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警车拉响警笛、闪着红灯在前面开道，我们驾车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一路疾驰，赶到了机场。弗朗奇冲到赫兹租车公司的专柜办理退车手续，我则跑到电话亭，当日第四次拨出了同样的号码。电话占线，我连拨了两次，第三次才接通，但我错失了宝贵的时机，接电话的女人听不懂暗语，愤怒地挂了电话。我急忙再拨，前一次那位男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话音轻柔和缓，但似乎毫无希望。正像他此前所说的，两个星期之内都没有机会了。我挂上电话，气急败坏，此时距离起飞只剩半小时了。
我跟弗朗奇约定，他去赫兹租车公司结账时，我先办移民局出境手续，万一我在出境时被捕，他则可脱身去最高法院告急。但最后一刻，我改了主意，决定在出境检查窗口对面几乎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等他。他耽搁得太久了，超出了正常情况，我拎着手提箱，身旁还放着两个旅行箱以及大大小小的礼品袋，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惹人侧目。机场广播里传来一个女声，最后一遍通知前往蒙得维的亚的旅客登机，听那声音，似乎比我还焦急。情急之下，我把弗朗奇的箱子塞到一个行李搬运工手里，又给他一张大额钞票，嘱咐道：
“把这只箱子拉到赫兹租车的柜台，告诉那位正在结账的先生，要是他不马上赶来，我就登机了。”
“您自己去找吧，”他对我说，“那样更简单。”
我只好向一位负责在入口处检查旅客的航空公司女职员求助。
“请帮个忙，”我对她说，“再等我两分钟，我要去找一位朋友，他正在付租车钱。”
“还剩十五分钟。”她说。
我一口气冲到租车柜台，也顾不上举止风度了。焦虑让我丧失了另一个自己的迟缓稳重，再次变回了那个一贯冲动的电影导演。此前数小时的谋划、精确入微的设计、仔仔细细的彩排，两分钟之内就原形毕露。我找到弗朗奇了，他正异常镇静地跟一个职员就汇率问题讨价还价。
“真是胡闹！”我对他吼道，“别管多少，赶紧付钱，我在飞机上等你。我们只剩五分钟了。”
我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快步走到出境检查窗口。移民局官员翻看了护照，抬头盯着我的眼睛。我也同样回看他。然后，他对比护照照片，再次端详我，两人目光交汇。
“去蒙得维的亚？”他问我。
“对，回家，享受老妈的厨艺。”我说。
他望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说：“蒙得维的亚的航班已经起飞了。”我坚持说不会，于是他跟智利国家航空公司的女职员求证，后者证实舱门的确没关，她正在等我们登机。此时只差两分钟了。
移民局官员在护照上盖章，微笑着递还给我。
“旅途顺利。”
我刚走出出境检查口，就听到机场广播正用最大音量呼唤我的假名。我想这下全完了，从前以为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倒霉事，此时却无法挽回地落在了自己头上。脑海闪过这些念头时，心里却有一丝如释重负的奇异感觉。然而，用广播叫我的人其实是弗朗奇，因为他的登机牌被我夹在证件里带过来了。我只好再跑到出口，请求刚才那位在我护照上盖章的官员允许我把登机牌递过去，而后拖着弗朗奇通过了检查口。
我俩是最后登机的乘客。我们行色匆匆，没想到竟一步步重演了十二年前我登机逃往墨西哥的旧事。我俩在仅有的两个空座上坐定。此刻，这段旅程中最为矛盾的感受在我心中涌起。我一面悲伤至极，愤怒不已，再次经历着难以承受的流亡之痛，但一面也深感宽慰，因为参与这场冒险之旅的所有人都安然无恙。谁知机舱广播里传出了一条意想不到的通知，迅速把我拉回了现实：
“请所有旅客拿出机票，现在进行检查。”
两名便衣站在机舱前面，可能是航空公司安全员，也可能是政府特工。我坐飞机的经验不少，知道最后一刻验证登机牌号、核对登机情况不是什么稀罕事。但这还是头一回碰上要乘客出示机票的情况，我心里不由得冒出不祥的联想。我焦虑不安，只能与身旁分发糖果的空姐搭话，在她一对迷人的绿色眼眸中寻找避难所。
“小姐，这实在太反常了。”我对她说。
“唉，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解释呢，”她说，“这些事我们也做不了主。”
弗朗奇一贯是身处窘境也忘不了开玩笑，他问空姐是否会在蒙得维的亚过夜。她用同样的口吻回答说，那得问问她丈夫了，他碰巧是这架航班的副驾驶。而我呢，在另一身份背后躲躲闪闪的羞辱感，一分钟也忍受不下去了，内心有股冲动，想起身朝迎面走来的检查员大喊：“全都给我滚！本人就是电影导演米格尔·利廷，克里斯蒂娜和埃尔南的儿子，你们谁也无权阻止我在自己的祖国用自己的姓名、自己的面孔正常生活！”但遭遇现实之际，我还是不知不觉地躲藏到另一个自己的护身铠甲之下，尽量不动声色地递出机票。检查员瞧都没瞧就还给了我，甚至没扭头瞥我一眼。
五分钟后，飞机越过被夕阳染成玫瑰色的安第斯山脉，我意识到，刚刚度过的六个星期，虽然并非如我初到智利时所预想的那样，是我一生中最英勇的时光，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一辈子最值得的六个星期。我看了看手表：下午五点十分。这个时候，皮诺切特正带着他的随从们，走出办公室，慢悠悠地穿过空寂的长廊，踩着铺设了地毯的华贵阶梯下到一楼，却没料到身后拖着我们给他装上的三万二千二百米长的驴尾巴。我还怀着深刻的感激之情忆起埃莱娜。这时，那位生着碧色眼眸的空姐给我们端上两杯迎宾的鸡尾酒，主动透露给我们说：
“他们以为飞机上混入了一个非法旅客。”
我和弗朗奇双双举杯，向她致意。
“其实是两个，”我说，“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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