辅率乡人与汲县人交战，生擒他们，斩叛乱者的首级祭奠哥哥，义军畏服，都归附了他，部众达数千人。
唐朝建立后，高季辅与武陟李厚德率领手下众人归降唐朝，授任陟州总管府户曹参军。
贞观初年（627），高季辅拜授监察御史，弹劾不法官员，从不回避权贵要人，深受太宗李世民赏识。他渐次升任为中书舍人，曾列举朝中五事上奏，说道：
现在天下大定，但刑罚却没有停止，为什么呢？原因是谋划之臣、台阁之吏不崇尚宽简，而且不懂经营远略，因此执法者把苛刻深严看做是奉公，为官者把剥削百姓作为助国积财的手段。如尚书的八个席位，是君主督责完成政务的人，应选择温厚廉洁之人担任。勉励人们追求朴素，革除浮夸虚伪，使家家懂得慈孝，人人知道廉耻，有过失行为的受乡人耻笑，不亲善仁孝的被亲人摈弃，自然就会使礼节振兴了。陛下率先奉行节俭之道，但营建不停，服役的工匠不够驱使，又采用雇佣的方式来增加劳役费用。照这样下去，人主所欲，还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希望陛下爱惜财力，不要用尽；珍惜劳力，不要使他们疲敝。京畿附近的几个州，是京城的根本，土地狭窄人口众多，储蓄少却课税劳役多，应当蒙受优待，使百姓得以休息，这是加强根本削弱枝节的本义。至于江南、河南，地广人多，劳役财赋分配与京畿相差无几，百姓颇为闲适，应排列等次，平均劳逸。公侯勋戚之家，封邑收入、俸禄完全能够供养，但贷钱取息，新办商号或作坊，追求厚利，下民受到影响，竞相追求蝇头小利，应加以惩罚革除。现在品位低下的朝外官吏，都没得到俸禄，所以他们饥寒深重，即使如伯夷、柳下惠也不能保全他们的品行。为政之道，期望简便易行，不体恤他们的贫困，却要求他们清廉勤恳，只恐怕即使巡视监察每年出行，使臣接连不断，而官员侵夺渔利还是不停。应等到人口繁多，而且仓库丰足，渐渐增加俸禄，使得他们能事奉父母，抚养妻子儿女。然后督促他们效力，那么官员就会尽力了。
奏章报上，太宗很是欣赏，进授高季辅为太子右庶子。此后，高季辅多次上书论奏朝政得失，言辞诚恳真切。太宗赐给他一剂石钟乳制成的延年益寿药，说：“你进献给我的是药石之言，朕也用药石回报。”贞观十八年（644），高季辅任吏部侍郎，擅长根据官吏们的资历和政绩来升降等级及品评人物。太宗赐给他一个金背镜子，以表扬他的清鉴。
贞观二十二年（648），高季辅迁任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监修国史，晋爵蓨县公。
永徽二年（651），高季辅加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不久，他因患病回府休息，高宗下诏任命他的哥哥虢州刺史高季通为宗正少卿。高宗派人常去高府探望他的病情，还派中使每天前往他府上问候。同年，高季辅去世，时年五十八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都督，谥号为“宪”。官府供给运载灵柩的车子，把他归葬家乡。
侍中张行成
张行成（587～653），唐太宗、唐高宗两朝宰相。字德立，定州（今河北定县）人。张行成年轻时师从当时的名儒刘炫学习经史，他勤学不倦，学业进步很快。刘炫对门人说：“张行成器度方正，是辅佐朝廷的良才。”隋朝大业末年，察举孝廉，任谒者台散从员外郎。后来王世充称帝，他任度支尚书。王世充被平定，张行成以其在隋朝的资历补授谷熟尉。因为家境贫困，他以计吏的低级职员身份来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制举乙科，改任陈仓尉。高祖李渊对吏部侍郎张锐说：“现在铨选的官吏中难道没有才能特别突出的吗？朕要特别提拔任用他们。”张锐推荐张行成，改任富平主簿，以才能出众而有名。
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将张行成召入朝中补授殿中侍御史。他为官认真负责，行使检举揭发弹劾监察等职责时严肃公正。太宗认为他很有才干，对宰相房玄龄说：“古今用人没有不通过别人推荐的，像张行成这人，是朕亲自举用，没有别人介绍和推荐，这是个特例。”他为自己察举人才的能力而自豪。
有一次，张行成陪侍宴会，太宗谈到山东人和关中人，语意有所偏向。张行成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能以东方西方作为界限，如果这样，则是向人表明自己狭隘了。”太宗称赞他言之有理，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服一套。从此遇上大的政事，都让他参议。经过多次迁升，张行成官至给事中。太宗自视甚高，他曾对群臣说：“朕做人主，兼行将相事务，岂不是剥夺了你们大家的名分？舜、夏禹、商汤、周武王得到后稷、契伊、尹、吕尚后四海平安，汉高祖有了萧何、曹参、韩信、彭越后天下安宁，这种事朕一身兼有。”张行成退下后，上疏说：“隋朝丧失正道，天下大乱，陛下拨乱反正，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周代、汉代君臣如何能与陛下相比。虽然这样，仍是美德含光光耀后世，规制宏大见识深远。左右文武官员确实没有将相之才，何须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他们较量损害皇上的尊贵，与臣下争功呢？”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张行成又转任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
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御驾亲征高句丽，太子李治驻守定州监国，太子对张行成说：“定州是公的故乡啊，我这就送公衣锦还乡！”命有关部门祭祀他先祖之墓。张行成所推荐的同乡人魏唐卿、崔宝权、马龙驹、张君劼等都以学识品行卓著而闻名，同时受到太子召见，因他们年老不能胜任事务，厚加赏赐后送回。太子派遣张行成到太宗在辽东的行宫，太宗见了他非常高兴，慰劳赏赐极为丰厚。张行成在太宗从辽东返回后任河南巡察大使，由于他办事符合皇帝心意，改任检校尚书左丞。
太宗巡幸灵州，下诏皇太子随从。张行成劝谏说：“皇太子应该留下监国，每天面对百官处理各种政务，既做到以京城为重，同时向天下显示盛德。”太宗认为他的话是忠言。贞观二十三年（649），张行成迁任侍中、兼刑部尚书。
太宗驾崩，张行成与高季辅侍奉太子李治在太极殿梓宫前即位，是为高宗。高宗封张行成为北平县公，监修国史。当时晋州经常发生地震，声音如雷，高宗向他询问原因，他回答说：“天属阳，是君主的象征；地属阴，是大臣的象征。君主应动，臣子应静。现在该静的反而想动，恐怕是有女子干预政事，人臣也参与秘密计谋。再者，诸王、公主参与承问起居，有的窥伺宫闱，应该明确设防加以禁阻。况且晋州是陛下原来的封地（高宗曾封晋王），应该不会无缘无故的地震，臣希望陛下深思以防微杜渐。”高宗对他的话深表赞同，下诏五品以上官员积极谈论朝政得失。永徽二年（651），拜授张行成为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
永徽四年（653），从三月到五月不下雨，时人将此归罪于宰相，张行成心中畏惧，称年老乞求退休，高宗下诏答复说：“过去罢免宰相的做法，违背了皇帝检讨自己的真义。这是朕缺少德行，并不是宰相的罪过。”于是赐予他宫女、黄金器物，敕令不要再辞官。张行成坚决请求辞去宰相，高宗说：“你是朕的旧臣，为什么要弃朕而去呢？”说着悲伤地流下眼泪。张行成惶惑恐惧，不得已又处理政事。九月，张行成在尚书省官舍逝世，终年六十七岁。高宗下诏九品以上官员前往府第哭丧祭吊。到殓尸时，三次派遣使者赐给内衣，尚宫住在他家监护。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用少牢之礼祭祀，谥号为“定”。弘道元年（683），下诏让张行成配高宗庙廷享受祭祀。
中书侍郎崔仁师
崔仁师（约590～650），唐太宗朝宰相。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
武德初年（618），崔仁师考中制举，调任管州录事参军。武德五年（622），侍中陈叔达举荐崔仁师有才能可以担任史官，崔仁师因此升任右卫录事参军，参与修纂《梁史》、《魏史》。
贞观初年（627），改任殿中侍御史。当时青州（今山东益都）有个男子图谋叛逆，有关官员逮捕他的党羽，株连众多，囚犯关满了监狱，太宗诏令崔仁师审问。崔仁师刚到青州，就为所有囚犯除去刑具，给他们准备食物，提供茶水，用感化的手段审讯他们，审讯结果，获罪的只有十多个带头作恶的人，其他都免罪放回。崔仁师将审讯结果奏报太宗，太宗命使者前往复审，大理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免罪昭雪的人很多，留下的这几个人怎么会甘心受死？假如到复审时，这几个人一齐叫起屈来，发生了反复，那就麻烦了。”崔仁师说：“审理案件以仁爱宽恕为主，因此谚语说‘杀人断脚，也都有礼可循’，我怎么可以为了自己做官的安全、减少麻烦，明知道有人冤枉，也不替他申明？让我用一个人的身体换取十名囚犯的性命，我也情愿！”等到朝廷所派使者再来复审时，众囚犯都叩头说：“崔仁师仁爱宽恕，没有被冤枉之人。”众人都没有异词。崔仁师因此出名。
不久，崔仁师任度支郎中。崔仁师曾经口述支出费用数千项，太宗觉得奇怪，诏令黄门侍郎杜正伦拿账册提问，让崔仁师回答，居然没有一处错误。太宗感到惊奇。当时校书郎王玄度注解《尚书》、《毛诗》，诋毁孔颖达、郑玄的陈旧学说，请求立即废除。太宗诏令众儒生广泛讨论，博士以下的人都难不住他。河间王李孝恭奏请孔颖达、郑玄的学说一并流行，崔仁师认为王玄度的注解缺乏根据，罗列王玄度书中不合大义之处上奏皇上。王玄度之议于是作罢。
贞观十六年（642），崔仁师升任给事中。当时有官员认为《贼盗律》中“谋反叛逆的人兄弟都受牵连坐罪没收家产入官”量刑太轻，诏令高官讨论。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等人建议加重量刑，民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等建议依旧不改。当时参与议论的多数人都说汉、魏、晋三朝一人谋反诛杀三族，请求改为处以死刑。崔仁师说：“父子是直系亲属，足以烦劳其心，对这都不悯惜，哪里谈得上兄弟友爱？”房玄龄说：“祖宗有荫庇子孙的义务，所以子孙关系亲近重要，而兄弟关系疏远。如此说来就是亲近的流放而疏远的处死，不是用刑的本意。”于是没有改变。
太子李承乾被太宗疏远，魏王李泰则深受太宗喜爱，但太宗并不打算立魏王为太子，崔仁师秘密请求立魏王为太子，违背了皇帝的旨意，降为鸿胪少卿。再逐渐升为户部侍郎。贞观十九年（645），唐军大举征讨辽东时，崔仁师任韦挺的副职，主持海运事务，又另外主持河南漕运事务。崔仁师认为漕运路线曲折遥远，恐怕所运物资不能及时到达，就相机行事，征调近海租税充作军饷。因运输的兵卒逃亡，他没有及时奏闻而获罪，被除官为民。
太宗亲征返京走到中山（今属河北），起用他任中书舍人、检校刑部侍郎。太宗前往翠微宫，崔仁师献上《清暑赋》婉言劝谏。太宗称赞他，赐帛五十段。贞观二十二年（648），升任中书侍郎，参与主持机要事务，尤其受到皇上的恩宠礼遇。中书令褚遂良为此十分嫉妒他。适逢有人伏阙上诉，崔仁师没有及时上报，太宗大怒，把他流放到连州。永徽初年（650），他拜授简州刺史，但不久就去世了。
侍中于志宁
于志宁（588～665），唐初宰相。字仲谧，京兆高陵（今陕西西安）人。父于宣道，为隋内史舍人。于志宁在贞观年间，历任中书侍郎、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侍中等职。高宗朝任宰相。于志宁为官善于进谏，直抒己见，从不阿附他人。他雅爱宾客，曾与司空李修订《本草》并绘制图形。
一、极力诤谏不避错失
隋炀帝大业末年，于志宁为冠氏县长。当时山东农民起义爆发，时局混乱不安，于志宁遂弃官归里。后来唐高祖李渊入关，于志宁听说后，马上率领手下前往长春宫迎接拜谒。李渊因为于志宁在当时很有名气，所以就授给他银青光禄大夫的职务，并以渭北道行军元帅记室的身份，与殷开山等参谋军议。当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天策上将时，于志宁被任命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常常随从秦王李世民一同征伐。后来于志宁又兼文学馆学士。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于志宁得受重用。贞观三年（629）任中书侍郎。一次，唐太宗宴请大臣，发现宴席上没有于志宁，便问道：“于志宁在哪里？”臣下回答说：“陛下今天召见的人是三品官，于志宁位四品，所以未到。”唐太宗立刻下诏命于志宁前来参加宴席，随后又加授于志宁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封爵黎阳县公。
于志宁为官，极力诤谏，不避得失。当时天下安定，群臣便商议建立皇家七庙之事。大家都奏请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唯独于志宁不随大流，力排众议向太宗独陈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凉地不是建立王业的所在。太宗认为于志宁说得在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一次，太宗下诏，凡有功之臣可以世袭刺史之职。于志宁认为此举不妥，便上奏说：“古今时代不同，仰慕虚名，必定会遗留祸患，这不是长治久安之计。”太宗听后，便收回了诏令。
唐太宗认为于志宁正直忠诚，便想让他辅佐太子李承乾，便对他说：“古代太子出生后，由文士背负太子，为他设置辅佐之臣，过去周成王便以周公、召公做师傅。太子每天听闻王道，渐渐习惯成性。现在皇太子年幼，卿应以正道辅佐他，勿让邪僻开其心智，只要卿努力辅佐不懈怠，便可以得到相应的官职赏赐。”于志宁便接受了辅佐太子的重任。太子李承乾生性不良，数有过恶，于志宁屡谏不止，为了匡救太子，便上《谏苑》二十卷进行讽劝。太宗见后大喜，赐给他黄金十斤，丝绢三百匹。贞观十四年（640），兼任太子詹事。后来，于志宁因母亲去世，辞职守丧，丧期未满，太宗下诏终丧复职。于志宁坚决请求服丧满期。太宗便派中书侍郎岑文本规劝他：“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现在太子需要有人对他进行教育约束，卿最好返归复职，为朕辅导太子。”于志宁只好终丧就职。
当时，太子李承乾贪图享乐，在农忙之时营建密室，动工数月之久仍未停工。于志宁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经常劝谏太子，他说：“克俭节用，是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现在的东宫是隋朝营建的，已经算得上奢侈富丽了，看到它的人都慨叹它的华丽，怎能再对它雕饰彩绘，大加修建呢？如此土木不停，耗资巨大，何况所用之工匠、宫奴都是一些犯法亡命之人，他们手持钳凿槌杆往来禁苑，出入禁闱，监门、宿卫等不能盘问或阻止，这种情形实在令人担忧。”太子又常常沉湎于音乐歌舞之中。于志宁又规劝太子：“郑卫之乐，古人认为是淫声。现在宫内常常听鼓乐之声，乐伎经常滞留宫内。听到它的人为之战栗，疑及它的人心中烦闷。往年皇上亲口叮咛告诫，殿下怎能不思虑呢？”太子对于志宁的一番苦心劝告，置若罔闻。
太子常常任用一些宦官在自己的身边。于志宁规劝太子要“狎近君子，屏默小人”。太子不但不听，而且大为反感，一意孤行。东宫的仆从按旧制是可以轮番休息的，而太子却不允许。因此东宫的仆从、车夫及兽医，一年四季得不到休息。于志宁认为太子的这种做法有违仁爱之道。太子又和下人引领突厥人达哥支等入宫，与他们日相亲近，对此，于志宁不能容忍，便上疏极言，太子大怒，他早就对于志宁怀恨在心，便派遣张师政等人刺杀于志宁。刺客进入于志宁的府第，看到于志宁身形憔悴，居住在草庐之中，顿生怜惜之情，便不忍下手。
后来，太子谋反的阴谋败露。太宗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后，便对于志宁说：“听说卿曾多次上谏，承乾却不听，所以才有今日的下场。”当时东宫属官皆受此事迁连贬斥、流放，唯独于志宁得到慰问勉励。
二、直陈己见晚年贬官
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后，于志宁再次被任命为左庶子，迁侍中。永徽元年（650），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同年，于志宁被任命为光禄大夫，晋封燕国公。永徽二年（651）监修国史。
高宗朝，于志宁仍然勤勉为政，勇于直谏。洛阳人李弘泰诬告太尉长孙无忌阴谋造反。高宗大怒，下诏立刻斩决。于志宁不同意高宗的做法，他对高宗劝谏道：“陛下平时对功臣勋戚情笃恩隆，现在想要斩决诬告之人，目的一是杜绝诬告之路，二是抚慰勋戚之心。但是现在值春天阳光滋生之时，因此不应行刑杀戮，况且诬告本来不属于叛逆作恶之列，所以，臣请求依照法律待秋分时再加以处决为宜。”高宗觉得于志宁说得在理，便同意了。
于志宁不但在关涉朝廷的行政事务上勇于谏诤，而且有关人性礼仪、吉凶之事，也敢于直陈己见。
衡山公主因公脱去丧服以后，欲下嫁长孙氏。当时大多臣僚认为因公脱去丧服以后，可以行吉礼。但于志宁却说出自己的一番看法：“按照《礼》的规定，女子十五岁笄发，二十岁出嫁，遇到变故，可延至二十三岁出嫁，由此可知遇上丧亡需要守丧三年。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到齐国交纳聘礼，母亲丧亡不到二年就准备成婚，《公羊》、《榖梁》两家对此不加评断，是因为他失礼太明显的缘故。现在有人说‘因公脱去丧服可以行吉礼’，这是汉文帝创制的，只是为了天下百姓罢了。现在公主服丧本应穿上粗材布制作的衣服，纵使依照汉例脱去丧服，哀伤之情却不能因例改变。心情悲伤时成婚，这是人情所不能忍受的。”高宗同意于志宁的意见，并下诏公主等到服完丧再成婚。事后又拜授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了宰相。不久，兼任太子少师。
永徽四年（653），有十八块陨石落在冯翊（今陕西西安附近）境内。高宗忐忑不安地向群臣询问道：“这是什么征兆呢？朕想要对以往的过失进行忏悔、对将来之事进行修福，以此来自戒，怎么样？”于志宁回答说：“《春秋》记载‘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当时内史说‘这是阴阳之事，并非吉凶而致’。事物皆有其自然属性，并非全都关涉人事。即便如此，陛下能在没有灾祸的情况下引以自戒，这样做，没有害处，只能带来福运。”
显庆元年（656），于志宁迁太子主傅。曾与右仆射张行成、中书令高季辅俱蒙赐地。于志宁因家族自周、魏以来世代居住关中，产业不败，可以继承父祖之地，而张行成、高季辅刚开始经营产业，所以，他上奏请求将自己的赐地分赐给二人。于志宁这一举动得到高宗的赞扬。
显庆四年（659），于志宁因年老上奏请求辞官，高宗下诏免去他的尚书左仆射，另拜为太子太师，仍同中书门下三品。
高宗李治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朝廷大臣分为两派，宰相长孙无忌、禇遂良刚正不阿，力谏高宗；而宰相许敬宗迎合上意，大力支持高宗。于志宁则一言不发，两不得罪。后来，武昭仪立为皇后之后，对长孙无忌怀恨在心。她命许敬宗寻找机会陷害长孙无忌，于志宁因当时持中立态度，因此武后对他也不满意。后来武后杀害了长孙无忌，于志宁也被免官，贬为荥州刺史。麟德元年（664），转为华州刺史，于志宁由于年老请求退休，得到高宗批准。麟德二年（665），于家中病逝。追赠幽州都督。后又追赠恢复他的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官职。
中书侍郎杜正伦
杜正伦（？～658），唐太宗朝宰相。相州洹水（今河南安阳）人。隋仁寿年间（601～604），杜正伦与哥哥杜正玄、杜正藏都考中秀才。隋代注重秀才科，考中者每科天下不到十人，然而杜正伦一家有三位秀才，全都考中高等，受到世人的羡慕和赞美。杜正伦善于写文章，贯通文史经典。但他在隋朝官位不显要，不过出任武骑尉。唐朝建立后，秦王李世民听说他的名气，上表召他入值秦王府文学馆。
贞观元年（627），尚书右丞魏徵推荐他有才能，他得以升任兵部员外郎。太宗勉励他说：“朕选拔贤才，不是朕个人喜好，而是因为能对百姓有益。朕对宗亲和旧人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没有才能，最终也不会任用。因为卿忠直，朕才任用卿，卿应该想着有所作为，以不负朕对你的选拔。”不久迁任给事中，主持起居注之事。太宗曾经说：“朕坐在朝堂，不敢多讲话，必须是对百姓有利，才敢说出口。”杜正伦说：“臣位居左史，陛下一言有失，不仅损害百姓，而且记入史书，千年以后拖累圣德。”太宗十分欣赏他的话，赐给他彩色织物二百段。
贞观四年（630），杜正伦升任中书侍郎。他和韦挺、虞世南、姚思廉论事符合太宗旨意，太宗为他们设宴，召见四人，对他们说：“朕听说神龙可以驯服，然而它的颔下长有逆鳞，触犯逆鳞者死，人君也有这种情况。众卿敢于触犯逆鳞，以补救朕的过失，朕还会担心危亡吗！想到众卿的诚意，所以设酒宴来同乐。”每人赏赐不等。
贞观六年（632），太子李承乾代行主持国事，诏令杜正伦右庶子，兼任崇贤馆学士。太宗对杜正伦说：“太子年幼，没有形成完美的品德，朕总是事事告诫他。如今他担当代行主持国事的大任，不能朝夕相见，所以停止卿在朝廷的职务以便辅佐太子。卿一定要谨慎努力。”过了几天又说：“朕长到十八岁，还生活在民间，世上真假无不亲身经历；即位以后，处置有时失误，必须待人劝谏，才恍然醒悟，何况太子生长在深宫不懂世事呢？而且君主不能骄傲，现在如果诏令天下，敢上谏者死，将肯定不会有人再说话了。所以朕孜孜不倦地让人进谏直言。卿要用此来开导太子，希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
贞观十年（636），杜正伦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封南阳县侯，并兼任太子左庶子。他出入皇宫和东宫，执掌机密，以办事精明著称。后来，太子李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谒太宗，他喜好亲近小人，纵情声色犬马，渐渐地偏离正道。太宗告诉杜正伦说：“太子经常亲近小人，卿要劝诫他，教导他，如果他不改正，就告诉朕。”所以杜正伦大胆劝谏无所顾忌。太子不听，就转述太宗的话来督劝他，太子随即上表奏闻。太宗责问杜正伦说：“为何泄露朕的话？”杜正伦回答说：“教导他而他听不进去，所以用陛下的话来吓他。希望他能弃恶从善。”但太宗始终不能释怀，将他贬出朝任谷州刺史，又贬任交州都督。后来，太子李承乾被废，杜正伦因为曾接受太子赠予的金带，被流放欢州。很久以后，授任郢、石二州刺史。
显庆元年（656），杜正伦升任黄门侍郎，兼任度支尚书，并主持政事。迁任中书令，兼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襄阳县公。杜正伦和城南众杜姓宗族关系本来疏远，曾请求与他们联宗，杜氏宗族自以为是显要贵族，不肯与杜正伦攀宗亲，杜正伦因而怀恨在心。众杜姓所居之地号称杜固，世人相传此地有兴旺发达的地气，所以世代为官绅。杜正伦执政后，为了报复杜氏家族，建议开凿杜固通水以利百姓。开通以后，水流如血，过十多天才停止，从此城南杜姓逐渐衰落。杜正伦善写文章，曾经和中书舍人董思恭夜晚当值，谈论文章。董思恭自觉受益匪浅，回到府第对家人说：“通过和杜公谈论文章，今天发觉我的文章顿有长进。”
起初，杜正伦已经显贵，李义府的官位还低，后来李义府也成为宰相，两人一同执政，杜正伦心中不服。中书侍郎李友益是李义府的同族，向来依附杜正伦，一同挑剔李义府的过失。显庆三年（658），李义府命人控告杜正伦、李友益互相勾结欺瞒皇上，图谋不轨。高宗贬杜正伦出朝任横州刺史，将李友益流放峰州。杜正伦不久就死于贬所。杜正伦没有儿子，以哥哥的儿子杜志静为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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