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讲开始，将分别从不同的领域介绍中国改革的进程以及遗留问题，并根据上一讲提出的理论框架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改革的进程
（一）改革的必要性
中国在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中为时最早，也是成效最佳的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率先推行改革在当时是有其偶然性的。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上台，重新取得了执政权。任何领导集体都必须有其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上台在政策上必须有异于“四人帮”且必须有利于人民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四人帮”所代表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到了1978年的时候，日本经济已基本赶上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经济也都显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中国在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原子弹试爆成功，人造卫星也发射成功，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更远了。提高经济绩效，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也能像周边国家地区那样富裕起来，以有别于“两个凡是”，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获得人民支持、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必要途径。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的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须“一次跳过一条鸿沟”。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近的改革路径呢？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条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因此，不能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只能在肯定传统体制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改进。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从“偶然的现象”中了解其“必然的原因”，应用在此就是增加对社会经济现象本质的认识，以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本讲将回顾讨论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及其成效。
（二）改革前的农业制度、政策和绩效
改革前的农业制度安排在第四讲作过详细介绍，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
在农业耕作制度方面，1949—1952年实行土改，1953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经历了三年农业危机以后，从1962年开始采取新的以生产队为经营单位的合作制度并一直持续到1978年。
在技术政策方面，1962年以前，政府的想法是采取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因此只能以规模经济提高产量，不断扩大农业合作的规模。1962年后，政府不再迷信规模经济，开始重视开发和利用良种、化肥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并在70年代喊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
在农业绩效方面，从1952年到1978年，农作物的平均增长率是2.5%，谷物（即粮食）的平均增长率是2.4%，而同期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大约是2%，也就是说粮食增长只比人口增长快0.4%，按人均粮食占有量计算，1978年与1952年相比只增长了10%。这一增长概念形象一点来讲，也就是当时我们上大学的男生每人一顿饭多吃了几口，可以说生活水平改善极为有限。
（三）改革的措施与结果
当时政府在对改革前的农业发展问题做出诊断和总结时，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第一，生产队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低下；第二，统购价格过低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取消了农贸市场之后，农村回复到自然经济状态，因为缺乏专业分工所以效率低下。针对以上症结，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政府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
（1）针对统购价格过低的问题进行了价格改革，收购价提高17.1%，超额收购加价从30%提高到50%，平均价格提高了22.1%。
（2）进行市场改革，恢复了农村集贸市场和长途贩运。
（3）降低生产队规模，允许包产到组或包干到组，但仍坚决维持集体生产制度，禁止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与全面成功。
在制度变迁一讲我们了解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过，这一制度安排不是任何政府领导人设计出来的，而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自发进行的制度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小岗村取得了成功之后，在1979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允许当时农村最贫困的“三靠队”从1980年开始首先实行“大包干”的决议。结果在1980年年底进行清算时，发现全国有14%的生产队采用了“大包干”的形式，超过了当时估计的全国10%的“三靠队”数量。但是不管这些生产队原来的生产情况如何，在采取了包干到户的这一年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从1981年开始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推广到全国，在当年年底实行的生产队就达到了45%，第二年提高到80%，到1984年全国农村99%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出现到全面推广的几年间，农业增长速度由原来的2.9%提高到7.7%，快了两倍多，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也比以前快了一倍。同时，因为从70年代开始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由原来的2%下降到1.3%，这就意味着人均粮食的增长速度还要更快，打下了后来中国粮食生产“丰年有余基本自足”的基础。总之，在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的发展绩效确实大大提高了，但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问题，却在80年代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四）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
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无非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对了，因为无论从单个农村还是从全面推广的情况看都成效显著。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独门独户的生产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特性，而且“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机械化需要有规模经济才能得以推广，家庭生产不具有规模经济，是改革的倒退。另一种观点的主张者认为1978—1984年的农业快速增长是由其他改革措施（如化肥、科研、机械化使用的增加，以及提价和恢复市场的改革）的效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掩盖了。尤其在1984年后，生产出现滑坡，说明被掩盖的问题最终暴露了出来。
有趣的是，类似的争论不仅在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连国外的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争论。国外的正统理论根据对理论模型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集体生产要比个体生产激励更高，集体生产的资源配置与个体生产同样有效率，也就是与国内不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方持同样观点，认为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更有制度优越性。虽然这些理论有严格的数学模型支持，但却很难解释为什么小岗村的农民要冒着巨大风险去搞包干到户，1980年很多不是“三靠队”的生产队也要违反国家政策去搞包干到户。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这些理性的农民没有理由顶着风险去采取一个不好的制度。如此理论分析就与现象出现了矛盾，当理论与现实出现不一致时，只能是理论不完善。
传统经济理论模型以两种方法来证明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第一种模型以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并假设每个劳动者不管在何种生产制度下都提供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农业生产毫无疑问是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更具规模经济，因此集体生产也就比个体生产效率更高。这一理论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套用到具体的农业生产上时却往往不能适用。因为它把每一个劳动者作为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这就等于把劳动者当成了拖拉机之类的机器设备同样对待，但问题是劳动者除了具有生产要素的特性之外，还具有主观能动性。现实中不能保证两个劳动者相加就拥有两个单位的劳动力投入，还要看个人在生产中分别付出了多少努力。
有关激励机制，传统经济模型也给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释，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生产采取平时的按需分配与期终“工分制”的按劳分配相结合，是非常好的分配制度。因为完全的按劳分配会造成激励过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太强会导致福利下降，而结合以“按需分配”可以适当减少农民的生产努力，使福利水平达到刚好。
第二种理论模型则根据中国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来构建，一个劳动力增加劳动投入，能增加工分以及在最终分配时的份额，从而证明在生产队的制度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会高于在家庭生产中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理论模型的问题在于生产努力与工分进行挂钩的前提是要有完全监督，而农业生产的监督实际上是非常弱的。监督一般可以分为过程监督与结果监督两种。对农业生产实行过程监督首先是场地条件不允许，农地范围太大，不像工业生产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进行的；其次是缺乏统一标准，农业种植、收获的流程通常无明确要求，大部分生产行为都是由个人习惯与经验决定的。对农业生产进行结果监督同样难以奏效，首先农业生产是一个生物过程，从投入到收获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间隔太久难以达到监督效果；其次农业生产受很多外在因素如气候等的影响，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即使农民投入再多努力也难以得到好的收成，而当遇到风调雨顺只要一般的努力收成就会很好。总之，受以上各种因素影响，对整个农业生产的监督都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结果就造成了工分制虽名为按劳分配，但在实际操作中就等于是按时计算，出一天工就有八个小时的工分，和出工以后付出多大努力无关，所以在农业生产队中的工作激励很低。
因此，要想获得集体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就要为此付出一定的监督成本，但是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过高，而且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当年凤阳县派出17个干部到小岗村监督18户村民，这些干部吃住在农民家中造成很大负担，结果当年的生产反而更差了，而实行包产到户可以完全节省掉监督成本，因此，单家单户的生产虽然牺牲掉了规模经济但还是要比监督不完善的集体生产有效。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可以看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从1978年到1984年，以总增长为基数100进行计算，各种投入要素的增加（如土地、化肥、机械化、劳动人口等）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制度变迁）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7，无法解释的剩余为7.7年内农业增长了42%，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大约为20%。但是，与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不同，制度变迁带来的产出增长是一次性的。通过实行包产到户可以一次性地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例如从每天有效劳动4小时提高到12小时，但却不能继续提高到16小时，因为，劳动力总要吃饭、睡觉。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到了1984年农业增长速度会下降，因为截止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广已经结束，制度变迁所贡献的那47个增长点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因此产量增长会有明显的下滑。此外，关于谷物增长为负的现象，非但不能解释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反而应归结为它的好处。1978年，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对粮棉收购价格进行了改革，并承诺全收，但由于粮食的连年增产造成政府的粮食储备越来越多，有的地方甚至要借用小学教室来存放粮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和浪费。因此从1985年开始将统购改为订购，政府与单家单户的农民订立收购合同，价格按照“倒三七”的比例，即30%按照原来的统购价，70%按照超购价计算，这样新的订购价就低于原来的超购价，而且超过订购的部分还要“随行就市”以市场价格出售。这一政策的转变对于政府来说是甩掉了一个财政补贴的包袱，但对于粮农来说因为粮食边际价格下降，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就随之下降。相应的，其余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农产品的市场则放开，价格相对上升。在这种比价变化下，农民将粮食生产转向其他农产品生产，因此才会造成1984—1987年的粮食产量下降。
总的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搞对了，而且是中国农村改革最大的成就，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两大方面。
二、改革后的相关问题
（一）粮食安全问题与政策选择
由于粮食问题攸关国计民生，因此常常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将自己的饭碗端在别人手里，所以大多数国家采取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的政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为了保证能够养活十几亿的人口，粮食问题在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却对粮食安全提出了几项挑战。
第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逐步推进，新建工厂、道路、住房等都要在农村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农业用地数量下降。
第二，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之高，虽然现在人口增长率已经有所下降，但每年净增加人口数量依然相当庞大，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自然也要增加。
第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会有所下降，但对肉蛋等副食食品的需求反而会增加，肉食均由粮食转化，因此总的粮食消耗量还是在增加。
一方面土地减少会影响到粮食供给，另一方面需求还在不断增加，结合起来看粮食问题就显得比较严峻。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引起了国内的足够重视，在国外也很早就受到了关注。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1994年的时候曾发表文章，预测中国到2020年进口粮食将达到2亿到3亿吨，这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也就是说，到2020年，将全世界出口的粮食都投向中国还不能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而世界其他国家还有很多饥饿人口得不到粮食。因此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粮食问题曾一度被用作支持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论点。
对于粮食问题的解决还要从问题的起因着手。粮食需求的增加一定要满足，而针对农地不断减少的现状，就要想办法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产出增加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增加要素投入，二是改进技术，这两种措施都需要政府的相关政策提供一定支持。
（1）市场自由化和价格机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无论是购买更多的化肥、工具还是付出更多的劳动，增加要素投入的生产决策都必须由农民做出。前面讲到农民都是理性的人，投入更多必然期待更多的回报，这就需要保证增加的产出所转化的收益必须有一部分能够回到农民手中，否则，农民生产出可供全家消费的粮食就已经足够，不会有积极性去生产更多。但如果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能够不断上涨，农民就会有积极性去增加各种投入，采用新的技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卖到市场上来增加收入。
（2）农业研发
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要增加粮食单产，最重要的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因为增加化肥等其他要素投入到一定程度就会使边际产出递减，对耕地的过度开发还会导致环境问题。但与工业技术创新有所不同的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农业科研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政府，这与农业科研的特性有关。
第一，农业科研一般周期较长。例如，杂交水稻的研究周期相对较短，但是袁隆平培育出一个新的杂交水稻组合一般也要四五年的时间，培育一个新的常规稻品种可能要七八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如果要培育一个新的动物品种，比如瘦肉型的猪，可能要花20年甚至3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农业科研成本巨大且收效缓慢。第二，农业科研成果很难进行市场化。农产品的品种改良，除了一些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必须每年购买种子，大多数品种只要买一次，农民接下来就可以留种自种。更重要的是，农业科研最终的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消费者。因为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推广，农产品价格就会下降，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受益的只有消费者。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谁受益，谁付费”。但是一般消费者不会主动支持农业科研，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可以以税收的方式从一般家庭收取费用，然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农业研究。只有依靠政府支持才能克服农业科研周期长、风险大，即使研究成功也不易市场化的缺陷。
（3）粮食适度进口
农产品可以分为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粮食属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例如，中国现在种一亩小麦大概要用七八个工（即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作量）；种一亩玉米也要七八个工；种一亩水稻要十五六个工；种一亩蔬菜大概需要两百个工。很明显，蔬菜就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较少，因此总的来说，对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就不具有比较优势。美国虽然劳动力昂贵，但因为美国的土地非常丰富，所以粮食生产占有优势，粮食价格也相对较低。中国与日本、韩国在2000年后的几年内的贸易摩擦都源于这两个国家想对中国的蘑菇、竹笋以及大蒜等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这些都是蔬菜类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说明中国对这类农产品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如果能适度地进口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类农产品，把部分土地解放出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就可以扩大出口，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对资源配置的改善，同时，只要粮食进口逐渐增加，让国际上的余粮国能够有时间增加产量，并且将进口比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不会影响到粮食安全。
（二）“三农问题”及解决办法
1.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
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中国政府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从1985年开始推向城市，带来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到了90年代末，“三农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对“三农问题”的一般说法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
首先，如果仔细研究中国的农业，就会发现农业生产不是主要问题。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农业生产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6.2%。这个速度从实证的角度无论横向与纵向比较都是相当高的。从理论上看有一个简单的规律可以参考：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能够长期维持3%的增长，就是很可喜的成绩。这个数字计算的根据是，一般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超过2%，因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当小，有的接近于0，所以农业增长只要比人口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基本上就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即使是在1998—2003年这段被认为是“三农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农业增长速度也达到了4.3%，而同期人口增长只有1%，远远超过了农业增长比人口增长快1%的标准。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中“农业真危险”的说法至少对到目前为止的农业生产情况来说并不准确。
“农村真穷”和“农民真苦”指的其实都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我们要看到“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与改革前相比，从1978年到1984年，农村的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了13.9%，是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的两倍，这是非常高的。从1984年以后，农民的收入虽然还在增长，但与城市收入比较起来就会显得较慢。从1985年开始，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收入增长速度反过来超过了农村，因此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有一部分人收入增长非常快，即使另一部分人的收入仍在增长，但相比之下仍会显得比较贫困。因此农村的“穷”是与城市相比的结果而不是与农村过去相比的结果。
此外，农民的“苦”并不体现在体力劳动上，目前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化肥取代了农家肥，劳动投入不管从数量还是强度上都比以前少了许多。但是，农村的卫生、教育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依然非常落后。例如在改革前大学生上学可以免学费，又如农村会有“赤脚医生”一类的公费医疗安排，虽然条件十分落后，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一部分需求。然而在改革后，教育和社会保障实行市场化，随着各种价格的放开，不少农民家庭出现“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情形，甚至有的家庭有人生了一场大病，或是有一位子女上了大学，就会变成贫困户。所以，归根结底，农民的苦还是收入有限造成的。
2.传统做法与局限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解决农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上的思路有过几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在五六十年代，当时农村发展最强调的是改变基础设施、提供灌溉。因为农业生产第一要地、第二要水。农业生产有了灌溉设施以后，抗旱、抗涝的能力就会增强，产量也能够增加。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对增产、稳产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农民基本上还是非常穷。进入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有了新的转变，开始强调科技与教育，以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为主。但又是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结果发现，就新技术而言，率先采用新技术的农民可以增产增收，但是一旦这项新技术大面积推广以后，农民就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情形。到了八九十年代，又开始强调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推广一些附加价值较高的农产品品种。然而与技术推广的情形相同，通常是那些率先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农民可以增收，但在很多农户都去进行这种生产结构调整以后，增产不增收的情形又会出现。
农业增产不增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产品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收入弹性低，二是价格弹性低。也就是说，当收入增加时，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不多；但当供给增加时，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很多。上面提到的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进步，还是产业结构调整，也许都能有效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农业产量，但是总产量增加越多，价格下降也就越快，两相抵消，农民整体的收入还是没有得到改善，所谓“谷贱伤农”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3.农村劳动力转移
如果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弹性低和收入弹性低，那么在农产品这两个特性的约束条件之下，要想增加农民收入，唯一长期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农民数量，让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是简单的逻辑推导结果，下面就通过具体分析来证明这个结论。
第一，农民数量减少的直接结果就是转移掉的农民会立即从农产品的供给者变为需求者，农产品供给减少，但是市场需求提高，价格就会跟着上涨，留守农业的农民就能从价格上涨中获得收入增加的好处。
第二，农民转移到城市以后，土地还留在农村，所以没有转移的农民就可以在农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单个农场的生产和市场供应量，从而进一步增加收入。
第三，在人口总量和收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对农产品的需求会继续增加。农村劳动力外流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以后，为了增加总产量以满足需求，农民对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就会增加，由此所带来的增产可以避免在农村劳动力不减少的情况下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因此新技术的使用既可使土地增产也可使农民增收。
第四，农民工在城市里开拓了视野，接触到新的知识与技术，就有可能把一些有用的信息与外部资源带回农村，促进家乡的农业发展。甘肃定西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农村，只是气候非常适宜种植马铃薯。有在外面作包工工程的定西农民看到城市里的人非常喜欢吃马铃薯，就回到家乡搞起了马铃薯销售，渐渐将定西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马铃薯生产基地。后来有兰州大学生物系学生来到定西农业局工作，使用生物技术培育出含有不同蛋白质和糖分比例的优质马铃薯，因此有很多对马铃薯营养成分有特定要求的食品企业如麦当劳、肯德基等都大量从定西订购马铃薯，使定西最终发展成为著名的马铃薯之乡。定西的成功发展经验正是得益于那些走出去的农民得到的企业家才能。
从国际经验来看，我们知道美国的农民收入与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不大，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农民数量的减少。1870年美国的劳动力中有51%是农民，现在只剩下2%。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中去，余下的农民才有办法增产又增收。同样，日本1870年时有70%的劳动力都是农民，到1950年时这个比重还有48%，到1980年时农村劳动力为10.5%，到了2000年就只剩下3.9%。正是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日本的农民才有办法保证与城市人均收入大致相等。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有相似的经验。1978年到1984年农业出现所谓的“超常规增长”，主要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但是到了1985年以后，“超常规增长”的动力已经不再发生作用，1985年以后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发展。所谓“离土不离乡”就是指农民虽然还留在农村，但是主要的生产活动已经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中去，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依然会减少。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收入增长又转为依靠“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农民工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则更为显著。这些转移到城市里的农民工与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不同，他们基本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转向城市里的工业和服务业。这一转变不但加速了农产品供给和需求机制的变动，还为农村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活力。
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农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的必要措施，但是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必须能在城市里找到就业机会。在赶超战略一讲我们讲到城市是否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关键取决于政府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改革之前追求的是赶超战略。赶超战略意味着建立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产业，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符合中国一直以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产业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极为有限，连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都很难得到解决。在赶超战略下，为了避免城市里出现大量无业人群，不仅需要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里来，甚至还要把城市里的新生劳动力转移到农村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因为城市里没有就业机会。因此，如果要想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让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变成为城市里的负担和问题，就必须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点将在接下来的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两讲中作详细分析。
4.统一市场和地区差距的解决
针对农产品的特性，唯一能够长期保证农民收入得到改善的途径就是减少农民数量。就中国现有情况来看，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问题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中国土地面积辽阔，各地比较优势均不相同。东部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是交通比较便利，临近国内外市场，在历史上发展水平一直较高，物资和人力资本积累较为雄厚，所以东部总体上比较适合发展制造业。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自然条件要好一些，雨水和土地较多，所以中部地区适合农业生产，而西部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东部地区多发展制造业，中部地区多发展农业，西部地区多开发与自然资源相关的产业，然后，各地的产品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上进行交换，将有利于各个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目前，东部地区相当多的农产品还是由当地生产的，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还会占用应该用来发展制造业的各种资源。如果有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那么东部就可以逐渐减少农业生产，改从中部购买粮食，这样一方面东部可以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另一方面对于中部农产品生产来说，现在需求增加，价格就会上涨，东部制造业的发展就变成了拉动中部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驱动力。同样的道理，东部发展越快，从西部购买的资源也就越多，资源价格越高，西部居民的收入就会越高。近年来内蒙古发展情况较好，就是因为矿产资源价格提高，内蒙古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由此带动了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东部发展对中西部的带动作用在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无法形成的。因为当时虽然可以通过计划对各地资源进行调配，但政府为了扶持重工业的发展，对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进行了人为压低，所以东部越是发展，从中西部拿到的农产品和矿产品越多，但因这些农产品和矿产品都是低价，就意味着中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历史上东部一直比中西部发达，收入水平也比中西部高，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对东部的补贴只能造成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的产品价格是放开的，但政府对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还有所控制，这就导致中西部与其将原料产品卖到东部还不如在本地加工，因此各地就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在扭曲的价格之下，中西部在要素禀赋上的优势无法转变成为经济上的优势，而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澳大利亚直到现在还是主要出口铁矿石但不出口钢铁，出口羊毛但不出口羊毛衫，因为它是自然资源极端丰富的国家，如果把铁矿石和羊毛都加工以后再出口，所增加的收益要远远小于所付出的成本。
国际贸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做要素价格均等理论：如果两个不同的地区进行自由贸易，在没有交易成本、交通运输成本和耗损成本的理想状况下，依靠产品贸易可以使各种要素的价格趋向均衡。根据这一理论，如果各种产品可以在国内市场上进行自由贸易，那么地区间的要素价格会逐渐趋同，收入水平的差距也会逐渐缩小。
为了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必须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市场，消除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让各地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同时，也需要在硬件方面，加强交通、运输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要素价格能够逐渐趋向均衡。
参考文献
林毅夫，“中国农业改革和农业增展”，《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三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