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奔丧返奉
崔成义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时，张学良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正在邯郸北临洛关车站督师[23]（军团部设于保定城内，指挥部设于列车上），我任卫队营营长。当时张学良因晋军商震部队已窜至保定西北的满城，准备进犯军团部，情况紧急，未能返奉奔丧。嗣三、四方面军逐步撤至京东的滦县车站，大约停留了两周。张学良始将军团长指挥权交杨宇霆负责，回奉天奔丧，事先并密派黄显声先行赴奉准备，其经过如下。
一天，张学良将我叫到他的列车上，对我说：“你知道老将遇难了吗？”我说：“不知道。”（其实此事早在临洛关车站时已有耳闻，但因从未公布，故装作不知。）张又说：“我打算派你护送我回奉天。”我说：“是！”停了一会儿张又说：“老将遇难，伤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恐敌人于途中对我有所留难，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的，应予保守秘密，以防万一。”我即遵嘱带领全营官兵做好准备。
张学良在临行之前，已将长发剃光，并身着灰色士兵服装。一切准备妥当，即乘专车启程。专车行经山海关时，机车上水停车，有日本宪兵三人向我士兵打听本列军车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答称是崔营长。日宪兵遂来见我，询问列车去奉天干什么，我答回沈后另有任务，又问张学良是否在车上，我答不在。日宪兵始离去。专车在山海关车站约停半小时后继续开行。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站站长皆上车打听张是否在车上，看情况像是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均分别否认了。
专车从新民县车站继续开行后，张嘱咐我说：“经过老将遇难处时告诉我一声！”专车过兴隆店车站后，我即报告马上就要经过该地。列车通过京奉、南满路交叉点张作霖遇炸处时（此地距皇姑屯车站还有一里余），张探身车窗外观望，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专车一直开抵奉天西边门车站，时为六月十七日上午。
专车抵站后，张学良的随行副官谭海先下车探视，见黄显声一人已在车站等候迎接。张学良随即由黄、谭陪同，横穿铁道东行（未经车站站台的出口处），乘早已准备好的汽车，直驶帅府。过些日始宣布张作霖因伤重不治而死，办理丧事。
张作霖被炸以后
鲁穆庭 王理寰 谢珂
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后，撤退中的奉军一度呈现紧张状态，但张学良、杨宇霆事先奉有命令，军队向东移动，秩序良好，实力未损。张、杨到滦县后，即令所部在滦河东岸构筑工事，防御对方攻击。张学良又以张宗昌有异谋，军队纪律太坏，必须阻止他出关。因此，决定了对张宗昌的军事策略，遂有滦东解决直鲁联军之战。
张、杨撤退滦县后的军事布置
张宗昌、褚玉璞自津浦线溃退后，声称率十万大军开出关外整训，为张作霖报仇。其实，张宗昌早与日本勾结，想到辽东依靠外力，以实现其阴谋诡计。当他所部军队到达天津附近时，有不少带队官长被阎锡山收买，投降了阎军，剩余的不过五六万人。六月中旬，张宗昌便向张学良要求，向奉天省东边道一带开拔，并划该地为永久驻防区。张学良令他在唐山一带整理、训练，并详报花名人数，以便按月发薪。张、褚部队从来是包干制，张宗昌有三不知（兵、金钱、老婆均无数），听到须详报人数，大为不满，乃扬言要自由行动。张学良派人再三劝阻，最后商定在滦县附近缩编完了再开往关外。但张宗昌接到缩编命令后，大骂张学良不义不孝，表示决不接受这个命令。他一面调动军队向滦河西岸集结，准备向张学良部队进攻，一面派程某到大连请日本关东军协助。同时命令褚玉璞军在唐山防御国民党军队东进。张学良到滦县以后，即令十六、十七军在滦河东岸设防，监视直鲁联军的行动。军团部和驻河西的部队，均移到滦河东岸，并对荣（臻）、胡（毓坤）两军长面授机宜，指示解决张部的办法。因为东北内部的问题急须处理，张学良于六月二十日[24]乘车返沈，前方军事委托给杨宇霆。关于张宗昌的反奉行动，杨开始即作壁上观，并未出一言向张（宗昌）劝告，使其反省。八月二日下午，张宗昌在滦县城内设置“张作霖大元帅”的灵位，率领高级官长，跪灵致祭。他身穿孝袍，手持哭丧棒，叩首举哀，祈祷大元帅在天之灵，保佑他成功；并说整训部队以后，为大元帅报仇雪耻。同时还申告张学良不义不孝，不应令直、鲁军缩编。张宗昌这个戏剧性的举动，一面是表示对张作霖的忠诚，一面是借迷信欺骗部队为他效力。
张宗昌这次东来的主力部队，是第四军刘本利的四个师，另有白俄铁甲车大队二千四百余人和卫队旅数千人（卫队旅的士兵，身体高大，称为大个子旅）。全军总数约在四万人左右；但军纪太坏，到处扰民，群众对之极为不满。唐山褚玉璞的部队，约二万余人。当时奉军的驻防形势：高维岳、汤玉麟军在滦河以南和京东各县，三、四方面军团所属各军，大部在滦河以东，滦县、卢龙、昌黎、乐亭各县，和秦皇岛、山海关等地。为了防御国民党军进攻，各军利用预设的部分工事，步步设有防线。八月二日夜间，张宗昌派队偷渡滦河，奇袭十六、十七军。铁道线上有白俄铁甲车队，攻击中占领了滦河大铁桥，沿铁道向石门车站推进。铁道以南，有步兵一个师和卫队旅，由马城附近渡河，向团山子、牛各庄一带进击，一部攻乐亭县城。这些部队由张宗昌亲自指挥。铁道以北是由第四军刘本利所部进攻，刘系张作霖的旧部，在二次直奉战时，派到张宗昌部充旅长，对张氏父子素有信仰。刘部由坨子头渡河，与丁喜春师对面。丁是刘的老朋友，并有深交。三日拂晓，张宗昌所指挥的部队攻占了团山子、牛各庄阵地。守兵是二十七师一五三团，双方争夺，伤亡惨重。第一营赵营长阵亡，第二营费营长重伤。团长江维仁亲率第三营王茂德营长带队反攻，午后二时恢复阵地，并追击到指挥庄。张宗昌即在此庄指挥，险被俘获。三日夜，石门车站阵地失守，一五四团刘团长阵亡；一五五团反攻，将阵地夺回，该团宫团长亦阵亡。四日，牛各庄又有激战，一五三团俘获了直鲁军三千多人，大炮七门。五日拂晓，张宗昌率部队由汀流河渡河绕攻，被乐亭孙兆印二十八师击退。六日上午，铁道北刘本利军与丁喜春部对峙，未有激战。丁派人将张学良的亲笔信送交刘本利。刘于七日晨率部投降。张宗昌闻讯后，急回滦县城内，拟调唐山褚部东来，不料褚部已于八日上午被白崇禧军全部缴械。八日午后，滦河上空出现飞机一架，盘旋两周，落于水面，不久向东南飞去。九日晨，发觉张宗昌已乘日机逃往大连，直鲁联军从此即被消灭。张宗昌部由奉军缴械编遣，褚玉璞部由白崇禧缴械收容。白部解决褚玉璞后，亦未继续东进，直到奉军撤出关，才开到滦东各县驻防。
十日晨，杨宇霆到石门车站南团山子山下，集合第十六、十七军中下级干部讲话。首先向官兵道辛苦，继说张效坤（即张宗昌）这次东攻，来势凶猛，是自己打自己，双方伤亡殊为可惜。张效坤最后被日本关东军接走，也算是他的幸运。然后对江维仁团长作了表扬，说他勇敢，颇有功劳。杨这次讲话，引起大家不满，认为杨的口吻中对张宗昌有庇护之意，始终未批评张宗昌的罪恶和反奉的行动。
此次战争，石门、乐亭一带六十余村遭到很大的损害，事后张学良曾派人持款抚恤慰问过一次。关于收容的官兵，则分别根据志愿予以编遣或补充各部。白俄两千余人，送到奉天东山嘴子讲武堂院内收容。一九二九年春，将他们分送到上海、哈尔滨作为侨民。
现在把有关张学良返奉天详情叙述一下。张学良到滦县后，积极布置军事，亲到昌黎万福麟军视察一次，并有孙传芳同行。张宗昌的异动证实以后，除密令荣、胡军队防御以外，并密令其他部队注意支援。滦河东岸尚驻有王以哲的第十九师，必要时可应援荣、胡军。六月十二日晚，张学良令军需处长鲁穆庭回奉天，与总部联系本军团的粮饷服装等事，并告知从速妥为筹划，以待军队返奉天需用。鲁当时见张将发剃光，疑有戴孝的征兆。翌日乘车返奉天，得知张作霖已逝世，但对外尚不准宣扬。张学良将前方军事布置完了，因时局的迫切需要，派刘多荃团分乘两列火车回奉天。张乘第一列兵车，在一个铁棚车内着士兵服装随行，对外保守秘密，抵奉天后乘汽车到帅府，扶灵痛哭，几至昏厥。翌日宣布张作霖因伤逝世，但真正的逝世是在被炸的当天上午。
张学良回奉天后的军政措施
张抵奉天后，除派人筹办丧事外，最关心的是如何继承父业，掌握东北领导权的问题。首先要办好外交，而对内要做好人事安排，军事、政治、经济等问题，均须妥善处理。关于外交，驻奉天的日本领事于七月九日向张学良提出警告，反对服从南京政府。张学良因国难家仇，绝不能投降日军，而为了壮大力量，却有必要靠近南京。这个矛盾，是当时难于处理的问题之一。东北内部自张作霖被炸逝世后，表面上无大变化，但有一部分旧派军人如汲金纯、张海鹏等，拟推戴张作相为东北领袖。张作相素称稳健，对张作霖极为忠诚，并自知本身无力应付当前的复杂局面。他认为张学良少年英俊，干练有为，培养的新势力雄厚，继承父业是自然的趋势，对于担当危局，应付内外，保持东北的团结，一定能够胜任，乃以此意向旧派分头说服。因此，旧派的主张亦风消云散了。张作相复以老资格的身份，首推张学良为东北保安总司令[25]。新派对此当然欢迎，旧派亦随声附和地共同拥戴。张学良从此掌握了东北的领导权，称张作相为“辅帅”，始终以长辈的身份尊崇之。张就任总司令后，通电全国收束军事，并宣布“东北临时保安公约”，表示今后以整理东北为己任，绝无扩张之意图。
直鲁联军消灭后，白崇禧的部队亦未继续东进，证实蒋介石等因内部矛盾重重，已无解决奉军的企图。张学良决心把三、四方面军团的所属部队，除留于学忠一部驻守山海关、绥中外，其在滦东各县留驻的部队，一律调出关外，整编训练，以改旧观。他首先撤销了三、四方面军团的番号，其他尚有的军团番号亦一律撤销，各军、师的番号，亦同时取消。他在部队编制上以旅为战略单位，把师改为旅，谓之“群旅制”，编成步、骑、炮各旅，每旅为三团，每团为三营，是为“国防旅”，当时统计约有二十七个国防旅，编余的骑、炮团为独立团，黑龙江即拨去骑、炮各一团。黑龙江省的军队同时改为步兵三旅，骑兵一旅，旅下两团称为“省防旅”。吉林所属军队仍保持师旅旧制，暂不改编。总部设一统带部，派刘多荃为少将统带，下有步兵两团、骑兵一团及汽车一大队，担任总司令部及所属单位的保卫。
保安总司令部所属有关军事方面的，设有军令、军事两厅。军令厅下各处，以番号排列，计有六处。军事厅下各处，以性质和任务排列，如军务、副官、军衡、军需、军医、军法、航空、航警等，计有八处。各处处长和各级职员，绝大多数以三、四方面军团原有的人员分别担任。
军长多数任为军事参议官，晋级为上将衔。每员准设卫队一连，平时予以优厚待遇，战时担任方面的指挥官。如王树常、汲金纯、戢翼翘、荣臻、胡毓坤、邹作华、富双英等均为军事参议官。万福麟任黑龙江军务督办，于学忠任临绥驻军司令，未给军事参议官头衔，周濂任讲武堂教育长兼军需、军医等训练班主任；以上三人均晋为上将衔。王树常、荣臻又分任军令、军事厅长。邹作华任兴安屯垦区督办，拨给该区三个步兵团，派苑崇谷为少将统带。常荫槐任黑龙江省长，应振复任东省特别区地亩局长，鲍文樾任东省特别区特警处长，米春霖任东省特别区路警处长，高纪毅任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鲁穆庭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兼政务委员会财务处长，刘鹤龄任奉天省实业厅长，张振鹭任奉天省财政厅长。
黑龙江军署调用了三、四方面军团数员，窦联芳为黑龙江警务处长，马占山为省防第一骑兵旅长，苏炳文为军署参谋长，谢珂为国防处参谋长。
保安总司令部下，有关行政方面，设有东北政务委员会。当然委员为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选、常荫槐、汤玉麟，另聘莫德惠、刘尚清、袁金铠、刘哲、方本仁、王树翰为委员，郑谦为秘书长。郑谦死后，派王树翰继任。有关东北政治问题，由该委员会负责研究、处理。
张学良发出收束军事通电，表明今后东北的自治立场。蒋、李、阎、冯在北京开会后，因地盘的分配和军队的编遣问题，矛盾甚多，已证实不能合作。蒋、阎对张各有拉拢。阎锡山虽战胜了奉军，尚愿拉张学良以自重，南京方面，十月改组政府，蒋介石任主席，列张学良为国府委员。这足以说明他们对张的争取。八月间，举行张作霖葬礼时，日首相派代表林权助来奉致祭，同时向张提出警告：“如东北与南京政府合作，日本即采取自由行动。”但张以国难家仇，并未考虑日军的屡次威胁，仍向南京靠拢。十二月间，南京政府派张群、吴铁城、李石曾、方本仁等到奉，送来“旗帜”和“任命状”，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即决定于本月二十九日“易帜”，同时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并任张作相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驻黑副司令官。
张学良掌握东北大权后，除整军以外，对地方应兴应革的事业，均积极经营，细心处理，尤注意人事统一，不令政出多门，以求政权稳固。杨宇霆昔为张作霖的宠臣，言听计从，但有狭隘的宗派主义和错误主张，以致激起郭松龄的反奉。郭通电中有清君侧的言论，即对杨而发。郭死后，张学良遇事常被张作霖斥责，亦与杨在旁的进言有关。张学良常向人表露对杨不满。东北政权转移后，杨尚不知觉悟，仍恃前代老臣资格，不知收敛，有时与人谈及张学良时，仍称张为少帅，口吻轻薄。杨父寿辰，大事夸张，外间侧目，尤以张的亲信，深感不满。张参与杨父寿辰，在宴饮中，其左右秘密告张，要注意食物有毒。这说明张、杨的矛盾，已成公开的秘密。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不顾日本威胁毅然而行的联蒋政策，杨并不予以支持，反与倒蒋的桂系暗中勾结。张宗昌反奉，张学良托以打张的重任，而杨态度消极，形同和事佬。东北军事机构变迁以后，杨已无政治权力，遇事偏要干涉，对于东北重大问题，与张时有相反的意见。常荫槐傲慢骄横，人所共知，亦为张学良所不满，而杨却予以大力支持，并引为私党。常在黑龙江省长任内，成立山林警备队十余团，杨热心帮助，运给械弹。正当东北军队缩编之际，常反而扩充实力，使张学良更有所怀疑。杨、常结合是张学良心腹之患。又据接近张的人谈，张夫人于凤至亲口说过这样一件事：她为了张、杨两家和好，曾向杨的三太太表明，愿交换兰谱以示亲近。三太太应允，当将兰谱送去。不久三太太将兰谱退还，说：“杨督办认为彼此辈数不同，不能接受。”此事虽小，亦足证杨平素对张轻视和傲慢的态度已充分表露了。
关于常荫槐与万福麟的矛盾，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曾见常、万接触时，常的态度十分骄傲，而万则唯唯应付。常就任省长时，为了拉拢万的部属，竟不征求万的同意，擅将其参谋长苏炳文任为省政府委员，并兼黑龙江电灯厂厂长，万当时心中不满，但极力克制。及常死后，万接事时，立将苏的省府委员和厂长职务取消，表示反对常的措施。山林警备队成立后，常、万的矛盾更多，万有时向部属发牢骚说：“干不了啦，准备办交代吧！”另外，常荫槐飞扬跋扈，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据鲁穆庭说，有一次奉天召开三省军事预算讨论会，三省长官及有关财政金融负责人等均参加会议。会议将毕，常荫槐提出他亲自拟订的“统一东三省金融方案”，想把奉天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和黑龙江广信公司统一到一个铁路银行，使东北的金融大权操于己手。当他把方案理由说明以后，张作相认为“永衡”是省库出资，也须通过省议会研究，当场未表赞同，对“奉天”亦未置可否。常心中颇为不快。散会后，张作相前行，杨宇霆次之，常荫槐在杨后随行，常故意高声向杨说：“东三省的事真不好办，事事有他（指张作相）从中阻碍。”常这样目中无人，杨宇霆竟熟视无睹，不加规劝，而暗予同情。另外，常到奉天，持其亲戚李道尹的地照数十张，亲到东三省官银号见鲁穆庭，适鲁外出，即将地照交会办吴思培说：“这地照要押款十万元，请转告际青（鲁字）即办。”鲁还，吴将此事转告。鲁以地照押款向无此例，翌晨八时许携照访常，见常门外停有候见人的汽车数十辆。鲁到室内，传达说：“省长尚未起床。”鲁说：“有要事，说我来了。”常闻鲁来，因有关押款，当即下楼，手持袜子，边穿边谈。鲁说明地照向无押款之例，遂将照退回。常以一个省长身份，有这么多人登门拜见，居然高卧不起，这样自大气焰，当然与杨的支持大有关联。杨、常结合是互相借重，以造声势，同时也是自掘坟墓。
杨宇霆为人，性好夸张，自以为是，与人谈话滔滔不绝，有些舌辩之才，而考其实际，多为个人私见。昔张作霖误加赏识，外间未察，以为杨必大才槃槃，事事胸有成竹；但以督苏被逐，手足无措，事前无自知之明，临事无应变之方，谓为张作霖的谋臣，不如说是张作霖的祸水更为恰当。
杨初到军团任职，尚带有旧派奉军习气。旧派奉军以护兵、马弁为亲信，军官出门，紧随一群弁护，招摇过市，以壮声威。自从编练新军以后，一反从前恶习。张学良、韩麟春在军团部出入时，随从简单，对人谈话也觉谦和。杨到军团部，出入有中校高凤岐紧随，除带盒枪、小枪外，尚背有手提式轻机枪一挺。杨与人谈话时，高亦接近保护，这样戏剧性的动作，职员们委实看不惯。过了一些时日，高凤岐把轻机枪撤去，随行亦远了一些。职员们与高谈话，高表示他们是第四方面军团的；其实三、四方面是一个军团。看来，杨对随从人员是不加教育的。听说这位中校是杨的亲信，随杨在江苏任职时，因为是亲信，掌握回事大权，对陈调元等的传事，傲慢无礼，引起外间对杨的不满，促进了逐杨的运动。另外杨出远门时，还随带一位卜者，外号“张神仙”，遇有大事则问卜，有人说带有政治作用，其实也是旧作风之一。
杨刚愎自用，不着实际。在邯郸作战时，参谋处以军事眼光布置队伍，而杨认为于学忠军不是基本部队，不肯在其后放置预备队，这个理论是脱离实际的。当时，军事多由杨亲自指挥。进攻安阳时，从地图上计算约有二百华里，杨竟下令王以哲师一夜赶到。结果未到，杨对王甚为不满。作战中，杨派徐祖贻监视王以哲。这些做法，很能引起不良影响，也不合指挥原则。
杨到军团部，许多人体会他是抓军队，拉拢军人，以配合自己的政治力量。据闻他在帅府时，县署以上的，多出自他的保荐。但军人关系较少，军人绝大多数是张学良培养的。
杨平日常鼓励军人应学习政治手腕。推测他的政治手腕，似乎就是“说假话”，应付外人。
杨、常被枪毙，是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晚间在张学良的客厅中秘密执行的。据谢珂谈，当月十二日早七时许，万福麟在黑龙江军署找苏炳文、谢珂到办公室，面呈喜色地拿出张学良给他的密电，电文大意是叙述杨、常图谋不轨的罪状，并说业已法办。看万的表情，万、常之间的矛盾也发展到生死地步了。
枪毙杨、常，是东北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张学良政治稳定的开始。因为日本与关内的军阀们，每想分化东北，均以杨为奇货可居。杨、常伏法，张的威信提高，拥张的更为坚定；怀贰心的，有些也转变了。从此，东北政权形成了一时的巩固局面。
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
爱新觉罗·溥杰
我初次见到张学良，是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当时最时髦的社交场所的北京饭店。那是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由美国经营的协和医院的一位刘护士长和她的“未婚夫”（一个美国驻北京部队的陆军上士），招待我和我的爱人唐怡莹跳舞。主人是当时“社交界老前辈”的陈贯一夫妇。客人就是张学良和他的一伙亲信。经陈太太介绍，我认识了张学良，而张学良便立即要求和唐怡莹跳舞。
那天晚上一直玩到深夜一两点之后，才各自回家，第二天，张学良就登门来访，我们更是殷勤接待。随来的，有一个被唤作小吴的江苏人和李应超（广东人）、朱光沐，还有一个在东北担任铁路方面指导工作的英国人。
我和唐怡莹陪他们到花园中去玩，并请他们坐在池塘中小船上，由朱光沐和那个英国人撑船。朱为要讨张的喜欢，就用滴水的船篙往英国人身上滴，那英国人也毫不相让，两个人便在小船上争夺竹篙，直闹得朱光沐几乎落水，那英国人也从头到脚弄得满身泥污。我们却哈哈大笑。当时我心想：“这个英国人居然和朱光沐一样，为了讨少帅的高兴，竟这样地会‘当差’……”后来我才听说，这个英国人也是靠张军团长吃饭的一个“中国通”，不但深得张的宠信，而且是当时东北军中的一个铁路专家哩。
这天，张学良特别高兴，下船之后，又回到我的书斋吃了家常便饭。张对我说，他平生最爱讲笑话，于是就讲了一两个。
这一天又是在东拉西扯之下，谈到深夜两三点钟才辞去。
张学良是一个文采风流的青年军人，和当时的一般军阀完全两样。例如他平常出门时，在他的汽车两旁，既没有身背大砍刀、在刀环上挂有几尺长红黄二色绸条的武装兵士随车保卫，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兵士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断绝交通，满载卫兵的大卡车跟在后面，经常只有几个心腹和副官分乘几辆汽车跟在他的车后。张学良在见人时，也不像其他北洋军阀“娘”“老子”地不住嘴，他对人有说有笑，平易近人。他常对人说，他一天到晚总是在军事政治上费脑筋，因此在玩的时候，不愿再听关于天下国家的事，最好大家聚在一起，讲些开心的事情，跳跳舞、打打球……
朱光沐是他身旁主要红人之一，是个将级军官和掌管军法的重要人物，但在张学良面前，就像一个忠实的奴仆。
有一天，张学良正在看信时，表示得意地说：“我的部下常有人写信责备我。”我问他来信责备你什么？他说责备不应该老跳舞呗。说完便把那封信递给朱光沐，意思是让他记下这个敢说直话的人，打算要奖励他似的。可是朱光沐在接过那封信之后，匆匆一看，便淡淡地说：“这是投机，哼，真不是个安分的人！”这话一出，张学良刚才那种“纳谏”心情就了了下去。
小吴是个江苏人，和张年龄相仿的漂亮青年。有一天，张从我家出来，看到一辆很漂亮的汽车，问是谁的，朱光沐说是小吴的车，张下车仔细地看了一遍，连声夸奖“这车真不错”，可见小吴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秘书了。
李应超是个小个子的广东人，英语说得不错。张学良很讲究穿着，不论是军服或西装，总是在东交民巷的一家外国裁缝店中定做，担当翻译的就是这个李应超。
此外，还有身任北京崇文门监督的胡若愚、任老虎关监督的周大文、任四洮铁路局长的程某、被称为“日本通”的周培炳以及唐绍仪的儿子唐副官等，都是经常陪伴张氏玩乐的一些人物。至于姜卫队旅长和谭海副官，他们虽然也经常随张任护卫之责，但并不能随张同作“升堂入室”的宾客。
有一天，我和唐怡莹正在中央公园看湖社的画展，忽然张来了电话，只听他颓丧地说：“今天我太不高兴了，你们到我这里玩一玩罢！”跟着就派汽车把我们接到前顺承王府。看见他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朱光沐和其他一些人都鸦雀无声、面面相觑地坐着，和平常情况大不相同。我们进去后，他意气沮丧地说：“小姜被打死了，小唐（唐绍仪的儿子、他的副官）也死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后来听他的说明和小朱等人的补充，才知道那次他到张家口去，目的是为了去缴穆春师的械。小姜、小唐就是被对方兵士开枪打死的。
当张学良对姜旅长的死无限惋惜时，朱光沐拿来被押解到北京的穆春师某团长乞命的供词。张学良接过来看也不看，便从床上支起身子在供词上写了“着即枪毙！”四个字。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自夸道：“我在要杀人时，总是笑着的。”我也认为他是个深沉大度不可捉摸的人。后来听说他在沈阳杀杨宇霆、常荫槐时，当布置停当之后，还犹豫不决，拿出金现洋以卜吉凶。又有一次在他家吃晚饭时，他看到桌上的烧茄子，便感慨地说：“老郭（郭松龄）活着的时候，就喜欢吃这个菜。”我问他：“如果他还活着，你还想用他吗？”他回答说：“我用他，一定还要重用他。”
他对打高尔夫球感到兴趣，不是由于他的球技怎么高明，只是为了追求时髦。有一天，在我家玩到天明之后，他忽然提议去打球，于是便分乘汽车到郊外高尔夫俱乐部去。当然在那里以打球代散步运动的球客，不是颇有欧风的资产阶级人物，便是当时驻京的外国使节。这时碰到了日本驻我国公使芳泽谦吉，芳泽和张寒暄了几句之后，故意在张面前大声问我：“宣统皇帝近来健康怎么样？”张听了脸上露出很不以为然的神情，便连忙随着打出的球走开了。这一次他玩得很不高兴。张学良不但好跳舞，好打高尔夫球，还很喜欢自己开汽车，并以此感到自豪，他经常约我们到西郊一带兜风，并常到海淀附近我父亲的别墅——蔚秀园去玩。那所别墅是我祖父在西太后经常住颐和园时，从宫中得来的一所官产，房屋早已坍塌无余，只剩下一个荷花池还可供游览。张就经常在那里命跟随的专门摄影师拍照。有一次，在通过一段潮湿而长满蔓草的草地，每个人身上都沾上无数跳蚤，大家败兴而返，回家以后，都喷射杀虫药水，才算把跳蚤去净。不久，张来电话说，李应超被跳蚤咬得全身浮肿，向他临时请了假。
又有一次在海淀附近，看到一所整齐的围墙内坟墓很多。看坟人介绍说，这是明清以来太监的一个公墓，雇有专人洒扫看护。又向张诉说直鲁联军的士兵进来骚扰的情形。张说：“我也有一点小小权力，可以出个布告，禁止一切军人在这里胡闹。”过了几天，就在围墙大门边贴了三、四方面军司令部的布告，禁止一般军人擅自闯入毁坏墓地的条文。这个历史上的遗迹，才被保全下来了。
还有一次，张在从西山八大处的归途中，自己开着汽车当先开路，故意把车开得飞快，其他的车都落在后面。忽然，他从前往回跑，大声说：“我的车出事了！”说完，便登上另一辆车向“肇事”的前方驶去。这时，给我开车的司机笑着说：“没事，没事，他是在逗我们。如果真出了事，他还不像发疯似的大蹦大叫。”
一九二一年张在河南指挥作战时，曾在保定的“光园”因试开摩托车致堕入池塘内。他来信告诉我，杨宇霆当时吓得说不出话来。我还一本正经地写信规劝他说：“况掌三军安危重寄，负国家兴亡重责，而冒此无谓之险，窃所不取”之类的话语。
张学良平日既不嫖亦不喝酒，也很少看京剧，只喜欢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无事时常把刘和一个弹弦的叫到自己的卧室，他则躺在床上闭目欣赏，每次总得唱七八段才能尽兴。刘宝全每次照例把曲目折子送过去请张点曲，张在点完之后照例把二百元钞票掖在折扇内递给刘，刘便按照所点的曲目一个一个地唱下去。张最爱听的是刘的拿手大鼓《大西厢》和《关王庙》。他自己有时也用奉天口音学刘唱一两句“京韵”大鼓，或杨小楼的《连环套》《天霸拜山》的京剧。
又有一天，在张家吃完晚饭后，大家都在院中乘凉，朱光沐拿来一叠来信分别交给张和于手。于看完某一信后，便骂了一声“讨厌”，顺手把信撕碎了。张拾起一看，信是东北某要人写的，大意是说于凤至乳母的某亲戚已得到某样位置。张看完大为恼火，厉声说：“我向来不准你托私情，你是怕我知道，才把信撕碎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在北京时，常在北京饭店跳舞，但和一般的小姐、太太，并不轻于接近，经常是找唐将军的太太作舞伴。有一天唐夫人倚老卖老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找别人，专爱找我跳舞？”张回答说：“和你跳舞，我家里的人都会放心。”一句话惹得唐太太恼羞成怒，也成为不胫而走的社会趣闻。
正当奉军围攻冯玉祥的军队于南口的时候，张学良仍是每隔几天就回北京一次，玩上几天。
有一年夏天，各大报上刊登消息说某月某日张学良在光明殿的司令部礼堂讲演，题目是《中国现代青年的使命》，我当然要去听了。那天，会场人挤得很。到时，张学良走上讲坛，下面掌声雷动。张学良大声说：我决不卖国，如果谁发现我卖国，就请写信骂我，也可以当面质问、骂我和处置我。
我最后和张学良见面，是在一九二八年夏天正热的时候。有一天，他通知我说他在明天办生日，并说已约刘宝全在筵前助兴，约我们务必提前到他那里（那时他已由前顺承王府移居中南海）。那一天只有孙传芳、杨宇霆等几名军政界要人和几名素不相识的客人（后来才知道是阎锡山的代表）。张的神色依然如常，只是不像平日爱讲笑话而已。当孙传芳、杨宇霆和外面通电话时，我才听到一些惊人的消息，特别是听到张在电话中说“大元帅在皇姑屯遇炸，平安无事，吴督军负了伤”。才知道出了大事。当时我对张学良的镇定如恒，还能摆筵请客，心里十分佩服。
宴会之后，张悄悄地对我说：“冯玉祥的军队进来之后，你们全家最好暂时离开北京，看看风头再说。”
下午朱光沐奉命给我送来一千元钱，第二天我和全家乘最后一列兵车到了天津。
以上是我对张学良的全部印象。
我任张学良家庭教师的前前后后
曲凌
东北三省司令长官张学良，是一位中外知名人物，一般称他为张少帅，他二十几岁时掌握着东北三省军政大权，极力兴建东北。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的三年中，我在他家教过他四个孩子，所以我对他多少有些认识。
早在一九二五年我由天津南开高中毕业后，即立志出国学工，遂上书申请，后值郭松龄倒戈就没有下文了。东北大学某教授替我联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读学校成功，苦无赴美路费，我便持该校许可信去北京亲自向张要求协助成行。当我向他读了许可信，他奇怪地问我：“你怎会英文，在哪儿学的？”我说我是天津南开高中毕业的。他当面慨允，即时交给我一千元，作出国路费，并说：“你来京往返不容易，再补给五十元。”说完又拿出一张大相片，上写“天成乡弟惠存”，下写“张学良赠”。他又说：“回去预备出国吧，我将开办汽车工厂。”道谢告辞后，我喜出望外地奔回东北办理出国手续。然而事情又不巧了，一个月后福特工读学校又寄来第二封信，说停止招收工读学生，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几天后，我再去北京向张学良说明经过。他问我说：“不收工读生你想怎么办呢？”我说我想入正式大学攻读工程科。他又说：“等我考虑考虑，过几天你再来吧。”过了五天，一见面他就说：“你在这儿给我教小孩吧。”我心里的确有些为难，但无法推却，为难的是出国学工的志愿完全破灭了，更为难的是孩子们的性格习惯能否处得来。出我意外，他们都是极有礼貌活泼可爱的孩子，我这才安下心教他们英文和数学。万字廊南边的八角亭是书房，石室北双圆亭是饭厅。其后，又增聘语文、国画老师各一位。彼时京汉、京沪两路战事正酣，两月后曾由新乡指挥作战百忙中捎回数百元分赠三位老师，以表关注。
东北军收兵回关外，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炸车事件时，张学良仍在关里整编队伍。回东北后，他被选为东三省司令长官，公开为乃父治丧。我与别人一样地递送一份悼礼，结果给我单人开了一桌全席送到书房，这样隆重礼仪还是罕见的。
其后，张学良加快建设东北，修铁路、设港口、办学校，以四百元的高薪聘请国内一流教授去东北大学任教。在一次招待学生的茶话会上所赠的一首七言诗：“大好河山夕照中，国人肩负一重重；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足以说明他对青年人的期待。
三年来，我未曾见过他对任何人发态度。看起来他像一位朝气蓬勃的运动员，又像一位名演员，像一位少年老成的学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人精明机警，做事爽快诚恳，又重义气。就是你初次和他见面接谈，你也会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气氛笼罩着你的身心。然而你绝不相信你是在会见一位三十万大军的统帅和统治东北三省的长官。我极少和他接谈，但是他和你讲的话完全算数。一九二九年十月的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准备出国入大学吧，自己办好入学手续就走。”他的话字字落实后，我便是美国密执安大学工学院的一个学生了。直到一九三三年他出国前在上海忍痛戒毒时，也就是他在政治生活中最失意的时刻，他电令我回国。这样对人负责到底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桂系李、白对张学良的争取
何千里
当时形势和我去奉天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白崇禧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所属湘桂各部由平汉铁路挥戈北上，会同西北冯玉祥军和山西阎锡山军进抵平津之后，白部前线逐步布防于滦河西岸，隔河与奉系所属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相对峙。张作霖慑于国民革命军之声势，乃引军撤出关外，不料在皇姑屯为日军炸毙，张学良继承父业，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在国难家仇的困难处境下望和心切，曾派出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人分赴南京、北平各地谋求联系，一面致电白崇禧表示先求避免军事冲突，再谋政治解决。
当时我在白崇禧的总指挥部任总参议。南京国民政府派方本仁为代表（实即代表蒋）拟往奉天观察动静，来到北平，白崇禧提议派我同去为军事代表，得蒋允许，张学良亦来电欢迎。我遂和方本仁一同前往，由王树翰、米春霖、邢士廉等人伴同起程，自天津乘轮船至营口，再乘火车而抵奉天。
我以前曾和奉军有过一段渊源。一九一八年徐树铮以奉军副司令名义引奉军入关时，我曾投到其幕下，充过少校副官，那时杨宇霆是奉军参谋长。此次白崇禧之所以派我前去，就是想利用我和奉军的这段旧关系，而奉方之所以欢迎我去，其原因当亦在此。
我去奉天有三项任务，一为代表国民革命军去吊唁张作霖之丧，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示无进军东北之意，二为谋求“和平统一”途径，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换旗，亦应使双方军队不致发生误会，引起冲突，并设法先行恢复平奉（北平至沈阳）铁路交通，三为希望奉方让出汤玉麟的热河地盘，由方振武去任该省主席。
我和方本仁抵奉后，住在帅府附近的边业银行大楼上，受到极隆重的接待。我们去拜会张学良时，杨宇霆亦在座，张、杨对我如遇故人，极为亲切，认为老朋友来了，可以无话不谈。我亦说明此来如归故乡，自当尽力为双方折冲，决不有所偏袒。自此除宴会不断外，晚间俱有赌局，不在帅府即在杨宇霆督办家。我是样样勉凑热闹，方本仁则称不明此道，袖手旁观而已。不日为张作霖开吊，我除代白致奠外，并撰挽联，词为“噩耗惊传，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借以示讽劝之意。方本仁则代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奠祭。日本政府特派前驻英大使林权助来到奉天，名为吊唁，实则已知我们至奉有所谋干，阴对张学良施加压力，阻挠东北和南方谋和。约在开吊后二三日，张特约我们去谈，说起连日和林权助见面情况，表示忿懑难堪。他激动地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鸟总司令了。”随以手支额，泪涔涔而下。我们亦为之动容，对他深表同情，并认为日本对东北野心难测，换旗事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张愤以拳击桌说：“我没可说的，你们相信我张学良决不会甘当亡国奴的。”于是方本仁说：“照此看来，事情慢慢地谈吧。我想留此暂无必要，拟明日即先回南京，报告这里实情。”我说：“我想留在此地看看。”张甚表高兴。次日方离奉，行前请我有事给他电报，代转给蒋。以后我曾给过方两次电报，嗣为了免生枝节，即未再发。
关于白要我向张提出以方振武为热河主席一事，张对我蹙额说：“这事使我为难了。你是知道的，我初当上家，一班新人遇事容易见谅，而有些老辈俱是我父亲的兄弟行，要是先来换掉汤玉麟，大家发生意见，我就无法解说。这些老辈大多固执而不懂外边大势，倘然我强行提出这个问题而不能做到，我这个家怎么支持下去呢？请你婉达健生（白崇禧号）能不能暂缓提出，等到将来再说。”我审情度势，认为张所说确有理由，因据以电告白，得复电同意缓提，从此此事无形打消，未再提起。张以白能谅解他的苦衷，盛赞白够朋友，对我亦日形友好，几乎每晚都欢聚一起，以至达旦。我和他们厮混多日，渐形脱略形迹，和张学良、杨宇霆二人真是达到无话不可以谈之境地了。换旗统一根本不成问题，他们正在策划之中，只待时机成熟。因之我向他们提出赶快恢复平奉路交通，并要求将带到关外之大量机车和车厢放回，以应关内各路的需要。张、杨二人对此俱认为须先将盘踞滦东一带之直鲁联军安排停当，方能谈到恢复通车一事。不料这一恢复交通问题竟酝酿成为解决张、褚直鲁联军残部之行动。
张、杨之间的关系和解决直鲁联军经过
在张、褚直鲁联军残部的安排问题上，我开始发现张、杨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同意见。张、褚所部素为奉系外围部队，随同奉军东撤后即退驻滦河以东至昌黎铁路沿线地带，恰成为我军和奉军之间的隔碍。因为张宗昌为人难以驾驭，其部队又无纪律可言，张学良所以拒其退往关外，是怕他变生肘腋。我曾为此分询张、杨二人意见。张学良说：“效坤（张宗昌号）想率部回到东北。咳！我和他长年一块儿相处，一块儿玩耍，我该把他看透了。我不能放他进来捣鬼，此外随他怎么办我不管。邻葛（杨宇霆号）主张把他缩编为四个师开往热河，我以为编四个师可以，但不能仍归他带领。他不愿意，我没别的办法了。”杨宇霆则说：“效坤跟老将出力多年，现在穷途末路，我们不能不管。我主张把他队伍缩编为四个师，调出关来好好地整理。汉卿不同意，怕他捣乱。其实效坤也不是不能听话的呀！我们正在商议这事。”当时张学良继承父位不久，威信未孚，有一番保持权位的打算。杨乃新派元老，富于谋略，勇于任事。张作霖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退出关外后，赖杨宇霆擘划经营，始得重整旗鼓，再向关内扩张。但杨为人不免骄横自大，他的公馆经常门庭若市，宾客云集，俨然形成另一政治重心，这自然不能不使张学良有如芒刺在背之感。我有一次见张似乎抱怨地向杨说：“我说我干不了的，老杨，还是你来干的好！”我不禁为之愕然。杨却笑着回答说：“咳！甭说那个，不要焦心，您现在身体不好，少烦神，多保养，有事大家商量，我代你张罗张罗。”词虽婉逊，但语气之间，不难看出他是以监辅少主的元老重臣自居的，也不能就说杨绝无一点取张而代之的野心。杨宇霆偏袒张、褚，似有挟以自重、留为后用之意图；也正因为如此，张学良始终坚持对张、褚采取彻底解决之态度。张、杨之间的矛盾发展，卒至酿成后来杨、常（荫槐）被杀。
一日杨宇霆对我说：“褚玉璞来了，希望和你谈谈。”我回说：“他有什么事要和我谈？我一向也不认识他。”杨笑着说：“没有别的，他说他们的队伍和你们的隔着滦河守望，怕彼此发生误会，希望相互谅解，各不侵犯。”我说：“我们的队伍不会发生误会的，这可以放心。”杨说：“他既特来要找你谈谈，你就和他敷衍一下没关系。”我问约在哪里见面，杨说：“今晚不是汉卿约去玩吗？老褚也去的，就在帅府里见面吧。”当晚我提早到帅府，见张即说：“听说褚玉璞来了，要和我谈谈，我和他们没有什么可谈的。您知道这件事吗？”张说：“他来见过我了，他说要见你谈谈。瞎扯！待一会儿他就会来的。”随后褚玉璞来到，经张介绍，我冷冷地点头招呼而已。晚饭后凑成牌局，褚有鸦片嗜好，须先过瘾，忽然将我一拉，对卧烟盘两边。褚即表示来意，说他们也极主张“和平统一”，并盛赞白崇禧为人重义气，很为佩服，烦我转达，能不能约定各守地界，互不相犯。我觉得他这句话的含义是要和白划界自守，免去后顾之忧，好向奉方讨价发展，因而笑说：“这个问题太大了，恕我不能转达白总指挥。你们直鲁联军属于东北范围之内，我是来和张总司令商谈的，我们如直接和你们立什么约，怎么对得起张总司令？你有什么意思可以告诉张总司令，他如同意，没有不可以商量的。”话不投机，遂戛然而止。事后我将谈话经过告张，他笑说：“行了，我说他在瞎扯。”举以告杨，杨说：“老褚他们脑筋简单，这怎么行得通？人家白健生又不收编军队。”我将这些情况随时电告白崇禧，并说依照现状看来，奉方会去解决张、褚的，倘张、褚不遵，使用武力解决亦有可能。白对此不甚相信，劝我慎重，不要轻信人言，以免受骗。
褚回去后，传闻“长腿”（指张宗昌）将有所举动，大概是张、褚既未能得到我的保证，又不能长此处在夹板之中，遂不惜孤注一掷。我问杨如何估计，他说：“现已形成僵局，张、褚进退不得，可能冒险乱窜。不管张、褚如何举动，我们总能解决。要紧的是，你们的军队千万不可乘机渡过滦河，否则就会发生你我之间的直接冲突，影响整个局面。”我说：“我们军队决不会不先和你们说妥就跨过滦河。”杨欣然说：“那很好。如果万一我们和张、褚打起来，只要你们守住河西岸，不让直鲁军窜过去就得，你能保证吗？”我说：“我已再三向白健生电告此点了，我们说话算话，决可保证。”
约在九月中旬，突然间张学良的帅府显出紧张状态，调兵遣将，开向山海关，据说是因为张、褚发出通电，要班师回奉。杨宇霆拉我去见张学良，杨先开口说：“张、褚已发动叛乱，总司令要我去出征平息，我当然义不容辞。所怕的一是叛军或会和对岸你们军队冲突起来，二是你们军队或由于某种原因跨越滦河，因而造成意外纷乱。虽然已有言在前，但不可以不防。我想请何代表做监军，同往前线，随时和白健生保持联系，纵或有事发生，亦可就近商议办法，不知您同不同意，愿不愿去？”我说：“只要总司令同意，我当然愿往。”张说：“那太好了。”杨又提议单为我准备一节专用车听候使用，可以随时回到奉天和总司令接洽。于是杨宇霆和我乘上设有司令部的列车，开驻山海关车站。时参谋长鲍文樾已先来此，据他说，先是奉军十七军军长胡毓坤被诓加入张、褚之列，张、褚并捏入奉方高级将领数人姓名在通电之内以壮声势，后因胡毓坤反正过来，从中夹击，直鲁军乃不能支，奉军正在向前扫荡中。
此时白崇禧已设司令部于唐山，已通令滦河西岸守军严密戒备，但对我之去电所言仍然半信半疑。这时他忽得前线急报，谓闻得隔河枪炮之声大作，不禁喜出望外，在给我的电报中对我奖誉备至。迨后来回去，始悉白因受蒋压抑，不能按期领到饷糈，只好自行挪垫开支，且时已交秋，南来军士犹着单衣，此时倘遇战事，实感棘手，不期奉军竟能自动解决直鲁联军，使白不费一弹，扫除了最后障碍，何异喜从天降。白电奖我，显然是出自这样的心情。
我和杨住在火车上，迭得前方传来捷报。张、褚见大势已去，有乘小船逃往大连之说。叛兵有一部夺路趋喜峰口往关外逃窜，余者四散而去，战事不日可以结束。直鲁联军之名义从此消失，因其口碑素来太坏，人们谈起它的结局，皆欣然为之称快。
随后，我即乘坐专车回到奉天，向张学良叙说前方情况，并告知我往滦州晤白经过。张大悦。盖直鲁联军残部消灭，张宗昌远逃，这对张学良说来，无异割掉一个赘瘤，拔掉一根针刺了。
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
王家桢
一
一九二八年六月日本军阀用野蛮手段炸死张作霖，原来是想造成混乱局势，混水摸鱼，乘机进占东北，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它就改变策略，用拉拢的手段来鼓动张学良，阴谋诱使东北集团维持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局面，使东北成为一个在日本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以实现其分化中国、宰割中国的阴谋。在张作霖被炸死后一个多月，东北当局宣布治丧的时候，日本政府特派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奉天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日本派这样一个人物来作吊唁专使，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阴谋。
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林久治郎把这个消息通知我们后，我即和他商量招待林权助的日程。当时张学良不愿与日本人多作应酬，所以在我们安排的招待日程中，张学良出席宴会的次数很少。其中一次是林久治郎在日本总领事馆设宴招待，中国方面出席的只有张学良和我，日本方面出席的也不过七八个人。宴后举行会谈，日本方面参加的为林权助、林久治郎、河野领事，还有另一个日本领事（记不清名字），由我任翻译。
林权助在这次会谈中正式提出了反对东北易帜的问题。会谈开始后，首先由林权助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打算。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他的意见告诉我们。”张学良当时的答话非常得体，大意是说：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从这开头，双方就各持己见争论起来。争论到了最激烈的时候，林久治郎竟然指手画脚，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我也照着林久治郎的语气，大声翻译给张学良说：“他以命令式的口吻说，不准你挂旗。”张学良听了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林权助又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林权助接着又说：“你说你还没有和他们来往，那很好，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来往。”张学良这时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这次会谈连同吃饭时间在内，共历四个多小时，夜十时半始散，临散时新闻记者曾摄影数幅（我还保存一份）。后来外边有张学良答应日本在三个月内不挂旗的说法，显系以讹传讹的谣言。
二
张作霖出殡后不久，林久治郎总领事要回国述职，张学良在大帅府设便宴为他饯行。饭后张和林久治郎举行会谈，由陶尚铭任翻译，我在场作陪。林久治郎提出一个新问题，他说：“我们日满关系这样的密切，可是现在还有些人为的障碍阻挠我们的亲善发展，那就是：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享有居住权。日本政府为率先表示对张将军的好意起见，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倘若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的话。”张学良听了这些话，没加思索，就连声答应说：“好，好！我们可以这样办。”我急忙从旁插嘴说：“就是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吗？那么租界和附属地、商埠地的呢？”当时林总领事也没答复我的话，张学良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和林总领事说的是日本话。
林总领事走后已经很晚了，我就跟着张学良到他的卧室，和他说：“你和林总领事刚才说的话，找的麻烦可不小。他想拿一根针来换你的一头牛，你怎么能随便答应他呢？他回国向日本内阁一报告，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张学良说：“取消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呀！”我告诉他说：“林总领事所说的取消领事裁判权，是在东北内地根本不存在的领事裁判权。因为日本人在东北内地和非商埠地的商租权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绝对租不到房子，所以他们就不能、同时条约也不允许他们在内地居住。没有日本人居住的内地，哪来的领事裁判权呢？倘若你允许他们有内地居住权，他们就可以买地押地，倚仗日本政府的势力，那还得了！他若是将租界、附属地、商埠地的领事裁判权取消的话，那自然是可以答应的。”张学良说：“那怎么办呢？我答应他的话已说出来了。”我建议请他写封亲笔信，就说今晚谈话很重要，唯恐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扼要告诉他，以免误会。张学良同意这个意见，并叫我立即起草底稿，我就在他的卧室外屋将稿拟好。这时已近午夜，我敲门请他出来亲笔书写，叩门很久，没有应声。我正疑惑间，于凤至夫人出来说：“他疲倦极了，有事明天再说吧。”我说：“不行，明早林总领事就走了，今晚非将这信写好不可。”张学良那个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还是勉强将信写好交给我。我拿信回家，已过午夜。次早我即将信交与林久治郎，并陪他上车站送行。林久治郎和我说：“翻译并没有错误，因为我们河野领事听得很清楚。不过这事也很关重要，张学良将军既然有亲笔信，我们只有以信为凭了。”并笑着对我说：“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谈谈，我们对阁下的意见非特别重视不可。”
当天下午，张学良即用火急电话召见我，见面头一句话就问我将他的亲笔信拿回来了没有。我将林总领事的谈话详情报告给他，他还是叫我将他的亲笔信要回。我问他是对信的内容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是反悔不该写这封信。他说，全不是，就是不愿意将亲笔信留给日本人。我只得打电报到朝鲜汉城车站投交林总领事，请他将信阅毕掷还。林久治郎当即回电说，俟到东京，信用毕后即邮还。我将林的电报拿给张学良看，他一笑就了事了。那个时候，我们全是年轻人，因为我逼他午夜写信，他就给我出出难题，叫我出点冷汗。从此以后，他每逢会见重要的外国人，会后常常问我：“我今天说的话，有什么错的地方没有？”我也每次都是忠心耿耿地竭诚以对。
三
在东北尚未正式挂起青天白日旗前，日本昭和天皇举行即位大典，各国都派遣专使前往祝贺，东北政权当然不能例外，所以张学良就派莫德惠和我为正副专使前往祝贺。我们带了贵重礼品，偕同秘书蔡公智、科长安祥径赴东京，在东京与各方应酬了一个礼拜，然后到京都正式参加典礼，因为典礼是在京都举行的。原来明治迁都东京时，曾亲自允许京都作为陪都，并且规定国家大典必须在京都举行。我们一行在东京就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隆重招待，特别是满铁对我们的招待更是无微不至。那时我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和我们虽然有来往，可是日本人对他却甚冷淡，例如大臣们请我们吃饭，从不请汪公使参加。
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日本外务省就和我们约定说，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希望在京都和我们举行一次恳谈。我们到了京都第二天，晚上六时田中义一邀莫德惠和我在他的官邸便餐会谈。会谈只有我们三人，因为莫德惠不懂日本话，并且他要我不必当场翻译，事后告知他即可，所以实际上就是我和田中义一两个人的对谈。我们的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具体的铁路交涉，谈到日本和东北的政治关系，以及国际局势，张学良将军的地位等等，谈了四个多钟头。详细内容我当然不能全部记忆，但是关于谈话的重点，因为印象很深，所以虽然事隔多年，还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例如：关于东北的地位与张学良将军的前途问题，田中说了很长一段话企图说服我。他说：“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从各方面看，满洲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张将军掌握政权以来，也很得到你们这帮人的辅助，政绩日见显著，真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了。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张将军的雄图壮志怎么样。张将军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政府的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当然赞成张将军能够抒发宏伟大志，采取后一种办法，并且我可负全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他的这种事业。当然啦，张将军也许会说，我受日本政府支持的事业，我们的老百姓是不会赞成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明白地请你转告张将军让他放心，我们绝不叫他为难，我们绝不向他要求什么新的权利，甚至我们还可将旧的权益拿出一部分来让我们共同享有，作为亲善的表示。”我插一句话问他所指的这些权益是什么，他说：“比如说，在南满铁路公司里，我们可以设几个中国理事，”同时他着重说，“当然，这是随便举的例子。”接着他又说：“王先生，你呢？你是一个年轻有识、大有前途的政治家，你不愿意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当一个开国元勋吗？难道你就心安理得地永远做一个地方官的助手吗？”他还说了好些和解的和“两国”应该如何亲善的话，但是同时他也做了不少威胁性质的暗示，例如他说：“我们大和民族是优秀而有大志的民族，为了日满伟大前途，我衷心希望张学良将军能当机立断，深谋远虑，为自己前途着想。至于我们日本，不管事态怎样演变，我们的政策是钢铁般的坚定不移的！”
我向他说：“感谢阁下的开诚见教，我必将阁下的全部谈话无误地告知张学良将军。”
我在东北帮助张学良办理对日外交时期，共去日本三次，这是第一次，共滞留一个多月。在这期间，我知道东北已经易帜。等我回到沈阳，作为国民党政权标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已经到处飘扬了。
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
——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
王家桢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进占沈阳后，当时他们进城后首先掠夺的目标是大帅府，因为大帅府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统治东北四省的中心，也是他们的私宅。日军如狼似虎地闯入大帅府后，由一日军军官率领日军数人直奔二楼，抢先闯进张学良将军的卧室。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室内一角的一只保险柜上，他们各自心中忖度着里面除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外，一定还有许多珍珠财宝可供分肥。当日兵在军官的命令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保险柜打开后，内部竟空空如也，只有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妥善地保存在里边。那块银元是一块袁大头。那张收据上面写着“收到现大洋五十万元整”，具名的是赤冢某[26]、鹤见某，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间，这帮日军睹此景况，大失所望，只得将这两件小东西作为战利品缴上。
以上情况曾见于一九三四年日本各大报纸，当时我国的许多报纸也曾转载过。经过研究，原来那块银元是张学良将军用以占卜决疑处置杨宇霆、常荫槐时使用的。那张收据曾在日本政治上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保守的政友本党从此便一蹶不振而衰落下去了。这两件小东西实质上代表着有历史意义的两件大事：一件是我亲眼目睹，并且曾参与一些机密的，一件是我亲手经办的。
枪毙杨宇霆、常荫槐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上午，我不在家。大帅府给我家来了几个电话，说总司令有要事找我，并向各方面打电话找我。等我得知时，已经将近十一点钟了。我一边急忙上大帅府，一边想总司令平常在上午找我的时候很少，今天这样急迫，一定有特别要紧的事。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张学良将军的卧室时，看见他正背着双手在屋内来回踱着。他看见我进来，也没有说话，仍然来回踱着。我很奇怪，问：“您这样早这样急找我，有什么事？”他没有答话，仍然来回踱着。过了片刻，他提高嗓子说：“没有什么事！”我莫明其妙地怔了一下，转头要走时，他才说：“喂！我说，咱们内部人事要有个变动的话，你看外交上会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呢？”
我当时是总部的外交处长，但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事，同时，我知道他的脾气，在他这样郑重其事的时候，是不会把事情随便告诉人的。所以我就说：“若是纯粹是我们内部的事，那就用不着理会外国人的意见了。”他没有再说什么。我停了一下又问：“还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什么事啦！”
从张学良的卧室退出来，我很奇怪他的问话和他的严肃而神秘的态度，我简直猜不到他所说的“内部人事变动”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由大帅府出来，就到辽宁省政府找翟文选省长。不料翟文选这时正为省政府内部的人事问题纠缠不清，所以所问非所答，我不得要领而回。
这里顺便提一下辽宁省政府内部的人事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东北新旧两代的人事纠纷和斗争，也可以看出张学良的用人原则。
原来张学良和翟文选并没有什么个人间的亲密渊源。翟文选是吉林省双城县人，前清举人，旧国会议员，做过多年东北盐运使，论岁数、论行辈，是属于张作霖时代的人。在盐运使任内，翟有刚直廉洁的声名。张学良掌握政权之初，求治求贤的心非常殷切，又鉴于张作霖对王永江知人善用的先例，所以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就请翟文选当了省长。但是组成省政府的有力的厅、处长却都是追随张学良多年的三、四方面军团的人，如财政厅长张振鹭、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官银钱号总办鲁穆庭等。这些人觉得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翟文选既不是他们圈内的人，又不是辽宁人，怎能高高地在他们的上边呢？其中尤以张振鹭最为跋扈，他常常连吵带骂地说：“真看我们奉天没有人，叫翟大麻子来做我们奉天的省长。”因为这个缘故，省政府内部人事纠纷闹得很厉害。当我向翟文选谈到“内部人事变动问题”时，他就把这问题引到自己身上来，说：“有什么内部人事变动能引起外交上的问题呢？反正我是干不了啦！这些不学无术的小子简直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太欺负我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我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侍者来告我说：“大帅府来电话说，总司令请您就去”，我一面叫侍者打电话要汽车（我用的汽车一向放在大帅府车库），一面起床穿衣，同时又在想：“一定又是打了一宿牌，散局后忽然想起什么事来叫我去，也许等我到大帅府，他已经睡熟了。”所以我没有慌张，慢慢地盥洗完毕，等我出门上汽车时，东方已经发白了。
车一开出大门，司机何润德告诉我说：“昨晚半夜，把杨督办、常省长的汽车扣住了。”我没有吱声，因为我没有理会到他说话的意思。等车进小西门时，差不多有一排人在警卫着，并检查出入的汽车，我这才感觉一定出了什么事了。这时何润德又告诉我说：“昨晚杨督办、常省长的汽车被扣后，他们俩就没有出来。”我这才联想起日本人一向的挑拨离间和造谣生事，这两个人一定被扣押了。
当我进大帅府一楼大厅时，看见站在西屋门口的孙传芳向我摆手，好像不要我进东屋似的。东屋是经常接待客人的老虎客厅（因为有两只老虎标本陈列在室内）。我正在犹豫间，张学良从西屋门口探出头来，说：“好，你进屋来！”我进屋一看，满屋子的人，东北首脑人物如张作相、翟文选、万福麟、王树翰、王树常、袁金铠、莫德惠、刘哲、臧式毅、孙传芳等全在场。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差不多全到了。张学良把我招呼到里间屋内对我说：“你到郑秘书长那儿去看看他们拟的电报，回头可以向外交方面将这件事解释清楚。”
郑谦秘书长正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和刘鸣九处长心惊胆战地草拟一件电报，尚未草拟完毕。我在一旁阅读，那电报很长，列举杨、常怎样吞扣军饷，怎样任用私人，怎样贻误戎机，怎样图谋不轨等几大罪状。后来我看到“正法”两字，不觉大吃一惊，说：“怎么？正法啦？”郑老先生说：“两个尸首还在老虎客厅里呢！”我这才恍然大悟是怎么回事。
我没看完电报（他们还没有把电报拟好），就到日本总领事馆去了。林久治郎总领事才起床，他接见我，说：“我知道您这么早来，一定有要紧的事。”我把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如何图谋不轨、发动叛变的事告诉了他，并且说：“幸亏我方及时发觉，当场捕获，沈阳未蒙灾祸，实是万幸。两个罪犯已就地枪决。”林久治郎听了这消息，一面甚为惊讶，一面感谢我即时将这正确的消息告知他，使他可以即时电告外务省，以免为一些新闻消息所困扰。我离开日本领事馆后，本拟再到英国和苏联两领事馆去解释一番。但我转念一想，还是不去的好。因为向日本解释是迫不得已，日本在东北有偌大的势力，若不买它的账，有时就吃眼前亏。昨天张学良那种谨慎持重、迟疑不决的态度，以及他所谓的外交上的关系，主要的恐怕也是指的日本。至于英、苏两国，就没有必要将纯属我们内政的事向他们去解释。所以我由日本领事馆出来，就径回大帅府复命。
当我走到大楼正厅前的台阶时，正值人们将地毯包裹着的杨、常的尸首分别由老虎客厅抬出来。西客厅的人已经全散了。走进里间屋的门口时，张学良突然由一张小床上跳下地来，说：“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唉！树人（我的别号），咱们可得真正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太对不起凌阁（杨号）、翰香（常号）在地下了。”我把去日本领事馆的情形和没有去英、苏两领事馆的原因报告给他。他没有说什么，又上床躺下了。于是我又说：“您好好休息吧！不过这样突然的大事，人心总难免浮动，特别是杨、常两个家族一定很恐慌。基于罪不及妻孥的原则，您是不是可以对这两个家族设法安慰一下？”张学良听了这话后，又腾地跳下床来，高声叫道：“叫刘统带来！”刘多荃刚一进屋，他就说：“你赶快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一万元。”
过了没有几天，张学良拿出一大堆材料，全是明信片大小的照相卡片，叫我审查，并对我说：“这些东西，我花了不少钱才弄到手的，你要详细地研究下。”这种照相卡片，大约有一二百张，我拿到家里，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明白上面写的是些什么。我仔细看了十几张后，才明白这就是杨、常罪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一多半是日本车站附属地警察署的情报，一部分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是日本人用五元至五十元的现金从一帮专门贩卖情报的中国人手里收买来的，当然也有专门人员搜集的东西，不过很少。日本人又将这些没有什么价值的情报，故作神秘地照了相，再卖给中国人，内容全是些似是而非的日常琐事：如某某人到杨公馆密谈了两个钟头，杨家的私人某和常家的私人某为了避免外人的耳目，在一家小饭馆密谈许久，等等。还有些无中生有的事，如说杨为解决常组织的省保安队二万人的武器，不惜叫兵工厂工人加班加点等（杨时兼任东北兵工厂督办，谁都知道，东北兵工厂工人有一两万人，从没有加班加点的事）。我费了好几天的工夫，看完了这些材料，真叫我又气又恨。恨的是这些日本人随意欺弄中国人，气的是中国人太没有志气，甘受日本人的愚弄。我很坦率地将我的看法和我的意见向张学良说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把那一堆材料往旁边一扔，说道：“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吧！”
现在我再谈谈当时我对于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的观察和感想。
一九二八年我们从关内回到沈阳不久，有一次张学良对我说：“杨督办常说你的坏话，你和他熟吗？”我答说：“不熟，仅见过一两次。”我当时认为这是赵欣伯等挑拨所致，亦是政界常事。从此我亦很少和杨宇霆接近，仅有一次和他长谈过。那次他说的话比较多，涉及东北政治的趋势、对日外交的重要性以及对张学良的评论。他的整个谈话给我的印象是：这个人精力充沛，自视很高，对张表示亲切，但带有轻视的口吻，认为张只不过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儿罢了。可是他对东北政治与日本问题的分析还是很透彻的，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这期间，日本顾问们，特别是土肥原贤二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等对杨宇霆不断加以诽谤。我每次听到这些攻击，就有一种“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感觉，认为日本人总是故意挑拨离间我们内部的关系。因此，我就从来没有把这些不利于杨宇霆的言论告诉过张学良。张偶尔和我说起日本人对杨的评论时，我总是劝他不要鼓励外国人干涉中国的内政。
在张作霖时代，杨宇霆是张作霖的左右手之一，咤叱风云，盛极一时，驰骋中原，曾做过江苏督军，是张作霖的言听计从的总参谋。在那时候，他已与郭松龄结下了不解的仇恨。迄郭松龄叛变失败后，三、四方面军团的人（军团长是张学良，实权完全操在副军团长郭松龄[27]手中）便以张学良为中心，执掌了东北的政权。这些人觉得郭松龄叛变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倒杨宇霆。现有郭松龄虽然死了，不过张当了权，目的也算达到了。但是，为了替郭松龄报仇，他们对杨宇霆怎能善罢甘休呢？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倘若能够认清局势，韬光养晦，或许不致演成如此惨局。可是杨宇霆不但不知收敛，反而比张作霖在世时更显得目中无人，飞扬跋扈，自炫聪明，乱出主意，借作寿炫耀他的势力在东北比任何人都大，对张学良俨然以监护人自居。不在他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也强做主张。例如东北换旗事，主要是由张学良和蒋介石方面接洽的结果，可是杨宇霖同时又与桂系李、白有所勾搭。他与人谈话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好像他是东北唯一的主人似的。这些都是张学良最难忍受的地方。实际上，在当时东北已有不少人趋附于杨的门下了（我这里所说的不少人指的是文人，即所谓政治活动家，至于军事方面，杨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力量）。
常荫槐是杨宇霆的私党。在张作霖被炸、东北军撤退到北京的时候，张学良是殿军，最后撤退的。当张的撤退列车经过各火车站时，所有车站的水塔都被常所属的交通部队炸毁一空。当时三、四方面军团的人们，对此恨之入骨。可是张学良在东北执政时，仍给常以黑龙江省省长的重任。这说明，张不以私人恩怨而忘公，渴望将东北的事情办好。因为常荫槐当时在东北人的心目中是最有本领的人才之一。他的为人虽然有些粗野，学识也不见得怎样高明，但是办起事来，精明强干，魄力很大。打通铁路（从打虎山到通辽）就是由他负责，在日本人不知不觉中迅速修筑成功的。北宁铁路（北京到沈阳）也是经他的手整顿成为中国的模范铁路之一。他在黑龙江省省长任内，也能大刀阔斧，励精图治，可惜时间不长，尚未做出显著的成绩。他的缺点也和杨宇霆有相似之处，自视甚高，目中无人，对张学良都满不在乎，其余当然不在话下了。
当我知道杨、常两人在老虎客厅里当场被张学良的心腹五六人击毙时，我马上感觉，这是张学良自毁长城，中了敌人之计了。同时又特别感到刺激的是，张学良的这种行动还是中世纪争夺政权的喋血亲友的表演。依我当时的书生之见，认为最好的处置方法，是将二人免去一切职务，让他们以在野的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在国外或在中国内地休息，等我张学良干不好的时候，你们再来。次一点的处置方法是：将他们看管起来，肃清他们在当时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最坏的处置方法才是将他们处决。但是我的这些想法，被杨、常事件以后的一些实际政治生活证明不一定是符合实际的。因为自杨、常二人以叛变罪伏法后，东北的政治空气为之一变，张学良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事无掣肘，人心统一，充分发挥了人治的效果。这时我才想起他向我说的“以后我们若不好好地干，那真对不起凌阁与翰香于地下了”这句话的深刻意义。我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和苦恼的，若不下此决心，那就是让卧榻之侧，任凭他人鼾睡。东北政局既不能定于一，就不能不政出多门，人心散漫，意志又怎能统一，政权又怎能巩固呢？但是当他下此决心时，多年袍泽，又哪能不为情感所扰呢？他的那种沉重、苦恼、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就只好寄托在那块袁头银元上了。
据说张学良在下决心杀杨、常之前，曾踌躇再四不决，最后在一天夜里，曾用一块袁头银元占卜。在占卜时，他曾默祷天地神灵显示，假如杨、常可杀，银元的袁头面向上，假如杨、常不可杀，银元的袁头面向下。张祷毕，用手将银元扔向空中，很偶然的，扔了三次，银元落地时面都向上。张因此乃下定决心杀杨、常。及至杀了杨、常以后，一切顺利，张于是将那块银元妥藏在保险柜中，以作纪念。这就是日军在“九一八”时在他卧室的保险柜中所发现的那块银元。
收买日本政友本党
张学良回到东北执掌政权一年多以来，对日本一些主要交涉，如对皇姑屯炸车案的追究责任问题、东北换旗问题、吉会铁路草约交涉问题、撤换日本顾问问题等，大抵已经结束或告一段落。这时东北与日本的关系正是比较正常平静、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张觉得很得意，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咱们年轻的人干得也不错啊！他们还很佩服我们哩！”
一九二九年晚夏初秋的时候，有两个日本众议院代议士拿着介绍信来沈阳找我，介绍信上说他们两位是来东北考察和观光的，愿意和我谈谈。这两个代议士，一个姓赤冢（名字忘了），以前做过驻沈阳总领事，也做过张作霖的顾问，另一个姓鹤见（名字忘了），是律师出身。二人全是属于政友本党的议员，政友本党是由政友会分化出来的、以正统派床次竹二郎为中心组织的一个新的党派。床次竹二郎原来是日本第一次政党内阁，即所谓平民宰相、政友会总裁原敬内阁（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的内务大臣，为当时政友会的第二号头目，人极能干，有铁腕之称。原敬被刺身死后，国内外的形势，对于日本这个保守性很浓厚的政党——政友会很不利，在野时间稍长一点，人心就显得涣散。他们于穷极无聊之余，请出军阀田中义一大将做总裁，又重掌政权。不料田中暴死，民政党滨口登台，政友会又离开政权了。一个以争权夺利为目的的集团，一旦离开了政权，最容易闹家务，政友本党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产物。
一九二八年年底，床次本人携同秘书曾来东北考察，当时我们盛情地招待过他。他年逾七旬，精神还很焕发，议论风生，颇有政治家风度。这次他的两个心腹赤冢、鹤见来沈阳，当然不是像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来东北观光游玩的。我和他们接谈一次后，就知道他们是抱有特殊目的来的。据他们说，日本在这次选举中（日本第十七次大选已决定在一九三〇年二月间举行），无论从人心背向上说，或从人物的号召力上说，都是非政友本党莫属了，并举了好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选举经费问题。因为他们是新成立的政党，没有什么准备，所以经费特别感到困难。两个人又互相吹嘘一番，鹤见说：“赤冢先生在东北多年，不但做过总领事，并且深得张作霖阁下信任，做他的顾问很久，东北简直是他的第二故乡。我党一旦掌握政权，日本对东北的事只有依靠他了。”赤冢也说：“鹤见先生是我们党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我们党掌握政权的时候，他当然是大臣级的人物呀！”两个人又吐露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筹集选举经费而来的。我对当时日本政党的情形还比较熟悉，觉得他们的谈话有些夸张。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是自告奋勇来满洲找选举费的呢，还是奉了政友本党干事会干事长的命来的呢，还是受了床次本人的委托来的呢？”经我这一问，他们的态度显然严肃多了。他们肯定地表示：他们是受床次本人的委托，并且干事长也同意这样做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代表政友本党来筹集选举经费的。于是我就说：“承政友本党和床次先生看得起我们，愿意和我们合作，那么肯定彼此能够对双方都有利益的事，做出各自的贡献。我愿意先代表张学良将军将这一点肯定下来。”
我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得到了他的许可，就和他们两人商量细节。他们说：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九十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日金）。他们希望我们能担负三分之一（折合中国钱为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元之谱）。我就提出：若是床次组了阁，日本在东北保有的不合理的特权，如在商埠地及南满铁路附属地所设的警察，应该合理地另行规定有限制的职权等。他们于是说：那么主要的条件是，日本应允许将南满铁道公司逐渐改为名实相符的中日合办公司，像中东铁路公司（中苏在北满合办的铁路公司）那样。我们双方并约定：在日本大选以前，我到日本面见床次恳谈一次，不过我和床次见面不能在东京，恐怕为人注目，必须在日本的某处温泉或休养地邂逅相遇才好。
我将这些商谈的结果报告给张学良后，他很兴奋地说：“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二百万，就是再多也可以。”我说：“我的意思是先给他们五十万元，等我见了床次以后再说。因为床次所领导的政友本党在日本的声望，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大。当然，我们能和日本的一个政党挂上钩，就是它现在拿不到政权，也划算得来。”张学良同意我这种谨慎的做法，并且决定由我亲手先交给他们五十万元，用现款而不用支票，以免发生意外波折。
我在张学良处拿了由他签字的领款条子，便到官银钱号去取款。官银钱号没有那么多现票（因为沈阳通用奉票，现大洋兑换券有时缺乏），我又找官银钱号总办鲁穆庭帮忙。这位谨慎的总办觉得我用款太多，不愿意一次付清，我又不便向他说明这笔款项的用途，几费周折，才将现款领出。不知道官银钱号是否与我故意为难，付款全是五元以下的小票，五十万元整整装了两大柳条包。我将这笔现款交给赤冢、鹤见二人，他们也无法清点，就给我写了一张收据了结。
赤冢与鹤见和我将密契商洽妥当后，二人就携款归国。我和他们约定：我们提出的要求需要床次先行批准，并确定我和床次见面的日期，因此他们二人之中必须有一人在最近期间再来东北一趟。他们这次在东北期间并未与张学良见面，原因是他们非常谨慎，怕为人所注目。
他们返国，不过两个多星期，鹤见就又回来了。我们商定的条件，已由床次批准，床次并约定我在日本大选前去日本某处温泉与他会面。这一次鹤见和他的夫人同来，在沈阳住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交往也比较频繁。他透露了他希望和我合伙做大豆生意的想法，我婉辞谢绝了他，但对他说，倘若他能在日本议会里对我们特别帮忙，我们当然可以对他个人事业给以帮助。他欣然答应了。
这年年底我和张学良作了详细的商讨，带了充足的现款，第三次（从我随同张学良回到东北后）踏上去日本的征途。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到日本的旅行。我这次去日本因为有以往的经验，行动比较谨慎，在入日本国第一个港口下关时，就避开了新闻记者们的纠缠，一直坐火车到那个指定的温泉休养地（名字忘了，是在下关与东京之间离开铁路不太远的地方，不是一个很出名的温泉）。我在温泉旅馆休息一宿，第二天就找到了床次的住址，由旅馆的人代为联系，约定了会见的时间。
床次由于被汽车撞伤，在这儿养病已经很多日子了。我和他见面时，他像会见了多年的朋友似的，很热烈地欢迎我。他很自豪地说，他虽已七十多岁，伤口缝线好得非常快，医生都觉得吃惊。他暗示他的政治生活前途还很远大呢！他谈到赤冢和鹤见由满洲回来传达的我们的盛情和意见时，表示了感谢之意。他以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政治纲领能吸引海外人士的共鸣和赞助而感到自豪。我们畅谈了好几个钟头。他这次给我的印象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了。当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他正是原敬平民宰相的内务大臣，我觉得他能干、正派，有进步的思想。他前次到东北访问的时候，我和他虽然没有多大的接触，但是仍然觉得他的气度不错。这次和他长谈了以后，我才感觉他已经落后了。在政治上，他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而他所津津乐道的，也不过是夸耀其过去罢了。所以我这一次来日本的目的——帮助政友本党选举，由于和他这次的谈话，失去了不少的信心。我在温泉只住了两三天就上东京了。
到东京，正是大选竞选开始的前夕，人们和报纸上都在谈论着选举的事。我访问了几个熟人，并和我的驻东京办事人研究了一番日本的政局。我的驻东京办事人也认为政友本党这次很少获胜的机会，不过保守势力可能占上风。倘若是那样，床次可能分得大臣一席。我的这位办事人的判断还没有大错。不过这次选举是民政党获胜，若槻登台。经过一年多的挣扎，政党内阁就全部垮台了。组织官僚联合内阁时，床次得到了递信省大臣一席。
当时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以床次为首的日本政友本党的竞选，虽然是一种秘密外交，也可以说是互相勾结利用，但是，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由于当时中日关系的复杂，我们在商谈过程中都采取了极端慎重的态度。谁也没有料到这张由赤冢和鹤见具名的五十万元的收据，后来会在日本政治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在张学良的卧室的保险柜中发现了这张收据。一九三四年，日本法西斯军人荒木曾以这张收据来反对冈田内阁，同时并以叛国罪嫌疑犯将赤冢和鹤见两个代议士扣押起来，并涉及当时递信省大臣床次竹二郎和政友本党。日本报纸曾公开揭露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床次病故，政友本党亦销声匿迹了。
代表张学良赴日联络日本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
胡俊
一九二八年年底，日本在野党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偕赤冢浓等人来华访问。赤冢浓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曾做过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多年，与杨宇霆极友好。床次竹二郎等人先后在南京、北平会晤了蒋介石、阎锡山，最后来到沈阳，受到张学良和杨宇霆的隆重招待。在和张、杨会谈中，床次曾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并且说明此次访华的目的，大意是说，“本人因反对军人干政，反对鸠山一派迎接军阀头子田中大将为政友会的总裁，以致脱离政友会，另组成政友本党。今见田中内阁把日本政局搞得焦头烂额，不可收拾，本人遂下定决心，率领政友本党联络民政党，共图打倒田中的军阀内阁，以便组织政友本党与民政党的联合内阁，并且约定联合内阁成立时，当以本人为总理大臣，而本人此次访华目的，亦即是向中国各方求得谅解，以便将来组阁执政时，改善中日两国的邦交。”床次还说，东北地方重要，国际关系复杂，而东北与日本的关系尤为特殊，力劝张、杨二人“和衷共济，顾全大局”。
床次等走后不久，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即发生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事件。事件发生后，十一日清晨张学良即召其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将此事件的经过通知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林久治郎，取得谅解，以免发生误会，引起中日间的纠纷，并决定派我到日本东京同床次竹二郎联络。现将我此行经过回忆如下。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上午，我正在大帅府老虎客厅（即枪毙杨宇霆、常荫槐的地方）隔壁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外交处里办公，王家桢走进屋来对我说：“司令长官找你，叫你代表他到东京去联络床次。”我即随着他去见张学良。见面以后，张对我说：“前番床次来沈时，曾吐露出他所领导的政友本党，因欲打倒田中义一的军阀内阁，已经与民政党联络妥当，约定把田中内阁打倒以后，由政友本党与民政党组织两党的联合内阁，床次出任总理大臣。他并希望与中国合作，互相支援，当面又劝我与杨宇霆务要和衷共济，顾全大局。赤冢浓又是杨的好友。现在杨宇霆等因勾结白崇禧、李宗仁等欲图谋不轨，已被制裁。若不把这个事件的内情说给床次，取得他的谅解，不但要影响中日合作、共同打倒田中内阁的秘约，而且必然会发生误会，将来若是床次内阁出现时，我们的对日外交，将更加棘手了。所以我现在写好亲笔信一封，派你带去。你见着床次，务要把杨、常的罪行以及我不得已才制裁他们的苦衷，说给床次等人知道，以便取得他们的谅解。”说罢即将他的亲笔信交给了我。
我辞出后随即到军需处将旅费领出，然后回到家中，打点行囊。我把张学良写给床次的亲笔信，缝在我洋服上衣的衬肩里面。又怕坐头等车会惹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故意买了二等车票。并且准备好了一套去日本的借口，说是替东北法学研究会（当时东北专门研究法律的机构，亦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直属机构，会长是赵欣伯，两个助手翟苍陆、王玉生，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对于法学研究会的事情很熟）到东京购买书籍。次日（十九日）早晨，我就乘上沈阳至釜山的列车，前往日本东京。
当列车驶入新义州的时候，有一便衣警察向我盘问，并检查我的行李。他在我的皮箱里发现两张高等小学学生所画的地图（这是我爱人高宝笙在日本横滨华侨高等小学校读书时画的，因为画得很好，曾经展览过，保存多年，此次打点行装时未曾取出）。我虽然向这个便衣警察说明，这是两张学生画的地图，没有什么用处。可是他竟加以没收，悻悻然而去。当时我也未曾介意，绝没有想到因为这两张地图，后来在东京竟惹出了一场大误会。
我在釜山下车，搭船到下关，再由下关乘火车前往东京。在下关车站上，也受到了一个“特高”的盘问，被我打发过去了。我到东京以后，为了避免人们的注意，特地选了东京郊区的新宿旅馆住下，我打电话给日本外务省亚洲司科长中山详一，问到了赤冢浓的住址以后，即驱车拜访赤冢浓，向他说明来意。赤冢浓早晨八点三十分给床次打电话联系，约定明日上午九点，由他陪我去见床次。翌日，赤冢浓接我一同搭车到了床次的住宅。床次和政友本党的干事长（忘其姓名）正在家中等候我们。彼此寒暄之后，我即对床次转达了张学良的一番话，并把张的亲笔信交给了他。他把信看完之后，脸上表现着不愉快的神色，对这件事表示遗憾。经我又解释了一番之后，他最后说：“好吧，杨宇霆已死，现在不再说他了。张将军既愿意继续与我们合作，我们甚是欢迎。张将军既有亲笔信来，我也当写封亲笔信答复。不过我的亲笔信，需要等候两三天才能写好。现有我的相片一帧，是送给张将军的，君先拿走。等过了三天，君同赤冢浓再来我家取信，届时我们还要畅谈一番。”
我辞出后，赤冢浓引我到一家饭馆，殷勤招待，宾主尽欢而散。下午我去会晤了张学铭和宁向南（张学铭当时在日本读书，宁向南是他的陪读），把会见床次的大概情况，告诉了他们。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我接到外务省中山详一打的电话，叫我即刻去谈话。我们见面之后，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们接到警察厅的通知，说你奉了张学良的命令，带着皇姑屯炸弹案的地图和证据，来到日本，送给我们的在野党，图谋打倒现内阁，扰乱日本内政。由新义州起，沿途俱有密报。只是到了下关，密报才中断了，不知道你投向哪一方面去了。你此次来到日本，究竟办了些什么事情？你要从实说来，免得麻烦。”我听完了他的话，就对他说明并无此事，并且说，若是我们握有皇姑屯炸弹案的证据，当然要向国际法庭或者是国际联盟提出控告，断然不会向日本的在野党提出，求它替我们主持办理的。中山又问：“那么，你打电话问赤冢浓的住址干什么？”我说：“赤冢浓在沈阳做总领事多年，又做过张大元帅的顾问，我与他甚为友好，此次来到东京，顺便探望一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山被我反问得哑口无言。他沉吟片刻，即用电话和警视厅联系，然后叫我到警视厅去谈话。我到了警视厅和厅长见面之后，他所说的话与所质问的事情，与中山详一所讲的一样。我也就照着答复中山的话答复了他。他接着就说：“如此看来，此事是完全误会了。我可以通知军警宪三方面，说明此项误会，保证不对你为难。”接着他以日本暴力团体很多，不能保证我的安全为理由，要我马上离开东京。经我表示不同意之后，他说：“既然如此，我需要派个人保护你的安全。”我也只好接受他的意见。于是他就派了一个便衣警察跟着我。这个便衣警察每天上午八点钟准到我的旅馆，无论我去任何地方，他都要跟着我去，直到晚间十点他方离去。
第二天晚上，便衣警察走了以后，我才得用电话通知张学铭、宁向南二人，说明我的遭遇，并托宁向南到赤冢浓家中，说明我不便再同赤冢浓到床次家取信，最好是由赤冢浓交给宁向南，由宁向南再转交给我，如此比较稳妥。
第三天下午两点多钟，突然有一位客人来访，名片上面印着“日本陆军少将，日本陆军在乡军人团副团长铃木某”（忘其名）字样。见面后，他自我介绍是田中义一大将的同学，并且说明在乡军人团团长就是田中大将。接着他对我说：“此次先生来日，只因我们沈阳警察署的便衣警察粗心大意，将先生所带的学生所画的地图，误认为与皇姑屯炸弹案有关，做出错误的情报，致惹出莫大的误会。对于先生，实在是对不起之至。现在已经查明确是误会，我今天代表日本在乡军人团到此向先生说明此事，并希望先生加以原谅。”至此，我才恍然大悟，知道这是因为在朝鲜新义州被那个便衣警察没收了两张地图，惹出了这一番误会。当晚，这位陆军少将还约我在某料理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从此那个“保护”我的便衣警察，再也看不见了。
过了一天，宁向南来到我的旅馆，把床次竹二郎的亲笔信交付与我，并传赤冢浓的话说“将来遇有必要时，床次总裁还要派人到中国与张学良将军接头”，云云。我接过床次的亲笔信，真是高兴万分，翌日早晨即搭乘快车回国，于旧历腊月二十八日回到沈阳。此时王家桢已于前一日请假回他的老家吉林省双城县过春节去了。我到家卸了行装，即时进城见张学良复命，把此行一切经过详详细细地向他陈说了一遍，并把床次竹二郎的亲笔信和相片交给了他。张学良对我此行甚为满意，慰勉有加。
春节后不久，我因父亲病故，回河北省密云县老家办理丧事。过了三个多月，我回沈阳销假，到外交处办事时，王家桢对我说：“明年春天二月，日本要举行第十七届大选，政友本党因缺乏选举费，前些日子床次竹二郎派了赤冢浓和鹤见某来此，与我方接头，说此次选举，他们只要选出九十名议员即算胜利，并向我们请求支援。张司令长官已支援他们五十万元，并约定床次将来组阁秉政时，应将南满铁路改组成为像中东铁路那样。那时，我们对日外交就好办了。”我听了以后，也觉得甚为兴奋。
第二年年初，即日本第十七届大选的前夕，张学良又派王家桢到日本会晤床次，并做了一些援助政友本党的活动。不料此次大选的结果，政友本党与民政党俱未获得预期的胜利。因此政权仍掌握在旧政友会手里，也就是掌握在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手中。最后还是由政友本党与民政党联合起来，在议会里揭发田中内阁的贪污罪状，田中内阁才告垮台。民政党与政友本党遂共同组成联合内阁，以民政党的总裁滨口幸雄为总理大臣，床次竹二郎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滨口内阁辞职，继之而起的，即是冈田启介所领导的内阁。
九一八事变时，赤冢浓和鹤见某二人写给张学良的五十万元收据，在张的卧室保险柜中被日军发现。冈田内阁的陆军大臣、日本军人法西斯头子荒木贞夫，即以此大肆攻击政友本党和床次本人，同时并以叛国罪嫌疑犯的罪名，把赤冢浓和鹤见两个众议院议员扣押起来，又在日本报纸上公开揭露此事。日本政界为此事掀起轩然大波。后经元老们出面斡旋，风波始告平息。
张学良将军一夕话
卢广绩
记有关杨宇霆、常荫槐之死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两件事的片断，作为对王家桢同志的《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一文的补充。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我由沈阳到北平，没有多久，就和一些同志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那时，张学良将军任军委会北平行营主任，住在顺承王府。救国会成立以后，有许多事情我们须向他请示，要他支援，所以常有交往。这年冬季一个夜晚（时日记不清楚），我同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几个人往访张学良将军。会面以后，除谈些有关当前中日问题以外，还扯到东北的一些往事。那天晚上他特别兴奋，滔滔不绝，越谈越起劲，竟忘掉夜幕降临，由晚九时谈起，一直到翌晨早六时，窗已放亮、雀已出叫才中止，可以说是一次“竟夜谈”。在这一夕话中，涉及东北政治、军事、外交的内幕，有许多事情都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
有关张作霖之死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张作霖乘专车由北京返奉天，次日火车经过皇姑屯站至北宁、南满两铁路立体交叉地点，日本帝国主义者预先埋伏的炸弹爆炸了。张作霖受重伤气息奄奄，比及用汽车运到大帅府（即张作霖的住宅）后，军医处长王宗承，即邀请小河沿盛京施医院院长雍大夫（W. A.Dr.Young）为他诊治。不料雍到帅府时，张已停止呼吸，无法挽救。王宗承在施医院学过医，同创办施医院的英人司督阁（Dugald Christie）老大夫有师生之谊，同雍院长也是很好的朋友，常有往来。张气绝时，雍大夫正在场，亲眼目睹。当时王处长诚恳地嘱咐雍大夫说：“这件事关系太大，希望你严守秘密，如有人问时，千万不能说大帅已死，只能说负伤。”雍大夫为人尚忠诚，按照王处长的嘱咐，严守秘密。当驻在奉天的英国总领事问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关于张作霖遇难的情况，奉天的军政负责人已密报张学良将军，因此他就很快地返沈坐镇。诸事布置妥当，才发布张作霖死去的消息。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死了张作霖，但张作霖的生死真相外间都不明白，一切部署甚好，地方秩序如常，敌人阴谋未能得逞。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雍大夫因此丢掉院长职务被迫回国的事。一九三四年我出国考察，次年八月从美国到英国，经朋友介绍到英国北部爱丁堡地方去游览，住在一位英国朋友饶柏森大夫（A.Robertson）家里。饶在奉天施医院做过大夫，同我们许多老友，如高文翰、刘仲明等都是旧相识。在他家做客期间，他邀不少英国朋友——过去在奉天做大夫和传教士的——同我会见。他们大都会讲中国话，真使我有“他乡遇故”之感。雍大夫也在座。他在奉天时，我也认识。我问他：“你为什么回国，是否因为日本占领奉天的缘故？”他答复我说，那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我在张作霖被炸时，对驻在奉天的英国总领事说了谎话，就是按照王宗承处长所嘱咐的话说的。总领事认为我对大英帝国不忠实，不能再在那里继续工作，遂撤销我的院长职务，令我回国。当时雍大夫在爱丁堡执行医疗业，谈起往事不胜感慨。
枪杀杨、常的动机和经过
当张学良将军正式宣布张作霖死讯，讣告中外友好并定期开吊时，东北地方政府同东邻日本的关系是微妙复杂的，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者“夜杀其人，明坐其家”，但还要作假惺惺的国际上的外交周旋。日本政府特派前驻中国大使林权助[28]为专使，前来奉天吊张作霖之丧。实际上是衔有其他使命，意在促使东北地方当局更能接近日本，不同南京国民政府靠拢，保持过去半独立的局面，以便于他们继续控制这个地方，进一步实现侵占满蒙、侵占中国的大陆政策。张学良将军当时对这点很清楚，同日本帝国主义者有不共戴天之仇，但迫于情势又不能不隐忍相与周旋，其痛苦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林权助完成他的吊丧使命，返回日本，在东京车站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有记者问到东北情况。他回答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这个谈话载在日本各大报上，经张的秘书译成中文给张看。张在同我们谈话时说：“我不太熟悉日本的历史，但我对林权助讲话，却很注意。有一天，我从北陵别墅回城，路经鼓楼北，到商务印书馆，下车翻阅所陈书籍，恰巧看见有一本《东洋史》，内中载有德川家康一段事迹，乃购一册回去阅览。对德川家康这一段史实，阅览的特别仔细。”据张对我们讲，这段史实内容是这样：在日本幕府时期，权势赫赫的丰臣秀吉死去。秀吉的儿子继承了秀吉幕府大权。他虽年少英敏，但贪图享乐，不甚理国政，一切政务委其岳丈德川家康来执掌。当时秀吉的儿子想，他是能够控制他岳丈的，认为德川家康不敢对他有何异谋，因此假以实权，自己可以更自由自在地过享乐生活。不料后来德川突然发动政变，竟杀了秀吉之子，取而代之，灭了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张说：“看过这段日本历史，我当时在想，林权助他为什么说这番话？就联想到我们东北的内部情况。”他接着说：“老将死去（指张作霖）东北各军政领导人拥戴我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在这中间，有的是老将旧部，有的是经我培育出来的新干部，绝大多数对我可以说是真诚拥护的。但是因为我年纪尚轻（时张二十七岁），身体又不好，也有的对我轻视，甚至桀骜不驯，特别是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杨在老将掌政时，做过参谋长、总参议和三、四方面军团长等要职。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其原因很复杂，但郭对杨仇恨不满也是主导原因之一。郭失败后，老将对杨仍很信任，并畀以重要职务；而对我则因郭的叛变，时加斥责，不如过去那样相信。我同杨宇霆之间也有时意见参商。至于常荫槐先为军警执法处长，三、四方面军政务处长，后又任北宁铁路局长，确实是一个精明干练敢作敢为的人。也就因为这个，深得杨的器重和信任，两人的关系极其密切。他们对我总是抱着藐视态度，对我有什么请示和要求都带有强制性和威胁性。尤其是常荫槐倨傲无礼，飞扬跋扈，并没有把我看成是他的长官。但我对他们总是尽最大克制和忍耐。在我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时，还提升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当时万福麟为黑龙江省督办。常对万并不是相互尊重，遇事协商，而是傲慢不恭，轻蔑鄙视。他在黑龙江时，编山林警备队，本来不是正规军，但杨宇霆给以大力支持，能得到优良的装备。为什么要这样积极抓军队呢？不能不使人生疑。杨宇霆，在我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未安排他任何职务。一则因为他是老将的‘老臣’，地位很高，一时无恰当的位置。二则是我对他确有戒心。虽然东北军政重要措施，都征询他的意见，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但是并非信任不疑，这是事实。看到林权助在东京答记者问的讲话和我翻阅日本历史有关德川家康幕府时代的史实，联想到东北当时的政治情况，我有些感到不安。加以当时杨宇霆虽无任何职务，但东北军政要人多其门下故旧，趋承奔走，门庭若市，甚至国内各省军政代表到沈阳的，也多往访谒。他是一个在野的人物，俨然同我‘分庭抗礼’。尤其是当杨给他的父亲作寿时，铺张扬厉，车水马龙，东北大吏荟集其门，炙手可热，真是盛极一时。”他还毫不思索地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权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我应该怎样来自处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最后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除掉？事关杀人，尤其是要杀一个风云中的人物，一时是犹豫不决的。同时做这样的事，也很难同外人来商量。有一天，我偶然同我的夫人于凤至谈，试探她的口气。她表示极端恐惧，并坚决反对。以后我就好久不再同她谈了。一个晚上，在卧室中，我又同于凤至说：‘为这件事，我们占一课。古人说，卜以决疑，今天我拿一块银元向高处连掷三次，落地时，假如三次银元的袁头都在上面，我们就决定把他们杀掉，否则，我们就不杀。我来掷，你来看。’结果掷了三回，落地时，都是袁头在上面。但于凤至说：‘这不可信，因为银元两面可能有轻有重，袁头面轻，可能在上面。’我当时说：‘既然你以为这样不可信，那么我现在重掷。要三次银元有字的在上面，我们就可以做最后决定，仍然由我来掷，你来看。’结果三次银元有文字的又都在上面。我说：‘这样，我们可以下最后决心了吧？’于凤至仍不同意。以后我就不再同她谈这件事了。我当时在想，既要‘先发制人’，也要‘当机立断’。以杨、常两人当时的情况，我精神上感到极大威胁，此时不除，必贻后患。我对他们两人都恨之入骨，如芒刺在背，但程度还有不同：对常的处死决心下得早，而对杨还有些犹豫。同时又感到，如处决常而置杨于法外，杨必不服，还会别生枝节，不如一下斩草除根。因此才下最后决心，置杨、常于法。”杨、常同张家是多年袍泽，虽因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但张在当时内心确实是极痛苦的。正如王家桢《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文内所叙那样，处决杨、常之后，张对他说：“咱们可得真正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太对不起凌阁和翰香在地下了！”确是由衷之言。张同我们谈起这件旧事时，心情也是很沉重的。事后张就把这块银元保存在一个保险柜内留作纪念。
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一段秘密外交
张学良将军又谈到日本政友本党首脑床次竹二郎派代表来沈阳请求支援他们竞选事，当时索价是两百万元。张以兹事体大，乃同东北军政首脑人彻底商议。许多人都感觉日本这个强邻对我们节节进逼，重重压迫，特别是日本军人的蛮横无理，深感头痛，穷于应付。床次代表到沈来谈的条件，是这样的：假如能够支援一笔竞选费，政友本党就能够很有把握地获得这次国会选举胜利，将来出组内阁，保证日本政府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的态度，遵循正当外交途径来处理问题，决不采取军事威胁或运用任何暴力。我们经过商议，最后决定给床次的政友本党以经济支持，秘密进行，如能使日本对东北的外交关系得到暂时缓和，我们拿出一二百万元的代价，觉得还是值得的。因此，当他们代表来沈时，即先付给五十万元。
张学良将军在同我们结束有关这“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的谈话时说：“沈阳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军搜索我的住宅时，看见一个大铁柜内只放这两件小东西，一定会很感到奇怪。”王家桢同志已经就他的亲身经历，把这两件事写了出来。我也把三十年前亲身听到张学良将军所谈的情况补述在这里。
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
高纪毅
一九二九年一月，张学良处死杨宇霆、常荫槐，在当时是一件各方所注意的大事，也的确对当时的东北政治起了重大影响。张学良为什么要杀杨、常，外间传说不一。其实张同杨、常之间的矛盾存在已久，决不是偶然的事件。
张学良与杨宇霆、常荫槐之间的矛盾
张学良处死杨、常，有许多原因。首先，杨宇霆是一个自视甚高，野心很大的人。张作霖对他极端宠任，倚之如左右手，甚至将个人私章交给他，东北军政一凭他做主。杨宇霆也以诸葛自命，骄纵恣睢，不可一世。从第一次奉直战争以迄第三次东北军进关，杨一直左右着东北军政，真可谓炙手可热的人物了。
张学良对于杨宇霆之狂妄行径自然深为不满，但格于乃父，亦无可如何。杨宇霆兼任督办的奉天兵工厂，规模庞大，经费开支占东北支出第一位。但是这个举国闻名的兵工厂，竟弊端百出，贿赂公行。这是当时东北尽人皆知之事。为了促使杨宇霆觉悟，张学良特请得乃父的允许，另外办了一个迫击炮厂，由其讲武堂同学李宜春担任厂长。这个迫击炮厂组织规模小，经费开支少，但出品精良。即使如此，也未能丝毫打动杨宇霆。这是张杨矛盾的一个原因。
杨宇霆计谋多端，工于权术，他居心要在东北树立自己的势力。在王永江代理奉天省长时期，任用官吏都要经过王的选拔，杨无从插手。但从王去任以后，刘尚清、莫德惠继任省长时期，杨宇霆挟其威势，开始大量安插他的党羽，举凡各县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有缺即补，随后又进一步向吉林、黑龙江两省发展。于是东北政治人事大权几已尽入杨宇霆掌握之中。但杨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处心积虑地打算将他的嫡系日本士官派插进东北军，企图逐渐掌握东北实际军权。然而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吴俊升、张作相是张作霖创业的伙伴，各有各的门户，他是无法插入的。以精锐著称的三、四方面军为张学良、韩麟春所统领，杨企图插入军官也根本不可能。于是他引用日本士官同学于珍，建立预备军，大量储备日本士官派嫡系军官。他用盖有张作霖图章的命令通令各军，无论官兵出缺，一律不得自行填补，必须由预备军中调入补充。他认为实行这个办法，渐渐就会将他的士官系陆续插进东北全军，东北军自然就会全部成为他的势力了。郭松龄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密告张学良并竭力阻止这一阴谋的实现。杨自然衔恨郭松龄达于顶点，乃用尽方法图谋去掉郭而后快，以致郭最后倒戈。这是张杨矛盾的又一原因。
一九二四年二次奉直战争，东北军获得胜利，杨宇霆本毫无战功，竟出任江苏督办，但未经几时即为孙传芳、陈调元所逐，狼狈逃回奉天。一时东北军中窃窃私议，讥其无能。他为了图雪惨败之耻，竭力怂恿张作霖再次发动战争，以达到他重返江南的目的。张学良则主张休养生息。结果张作霖仍然听从了杨宇霆的主张，东北军第三次进关参加了内战。这时韩麟春因病，杨宇霆与张学良同任三、四方面军团长。杨一旦掌握了军权，兴高采烈，骄纵益甚，从奉天出发，他携带“张神仙”“马神仙”等四名术士，另乘一列专车，凡是作战措施，都要先经术士选择吉日吉时，始行采取行动。张学良颇不以他这种举动为然，不过由于劝阻无用，也只好听之。但事有凑巧，一天专车停在京汉线上的马头镇车站，突然一只白兔闯进车内，旋即逃脱。这些术士乃向杨说：“卯酉相冲，下午酉时必有不幸发生，赶快将车退出马头镇。”不期下午竟真有敌人骑兵冲入车站放火烧房之事。经过这一巧合，杨宇霆认为他有神机妙算的术士拱卫左右，越发滋长了他弄权的野心。张学良从此更轻其为人，而杨也不将张放在眼中，双方芥蒂愈来愈深。这是张杨矛盾的第三个原因。
张作霖就任大元帅之后，杨宇霆益见宠任，言听计从，因而得以进一步控制了军政重权。同时他又与掌握交通大权的常荫槐深相结纳，成为死党。但张学良亦有他的雄厚的力量，当张作霖在世之际，杨、常虽极尽骄慢恣睢，然碍于张作霖，因而同张学良只有暗斗而无明争。不过张同杨、常之间的矛盾根子，已经很深了。
张作霖死后张与杨、常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只身[29]化装士兵，搭乘兵车驰返奉天，在危疑震撼之际，稳定了东北局面。但此时内部人心惶惶不安，外有日人的虎视眈眈，忧心如煎的张学良迫切需要左右悉心襄赞。同时他更认识到：御外侮，报父仇，必须首先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始克有济。但杨宇霆返奉天之后，俨然以父执自居，同常荫槐勾结一起，拉拢文武官吏，多方阻挠张的政治主张，企图操纵整个东北政治。张学良先后要他接替吴俊升遗下的黑龙江军务督办，征求他担任吉林方面重任，他都表示不就，只是整日在小河沿杨公馆接纳各方面官僚政客，指手画脚，气焰逼人，大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之概。一时奔走钻营的人士从之如云，小河沿杨府无形之中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而且杨是日本士官出身，同日人一向有所拉拢，此时更是信使往还不断，因而引起外间种种揣测，张学良自然也完全明白。接着许多新的矛盾陆续产生了。
杨宇霆此时，除军队未能如愿掌握外，在政治、交通各方面已获得颇大的伸展。他为了实现夺取东北政权的野心，处心竭虑要将辽宁全省警察权掌握在手。当时我任警务处长，他为了将我排除出去，乃以哈尔滨中东铁路地亩局为东北一重要收入机构为理由，向张学良推荐我前往担任局长。张学良同意后，杨遂推荐他的私党兴友章接替警务处长。我去地亩局两个星期，忽又接张学良的电报，命我立返奉天。我星夜回奉天面张，张嘱仍立刻返警务处任职。这是张学良识破了杨宇霆的用心，故又作此改变。此事惹起杨的大不高兴。从此在安排人事方面，张杨双方更分外戒备起来了。
当时的东北政局中，新老派系对张学良都是忠实的。杨宇霆对于旧派根本不放在心上，独对在张左右的所谓新派如鲁穆庭、张振鹭、荆有岩和我等亲信，都视为异己分子，尤其对我视为眼中之钉。而我们这些人又都是当时在张学良周围的重要官员，杨要彻底控制东北实权，必须将我们调离张之左右。但是他第一步要排掉我的阴谋既为张学良所识破，计不得售，于是改变方法，凡是当时新发表的县局长以上的官员，他都一律召见，优礼有加，进行拉拢，言语之间且流露出东北军政大计今后要靠他来决定的意思。这样，自然使张学良察觉到杨宇霆内心深处究竟是要做什么打算了。
这时日本人在奉天所办的《满洲报》，突然想出一个举办一次东北民意测验的花样，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要读者每日填写东三省军政长官一人及辽、吉、黑三省主席一人，剪下寄该报馆。杨宇霆利用这一机会，派人大量购买该报，将选票填上杨的名字，陆续寄给报馆，每日几达数千份之多。杨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借此表示他是民意所归的人。事后，由杨府卖出的废报纸达数千斤之多，这一秘密始为外间所知晓。张学良知道这件事后，心情如何，是可以想见的。
东北军退返关外之后，因兵员众多，经费维持大为不易，为了紧缩开支，首先将军长以上的将官一律改为军事参议官，成立参议官会议，决定裁减兵员办法。张学良这时已染有嗜好，每次参议官会议开会，他都不能经常坐在会议席上，离开时均由杨宇霆担任主席。每当张学良随时下楼询问情况或有所主张之际，杨辄加以制止说：“你不知道，你不要管。”这样的喧宾夺主的情况，实在到了“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此外，杨经常在背后对人说：“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来必会自毙。”张对此岂能容忍，可能就因此种下了杀机。
杨、常之间，紧密勾结，已为众所周知。一次他们二人共同见张，谈及要扩充兵工厂。张表示东北目前财政支绌，各方面都在裁减经费，兵工厂亦应随之紧缩，何能再事扩充；纵或必须扩充，则财源从何处得来？杨闻之，毫不思索地表示铁路方面可以月拨若干。张转询常荫槐，常立即慷慨应允。张顿时忆起不久前他曾向常要求由铁路筹拨若干款项补充军费，遭到常悍然拒绝之情景，相形之下，安能不动于心？后来张将杨、常一并处死，应该说这是肇因之一。
一九二八年秋，杨宇霆为其父祝寿，小河沿车水马龙，盛况为沈阳向所未有。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系都派有代表来沈祝贺。日本政界要人亦派有代表前来。东北地方官吏更不消说了。庆寿之日，张学良前往祝寿，杨竟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对杨亦恭维备至，谀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所能堪？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颐，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
常荫槐既掌握东北铁路交通大权，又兼任黑龙江省省长，飞扬跋扈，专横擅权，丝毫不把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放在眼里，并且建立全省保安队，添购大批新式枪支，作为他自己掌握的实力。万福麟自恃系张氏姻亲，又在元老之列，自不甘心，曾屡次来沈阳向张学良哭诉。而东北旧派元老们，鉴于杨、常势力急速增长，唯恐危及自身，也不时向张进言。
张同杨、常之间更为突出的矛盾，是张学良主张与国民党合作，立刻易帜，而杨、常则阻挠同南京合作，反对挂青天白日旗。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张学良与杨宇霆、常荫槐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愈使局势分外紧张。有识者都深知东北政治内部隐忧重重，迟早将会发生急速变化。事实果然如此，紧接着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之后，一场事端终于爆发了。
处决杨、常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他们的理由是，中东铁路自恃系中苏合办的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了。张学良当时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故此事须从长计议。杨、常则坚主即刻决定，并取出已经写好的便条，要张签字。张最后推托说，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容待饭后再作决定，并留杨、常晚餐。杨表示临来之际，已告家人回去用饭，还是回去吃了再来。于是杨、常相率辞去。
他们走后，张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方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的。”我于是配备六名卫士，由我同张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荃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人进来，不许人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常）。一切布置完毕，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察官由我署名。我率人彻夜工作，通宵未眠。翌晨天还未明，张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钧、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这些人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他将笔丢下，起身要走。我严肃地警告他说：“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但仍未动笔。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南关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人亲友吊祭。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但转瞬人心即趋安定。仅孙传芳当日晨间离开张府后，即密往日租界车站乘车前赴大连。
当杨、常晚饭后二次进入张府之后，直到午夜二时许，杨家人仍不见杨归来，乃要求术士张神仙用法术探听杨的行止。张神仙作了法术后，告杨家人说，他已经派了天兵天将去看过，杨正在大帅府打麻将牌，可能要打通宵。杨家人深信不疑，安然入寝，直到翌日陈尸南关姜庙，始明真相。这就是后来人们讹传张学良借邀请杨、常进府打麻将牌而处死杨、常的由来。
下面附带谈谈杨宇霆的性格及其野心形成的根源。
杨宇霆自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初在奉天兵工厂做一名副官。他因同我的哥哥有同学的关系，经常于公余之暇到我家闲谈，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他的抱负和野心。他时刻在研究对待张作霖的办法和钻营的手段。因为他摸到了张作霖的性格，所以渐渐取得了张作霖的赏识，倚之为左右手，宠信不衰。他认为除了张作霖之外，东北系统中是应该以他为首的。例如一九二六年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大元帅之后，杨曾策动奉天省议会议长范朗清纠合一些省议员，组成请愿团到北京去见张作霖，建议发表杨宇霆主政东北，以固根本。但这个建议终为张作霖所拒绝。范朗清等又转到驻节保定的张学良那里，企图推动张学良起而赞助。张学良亦未为所动。当时我是三、四方面军副官处长，曾被指定负责招待这些人士。在同范等谈话中，我表示东北地盘是张作霖的根本，如果需要委任大员，当然首先要考虑少帅张学良，其次可能考虑他的忠实伙伴张作相等人，老将处事到时候是有他自己的主张的，决不会轻率从事。这些人听了之后，也认为诚然如此，并流露出他们此行不是主动的，言外之意是说，他们是受杨宇霆之托而来的。
前面叙述过，杨宇霆千方百计地想将势力伸展到军队中去，但始终没能如愿以偿。一九二六年当他继任三、四方面军团长时期，认为这将是有机可乘了。但张学良特别郑重地关照过我，但凡人事任免调动的文电，一律不要送给杨宇霆批阅，以免他乱安插人。这样，杨的企图便无从得逞。迄至东北势力退归关外之后，他又转而拉拢负责领兵的高级军官。一次有一位董旅长（忘了名字）要买私人住宅，到处借钱。杨宇霆知道了这个消息，便主动将他私有的一所居产赠送给他。后来张学良闻悉此事，立刻将董旅长免了职。不过这并没有使杨宇霆有所警惕，他多方面拉拢的手段也没有有所收敛，仍然是一意孤行，骄矜狂妄，终于遭到杀身之祸。
杨宇霆如此狂妄，与江湖术士的怂恿也有关系。当他盛极一时之际，在修造法库家乡的祖坟时曾发现一个石像。他的四名术士异口同声告诉他说，这是有“九五之尊”的征兆。他之所以如此野心勃勃，显然这种迷信思想是起了作用的。
张学良与杨、常事件（一）
刘鸣九
杨、常事件，是张作霖被炸之后东北集团中的一次重大事件。由于张学良解决了他同杨宇霆、常荫槐间存在的矛盾，才使他能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平稳地掌握东北政权。
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主要是张、杨间的矛盾。而张、杨的矛盾，又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在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矛盾不断发展，不断激化，最后到了两者不能并存的阶段，遂演成东北集团内部的流血事件。
杨宇霆任军团长的经过
镇威军[30]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是东北军中实力雄厚、装备精良的一支部队。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军团撤出关内以前，除拥有将近五十万的正规军队，还管辖京兆所属的二十四县，察哈尔、绥远两省和河北省（当时是直隶省）东部的滦县、卢龙等十个县，河北省北部的口北道全区的行政，以及京奉、京汉、京绥三条铁路的交通。它当时确在起着左右东北军全局的作用。
军团设军团长二人，一为张学良，一为韩麟春。韩自一九二七年初冬，于回沈阳期间突患半身不遂症，即留沈医治，军团内部从未闻对韩有更替之说。
大约在一九二八年的二月初，我从保定[31]因公回京，次日张学良亦从保定归来。当晚正值旧历除夕，张在他的住处中南海万字廊宴请军团留京各处长和个别的在京将领。当时参加宴会的有军械处长兼留守司令周濂、秘书处长刘鸣九、军法处长朱光沐、军医处长李树德、政务处长张济新和炮兵司令邹作华等。饭毕张先离席。张的随从副官谭海走进室内向大家说：“请各位先到客厅休息，过一会军团长还有事同大家商议。”大家进入客厅后，见每个座位的前面桌上都放有金币三枚（是张定制的），大家体会到这一定是给每个人的压岁礼。接着张入室就座说：“今晚除了同大家同度除夕，还有事和大家商量。芳辰（韩麟春的别号）的病短期难望痊愈，大元帅府要派人接替，大家想想，谁来合适？”大家听了这一段简短的谈话，一是感觉事情来的突然，一是认为更易主将怎能谋之于部属？一时面面相觑。我为了打破这个沉寂局面，便说：“韩军团长这个职务是否有更换的必要？”张说：“这是大元帅府的意思。”我紧接着说：“韩军团长是东北的名将，同军团长共事甚久[32]，为了顾念前劳，他这个军团的缺应当予以保留。”张听完后，摇了摇头。我又说：“这样如果不行，我看还有一个办法。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实质是一个军团，韩军团长本身没有一兵一将，他在军团完全处于协助地位。现在他既因病不能任职，可以报请大元帅裁去一个军团番号，待他病愈，再请恢复。”张说：“军团番号不能轻易裁撤。韩军团长的职务势在必换，这是大元帅府的决定。”我听张一再表明这是大元帅府的决定，意识到此事必与杨宇霆有关，可能要从军团外部派一个同他有关系的人来。我就说：“如果一定要换，从军团的高级将领中也可以选拔出来。”张问：“你说的是谁？”我说：“高维岳不就很合适吗？他是第九军军长，又兼任张作相军团的副军团长和察哈尔都统，还是二十七师[33]的旧人，论资格是可以提升的。”张说：“不行，只靠这些条件没有用。”这时，朱光沐和另外的人也讲了些不必更换的话。张说：“你们提的办法全不行。大元帅府对这件事酝酿已久，并且提出过接替的人。第一次提出的是鲍霆帅[34]，以后又提出于一之[35]，这都成为过去。现在麟阁想要来。”我说：“杨督办能分开身到军团来吗？”张说：“麟阁的地位很高，可是从来没有带过兵，现在想要抓抓军队。”这时在座的不少人都说：“杨督办是老将的总参议，又要当军团长，他怎样来处理两边的事务？他来当军团长实在不合适。”张说：“你们讲老将离不开他，他也不应当来，可是他却想要来！你们要知道，我和老将是父子关系，同时又是长官部属关系，我不能事事都直接找老将，有些事必须履行公事手续，按公事手续办，就越不过麟阁这一关。例如，我们请领军械弹药等事，如果他和我们为难，我们自己就不好解决。因为这种关系，他既然要来，我就请他来。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抓军队，看看我的部下到底能不能叫他抓去！”张在这时的心情，似陷于极端苦闷之中，又存有准备较量之意，话谈至此，问题已经揭开，大家觉得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可是张还要求大家就此事继续谈谈。大家只有反复讲一些杨不应到军团来的话。这时谭海进来说：“张督办（张宗昌）专车快到了，军团长是否前往迎接？”张说：“告诉车站，先不发给路签，叫专车等一会进站，我就去接。”说完以后，依然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少顷，谭海又进来说：“车站来电话，张督办派副官进站质问站长，为什么不放专车进站，要打站长。军团长要上站就快去吧！”此时，张才起身离座，临行还嘱咐大家不要走，他马上回来和大家继续谈下去。大家认为再谈也谈不出什么了，便各自散去。次日听说，张从车站出来后，即同至张宗昌家中，当晚并未回来。
张对杨的防范
杨宇霆继任军团长数月后，东北军因战略关系，开始向关外撤退。由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军团亦较原定撤退时间提前。军团第一步撤至滦县，司令部设于滦县师范学校内，张和杨宇霆、孙传芳等住在滦县北山一所庙宇里。这时张作霖被炸身死的消息，在军团的负责人间已成公开的秘密，但每次到山上去，从未闻张、杨在谈话中涉及此事，而张在杨的面前，依然谈笑自若。一天，有电报送给张看，其时张、杨正在住室之厅堂内对坐谈话，张批阅后，又给杨看。杨看完电报，又略谈数语即离座而去。张遂引我到他的卧室内，只说出“大元帅”数字，便倚窗而立，泪落如雨，边哭边用手指向衣架的面巾，我会意，就摘下来递给他。张一面拭泪，一面侧身隔门外窥，意盖惟恐为杨所知。从此不难看出，张对杨既处处不肯示弱，而又时时加以防范，矛盾越来越深。
军团在滦县驻了不久，就又移至山海关。杨宇霆偕秘书及亲随人等住在昌黎县的北山上。这时张已杂坐于兵车内返回沈阳。张到沈后，曾两次派亲信随从副官给我送来他的亲笔信，信面上都写的亲、密启。第一次的信写的很长，开始说，此函可交志一（军团参谋长鲍文樾）一阅。信的内容，约略记得第一部分是叙述奉天当时的情形（这时已宣布张作霖被炸身死，张学良已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第二部分是询问前方的情况，第三部分文字不多，但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就是告诉我和鲍文樾要严密注意杨军团长的行动，并且谆谆嘱咐一定要把他看住。第二封信距第一封信仅隔两天，信内是写给我和鲍文樾两人的，内容比较简单，主要的还是命我两人把杨看住，并且强调说，这是交给你们的任务，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封信到后不久，杨即回沈。我和鲍文樾也如释重负。
张、杨在沈阳的情况
杨宇霆由前方回沈后，张即将我召回，准备派我接任奉天实业厅长，但未正式决定。两三天后，黄显声和张的侍从医官马扬武都先后向我说：“总司令昨晚在杨公馆已经征得杨督办的同意，派你接任奉天财政厅长。”当时并未置意。以后发表我为实业厅长时，见张请训，张说：“本来已经同麟阁商量好了，派你接财政厅，到了保安委员会开会时，麟阁又同常荫槐一道借口你年轻而加以反对，你还是去接实业厅吧！”言下颇露不快之意，当年秋季，我因患腮腺炎在家疗养，给张写一封请假的信，意在备案而已。张当时派人送来一封回信，封面写“鸣九亲、密启”，在“亲，密”两字右旁画了促起注意的许多黑圈。及至拆阅，一纸信笺，寥寥数语，只是嘱令安心休息，不必着急的慰问之词。阅至信末，有一行小字，也在右旁画了许多黑圈，原文已记不甚清，大意是：“你不要不高兴，我一定有办法，将来你会明白。阅毕付丙。”初看不甚理解，因为我并非故意称病，也没有对我的安排不满，怎能谈到不高兴呢？又把这几句话联系起来想了一想，这可能是暗指杨、常反对我任财政厅长的问题，此事使他感到难堪，也使他更加感到杨、常的跋扈，因而越发激愤。
杨、常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间，张的夫人于凤至在帅府内亲自对我说：“这件事情真是逼出来的！你们军团长虽然和他们处不下去，可总是下不了决心，还总是想要把事情缓和下来。他从前方回来以后，我们两人几乎每天晚间都到杨督办公馆去，这不很明显吗，同人家去联络感情呗！以后他又让我和杨的三姨太太拜干姊妹，他亲自给我写的兰谱，又备了一份厚礼，派人送去，这位杨三太太倒还愿意，可是她同杨督办一商量，却说不行，行辈不对（杨自居前辈，实际上是对张蔑视）。结果，只收一部分礼物，将兰谱和大部分礼物退回。你看，杨公馆的门槛有多高啊！”张、杨的关系就在这样复杂情况下不断发展变化，而每一发展变化，都增加了矛盾的尖锐程度，也促进了张解决矛盾的决心。
杨、常死后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我正在家中晚餐，连续接到张的侍卫副官长谭海的三次电话，告以总司令有要紧的事情，请马上就来。未及饭毕即匆匆前往。到帅府后，迎面遇见了卫队统带刘多荃，未及多谈，就径至张的卧室。张正仰卧床上，看我进去就坐起来说：“我们出了事了！麟阁和老常叫我处置了，你看怎样？”我说：“这是必然的结果，办得很对。”张嘱令赶快打出两份电报，一份给蒋介石，一份通电全国。我请示他电文的大意。张说：“不外指陈他们两个人的罪状，荣翕生（荣臻，总司令部参谋长）也来了，你们可以研究。”这两个电报当夜就已发出。当时深夜被召入府的还有臧式毅（兵工厂总办）、米春霖（原军团兵站处长，当时是东省铁路路警处处长，因事在沈）、周濂（总部军务处长），指派他们去接收被杨宇霆掌握多年、形同己有的兵工厂，并调升臧式毅为督办，派米春霖为总办，周濂为会办。
次日晨，张又命我再发几份电报，一份是给东北军内部，一份是给南京各部院，另一份可能是给被派即往南京见蒋、当时尚在天津的胡若愚。同时张还要招待记者。出席的记者名单都经他同意，有的还自行指定，可是因他过于疲倦，想要休息，命我代为接见。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就在考虑对记者如何措词，考虑到记者尤其是日本人所办报纸的记者可能提出哪些问题，如果提出，如何答复，因此无暇草拟电稿（到记者来时，张尚未休息，竟亲自出见）。这时总部秘书长郑谦在惊悸之余，正独坐办公室内。郑与杨的关系本极密切（杨任江苏军务督办时，郑任省长），当张向保安委员会各委员宣布杨、常事件时，郑曾责张“事情办得鲁莽”，张仅一笑置之。我知张已决定除杨、常外，绝不株连，我就找郑，并同他说：“总司令嘱拟几份电报，你看怎样处理？”郑答：“你的意思是否由我来办？我可以办。”我就告以发电的处所，电报的内容，并告以昨夜曾发两份电报，可向电务处调阅原稿作为参考。然后向张说明电报已由郑草拟了。
这天傍晚，到府里来的人均已陆续散去，张亦拟入室就寝，我也行将离去，忽然想起常荫槐的省长遗缺尚未正式发表继任的人，可能是总司令一时忽略了，遂将此意向张提出，答以“派老万兼任”。当即直接致电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兼任省长。从前一天的傍晚到这一天的黄昏，在这将近一昼夜的时间里，是杨、常事件的最后一幕，也是张与杨、常矛盾的全部解决。
张学良与杨、常事件（二）
刘鸣九
杨、常事件是张学良前半生遭遇中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一事件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有其近因，也有其远因，由于张与杨、常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最后达到激化，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我所知的远因有：
1.奉军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鉴于旧式军队之不可恃，为雪战败之耻，决心对他统率的军队进行整顿改革。改革以张学良的陆军第二旅和郭松龄的陆军第六旅（原为第三、八两旅）为试点。这两个旅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已开始任用正规军事学校出身的人为军官，及至战后，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已大部由军校学生所代替。其中一部分是陆军大学出身，多数是保定军官学校和东北陆军讲武堂出身，也有少数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从此奉军中逐渐形成以杨宇霆为首的日本士官派和以郭松龄为首的中国陆大派。张学良由于个人所处的少帅地位，表面上只能是不偏不倚，但因郭松龄是他最得力的助手，郭的意见常常代表他的意见，他本人是讲武堂出身，以后又是该校监督，随着他的部队不断发展扩充，讲武堂出身的军官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所以实际上他是站在陆大派一边。陆大派人数多，但绝大多数处于中下层，影响较小；士官派人数虽少，大多数处于上层，可以参与决策，甚至可以掌握决策，能量很大。士官派虽然轻视甚至排斥陆大派，但在平时还能相安无事，一遇机会，双方矛盾便显露出来，突出地表现在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出力最多。战后郭松龄功高不赏，遂致引起不平之鸣，双方矛盾，终于爆发。当郭松龄在滦县通电反奉乘胜东进时，张学良临时聚集部众，沿巨流河布阵，并无必胜的把握。就在这时，他对郭的反奉行动虽表反对，但在同其部属谈话时，从无一言对郭斥责。当时张学良既面临郭军的节节进逼，又受乃父的不断责骂，只有苦在心头。战事虽以郭松龄失败告终，但郭部的魏益三一个军，由于远在山海关，已另寻出路；在前方作战的郭军部队，虽重归张学良掌握，但士气受挫，武器装备遭到损失，这都不能不使张感到痛心。由郭松龄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看来已告平息，但横亘在张、杨面前的鸿沟却加深了。
2.一九二五年冬，在郭松龄反奉之前，奉军将同冯玉祥的西北军作战，张作霖成立了冠以镇威军名称的六个方面军团。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团的军团长，上将军公署以张作霖的名义发表于珍为第三方面军团副军团长，张学良虽然接受于的任命，但于却始终未敢到职。于珍是士官派的中坚人物，早年曾在吴俊升的二十九师任参谋长、旅长，以后任奉天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他和张学良所属部队从未发生过关系，他被任为副军团长，纯系杨宇霆由派系出发，为了插手张学良的军队而作出的决定。如果第三方面军团需要设置副职，当然舍郭松龄莫属，于珍深知他如到职，必定遭到郭松龄的强烈反对，所以不敢到职，这一任命随着郭松龄事件的解决，第三方面军团和第四方面军团进行联合也就自然失效。但它却在士官派与陆大派或者说张学良和杨宇霆间刻下一道裂痕。
远因如此，近因又是如何？
1.张学良接管东北军政领导权后，面临的问题是“东北向何处去？”为了图存，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处于苏联和日本两大强邻之间，日本侵略成性，蓄意吞并满蒙，这是他所深知的，他如投靠日本，无异引颈就索，甘心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所受折磨或将远过其父，况且杀父之仇更是使他不能容忍。苏联虽然相距较远，又不像日本那样咄咄逼人，但在意识形态上，他还没有觉悟到肯与苏联接近，而且他也不敢接近。在举世反对赤化的喧嚣声中，他如接近苏联，在国内首先要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反对，就是在东北集团内部，能取得多大程度的同情，也还是个疑问。在国际上，必然受到英美西方国家的指责，更严重的是日本为了自身利害，岂能坐视不问。因而这两条路都是他所不能选择的。就当时形势而言，为了摆脱孤立处境，唯有与南京政府合作之一途。他平时在谈话中，曾强调国家必须统一，他说，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当时，蒋介石既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又握有较大的实力，在东北易帜以前，就不断派国民党的高级人士张继、方本仁、何成浚等来沈曲意拉拢，张的主导思想是国家统一，而现实处境又无别的道路可走，所以终于形成合作局面。同时，“向何处去”的方向既定，还需要安抚人心，稳定内部。首先对武将中的父执前辈均委以重任，如汤玉麟任热河都统（东北易帜后改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张景惠任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张作相和张作霖的关系极为密切，一向受到张学良的尊重，仍由他继续担任吉林军务督办兼省长（易帜后改任吉林边防副司令兼省政府主席），并且更加倚重。同时裁撤各军军部，原任军长均改任军事参议官晋升为上将，给以优厚待遇。文官中的名流耆宿如袁金铠、王树翰、刘尚清、莫德惠、刘哲、翟文选等均安排为东北最高行政机构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易帜前为保安委员会），翟文选还任奉天省省长（易帜后改任辽宁省政府主席），王树翰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和东北边防长官公署秘书长。常荫槐以资历而言，并不能跻于上列这些名流耆宿之列，但由于杨宇霆的大力支持，任为黑龙江省省长。而使张学良最费心思，最感难于措置的是杨宇霆。在三、四方面军团没有撤出关外以前，张、杨的矛盾已是愈演愈烈。可是当张回沈后，为使他接管政权能够顺利无阻，他就不能不重新考虑对杨的关系，是否想同杨诚意修好，未便妄加揣测，但亟思屏弃前嫌，团结合作，则并非虚妄。据王树常（日本陆军大学出身，曾任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杨出任江苏军务督办时，一度代杨任张作霖的总参议，后任军团第十军军长、北平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杨、常事件解决以后对我说：“张于回沈接管政权之初，有事常向我咨询，并在两人的各自寝室内装有直线电话，常于深夜通话。一天，张找我面谈，拟任杨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嘱为征求意见，并从旁劝驾，结果遭到杨的拒绝。接着又命我就商于杨，请其到欧美各国考察，依然遭到拒绝。”张对杨是既不能令，杨对张也绝不受命，张的卧榻之旁能不能任其酣睡呢？当时，杨是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仍兼任奉天兵工厂督办，对于部队请领武器弹药，卡得很严，有时甚至借口不发。但对常荫槐在黑龙江新成立几个团的山林警备队所需全部武器，却是如数发给。黑龙江既有正规国防军，又有省防军，常的此举，既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更引起当时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的极大反感。常荫槐由于得到杨宇霆的支持，其为人处事一贯骄横。仅举两件事可窥一斑：一九二七年春，三、四方面军团出兵河南时，于珍的第十军被土著军队袭击溃败后，军团令赵恩臻的十一军星夜渡河，需用的列车，责令当时任交通司令的常荫槐即时调拨，不能稍有延误。可是常在输送于珍军队时，非常迅速，赶到输送赵恩臻军队时，车辆调拨迟缓，数量也不足，主管作战的参谋处用军团长的名义电令严催，并加斥责，这本是应当的、合理的。不料常在发给张、杨两军团长的复电中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对他为难，竟有“勿听一二佥壬（小人之意）之言”的话，张学良没作表示，韩麟春看完电报后拍案大叫：“常荫槐在给上级长官的电报中，竟敢撒野骂人，这是为什么？”张学良从旁说：“他们同事之间吵嘴，算了，商量正事吧。”另外一件事是在解决杨、常事件前不久，常由黑龙江来沈后，一天，见张时，要求罢免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以刘哲接任，常一手持笔，一手拿一便条，逼张下令，张不允。杨宇霆虽不似常荫槐那样粗暴蛮干，但他对张学良的轻蔑，并不因张身居高位手握重兵而稍存顾忌，不仅在东北易帜这样重大问题上横加阻挠，在奉天省厅长一级的人事安排上也滥施干预。张到此时，虽然表面依然容忍，实已暗蓄杀机。
2.导致张、杨矛盾爆发的最后因素，是杨宇霆为他父亲大办生日。事先，他的法库同乡好友李友兰（当时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曾任省议会议长，洮昌道尹）知道这样办极易遭人嫉视，于杨不利，就主动地对杨说：“老太爷办寿，可以回法库去办，你如同意，由我主持一切。”杨坚决不允。杨父的生日，是在一九二八年旧历年前某日，杨在小河沿附近青云寺胡同的私宅，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头一天是迎寿。晚间我和省政府委员邢士廉、旅长黄显声等先后来到杨宅，一进西院客厅，只见高级文武大员正在围桌赌钱，我们几个人在一旁喝茶聊天。不久，听杨的副官在门外高喊：“督办下来啦。”杨入室后，围桌赌钱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肃然起立，直到杨与室内来客一一周旋后，人们才就座。隔不久，杨的副官又在门外高喊：“总司令到。”还是那些围桌赌钱的人，少数离座起立，多数是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这种情景，我只是看在眼里，但总会有人对张去说。第二天是正式祝寿，自晨至暮，贺客盈门，全省以及吉、黑、热的文武要员几乎无一不到。张学良身临目睹，能不忆起除夕之夜在万字廊会议桌上说过的“杨不是要抓我的军队吗？看看我的军队能不能被他抓去”的话，还能有多少把握？在此以前，他已知杨用重金收买他的将领，当军团尚未出关，杨独居昌黎北山时，曾临时调一旅长在他那里工作，杨赂以现洋五万，事隔不久，被张发觉，但未动声色。后因此人克扣士兵给养，被张撤职关押，俟经有些人联名向张求情，才予释放。在张回沈后，杨又对一个旅长赠送现洋五万元，此人立即向张报告，张说：“他既给你，你就留着用吧。”所以张在此时，深感对方谋我日亟，唯有早作决断。
张学良下了决心以后，就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午后找高纪毅、王以哲、刘多荃和谭海四人计议如何进行。高纪毅说：“杀人的事，说办就办，说办不办，必有后患。”因此更坚定了张的决心。这天傍晚，杨、常到帅府后，由高纪毅出面周旋，等到最后准备工作做好以后，高纪毅再度入室宣布罪状，同时由谭海率领几个副官将杨、常处决。第二天将杨、常尸体裹好用车送交本家，接着派人向两家进行抚慰，并各赠丧葬费现洋一万元。有人说，处决之后又去抄家，绝对不确。一九三〇年张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后，任命常荫槐之侄常秉彝为山西省建设厅长。
当夜，张邀请在沈的汤玉麟、臧式毅（兵工厂总办）等多人说明对此事采取断然措施的原因。又邀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来谈，内容不详。
张学良处决杨、常前就商于高纪毅、王以哲、刘多荃和谭海四人，是各有作用的。这四人中，负实际处决任务的是谭海，刘多荃当时是总部的卫队统带，负有当然的警卫责任，至于高、王，除因高是警务处长负有全省治安之责，王是第七旅旅长，担负守备城防任务以外，更重要的是利用他们对杨的不满。高同郭松龄早有旧谊，郭反奉时曾任旅长，郭松龄事件平息后，参与郭军方面的将领一律不予追究，并都做了安排，惟有高纪毅长期弃置不用。按照任免程序，军团处长一级的任免，无需先经大元帅府的批准，高的不予安排主要是杨宇霆在张作霖面前说高的坏话。经过军团部的同事们请韩麟春代为疏通，高纪毅才于一九二八年春重回军团任副官处长。在高任警务处长后，有一次，我问他：“听说你常跑杨公馆，有这事吗？”高说：“有。”又说：“不这样我就无法自我保全。”王以哲也是对杨不满的。一九二八年春王任十九师中将师长，驻防距保定不远的望都县，一天夜间，自家的军队互相射击，打了一夜，天明才发现是误会，杨认为这是王以哲的失职，予以降一级留用的处分，王以哲两个多月没戴军衔，感到难堪，不久，这个处分撤销，但王对杨始终不满。
杨、常事件的解决，标志着东北军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已经结束，使张学良能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可以较平稳地掌握了军政大权。同时，士官与陆大两个宗派的矛盾亦不复存在。
张学良和孙传芳的政见分歧
任作楫
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组织的北京军政府宣告结束了，东北军陆续撤退至关外。当时的军阀政客如孙传芳、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都在奉天。而以做过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最为张学良将军所礼遇，帅府（张学良住宅）内设有孙联帅办公室，位列上宾。与张过从甚密。此时我由日本留学回国不久，充任张学良将军随从医生。一日，张令我暂随孙联帅服务，我即随孙到其官邸。孙住在商埠地齐宅，为一所二楼西式房，我的住室与孙相对。从此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我又做了孙的随从医生。
在奉天时的地位
孙在奉天，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由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是专车，有米春霖、王烈诸人同行。我私问孙到前方去做什么。他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及至前方军事结束，杨宇霆回奉天后，孙白天仍到帅府，夜间多赴杨宅与杨周旋。但他向不访晤别人，即万福麟来谒，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一日，孙对我说：“现在要成立一个屯垦委员会，由我主办。”并说：“希望你去当兼任秘书。”我当即婉辞。此时孙很高兴。但这个委员会筹备不久，又发表邹作华为“兴安区屯垦督办”，他的梦想不过昙花一现而已。
有一次，我们一同到杨宅，刚坐下，杨宇霆说：“阿斗为何还不见来？”少顷，张学良将军亦到。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每晚均到杨宅，与杨极力周旋。在归途中，我问孙：“阿斗是谁？”孙笑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们总司令。”我说：“为什么这样称呼？”孙说：“他一向是这样说法。”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默然不语。
出走大连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杨宇霆、常荫槐伏诛。翌晨孙仓皇出走大连。十日晚上，我回家住宿，十一日早四时许，孙忽派车来接。我到孙宅后，见孙衣冠楚楚，立在寝室外间的小客厅里，不觉惊奇，问他说：“联帅还没睡吗？”他说：“我适由帅府回来，你知道这件事么？”我实际并不知道，顺口答曰“知道”。孙说：“汉帅（指张学良）英明，做一番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能镇压得住么？”我即问：“几个？”他说：“只两个。”我又顺口说：“我听说是四个。”他说：“只杨、常二人而已。”在他未说出人名之前，我已想到一定有杨宇霆，因为他太专横太骄傲了。我又问他赴帅府的经过。他说：“昨晚我被邀至帅府，汉帅一见我就说：‘馨远（孙字），我又放了一炮。’我问他什么事。他说：“麟阁和翰香被我处决了。’我即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行么？杀得好！’以后我们便商量怎样宣布他两人的罪状和向南京发电的措词。”继而孙又向我说：“杨宇霆取死有道，他与汉帅的关系，究竟是君臣，还是朋友。如果是君臣，就应该北面而朝之，以部下自居，如果是朋友，就应该洁身隐退，仅备咨询。而他现在要居于汉帅之上，事事过问，甚至对汉帅发号施令多所阻碍，真是古今中外所少有的，怎能不死？”他引经据典讲了一大篇道理。最后说：“东北局势已定，我一定帮助汉帅做一番事业。”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直谈到早八时。他嘱我上班，我也劝他休息，乃散。
我上班后，总觉心中有事，匆匆料理一些处务，于十一时回到孙宅，见楼下物品似有移动模样。急问究竟，始知孙已搭九时火车赴大连。但他的家眷未走，遂上楼见孙太太。她说：“大连方面（指孙的另一位夫人）来电说，患病甚重，联帅到大连看她去了。”我才恍然大悟，孙之所以催我上班，不令我回室小睡者，原来为此。我出孙宅即到帅府，向张学良将军报告一切。张乍听之下，诧异地说：“他没有什么呀，何故走去？”又问：“他的家眷呢？”我说：“没有走。”张绕室沉思少顷，忽抬头问我说：“你看呢？”我说：“孙白天到府里来，晚间到杨宅去，他认为东北只有两个人，要两面交好，旁的我没有看到。但是，他不能不多心啊！”最后，我问张：“我是否由孙宅搬出来？”张说：“还照旧住在那里。”
一封来信
孙出走之第三日，我接到他由大连寄来的一封信，并附给张学良将军的信。给张的信寥寥数语，大意是：“因为内子患肺病，咯血甚重，来连一视，匆匆未及走辞。好在连、沈相距咫尺，朝发夕至，如有见召，随时可以回沈。”但给我的信长达千言，详述离沈原因，主要词句有：“我对于东北，无尺寸之功，而位居诸大老之上，平时无事尚人言啧啧，何况此次杨、常事件之发生！我来东北后，本想在军事方面对汉帅有所匡助，但形势有所不能，又想在政治方面能有所贡献，而情况亦所不许。最后想在实业方面略尽绵薄，亦未能做到。长此下去，对于汉帅毫无裨益，对于我身边危险实大。此兄之所以不能不离沈也。”这充分说明他离沈是不想再回来的，也可以看出他出走的主要原因。我即时把这两封信送交张学良将军，并说明孙给他的信是寒暄，给我的信才是真情实话。
翌日，孙太太忽对我说：“你们总司令还通缉联帅么？”我说：“何以知之？”她说：“你看看这张报纸。”我接过《盛京时报》，看到东北当局通缉孙传芳的消息。我遂即向她解释，“张将军与联帅友谊极笃，绝无其事。这是日本报纸造谣中伤，万不可信。”她仍有怀疑，要我同她去见警务处长高纪毅询明真相。我陪同她到高宅时，适高处长外出，由高太太再一次说明，报载纯属子虚，绝无其事。孙太太这才稍为安定。可是数日后她对我说，要全家去大连。我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同意，送她们至车站，并由张将军派人给她们买好车票。从此，孙传芳结束了在沈阳的政治生活。
三次建议
孙传芳离沈阳后，对于张学良将军曾有三次建议，两次是由我转达，一次是他到沈阳亲自向张面述的。从他的三次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张学良将军的路线是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上的分歧才是他离沈的根本原因。
一九二九年，孙的长子家震在大连结婚，我去祝贺。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孙对我说了以下的话，嘱我回沈转达于张学良将军。他说：“东北处于日、俄两大国之间，外交方面极为重要。为东北计，必须亲日联俄，方能图存。稍一不慎，外患立至。汉帅只注意国内而疏于对外，危机已伏。我自到大连以来，与各方面接触，深为忧虑。现在日本蠢蠢欲动，不可不早为之计。至于对内，东北远处边陲，在地理上占有利条件，把山海关一守，其他无庸顾虑。对于南京方面，只要不即不离，虚与委蛇，亦足以应付自如。”我回沈后，把他的话向张将军一一转述。
一九三〇年，当汪、阎、冯组织所谓北京国民政府时，孙亲至沈阳，住日本站大和旅馆，曾约我去谈话。他说：“现在内地局势已有变化，汪、阎、冯在北京组织政府，对抗蒋介石，东北应该早定大计，参加北京方面一致反蒋，我决定进关相助，特为此事来沈与汉帅一谈。”恰在此时，我从《盛京时报》上见到一个简单启事，大意说：兰姊妆奁已筹备就绪，出嫁有期，特此通告亲友。我当时认为这个启事有些古怪，与孙的出山不无关系。这时孙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东山再起，逐鹿中原，不料他又失败了。东北军不但不参加汪、阎、冯所组织的北京政府，反而进兵关内，一蹴之下，使北京国民政府土崩瓦解。事后我知道，孙确曾进关参加了这个组织。怎奈昙花一现，又成泡影。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沈阳，我当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医务处长，随着公署撤退至锦县。因为在沈阳的卫生材料库沦于敌手，全军的药品器材补给顿成问题，乃赴天津设置卫生材料厂，乘便赴英租界去看孙传芳（事变后他迁至天津）。寒暄毕，他慨然曰：“汉帅不听吾言，果有今日。为今之计，汉帅应速派一位全权代表（敢于负责的人）回沈阳，与日本方面折冲，从速解决争端，然后自己赶回沈阳坐镇，保持东北领土。尽管在权益方面有所损失，仍可掌握军、政大权，东北仍为中国所有。如果迁延日久，木已成舟，东北将为朝鲜之续，他也无以自处！如果放弃根据地，带几十万军队寄食关内，不但为蒋所不容，亦为地方所不许，那就同我如出一辙。你可去北平，把此意转达于汉帅。”我到北平即把这些话告诉张将军。
两条道路
孙传芳初来东北，与张学良将军过从甚密，终以政见相左，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孙的本心是，陈兵于冀、鲁之间，侧身于张将军左右，内地一有机会，便可借东北之势，率旧有之师，逐鹿中原，仍不失为一路诸侯。所以他主张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造成一个特殊局面。所谓亲日联俄，实际是投入日本怀抱，以日本为靠山，扼守榆关天险，伺机待变。俟条件成熟，东北军便可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如此，他也可借机再起。他的看法与杨宇霆很接近。杨之为人，野心勃勃，东北军几次进关，皆其策动，固不甘局处一隅。因而孙、杨的关系日益密切。杨宇霆以张作霖的幕僚长身份，以长辈自居，对于张学良将军桀骜不驯，孙知之甚详。不料张将军掌握东北政权后，第一件大事，便是突然易帜，拥护中央，完成国家统一。第二件大事便是主张外交由中央主持，地方政府不单独对外，使日本不得逞其挟持伎俩。第三件大事便是处决杨、常，统一内部，放手从事建设。杨、常伏诛，出孙意外。他看到张对于辅佐乃父，同自己共事多年的杨、常，竟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加以处决，焉能不大吃一惊。而且杨死后东北与南京合作之形势已成，孙的内心计划皆成泡影。所以，孙仓皇出走，朝不待夕，与其说是怕有牵连，毋宁说是路线不同，留而无益。
张学良对苏联远东形势的判断
刘翼飞
一九二九年夏秋之间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时，住哈尔滨的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等纷纷电呈张学良，要求进兵吉黑，强制接收中东铁路，将苏联的铁路局长及苏联籍的全部工作人员一律解职送出国境，白俄人员则留用不动，并且说苏联一定不能抵抗云云。
张学良乃找我说：“张辅帅（张作相）对于这事还犹豫不决，你可偕同张廷枢明日去吉林见辅帅，告以根据各方面报告，苏联决不能打仗，以坚其信心。”随后他又约王树翰、王树常、邹作华和我四人开会研究。张说：“我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维宙（王树翰）你们仔细研究研究，我一会再来。”张说完即进里屋注射毒品去了。我们四人相向而坐，皆默不作声。少顷，张由里屋回到客厅，首先向我说：“翼飞，你们研究得怎么样？”我乃直率回答说：“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报，苏联决不能打。”我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当时没有说什么，但第二天就不让我去吉林了。据别人说：“张长官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这大概就是他中止派我赴吉说服张作相的原因。后来听说吕荣寰曾携带所谓情报和接收中东路的计划到沈阳和张学良商谈，张遂派王树常为第一军长，率刘翼飞、张廷枢、孙星五等旅进驻哈长、哈绥沿线各要隘；胡毓坤为第二军长，率领董英斌、徐永和、黄师岳三个旅进驻昂昂溪支援黑龙江方面对苏作战。当时驻防于满洲里、海拉尔中东路沿线的部队还有黑龙江万福麟所属的张鸣九、梁忠甲、韩光第等旅。骑兵军长郑泽生率白凤翔、李福成、荣三点（绰号，忘其名）等骑兵旅进驻密山，与边防第七旅赵绍武部统归丁超指挥。
战事发生后，奉军遭到苏联红军的反击，各军情况均很不利。满洲里方面，旅长韩光第阵亡，梁忠甲被俘，旅副魏长林阵亡。哈绥密山方面，荣三点在张三沟作战不利，被郑泽生枪决。丁超也枪毙一营长。松花江下游的富锦县失守后，据情报说，苏联兵舰数艘并带拖船若干，满载兵士，溯江而上，将直取哈尔滨云云，王树常令我率领本旅由双城、阿城、一面坡等地星夜开赴滨江县构筑阵地，拒止苏军。我抵滨县后，探知苏联军队并未前进。不久即由蔡运升与苏方代表协商停战，订立奉苏协定，战事遂告结束。
据说中东路每岁铁路盈余，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筑铁路，而吕荣寰等则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渔利，乃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以致酿成战事。
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事件片断
王家桢
张学良在东北执政不久，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冬，苏联派驻沈阳的总领事换了人，新任总领事是军人出身，名叫慈尔洛夫斯基。当时我很喜欢和俄国人接近，因为我觉得在东北能与日本抗衡的只有苏联。原来侵略东北的，北满是帝俄，南满是日本。十月革命后，在北满的侵略威胁已经消失。虽然苏联在中东路尚保有经济上的特权，但这毕竟属于商业性质，况且利用这点正可阻止日本势力向长春以北发展。总而言之，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东北当局只有联俄以抵制日本，万不可抵俄以取悦于日本。可是事情却是朝着相反的方面发展，张学良在东北执政期间，对于用人行政，总是采用垂直关系，他不喜欢纵的方面多发生关系。我想这是因为郭松龄的叛变给他的刺激太深了，所以对于任何人，权限稍大一些，就不放心。像我们办日本外交的人，对于对苏联的外交或对英美的外交，不但不能参与其事，就连其中的情况也无从知道。因此我回忆的片断，多半是从当事人的口述中得知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被日本阴谋杀害后，东北四省军政首脑一致推举张学良承继父业，做了东北四省的领袖。因为辽宁、黑龙江两省的行政首脑——张作霖、吴俊升同时出缺，所以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就占据了辽、黑[36]两省的地盘。至于吉林和热河两省，仍由张学良父执张作相、汤玉麟统治着。不久，又一个张学良的父执张景惠被任为东省特区行政长官。至此东北五个行政单位，新派占据其二，旧派实有其三。在旧派所统治的地区内，当政者都有完全的用人行政权力，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和张作霖同时起家的盟兄弟，张学良对于这三位先辈非常客气，当然不能多干涉他们的事情。
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东北非常重要，比省主席还要重要。因为北满经济大动脉中东铁路的一半经营权和沿铁道线的地亩、教育、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有二十万以上白俄居住的哈尔滨市管理权，都归其所有。当时与苏联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和理事会全设在哈尔滨，哈尔滨是东北对苏联的外交中心，负全权责任的也是张景惠。张景惠这个人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庸碌无能、事理不清、是非不明的家伙。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他们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专为培养殖民统治代理人而设的。中国籍学生从小就住在俄国人家里寄宿，所授的课程也全是俄文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全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国主义殖民国家那一套。他们对于帝俄时代的将军，可以说是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舍夫斯基（“九一八”后，这个将军在南京陆军大学教书，抗战时死在重庆，之后，他的贵族妻子被美国人召到美国去了），他向张国忱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国忱、邹尚友这帮人，本来就不懂什么政治，更加上他们正想挤掉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37]，由张国忱取而代之。他们一帮对于吕不懂俄语，不谙俄情，却占据全国第一肥缺，心有不甘。此外，从后来南京外交部惩处蔡运升（详后）与任用邹尚友做外交部司长、公使、大使等一系列事情看，他们与南京国民党也是有联系的。托玛舍夫斯基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他本人后来在南京和我闲谈时，也未隐瞒这一点，并且在中苏冲突时，东北组织的东西两路拒俄联军中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也可证明这点。
张国忱接受了他的白俄顾问的建议，就和张景惠商量做了决定。他们首先把中东铁路苏联局长伊万诺夫遣送出境，口实是他不答应中苏在各种公文上会签的要求。过了不久（一九二九年五月），张国忱、邹尚友等亲率白俄人员和中国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搜到了两大箱文件，根据这些材料，于七月间将苏联的铁路管理局长耶穆沙诺夫、艾斯孟特等押解出境。据说耶穆沙诺夫局长在押解途中，尚建议一切可以商量，愿让出四个处长名额给中国人，希望和平解决。而张国忱等则坚决采取了强硬态度，拒不接受。
这项消息传到沈阳，大帅府的秘书厅里议论纷纷，有的说：“东联孙权，北拒曹操，乃策之上也，而今东抗孙权，北拒曹操，是乃走麦城之路也！”又有人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今也，不顾条约上的诺言，又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竟将邻邦的使臣押解出境，这怎么能叫四夷宾服呢？”总之，当时在沈阳的一般公务人员对这件事，大部分表示不赞成。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同我谈起此事，兴高采烈，极力表示日本朝野对中国此举一定支持，并盛赞哈尔滨中国当局英明果断，一定早已摸清苏联现在内部情况的底细了。我听了林久治郎的议论，觉得这事更应该警惕、更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和那位白俄将军的预料相反，世界舆论绝大多数对我们无故夺取中东路的事件，予以抨击。自然，这其中也有在中国享有特殊权益的帝国主义分子恐怕中国开此先例，影响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所以极力抨击中国片面毁约的不当。在国际上的一般报纸杂志上，我还没有发现有为我们此举拍手喝彩的言论。过了不久，我接到我的驻东京办事人拍来的电报说：苏联已和中国全面断绝外交。我读电报的时候想：这事情闹严重了！既然苏联和中国断绝国交，南京当然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肇事地方东北呀。当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我就拿着电报到大帅府秘书厅向王树翰秘书长说：“事情弄严重了，苏联和咱们断绝国交了！”王秘书长很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从哪来的消息？”我将东京来的电报给他看了，他才非常惊慌地打电报给张学良，请张即日返沈。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终没有告知我们。
过了深秋，有一天在沈阳北陵张学良的别墅里，张学良表情非常悲伤地和我说：“我最心爱的好军人韩光第旅长战死了，他所统率的全旅人马也伤亡惨重，俄国军队已经越过海拉尔，指向哈尔滨了。”我对张学良说：“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张将军喟然长叹说：“我有什么办法？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们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我对张学良建议说：“和外国打仗，这是多么大的事情呀，怎么由一个地方独当其任呢？前清末年，丧权辱国，就是这样造成的。现在是什么时代，南京还来这套旧把戏，其中必有诡计。至于如何处理这件事，这是关系东北存亡利害的问题，您可以不必顾虑那么多，自己独断专行好了。”后来，还是由东北派的代表——哈尔滨交涉专员蔡运升到伯力和苏联办的交涉，订了伯力协定，中苏冲突才告结束。但是南京外交部对于东北所派和苏联办交涉的蔡运升，却予以撤职查办处分。一九三〇年春，我到南京外交部做次长的时候，部长王正廷和我说：“东北当局自作主张，急于和苏联进行直接交涉，以致造成外交上的失策。倘若东北当局不那么着急，用不着多久，英美就要出面干涉这件事了。”我答复王正廷说：“当时的情况是在兵临城下，危急万分之际，幸亏苏联没有领土野心，否则哈尔滨都难保住。东北在这生死关头，千钧一发的时候，派人直接交涉，苏联又愿意了却这件事，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况且伯力协定，只是恢复事变前的原状，并无半点丧权辱国的地方，所以对于处分蔡运升一案，我建议可以撤销。”不久，撤职查办蔡运升案明令撤销了。至此，由中东路事件所引起的中苏冲突差不多全部结束，剩下的就是按照伯力协定举行中苏会谈，谈判复交和通商等问题了。
由于中苏冲突，东北暴露出一些很大的弱点。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当事人全未受到任何处分，职位虽有调动，反苏立场并未因为实际教训而有丝毫改变，所以一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始终跟着南京走国际反苏路线，没有主动地向苏联做进一步外交上的推动，虽然当时苏联曾表示过愿和东北当局接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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