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山时已是午后，正赶上汽船出海。这些汽船每天都要载着携带破旧家什、炊具和家禽的一家老小，跨过危险可怖、翻滚黑色巨浪的大海，到附近的圣玛利亚岛上去。煤矿坑道深入海底，在那里，数以千计的矿工在悲惨的条件下整日劳作。外面，坑道入口，数百个男人和领着孩子的妇女像鼹鼠似的刨地，想用指甲抠出一点煤渣。山上，公园里树木蓊郁，氧气充足，空气纯净而新鲜。山下，人们只能在雾气中呼吸着煤烟，不仅肺部生疼，支气管还会有煤烟沉积。从山上眺望，海洋美得超乎想象；可从山下看，洋流浑浊，轰然作响。
这里曾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政治力量与情感力量的一座重要堡垒。一九五八年爆发的著名的“矿区进军”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矿工们组成紧凑而沉默的游行队伍，黑压压一片，高举旗帜和横幅，通过比奥比奥大桥，占领康塞普西翁，以斗争的决心向当时的旧政府发出挑战。智利导演塞尔西奥·布拉沃的影片《人民的旗帜》记录了这一场景，这部片子是智利最激动人心的纪录片之一。阿连德当时就在现场，我想，正是在那一刻，他终于赢得了全体人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长久支持。后来，在他担任总统后，最初的一次巡访就是在洛塔广场与矿工们对话。
我当时也在总统随行人员之列。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像阿连德那样一个年过六十仍自称保持着青春活力的人，那天却发自肺腑地说：“我已度过了青年时代，现在差不多是个老人了。”那些形容憔悴、备受摧残、沉默寡言的矿工们，多年来被兑现不了的承诺深深伤害，那天却毫无保留地与总统交谈，成为他胜利的坚实堡垒。正如那天他在洛塔－施瓦格做出的承诺一样，他入主政府后最早的政策之一，便是将矿业国有化。而皮诺切特则是让矿业重新私有化——私有化是他针对一切部门的政策，包括墓地、铁路、港口，甚至是垃圾回收。
完成矿区拍摄计划后，下午四点，我们途经塔尔卡瓦诺返回康塞普西翁，一路上没碰到军方或民政部门的任何阻挠。下班回家的矿工们推着独轮车，车上载着从矿上废料中拣出的煤渣。想在浓雾中驾车穿过独轮车队与矿工人流并不容易。鬼魅一般的瘦小男人，矮小却强壮的妇女，肩扛沉重的煤渣袋子，这些梦魇中走出的形象在黑暗中骤然显影，车灯几乎无法将他们的轮廓照亮。
塔尔卡瓦诺是培养士官生的海军学校所在地，是智利主要的军港，这里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政变发生后的几天里，这座城市被选为押解政治犯前往地狱般的道森岛的集结地，因而变得恶名昭彰。城市街头聚集着衣衫破烂的矿工，也能看见身穿雪白制服的年轻士官生。这里的空气被鱼粉厂的腥臭味、造船厂的沥青味和海水的腐臭味所侵染，叫人难以呼吸。
情况跟我们预想的完全相反，针对旅客的军事管制并不存在。大部分房屋都黑洞洞的，只有几扇窗户里透出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煤油灯光。自从早餐喝了冰咖啡以后，我们还没吃过任何东西，因此当始料未及地遇到一间灯火通明的餐吧时，几乎把它当作童话里的幻景。尤其在发现室内满是从海边平台飞进来的海鸥时，幻景的感受便更强烈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鸥，更没见过这么多海鸥从暗处飞来，在无动于衷的顾客头上乱撞，仿佛失明般，晕头晕脑地在各处发出剧烈的碰撞声。我们在晚餐时分才吃上早饭，品尝着诞生于史前时代的智利海鲜，盘中海产还带着冰冷深海的余味。就餐后我们驾车返回康塞普西翁。开往圣地亚哥的列车已经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才赶上车，因为租车公司关门了，到处找人还车差不多耽误了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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