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母亲也没认出我来

    其实，完全有理由担心，警方已经掌握了我潜入智利的情报，获悉了我们正在做的工作的性质。我们在圣地亚哥差不多待了一个月，摄制组在公共场所现身的频繁程度已经超出了约定的安排；我们跟各色人等接触，很多人已经知道是我在执导这部影片。我当时已能自如地使用新身份了，以至于时常意识不到在用乌拉圭口音讲话，在实际行动中也不再严格依照潜伏者的准则办事。

    起初，会议都是在车上举行的，汽车漫无目的地全城漫游，每开四五个街区就更换一辆。这法子太繁琐，有时候我们自己制造的险情，比试图避免的危险更糟糕。比如某天晚上，我在神佑街和洛斯莱昂内斯街的街角下了车，按计划，五分钟后应该有一辆蓝色雷诺12重新接上我，车子挡风玻璃上贴着动物保护协会的标志。一辆车准时开来，正是雷诺12，正是闪亮的蓝色，因此我也没留意是否有标志就坐上了轿车后座。车上坐着一位珠光宝气的女士，虽近中年，仍光彩不减，身上香水撩人，她那件玫瑰色貂皮大衣的价格是这辆车的两到三倍。这位女士是圣地亚哥上流社会的典型，这一点绝无偏差，只是像她这样的人物并不常见。见我坐进车来，她惊得张口结舌，为了让她安心，我赶紧说出暗语。

    “现在这个时间，到哪儿能买把雨伞？”

    穿制服的司机扭头朝着我吼道：

    “滚下去，不然我报警了。”

    我这才注意到挡风玻璃上没贴标志，心里暗想眼前的情景实在荒诞尴尬。“实在抱歉，”我说，“我可能上错车了。”但此刻那位女士已恢复了镇静，她一边拉住我的胳膊，一边用女高音般的甜美嗓音安抚司机。

    “这会儿，巴黎百货商场还开着吗？”她问司机。

    司机认为可能开着，她便执意载我去买伞。这位女士不光漂亮，而且优雅、热情，让人不由得想把暴力镇压、政治抗争和艺术创作抛诸脑后，这一晚随她沉溺在亲密的氛围里。她把我放在巴黎百货商场门前，还道歉说不能亲自陪我去挑一把中意的雨伞，因为她要去接丈夫，然后去听一位世界著名钢琴家的演奏会——钢琴家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现在已经迟到半小时了。

    这种险情时有发生。每次秘密会面，我们用越来越简短的暗号来明确彼此身份。从第一次问候起，我和地下联络员就交了朋友，我们不立刻说工作的事，而是会耽搁半晌讨论政治时局，就电影新片和文学新作互通想法；我也会主动聊起想见哪几位共同的朋友，虽然有人力劝我克制这种冲动。或许是为了免除警方怀疑，一个联络人赴约时还带了自己的小儿子，那孩子情绪激昂地问我：“《超人》电影是你拍的吗？”就这样，我开始意识到完全可以在智利隐居，就像数以百计的秘密归国者那样，隐姓埋名过普通人的日子，而不用忍受刚回国时的紧张感。那一刻这种感想太强烈了，要不是尚未兑现拍摄这部电影的承诺——不仅是对国家、对朋友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我可能会就此改换职业和社会环境，以本来面目在圣地亚哥生活下去。

    但是，由于怀疑警方正在身后步步追踪，出于最起码的谨慎，我们不得已要采取另一种工作方式。此时，能否进入拉莫内达宫拍摄还悬而未决，申请许可的手续不知为何一再被拖延；能否拍摄蒙特港和中央谷地尚不能敲定，设想当中采访“通用电气”的计划也无法落实。另一方面，我想亲自拍摄中央谷地，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少年时光。我母亲仍生活在那里，住在贫困的帕尔米亚村。但有人已经断然告诫我，考虑到最重要的安全因素，此行绝不要探望母亲。

    眼下，当务之急是重新安排外国摄制组的工作，以便让组员们冒最小的风险结束各自任务，尽快返回自己的国家。只有意大利组需要留在圣地亚哥，跟我们一起拍摄拉莫内达宫。法国组一旦拍摄完预计在几天后举行的“饥饿进军”游行，就返回巴黎。

    荷兰摄制组在蒙特港等我，一起拍摄靠近南极圈的风貌，此后经由巴里洛切的边境通道，离开智利前往阿根廷。三支摄制组都离开时，全片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也就基本完成了，胶片将被妥善地保管，送至马德里洗印。艾丽非常高效地完成了她的工作，我回到西班牙时，胶片已经准备停当，只待剪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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