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勿为文人

    《苦口甘口》一文，照例有周式的掉文而兼破题，说“甘口”的来历，盖“苦口”易解，“甘口”不常说，“甘口”并非好话之意，文中交待是从“鼷”字而来：“鼷，鼠之最小者，或谓之甘鼠，谓其口甘，为其所食者不知觉也。”所以“甘口”翻成大白话，乃是甜言蜜语之意，甜言蜜语，悦耳而实害人，所以他只有“苦口”，没有“甘口”。是否明白出典对领略该文大旨无关紧要，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这不过是“成功一篇文章”的“作料”，添几分游词余韵而已。中心的意思反正就是苦口婆心劝年轻人不可率尔以文学为职业。鲁迅遗嘱中对后人有一戒条云：“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里有“倘无才能”的前提和“空头”限定，理由未说，恐怕别处说过了。撇开对“空头文学家”的厌恶，鲁迅在这上面的看法与周作人下面的意见相去不会太远：“第一件想说的是，不可以文学作职业。本来在中国够得上说职业的，只是农工商这几行，士虽然位居四民之首，为学乃是他的事业，其职业却仍旧别有所在，达则为官，现在也还称公仆，穷则还是躬耕，或隐于市井，织屦卖艺，非工则商耳。若是想以学问文章谋生，唯有给大官富贾去做门客，呼来喝去，与奴仆相去无几，不唯辱甚，生活亦不安定也。”有意思的是，周回忆说章太炎当年就曾有类似的告诫：“章先生常教训学生们说，将来切不可以所学为谋生之具，学者必须别有职业，借以糊口，学问事业乃能独立，不至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以至堕落。”这番教诲对鲁迅想必也有影响。虽然鲁迅对章太炎晚年所为不以为然，周作人曾有“谢本师”之举，老师的许多教诲还是听之在心，二人之劝好文学者谨慎从事，个人的经验之外，还有师教的远因。

    大傲若谦

    论者常以“大傲若谦”说周作人，周作人似从未用以自况，不过心底里未必不是以此自视，至少以为此亦一境界，总是心向往之的。在别处未见此语，《文坛之外》一文中倒约略及之，可以看作一解。该文与此前所写《辩解》一脉相承，倪云林“一说便俗”的典故又说了一遍，还是申说他“不辩”的态度，不过似乎更明确。此文写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去“破门”及“反动老作家”事件未远（这都可算是沦陷区“文坛”上的大事了），写作的动机有这方面的背景（此前有《遇狼的故事》即是因沈启无“反噬”而愤然有作），虽然，写出来也是“言近旨远”，关乎他对一切纷争的态度。虽说的是“文坛”，未言其他，然读者不免要想到其他，比如，日本人眼见不支，关于失节一节，是否更有“辩”的冲动了？不管怎么说，辩与不辩的问题是常在念中了。接连写“不辩”的文章，恰恰说明不能默尔而息，看作是对“辩”的冲动的自我疏导，亦未为不可。而实质上，是宣明矜持的姿态以代替辩解。

    他的态度有争与不争、辩与不辩的两面，关于争、辩的一面，可以另说，更能体现其“大傲若谦”，也牵出了该词的，是不争、不辩，也即“忍辱”的一面。关于忍辱，他先说到佛教的怀忍行慈最令人景仰，“但是凡人怎么能做得到”？接下来则说道：

    ……中国君子的忍辱，比较的好办，适宜的例子可以举出宋朝的富弼来。公少时，人有骂者，或告之曰，骂汝。公曰，恐骂他人。又曰，呼君姓名，岂骂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据宋宗元在《巾经纂》的注中说，清娄东顾织帘居乡里，和易接物，亦曾有同样的事，可见这个办法还不很难。我说这是道家的做法，与佛教很不相同，他的根本态度可以说还是贡高自大，不屑和这一般人平等较量，所以澈底的容忍，如套成语来说大傲若谦实在也可说得。

    不理会是退让，是“谦”，“谦”的后面是不屑与辩，或用大白话说，不跟你一般见识，这就见出“傲”来。周作人一向的做法就是如此，面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的批判，关于兄弟失和事，再到沦陷时的落水事敌，都是不争、不辩，或声称不辩（说不辩而实辩是另一事），于不争不辩中赢得主动，即某种踞高临下的态势。若兄弟失和事，兄弟二人都不说，但鲁迅原是要辩的，周作人写绝交书让不要过来了，这是不给辩的机会，“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以后请不要到后面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知道了”什么？不说，“没有别的话”是杜绝一切的“辩”。其后在与人书信及回忆录中，一如大有隐情，尤云，“你自己心里清楚！还用我说？！”其实摊开来也未必就有什么，即或有，也不及不说更能维持一种心理优势，决不放弃这种优势，这是周作人的“傲”的一端。

    周作人即以此种态度来避免让自己陷入与敌手的缠斗中去。

    二周流水帐

    周作人与鲁迅一样，都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逐日有记，很少中断。而且像鲁迅一样，他的日记也是流水帐式，“记实”之外，很少将其他内容放入其中，大似起居注、备忘录的性质。自一九二九年起，周开始使用一种特制的日记本，每页分上下两栏，下面记内容，上栏又分数格，一格填日期，其他分别印有“天气”“寒暖”“发唁”“受唁”字样，其每日书信往还最是清楚。“起居注”中有一项内容，兄弟二人都喜记上一笔，鲁迅日记中每有“濯足”字样，周作人晚年日记中，“洗脚”二字亦常出现，且有的时间段几无日无之。洗脚似是其日常生活中重要内容（或令人惬意？），因洗脸刷牙之类却不见记录。周作人日记中偶记“上午洗脚”，却不知是何习惯或嗜好。

    钟情路吉阿诺斯

    路吉阿诺斯显然是周作人最钟爱的外国作家之一，甚至他的遗嘱中还有特别的交待：“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对话集》1965年译毕，而周氏最初翻译该作家则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冥土旅行》等数篇收入译文集《陀螺》，另有一篇《论居丧》，居然两度收入自己的文集（《看云集》《知堂文集》）。何以如此倾心，遗嘱中没说，仅称“识者自当知之”，但早先对该作家是有过议论的。《论居丧》译者附记中说：“路吉阿诺斯的讽刺往往是无慈悲的，有时恶辣地直刺到人家心坎里。但是我们怎么能恨他。他是那么明知地，又可说那么好意地这样做，而我们又实在值得他那样鞭挞。正如被斯威弗德骂为耶呼，我们还只得洗耳恭听。这虽然或者有点被虐狂的嫌疑，我们鞭挞自己的尸体觉得还是一件痛快事，至少可以当作这荒谬万分的人类的百分之一的辩解。”这样的体认不知到晚年有无变化，但“八十自寿诗”有句云“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后来周作人又对此诗作说明：“近译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诙谐之作，甚有趣味。出语不端谨，古时称撒园荽。”诗不能尽意，不过至少表明路吉阿诺斯吸引周氏，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讽刺的辛辣、入骨。

    斯威弗特

    周作人《回想录》“一四八 五卅”一节回忆《吃烈士》《碰伤》等文的写作云：“我写这种文章，大概系受一时的刺激，像写诗一样，一口气做成的，至于思想有些特别受英国斯威夫德（Swift）散文的启示，他的一篇《育婴刍议》（A Modest Proposal）那时还没有经我译出，实在是我的一个好范本，就只可惜我未能学得他的十分之一耳。”——直承斯威弗特乃是他的“行文出处”。其他文章中提到斯氏亦非止一处，所激赏者，正是通于路吉阿诺斯的一面，即入骨的讽刺。（鲁迅对斯氏亦甚推许，视为讽刺艺术的高峰，谈讽刺而独许“果戈理、斯惠夫德”二氏，即为明证，见《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

    周作人曾译斯威弗特的《育婴刍议》《婢仆须知抄》，1923年在《育婴刍议》附记中说：

    十六七年前我翻阅泰纳（Taine）的《英国文学史》，才知道斯威夫德的冷嘲的厉害……当时有人相信他所说的是真话，非难他的残酷，就是承认它是“反话”的也要说他是刻薄到无情（Heartless），不过这些人所见只是表面的笑骂，至于底下隐着的义愤之火也终于未曾看出了。

    我译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当然是在介绍，但更主要的乃是满足自己感兴的要求。我有这一种脾气，也就成为一种主张，便是创作以及译述应是为自己的“即兴”而非为别人的“应教”。这在理论上当然可以容得许多辩驳，但实行上我总是这样做去。我所译的零碎的小篇中，有温存的，有悲哀的，有教训滑稽的，种类不一，便是这个缘故。有时又忽然爱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尽力的掐进肉里去，感到苦的痛快。在这时候，我就着手译述特别的文字，前年在西山养病时所译的《颠狗病》和这篇《刍议》都是一例。……

    上海与北京

    《知堂回想录》“从上海到北京”一节述初到上海情形，称长江这条路他是未走先怯：盖因“它要经过全国顶有名的都市，即是上海，从前是诸恶毕备，平常的人偶尔经过，便说不定要吃什么亏的”。虽有戒备，此次仍被小偷扒去钱包。据他说言，因往南京上学事，上海已走过十几回，而此时的周作人已有过日本留学经历，应说见过世面，仍忐忑若此，足见上海在当日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此形象亦有鸳蝴派的“黑幕”“狭邪”小说可证。所谓黑幕者，大抵都是渲染上海何以为万恶渊薮。新文化阵营中人对上海印象均大不佳，每提及必斥其商业化、拜金主义。鸳蝴派文人多是一面穷形极象写上海滩之“恶”，一面亦有耽溺，不经意间会家子或准会家子的自得也隐现其间。新派文人则是真的厌恶，如俞平伯等，提及上海，都是深恶痛绝的口吻。见出对现代都市的不适与排拒心理。不过此处新派文人应限于“五四”一茬人，三十年代新文学家又自不同。这是大体言之，京派作家对上海仍是反感，如沈从文、朱光潜延续的还是“五四”文人的态度。“五四”一辈则在对上海的反感这一点上似无例外。

    有意思的是，北京周作人从未去过，心理上倒全无戒备。

    “译介学”先驱

    1936年周作人于北大国文系新开一课，曰“六朝散文”，此课程包括讲授“佛经文学”的内容。教学大纲上有案语云：

    六朝时佛经翻译极盛，文亦多佳胜，汉末译文模仿诸子，别无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质胜于文。唯六朝所译能运用当时文调，加以变化，于普通骈散文外，造出一种新体制，其影响后来文章亦非浅鲜。今拟取数种，稍稍讲读，注意与译经之文学的价值，亦可作古代翻译文学看也。

    这里涉及到翻译的诸问题：翻译文体的选择，翻译如何成就独特文体，以及翻译文体对文学的影响。当今翻译研究成显学，已从比较文学中脱颖而出，自立门户，周作人在北大讲此内容，也应被追认为译介学开风气的人物了——虽说“填补空白”“第一人”之类，显然非他所计。

    “知堂法脉”

    钱锺书致黄裳：“裳兄文几：音问久疏，忽奉惠颁尊集新选，展卷则既有新相知之乐，复有重遇故人之喜。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聂绀弩曾赞誉高旅的《持故小集》：“持故好，博学卓识，有知堂风味，但知堂抄书多，你不抄，胜他。海内以博学知名者为钱锺书，他只谈文艺，你比他天地阔。总之，读书多，记性好，其用无穷。”钱、聂均善诙谐，赞对方“智过其师”“胜他”云云，是赞语，亦谐语，称道中有诙谐，诙谐中有称道。聂一气拉周作人钱锺书作衬，更有谐谑意味。但挑剔知堂处，当然都是真实的看法。聂绀弩批得明确，以周作人抄书为病；钱锺书所谓“骨董葛藤酸馅”是“诸病”，非止一端。“骨董”指抄书，似又不限于此；“葛藤”或是病其东拉西扯，行文啰嗦；“酸馅”不似前者更多关乎“文法”问题，乃及于文章气息，知堂爱好者欣赏的低徊之意，钱锺书或者正以为病。“诸病”杂陈，岂非一笔抹倒？然既云“深得法脉”，自然认知堂为一家。

    燕大授课与《中国新文学源流》讲座

    《知堂回想录》“琐屑的因缘”一节述他以胡适之荐在燕京大学担任新文学的功课，“一直蝉联有十年之久”（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八年）。周作人将此经历描述为“一件重大的事情”，“很奇妙的一段因缘”。言其“重大”，可能是此次非一般到别校兼课的情形可比，是独当一面，而讲课内容又是他愿意发挥的。他的职务是“新文学系主任”（国文系主任），承担课程中包括现代国文的一部分，这是他不感兴趣的，而有关“新文学”的课程他讲些什么，课程名称，却未道及。按说他讲授的内容应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在辅仁大学的系列讲座）一书有联系。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中却说：“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好像此前毫无准备。周自认是个“不会说话的人”，至少不擅演讲，梁实秋等人的回忆中都说到他授课和演讲声音极低，几乎是埋头念讲稿。此次既无讲义，也无大纲，却能“信口开河地说下去”，也是异数。合理的解释是，题目或者是新想的，其中的内容则早有积累，已然成竹在胸。在燕大十年讲授新文学课程，《源流》一书所论，在那里应是已经讲过，讲座是取其精华，另以条贯。可惜未见周氏燕京授课的笔记，否则一看便知端的。

    无巧不成书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成书有偶然性，周作人原无意写成一书，若不是应沈兼士之邀往辅仁开讲座，或邓广铭精心记录，则无此书出版。其实书中许多观点，周氏在其他文章中亦有发露，但片断地言说与系统地阐述，又有不同，讲学却是一个形成系统的契机。此书尤其小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扎硬寨，打硬仗”的大著述，成书也带有偶然的性质。据《知堂回想录》记载，一九二〇年，北大国文系欲增开小说史课，系主任马幼渔原请周作人承担，且周已应承。其后才觉不妥，商之鲁迅，改由兄长担任，这才有后来《中国小说史略》的成书、出版。此事可为“无巧不成书”添一新解。

    既因授课而成，《中国小说史略》原为教科书性质，自不待言。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亦同样性质。但彼时教科书，与其后集体编撰者，胸中蕴蓄不同，即使原为授课，出之以教科书形式，也还是成一家之言。

    “积极”的证据

    王锡荣著《周作人生平疑案》与其他史料书不同处，在于将史料做问题化处理，亦即归类，读来颇有意趣，有类书的功能。其中“周作人当汉奸是积极还是消极？”一章排比的史料，最是爱知堂者难以面对处。“消极”已不可恕，但总还可以归于“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凡人的悲哀”，“积极”则性质又不一样了。著者所列“积极参加汉奸活动”的五条（“秉承主子旨意，积极履行汉奸职务”；“积极出访，为日本侵略者张目”；“多次发表演讲和广播讲话，大造汉奸舆论”；“大力开展奴化教育”；“捐款献媚”），大体同于胜利后对周氏的指控，并不出人意料，似也不能据此证明其“积极”（“秉承”“大力”“献媚”等语倾向性太强，不似论证，是已然论定）。“积极”是主动的状态，上列诸项，有时是上了贼船，不得不然。既已落水，发表演讲、出访，甚至包括捐款，就都是题中应有之意，有出访之事就一定“积极”，有捐款之事即必有“献媚”之心？恐怕未必。“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自出了门不再继续“苦雨斋”的苦住，后来种种，便已然注定，逢场作戏也得演下去。问题是，周作人是否只当是逢场作戏。以此而论，“从情绪看心境”一节中勾稽的几条日记最让人为知堂不值。一九四三年二月周被解除“督办”职务，新任伪委员长朱深无起用他之意，得知消息当日日记中记道：“汪翊唐来，述朱三爷意，令长北大，笑谢之。手段仍如髯公，思之不快良久。”及朱深病死，又在二月六日（即得知将被闲置之日）日记补记一条云：“小人做坏事，想不到不得百五十日，此段事日后思之，亦甚可笑也。”宦海沉浮中进入了角色，在官言官，“在其位谋其政”，他似乎已分不清是戏是真，角色与本色，让角色把自己绕进去了。

    角色有时确会牵着人走。鲁迅对周作人有一评价：“启明颇昏”。周作人丢官后的反应，可为一例。

    《对话集》与自我评价

    周作人一生，不能说迷雾重重，却也谜团甚多，若“兄弟失和”“落水失节”等大关节固是疑案，因为牵涉到鲁迅这样重要的人物，或民族大义，所关系者，也确实大，还有许多问题，也许纯然属于“心史”范畴，与“历史”无涉，被谈论的就少，其实也耐人寻味。对我而言，他在遗嘱中对《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推许，就是一个谜。遗嘱中特别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自当知之”的识者似乎却还未曾出现，也许该书不乏知音，但问题还是一样——周作人何以要用这种方式来举荐此对话集。在遗嘱中称许一书，已是比较少见，在遗嘱中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表示对一书的肯定，更是少见。“无足称道”似乎应视为自谦之辞，因为晚年他还经常翻看旧作，且不无自许自得之意。

    致鲍耀明的信中写道：“昨奉问拙作几种是否已有，其中似忘说及《药味集》，此书市上极难得，以为其中颇有可看之小文，如尊处未有即当奉上也。”（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日记记云：“阅《看云集》，觉所为杂文虽尚有做作，却亦颇佳，垂老自夸，亦可笑也。”

    同年九月二十七日日记记云：“昨重阅《风雨谈》，对于自作的文章，觉得不无可取，亦可笑也。”

    遗嘱定稿日期为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当然在上引书信日记之后，然很难想象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的自我评价已经全然不同。但若在遗嘱里还讲客套，未免也太绅士态度了，不懂。

    “作文”与“写话”

    《周作人自编文集》某集编辑例言中，校编者止庵曾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归为两途，一为“作文”，一为“写话”，周作人当然是“写话”的代表。此“话”不是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或胡适所谓“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的“话”。“话”原本脱不了俗，与周作人追求的“雅”乃是相犯的，不论是口语的“话”还是话本的“话”，古人又有语录体，也算是“写话”，但并不是要因话成文。周作人以“写话”来作文，固要经营，有讲究，然他追求文章之雅是大巧若拙的雅，从语言层面讲，不仅可以有语体成分，而且可以其为基包容、节制、调控其他。然周作人“写话”，最根本处当不在语体的选择及如何调制，而在以“话”的精神来谋篇布局，借“话”的自发、随意，破历来文章的格套，其最著者，当然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八大家文以及明清八股文的起承转合，虽则他自己于“写话”中又形成另一套起承转合。他的起承转合实即文无定法，文无定法方合于“话”的精神。借苏东坡的话说就是：所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八大家文及八股文在他看来都是以“载道”为旨归，他的“写话”，当然也就通向“言志”。

    文章中的人与日记中的人

    “文如其人”一语，常要看如何去解，相对而言，在散文中做这样的推断更容易成立。然而散文也属“作品”，即为“作品”，其必有“作”，人与文之间，还是有距离，即文章营构的作者形象与现实中的人，不能完全吻合。周作人性格有两面性，即所谓“两个鬼”，绅士鬼与流氓鬼。以文章论，前者常寄身于他所说的“随笔”，后者则寄身于多用反语的“杂文”。但两者是统一体，共时性的存在，某篇文章中只显其一面，并不意味另一面已消踪匿迹，何况凭文章（也即“作品”）并不能见其“全人”，有些情况下，他是将“真事隐去”的，并非蓄意造假，是有些不合于“绅士态度”的，他不写。兄弟失和事件中，事情经过，有的，大打出手则绝对不写。晚年与羽太信子关系的恶化令其相当长时间里心绪大坏，当然也只字不提。《知堂回想录》写于一九六〇年底到一九六二年末的两年间，有相当一段，正是二人几近崩溃之时。回想录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日开笔，日记中记云：“下午努力写小文，成第二节，备寄香港，有千余字，晚灯下修改了。”同一天日记中即因信子发作而怨道：“苦甚矣，殆非死莫得救拔乎？”其后直至羽太信子去世，日记中怨毒之语时见，可以说是“恶声”不断：“上午又复不快，殆古人所谓冤孽也，只可以迷信之说解了，说是前世事亦大可怜矣，日日记此亦复可笑……”；“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愚恶魔然”；“早是病态，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张菊香《周作人年谱》）。而回想录的写作一直在进行，行文一如既往的优雅风趣，岂止是波澜不惊？简直不闻烟火气。于中浮现的知堂形象，与日记中的那个周作人，判然有别。能于恶劣心绪下维持闲适格调，固见其修为，日记中流露的怨毒之意，又证修养并非全能济事。

    “安静”

    周作人思想的一条线索，是“哀孺子而嘉妇人”。其一生中关系最密切的“妇人”，当然是羽太信子。二人的关系，似在新旧之间：自由恋爱而结合，这是与旧式婚姻不同处，但似亦仅止于此。依然是旧式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周作人对羽太言听计从，回护体贴，固然有“嘉妇人”的因素，即对女性的尊重，更多却是因于性格的怯懦。日常生活中对羽太百般依赖，绝对不可无，精神世界中则不留半点位置。周在朋友圈中有惧内之名，这里的惧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惧，加以羽太患有癔病，自然更要让她三分。故在与羽太关系中，周念的是“忍”字诀，此一“忍”字又获得“哀妇人”的思想支撑，二者交相为用。然在晚年，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周自认是儒家，与鲁迅相反，是讲恕道的，到此时因羽太的病态，似乎也讲不下去了。“下午又复不快，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又不得工作矣”；“又复不快，幸本月工作已完成，但苦不能耳根清静，得以自迁，待死耳。”

    周作人要的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活得很个人，很自我，不假外求，唯一的要求即是生活的平静舒适，于平静中求“知”。这是他个人生活的底线，任何人不得触犯。关于他与鲁迅的决裂，有一种说法是，他曾对人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安静”二字在周作人至为重要，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生活是万万不能接受的。然国与家，均不能“安静”，求“安静”而终不可得，性欤，命欤？

    “修养败于天命”

    与周作人曾同为北大同事的赵荫棠，曾有一评价：杨丙辰是天生的圣人，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因为杨有憨气，周，如他的别号所示，是知且智。张中行先生在《再谈苦雨斋并序》中记此言出处时在赵荫棠前面用了“也许”二字。不论版权属谁，此话肯定是有的。中行先生显然深以为然，故在文中排比两串轶事，一证“修养”，一证周的谦冲儒雅并非“天命谓之性”。后面的例子举了与鲁迅翻脸，以发《破门声明》的形式逐沈启无于周门四弟子之外。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唯有一事，别处似未见提及。说周作人1939年元旦遇刺后到医院检查，结果是只碰破了一点皮，“据说他高兴得跳起来”。中行先生下案语道：“这也是修养败于天命的一例，因为就是生死事大，最好也是不忘形的……周不得天时、地利，是不幸者，就算是昙花一现吧，神总是曾经败在鬼的手下。”周作人爱惜羽毛，最重一己形象，文中甚至对露齿大笑等他以为过度的表情都表示厌恶，而他极难堪的境地下也常能做到不失风度，如被捕时的从容，狱中的安然译书。不过那都是早知要面对的情形，有备而行，修养学识易起作用，遇刺事起仓促，命在一线，本能便现身出来。——“修养败于天命”，中行先生此语下得最是沉痛。但不知“据说”何所本，既然与周一向予人的印象相去太远，想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

    周作人看重修养。若照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说，应与早年经历有关。这方面恰有一反面典型，在周作人童年记忆中印象深刻，此人即其祖父介孚公。某次他因周父未早起敬谨将事而大发雷霆，迁怒于全家人：“我还在祖母的大床上睡着，忽然觉得身体震动起来，那眠床咚咚敲得震天价响，只见祖父一身素服，拼命在捶打床呢！他见我已是捶醒了，便转身出去，将右手大拇指的爪甲，放在嘴里咬得戛戛得响，喃喃咒骂着那一般‘速死豸’吧。我其时也并不哭，只是似乎惊异得呆了……这种粗暴的行为只卖得小孩们的看不起，觉得不像是祖父的行为。”他在别处还给过祖父将拇指放进嘴里“咬得戛戛得响”的特写，并且表示鄙夷，且将此事描述为一场“风暴”，足见印象至深。顺从的脾性之外，他的温文尔雅与从那时起就决意要抹去祖父大失风度的形象有关也未可知。他在文章中以及私下场合都说起他身上有蛮暴的一面。几十年予人一团和气，从不动怒的形象，真是有修养。可惜，可叹。若果有高兴得跳起来的失态的一幕，不知他想起了如何面对。

    知堂与张中行

    张中行先生去世，有挽联云“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当然是将张老先生视为知堂传人。《负暄琐话》《续话》中两篇文章写知堂，即《苦雨斋一二》《再谈苦雨斋并序》，一话再话，对知堂致意再三，其为人为文确令人想起苦雨斋主人。张老先生中道而行，其悲天悯人的顺生姿态纵非得自苦雨斋，与后者的中庸主义及表同情于“凡人的悲哀”，亦自有相通处。又都重“知”，知堂一再标榜“不打诳语”，张老先生屡次保证“以真面目见人”。苦雨斋是文章大家，张老先生晚年成名也是因为随笔，不谈“写什么”，在“怎么写”上，“知堂法脉”更是历历分明。行文的起承转合，远兜远转，即是一端。知堂圈子兜得更大，也更显雍容蕴藉，相比之下，张老先生则显局促寒酸。张老先生以怀人文章最为传诵，所谈北大旧人，与《知堂回想录》中之“北大感旧录”多有相合，两相对比，别有意趣。有意思的是，张老先生之取舍标准及“选境”说，亦遥承回想录余绪。

    回想录《后序》中说：“我写的事实，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过去有许多事情，在道德法律上虽然别无问题，然而日后想到，总觉得不很愉快，如有吃到肥皂的感觉，这些便在排除之列，不拟加以记录了。”

    《负暄琐话》“尾声”说到取舍，声明“自己认为坏的”不写，这是入选的标准，至于如何传可传之人，则在选境：“我有时想，现实中的某些点，甚至某些段，也可以近于艺术的境……与（艺术的）‘造境’相比，这类现实的境是‘选境’。”

    相通处即不改造不修饰而重选择。

    又庄周《齐人物论》论张中行，以“其文可测，其心难测”，后四字用于知堂，似更适宜。

    小偷阿桂

    《苦茶随笔·骨董小记》记家中所藏“骨董”，于架上小玩意之类颇多罗列，大略为便宜货，称“骨董”当然是戏谑笔法。“然亦有较贵者，小偷阿桂携来一镜，背作月宫图，以一元买得，此镜《藤花亭谱》亦著录，定为唐制，但今已失去。”此处所说“阿桂”当即鲁迅笔下阿Q的原型。《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中多有记阿桂行状者，“小偷”一节云：“阿桂做掮客的时候，和我也有过几回交易，所以我是可以算是和他有点相识的。”“交易”的内容是古砖。未言“镜”事。然“他在掮客之外，其次是兼做小偷”，何以古镜排在“偷”而非“掮”的范围内？砖“推究起来要算是阿桂的功绩，不可不予以表扬”，镜更当“表扬”才是，却失记，或者在阿桂那里，“掮客”与“小偷”，两身份界线颇为模糊。若当时即明知其为“偷”，则亦有“窝赃”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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