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太感情用事了，我的孩子；你如此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个女子，就算是上帝的旨意现在让你俩成双，恐怕你日后也得不情愿地与她分离。喏，相信我，任何基督徒都不应该把他的全部心灵投注到现世的任何人或物上；当神的圣意无论何时，无论以何种方式，要召回你心所爱的人或物时，你必须能够平静地、从容地、心甘情愿地应允顺服。”这话正说着，突然有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跑进来，通知亚当斯说他最小的儿子淹死了。亚当斯一言不发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在房间里捶胸顿足起来，万分痛苦地悲悼着他死去的儿子。约瑟，同样地也为此心情沉重，赶紧振作起来，打起精神来安慰他的教区牧师。在这么做时，约瑟多次想起了牧师在私底下和公开场合的谆谆教诲（牧师视种种感情依附如大敌，无一例外地教导人们要用理智与雅量来战胜它们），但是此时此刻，牧师根本没有心情来倾听他的劝言。“孩子啊，孩子，”他说，“不要白费劲了。如果是我小孩中的其他任何一个，我也许还能强作忍受；但偏偏却是这个牙牙学语的小宝贝，对我这样年迈的人来说，我亲爱的小宝贝是多大的安慰啊！小家伙刚踏入人生不久，就被夺走生命；最最可爱，最最乖巧的男孩啊，他从没有做过让我生气的事。才不过是今天早晨，我给他上了《词类》的第一课。看，他就是学这本书；可怜的孩子啊，这本书对你再也没有用处了。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为教会的事业增添光彩——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优点集中在这样年轻的人身上。”“还是个俊朗的小子呢，”躺在芬妮怀里，刚从晕厥中苏醒过来的亚当斯太太说。“我可怜的杰基，难道我永远再也见不到你了吗？”牧师哭喊着。——“当然你还会再见到他，”约瑟说，“在另一个更好的地方；你们将会重逢，永不分离。”——我相信牧师并没有听见这些话，因为他根本就没注意听，而是一味地哀伤痛哭，任凭泪水滴落在胸前。终于，他大声叫道：“我亲爱的宝贝，你在哪儿啊？”，随即夺门而出；就在这时，让他又惊又喜的事发生了——我希望读者们也能感同身受这个场面——老泪纵横的牧师看到浑身湿答答、但却活生生的孩子，正向他奔过来。

    亨利·菲尔丁《约瑟·安德鲁传》（一七四二年）

    小说话语通常在把发生的事展示给我们看，和讲述给我们听这两种手法之间交替进行。最单纯的展示是直接引述故事人物的话语，语言像镜子一样忠实反映事件（因为事件本身就是话语）。最单纯的讲述则是利用著者口吻说出的概述，这么做的话叙述者话语的简单抽象就抹煞了故事人物及其行为的独特性。正因如此，一部完全以概述方式写成的小说很可能让人读之兴味索然。可是，概述毕竟还是有其功用：比如说，它可以加快叙述的速度，带领读者迅速穿过一些没啥意思——或者，太有意思——的事件，因为，如果读者在某段落逗留太久的话，就分散了对整体叙述的重点的注意力。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由亨利·菲尔丁的这个选段来分析这个效果；亨利·菲尔丁创作的时代还没有所谓的“自由间接文体”，这个叙述手法把著者话语和人物话语糅合起来（见第九章）。在菲尔丁的小说里，这两种话语的分界是明显、毫不含糊的。

    亚伯拉罕·亚当斯牧师是个慈善、慷慨、虔敬的人，他同时也是个极其有趣的角色——可以说是英国小说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因为他不时受到矛盾、抵触的束缚。在他所冀望的世界（他认为世界应该充满着像他一样关心他人、造福他人的人）以及这个世界的真貌（这世界满是自私自利的投机分子）之间，在他的宣讲（他宣讲的是严峻禁欲、教条式的基督教教义）以及他的实践（他的行为不过是常理之下，人性本能的合情合理罢了）之间，分歧无处不在。幻想与真实相互对照之下——菲尔丁自己承认这个手法是模仿塞万提斯刻画堂吉诃德的方法——亚当斯牧师不但成为一个十分逗趣的角色，他还常常博得同情，因为，尽管他的判断时有差错，他的本意毕竟是良善的。

    在这个选段里，亚当斯牧师正谆谆教诲着小说的主人公约瑟。约瑟急于和芬妮结婚，因为他们刚经历过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分离，现在好不容易才重聚。亚当斯牧师滔滔不绝地对着这个年轻人说教，警告他要提防纵容情感、要谨守对上帝旨意的顺服。他还援引《旧约》里亚伯拉罕的例子：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的话，亚伯拉罕愿意献祭他的儿子以撒。这个训诫是一字不差地以引述的方式“展示”出来的。亚当斯义正词严地声明，我们都应该悲喜不为所动地顺服上帝要我们作出牺牲的旨意；正当此时，他这个原则却被残酷地付诸试验：“这话正说着，突然有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跑进来，通知亚当斯说他最小的儿子淹死了。”这是一种最不加修饰的概念。在这个情况下，“通知”这个词似嫌冷淡正式了些，而且读者也不知道，传达这个消息的人到底是谁。突遭丧子之痛的父亲不住地哀悼伤心，而约瑟也试着安慰宽解他，这些也都是概述。可是，对约瑟的宽慰，牧师的回拒却是以原话引述的方式“展示”的——“孩子啊，孩子，不要白费劲了……”——他的言行冲突也就这样被揭示出来。

    菲尔丁这么写，不无冒险。一方面，读者把这种言行不一的矛盾归因于这个喜剧人物的个性特点；另一方面，一个孩童死了，这其实不是件好笑的事。亚伯拉罕·亚当斯牧师自己无法做到像他阐述的《圣经》里与他同名的亚伯拉罕那样，无怨无悔地敬服上帝要求的牺牲——读到此处，虽然读者们会因此而忍俊不禁，可是这股想笑的冲动马上又会被牧师那可怜的境况、他那自然而发的悲伤给抵消掉。我们久久迟疑，不知该如何是好。

    在这个僵局里，菲尔丁倒是为他的故事人物和读者都留了一条退路。在亚当斯夫妇哀凄伤痛不已、约瑟想要安慰他们不果之后，亚当斯牧师却发现其实他的儿子并没有淹死。可想而知，没多久牧师就神采奕奕地继续开导约瑟如何谨守一个基督徒的听从顺服这个美德。

    叙述者是怎么解释这孩子大难不死一事呢？——“就像一般人时常幸灾乐祸、散播恶讯时用心不良那样，带给亚当斯牧师坏消息的那个人太过急躁了，他看到小孩儿跌入河里，非但没有跑过去伸出援手，反而跑来向孩子的父亲传达这个他认为无可避免的命运结果”，而把孩子留给别人去营救。这个解释说得过去，一方面是因为它牵涉的不外乎是贯穿小说通篇的一系列人性的愚昧与恶毒，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消息紧随事故之后而至。如果这个传信者的个性有更多的着墨的话，如果他描述这个意外的话被直接引述下来，这个场景的整体速度就会显得较为“真实”，这带来的情感效果却会大有不同。小说家肯定需要细腻地详尽刻画小孩溺水的前因后果，这么一来的话，这部小说的谐趣氛围势必会大受影响、无法挽救。一旦这个消息被证明是假的，作为读者，我们可能会觉得被打了一记闷棍。菲尔丁明智地采用著者式概述这个手法，从而避开了这些不必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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