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林的报告很快得到了回音，但不是工作调令，而是一份善后问题处理的组织意见。组织上认为，关山林同志在“文革”前期的表现没有问题，1967年对他的休息处理是错误的，现宣布给予改正。对关山林要求恢复工作的请求，组织上的答复是维持现状。
关山林拿着那份组织上的批复，百思不得其解地说，这就奇怪了，既然1967年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又宣布了改正，那为什么又不恢复我的工作？关山林对组织上说，我不要你们给我平反，我只要求工作，就算不当领导，做点儿普通工作也行。
关山林为此再度上京，要求给个说法。但直到他绝望地离开那个越来越像京城的城市，他始终没有得到过具有实质意义的答复。
1975年，关山林向组织上递交了回湖北原籍休息的报告。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得劳动，就得干点儿什么。军人的劳动是打仗，是保国戍边，失去了这个权利，那就和死了没什么区别，可在干休所这种地方，你他妈得活上一百岁才能死去，这和劳动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既然组织上不再需要他工作，那他不如回老家等死去。
当年秋天，关山林偕妻子乌云，孩子会阳、湘阳、湘月，保姆朱妈，一行六人，乘“三峡号”客轮自重庆沿长江而下，穿过瞿塘、巫峡、西陵三峡，抵达中原大都市武汉。在位于付家坡的湖北省军区招待所住了几天后，关山林由省军区一位干部部副部长和休干处处长陪同着，举家回到了洪湖老家。
关山林坚持不在大城市待，要回，他就回老家。他才不在家门口做一个盼望朝廷召唤的寓公呢。当然，关山林不可能真的把家迁回洪湖故居去，只可能把家安在县城里，因为这个家不是他一个人，他还有老婆，还有孩子，他们要工作，要上学，他总不能因为自己而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弄回乡下去捡麦秸拾牛粪吧？
关山林的到来使县里很忙活了一阵子。关山林是老革命，是共和国的功臣，也是县里的骄傲，功臣和骄傲回到家乡来了，县里不可能不热闹一番。房子倒是抢盖出来了，军队拨来一笔营建款，地点是选在最好的城关西山上，这里环境又安静交通又便利，环山向水，气脉相承，是个等死的好地方。县里原先考虑安排乌云在县委或县政府挂个副职，人家十六级干部，比县委书记县长都高出两级，挂个副职都嫌委屈了，后来又考虑是不是再兼个文化局局长？大干部的老婆，文化自然低不到哪里去。可是到了关山林这里，县里的意见一下子就被他推翻了。关山林说不能让她当县太爷，你们给她换个工作。县里的领导征求关山林的意见，说，老首长您看换什么工作好，您提要求我们办。关山林说，我看什么？我不看。我也没有要求。你们有什么工作都行，随便给她一个，反正不能让她当县太爷。县里的领导犯难了，说，老首长，我们县太小，连县委书记县长都只有十七级，实在不好腾位子。关山林说，又不是看戏，腾什么位子？有什么位子好腾的？看戏也能加个塞。你别往前排加，你往后面加，管它前台后台的，能瞅上个人影儿就行。县里领导有点儿明白了，说，您的意思，不是让乌云同志当县长书记呀？关山林说，呸，你们怎么就这么点儿小肚鸡肠？你们这么小肚鸡肠，还能干出什么大事来？你们干不出大事，老百姓跟着你们还不是遭殃？县里领导羞愧难当，但毕竟一块石头落了地，就说，那就干脆让乌云同志当县文化局局长，不戴副县长帽子。关山林说，文化局长也不当。你们不是有县医院吗？乌云是搞医的，你们让她当院长不行吗？她那几十年的经验，管你们八百个医院也没有问题。县里领导当然不会反对，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末了没憋住，还是提了出来。县里领导问关山林，为什么不让乌云当县级领导？关山林说，为什么？因为她是我老婆。我回县里来休息，我就是老百姓，别人做我的父母官行，我不能让我的老婆来做我的父母官。县里的领导于是恍然大悟。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乌云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好解决，湘阳在县一中读书，湘月也在城关小学五年级注了册，会阳待在家里，由朱妈照看。县里民政局原打算给老首长家派个公勤员来，关山林没同意。关山林说，过去跟个邵越走了，跟个靳忠人走了，跟个李部又走了，我是等死的人，年轻人守不住，还是不要的好，免得分手时让人心里不舒服。县里想，公勤员不行，那就帮着请个阿姨吧，一个不算小的家，上有老首长，下有个傻儿子，麻烦事少不了，有个小阿姨，总能帮着搭搭手吧。这个主意却遭到了朱妈的坚决反对。朱妈反对的理由是她才五十出头，她还不老，家里粗活细活她都能干，老关的日子，会阳的日子，这些她都操持了二十年了，她知道什么是冷暖，何时该咸淡，用不着外人来绊手绊脚。如果他们要找个小阿姨来，也行，等自己死了之后，什么时候自己一闭了眼，小阿姨就可以跨进关家的门了。朱妈这么一坚决，县里帮忙请小阿姨的主意就流产了。
县里是后来才知道的，关家的户主，外人知道是关山林，但过日子那一块，却是这个朱妈说了算。关家平常如一日三餐，琐细如添东置西，普通如生活起居，都由朱妈做主，连关山林都插不上手。这是人亲眼看见的，说有一回，有个换沙发椅的拖着沙发从关家门前过，关山林正在门口和人聊天，卖沙发的问关山林说，老同志，换对沙发吧？关山林正聊得起劲，陡然被人一冲，没缓过神来。关山林说，换什么沙发？卖沙发的人说，坐的沙发呀？钢绕弹簧，整块海绵，小牛皮绷面，保你坐一百年不松不塌。关山林说，我有沙发，我换它做什么？卖沙发的人说，你有是旧的，我有是新的，换了我的沙发，你坐着舒坦，我也能养家糊口，两下一个好。关山林想想也是，自己以新换旧，对方养家糊口，怎么不是两好合一好，说，那就换呗。换沙发的高高兴兴地从板车上往下卸沙发，正卸着，朱妈买菜回来了。朱妈说卖沙发的，你把沙发往我家门口卸干吗？我家门口不是自由市场，不摆摊。卖沙发的人说，不是摆摊，这沙发已经卖了。朱妈说，卖给谁了？卖沙发的人说，就卖给你家呀。朱妈说，谁答应的？卖沙发的指关山林说，这位老爷子呀。朱妈说，这沙发我家不要，你赶紧拖走吧。卖沙发的说，老爷子已经答应要了。朱妈说，他答应不算数，得我答应了才算数，你赶快把沙发拖走吧。卖沙发的再看关山林，关山林却装着没看见，背着手，望着天，几步走掉了。这事一传出去，人家就说，嚯，到底是豪门深宅，气魄就是不同，连烧火洗衣服的老妈子也能大气不喘，当家做主，还不知道那家里的少主子老主子会有多大的威风呢！
关山林把家迁回洪湖没有多久，家中就变得热闹非凡起来了。
先是在县里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长叫住关山林老家那个管理区的主任，说，关老头回来了，你们也不去看看人家？管理区主任说，哪个关老头呀？看谁呀？县长说，你说哪个关老头，你们那里还有哪个关老头？你们那片恶湖汊子，也就配出鱼鹰子了，还能出什么——关山林关老头呗。管理区主任一拍大腿说，是他呀！我还以为你说谁呢。他不是在外面当大干部吗，怎么回来了？他回来我们当然要去看，我们怎么能不看呢？于是，两天以后，管理区主任就带着区里的几个头面人物和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坐着一辆拖拉机到县里来看关山林了。
消息传得很快，没有几天，家乡人都知道关山林回到了洪湖。知道了大家就都来看，管理区来了公社来，公社来了大队来，大队来了生产队来。来的目的无非三个，一个是看望老首长，二是向老首长汇报家乡的工作，三是希望老首长能帮助家乡解决一些困难。关山林那段时间很忙，接待了这个又接待那个，有时候两拨人撞到了一起，就分开接见，先寒暄，再听汇报，然后处理问题。关山林对寒暄不感兴趣，但对听汇报和处理问题却做出责任在肩的样子，进行起来很认真。老家穷，若不穷也当不成苏区了，当不成根据地了，再加上来的干部们真心的目的想求他解决一些困难，所以在汇报工作上，多少就加了一些水分。关山林一边听汇报一边不断地皱眉头。关山林没有想到老家会这么穷，穷得干部们直落泪珠子，个个恨不得卖儿卖女来周济乡亲们。关山林即使想批评他们的无能也开不得这个恶口。关山林唯一能做的，就是拼着一张老脸去为家乡争得不断的支持。
关山林开始行动起来，到处去搞拖拉机、柴油、发动机、电线、化肥，而且尽可能死皮赖脸地不给钱。关山林找县里要，也找自己的战友要。关山林说，洪湖是二军团的摇篮，洪湖人民为中国革命把血都流尽了，你们有谁能说看得下去，你们就可以不给？你们要是还有一点点儿共产党的良心，你们就拿出实际行动来。你们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了，我关山林代表乡亲们给你们下跪，给你们磕头！
关山林这个样子，把县里给愁坏了。给吧，关山林开出的那些单子——实际上是别人开出的单子——都是紧俏物资，按计划分配都抢得打破头；不给吧，人家一个老革命，人家朝你亮出共产党的良心，人家给你往下一跪，当堂磕头，你这些局长县长的，担待得起吗？县里弄到后来只好躲着关山林，躲到办公室里给区里公社大队打电话，咬牙切齿地骂，你们这些狗日的，你们再拿关老头当枪使，我把你乌纱帽摘了，拿你的头当球踢！
县里愁，关山林的战友也愁。战友们在电话里说，老关你有完没完？你左一张单子，右一张单子，就算你不累，我这里也不是国库，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周济你呀。我就算是国库，我还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捞上饱暖，我也得天下有田共耕，有粥共喝吧？关山林不买那个账，他冲着话筒说，你少给我打这个官腔，你这官腔我不爱听。你要记不得我提醒你，当年咱们革命那会儿，咱们是怎么举着拳头宣誓的？咱们挺着脖子喊，为天下受苦人洒血抛头！这话你忘了？你忘了我再说一件，那年打广济，你饿得受不了，你去偷人家马料吃，差点儿挨枪毙，是我把你救了回来，你苦尽甜来了，就把本忘光了，你还算个什么革命者？你还算个什么共产党员？战友笑，说，老关你狗日的，你给我上政治课呐。关山林不笑，说，政治课不政治课的，反正你得把单子给我办了。你是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你这个共产党的土豪，我今天是打定了！
关山林通过信件和电话向人伸手，关山林有时候还亲自出面。有一次公社书记来看望关山林，公社书记按照程序寒暄了一番汇报了一番后，就提出春耕快到了，公社缺少农耕机械，希望老首长能给帮帮忙，并提供出早已侦察好的情况，说，县里农机厂生产的一种手扶拖拉机很不错，它差不多就是专门为关山林家乡的土地生产的。
县农机厂的厂长和关山林熟，关山林听完汇报，二话没说就去了农机厂。关山林一见厂长就说，老胡老胡，你怎么这些日子不去看我了？是不是怕我打你的秋风呀？胡厂长喜欢这个半点儿官架子都没有的老革命，若是平时见了，总要拉上去路边的小酒馆喝上一气，但今天他一看关山林那架势，心里就明白了几分，暗自叫苦不迭，脸上还堆着殷勤的笑，说，谁说我怕您了？我什么时候怕过您？当年周总理来县里，我还和他老人家握过手呢。我怕谁呀？我这段时间不是忙着吗。您别再这么窜，别影响我的工作，回家待着去，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就去家里找佻闹酒喝。关山林悠悠地说，原来你不是怕我，你是忙呀？忙好，老胡你忙好，你一忙，生产就上去一截，好。胡厂长一听这话有名堂，立刻做出一副苦脸，说，忙还不是白忙，也没忙出个什么劲儿来。关山林说，这就对了，老胡这就对了。我说这段时间没听见你的好消息，倒是听人说你偷懒。原来你是偷懒。老胡你怎么回事儿？你一个老劳模，这不是给我们老家伙丢脸吗？胡厂长一听这话就跳了起来，嚷道，谁说我偷懒了？谁说我丢脸了？是谁胡说的？我一个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劳模，我人民大礼堂进了五次，我怎么会偷懒？我整天泼命似的干，我十盆血吐掉了七盆，我恨不得累死！关山林说，你嚷什么嚷？老胡你嚷什么嚷？嚷能说明什么？一点儿也不能说明。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你没偷懒，你就拿成绩给我看。胡厂长急得一脸通红，说，我当然有成绩。我当然拿给您看。您以为我拿不出来？胡厂长说着，就领着关山林走进落了大锁的成品仓库，领关山林看那一排排红漆锃亮的手扶拖拉机。胡厂长得意地说，怎么样，这算不算成绩？不是我老胡吹牛，省报都发了我的表扬稿，满世界都知道了，怎么就您不知道？您还批评我偷懒。关山林点点头，慢腾腾地说，谁说我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正因为我知道，我才来找你老胡。胡厂长一听，明白上了当，作揖说，老关头您饶了我。关山林说，我是想饶你，可乡下不饶你。老胡你也别紧张，你这儿物产丰富，东海之大我只取一瓢饮，我只要三台，多一台我不要。胡厂长说，老关头我是有计划和任务的。我要完不成，县里要罢我的官。关山林硬心肠地说，我不管你的计划，我不管你罢不罢官，我只认你这个财主。你是财主，我就打你的土豪分你的田地，我不打你打谁去？胡厂长看着守不住，就讨价还价。胡厂长说，老关头我给您一台，款子您想什么时候付就什么时候付，我不催您，怎么样？关山林不容商量地说，三台，款子的事再议。胡厂长说，那，两台？关山林说，三台，一台不能少。老胡你怎么像个卖小葱的娘儿们？你太让我失望了，失望得都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了。胡厂长哈哈大笑，说，老关头真有您的。老关头我这就知道当年你们是怎么把革命闹成功的了。老关头我就答应了，我就给您三台，一台不少您的，不过您得等一段时间。我这些都是有了主的，我再给您下单子去。关山林也哈哈大笑，说，老胡你给我来缓兵之计，你当我是新兵蛋子呀？行，要我等我就等，等多久都行。我就在你家住下，什么时候你把货给我，我什么时候走人。我也好侍候，每顿四凉盘四热炒，外加半斤五粮液，老胡这不为难你吧？老胡灰心丧气，他气呼呼地说，您这还叫不为难，您这还叫好侍候，您这住上几天，我一台拖拉机就没了，我还不如趁早给了您，来个痛痛快快的纸船明烛照天烧，送走您这瘟神的好。行了，您叫人明早来提货吧，但是老关头我有一句恶话在心口堵着，我不说不痛快，我得说给您听。老关头，您这个样子不像一个共产党，您完全像一个明火执仗的强盗！
关山林这样整天忙乎，就给家里增添了很多负担。首先是吃。老家不断来人，一来一大帮，一个月得几斤茶，好几条香烟，喝完抽完还得吃饭。乡下人干的是体力活，肚肠大，吃得多，朱妈几天就得往粮店跑，去背米。关山林有规定，凡是乡下来了人，饭桌上不能断了酒，不能断了肉，荤素加在一起，不得少于八个盘。关山林说，人家在乡下，一年到头难得沾上油水，过年才能割上一块肉，人家进城来看我，就算走亲戚，也得添两个菜吧。
朱妈整天大篮小篮地往家里提鸡鸭鱼肉，在厨房里忙昏了头。朱妈说关山林，你哪里是在待亲戚，你这是在闹共产呢。关山林说，共产有什么不对？咱们当年闹革命，咱们不是图共产又是图什么？朱妈你别给我耷拉个脸，你别给我丢面子。我告诉你，这不是一顿饭的事，这是共产党让不让人寒心的事。朱妈说，有这么严重吗？关山林说，有没有这么严重，看咱们怎么想，怎么做。再说了人家每次来也没空过手，人家不也往这儿送东西吗？朱妈说，你也不看看那都是什么东西，一把粉丝见汤就糊，一口袋红苕干长了霉让我送人喂了猪，几条小鱼干连“上尉”都不吃，就送这个，也值得你这么念叨。关山林认真地说，东西你不爱那是其次，可人家那是一份心，人家一份心交给你，你就是手脖子再觉得累，也得恭恭敬敬把它举到头顶上供着。
朱妈为乡下来的人事和关山林犟嘴，其实朱妈打心眼儿里是赞同关山林这个心思的。朱妈就服关山林。所以朱妈再忙再累，也毫无怨言地往家里扛米，往家里大篮小篮地提鸡鸭鱼肉。但是朱妈这么做，也不是一点儿意见也没有。朱妈是有意见的。朱妈的意见不是吃，是住。乡下来了人，不光喝酒吃肉，还得住宿。关山林不让人家去住旅店，要人住在家里。关山林说，家里又不是没地方，宽敞得住一个团都行，何必花那个钱去住店。省下几个是几个，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珠子，别拿着去烧包。关山林这么一说，家里就成了旅店，乡里无论谁来了，都住家里，有时候一两个，有时候七八个。住也是有住的，但就是住下的人没个讲究，首先是随地吐痰，噗的一口，噗的一口，吐得到处都是。朱妈特地多买了两个痰盂回来，一个屋放一个，都放在挺显眼的地方，但不管用。朱妈就专门叮嘱，说，你们吐痰往痰盂里吐啊。人家也点头，笑着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再吐就往痰盂里吐。可是朱妈一背过脸去，噗的一声又吐到地上了，不是故意，是没这个习惯。再就是不爱洗脚洗脸。大老远的来，一身的风尘，又都是干活的人，身上攒着汗泥，到晚上睡觉时，新崭崭的被絮往里一钻就打开了呼噜。想让人洗吧，人家脸红得不好意思，说是不脏，前几天才洗过。朱妈自己就出生在乡下，知道乡下人那点儿羞涩，也不好硬把人往洗脸间里拽，拿洗脸盆打了热水给端到房间里去。第二天早上人走了，朱妈去打扫房间，看那半盆水成了一满盆，白水成了黄汤，一闻还有股尿臊臭，原来人家图方便，把洗脸盆当做了尿盆。地可以天天拖，洗脸盆可以天天洗，但被絮不能天天换，天天换关山林就有意见，说是显出了嫌弃，显出了铺张，显出了隔阂。关山林生气地批评朱妈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不就是被子黑一点儿吗？不就是褥子脏一点儿吗？黑点儿脏点儿又能怎么样？未必就死人了不成？你们那么张扬，你们还有一点儿阶级感情没有？哦，就显出你们的干净了？我看未必。我看要说脏是你们脏，是你们的脑袋瓜子里脏。关山林一边说着一边拿粗大的手指用力往自己的脑门上戳，表示一种强调。
关山林这么一戳，就把朱妈戳得心虚了。朱妈背后找乌云诉苦，说，脏是事实吧？不干净是事实吧？我也没说嫌弃的话，也就是拆拆洗洗，这就不干了，还要挨批评。乌云也不好协调，明知朱妈是个有着洁癖的人，眼里和心里都看不下去，但关山林把问题上升到阶级感情的高度上，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在原则性问题上，没人敢做关山林的对手，乌云就只能单方面劝朱妈，要她睁只眼闭只眼。朱妈说，我能睁只眼闭只眼吗？你没看看客人那个房间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也不好形容，我也形容不出来，反正连“上尉”都不愿进去，“上尉”一到门口就绕着走，你想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乌云说，朱妈你就不要犟了。你在我们家几十年了，你该知道，要比试犟，我们谁都不是老关的对手，我们合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我是服这个气了，我劝你也服这个气。在别的方面，你该怎么管就怎么管，你想怎么管就怎么管，随你的心愿，客人房间里的事情，你就放任自流吧。
朱妈在这个家待了几十年，知道这个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这个家的实际统治者是谁。知道她不能拿那个顽固不化的统治者怎么样，先前来找乌云，也只当是找一个倾诉的对象，找一个理论上的同盟军，现在分明同盟军是没有的了，再往下说，说不定还会说出另外一个对头。朱妈只好不说了，只好扭头走开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朱妈嘴上不说，心里却禁不住想，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乌云她也算是个爱干净的人吧，她搞了几十年的医，最认的就是一个干净，平时谁吃饭前不洗手她都不依，怎么碰到老关这人，她就软了虚了？她就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了？这个家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在主宰着？
关山林父母早亡，老家已没有几个亲人，不过和关家沾亲带故的亲戚却不少，这些亲戚大多是穷亲戚。这很合情合理。老区过去很穷，因为穷，人们才无所顾忌且热情洋溢地起来闹红，闹得天翻地覆乾坤颠倒。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老区在换了一个朝代之后仍然很穷，使了多大的劲儿都没能富起来。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再起来闹红了，因为这个朝代是他们自己嚷嚷着打下来的，在这个朝代里，上上下下都有不少老区的子弟在做着官，他们不能造自己子弟的反，他们只好一如既往地穷下去。但是老区人也有别的办法对付贫穷，最常用的办法之一，就是向在外做官的子弟讨救济。老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心安理得地成为国家的五保户，吃着国家粮库调拨的粮食，穿着国家军队支援的衣服，花着国家银行提供的钞票，老区应该算是共产主义的试验之地。
关山林的大多数亲戚都具有这样的素质，同时因为关山林回到了洪湖县，他们的这种素质就有了发挥的机会。他们一个个都非常善于写信。他们在信上写一些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问关山林还记不记得这些人和事？他们在信上潦草而又言简意赅地写道，二爹——或二爷——此信无它，只是家中生活困难。然后他们就敬祝二爹——或二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他们源源不断地写来那些贴着八分钱脏兮兮邮票的信，用它们来瞄准关山林。老实说，它们的命中率通常都比较高。
关山林对这些“此信无它”的乡下来信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种饱满的热情。在乡下他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直系亲属，但他还有一份浓得割舍不下的乡情，那些乡下来信就成了一条条毛细血管，一头连着散发着新鲜气息的乡土，一头连着他的肚脐。关山林一直热衷于遥控有求于他的穷亲友们摆脱穷困，走向富裕。他给他们寄钱去，同时也给他们出一些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主意。关山林有一个远房侄孙是个孤儿，他的爷爷当年和关山林一同当的兵，以后战死在川北。这个远房侄孙向关山林诉苦，说自己家无隔夜粮，身无过冬衣，四十岁的人了，连媳妇都说不上一个。关山林很难过，给侄孙寄了一笔钱，让侄孙喂鸭子。老家湖汊纵横，鱼虾密布，喂鸭子只需花费一些力气，用不着更多的投资。关山林详细地给侄孙算了一笔账，按照他的算法，这笔钱加上侄孙两年的汗水再加上鸭生蛋蛋孵鸭的理论，是可以使侄孙过上宽裕的日子，并把一个健康正直的农家女娶回家里来。但没有过多久，侄孙又写信来讨救济。侄孙在信上说：遵照二爷的指示喂了鸭子，鸭子也长得很活泼，特别是它们集体在湖里嬉水的时候，样子是极可爱的。但是鸭子全被人药死了。侄孙说他打算改喂种猪，他不会被灾难所吓倒，他难道不是红军的后代吗？侄孙解释说，种猪是圈着喂的，不可能去别人家的塘子里戏水，所以绝对不会被药死。关山林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有时候局势出现暂时的困难，就不能硬扛着，就得考虑战略转移的问题。关山林尤其感动的是侄孙不被灾难吓倒的决心，于是他又给侄孙寄去一笔钱，同时还写了一封厚厚的信，在信中他叮嘱侄孙多多向技术员讨教，学习科学养猪的方法。关山林守着晨露把那封厚实的信交给了邮递员，但这不是关山林写给他侄孙的最后一封信，实际上在那之后他还写过好几封信，除了鼓励和教育之外，信的内容都有所变化。关山林的那个不成气的侄孙不断地写信来诉苦，说种猪得了瘟疫，打算改盘豆腐房，又写信说豆腐卖不出去，准备改办榨坊，接下去是榨坊收了一大批发了霉的桐子，全亏了进去，想想还是不如开小卖店稳妥，就算小卖店一样东西也卖不出去，东西还是自己的，吃用不到别人头上去。
关山林终于发现他的错误了，他终于发觉事情在什么地方被弄错了。要么是他的那些穷亲戚，要么是他自己，反正事情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和单纯，不像他想的那样，仅靠着勤奋劳动就能改变穷苦的面貌。
关山林想弄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它们的症结在哪里？于是，关山林决定回一趟老家。
关山林震惊了。他没有想到老家虽然解放了近三十年，仍然还是那副老样子。小车在离关家垸子几里路之外就停下了，走不动了，通往垸子的路又窄又破，小车根本开不进去。关山林下车走，一路走着，眉头就越皱越紧。沿路全是荒芜衰败的景象，田里的野草比秧苗高，地里看不见耕牛也看不见庄稼；零落的农舍泥墙稀缝，屋顶的麦秸都发黑了；卧在农舍前的瘦狗见了陌生人连叫的力气都没有，性子烈点儿的也只是白着眼哼哼几声；有一个七八岁的光屁股孩子在路边没精打采地丢石头玩，显然是玩热了，也不嫌脏，就在田边用污黑的手掬着田里混浊的水来喝。这一切都使关山林难受，使关山林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难看。
关山林回到垸子里的当天就召集队里的干部和大娃社员们开了一个会。会是在晚上开的，这样就显得有些神秘，有点儿像当年闹红时的秘密动员会。村里的干部们早早就来了，他们一个个袖着手勾着腰走进屋里，恭恭敬敬地管关山林叫爹或舅或爷，然后他们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关山林带回去的红牡丹牌香烟上。会由关山林亲自主持。关山林对垸子的衰败和贫穷十分痛心，他痛心得浑身发抖。他大声叱骂着他的那些堂兄弟和叔伯侄儿侄孙们，挨个儿指着鼻子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关山林血压升高，心跳加剧，面色赤红，嘴唇哆嗦，有一个时候他差点儿一头倒了下去。而那些远亲近邻们则一边点头哈腰，一边唯恐落后地一支接一支吸着关山林带去的红牡丹香烟，直到把它们全部吸光。他们谁也没有认真地听关山林骂了一些什么，也不管关山林为什么要骂，因为有了这些高级的香烟，他们甚至是很喜欢听关山林训话的。
只有一个人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吸关山林带回去的红牡丹，他吸自己的烟叶子，这个人是大队民兵连长关斗。关斗二十来岁，共产党员，当过兵，是关山林的一个远房外甥。关斗低着头吸他的烟叶子，吸得一头云雾。等关山林训话训够了，关斗就磕了磕烟袋开了口。关斗说，二舅，您老也教导了，也骂了。您老教导得也对，骂得也对。但是共产党讲的是唯物，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乡亲们吃了苦，我们也是有唯物的。关山林转过身来看关斗。关山林说关斗，你说有什么唯物，你把你的唯物讲出来。你若讲出一个唯物来，我就不骂了。你若讲不出个唯物来，我还骂。我不但骂，我还打你的屁股。关斗坐直了，不是怕打屁股，是下决心把一肚子的苦水倒出来。若不倒出肚子里的苦水来，受委屈是小事，让二舅认为共产党员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不是同心同德的优秀分子，那也是给党抹了黑。关斗说，二舅，不是我们不下力气，不是我们不给你们这些老辈儿长脸，不是我们不想让乡亲们过上富裕日子。我们也是拼足了力气，我们恨不得都把自己当做牛。我们有时候都想哭，都想打个包裹背上走人，躲出去永远不见家乡。但光有这份心有什么用？光有这份羞耻有什么用？它能挡着什么？二舅您老不知道我们有多么难。我们难，我们田少地瘦。我们劳动力都被征去围堰去了，我们旱了涝了弄不到机器抽水，我们地里的苗黄了弄不到钱买化肥。大人娃娃肚里没粮食，尿出的尿都没臊味，没肥劲，只能看着苗儿一日一日地黄下去，黄成一把引火的柴草。我们就去找管理区，求管理区拨一点儿化肥给我们。可管理区说化肥要指标，没有我们大队的指标。我们大队的干部一起在那里下跪了，我们想跪也得为乡亲们跪回两斤化肥来。可是没有，我们没有跪回来，说两斤，连二两都没有跪回来，我们是白跪了。我们那天很晚才回来。我们在垸子外面转悠，直转悠到天黑。我们是没脸见乡亲们呀，我们连家里的狗都没脸见呀！二舅您想想，您想想二舅。我们能怎么样？您让我们能怎么样？我们当的是乡亲们的干部。我们稍有半点儿办法，也不能让乡亲们苦着。我们都恨不得把自己零割了细碎着卖掉！可就算这样，就算能剁出百十斤人肉来，又能卖给谁去？二舅您说我们卖给谁去！
关斗说着，六尺高的汉子竟然眼里有了泪水，在眼眶里噙着没能噙住，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关山林怔在那里，出声不得。他带去的烟已经被抽完了，一屋子的烟雾将他紧紧地笼罩住，没有了烟抽的乡亲们将他紧紧地笼罩住，憋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他那巨大的头颅上开始冒出缕缕的热气来。他的印堂间开始烧出火苗来。他腰杆笔直地端坐在那里，端坐在烟雾之中，端坐在他的乡亲们之中，一动不动。关斗抽泣了一会儿不抽泣了，抬起头来看着关山林，别的人也抬起头来看着关山林。他们不是在看，他们是在听。他们听见关山林的身上，先是两只手，接着是腿，然后是腰杆和脊梁间，嘎巴嘎巴地发出骨关节错动的声响。那些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到后来，连他们坐着的这间屋子都给震动得摇晃起来了。
五十吨日本尿素在运往管理区的途中被一大群手执扁担打杵的农民劫住了。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大声喊，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疯啦！没有人听他的，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农村人举着扁担挑着箩筐没命地往前拥，从车上拖下成袋的化肥再把它们运走。
在整个事件中，指挥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关山林。
老区永远都贫困潦倒，贞洁似的守护着它的这一份荣誉。整整两代人提着脑袋搏命厮杀，几十万人的生命轰然倒下，把他们烧成灰，撒进大地里，再贫瘠的土地也是可以变得肥沃起来的。老区人直到如今仍然在饿肚子，这是说到天上也说不过去的道理。但这并不是关山林指挥这场抢劫化肥车的理论依据。关山林没有理论，他只有几十年屡试不爽的经验，那就是革命靠自觉。关山林从心底深处痛恨家乡人那种与前辈完全不同的逆来顺受和心平气和，关山林怒其不争，老家在战争年代死掉了几十万人，难道造反的骨气也死掉了吗？既然管理区的那些土皇帝们不把化肥指标分给咱们，那就抢嘛！
几百名脸上涂着锅底黑的农民突然之间出现在公路两旁，令司机和押送化肥的管理区技术员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打死也不会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会出现这种揭竿而起拦路行劫的暴民行为。关山林像指挥一场战斗一样向大队干部布置了这场化肥劫案。一辆牛拉车歪倒在公路当中，赶牛车的小伙子躺在车上呼呼大睡，长长一溜运送化肥的卡车只能停下来。司机目瞪口呆地看着疯了似的农民一拥而上，身手矫健地攀上汽车，踢死猪娃似的往车下踢化肥袋子，车下的人则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肩扛箩挑，迅速将战利品运下公路，顺着羊肠一般的田埂小路消失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刺鼻的尿素味，同时弥漫着老区久违了的同仇敌忾的精神。司机如果对历史稍微有点儿兴趣就会发现，这个场面和几十年前发生在这一带的众多事件有着十分相似的共同处；他还会由此领悟出一个道理，农民一旦真正被组织起来，煽动起来，就会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遗憾的是司机根本没能领悟这一点儿，除了节油标兵之外，他在哪一方面都表现平平。他只会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疯啦？没有人理会他，人们全都处在一种极端的兴奋和突然产生的责任感中，唯恐做了群众运动的落后分子。司机后来不喊了，他的嗓子有点儿痛，风使他连续地咳嗽起来，他觉得喊也是白喊，他阻止不住什么，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显然在一开始就被什么人决定下来了。
司机并不知道，此刻，在远离公路几百米的一个高地上，一个指挥过数百场战斗的职业军人正披着一袭英国呢大衣冷静地注视着一切。那个军人腰杆笔挺地站立在那里，脚下踏着一片盛开着的鹅舌草。当两辆五吨装的卡车被卸运一空之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场战斗应该结束了。
他转过头来轻轻地对站在身边的大队民兵连长关斗说，通知他们，撤出战场。
关山林把家安在了湖北洪湖，安在了他的老家。关山林的样子，是要做永远的匿居者，像一头走进森林腹地等待着生命最后日子的老象。他不止一次地对人提到他现在是在等死——他认为这是安度晚年最准确的说法。他在说到“等死”这个词时神态安然，甚至哈哈大笑。关山林把全家都迁回乡下来了，从此再也闭口不提要求重新工作的事。他起床、吃饭、上街和随便什么人聊天、回家和乌云朱妈说说话、睡觉。关山林晨起暮息，生活颇有规律，样子十分满足。人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少年出家历尽沧桑，晚年归来颐养天年的既富裕又幸福的寓公，奔波到头了，革命彻底了，心如止水了。
只有乌云知道，人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关山林的心没有死。他的心永远不会死。在他的胸膛后面，仍然有一颗顽强的火星栖伏在那里，它没有熄灭，永远也不会熄灭。有一个细节只有乌云一个人留了心。关山林为自己订了大量的报纸，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到《参考消息》，差不多有七八份之多。关山林每天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些报纸上。关山林看报不像多数人那样只看标题和感兴趣的文章，他是从一版到四版，每一篇文章都要认真读完的。他读报读得很仔细，与其把它叫做阅读，不如叫做研究。实际上他就是在研究。他把他认为是重要的文章用红蓝铅笔勾出来，标上“此处全家一阅”，“如此动向，发人深省”之类的眉批。他的情绪是随着报纸报道的消息而变化的。如果国内国际的形势一派大好，那么他那段时间就会表现得很安静，不声不响；安静久了，就会闲豹似的打一个呵欠；安静得再久了，就会困豹似的变得烦躁不宁。如果国内国际的形势有个风吹草动，他的情绪波动就会很大，兴奋、激动、焦灼、渴盼，那段时间他花在报纸上的精力就会多得多，报纸上出现的粗重的眉批也会多得多。这一点儿也许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乌云。乌云太清楚那头躺在老巢里伸着懒腰打着呵欠的老豹子觊觎的是什么了。乌云对此一字不提。她像什么事都不知道似的。她把它当做他闲得太久太无聊而自己创造出来的游戏。
当然，关山林并不仅仅是看报。报纸是必不可少的，但看报看久了，总有一种纸上春秋的感觉。关山林在看报之外，也不是没有行动。关山林最有说服力的行动之一，就是把老四关湘阳送去当了兵。
1977年，关湘阳高中毕了业。这一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湘阳天资聪慧，学习成绩不错，又是从大城市转学来的，基础扎实，学校寄期望于他这个高才生，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为本县争光。可是关山林却不让湘阳考大学，他要儿子去部队当兵。乌云为这事和关山林吵了好几架。乌云是希望儿子能念大学的。但在这方面，关山林的态度十分固执。吵归吵，在原则性问题上，关山林一向不会妥协让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不惜为此打一场全面的战争。他打了，他赢了。1977年冬天，十七岁的关湘阳应征入伍，成了武汉军区某坦克部队的一名新兵。
关山林就是这么主宰着这个家。在他年届七十的时候，他仍然雄心不泯，宝刀不老。直到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军队在广西云南前线对越南军队的挑衅进行全面反击的消息时，他仍然兴奋不已。他丢开报纸，站起来，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动。他在窗前站下，目光炯炯地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峦。他朝身边的桌子用力击了一掌，把从门口走过的朱妈吓了一跳。
朱妈听见关山林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大声地说，打！狠狠地打这些背信弃义的狗东西！朱妈不知道他是在对谁发火，对谁下这个命令，他究竟要打谁？朱妈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探头朝屋里看了看。
屋里只有关山林一个人。他是在自己对自己发火。他是在自己对自己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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