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学会和张学良
阎宝航
自从日本侵略势力侵入我国东北以后，东北人民处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线，对日本帝国主义数十年来的侵略活动，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激起了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总爆发。流亡入关的东北爱国人士及广大青年亦及时奋起，进行抗日复土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复东会成立不久，被迫取消而成立思维学会，一直到西安事变前夕，为东北民众抗日复土斗争的第二阶段。
复东会成立后，抗日活动转入地下，并排除了CC分子，这就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疑忌与敌视。
轰动一时的霍维周被刺案与国社党的宣布成立，增加了国社党头子王捷侠的声势。国社党成立后，在东北中学、东北大学中确实吸收了一些党员，起了些消极作用。他们有时与进步学生为敌，有时也与国民党分子作对。而王捷侠则自我吹嘘，几近招摇，声称东中、东大以及东北军人中均有国社党党员或同情者。国民党CC派分子更加以扩大，密报于蒋介石，谓东中、东大、东北军都已“国家主义化”，并有敌对势力复东会的秘密组织。蒋介石遂派特务头子戴笠来平，会同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进行调查。
戴笠、刘健群经过调查研究后，对国社党与复东会作出了显然不同的评价与对待，一方面，他们对国社党认为无足轻重，并采取了压迫手段，于一九三五年一月逼令宣布解散，王捷侠被张学良软禁于武昌，短命的国社党遂告夭折。
另一方面，他们对复东会则认为是关内东北人的一个核心力量，且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事实上，东北军将领与救国会领导人，多系知交故旧；东北军在张学良被迫下野后，失掉了领导，许多将领如王以哲、黄显声等多同情支持复东会，因而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联系的纽带。同时，张学良从德、意考察归国后，主张拥护领袖、实行独裁政治等论调，复兴社认为大可利用。当时复兴社成立不久，羽毛未丰，正想从各方面拉拢实力，以与CC系对抗。他们认为，如果把复东会拉了过来，便可以影响张学良这一方面的力量，削弱敌对势力，壮大自己阵容，一举两得，何乐不为。于是，他们对复东会就打定了拉拢的策略。
首先，国民党CC派分子在密报中曾指出王卓然、王化一都是国社党，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对这个问题连同所谓东北军“国家主义化”问题，一并加以澄清。为此，张学良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电邀王卓然、王化一两人去汉口转南昌，见蒋当面解释。戴笠适于此时由北平到达汉口，陪同王卓然、王化一去南昌。事先，张学良与蒋介石曾谈到拥蒋抗日，与黄埔系合作的问题，可以设想，戴笠这次到汉，必然会和张学良谈起这个问题。
四月一日，王卓然、王化一在南昌北坛分别向蒋报告了复东会的组织和“九一八”后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工作。接着，谈到合作组织新团体问题，蒋指定刘健群、邓文仪、戴笠和王卓然、王化一共同商量。商量结果，决定以下各点：一、彻底融合蒋、张两方核心干部，拥护唯一领袖，肩起复兴民族之大业；二、继续东北抗日工作，以作大战时之准备；三、复东会由张学良负责说服取消，领导人加入新组织；四、蒋为事实上的领袖，不居名义，组织理事会，由张学良就近领导；五、新组织定名为四维学会；六、会址暂定设在武汉；七、对外暂守秘密。他们并根据上述各点起一草案，送蒋介石亲自审批。
四月十五日，邓文仪、戴笠、王卓然、王化一同返汉口，共同向张学良汇报了经过，张学良同意草案内容。同日，王化一返回北平，向复东会核心组织传达了张学良的意见和去南昌的经过。关于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问题，核心组织进行了多次讨论，争论很激烈。最初决定绝不同意参加四维学会，更不能取消复东会，嗣则考虑可以参加四维学会，但不取消复东会，以高崇民、阎宝航主张为最力。四月十八日，王化一曾致电在武昌的王卓然称：“此事（指取消复东会）最难解决，或兄回平，或高、阎去汉面商。”函电往复，终未解决。四月二十六日，王卓然由汉回平，转达张学良的希望，并进行说服。王卓然在南昌时蒋介石曾问及复东会能否取消，王卓然表示不成问题，他可负责。而王化一当时在场，对王卓然这种未得理事会讨论决定、擅作主张的答复，也没有表示反对。
旋张学良又派黎天才来平疏通。理事会经过几次讨论，最后决定：可以考虑张学良关于取消复东会、加入四维学会的主张；但四维学会必须明确继续抗日救亡工作；为避免敌人注意，仍采取秘密方式进行；并决定上项意见由复东会领导人去武汉面见张学良作最后决定。
五月三日，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去汉口，王卓然则先一日去南京转汉口。
五月七日，张学良在武昌徐家棚亲自向复东会领导人作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他的主要理由是：要打回老家，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相结合，以及在当前大势下必须拥蒋才能实现抗日，等等。他的意见最后取得了大家勉强一致的同意。
五月十二日，四维学会在汉口银行公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举理事。选出的理事共十五人，蒋介石方面的为：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邱开基（后因犯罪被扣，由曾扩情补充）、丁炳权、袁守谦；张学良方面的为：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吴瀚涛、黎天才、关吉玉；另有候补理事五人。嗣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选出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群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为常务理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实际上，蒋为会长，张为理事长，而以王卓然为对外的幌子）。
至此，表面上以“拥护唯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会章内有此两条）相号召，而实际上貌合神离、各有用心的“鬼胎儿”——四维学会，就呱呱坠地了。
四维学会成立后，全体理事去南昌见“领袖”。蒋介石接见以后，为了拉拢张学良方面的理事，下条留阎宝航办新生活运动，留吴瀚涛任海会寺训练团教官。阎宝航通过邓文仪婉辞不就，理由是，一则不懂新生活运动为何物，二则在北方还担负抗日的一部分领导工作。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再次接见，诡称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即是为抗日做准备，并不干预政治，而且对抗日活动允予援助（这是欺骗中的欺骗）。阎宝航又电告张学良请代为婉辞，而张学良复电则称“万勿推辞”。阎宝航乃允回北平稍作安置，再回去就职。
东北民众从蒋介石的欺骗中认清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张学良也从“拥蒋抗日，实行独裁政治”的迷梦里醒悟过来。请看下述二事：
一、给张学良的一封信
杜重远因“新生事件”[53]被押于上海曹河泾苏州第二监狱，因舆论关系，颇受优待。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一日，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同去看望。大家利用这个在狱中共同会谈的机会，研讨了国内政治形势，咸认为，蒋介石坚决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东北、华北，以保持四大家族小王朝，而东北军被命令参加“剿匪”，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因此，我们东北人民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打算，必须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否则，东北军如被消灭，则复土还乡，更无希望。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大家当时便联名写给张学良一封沉痛的信，提出停止“剿匪”，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主张。适逢胡愈之亦来看望杜重远，他也和大家一起力促高崇民赴西安一行，送达这封信并对张学良进行说服工作。
二、张学良的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旬，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十四日，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召集阎宝航、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张学良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了决不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并进而谈到如何调整人事、掌握舆论等具体问题。但他表示还要以至诚去“感动”蒋介石，以实现其主张。张学良在结束谈话时，还要大家去和高崇民谈谈。大家一致认为除停止内战、联共联苏、实行抗日外，别无出路。此时距“西安事变”只有一个月左右，山雨欲来，箭在弦上，东北人民，东北将领，和张学良一起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最大决心，已经是无法遏止了。于是，貌合神离、各有用心的四维学会，这时便在张学良“暂行搁置”的指示下，无声无息地实际宣告结束。
张学良的思想转变
应德田
（一）一九三四年在武汉时代的张将军
张将军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从国外归来，二月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驻节武昌。七月我到武汉见到张将军，这次见面与以往不同，以往无论在沈阳或是北平，他会见一般客人都只是对面站着说几句话就转身进去了，很少坐下来交谈。这次他和我坐在“总部”小会客室里谈了两个来钟头，颇能使人畅所欲言。此外，他的形体和精神面貌也与以往判若两人了。我请教张将军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张将军说：“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确到了很危急的地步，外有敌强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可以说，内忧外患，交至迭来，万分危险。我们当然要抗日复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日寇是强大的，单凭二十万东北军能行吗？即使加上中央军也不见得有把握，何况国内还有‘捣乱’的共产党。因此，必须全国真正统一，集中力量，再加上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人民大力支援，才能谈到对日抗战取得胜利。这就是说，要求中国真正抗日，必须先求中国真正统一；要求中国真正统一，就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实现。而安定国内，‘消灭’共产党，集中国力，抵抗外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和领袖是办不到的。为今之计，唯有拥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先把国内搞好。然后再对外抗战。蒋委员长的资望和能力足以做中国的领袖，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正确的国策。现在我们唯有拥护委员长，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使国家达到真正统一，然后全国一致，对日抗战，才能达到收复东北，挽救国家危亡，进而复兴国家之目的。”
回想起一九三二年张将军在欢迎我们十几个留学生归国的宴会上的谈话，可以看出他的变化。那次他谈的是：“现在国联派李顿爵士率调查团到东北进行调查，溥仪可以说出一些对我们有利的真实情况。国联既派调查团前来调查，调查清楚后，可能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日纠纷。”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张将军当时幻想从美国、国联那里得到帮助，解决中日问题。而现在他的这种幻想已经消失，转而寄希望于蒋介石，决心拥护蒋介石做中国的领袖。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认为这就是救国之道。这一切有种种原因，主要是他这次出国，在意大利居住时间最长，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及女婿齐亚诺都相处很好，受到法西斯思想的影响，回国后又看到蒋介石正在法西斯化。他就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后，便对实际上只“剿共”不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完全赞成，拥护领袖的呼声比别人喊得更高更响。因此，听蒋介石的命令把东北军大部从华北南调与共产党作战了。他更召集在北平的东北救国会负责人王卓然、卢广绩、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杜超杰等来武汉，还有在武昌“剿总”任机要组长的黎天才与蒋的复兴社分子丁炳权等组织四维学会，这个会是模仿复兴社并与复兴社有联系的组织。
（二）到西北后的张将军
一九三五年，由于日军的逼迫，蒋介石要撤换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职务。张将军原不同意，但蒋介石认为非调离不可，表示可让于改任河南或甘肃省主席，张才同意调于到甘肃。这时，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已到达西北，蒋又提出调原在豫鄂皖的东北军到西北去“剿共”，张将军也同意了。于是东北军调往陕甘，张将军任西北“剿总”的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将军飞西安。同行的还有办公厅科长洪钫以及两个参谋和两个副官，我也随行，还有张将军的女友赵媞。飞机是张自备的，驾驶员是美国人巴尔，工程员是美国人布鲁斯。到西安时，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在机场迎接，下榻于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杨虎城主任对张将军很尊重，每天早上一定来见面，有时还到我们住的房中稍坐一会儿。
到西安后，张将军的思想和行动有下列三项值得记述：
（1）《绥寇纪略》。初到西安，张将军还住在新城大楼的时候，有一天他拿来一部吴伟业著的《绥寇纪略》叫我看。这部书是木版印的线装书，共四本。张将军还嘱咐我看后把书中要义讲给他听。这部书记载的是明末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农民大起义，以至明朝覆灭的历史。书中对于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牛金星等和明朝将领孙承宗、洪承畴、杨鹤、何腾蛟等人都有详尽的叙述，并详细记述了双方战斗经过和胜负因果。看完后，我向张将军介绍了书中主要内容。我想张将军之所以要看这部书，大概是想从这部书里找到些什么历史经验吧！
（2）对军队的讲话。一九三五年十月间，东北军开到西北，路过西安的有沈克的一〇六师、江惟仁的一〇七师、常经武的一二〇师，张将军都到城外给他们讲过话。这几次讲话内容大致是一样的，主要是：我们的老家是东北，已被日寇占领，日寇正阴谋积极向关内侵略，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应当举国同仇，抵抗日寇。但共产党却偏偏要“捣乱”。我们不能两面作战。日寇是强大的，我们必须集中全国力量，联合友邦，才能把他们打败。而要集中全国力量，就非把捣乱的共产党消灭不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为东北军的前途，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不畏艰险，奋勇直前，完成“剿共”统一事业，然后出师抗日，集中全国力量，打败日寇，收复东北，返回老家等等。
张将军这几次对军队讲话时，都很用力气，每次都讲一两个小时之久，他令我和苗剑秋把他的讲话都作出记录。
（3）席不暇暖。张将军到西安后，与杨虎城主任、邵力子主席及西安各方面人士交往频繁。在三个月之内，他还曾先后飞往成都、平凉、兰州、宁夏各一次，最后飞到南京和上海。去成都是在九月间，因蒋介石当时在成都，张将军去找他商量“西北剿总”的编制和经费问题。东北军的经费二百万元中原有华北协饷七十万，宋哲元提出不愿再出，蒋要张与宋交涉，后来由张与孔祥熙交涉，才得到解决。这次同去成都的还有孙铭九、洪钫等人，约住三四天。到平凉是在十月中，是视察东北军，约住十几天，同行有参谋一人，还有赵媞。到兰州、宁夏约在十月末，是巡视甘肃、宁夏一带的驻军，并与于学忠、朱绍良、马鸿逵、马鸿宾、邓宝珊等人见面，约住四五天。到南京是在十月末，住到十二月中旬，是去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随张同机去的有邵力子和邵的女儿、参谋秦靖宇、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和我，之后还有些办公人员乘火车去。到达南京时，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率领军政部官员在机场迎接。飞上海是在十二月中旬南京开完了会之后，在上海住了三四天即直接飞返西安。去上海的随行人员只有侍卫副官刘令侠和我二人，其余在南京的人员都乘火车回西安去了。去上海时，在南京机场送行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从上海回西安时，在机场送行的有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人。
（三）张学良将军思想转变的迹象
在南京开会期间，十一月下旬，接西安“总部”来电，知道一〇九师在鄜县直罗镇被红军歼灭，师长牛元峰阵亡，一〇六师一个团也被歼于黑水寺。这个消息使张将军震动异常，很苦恼，思想上受到很大折磨。九月间，一一〇师在劳山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十月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遭受严重损失，团长高福源被俘。张将军本来已告诫部下将领与红军作战要小心谨慎，不曾想在他不在西安的时候，又遭到这一次重大损失。
十一月下旬，在南京开会期间，日特土肥原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平津两市常有汉奸、流氓组成的队伍，夹杂着日本浪人，打着各色旗号，在街头胡乱叫嚣，甚至袭击国民党政府机关；同时，日本军队也加紧在平津近郊进行军事演习，坦克车纵横街衢，形势异常险恶，颇有事变一触即发之势。张将军得到这些报告以后，非常愤慨，他亲笔写了一封信，叫参谋王殿禾即时乘车去北平，把信面交给北平军分会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命令他们，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许退却。后来由于南京政府屈从日寇要求，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又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日军还没有在平津即时发动事变，张将军这道手令自然也没有得到实现。
十二月初，在南京开完了会之后，张将军曾飞到上海住了几天。在此期间，原武昌“剿总”总务处长汤国桢，原辽宁省教育厅长祁公亮、原在辽宁做过张将军秘书的宁梦岩（即宁武）等都来看过张将军。除此之外，张将军还曾同李杜会面，除询问李出国准备情况外，并向他提出找共产党负责人联系的问题。李说可以设法找。张将军曾到虹桥疗养院看望杜重远一次，表示慰问。杜重远谈了些上海抗日救国运动的具体情况，并劝张改“剿共”为“抗日”。
张学良与苏联大使的会晤
焦绩华
一九三四年起，我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处工作，主管对苏联的情报。一九三六年春，为解东北军在延安之围，我想劝说张学良不要和红军作战，转而采取联苏抗日的态度。于是请参谋本部次长兼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代为介绍。杨在九一八事变后曾被蒋介石派去北平帮助张学良，也赞成联苏抗日。经杨介绍，张复电表示欢迎。我去西安，先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他问我来西安何干？我答以劝张学良联苏抗日等意见，邵说：“你真热心啊！为此事特地跑到西安来。”
随即谒张于“西北总部”。他身着浅灰色长袍，小胡须已剃去，顿觉年轻，而且身体健康。谈起抗日，他慷慨激昂地说：“东北人抗日的决心，不但是活人要抗日，死了的骨头也要抗日。”由此足见当时张学良抗日的决心是很坚决的。并表示他愿与苏联大使会晤，约定等他到南京后再和我联系。
七月某日，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我应约赶到南京，介绍苏联武官雷平中将会见张氏于南京首都饭店。交谈后，张提出要看一部苏联军事大演习的影片，名叫《基辅争夺战》，是陆军大演习，有数千人的空军、空降部队参加，当时以为创举，曾轰动一时。雷平武官表示同意，遂安排在南京大华电影院放映。张还约了杨永泰、吴铁城、宋子文一起去看。苏大使鲍格莫洛夫及武官均在门前相候。国民党二中全会期间，还在国民政府大礼堂放映，国府主席林森以及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都看了这部影片。
会议快结束时，张学良对我说，现正开全会，南京中外记者太多，要我约苏使到上海会晤。到上海后，苏使鲍格莫洛夫为了避免干预中国内政之嫌，不愿先去会见正在打共产党的副司令，竟提出要求张氏先去见他的意思。但张学良当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又不愿先去见苏使。恰巧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来到上海，住沧州饭店，我即去见，问他愿否与苏使一晤，邵立即表示愿意。关于邵与苏使会晤之事，我并未向张透露，因陕西省当时属张的辖区之内，邵去拜访苏使似有代表张氏之意。此后，因邵先访苏使，苏使便同意去拜访张学良。在八月间的一天上午，张学良将军在法租界公馆接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见面后所谈多属应酬，间用英语直接交谈，时间不长，苏使就告辞了。第二天上午，张氏回访苏使于苏联驻沪总领事馆。苏联大使开正门欢迎，并预先伫立门口迎候。在回访之前，张氏曾征询我，可否在这次会晤时，提出订立“中苏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的问题。我说：“仅在第二次会晤就提出如此重大问题，似嫌过早。”他说：“你马上就要出国了。”意思是我出国后，无适当的人进行联系。我只好同意。由此可见张氏心情之急迫。
会晤中，苏使备有酒点。席间谈话全用翻译，张氏未说一句英语。张先说：“新疆盛世才曾是他的副官，如那方面有事，可以关照他。”我翻译时改为“甘肃主席于学忠和新疆盛世才，都是张的部下。”苏大使略点头，未作答。后来谈到“中苏军事同盟”问题时，张说：“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准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苏大使答复：“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您的意见。”
归途中，张在汽车上问我：“只要中国团结一致是什么意思？”我说：“大概是和停止打内战有关的。”张接着叹息地说：“中央用着你的时候，则言听计从，用不着你了，便把你一脚踢开，对外可不行啦！”
张学良与苏使会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要求抗日的迫切心情。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
何柱国
一九三四年初，张学良将军返国，主张安内必先攘外，统一救国，励精图治，作收复东北之准备，乃接受蒋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任命，代行总司令的职务。原任总部参谋长钱大钧请求辞职出国，得到蒋的批准。张将军拟调我为参谋长，吴家象为秘书长，经我力劝，乃派我赴南昌请蒋收回成命，后将王以哲军调驻豫南，何柱国军调驻鄂东，刘多荃师调驻平汉线南段，对付鄂豫皖边区红军徐海东部，徐部旋走陕北。
张将军自回国以来精神焕发，身体强健，已恢复一九二七年以前之健康。他时常到鄂东、豫南出巡，常与部下畅谈旅欧见闻。他说在英国参观国会辩论，乃真是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有人问他，中国是否可以学英国的民主来救国呢？他的回答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实践，民主作风深入民间。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尚未产生开明的、大的资本家，所以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我们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他又说，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国家的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线：一为法西斯蒂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可惜我不能到苏联游历一下，就我所知，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行，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复兴中国。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法西斯蒂大会如在领袖缺席时要选举新的领袖才开大会。资本家的利润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彻底执行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如是做法，一定会很快复兴。他说回国后曾劝蒋模仿这种办法，蒋答：“也许五年以后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他又说：“蒋手下各派如政学系是人才多而无政治基础，CC是有基础而无人才。我们是军人，也只可以与黄埔系连成一气，共谋救国。所以我要在东北干部中组织四维学会以训练人才，与黄埔系打成一片，但部队的带兵军官不能加入此组织。”后来又因广西李、白以抗日救国为号召、与中央闹分裂，蒋极感不安，有用武力解决之意。张将军曾与我商量，可否将驻在华北之东北军全部南调贵州省作武装调停，以免再引起内乱。我答：“东北军过长江以南颇难发挥力量，恐更易牵入内战漩涡，若认为长江局面不易应付，不如趁王以哲军追击红军徐部之便，请求将东北军移驻洛阳以西地区，对准备抗日复土较为有利。”张将军颇为首肯。
一九三五年，江西红军已突围西走，以北上抗日为号召。武昌总部于是改为委员长行营，张将军任行营主任，以陈诚为整训处长，整军经武，似作抗日复土之准备。首先划一军队的编制，补充装备，并将所部之骑兵向西北推进，在咸阳集中，逐次沿西兰公路西进，以防止红军打通西北之国际路线。其先头骑兵团胡竞先部与北上红军遭遇于六盘山麓，未能阻止。北上红军不足一万人，遂到陕北与刘志丹部红军会合。蒋遂令张将军组织“剿共”总部于西安，将东北军逐次向西北移动。王以哲军驻陕北延安、洛川一带，董英斌军驻陇东庆阳、合水一带，何柱国骑兵军驻邠州、平凉西峰镇一带，刘多荃师为总预备队，控制西安以北地区。又值华北何应钦为日所迫订立《何梅协定》，以东北军有抗日情绪不宜于驻华北，乃将于学忠部逐次调驻天水，以商震继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旋亦任甘肃省主席。是年秋后，王以哲部何立中师自延安南调换防，途经甘泉北方劳山隘路，何中伏身死，所部损失颇大，张将军乃决心改取守势。又值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南京，张将军携何柱国以军队代表名义出席南京五全大会，并通令所部在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以便在政治上有所活动。张将军曾赴沪与人民阵线七君子取得联系，并闻红军绕道川西北上时与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于松潘毛儿盖。张国焘主张在四川进行阶级革命，以此为根据地再图进展，北上红军主席毛泽东则坚持北上抗日。张将军曾对我说：“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则认为非抗日则不能统一。”当时杨虎城将军亦与人民阵线有密切往来，杨、张之间本有误会，经此一行得以解除。会期方毕，忽接西安总部来电，董英斌部牛元峰师自合水东进应援王以哲军，牛在直罗镇中伏身死，所部损失甚重。张将军大为震怒，因前已有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急欲飞返查办此事，乃匆匆告知何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为斥责。
一九三六年张将军时常坐飞机出巡于洛川西峰镇、西安之间。一日我随张乘机低空飞行，他自己驾驶飞机，俯瞰咸阳北原汉武帝、唐太宗、文王、武王、秦始皇各陵寝，慨然叹曰：“人贵有所建树以垂史册，否则建筑工程无论如何壮丽伟大，若此许多陵寝，亦不过只剩黄土一抔。”又登华山有感题诗，末句有云：“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足见其心情。
西安事变前我与张学良的交往
晏道刚
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令“豫鄂皖剿匪司令部”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仍以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职务。钱大钧坚辞参谋长，久不到差。张学良向蒋介石保举晏道刚、林蔚、贺国光三人，请蒋择一任参谋长。张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希望与蒋联系密切，便于合作共事的意思，而不是与这三人有什么特别感情与关系。当我应允到西北向蒋辞行时，说：“我的能力薄弱，恐怕做不好。”蒋嘱以“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及到西安三个月后，我知道张汉卿常驻陕北洛川，与延安已有联系，东北军前线官兵与红军时有往来。张汉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联系，进步人士高崇民经常在张汉卿公馆居住，为张的顾问。这类事情我佯装不知，只劝张不要久驻洛川，免人怀疑，而驻西安的特务们又直接给蒋的情报很多。蒋为表示对张推诚相与，竟把这些报告原文抄送张学良，叫他答复。这时张学良感到惶恐不安，对我往往诉说东北军官兵责难他的苦境，但却仍隐讳他个人的真正意图。我见张既然隐讳，亦不便明说，一面安慰张，一面电蒋为张解释。兹抄录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张学良给我的亲笔函一件：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
特务们的这些诡秘行动使人人自危。至于军队方面，此时更是一筹莫展。
“西北总部”指挥的兵力名义上是陕、甘、宁、青四省的部队，共计：张学良部约二十万人，杨虎城部约四万人，宁夏马鸿逵部约二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一万余人，还有其他零星部队约一万人，总计共约二十八万余人。另有驻甘肃胡宗南部约三万余人，归蒋介石直接指挥，“总部”不能调用。
“总部”所指挥的二十八万余人的兵力中，张学良部和杨虎城部不但不愿对红军作战，而且也不能与红军作战。宁、青两省的部队也不愿与红军作战，更不能对红军作战。
自从我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到西北，直至同年十一月间，前线军队彼此各守原防，好像国共双方互不侵犯似的，甚至前线官兵彼此还有联系。张学良既对我隐讳，我亦不能向张明说。张之联共抗日主张是到西安事变的当时才明白提出的。他开始向蒋请求，还只是希望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而未提出联共主张。我虽了解一般情况，然彼此相处日浅，有不便说明之苦，只能就职务上消弭蒋、张之间的冲突，适当地调和张之行动，使之感情不致破裂而已。我在此期间屡次向蒋婉说东北军官兵的痛苦及其一致要求抗日的心理，说他们对张学良已心怀抱怨，张指挥部下“剿共”确有困难，希望蒋能谅其处境，考虑张之意见，不要严厉督责，过于刺激。并与当时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相约，对蒋作同样之请求。但蒋那种骄躁顽固的态度，迄无转变，反而声色俱厉，口不择言地痛骂张学良，致使张不能容忍。蒋并且对我面责不该替张讲话。当时局势的演变和蒋介石的一些措施，真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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