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朱元璋的传记

    本书以“朱元璋”为题，但读者将要看到的，并不是一本朱元璋传。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前人早就有了，而且不止一部两部。为一般读者熟知，又得到专业人士认可的，则有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元璋传》，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1993年的《洪武皇帝大传》。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对这两本再版多次、印量极大的书都保留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认为，经过像吴晗、陈梧桐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关于朱元璋的基本史实，是早已考证清楚了，再写朱元璋的传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写朱元璋传已无新意，而我对朱元璋又实在有着莫大的兴趣。怎么办？幸好，前人留下了一个空档，这就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无人去做。

    什么是政治文化？套用一些概念，它指的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抛开缠夹的术语，通俗地说，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就是看朱元璋身上有多少历史因袭的影子，他又改造了哪些传统；在现实政治生活里他采取的种种举措，放到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中，能否有一个合情或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措施又结出了什么果实……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初衷，我在写作本书时，并没有平铺直叙朱元璋的一生，仅在最前面一章中撮其大概，而最用力处，则是把朱元璋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孕育”“浸泡”下的一只“麻雀”，结合其一生中最重要、最耐今人思索的事件，综合运用一些初级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剖析这位独特帝王的性格、心理，和这些事件对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影响。

    “中间代史学”：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

    历史正成为一种时尚。

    首先，是因为历史本身是有趣的；其次，不同的个体和人群，都可以从历史中各取所需，做皇帝的说“可知兴替”；大臣们说“可明得失”；知识分子说“鉴古知今”；普罗大众则说“让人聪明”……

    过去我们说到历史的时候，大都意味着庄重和肃穆，那是因为历史曾是专家的专利；时移世变，到了网络时代，历史更多地成为一种供人娱乐和调侃的东西。于是，理论告诉我们，在以往单一的“专家史学”之外，诞生了“平民史学”，或曰“草根史学”。现实告诉我们，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坊间打着历史的旗号，卖得最好的书，往往就是“草根史学”。

    我敬重“专家史学”，专家意味着对研究理论的熟练掌握，专业知识的丰富储备以及对史料的充分研读，比如你想得到关于朱元璋比较准确、翔实的知识，还得到专家著作里去找；我也欣赏“草根史学”，“草根”们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历史推到受众面前，他们仿佛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力，总能把沉重化为一笑。

    对历史感兴趣者中，不是任何人都能当好“专家”或“草根”的角色。因为我的天资和客观条件，我注定成不了专家，同时由于我个人的趣味，我也当不好能够将历史之千斤当四两拨弄的“草根”。那么在专家和草根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空间了吗？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禁造生了一个“中间代史学”的概念。熟悉当代新诗的人一看即知，这是从“中间代诗人”这个概念中偷来的。不过，我并未像诗歌理论家那样，准备借此表达一种多么深刻的主张，只是勾画出一种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姿态罢了。

    我之所以标举“中间代史学”，既是缘于自己既做不了专家也不是“草根”，也是因为对这二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专家在专门之学上当然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但也许正因为无暇或不屑旁顾，往往难免会就专业谈专业，缺乏开阔的视野，而出现观念束缚过重的问题。我为了写这本书，读了不下60种（注意，不是60册）关于明史的史料和著作，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外发现，并非专业研究明史的陈建华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对我的启发还在很多专业明史学者的论著之上。有些明史专家的著作，看得出下过很大的功夫，但我们现在读起来，却总觉得差了点什么。舒芜先生评陈迩冬关于三国历史的著作《闲话三分》时，曾经说过：“说历史要能撄现代人心”。窃以为，不少专家之书都有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无法“撄现代人心”。你通过披阅史料，把一个帝王的生活描述得非常精细，供给了读者知识，当然不错，但如果无法激发当代读者丰富的联想和思考，还怎么“撄人心”？而草根史学，则越来越沉迷于用网络时代的语言复述历史故事，它给了人们最初的新奇，却因为缺乏对历史的“穿透力”，很难让受众再进一步，至于其因准备不足而产生的知识硬伤，更常常贻笑大方。

    理想的“中间代史学”就是要填补专家和“草根”之间的这个缝隙。它以专家史学辛勤建立的大厦为基础，力戒硬伤，而又能够跳出专业圈，轻松解除既有观念的束缚，以一种冷静的心态平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当然，它也愿意尽可能地借鉴草根史学容易让受众接近的一些长处。

    我这本书就是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一个尝试。我希望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用大历史的眼光、以当代人的视角观察得来的崭新的朱元璋的形象。这样一个标准，对我这个天分和努力都不够的人来说真是太高了一点，只能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可能的一点新意

    由于我的写作旨趣，本书或许会在以下几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新意：

    放弃贴标签的做法。所谓贴标签，就是先根据某种先验正确的理论，给历史人物贴上程式化的标签，然后无论这个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标签都会如影随形，万变不离其宗，而不管在具体的场景中，这个标签离基本史实和情理有多远。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是不是就成了某些史学家所指称的“明朝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朱元璋的人生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所谓的“蜕变”，即前期造反代表农民利益，后来削平群雄则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又比如朱元璋打击富人的政策，是不是对农民利好等等，我都立足于史料提出了个人的私见。私见未必对，但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不是根据某种理论推演、套来的。

    对历史中的每个个体平等看待，尊重个体的感受和权利。由于重集体轻个体的传统，以及历史决定论的影响，我们向来习惯于把历史人物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去评判，然后得出貌似客观实为冷漠的结论，却常常忽略历史曾经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人上演的，这些个体的感受和权利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的血泪不能轻易被一些宏大的符号所遮蔽。比如朱元璋所实施的军屯和逼迫富户移民，历史著作中都是予以盛赞的，认为“有益于战后生产力的恢复”，“推动了历史前进”，但我们不应忘记，军屯的成效是以对军屯中低级士兵权利的极大剥夺为代价的，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富户的呻吟虽然微弱，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论史者也不应充耳不闻。

    “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并重。“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是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来的。所谓“历史意见”，就是指当初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有关各方对某一人或某一制度意见之反映；所谓“时代意见”，就是指时过境迁，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评论过去时代中的人物和制度。我所理解的钱穆先生的“历史意见”，就是要求论史者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不超越历史人物所置身的时代，不以今人事后之高明来嘲弄古人。虽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时代意见”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但我们读钱穆先生的书，就知道，他是偏重于“历史意见”的。而本书写作，则以“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并重，这不仅仅因为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更重要的是，对朱元璋这个曾经对中国历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以大历史的眼光和当代人的视角观照，说出我们的“时代意见”，其中全无讥诮和炫耀高明之意，而是着眼于现在和将来。试举一例，关于海禁，我们讨论这一历史事实，固然应该分析当时客观情势和海禁所发挥的一些现实作用，但它给后来中国长期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不结合今人对当时全球局势的了解，予以重新认识，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努力避免情感的渗入。在中国历史上，在帝王行列中，朱元璋是一个毁誉不一的人物，几乎到了褒者扬之升天，贬者抑之入地的程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差地别？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论史者不同的境遇、立场和诉求，对这个历史人物寄托了迥异的情感，或者引发了一些不同的联想。而我则努力避免这一点，只是把朱元璋当作一个冷静观察的客体，史料是怎样记载的，我自己想到了什么，无论好坏都心平气和地摆出来。自然，人的眼力有优有劣，看走眼的地方是难免的，欢迎读者批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