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半-评论——付秀莹:“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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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雷

    2009年,付秀莹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在文学界一鸣惊人。此后短短数年内,她发表了大量中短篇小说,逐渐为文坛及社会公众所熟知。现在付秀莹已成为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当今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中,一位文学新人如此迅速地获得文学界的认可,堪称一个奇迹。这也让我们思考,付秀莹的小说为什么会引起各方瞩目?她为文学界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她的小说中有什么新的美学因素?在我看来,付秀莹所提供的恰恰是当今文学界最为缺乏的,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体认,对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以及对传统中国美学的新探索。也就是说,付秀莹讲述的是中国故事,表达的是中国情感,探求的是中国美学的新形式。她的小说不仅写出了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且也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密码或“集体无意识”。她能够把握住当代中国人丰富、复杂而微妙的经验与情感,并且以中国式的美学表达出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付秀莹的小说既让人耳目一新,又让人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原因。

    付秀莹的写作方式看似自然,但如果我们将之放在历史的视野中,便可以看到她的选择并非那么简单。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在对西方文学借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以“走向世界”为指向,这对拓展当代中国的精神与艺术空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学的追逐也伤害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新世纪以来,不少中国作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在自己的创作中接续传统中国文学的精神,探索中国美学的新形式,如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王祥夫等作家对《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世情小说、笔记小说传统的继承,便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拓展了一个新的方向,付秀莹的小说也出现在这一转向之中。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作家开始更加从容地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加自信地讲述中国故事。

    付秀莹的小说多取材于乡村或城市的个人故事,但作者却并不仅仅关注主人公的个人命运。在她深入细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故事书写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精神命题,也写出了转型时期复杂的中国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付秀莹是从个人体验出发,写出了当代的“中国故事”。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人叙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相对于五四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界”,中国故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以来)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相对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社会学的范畴,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内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在“现实与虚构”这一普遍的范畴中看待中国与故事的关系,而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整体,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思潮,我想这可能会更有意义,也更能启发我们的思考。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付秀莹的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在《红豆》杂志发表后,很快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并被收入不同的小说年度选本。这个小说之所以如此受到关注,我认为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满足了读者的期待:在短篇小说这一体裁日渐式微的情形下,这个作品提供了一个短篇小说的近乎完美的样本;与大多短篇小说注重故事性或西方化的倾向不同,这篇小说注重诗意与抒情性,可以说承续了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以来的现代小说抒情诗传统,也是传统中国美学在当代的再现。这篇小说最值得关注的,并非散文化或抒情式的笔调,以及语言的细腻优美,而在于叙述视角的选择,以及这种视角所折射出的作者的人生态度与审美观。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叙述角度的特色在于:童年视角、回忆视角、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及其相互交织。童年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新、自然而又懵懵懂懂的世界,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残酷的故事,但又在隐约中让人感到了一种美;回忆视角则在时间的长河中冲刷掉了这一事件带来的直接伤害,以沧桑的姿态与悲悯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故事及其当事人,包容并理解了一切;而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则回避了故事中最为残酷的核心部分,在这个叙述者有限的眼界中,我们甚至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事人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内心感受到了怎样的痛楚,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外部的、片段的、不完整的。这样的叙述角度与剪裁方式,既化解了叙述者的尴尬,同时在艺术上也深得传统中国美学之精髓——温柔蕴藉,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于留白处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在整个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叙述姿态,她写下了那些隐秘的疼痛,却通过视角的选择隐去了最为残酷的部分,而在平静的叙述中包容了一切,将那些创伤升华成了一种优美动人的艺术。这样的叙述方式,或许与作者的人生态度有关,也与她的审美观密切相连。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执着,也可以看到旷达;可以看到含蓄,也可以看到坚韧——而这既来自传统中国美学的底蕴,也来自现代视野的新发现,最终融汇成一首苍凉而忧伤的“诗”,值得我们反复去欣赏,去品味。

    付秀莹的《旧院》之所以能打动我们,并不在于作者写出了独属于她个人的经验,而在于在对个人独特经验的描述中,她有意或者无意地,写出了我们共同的经验,写出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人独特的经验与情感,而这包括不同的层面:首先,小说写的是一个大家庭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对于注重传统伦理的中国人来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凝聚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如何恰当地把握住某种度,或者如何真切地理解人们之间的关系,非置身其中难以理解,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这部小说的好处,便在于幽婉细致地深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以及人们微妙的关系之间,向我们揭示了其中的隐约曲折之处。其次,小说中写到了重男轻女在民间社会中的深远影响。作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种观念,重男轻女不仅影响着人们对男孩、女孩的看法,也影响着人们生活中的婚姻、恋爱等各个方面。小说中姥姥的焦虑主要由此而来,而这也影响到了她对“我父母”、五姨和“我舅”等不同人的态度,小说让我们具体而细微地看到了这一观念如何深入了人们的“无意识”,如何影响了这个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再次,小说写到了这个家庭的“盛世”及其消逝,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事变迁的沧桑,以及叙述者的惆怅无奈。感叹时光流变与世事沧桑,并通过一个家庭的盛衰来表现,可以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传统,从《红楼梦》到《呼兰河传》都是如此,而《旧院》则是这一美学的当代继承者。不仅在这一方面,小说中含蓄蕴藉的表达方法、散点式的结构、散文的笔法以及诗意化的呈现方式,都从传统中国美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是充分现代化的,这不仅是指其题材的现代性,而且在形式上,它也剔除了传统叙事文学中的程式化因素,因而更加自由,更加洒脱,在这一点上它更接近《呼兰河传》的神韵(虽然二者在色调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呼兰河传》更加忧郁,而《旧院》则更为明朗),即它是最为中国的,也是最为现代的——这一点,或许可以给当代中国小说的发展以启示。

    付秀莹的写作,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她所表达的是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普通情感,这样的写作是一条开阔正大的道路,它不像先锋文学那样深刻、极端,在很多先锋文学中,我们无法看到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另一方面,付秀莹的作品也不同于寻根文学那样冷僻、刻意,很多寻根文学刻意寻找不同于西方的经验与情感,从而自我“东方化”,走入了生硬怪僻的道路。付秀莹的作品所表达的只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细节,由他们情感与心灵的隐蔽幽深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式,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而这些,又都是以中国式美学表现出来的,含蓄蕴藉,给人留下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不仅在《爱情到处流传》《旧院》等描述乡村与童年的作品中体现了出来,在《花好月圆》《曼啊曼》等描述都市生活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出来。她的小说,可以说在探索着中国美学的新元素。

    另一方面,付秀莹的作品又是充分现代化的,她所表达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而不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在现代世界的生活与心灵状态,以及其内在的变化、矛盾与冲突,她的表达方式也是现代化的。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古典小说中的程式化因素,也看不到儒释道思想的刻意说教,她所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在《六月半》中,我们既看到了一个母亲的幽微心思,也看到了现实中打工生活所带来的苦难;在《夜妆》中,我们所看到的则是置身于都市情感纠葛中的青年女性的心路挣扎。正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描绘中,付秀莹将传统的美学元素重新组合,并探索着传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故事”是一个创造,并不是有一个凝固的中国在那里等着你写,或者有一个固定的中国故事在那里等着你讲。在付秀莹的《秘密》中,我们看到的是青年打工者良子偷窥城市女人的“秘密”,以及他横死的命运。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打工者与城市女性之间,横亘着难以跨越的距离,只能以“偷窥”的方式建立联系,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她的《琴瑟》《幸福的闪电》中,我们看到的是寄居于城市里的打工者夫妇在过着卑微而幸福的生活,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让他们不敢企及城市的生活方式,但又只能在城市里生活,他们只能想象城市里人的生活,而无法真正进入城市生活。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在《蓝色百合》中,付秀莹写的是一个青年女子对一个陌生人的奇怪情感。小说的主人公水青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和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安宁妥帖,但是她内心并不平静。在上班的路上,她时常会碰到一个陌生男子。开始她并没有在意,时间久了,她开始留心这个“高高的个子,有些清瘦,捧着一张报纸,边走边看”的人。这个陌生人在她的意识中越来越重要,像一个谜一样,她渴望能够了解他,走进他的世界,但这并非有意识地“越轨”,而只是出于一种好奇,“两个陌生的人,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不同的方向去,于千万人之间,在时空的某个奇妙的交叉点,遇合,然后,擦肩而过。这是多么让人着迷的事情”。她开始幻想,并试图接近这个陌生人,但是这个男子却很少再出现了。在一个下雨天,她终于看到了那把“花格子雨伞”,追踪他来到了街心花园,却发现“伞下,是一个少年,清瘦、忧郁、目光迷茫”。小说中主人公对陌生人的兴趣,可以说是对庸常生活的一种反抗,是对诗意的一种追寻,而结尾处的“少年”意象,可以让我们看到主人公所追寻的并非外在的遇合,而是内心深处爱与美的最初印象,正如小说中的“蓝色百合”一样,这样的花与这样的情感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只存在于人的内心。小说对都市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有着细腻的刻画,并展示了一种反抗平庸的诗意方式。

    “新的中国故事”既是历史的创造与展开,也有赖于作家创造性的感知、体验与表达。在当前这个大时代,能否讲述或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内部的变化,可以说对当代中国作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我们可以继承传统中国的某些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但也要融入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熔铸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美学。在付秀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探索着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她始终关注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试图将其中的丰富、复杂、微妙之处呈现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她汲取了传统中国美学的元素,并予以现代化的改造,从而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文体与美感。在她讲述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复兴,也看到了新一代中国作家的精神面貌与艺术追求。我们可以说,新一代中国作家正在以更加从容自信的态度面对世界,他们讲述的“新的中国故事”,不仅将凝聚中国人共同的经验与情感,也将向世界展示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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