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所谓接受一方面是同事的推许，另一方面则是学生的认可。周作人的讲课并不高明，其方式也与鲁迅两样，鲁迅常离开了讲义加以发挥，而且讲得幽默风趣，引人入胜，周作人则是照本宣科，往往是目不视人，伏在讲台上自顾自念讲义，说话的声音很低，还是一口难懂的蓝青官话。可因为真有学问，学生还是服他。前面提到的傅斯年，和后来成为新文学健将的康白情、俞平伯就是因周作人讲授《欧洲文学史》而被吸引到一起的。也许一开始吸引他们的是课的内容，是周作人渊博的学识，到后来更有吸引力的则是授课以外的东西，——是他的思想、见识了。
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与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潮社”，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早出现的学生社团，也是五四时最有影响的学生团体。周作人与该社团的关系超过了同在北大执教又同为新文化运动名人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他的重要文章总是迅即地在这里得到回应，前面说到傅斯年撰文高度赞扬《人的文学》即是一例，此外，他写的新诗《背枪的人》《京奉车中》在该社的刊物《新潮》上转载，且被当作新诗的示范性作品。1919年五月号的《新潮》上更刊出“本社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员”，后来又被推为主编。事实上，《新潮》的问世他就出过力：当时傅斯年曾经因办刊经费问题找过文科学长陈独秀，陈独秀对傅斯年等人的动机颇有几分怀疑，因为北大新旧两派势同水火，斗争很是激烈，而傅斯年、顾颉刚都曾是旧派人物黄侃的高足，陈疑心他们会不会是那边派来卧底的，故向周作人征询意见，周作人帮年轻人说了话，这才有了《新潮》的创刊。
随着名声日高，周作人对青年人的感召力远远超出了北大，作为攻击旧道德旧文化不遗余力的人，作为新文学的理论权威，五四时期他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可以同鲁迅相提并论，因为身在北大，他与青年的接触还更多更直接一些。青年人把他看作良师益友，他对青年人则给予热情的扶植和帮助。向他写信求教、寻求支持，或是请他演讲、参加活动的人实在不少，而他几乎是有求必应。后来成为散文名家的梁实秋，在清华大学当学生时，曾代表清华文学社到周作人家里请他去清华演讲，事先没有任何介绍，演讲也没有报酬，就这么冒冒失失地去了，周作人接待了他，并且一句话就应下了。从他的住地到清华，坐人力车要一个多小时，但到约定的那一天，他风尘仆仆准时赶到了。
素不相识向他求援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郁达夫。郁达夫是因写了一部叫做《沉沦》的小说而出名的，刚开始这“名”是好名是恶名，还真难说：因为小说里写了主人公的性苦闷，一发表就受到封建卫道人士的诋毁谩骂，斥为诲淫。郁达夫感到压力很大，将书寄给周作人，告知“上海的所有文人都反对我”，“希望先生以自己的良知尽量给予批评”。郁达夫这时在安徽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此前发表的作品寥寥可数，谈不上什么名气，周作人则已是堂堂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以世俗的眼光看去，郁达夫实在有些冒昧，但郁达夫的信中却分明流露出对周的信任，除了文人的自负之外，那显然是因为在他心目中，周作人是个肯于为年轻人仗义执言的人，——周作人在青年的心目中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形象。
周作人果然没让郁达夫失望，他很快给他回了信，并在《晨报》上发表文章为《沉沦》辩护，指出作者描写的是现代青年的苦闷，肯定作者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并称小说“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成分”。这是最早给《沉沦》以肯定评价的文章，郁达夫的大胆放诞，即使在新文化的阵营中也未必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此文一出，许多疑惑消除了，而反对派的骂声也低下去了。
最早的白话诗人之一汪静之，因为在诗集《蕙的风》里描写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也受到过旧派势力的攻击，周作人同样撰写文章给予肯定。事实上周作人个人的性情与郁达夫的风流耽溺、汪静之的纯情相去甚远，他也未必喜欢《沉沦》顾影自怜又有几分歇斯底里的风格，可是他不能容忍传统道德对于青年人的压制，凡受到旧势力压制的，他更要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几乎总是站在年轻人一边，这也不奇怪，新文化原本就是青年文化，新文化运动的“群众基础”原本就是广大的青年。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周作人本人那一时期好像也进入了“青春期”，他到北京时三十三岁，按当时的标准，三十多岁已算是人到中年了，而周作人以他的性情，大概从小就可以被归入“少年老成”那一类的，不料此时突然地青春焕发了。周作人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接近一种青年人的心态。
周作人喜静不喜动，从南京到日本到绍兴，甚至直到被聘为北大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之前，他基本上过着退隐的学者生活，我们应该还记得鲁迅在日本时给他起的“都路”的绰号，除了读书做文，其他的一切在他似乎都是琐屑麻烦，避之唯恐不及的。可现在他却常常走出书斋，参加各种社会、学术活动了。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正在日本，他是四月十五日携妻子儿女往日本探亲的。刚到没多久就听到这消息，马上匆匆回国。当年家里催，兄长劝，他硬是延宕着不肯回来，辛亥革命时他足不出户，能躲则躲，现在他却坐不住了。五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六月三日赶上军阀政府大肆逮捕学生，当天他即同刘半农、陈百年等前往北京大学，自称是北京大学代表，与军警交涉，要去第三院法科慰问关押在那里的学生。那几天里他常到学校参加教员的聚会，商讨营救学生的办法。五号那一天下午，正从学校里往家走，却遇见学生演讲，大队军警将他们团团围住，人群正想挤过去，军警的马队便过来冲散行人，周作人险些被马撞倒，狂奔了好远才停下。他虽经历过一些事，却还未受到过这样的惊吓，眼看着马队冲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愤怒了。回到住处，写了一篇《前门遇马队记》，记述历险的经过，并装呆卖傻，正话反说，对当局好一通讽刺，结末说：“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到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过。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第二天他就将文章交给负责编辑的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皮里阳秋、指桑骂槐，周作人的“骂人”文章都是这么写的，他不屑于同对手论理，更不用说是泼口大骂，讽刺更能维持他踞高临下的蔑视的姿态。
文章发表后军警方面觉得有点不对味了，那时警察对《每周评论》已有了疑问，时常派人到编辑部查问，有一天就问李大钊：“你们的评论不知怎么总是不正派，有些文章看不出毛病来，实际上全是要不得。”据李大钊说，“要不得”的文章指的就是《前门遇马队记》。可见周作人已成了“惹事”的主了。周作人倒不在乎，对文章刺得军警疼痛而又抓不住把柄还有几分得意。六月十四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警方拘捕，他又同李辛白、王抚五等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到警厅去探望。周作人何时曾像这样爱管“闲事”呢？
当然周作人不是实际的活动家，与他在思想文化方面闯下的“祸”相比，上面所说的“惹事”简直算不了什么。都说中年是稳健且有些保守，瞻前顾后的，青年人则是无所顾忌，易走极端。周作人这时心态的年轻正表现在他思想的大胆“偏激”上，什么分寸感之类都无顾及的余裕了。他的大胆“偏激”，从译介《贞操论》，撰文肯定《沉沦》等事上已见一斑。《人的文学》中对中国旧文学的否定，则连一些很激进的人都会觉得过分：他将中国的旧戏全部归为“非人的文学”，以为那是封建意识的藏污纳垢之所，旧小说也被否定得差不多了，从文言的《太平广记》《聊斋志异》到章回白话体的《水浒传》《西游记》都未能“幸免”。胡适等人出于鼓吹白话文的动机，对章回体的白话小说是网开一面的，周作人既认为新旧文学的区别在于其中包含的意识是否合于人道主义的精神，当然对那些既使用白话且被某些新文学倡导者也奉为经典却浸染着“封建毒素”的小说也毫不客气。本着这样的原则，他还写了《论黑幕》《再论黑幕》《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等文章，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尖锐的批判，语气的激烈斩截，在新文化人当中也是数得着的。
周作人的大胆“偏激”在征集歌谣一事上也有所表露。北京大学1918年开始征集歌谣，主其事的是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周作人也有这方面的兴趣，在绍兴时就发起过类似的活动，只是当时孤掌难鸣，现在有人起劲，他也参加了。他加入后即提出要解除原先自设的禁区。征集歌谣的简章上规定了入选的条件，第三条是“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要“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才有资格，接受了周作人的意见后就改了：“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性在中国一直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谈的事，显然钱玄同、刘半农这样的新派人物都觉得要有所回避，周作人却甩开了顾忌，他并且还写了《猥亵的歌谣》等文，大谈特谈，实在大胆偏激得可以。其实周作人的大胆原也简单，——那是源于思想的彻底性，或者用一些佩服他的人的话说，他有着“明澈的思想”。这也正是周作人的过人处：虽然他性情温和，为人行事极少逾矩，他的思想却是没有任何禁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之一是“科学”，那不是自然科学或科学技术的意思，而是指一种科学的精神：破除偶像，扫荡一切神秘与禁忌，任何事物都可以直面它。周作人身上极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无畏的精神。
五四的精神一方面是“破”，一方面是“立”，——破除旧的偶像建立新的信仰。周作人说他是一个“少信”的人，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唯物论者，他很难给自己确立起一种信仰，不论是宗教的信仰，还是社会政治上的理想。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似乎都助成他怀疑的倾向。理想主义这种东西与他的个性格格不入，而且他已经人到中年，理想更是属于青年人的，中年人经历的事情既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经过反复的丈量，一般都趋于实际了。可周作人正当青春焕发的时刻，在时代空气的感染之下，也成为新的信仰的追逐者。这时期他热情地拥抱“人道主义”，宣布这就是他新的信仰。不仅如此，他还短暂地醉心过“新村”的实验。
“新村”是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1918年在九州日向建立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实验基地，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参加劳动，没有私人财产，不分国界种族，大家互相友爱，亲如兄弟。周作人对武者小路实笃早有景仰之心，“新村”的实验更让他感到他信奉的人道主义，他追求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在现实中出现了。1919年月4月，他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成为中国最早介绍“新村”的人。这时他对新村的了解还是从书本等间接的渠道得来，1919年7月在日本期间访问了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之后，他受到更强烈的吸引，回国后即成为“新村”最有力的鼓吹者。
关于他的日本之行，还得从迁家北京说起。周作人与鲁迅一直都是单身在北京，母亲、三弟周建人一家和他们自己的家眷都还在绍兴；分居两地，生活十分不便，而且开支浩大。此时鲁迅在教育部做科长，周作人是北大的名教授，兄弟俩在北京渐渐根基稳固，更重要的是，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无论就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就个人的发展而言，这里看来都是最有利的。所以他们有长治久安的打算，想把全家接过来一起住。恰在这时，绍兴家中受到族人逼勒，必须将祖屋卖去，于是迁家之事迅即提上日程。从1919年初开始，鲁迅即四处看房，最后选定了新街口八道湾的一处房子。这是一个颇大的院落，分三进，有几十间房子，有很多空地，许寿裳有一次陪鲁迅来看了说，这里简直可以开运动会。所以选中这里，一来是因全家在一处，人口众多，二来鲁迅考虑到两个弟弟有不少孩子，应有宽敞的嬉戏之地。
家中与外界交涉之类的事一向都是身为长子的鲁迅张罗的，这一次从选房到接洽到修缮，到返乡了结绍兴家中的事务，还是他一手操办，前后忙了好几个月。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周作人两赴日本，第一次将妻子儿女送回日本探亲，第二次是接他们，直接从日本到北京。两次行程原是当为一次的，不料五四运动爆发，他匆匆返回，于是才有第二次日本之行。就是这一次，他访问了新村，这也是此行他的最大收获了。他后来写了一篇《访日本新村记》，描述他新奇的经历：
我到这未知的土地，却如同曾经认识一般，发生一种愉悦的感情。因为我们都是“地之子”，所以无论何处，只要是平和美丽的土地，便都有些认识。到了高锅，天又下雨了，我站在车马行门口的棚下，正想换车往高城，忽然一个劳动服装的人近前问道：“你可是北京来的周君么？”我答道：“是，”他便说：“我是新村的兄弟们差来接你的。”……我自从进了日向已经很兴奋，此时更觉感动欣喜，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这两人便是首先来通告的。现在虽仍在旧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迹，已能够使我信念更加坚固，相信将来必有全体成功的一日。我们常感着同胞之爱，却多未感到同类之爱；这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迹了。
——初来乍到，还只刚刚同接待的人照了个面，他便如此“兴奋”“感动欣喜”，有这许多赞词，这还是那个素来“少信”、不易激动的周作人吗？显然他是带着一个“乌托邦”的梦来的，并且急切地想印证这个梦，这使他来之前已预备好了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
接下来，他实地体验了新村的生活，实际上也就是大家一起从事劳作，一起吃麦饭。他和村中人一起掘土种甘薯，到豆田拔草。他本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读书人，挖了一会儿土已觉腰酸背痛，手掌上还磨出了水泡。若是当年在绍兴让他做同样的事，他肯定深以为苦，满心的不情愿，可现在田间的劳作不再是劳动本身，而成为实践理想的某种仪式，因此他虽困乏，“精神却极愉快”。关键是，他在劳作中体味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的关系，一种人群的共同感。他只在新村停留了半天，然而他感到那是“三十余年未曾经过的充实生活”，只有这半天“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知‘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一件极大的喜悦”。他写道：“我们平常专讲自利，又抱着谬见，以为非损人不能利己，遇见别人，若不是心中图谋如何损害他，便猜忌怨恨，防自己被损，所以都‘剑拔弩张’，互相嫉视。倘能明白人类共同存在的道理，独乐与孤立是人间最大的不幸，……并耕合作，苦乐相共，无论哪一处的人，即此便是邻人，便是兄弟。”周作人已经从新村的生活看见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了，他以为那种人类不分你我、亲如家人的感觉非经实验是无从体会的，他为自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实验并从中约略证实了理想和幸福的可能而感到极大的喜悦和光荣。顺理成章地，他加入了新村，并且缴纳了会费。
若干年后，周作人肯定会感到自己那时的幼稚，那一大堆由半天的经历引出的感慨一定会让他觉得有几分戏剧性的夸张。
带着这份发现奇迹的兴奋和喜悦回到国内，周作人马上以一个证人的身份为“新村”宣传奔走。他还从来没有这样的热情高涨，这样毫无保留地投入。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写了很多文章，并四处讲演、做报告。不仅如此，他还希望着手组织中国的“新村”，——既然他在日向产生的那种人人是兄弟的人类共同感“非实验不能知道”，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实验基地当然是必要的了。于是周作人一手建立了新村北京支部，1920年2月，《新青年》等报刊上登出启事，宣布支部成立，“由周作人君主持一切”，支部地址就在八道湾周作人的住所。启事上还说，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周作人接待那些讨论新村问题的来客。
五四时期，有抱负的人都在紧张探寻着变革社会的种种途径，周作人对“新村”不遗余力的宣传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已是新文化运动的名人，“新村”的生活又是那样的诱人，所以很有几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味道了。有意思的是，周作人的响应者当中有好几位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他那时对“新村”表露出很大的兴趣，数次介绍人来访周作人，请他介绍去日本“新村”参观访问，他还曾同周作人一起发起与“新村”运动宗旨相近的“工读互助团”。年轻的一辈当中也有不少人如恽代英、萧楚女等被“新村”运动吸引，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毛泽东肯定很早就知道周作人这个名字，那些倡导“新村”运动的文章则使他更将周作人看作一位精神上的导师了。青年毛泽东对“新村”显然投注了极大的热情，1919年他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其中的一章还发表在这一年12月的《湖南教育》上。1920年4月，毛泽东借第二次赴京之机，前往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谈话的内容已无从知晓，不过总是围绕着“新村”展开，而毛泽东一定是带着一种仰慕的心情。还可以肯定的是，周作人不会想到，这位来访者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
“新村”运动注定是短命的，因为它过于理想化，而中国的社会现实又是那么严酷。投身“新村”运动的人很快就发现“新村”救不了中国，于是转而寻找其他更实际的改革社会的路径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可是在那个历史的微妙时刻，“新村”的确成了一批激进改革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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