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林出事的时候乌云并不知道。有一天关山林的通信员忽然来卫生所里找乌云，说首长要几件换洗衣服。乌云问要换洗衣服干什么，他星期六回家来换不就行了吗？他以往一直是这样的呀？通信员吞吞吐吐的，一会儿说首长要去北京开会，一会儿又说首长暂时不能回家。乌云被弄得神秘兮兮的，属于组织上的事，又不好打听，只能回家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让通信员带走了。
那个星期六，关山林没有回家来。乌云等到天黑尽了还没见到人，感到不对劲，往校长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吞吞吐吐的，没说几句就把电话挂上了，乌云就觉得事情不大妙。
后来乌云才知道关山林出了什么事。
关山林是被作为贪污分子隔离审查的，定性的证据是从他家里查出一包金镏子和金条。“三反运动”在部队开展已经半年了，空干校开始也弄出几个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干部。比如学校有个管后勤的干部，回家探亲的时候把部队的一床新棉絮带回家去了。再比如有一个教员把废旧汽油拿回家去烤火，占了不少公家的便宜。最严重的是一个副校长，他管教学，这人脾气急，对考核不及格的学员，他老骂人家笨得像驴，还不让人睡觉，罚人站着反省。学员大多数是部队上挑选来的，战斗英雄居多，半文盲也不少，考试有个不及格，也算正常情况，哪里任你像训孙子似的训？“三反运动”是学校政委抓的，政委老觉得学校里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如业务工作做得好，有心借这个机会抓一把，迎头赶上去，就做动员工作，深入挖掘问题，一动员一深入就出了大成果。政委先是从一个副校长的通信员那里听到关校长家里有金子的说法。那个通信员是从关山林的通信员嘴里得知的。政委找关山林的通信员谈话，晓以道理，证实了这件事。政委很高兴，觉得这回能挖出个大老虎来了。政委谆谆善导，动员关山林的通信员把那些金子交出来，并且站出来揭发。通信员先是犹豫着，但对于一个南征北战经验丰富的政治委员，一个战士的本能抵抗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通信员最终屈服了，把金子抱到学校政治部，并且交了一份经过若干次辅导修改的揭发材料。
关山林一开始对此事不以为然。他几乎忘了金子的事。他的私人财产没有几样，大多的是带有纪念性质的，这些东西在邵越离开他之后全都由新分给他的通信员保管着。这些金子是战争年代一点儿一点儿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来路正当，如果组织上认为一个军人不应该拥有它，它们完全可以充公，实际上，两年前关山林就准备把它们交出来了。关山林的这种解释当然让人不满意。有人会承认自己从仓库里拿了一只装飞机备件的木头箱子回家装衣服，但没有人会承认他贪污了公家的一大包金子。关山林原来的部队已解散了建制，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邵越又下落不明，外调无法进行。实际上，进一步推断，提供这种外调背景就是一种抗拒交代的表现。关山林发现问题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多了，但这时他已经无法说清了。
关山林被宣布隔离审查了，开始受到更多的攻击。关山林突然发现他像一头陷入困境中的豹子，他的四下都是陷阱和明枪暗箭。他过去得罪了太多的人，几乎所有的校级领导都与他有过矛盾，有的是工作上的，有的是性格或人格上的。学校有一个副校长，家属来校探亲时，他在小灶食堂炒了四个菜，还把给飞行员吃的苹果拿了几个回去给老婆吃，关山林开大会时一点儿面子也不给，批评了副校长，并命令他把多吃多占的东西退回来，闹得那个副校长几天没脸出门。还有那个管训练的副校长，骂学员笨得像驴，关山林知道了也骂他，说你连驴也不如，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应慢？那些反应快的都是洋学生，反应慢的是从部队挑选来的战士，他们没文化，可他们是战斗英雄，是流过血丢过命的革命者！关山林手叉着腰怒气冲冲地朝副校长喊叫着。他还发誓说，如果他再知道有学员被罚晚上不准睡觉，他就让想出这个馊主意的人也睡不成，他说到做到。关山林就这么一步步做成了自己的陷阱和祭台。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同志的关系这么糟糕，糟糕得连他自己都吃惊。在交代问题的党委会上他怎么也说不清楚了，党委委员中有一大半人的目光中充满了那种对他不利的东西。于是，他成了空军干部学校在“三反运动”中被挖出来的最大的老虎。
乌云终于得知关山林被隔离审查的原因之后如棍击头，半天说不出话来。关山林连着两个星期没有回家，这已经让她心有疑虑，忐忑不安了，现在她的不安得到了证实。乌云几乎想也没想就跑到校政治部，把金子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关于这段过于简单的故事，人家早已从另一份交代材料中听到过了，自然不会引起更多兴趣。政治部的同志要乌云回卫生所去继续工作，不要乱窜，不要乱讲话，不要扰乱“三反运动”大方向。现在的问题不是再发现几个小狼崽小狐狸，而是要把已经掉进陷阱里的老虎捉进笼子里去。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白淑芬表现得相当冲动。她当时就跳了起来，红着脸说，胡扯，关校长绝不会贪污，关校长绝不会是那种人，空干校的人全都是贪污犯他也不会是。白淑芬激动地说，乌云你得去把情况说清楚，你得去找组织上，不能让他们这么埋汰关校长！但是后来白淑芬不那么激动了，渐渐地她不怎么说话了。有的时候乌云晚上跑到她那里去哭，她还显出烦的样子，说，你老哭有什么用？看你这副娇气包的样子，你哭就能把他哭干净了？白淑芬总是拿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乌云看，看得乌云到后来心里都有些发毛了。乌云觉得白淑芬的那种目光太怪，怪得人心里没个底。
乌云有五十天没见到关山林了。那段时间她坐立不安，思念苦涩，老是做噩梦。乌云听说，被隔离审查的关山林先是暴跳如雷，继而傲慢冷淡，到末了就沉默无言，对谁也不理不睬。乌云怕关山林经受不起，有时候她觉得自己魁伟英雄的丈夫其实脆弱得很，和她怀里抱着的路阳差不多。乌云怕关山林挺不住，胡乱应下什么，玷污了半世英名，就写了一张纸条，托一个靠得住的人偷偷带给了关山林。
关山林在与妻子隔离五十天之后收到了妻子的一张纸条，尚未读纸条上的字眼圈就红了。关山林后来读那张条子，条子上写道：人正不怕灯影子歪，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的宁死不承认！关山林看过把条子揉了，后来又展开再看了一遍，这回没揉，而是把纸条交给了政委。
政委狐疑地问关山林，你把它交来是什么意思？关山林说，我关山林堂堂正正，正大光明，若不是睡觉闭着眼睛，一生哪里又有黑处。我是要让你们知道，我关山林没有什么需要瞒着组织上的。政委却不那么理解。政委想，这不是夫妻俩的攻守同盟又是什么？政委立刻要人到卫生所，组织对乌云的批评和拯救工作，希望乌云能“反戈一击”，把关山林所有隐瞒的问题都交代出来。
批评会很快上升为批判会，并且从卫生所发展到整个学校的家属参加，原因是乌云太顽固，她不但不检举交代关山林贪污公家金子的事实，而且一口一辩，死死地替关山林叫屈。
白淑芬突然站到自己好朋友的对立面去了，积极地组织和领导每日对乌云进行的斗争会。白淑芬作为所里的领导在会上带头揭发乌云的事，那些事几乎都是乌云的私生活，甚至包括夫妻之间的隐秘。只有乌云明白白淑芬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乌云在斗争会上娥眉冷锁，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白淑芬白白胖胖的脸，显出怒气冲冲的样子。
白淑芬说，乌云你盯着我看干什么？
乌云说，我谁也没有盯，我想怎么就怎么。
白淑芬说，乌云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乌云说，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心里没有鬼，谁心里有鬼谁自己清楚。
白淑芬大声说，你要明白，你保不住他！
乌云也大声说，他是清白的，我就是要保他！
白淑芬气得大叫，你们腐化堕落，贪图安逸，只知道迷恋自己的小日子，不知道革命！
乌云也大叫，他不是阶级敌人！我不是反动分子！我就迷恋他！我就迷恋又怎么样？！
乌云这个时候完全失去了以往那种恬静温柔的样子，她就像一只母豹，一分一寸也不让人接近关山林，不让人说他的坏话。她那时怀孕已足月，挺着大肚子，骄傲地站在那里，脸上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红晕，样子即傲慢又美丽。
连家属们都觉得乌云这个样子也太过分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脸蛋长得俊点吗？不就是男人级别高点儿吗？就算别人万事比不上你，未必别人的男人都不是男人？乌云和关山林一样，犯了同样一个树敌的错误，你把自己的优秀展示给人家看，你就是在宣布别人不如你，你到处招摇美丽的孔雀羽毛，你就是分明瞧不起麻雀和乌鸦，你就挖好了自己的陷阱。问问进山猎虎的猎人，谁不是看中了那一身斑斓华贵的虎皮才朝老虎下手的呢？
斗争会开始升级。家属们个个在会上和乌云争吵叫骂。她们早已忘记了乌云过去带给她们的那些好处，以及过去建立在她们之间的那种纯真的友谊。家属们眼里只有乌云无法容忍的骄傲和高贵。她们发誓要把她的摆谱打下去，让环球同此凉热。斗争会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婆婆妈妈。有一次，一个不太擅长说话的家属因为乌云冷笑地看着她而让她更加不知道怎么说话，一急之下，冲上前去打了乌云一耳光。学校“三反运动”领导小组派来的干部看到这一幕，觉得无聊极了，觉得再这么下去，就该互相扔烂茄子了，再说他早已弄清楚了，除了女人们无遮无拦的嫉妒之外，上面所需要的东西，这里一星半点儿也弄不到，于是他就回避开了，回到三反领导小组去汇报。至于这里的事情怎么收手，何时收手，他没有征求上面的意见，上面也没有问。
乌云那几天开始觉得肚子发坠。有时肚子里的胎儿会一阵抽搐，心惊肉跳似的。夜晚的时候，她一个人默默流泪，但是一到白天，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才打开房门挺着胸脯走出门去，脸上干干爽爽的全是骄傲。乌云不想让人看到她因为丈夫的事情而表现出丝毫的怯懦和可怜。她计算了一下日期，算出肚子里的孩子还得一段日子才出生，于是她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开始在无休无止的斗争会上和对手大吵大叫起来。她们拿她没办法，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她们简直想象不出，这个年轻美丽，平时温静得像只小猫一样的女人何以变得如此坚决，如此执著。
有一天，白淑芬突然在批斗会上说出了一个秘密。白淑芬说乌云，你还犟什么犟，你以为关山林稀罕你是不是？他才不稀罕你呢。你知不知道组织上是怎么知道你们攻守同盟的事情的？告诉你，是关山林自己说出来的。你给他写的那张条子，他立马就交给组织上了。
乌云先还在和人吵闹，听到这话就不吵闹了。她转过头来，傻了似的看着白淑芬。她站在那里，突然之间有一种来自身体内部的强烈恶心和意志崩溃。
白淑芬扬扬得意地看见自己击中了目标。她看见乌云的脸色全变了，慢慢地蹲了下去，像一座迅速消融了的冰山。她要她站起来，要她交代问题，别像一条癞皮狗似的不说话。但是乌云站不起来，蹲在那里。她的脸色如纸一样的白，她的全身都在痉挛着。白淑芬说，你怎么啦？你怎么害怕啦？你不是嘴挺硬的吗？你干吗不说话呀？你干吗发抖？你心虚了是不是？你害怕了是不是？白淑芬说，我看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就是比别人娇气一点儿、妖气一点儿、会蒙蔽人一点儿罢了。白淑芬发泄地大声说，你给我站起来，老实点儿！
有一个家属最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那个家属看见蹲在那里的乌云裤裆湿溽了，然后她看见有一条小溪流似的血沿着乌云的脚脖子流了下来。那个家属说，血！血！
大家很快就看见了。真的是血，殷红殷红的血。它们流淌得很快，一会儿就在乌云的脚下蓄积成了一片血泊。大家先是一起闭了口，不说话。后来有人如梦初醒地叫道，不好啦，她是要生孩子了！
乌云的这一胎是难产。乌云差一点儿就死在产床上了。婴儿的一只脚先露出来，然后是一只小胳膊。它们伸向空中的样子很奇怪，它们一遇到干冷的空气就瑟瑟发抖，并很快青紫了。为乌云接生的医生希望能改变这种对产妇和婴儿同样致命的横位，她先打算把婴儿的手和脚弄回产道里去，但这样不行，她想她该切开产口，让婴儿的头部露出来。产口被切开之后，婴儿仍然没有出来。婴儿太大了，像一个巨大的土豆，羊水一开始就流尽了，产口干涩如毫无生命的沙漠。医生一头的汗，结结巴巴地说，小乌你使劲，小乌你挣，小乌你用力挣，小乌你喊着挣。乌云喊不出来，乌云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她在斗争会上把嗓子喊坏了。她没有力气，但她还是用劲，拼着最后的力量用劲。她知道这是她的责任，没有人能替代她。泪水从她的脸上流淌下来，她的头发全都被汗水浸湿了，像水草一样乱糟糟地贴在她的脸上和脖子上。她紧紧地拽住床沿，她的手把床沿的木头都掰下一块来。医生有些乱了阵脚，医生满脸都是汗，医生说小乌求求你了。乌云躺在那里，突然对肚子里的那个婴儿憎恨透了，她想尽快地让他（她）离开她的身体。她想要是这样，她的整个身体就被掏空了。她耳语一般地说，让我死吧。其实她并没有说出这句话来，她的干裂的嘴唇始终紧闭着，似乎横了心似的不启开。她感到她的生命在往下坠落，无法阻止地迅速坠落，这之后她就失去了知觉。
等乌云再度醒来的时候，她发现她躺在急救室里，好几个医生护士围着她转。乌云迷迷糊糊感到身体里空空的，那个婴儿不在了，她的身体里有另外一种东西在往外流淌，像决了堤的河水似的，猛烈地向外流淌。乌云感到一种快乐，一种解脱的快乐，一种释放的快乐。她听见有人在紧张地说，得止住血，否则她会死的！她觉得这个主意不好，一点儿也不好。她才不想止住它呢。她渴望这种自由流淌的快乐和轻松。她想要把她所有的积怨全都释放出去。那种汩汩流淌的感觉，那种忘情投入的倾泻，那种不顾一切的释放，它们来得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好，她简直被它们的到来而迷住了。她想告诉他们，别止住它，别拦住它，她需要它们。
乌云无力地启开了苍白的嘴唇。这一回，她真的说出来了。乌云说，让我死吧。
乌云死里逃生。产后的大出血使乌云差一点儿就丢了命。卫生所没有血库，学校在市郊，派人到市里医院去弄血浆来回至少得两个小时，根本来不及。是那些学员救了她。不知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先是一个乌云护理过的四川籍学员走进卫生所。小伙子涨红着脸说他是O型血，他可以为乌护士输血。然后是另外几个学员，更多的学员，越来越多的学员。卫生所从来没有聚集过那么多的人，他们全都是年轻而且英俊的小伙子，他们纷纷卷起袖子，露出肌腱结实的胳膊，那种阵势真是蔚为壮观。每个人都争着为乌护士输血，都争先恐后地撸起袖子把胳膊伸向采血的护士。有几个家属也挤进献血的学员队伍中。她们也参加过乌云的斗争会。她们解释说，她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乌云，主要是为了孩子。孩子要吃母亲的奶，母亲不在了孩子的奶也不在了。这和乌云没关系。实际上，乌云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血，这么多献血的人。这么多血，这么多献血的人，足足可以让一百个木头人活过来。乌云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医生。卫生所有六个医生，其中四个医生都抢着上了手术台。实践证明，他们全都是临危不惧的好医生。他们苦苦地和死神搏斗着，抢救着乌云，硬是把乌云的性命生生地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乌云是在第二天的中午完全清醒过来的。她被告知她有了第二个儿子。儿子生下来八斤九两重，一落地就睁着眼，却不哭，怎么拍打屁股也不哭。孩子是剖腹拿下来的，脐带在他脖子上缠了两道，如果再晚一点儿，不但大人，连孩子的命都保不住了。乌云腹部的那一刀很果断，但产口侧切的刀口和撕裂部分很凌乱，处理起来很费了点儿工夫。卫生所条件简陋，没有预备足够的羊肠线，缝合伤口的线，有一部分只能用缝衣线替代。不过这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伤口不感染的话，它们只是在拆除时要多一点儿痛苦罢了。关于伤口的问题，乌云本人一直没有关心过。她似乎对什么都不关心。她清醒之后一直没有说话，躺在那里，目光呆滞，一动不动。有人弄来了一碗红糖水煮的鸡蛋。鸡蛋放的时间有些久了，散了黄儿。他们希望她能把那碗稀世珍品趁热喝下去，补补气。但她没有动它，直到凉了为止，它还放在那里。
关山林是在孩子满半月的时候被宣布解除隔离审查的。没有证据说明他贪污了那些金子。最主要的是，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这个批示适时地传达下来了，关山林不过是从扩大化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众多的干部当中的一个。空军的一位副司令员后来说，妈拉个巴子，才几年没打仗，就这样见人疯，开始整起自己人来了，连关山林这样的人都成了贪污分子，那我们的干部队伍还不全烂掉了！
关山林走出机关大楼时胡子拉碴，豹目沉凹，脸色灰暗，步履生涩。和煦的阳光使长期见不着阳光的他感到一阵眩晕。
关山林解除隔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望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乌云已经下地了，儿子躺在摇篮里熟睡着。关山林把儿子从摇篮中抱了起来，瞪大了眼睛看他。乌云没有阻拦关山林，乌云对那个过早地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显得有些冷漠。因为动了刀，她没有奶水喂他。然而孩子却很知足，那个身强体壮的婴儿，他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顽强地来到这个人世，一旦落地后，却显出了一种怡然自得，拉汽油车的马挤的奶他喝，小米粥他也喝，来者不拒。关山林把这孩子捧在手里的时候有一种诧异的感觉。孩子从睡梦中醒来，用一种漠然的眼光打量着他。也许我的胡子太长了，他一时不能适应。关山林这么想。他把他重新放回到摇篮里。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啼哭。然后关山林转过身来看着乌云。两个人隔着一段陌生的空间。她很削瘦，孱弱不堪，头发凌乱，脸色苍白。他试图在她脸上找到往日为之醉迷的光彩，但没有。她轻轻地说，你回来了？他看见她的身子在说这句话时轻微地颤抖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坠落下来似的。
乌云坚持给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取名叫会阳。
会阳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种无法说清的阴影。这种阴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散去。
关山林解除审查后依然做他的校长。如果不算甄别期间所做的那些检查和后期的党内警告处分，他还是他，较之战争年代的那些生杀予夺，这种结局几乎就算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了。而乌云则不同了，乌云是在斗争大会上生下的会阳。她站在那里，有什么东西带着她整个地往下坠，殷红的鲜血小溪似的顺着她的脚脖子流到地上，在那里汇成了一条河流，而她则像是一座孤独地浮在血河之上的孤岛，无依无援。乌云在路上生下了路阳，在斗争会上生下了会阳；一次是为了寻找她的丈夫，一次是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如果有什么相同的话，那就是这两次她都是以生命作为赌注，获得他们的儿子的降生。
关山林始终不曾提到乌云难产的事，乌云也从不提及那张纸条子的事，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关山林甚至回避接触乌云腹部的那道伤口。那道伤口很长，结疤之后扭扭曲曲的，像一条行走着的蚯蚓，让人厌恶。乌云从此之后再也不肯脱去衬衣睡觉，也不肯走进公共澡堂。即使在丈夫关山林面前，她也紧掩着那道伤痕。很久以后，他们夫妻间又开始有了肌肤之亲，关山林的手在接触到那道伤口时火灼一般缩了回去。他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乌云已经很冷漠了，那种冷漠是那个孩子带来的。他的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在干冷的空气中冻得乌紫，因而瑟瑟发抖。它们让人体验到一种厌恶，乌云从来没有反对过关山林作为丈夫的要求。她的顺从和体贴与以往没有两样，但是她再也没有迎合的激情了。有时候在一切都结束之后，关山林会听见乌云在黑暗中伏到一边作呕的声音。如果能忍住的话，她不会这么做的。
和往日没有什么两样，乌云还是牵挂着关山林。她依恋着他，关照着他，甚至这种表现更为强烈和外露。她的洁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养成的。她要他洗脚后上床，每隔三天换一次衬衣，经常刮胡子。她不惜为此而和他吵架。但是更多的时候，关山林表现出的倔犟却是这个家庭的唯一战胜者。在关山林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情愫是一味慢性毒药，一座火山，他绝对不会任它们挥发出来。这是本能或者是一种信念。他知道那是他的克敌。一旦他失去了对它们的统治他就会被击中要害，继而轰然倒地。
作为从战场上下来的人，关山林也好，乌云也好，他们对战争的把握和对自我的控制都相当成功，以至于他们能迅速地从尸骸遍地的血泊中爬起来，踩着埋满弹片的虚土，迎着尚未被风吹尽的硝烟，踉跄着向对方走去，回避着彼此的伤口，将对方重新搂进怀里。又有了倾诉声、叮嘱声和笑声，因为再没有温情的隔阂同时也有了吵闹声。他们发觉其实他们更加的接近了，甚至不用思念，不用希望，不用怨恨。他们只要随意地看对方一眼，轻松地向对方伸出手去，彼此就在一起了。
让关山林和乌云心里惶恐不安的只有一样，那就是会阳。这个孩子像一个幽灵，扰乱着这个家庭里的和谐气氛。有一次，他从摇篮里爬起来，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一壶烧得滚开的开水。还有一次，他把哥哥路阳的一个木头娃娃抓在手中，脸上露出平静的微笑，把它丢进了火盆里。他干这种事情的时候十分安静，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大人似的，这让关山林和乌云非常吃惊。他们感到了一种恐惧，一种恶毒，一种让他们自惭形秽的嘲弄。如果他们正在谈话，他们的谈话便会突然中止。如果他们正在说笑，他们的笑声会戛然消失。他们尴尬地看着他，看着那个像大人一样平静地微笑着的孩子，彼此默默地对视一眼，然后走开去，找一件合适的事情来干。他们开始冷落那个孩子。他们对他的冷漠其实只是一个理由，一个拒绝说出害怕真相的理由。
而那个孩子，那个浑身散发着土豆气味的孩子，在他荆笼似的摇篮里，谁也不看地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一种谁也听不懂的神秘语言。更多的时候，他是躺在那里，呆呆的目光盯着什么，很长的时间都不会改变这种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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