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警方虎视眈眈：包围圈开始收紧

    整个周末，埃莱娜都焦急不安，因为我在康塞普西翁和瓦尔帕莱索持续拍摄期间，跟她中断了联系。万一我失踪了，她的职责是向各处告急，但她也明白，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即兴表演家，所以把预先约定的告急时间往后拖延了一点。星期六一整晚她都在等。星期天，发现人还没回来，她开始联络可能知道线索的人，但毫无结果。就在她把发出警报的最后期限设定在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之时，看见我走进了酒店，满腮胡茬，一脸倦容。她曾执行过许多重要而危险的任务，但她发誓说，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跟我合作时这样，替这么个不可控制的假丈夫操碎了心。这回她又有理由抱怨了，而且抱怨得天经地义。她付出了不懈努力，经过屡败屡试的多次碰头和细致审慎的规划，才最终敲定当天上午十一点，跟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领导人秘密会晤。

    这无疑是我们预先设想的所有行动里最艰难、最危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会晤。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几乎集结了皮诺切特政变时刚刚小学毕业的那一代人里所有的热血青年。他们主张联合所有反对派来打倒独裁，恢复民主制，好让智利人民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完整的自主权。组织名称源自一八一○年智利独立运动当中一位富于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这个人物似乎具有轻松摆脱国内外一切监控的超人能力，在当时的智利爱国者被镇压，保皇党重新掌权之后，他始终在驻扎于阿根廷门多萨的独立军和智利境内秘密抵抗组织之间穿梭往来。那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因素与当代智利的情况何其相似。

    采访爱国阵线领导人，是每个优秀记者梦寐以求的特权，我也不能例外。摄制组成员依照安排各就各位之后，我在最后一刻赶到约会地点。我只身一人，走到神佑街上一个公交车站前，手里拿着表明身份的信物：一份当天的《信使报》和一册《新动向》杂志。什么也不用做，我只需等待有人上前搭话：“您要去海滩吗？”我应该回答：“不，我去动物园。”这在我看来是个荒唐的接头暗语，因为深秋时节没人要去海滩，但爱国阵线的两位秘密联络员事后告诉我，正因为荒唐，才不会被别人误用或碰巧识破。这话有理。十分钟后，我开始担心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自己太过显眼了，而就在此时，我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的小伙子朝我走来，他左腿有点跛，头戴贝雷帽，我心想，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地下党。小伙子毫不遮掩地靠过来，趁他还没说出暗语，我抢先一步开口了。

    “你就不能找一套别的行头？”我揶揄道，“凭你现在的穿着，连我都一眼认出来了。”

    他先是惊讶，而后忧伤地瞄了我一眼。

    “那么明显？”

    “一公里外就暴露了。”我说。

    这小伙子风趣幽默，身上完全没有密谋者的自以为是，所以刚一接触，就缓解了紧张氛围。就在他靠近我的同时，一辆贴着面包店招牌的小货车停在我面前。我上车，坐在副驾驶位置。小货车在市中心兜了好几圈，然后在不同的等候地点将意大利摄制组的几个成员依次接上车。随即又在五个不同地点分别将我们放下，接着用不同车辆分别将各人再度接走。最终，大伙在另一辆货车上重新碰头，而摄影机、灯光和音响设备早已装在货车上了。我并未感到自己正经历一场现实生活中的严峻冒险，更觉得像在出演一部间谍片。在兜圈子的环节，那位头戴贝雷帽、长着密谋者面容的联络员不知何时消失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接替他工作的是一位爱开玩笑的司机，但他工作起来却又一丝不苟。我坐在他旁边，摄制组其他成员坐在后面的载重车厢里。

    “我带各位兜兜风，”他对我们说，“闻一闻智利海水味。”

    他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开始在城里绕圈子，后来我已经不知道身在城市何处了。然而，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喝令我们闭上眼睛，说了句我已不大记得的智利方言：“好的，孩儿们，现在该‘困觉’了。”见我们没有反应，他便直截了当地命令道：

    “好啦，现在把眼睛都给我闭得死死的，我让你们睁眼再睁开，谁要是不听话，咱们今天的事就拉倒！”

    他跟我们解释，平时执行特别行动，他们会带来特制的盲人眼镜，这种眼镜的外观跟普通太阳镜没区别，但戴上之后会发现不透光。不过这一趟他忘了把眼镜带来。坐在后面的意大利人听不懂他的智利黑话，我只好给他们当翻译。

    “你们都睡觉吧。”我对他们说。

    于是他们更犯糊涂了。

    “睡觉？”

    “按我说的办，”我对他们说，“躺下，闭眼，我通知你们睁眼时再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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