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关山林接到调令，前往西南军事工业基地工作。
数周之后，在军事工业重镇重庆市的一栋欧式红色洋楼里，关山林有了一间十分阔气的办公室。那栋红楼是旧时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寓，隐藏在一大片郁郁葱葱的花木丛中，方圆数平方公里围上了高高的栅栏，大门的持枪士兵有两个，另有一名军官执哨，对进出的车辆人员，无一例外地进行着严格的检查。
乌云带着老大路阳、老二会阳和老五湘月随同丈夫一道调往重庆。乌云在重庆脱去了军装，成了一名转业军人。
关山林说，组织上提倡部队干部转业支援地方，我是领导，我得带这个头，你还是转业吧。
乌云不愿离开部队，不愿脱下穿了十八年的军装，但是她拗不过关山林。关山林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便命令人把乌云转业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干部部门甚至已经准备了乌云的去向，容不得乌云分辩。乌云交出了军官证，拿回了转业军人证，她哭了。
关山林皱着眉头说，你这个人，你抹什么眼泪？又不是要你去死，有什么好伤心的？组织上需要，干什么不是革命？
乌云擤着鼻涕红着眼圈道，要服从组织需要，那你为什么不自己转业？你转业就不是革命了？你拿我来挣表现。
关山林觉得乌云太浅薄，太无知了。关山林说，笑话，你真是笑话。你这话既没有水平，又没有常识。我能转业吗？我是军人，我这个军人和你这个军人不一样，你懂不懂？
乌云很生气，这才是没有道理的话。他当然是军人，这用不着说。可她也是军人，这也用不着说。军人就是军人，没有区别。难道过去十八年她只是一个穿着军装的老百姓吗？她这么想，但是她和他说不清楚。他有他的一套理论。他才懒得和这个世界上别的理论合作呢。
乌云转业以后分配到五机部161厂工作，职务是厂职工医院党委书记。161厂是一家大型兵工厂，生产坦克和自行炮。工厂有一万多名职工，老工人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兵工，厂里的复员转业军人占了半数。因为系统仍属军事工业，复员转业军人又多，乌云在这里仍然感受到一种浓厚的部队氛围，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很融洽，所以她很快就适应了。只是她发现自己的偏头疼、低血糖、风湿性关节炎越来越严重了，同时又新添了支气管哮喘的毛病。而且子宫摘除之后，她的脾气也变得急躁了，对很多事不怎么耐烦。连关山林都觉察出来乌云的变化，说，你是怎么回事？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呀？乌云当然知道过去她不是这个样子。过去她快乐活泼健康随和，她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完好无损，她像一只小鸟一样，可现在呢？她才三十六岁就落下了一身的毛病，你要她怎么样？但是乌云不想和关山林说这些，一说他们准吵架。她才不想和他吵架呢。
十五岁的老大路阳已经是个非常标致的小伙子了。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长得牛高马大，宽肩窄臀，浓眉大眼。他爱剃发茬很短的头，这一点儿也像他的父亲。路阳学习成绩不错，他属于那种并不特别用功但天赋很好的学生，考试总是拿双百分。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功课之外，比如读军事小说，比如航模制作，比如到处找内部电影看。有两项业余爱好是路阳最投入的。其中一项是体育锻炼。路阳一直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十五岁个头就有一百七十五厘米，穿四十码的球鞋，中线球投得又快又准，令对手特别头疼。他还参加了田径队，跳高跳远的校纪录都由他保持着。他最拿手的体育项目是单杠，双臂大回环他能一口气做四到五个，这个数字让体育老师都感到脸红。有一次他还试图做一个单臂大回环，可是没成功，从杠上摔了下来，跌了个鼻青脸肿。
让关山林和乌云骄傲的是，路阳从来不是个大惊小怪的懦弱孩子，对于伤呀痛呀的，他一向满不在乎。要是他的手被刀子削去了一块皮，他一准不包扎，把伤口流出的血塞进口里吮干净，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他的另一项爱好是沙盘，那是一种军事参谋和指挥官们使用的工具。路阳不知用什么方法说服或者贿赂了军械处的那些年轻军官，他们给了他整整一套沙盘。可变式地形盘、坦克、装甲车、重炮、轻炮、轻重机枪、使用各种武器的小锡兵、碉堡、鹿砦，甚至还有几架容克斯86轰炸机、8—17飞行堡垒战略轰炸机、马丁战斗机和三菱式战斗机，其兵力装备足足可以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路阳对这套沙盘的着迷程度让关山林都感到吃惊，他常常在星期天一玩就是一上午。关山林不得不承认，大儿子路阳对于军事有着相当的天赋。他能十分熟练地在沙盘上复演出“二战”时欧洲战场上的所有著名战役。关山林有一次出于好奇，要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的大儿子和自己比试一下。他们把床上的东西全部掀到地下，爬到床上开始开战。关山林吃惊地发现，儿子是个难以驾驭的对手。他用兵如神，常出奇策，把自己的实力演绎得令人眼花缭乱，让自己大伤脑筋。关山林花了两个钟头才勉强把儿子收拾掉，此时他已损失殆尽，汗流浃背。关山林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恼火，但他仍然暗自欣赏儿子的军事才能。如果儿子日后不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那一准是老天瞎了他妈的眼。关山林想。
关于路阳的未来，关山林和乌云提起过。乌云有她自己的看法。乌云说，你注意没注意，你那大儿子太自负，太自以为是，他总想当第一。要是哪天你看见他脸上有笑容，那他准是第一；即使他在一千个人中间当了第二名，他也是一副气得要命的模样。
关山林不明白，说，这有什么不好？自负有什么不好？当第一有什么不好？不做第一难道还留给人家去做？你这个观点才莫名其妙呢。我就喜欢他这个性格，他这性格像我。
乌云想，没错，他就是太像你了，再往后他就该是第二个关山林了。可是这样他又要不高兴了，因为他不是关山林第一，你才是关山林第一，可惜这点你永远也无法让他满足。
老大路阳像关山林，其余几个孩子却一点儿也不像。傻老二会阳用不着说了，说老三京阳。全家搬往重庆之后，乌云把托寄在山东海城和湖北洪湖的两个孩子都接了回来。现在日子好过多了，用不着再把孩子丢那么远。老三京阳被接回来的时候，乌云几乎都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京阳紧张地躲在朱妈身后，始终不肯站出来。后来他就哭。哭还不是放声哭，是捂着脸小声啜泣，像女孩子那样。京阳确实像个害羞的女孩，他长得俊，细皮嫩肉，眉眼清秀，说话先脸红，一受了委屈眼圈就潮湿了，一副要死要活过不去的样子。他喜静不喜动，平常干的也全是女孩子玩家家干的事，刻剪纸呀、翻网绳呀、跳猴皮筋呀、收集歌片呀什么的，还特别喜欢小猫小狗，逮着机会就拿自己的小手绢给小动物洗脸扎辫子。他从海城回家的时候，自己就扎了个冲天小辫，还穿了一身大红大绿的花褂子，那副打扮，让乌云哭笑不得。
乌云埋怨朱妈说，你这么打扮京阳，你都把他打扮成闺女了。朱妈不服气地说，闺女有什么不好？闺女性子温和，又知道疼人，强似那些野小子百倍。
乌云后来发现京阳晚上睡觉还要摸着朱妈的奶子才能睡，这让乌云不能接受。乌云坚决把京阳赶下了朱妈的床，让京阳自己睡一张小床。为此京阳啜泣了好几天，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睡不安生，老做噩梦，弄得朱妈心疼得不得了。京阳不喜欢和男孩在一起玩，而喜欢和女孩们在一起玩，因为他文静，女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拿出自己那一份糖果分给大家吃，她们都觉得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乌云很快就发觉，京阳的性子确实很温和，他是家中最听话的孩子，不调皮不捣蛋，极少做让大人尴尬的事情。他很有同情心，有人受了伤或者是生了病他就很难受，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如果是小动物遇到了这种情况，他同样也会悲痛欲绝。大多数时候，京阳不是引人注意的孩子，只有一次他表现得很强烈，让人吃了一惊。那一次是看电影，乌云带孩子们到两路口的中原电影院看《白毛女》，电影一开始京阳就在那里哭，以后哭得越来越厉害，等人们在山洞里找到一头白发的喜儿时，京阳差不多已经哭晕过去了。
京阳属于那种艺术天赋很强的孩子。他的歌唱得很好，什么歌他只要听一两遍就能唱，从头到尾一个音也差不了。他喜欢自己编儿歌。小猫小猫喵喵，妈妈叫它娇娇；小兔小兔跳跳，妈妈冲它笑笑。乖蝴蝶，俏蝴蝶，光有翅膀没有鞋。如此等等。这让乌云惊讶不已，弄不懂他从哪儿弄来这些东西。但是京阳最喜欢的还是讲故事。京阳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京阳讲故事不从老师那里学，自己编。有的故事有影子，有的故事连点儿影子都没有，纯粹是他想象的。比如有一个太阳王子和云彩公主的故事。太阳王子喜欢美丽的云彩公主，他要云彩公主做自己的妻子。云彩公主喜欢太阳王子的威武有力，但是不喜欢太阳王子的专横跋扈。太阳王子老是爱用他的金色的火箭杀伤那些可爱的小花小草，这让云彩公主不能接受。云彩公主要太阳王子改正他的缺点，但是太阳王子就是不改正。云彩公主很伤心，就躲着不见太阳王子。太阳王子到处追云彩公主，可是他怎么也追不上，等他刚刚捉住了云彩公主的白纱裙子，云彩公主立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太阳王子很后悔，他每天都在寻找美丽的云彩公主，从东边找到西边，再从西边找到东边，天天月月年年，始终不肯放弃。他不知道，其实他根本不用找，只要他改正了缺点，不再伤害可爱的小花小草们了，美丽的云彩公主就会自己回到他的身边。
这个故事简直太美了，听得老师都流了泪，小朋友们把小手都拍红了。乌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很兴奋地转诉给关山林听。关山林听了皱眉头，说，这孩子，哪来这么些怪念头？什么太阳王子云彩公主的？那太阳东升西落是在追姑娘呐？那是自然规律嘛，简直胡编乱造！
关山林坚持认为只有脑子有毛病的孩子才会有这么稀奇古怪的念头。这一点乌云最不爱听，一说这个乌云就会想到老二会阳。乌云的心病被触动了，就反击关山林，说，这是什么毛病？这是艺术细胞你懂不懂？你要说这算毛病，那路阳呢？这孩子一天到晚琢磨那一堆飞机坦克大炮，折腾过去折腾过来，那一堆小锡兵里到底能折腾出什么名堂来？他那就不算毛病了？关山林护卫老大说，你懂什么，那是沙盘，是军事战术，那才是真正的学问。你怎么能把京阳和路阳比？京阳他连路阳的半个脚指头也比不上。夫妻俩争论了半天，谁也不让谁，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乌云对关山林的偏袒耿耿于怀。老大路阳是自己的儿子，实在也是个优秀的孩子，但总不能因为老大优秀，其他的孩子就全都一无是处了吧？这么想，乌云从此偏偏要对京阳爱护得紧，凡是路阳有了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她就拿京阳的事来张扬。乌云在心里和关山林赌着气，说，看着吧，她的孩子，日后个个都要他们有出息。
四岁的老四湘阳从洪湖老家接回来的时候，让乌云大吃了一惊。湘阳又黑又瘦，干巴巴的像个小老头。因为头上长了些疮，把头发全剃光了，样子像一枚破了皮的蔫土豆，只有脏兮兮的脸上那对滴溜溜的小眼睛还有点儿精神，要不是这，乌云真的还以为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小叫花子。乌云当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她二话没说，三下两下就把湘阳身上那件让人怀疑藏有虱子的破布褂扒拉下来丢进了垃圾箱，然后把湘阳浸在热水中足足洗刷了一个钟头。这以后湘阳有好长一段时间肠胃出毛病。他把所有能看见的食品全往嘴里塞，一直到它们溢到喉咙口为止，乌云不得不让他服下大把大把的酵母片和表非鸣片，以使他肚子里的那些东西能尽快消化。
乌云开始留心控制这个小饿痨鬼的进食量，但这不大有用。四岁的湘阳有一种非凡的本事，他有办法弄到他想要弄到的任何东西。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去找阿姨。他把阿姨拽到厨房，指着高处的碗橱说，老鼠，老鼠。阿姨如临大敌地把碗橱里的东西都清出来放到一边，不安地在碗橱里面寻找老鼠的踪迹。碗橱里有两只蟑螂，没有老鼠。也许鬼东西跑掉了，阿姨想。不过阿姨很快就发现她上当了。湘阳正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大嚼一条上一顿吃剩下来的香肠，他看见阿姨朝他奔来的时候，迅速将剩下的一大截香肠塞进嘴里，并令人难以置信地把它立即吞进了肚子里，然后在脸上浮起一层讨好的微笑。
还有一回，关山林的司机从外面弄到一只很肥的狗，关山林要阿姨把狗肉炖了。关山林对炖狗肉有特殊的感情。把新鲜狗肉洗干净了，砍成大块，在生水里放上料酒、生姜、干椒、小茴香、桂皮，用文火细细地煨，炖得骨松肉烂、汤酽汁浓，那种香味真是美不胜收。阿姨煨好了狗肉就去洗衣服，衣服洗好之后晒到院子里去。阿姨正晒着衣服，突然感到一阵心惊肉跳，手中的衣服落到草坪上去了。她发现自己有好半天没有听到那个四岁的鼓上蚤的动静了。她知道只有两种时候这个孩子才会安静下来，一种是他睡觉时，另一种是他正吃东西时。阿姨丢下湿衣服就往家里跑。在厨房门口，她看到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那个饿痨鬼正站在一只两尺半高的高凳上，用一把长柄汤勺在滚开的铫子里呼哧呼哧地捞狗肉。他的目光贪婪极了，口水直接掉进铫子里。他把全身都勾向铫子，只差一点儿，他就要掉进滚开的汤汁中，和那些正在被文火往烂里炖的狗肉为伍了。阿姨捂住嘴，强迫自己不叫出来，轻轻移过去，猛的一把将那个倒霉蛋抢下来，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喘粗气，而那孩子则在为自己的功亏一篑伤心欲绝。
湘阳这种偷嘴的习惯一直持续了好些年。湘阳实际上很快就胖了起来，食量也恢复了正常状况。从洪湖老家回到重庆两个月之后，他就不再比其他的孩子吃得更多了。但是这孩子有一种对东西的占有欲，他总想把尽可能多的东西弄到自己手里。阿姨在打扫清洁的时候，经常在某个角落里翻出发了霉的糕点、化成了糖稀的糖果或是干成了核的水果，那都是湘阳的杰作。他吃不了那些东西，但是只要他把它们藏起来，它们就是属于他的。连托儿所的老师都向乌云反映，湘阳的衣兜里每天都是鼓鼓囊囊的，而给小朋友发剩下的橘子苹果放在盆子里总是会不翼而飞。
乌云臊得不行，觉得脸都没地方放了。乌云把湘阳抱起来放在床上，在他面前蹲下来，看着那孩子的眼睛，认真地对他说，湘阳，你是妈的乖孩子，你以后要什么东西，就对妈说。家里什么都有，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你用不着拿别人的东西，也用不着把东西藏起来。你要听妈的话，好吗？
湘阳坐在那里，用他那双滴溜溜的小眼睛盯着乌云。他听完了她的话以后飞快地点了点头，表示他会听她的话。但是这一点儿用也没有，在那以后，湘阳依旧如故，把东西藏得到处都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阿姨就能在什么地方翻腾出一些零食来。它们就像一些地雷一样，让乌云和阿姨大伤脑筋，而湘阳则对四处建立他的宝藏洞乐此不疲。
乌云终于无法忍耐了，她在湘阳的屁股上狠狠地揍了几下，把他提拎到儿童室里坐下，然后把一大堆糖果点心堆到他面前，那些花花绿绿的零食差不多快要把那个可怜巴巴的小人儿埋起来了。乌云狠狠地对湘阳说，吃吧，让你吃个够！让你守着它们吃！看你还能把它们怎么样！
那孩子抬起一双惊恐的小眼睛，看着他的母亲，脸上浮现出一种痛改前非的样子。
乌云气呼呼地想，你还能怎么样呢？对一匹饿坏了的小马驹，你只能给它充足的饲料，让它敞开了吃、狠狠地吃。在满满当当的马槽前，它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但是这回乌云又错了。乌云到厨房里吩咐阿姨买些什么菜，又到客厅里去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回到儿童室去看湘阳怎么对付那些零食。她没有看见那些东西。仅仅几分钟的时间，那些足可以开一家儿童食品店的糖果糕点，竟然全都不翼而飞了。四岁的湘阳仍然坐在屋子当中，连窝都没挪一下，他手里捏着一小块桃片，正在慢条斯理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乌云疑惑地转来转去，到处翻找。她很快找到了那一大堆零食——它们有的在床下的鞋盒里，有的在五屉柜的背后，有的干脆在衣服里包着。乌云大惊失色，继而仰天长叹，唉，她究竟做错了什么？她怎么就生下了这么一个贪得无厌手脚通天的冤家来呢？
乌云把湘阳的这些事情告诉了关山林，试图引起关山林对孩子的重视。关山林听了以后哈哈大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关山林用欣赏的口气说，狗日的，这小子倒是当侦察兵的料呢。乌云对关山林的这种说法颇有反感，心里想，难道你的那些侦察兵就是一些擅长打洞匿食的鼹鼠吗？但是乌云再往下想，又不得不承认关山林是对的，湘阳这孩子确实在某些方面有他自己的长处。他灵光、会看大人的眼色、敏感、忍耐性强。而且，他有目标性，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并且怎么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另外几个兄妹不能比。
相比之下，让人操心最少的是老五湘月。湘月实在是一个知道疼怜父母的好闺女，在她两岁的时候，她就知道不给大人添麻烦是一个女儿家的本分。这一点她做得好极了，比如好好地洗脸刷牙，再比如夜里自己照顾起夜。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湘月极像母亲，美目如杏、樱桃小嘴、脸蛋儿红扑扑的、皮肤有红有白。湘月的存在是关山林和乌云的一份快乐。但湘月从不以此争宠，安静得就像一块睡在深潭里的玉石，常常被人忽略了，一定要到大家都疲倦了的时候，或者都生着气的时候，才会想起她来。关家四子一女，无疑是男人的天下。一个男儿国就像一片战场，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兵都在算计自己惊天动地的出击，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动一场战争，把世界搅得天无宁日，让乌云整天胆战心惊无从对付。可爱而又安静的小女儿就像一缕清新的风，她的存在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情啊！乌云很少考虑湘月的事，但是乌云知道她在哪里自己的小女儿就在哪里，这就足够了。有时候，乌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只有女儿才是真正明白她的，虽然女儿只有两岁，根本还弄不懂自己在想什么，但是她是明白自己的。
有时候家庭里的某个成员的重要性是让人难以估价的——你用不着说什么，用不着告诉她你的事，用不着去费心交流，甚至用不着知道她在干什么，但是你却知道她就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生活里，你就对生命充满了信心，你就不会轻易地放弃。这就是乌云对女儿湘月的想法。
在重庆沙坪坝区一个依山面江的院子里，关山林和乌云一家有了一栋不错的房子。那是一栋老式的青麻石砌成的二层楼房。过去它属于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房子隐藏在一大片樟树和夹竹桃之间，山墙上攀满了藤类植物，房子的前后有两个很大的院子，屋后的院子因为遮阳，长期荒芜了，在长满了青苔的石板路上，落满了金币似的枯树叶。院子前面有一个废弃的水池，喷口处已经长出了一丛生机勃勃的剑草，一尊欧洲风格的大理石雕像站累了似的倒在池子边上，是个体形丰满的美人儿。池子里有一群无人打扰的蝌蚪，到了春天的时候，它们都乐意变成青蛙，但过不多久，那里又会重新出现一群蝌蚪。院子外面是一大片草地，草地在一年当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青青的，由此做了孩子们最喜欢的游乐场所。有一条小路从这里一直通向山下的公路。黄昏的时候，乌云常常带着孩子们走出家，自己在草地上坐下来，看孩子们在山坡上玩耍。山下是化龙桥，红岩村坐落在半山腰上。对岸是江北，群山影影绰绰。嘉陵江从他们的脚下逶迤流过，江面上风帆点点，有时小火轮冒着黑烟突突地开来，鸣一声笛，两岸间就有很长时间的回音去去来来。孩子们在附近的草地上嬉闹，追过去又追过来。谁跌倒了，哭，其他的孩子不理他，那哭声一会儿就止住了，换成了笑声，一切仍然继续。天黑尽的时候，山城一片灯火，乌云就和孩子们或静或动地坐着或站在那里，与那些童话一般的灯火遥遥相望。
这是关山林一家生活最安宁的一个时期。
乌云的单位离家不太远，交通也还方便。医院条件不错，用不着忙得昏天黑地，乌云有足够的时间来照料家庭。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作为家庭主妇，乌云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操持。家里一共有十口人，关山林和乌云夫妇俩，五个孩子，一个勤务兵和两个阿姨。勤务兵叫李部，十七八岁，河南信阳人，他负责家中的粗重活，以及家庭与外界的联系；人很腼腆，吃饭的时候总不肯上桌，躲得远远的。晚上没事了，李部就拿一支笛子，坐在后院的水池边吹《我是一个兵》，吹《毛主席的战士》，或者是《打靶归来》。反反复复就这几曲，有时换个新曲子，怎么吹也吹不好，还是变回来，继续吹《我是一个兵》，态度极认真。路阳读中学，京阳读小学，湘阳上托儿所，只有会阳留在家里，什么也不读。路阳和京阳读的是西南军区八一子弟学校，是寄宿学校。湘阳的托儿所也是部队的，同样是寄宿，每周只回家一次，这样过去给每个孩子请的阿姨就交回组织上了。
带京阳的朱妈坚决要留下来，不肯让关山林和乌云把自己退回给组织上。朱妈在山东海城的哥哥不愿她待在家里，一定要把守寡的妹妹再嫁出去。可是朱妈对嫁人已经害怕了，她不想再和男人一起过日子，就是说她在山东老家不可能再待下去了。
要么你们留下我来，要么我出家做尼姑去。朱妈坚定地对乌云说。
朱妈是苦出身，是阶级同胞，我们干了几十年革命，怎么能让她去干封建迷信那一套呢？关山林对乌云说。
朱妈确实是个尽心的阿姨，而且手脚麻利，又收拾得干净，所以，在考虑留谁下来照顾会阳和湘月的时候，乌云就选择了朱妈。朱妈对此感激不尽，她执意要把组织上给她的保姆费交给乌云。乌云当然不能收下。朱妈就急了，说，那你还是不把我当自家人。乌云给她细细地解释，说，组织上安排你到我家来，那也是一份革命工作，你看老关和我都从组织那里领了一份工资，你拿到的也是一份工资，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光荣的工作人员呀。朱妈听了，就高高兴兴地把钱收了起来，说，也行，那我就存起来。我拿它们也没有什么用，存起来，日后给我京阳娶媳妇时花。朱妈最疼京阳，总是说我京阳我京阳的，弄得关山林醋兮兮地背后对乌云说，朱妈那口气，好像京阳不是你生的，而是她生的。
朱妈心地善良，但是朱妈和吴妈却搞不好，两个人总说不到一块儿去。吴妈是到重庆后新请的。吴妈不带孩子，管做饭、买菜和打扫房间。开始还加上洗一家人的衣服，朱妈热心快肠，帮她洗了几次，以后她就索性不洗了，让朱妈去洗。吴妈菜做得好，她做的川菜很合乌云的口味，而且她知道用东坡肘子这一类大油的菜去讨关山林的好。关山林总是在乌云面前夸吴妈，说她是他见到的最好的厨子。
吴妈新中国成立前就在一个官员家干厨子，对官宅生涯很有经验。她深知要在这种家庭里取得信任和地位，最重要的是平衡男女主人的关系。男主人是一家之主，其重要性不可小瞧，他若说一声好，你就是躺上三天也没有人找你的碴儿；他若白你一眼，你就算累脱了皮也是劳而无功。女主人是家庭的内当家，别看人老说夫妻夫妻，把妻放在后面，其实这个说法，是指主外主内而言；主外当然是夫，主内就得靠妻了，以吴妈的经验看，没有一家大官的家里是丈夫管家的，他若一门心思都在家里，外面的事业如何做得大？所以，在家中，仰着头的是男人，睁着眼的是女人，女人才是家庭中的真正主人。这样说就很难了，两厢都得讨好，到底讨好谁呢？是一起讨好？还是分别讨好？是先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还是讨好其中一个而放弃另一个？都是犯难的事。别说夫妻之间再亲密也是有龃龉的，就算真有人间鸳鸯这一说，你一句话也奉承不上两个人呀。这就要靠经验了。其实说开了也不难。比方说一件事，饮食。在一个家里，讲吃的是男人，挑剔的是女人。女人的挑剔自有众多原因，你用不着和她费口舌费心计，她说什么你听着，不还嘴。听是白听，你只管冲着男主人的胃口去，你把男主人对付了，让他满意你，让他夸你，他的满意和夸奖对女人是一种制约，那是告诉女人，你别给我换人，你若换了个不如的，我就没有这份满意了。女主人当然是很精的，和男人一个炕上睡了这么些年，男人要的是什么她还能不知道？食、色，性也，人之大欲。人之大欲其实就是男人之大欲。男人之大欲，又何况不是女人之大欲？你把她男人侍候好了，你就算这个家里的大功臣了，你就得到这个家庭的信任和地位了。瞧，事情就这么简单。
吴妈对自己的经验很有把握。她出身城市贫民，一个大字不识，但她靠着日积月累不断完善的经验却征服了生活，即使在那些达官贵人面前，她的经验也从没有失效过。当然她不会把这些经验授之于人，包括朱妈在内。她们本来关系不错，吴妈比朱妈大几岁，四十五六了，一开始两个人还是很谈得来的，湘月睡了的时候朱妈也常帮吴妈做些事。吴妈很感激，朱妈还帮她洗一家人的衣服呢。但是吴妈有点儿不高兴的是朱妈老是往厨房跑，她跑当然是帮自己做事，可吴妈不喜欢别人进厨房。吴妈把厨房看做是她神圣的领地，那是她的，在她不高兴的时候别人不应该撞进来。你不是管带孩子吗？你就该待在你的儿童室里，要不你干脆到前院的草地上去晒太阳。连乌云都意识到了吴妈这种怪癖，所以一般情况下她都不进厨房，只在厨房前的走廊里叫，吴妈，今晚老关回来吃饭，你给加两个菜。只有朱妈不知趣，这个没心眼儿的小寡妇老爱往厨房跑。
终于有一天，愣头愣脑撞进厨房的朱妈看见吴妈正在把几个松花蛋往自己的小布兜里装。吴妈有一个小布兜，有时候她那个给人挑水的老实丈夫来给她送东西，她就把换季的衣服装进这个小布兜让丈夫带回家去。朱妈看见吴妈往小布兜里装，当时两个人都愣了。吴妈后来解释说那些松花蛋太硬了，她打算拿它们去调换。她不是管买菜吗？朱妈可不相信这一套，她想起有一次她看见吴妈一边切烧腊一边把肉片往嘴里送，那次吴妈解释说她是看看肉卤透了没有。两个人吵了一架，从此互为敌人。吴妈倒是满不在乎，七十二行，厨师先尝，哪个厨子是饱在饭桌上的？再说，你没抓住我，你凭什么说我往家里带东西？新社会了，做用人也不兴白受冤枉气。生气的是朱妈。朱妈把关家视为自己的家，她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她得护卫这个家庭的利益，她不能容忍吃里爬外。可惜朱妈口齿不如吴妈伶俐，山东话，语调硬，绕不过抑扬顿挫的重庆话，吵架是吵不赢的，想把这事告诉乌云吧，又没有拿到切实证据，事关人名誉大节的事，能凭口空说吗？朱妈想得掉头发，终究没想出办法来，还是没说，从此却把目光磨亮了，时时刻刻提高着警惕，要捉吴妈个正着。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鼠，一个是忠心耿耿的猫，吴妈和朱妈俩就是这种不共戴天的关系，好不了。
乌云不知道两个阿姨之间的龃龉。乌云有自己的日子。乌云的日子细碎，一日复一日，但并非没有变化。
有一天，乌云接到工厂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熟人来找她，正等在厂门口。乌云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党务会，她问门岗那人叫什么名字。门岗放下电话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在电话里说出来一个名字。乌云听了以后半天没有做声，然后她说，你让她等着。乌云让人家等着，并不起身，接着开会，但精力已不集中了，人坐在那里，老是发呆。党委副书记胡祥年也是位转业军人，干过侦察兵，他看出乌云心里有事，便凑过头来小声对乌云说，你要有事先办去，会我来主持。乌云摆了摆手说，没事，只是一个熟人，她会等在那里的。
党务会开了近两个钟头才结束，乌云抱着本子材料往自己的办公室走，进了办公室，她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把材料归档，接下来她又把它们都重新拿出来，重新摊在桌上。她拿起暖瓶来给自己的杯子续水。她不喝茶，这些年她一直喝白开水。她捧起水杯来喝了一口，水温温的没滋没味。她想其实她并不渴，她用不着喝那口水的。做完这一些事情后，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站起来，没有目的地走出办公室。
路过胡祥年的办公室时，乌云走了进去。胡祥年在听一个党委委员的汇报。胡祥年是个大个子，黑黑的连腮胡，红红的脸膛，块头大却一点儿也不笨重。他为人热情，爱开玩笑，一肚子的滑稽故事。乌云站在那里，有些发傻。胡祥年看见了，就笑了笑，冲她挥了挥手，说，老黄找我汇报，不找你，一会儿才是你的事儿。乌云也咧嘴笑了一下，转身走出胡祥年的办公室，这次没回自己的办公室，下了楼，慢慢朝厂大门走去。
工厂有好几个大门。厂区很宽，汽车绕着厂区开得用半个钟头，但医院离大门很近，门卫又在电话里说明了是哪个大门，不用绕道，乌云几步路就走到了。
白淑芬在值班室里等了两个多钟头，等得已经十分焦急了。她比过去更胖了，脸上已经看得出有松弛的肉，烫了头，穿一件双排扣列宁装，是时下女干部的时髦打扮。乌云走进值班室的时候，白淑芬有点儿紧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两个人互相对视着，默默地，一时没有话。
乌云对面前的这个人充满了厌恶和仇恨。她一点儿也不想委屈自己说她不憎恨她。她们同学一场，战友一场，经历中有血有汗，但她们一点儿友谊也没有了。有一个门卫走进值班室，他看乌云和白淑芬都站在那里不说话，就问，乌书记，你认识她吗？乌云点了点头。门卫拿了一样什么东西，出去了。白淑芬咽了一口唾沫，紧张地坐下。看得出来，她很羞愧，很难过，她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坐下去的，她在战胜它们，她干了她不该干的事但至少她有勇气来面对它们。乌云却没有半点想迎合这位昔日的班长和所长的意思，她就那么站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对方。
后来还是白淑芬先开了口。白淑芬说，乌云，你还好吗？
乌云没有说话，心里有一种忍不住要抽身走开的强烈念头。
白淑芬把目光移开，看着地上的阳光。阳光在那里痉挛了一下，很快地跳了一格。白淑芬很吃力地开口说，我是从军转办知道你在这儿的。我想试一试，看能不能找到你。
乌云有些累了。她觉得自己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她想这个时候她要是离开一定会使自己松一口气的。她几乎已经准备转身走出门去了。但是白淑芬下面的话阻止住了她。
白淑芬说，我本来不该来的，我知道我不该来。可是德米有一封信在我这里，我想我应该把它交给你。
乌云脱口而出，德米？是德米吗？她在哪儿？信在哪儿？
白淑芬说，她在刚果，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她爱人在那里当武官。半年前她打听到我的地址，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夹有给你的一封信。白淑芬看出乌云是真的有些激动，她是急切地想要得到那封信，白淑芬自己也有些激动了。她从衣兜里拿出那封信，交给乌云。在交信接信的时候她们的手碰到了一起。乌云下意识地往回缩了一下，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厌恶感。这一点儿白淑芬也感觉到了，白淑芬有些发窘，很抱歉地往回退了两步。
乌云拿到了那封信。她在信皮上一下子就认出了德米的笔迹。德米的字不像她人那么忧郁，女人味很浓的德米写的字却像男人，风吹似的往一边倒。乌云过去总爱和德米开玩笑，说，德米你这么歪着倒着，你想谁来扶你呀？德米说，我不拐不瘸，我要谁来扶呀？乌云说，你瞧你的字，红花无骨，娇滴滴的，不是想人来扶，又是什么？德米就还嘴说，乌云，你连婆家都没找下，你说这话臊不臊？乌云先没听懂，后来明白过来，就奔过去胳肢德米，两个人滚在床上咯咯地笑，闹得在一边咬着笔杆愁眉苦脸背拉丁文的白淑芬抢白她们说，一对疯丫头，你们还让人背书不背？
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年代！乌云站在传达室里，不禁想起了那个年代，想起了东北，想起了拉丁文考试和冬天的小泥炉。在朔风呼呼的冬天，她和德米一边考对方的配剂公式一边互相暖着手，她们在炕上盘着腿，就像一对亲姐妹那样说着悄悄话。乌云想到这些不由红了眼圈。
白淑芬看出乌云受了感染。白淑芬干巴巴地说，信我没拆。我知道我不该拆。就算找不到你我也不会拆的。
乌云也不会拆，不会当着这个人的面去拆那封写给她的信。乌云把信收起来，抬起眼看着白淑芬说，你找我，还有别的事情吗？白淑芬张了张嘴，样子很困难。她知道乌云希望听到她说什么。白淑芬说，没有了。
乌云先走出值班室。白淑芬跟了出来。她们没有说道别的话。很明显她们不会有什么再见的。乌云还是勉强地站在那里，看着白淑芬低着头匆匆走出工厂的大门，消失在围墙的拐角处。她才四十岁吧，怎么就变得这么臃肿了？乌云这么想着，她转过身，快步往医院走去。
乌云：你好。
路过沈阳的时候我从过去东北药科专门学校的一位同学那里知道你和班长在一个部门工作过，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可惜我必须尽快赶到北京。我丈夫在那里等着我。我们要赶乘17日的飞机去香港，然后飞刚果。错过了这趟航班又得等半个月，那就误事了。要不是这样，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1949年我从四野调回内蒙古。那是我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组织上要我回去充实那里的干部队伍，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并嫁给了他。他叫葛长林，是汉族人，1937年参加革命的。瞧，我们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们都是蒙古族人，爱人却是汉族人，都是老革命，而且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林字。
你的事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也许我不太善于表达，但我是把你当成我的妹妹的。你的每一次进步都令我由衷的高兴。你美丽、活泼、开朗、善良，那么纯洁又那么质朴。我知道你日后会遇到一个好丈夫的。我真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我都差点儿为你流泪了。
老葛是1953年调到北京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大的叫葛八一，是个男孩，今年十岁。小的叫葛胜利，是个女孩，今年六岁，他们都很活泼。老葛是.个好丈夫，他很疼我，他比我大九岁，他说他是我的八路哥哥。他总这么开玩笑，让我很快乐。只有一点儿不好，他抽烟抽得太厉害。连周总理都批评他，说他要再不戒烟，就罚他脱军装。老葛那一次真的吓得不轻，但这个人阳奉阴违，当面不抽，躲到背后抽，而且变本加厉。现在他每天抽两盒牡丹，我简直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现在已经转业了，分到外交部做干部工作。老葛这次去刚果赴任，组织上要我照顾他，协助他的工作，在使馆里做参赞。我刚从内蒙古探亲回来，我对刚果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熟悉。听老葛说那个国家曾经是古代刚果王国的一部分，18世纪80年代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把它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在刚果人民的英勇斗争下，于1960年8月15日宣告独立。刚果的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他们非常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之前我们刚刚和他们建了交。但是老葛又吓唬我说，刚果人很热情，他们见了男人要拥抱，见了女人要亲吻，不管谁的老婆，他们都亲。开始我真的给吓住了，除了老葛，我还从来没有让别的男人亲过，我觉得这挺臊得慌。你想想，你的男人站在一边，一个陌生男人过来搂着你亲嘴，那让人脸往哪里放？老葛说那是人家的礼节，你得尊重人家。后来我才知道老葛那是开我的玩笑。他这个人，你真的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乌云，你和咱们班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我真是羡慕你们。想当初我们三个人亲如姊妹，那种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单位，所以托班长转这封信。我很想念你们，真的很想念。你能给我写信吗？我的地址是：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使馆。
来信告诉我你的情况。顺致
革命敬礼
德 米
1965年2月15日
乌云那天晚上在灯下读着德米的信。她的嗓子一直哽噎着，许多往事都涌入了脑海。
十八年了，乌云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历尽沧桑的中年妇女，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过去岁月的那一段生活，但是德米的一封信却唤醒了她的记忆。想想在东北药科专门学校读书的那段时光，那时她是一名十八岁什么也不懂的女战士，整天忙忙碌碌地学文化、学知识、尽情地唱歌，无忧无虑。她有多久没有唱歌了呢？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曾经是一只自由自在的百灵鸟呢？还有东北暖呼呼的土炕，白皑皑的大雪，她们一群女学生在屋檐下乐哈哈地抢冰挂吃。牡丹江在一整个冬天都像银色的大路，她们在那上面追逐的时候不断地滑倒。她怎么就记不起来这些了？有一回白淑芬病了，来例假的时候小腹疼得如刀绞，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把她和德米吓坏了。她和德米眼泪巴巴地安慰白淑芬。白淑芬叫她们替她疼，要么就滚蛋，别来烦她。她和德米不知所措地跑出去。聪明的德米想了一个办法，她们到街上买来了糖葫芦。她们人不敢露面，把糖葫芦伸进门里招摇。躺在床上哎哟哎哟呻唤的白淑芬一看见颤悠悠的红果，立刻停下呻吟，从床上一蹦而起，奔过来抢那酸果子，吓得她们丢掉糖葫芦撒腿就跑。这些她真的就忘了吗？
乌云那天晚上坐在灯下，很晚都没有睡。德米的那封信使她不愿离开橘黄色灯光的温暖，以及温暖后面源源不断涌来的往事。她听见隔壁儿童室里朱妈把湘阳哄起来尿尿的声音。朱妈的口哨吹得悠悠扬扬，湘阳的滋尿声漫长而响亮。窗外在下雾，从嘉陵江上涌来的雾使黑色的夜呈现出一种绿幽幽的沉静。乌云就那么捏着德米的信坐在那里，脸上浮现着若有若无的微笑，脑子里满是十八岁的往事。
几天之后，白淑芬再度找到了乌云。因为有了德米的那封信，乌云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仇恨了。她把白淑芬领进自己的办公室，给白淑芬倒水。白淑芬从乌云手中接过茶杯的时候诚惶诚恐，差点儿没把水杯倾翻。
她们坐下来，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乌云突然问道，你现在还那么喜欢吃糖葫芦吗？
乌云一句话，说得白淑芬的眼泪夺眶而出。白淑芬呜呜地哭着说，乌云我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都做了些什么事呀！白淑芬呜呜地哭着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我多么想有机会当面向你道歉呀！
乌云不想提到这件事。它让她想起那只在干冷的空气中颤抖着的小手，和那乌紫的颜色时时给她带来的噩梦。乌云想，对方要是聪明一点儿的话就最好忘掉这一切，至少别由她来提起。难道她还觉得不够吗？还要在她旧日的永远的伤口上撒盐吗？
但是乌云还是强迫自己原谅了白淑芬。为了德米，她必须这么做，这当然是最好的理由。乌云把话题引开。她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多的话题。她们可以谈东北，谈1947年或者是1948年，谈东北药科专门学校或者是东北护士学校，谈德米。这才是她们最好的话题。在这些话题中她们可以找回很多她们失落了的东西。也许她们不能缝合什么但却能彼此宽宥。乌云这个时候才想起，几天前她们没有道别，但是她们还是再见了，难道这就是她们的缘分吗？她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白淑芬。她当她的班长的时候热情待人，快人快语，但她现在明显有了很多压抑。她那个时候健壮、精神、整天不知疲倦，现在她显得那么委靡不振、情绪低落。她的白白的脸上长着一些多余的赘肉，眼袋松弛，眉梢下塌，那是长期心绪不畅带来的后果。她坐在那里的样子拘谨极了，仿佛就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
乌云开始同情起白淑芬来了。她问起白淑芬的情况。白淑芬告诉她，关山林和乌云调离空干校不久后，她和丈夫也调离了那里。他们先在东北的一个军事部门工作，又调到空9军。她的丈夫在那里被授予上校军衔，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她自己仍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做党务工作。1958年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她的丈夫因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治军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受到降职降级的处分，此后他一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他本来就很内向，这件事使他的胃病越发严重了，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胃切去了三分之一。1962年他试图要求组织上为他的事平反。甄别工作进行了一年，本来已经得到了平反的承诺，但他这个人性格孤僻，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表态，而他过去的上级几乎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不肯替他说话。他气得不得了，一急之下，拿着手枪跑到干部部门，威胁人说他要以自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太愚蠢了，军队本来就是制造死亡的地方，一支手枪能把军队怎么样？干部部门根本不理睬他这一套，两天后处理意见下来了，这一次一竿子捅到底，责令他转业回原籍。他的原籍是重庆。他回重庆她当然也得跟着他一道走。他们毕竟是夫妻。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再留在部队，只能脱去了军装。在重庆军转办联系转业单位的时候，她偶然得知乌云也在重庆。她手上有一封乌云的信，这样她就找来了。
乌云听罢白淑芬的叙述后长久不做声，她没有想到白淑芬的爱人会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他为什么不耐心地向组织陈述呢？他完全应该相信组织上的最后决断而不必鲁莽地使用那支手枪。她真为这位性格内向的军人感到难过。当然，她也替白淑芬难过。
乌云关切地问白淑芬，你爱人在重庆还有家人吗？
白淑芬擦了一把方才流淌出的眼泪，说，有，他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在重庆大学当老师。
乌云问，你们住在哪儿？
白淑芬说，目前我们俩都没有找到转业单位，没有住房，暂时住在他家里。他和他父亲睡一间房，我和他母亲、妹妹睡一间房。
乌云说，那你们的孩子呢？——我是说，你们有孩子了吧？
白淑芬像是要证明什么似的抢着说，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叫余丽，已经三岁了，长得很可爱。过了一会儿，白淑芬又情绪低落地补充了一句，孩子不是我生的，是我们从孤儿院抱养的。我们做了检查，我没有生育能力。
乌云受了感染，她为白淑芬难过极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犯了错误，失去了前程，她本人又没有生育，还有什么比这更凄凉的呢？乌云想她真不该提这件事，也许她可以换个话题。
乌云问，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白淑芬埋着头不说话，灰心丧气到了极点，然后她开口道，乌云，我说实话，我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现在转业干部太多，不像前两年那么吃香。我爱人出了这种事儿，组织上又不太愿意积极出面，我在军转办已经碰过十几次钉子了，一直没有着落。有一次他们要我去消防局的水上打捞站工作。也许你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单位，那是从长江嘉陵江里往上打捞淹死的尸体的。我都同意了，总不能老这么吊着吧？可到了最后人家又不要我了，说一个女同志他们不好安排，就算他们愿意让一个四十岁的女同志背着尸体从江边往坡上爬，可为了节省衣服，他们在回水沱子里打捞尸体时都是光着身子的，他们总不能因为我而把衣服穿得严严实实的吧。军转办的人对我说，实在不是他们不做工作，客观条件就是这样了。他们要我自己联系单位，联系上了，他们就给办手续。乌云，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若是有一点儿办法也不会来找你。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我不配，可我们毕竟同学一场，战友一场。我知道你一向待人好，你一定会帮助我的。
白淑芬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流得一塌糊涂，满脸都是泪迹。
乌云没有想到白淑芬的遭遇会是这样的，她被她的遭遇感动了。可是，她没有想到白淑芬会提出让她来帮助她联系单位。她帮助她调进161厂吗？她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吗？这个念头闪现出来的一瞬间就被她赶走了。她像是看见了蛇似的身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不，这个她不干，说什么也不干！也许她倒是可以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让自己的丈夫想想办法。他在本市军界上层工作。接触的人多，会有办法的。可是老关他愿意吗？他知道1952年那件事，他对那件事耿耿于怀，他见到白淑芬不把她活撕了才算怪事。这条路行不通。
白淑芬看着乌云。她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可怜巴巴的神色。那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的目光。乌云受不了这个。她心绪烦乱地站起身来，给白淑芬续水。水杯是满的，白淑芬根本没动。白淑芬不需要喝水，她需要的是工作。乌云无所作为地放下暖水瓶，重新回到桌后坐下。她想到了关山林。他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后受到过处分，和白淑芬的丈夫一样。她想到1947年，她在东北药科专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白淑芬是怎样涨红着脸带头拼命鼓掌，并且激动地把她搂进怀里。她还想到了德米。知道你和班长在一个部门工作过，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乌云被自己的念头瓦解了。她像一只飞过了太远的路程突然发觉了旧日伙伴的大雁，坚强的翅膀骤然耷拉下来，笔直地往下坠落，往旧情的湖水里坠落。她坐在那里，显得那么的无力。桌上有一片纸被窗外吹来的风掀动了。她把那页纸按住，手在上面胡乱画着什么。她的眼睛盯着桌面。她不敢抬起头来。她知道一旦她看到那张一塌糊涂的脸，她的所有勇气就会消失，她就会放弃坠落。
乌云就那么固执地低着头，不看白淑芬，轻轻地说，好吧，我试试。我不敢保证，但我尽量试试。
乌云开始为白淑芬的工作问题四处奔波。一旦介入，乌云就不像她说的那样，只是试一试。她要把她承诺给人的事情做成，这就是她的性格。她才不是那种做事不负责任的人呢。
乌云在161厂的人缘相当好。她是厂里的中层干部，和厂领导熟，和各职能部门的头头关系处得也很融洽。当然也有不少困难，但干什么事情又没有困难呢？干革命不就是冲着困难去的吗？
事情开始有了些眉目。厂党委书记老黄对乌云说，乌云你推荐的同志我是相信的，就凭你这样的好同志，我能不相信吗？乌云很高兴，不光是为黄书记的信任，也是为白淑芬的好运。可是干部部门去军转办看档案，却看出了犹豫。问题还是出在白淑芬爱人的身上。161厂是军工厂，人事要求严格，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的。一个拿着手枪往干部部门冲的人，他的配偶怎么可以往厂里收呢？要是下一次他再想不通，开了厂里生产的新式水陆两栖坦克往干部部门冲，干部部门拿什么来拦他呢？
白淑芬三天两头往乌云这里跑，催问工作调动的事。乌云说，你别急，这种事不像蒸馒头，一气就能蒸熟的，得紧柴慢火一步步地来。乌云这么安慰白淑芬，自己却急出了一头的汗，好像跑的不是白淑芬的事，而是她自己的事。乌云去找干部处的周处长，说，老周你是怎么回事儿？你打算磨我呀？周处长说，乌云不是我磨你，你那个战友的事，问题有些复杂。乌云说，什么复杂？不就是她丈夫受过处分吗？她丈夫受处分是她丈夫的事儿，你怎么能瞎搞连带？还讲不讲党的政策？再说，我们老关不也受过处分吗？周处长说，你不同，你们老关也不同。你们是党的优秀儿女。乌云说，老周你别拿糖稀来糊我的嘴，你知道我不稀罕这个。周处长说，关键是怎么安置她。厂里中层干部超员一大批，还打算弄出一些来支援别的厂呢。你那战友转业前的军衔是少校，我要分她去总装车间滚滑筒，你不又得批评我不讲党的政策了？乌云说，这个好办，这个你早该说出来。不就是没地方安排人吗？我们医院工会主席老鲁刚调去市里，正愁没人抓工会工作，你把她安排在医院工会好了。周处长说，行，这事我们再议一议。乌云说，老周你又来这一套，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呀？你都练油了。我实话告诉你，你要不立马把白淑芬的事儿给我解决了，下回你犯病，我就给我的大夫说，小病给你拉一刀，大病动刀不给你使麻药，疼死你。周处长笑着告饶道，乌云乌云你饶了我，你知道我一身的毛病，除了心肝好哪儿都不好，少不了去你们医院受罪。你积点儿德，手下留情，我这就给你办，还不成吗？乌云也笑，说，你们这种人，就是要给你们点儿颜色看看，要不光磕头也磕死了。周处长十分同意乌云的这个看法，深有感慨地说，要不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呢。
离乌云和白淑芬再度见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白淑芬的工作问题解决了。白淑芬调进了161厂职工医院，成了职工医院的工会主席。为此白淑芬热泪盈眶，对党的恩情感激不尽。在欢迎白淑芬的干部会上，白淑芬情绪激动地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她抹着眼泪大声地唱道，前进前进前进进！
会后女工委员带白淑芬去看医院的活动室，会议室里没有别的人。胡祥年走到乌云身边，一点儿也不掩饰地告诉乌云，他不太喜欢这位新任的工会主席，看得出来，这个新来的工会主席心里有一种很深的抱怨和仇恨，即使在她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她也在心里发着狠。
然而，乌云并没有把胡祥年的话听进去。这个时候，她还沉浸在昔日的同学和战友的歌声里。她被白淑芬的歌声弄得很激动，久久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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