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爱情》是我“红色爱情长篇小说系列”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

    许多时候，当“最后”这个字眼儿出现的时候，内心往往凝结着伤感的情绪。我不是一个天生欢喜的人，也不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我总是认为自己在创作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改进。我总是琢磨如何才能找到更好的叙述路径，如何才能更加准确地描绘人物的内心情感，如何才能构思更加奇妙的人物和人物关系，如何通过阅读和思考来提升自己的创作认识……正是这太多的“如何”，导致我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忧郁和孤独总是蛮横地占据我的全部内心。不能说没有欢乐，欢乐也有，但会瞬间而逝。当然这种忧郁和孤独并不侵害别人，仔细想来，对我却是一种创作上的滋养。

    忧郁和孤独，是写作者茁壮成长的土壤，也是必备的精神气质。我这样讲，似乎有些武断，但却是适合我的创作经历。因为，写作者之所以写作，是需要自我倾诉。我想，可能正是这种需要自我抒发的性格，才能使我手中的笔三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歇，像一头勤奋的耕牛，始终在向前，始终在努力地走。

    我向往、憧憬“最后”，但又恐惧、伤悲“最后”，我经常在这种“向往与恐惧”的矛盾心境中变得茫然无措，经常被这种矛盾的心境所痛苦得折磨，但长叹之后，却又始终雀跃迷恋。

    比如创作“最后”的《重庆爱情》。

    当我创作完毕这“最后”一部的时候，独坐面临南运河的窗边，眺望着没有任何阻挡的天空，在那舒展美妙的天际线下，我的内心弥漫着一种回溯的思绪——

    从我开始构思、创作“红色爱情系列”第一部《延安爱情》开始，至最后一部《重庆爱情》，在大约七年的时间里，我仿佛与我笔下的人物也谈了一场七年的“至爱至恨的爱情”。在婚姻上有“七年之痒”的宿命般的婚姻魔咒，似乎也影响到了我这“爱情四部曲”的创作，想到这七年之中的日日夜夜，我曾有过激动、欢愉、惆怅、苦恼、孤寂……甚至也想到过“离开”，我好几次想要中途停下来，不想再继续创作下去，因为总是觉得不满意。但最后经过不断地心理调整，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我始终在让自己遵守一种创作秩序，也就是当打开电脑的时候，创作的心情一定要饱满高涨，一定要思考成熟，假如没有这样的良好心境，我就立刻关掉电脑去做别的什么，譬如发呆、吸烟，或是走路，不断地走，走到很远的地方。

    写作《重庆爱情》之前，我没有到过重庆，就像创作《延安爱情》之前，我没有到过延安一样。但是写作这部“最后”的《重庆爱情》，我准备先“现实”再“虚构”。也就是说，我想把虚构的“爱情到来之前”的那种激动和欣喜，尽可能的拉长，尽可能的延缓——“现实的爱情”总是没有“虚构的爱情”那样惊心动魄，那样富于艺术设计——因为我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毫无趣味的人。

    作为一个持之以恒了三十年的写作者，我更钟情于、向往于“虚构”，我的许多作品都是虚构下的产物，假如拥有现实的影子，也是极为微小。但这种微小，却又是非常重要。我认为“虚构”是写作者最得手的武器，也是最重要的武器。但我还是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更好地让“现实”来铺垫“虚构”，打下坚实的地基。尤其是创作“年代小说”，有时候前往故事的发生地，吸一口空气，或是迎接风的吹拂，可能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

    这一次，我决定在动笔前去重庆。

    其实，在我决定漫游重庆之前，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故事脉络或是故事走向。我在想：在1938年，当三万多名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的有志青年投奔“红都”延安之时，肯定也会有许多有志青年去了“陪都”重庆。这是历史的现实——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既在“解放区”有独特的“延安爱情”上演，不容置疑地也会有“国统区”独特的“重庆爱情”登场。由此看来，《重庆爱情》的创作是一次“主题先行”的创作，但并没有偏离艺术创作规律——我是在阅读了抗日战争时期几千万字的历史资料后的“主题先行”，也是在《延安爱情》、《北平爱情》和《天津爱情》之后的必然创作，似乎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并没有任何的牵强。这是一次整体的创作布局。

    我从踏上山城重庆的那天起，没有感觉丝毫的孤单，我似乎感到身边有许多“他们”，“他们”都是我小说里的人物。可以说，是“他们”陪同我走访，也是我陪同“他们”探亲。我和“他们”紧密相连。

    我在前面说过，这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小说。我确定要写一个在“湖广填四川”的大历史背景下，一个来自“沦陷区”的武汉青年，在“陪都”重庆的人生、爱情历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个人的“填四川”。

    为什么要把这个“外省青年”设定为武汉青年，除了刚才说到的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原因之外，还有当时的诸多原因。比如持续五年轰炸重庆的日军飞机，大部分都是来自“沦陷区”武汉；比如重庆行走三峡船只的最大的站点也是武汉；还有一点，这两座城市同是长江之水的沿岸……等等。如此之多的关联，可能会给小说的人物之间带来诸多“方便”，会更好的有利于“虚构”。

    于是，我就像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洪建川”一样，按照他在小说里的航线，我也结结实实地走了一遭。只不过，我选择的是逆行航线——从重庆、经三峡、宜昌，最后到武汉。（小说里的人物航线正好与我相反）。

    在那年的十三天的“小说行程”中，我设身处地的体味着我小说里人物的内心感情。这种体味，当然是多方面的。

    我在重庆高低不平、陡转狭窄的大街小巷漫游，吃酸辣粉、吃火锅；坐全国独一无二的过江缆车；在湖广会馆里踱步沉思；站在江边眺望着山城南岸夜景；在南山当年国民政府办公的地方还有抗战将士的小学校里浮想联翩。我还抽空儿去了磁器口，和当地居民一边喝茶、一边谈天说地，我还坐在一间临江的茶馆里，和一条孤独的大黄狗，一起眺望着码头上来往的船只和雾濛濛的天空……我从民俗、生活、历史等诸方面，以一个外来人的冷眼，新奇地体味着这座拥有历史厚度的山城。

    在重庆待的时间越长，小说里的人物似乎也愈发地与我熟悉。就像许多写作者都曾经拥有过的那种感受——写作初始时是写作者带着人物走，到后来，是人物在推着写作者前行——写作者不过是这些小说人物的书写者和代言人。

    我在重庆的那段时间，重庆作协文学院的邓毅院长、《红岩》杂志的刘阳主编，都曾给予过我真诚的帮助，给我留下了许多温暖的回忆。本书出版前，曾在《红岩》杂志全文刊登，也算是对重庆这座城市的怀念。

    最后，我要真诚感谢本书责编王俊石先生，我们在合作《天津爱情》时，我就在后记里说过内心里的那种感动，如今第二次合作，依旧让我感受到了他对工作的认真执著和对作家创作的透彻理解。这部小说在创作初始，他就一直关切地询问创作进程，令我无比温暖。当然还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重庆爱情》是我在“百花”出版的第五部作品。

    如今，“红色爱情长篇系列”已经完成，既疲惫又愉悦，内心有些依依不舍的感觉。虽然最初内心有些伤感——因为随着这部小说的完成，也代表我一个阶段创作的总结——但是写完这篇后记，似乎更多的还是奔跑后的释怀和感慨。

    正是立夏之日。窗外极远处，有鸟儿在飞，空气中飘飞的槐树花的香味，漫溢在我的书房里。

    今天很好。我很高兴。

    武歆

    2012年5月5日于天津富力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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