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难道是为此而来？

    随着我们驶入城区，原先设想中重返故乡时噙满泪水的喜悦渐渐被一种不安的心情所取代。事实上，通往洛斯塞里略斯旧机场的路是一条老路，会穿过工业带和贫民区，军事独裁期间，这片区域多次遭到了血腥镇压。而现在连接新国际机场的路是一条灯火通明的高速公路，条件和世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失望的开端，我原先不仅坚信独裁统治丑恶，还指望在街头、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们举手投足间观察到暴政的失败，并用摄影机记录下来，传播到全世界。但现在我们每前进一米，起先的沉痛便一点点化成了明显的失望。埃莱娜后来承认，尽管那一段时间她曾多次回国，但对此也同样感到了不安。

    不仅如此。圣地亚哥跟我流亡海外时所听到的情况正相反，它仿佛已是一座璀璨的都市，聚光灯下的纪念碑令人肃然起敬，街面上整洁有序。警察还不及巴黎或纽约街头常见。一眼望去似乎没有尽头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街宛如一条光的河流，在我们眼前徐徐铺开。大街起始处是历史悠久的中央车站，由巴黎铁塔的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甚至连对面人行道旁那些憔悴的站街女也不像过去那般可怜、悲戚了。突然，在我这一侧的窗边，总统府拉莫内达宫仿佛不受欢迎的幽灵般赫然显现。我上一次见到它时，这座建筑已是覆满灰烬的空壳，而如今，总统府整饬一新，重新启用，似乎成了一座法式花园深处的梦幻官邸。

    城市的地标建筑渐次排列，从车窗前一一掠过。富豪们聚集一堂操纵传统政治戏码的联盟俱乐部，智利大学昏暗的玻璃窗，圣方济各教堂，国家图书馆的雄伟殿堂，巴黎百货商场。在我身旁，埃莱娜正忙着处理现实的生活问题，她费尽唇舌劝说司机把我们送到征服者酒店，因为司机执意要把我俩送到另外一家旅馆。显然，那家旅馆付钱让他拉客。埃莱娜处理得很有分寸，既不说冒犯司机的话，也不做让他起疑的举动，因为圣地亚哥的出租车司机有不少是警方的眼线。我晕晕乎乎，还是不插话为妙。

    驶向市中心的路上，我不再去欣赏辉煌的街景，独裁政府意图用这种繁华来洗刷四万多人遇害、两千多人失踪、百万人去国流亡的血污。相反，我专注地看人，注意到行人大都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匆匆疾走，大概是因为宵禁时间快到了。但让我有感于心的情景不止于此。灵魂就写在行人被寒风肆意吹过的面孔上。没人讲话，没人看着确切的方向，没人打手势侃侃而谈，也没人满面笑容。没有一个人不是躲藏在深色外套里，以防任何细微的动作泄露了内心，仿佛每个人都孤零零地行走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街上尽是空白的面孔，什么也不流露，连恐惧也没有。于是我的心理状态开始变了，忍不住想离开出租车，混迹于人群当中。埃莱娜给了我各种理智的警告，但因为怕被司机听见，又不能表现得太突兀。我被不可抑制的情绪控制了，让司机停车，下来，猛地关上车门。

    我顾不得宵禁将至，径直往前走了不过两百米，但头一百米的见闻便足以让我恢复对自己城市的记忆。我走过国家街，走过孤儿街，穿过整片已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步行街区——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佛罗里达大街、罗马的孔多蒂大道、巴黎的博布尔广场和墨西哥城的玫瑰区一样。这片街区是独裁统治制造出来的另一样杰作，尽管布置了供行人休憩闲谈的长椅、闪耀欢乐光彩的霓虹、精心打理的花坛，但现实清楚说明了一切。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角落里交谈，而且把声音压得很低，以免隔墙有耳，被独裁政府分散各处的暗探听见。有几个摊贩沿街兜售你能想得到的各色便宜货，还有许多孩子向行人讨钱。然而，最引我注意的是那些福音派传教士，他们向愿意听其胡诌的寥寥几位行人推销能带来永恒好运的秘方。突然，在一个街道转角，我跟一名巡警撞了个正着，那是我回国后碰见的第一个警察。他十分镇定地从人行道的一头踱到另一头，而在孤儿街转角的岗亭里还有几个警察。我的胃里泛起一阵空落落的感觉，膝关节也有些不听使唤。每次碰见警察，我都会产生这种反应，一想到这个就让我恼火。不过，我很快发现，警察自己也很紧张，他们眼神疑虑地注视着来往行人。他们比我更加恐惧，这个发现让我倍感宽慰。警察的疑虑是有道理的。我的智利之旅才开始没几天，地下抵抗组织就炸毁了那座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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