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

    2003年的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27周年。为了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要造反派交出彭真

    早在1966年3月彭真就被扣上了“包庇坏人”的帽子，罪名是“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5月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彭真被免除职务，靠边站，住在家里，等待批判。

    北京市委改组后，跟着就是对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的更换，各大专院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造反的势头很大。

    谁也不曾想到，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12月4月，彭真被人绑架了。秘书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消息。周总理接到报告很着急，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办法，分析是哪些人所为，把当时北京有关的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向他们打听彭真同志的去处，绑架是何人所为。造反派承认此事是他们干的。

    周总理严肃地指出他们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的，要他们马上把彭真同志交出来。几个造反派头头辩解说，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向修正主义开火”，是为了叫彭真老实交代问题。

    总理又严肃地指出，彭真同志的问题，应由他向中央交代，他们这些学生不应干预中央的事情。

    造反派们见周总理的态度非常严厉，说话的口气虽然缓和下来了，但仍不肯把彭真交出来。他们相互推诿，说是今天来的人谁也不当家，无权答应放人。

    周总理见难有结果，就要他们作出保证：保证彭真同志的安全，不准打骂、体罚，不准不给饭吃，不准再转移到其他地方。

    散会后，周总理把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留下，指令他们派出人员，一定要找到彭真同志被藏的地方，想办法营救出来；对其他领导人的家严加防范，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

    与陶铸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1967年1月4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接见广东来京的红卫兵会上，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镇压群众的总后台”。几乎与此同时，中南海周围的街上就贴出了揪陶铸的大字报，游行的队伍也随之而来，声势浩大。可见是事先已做了布置的。对这内外相呼应的局面，周总理也感突然。

    怎么办？陶铸这位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转眼间被宣布为毛泽东的对立面，成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江青等人善用突然袭击的伎俩，这已不是新鲜事。雍文涛、周荣鑫、吕正操就是在“文革”开始时，被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点名出局的。可他们都是部长级的人物，而像陶铸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也同样可以被江青一点名就垮下台来，确实惊人，可见党内不正常的现象正在逐步升级。

    就在江青等人宣布陶铸是“保皇派”的同时，陶铸正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幸而被接见的那些小将们不知陶铸已经倒霉，不然的话，他们群起哄之，会把这接见的会场马上变成批斗会。周总理等陶铸接见结束，约他来西花厅。

    在周恩来办公室，两人相谈很久。总理送陶铸出来时，陶铸低头无语。周总理心情沉重地与陶铸握手道别。这以后，周总理再也没单独见过陶铸。

    镇守中南海

    1967年夏，“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轰轰烈烈”。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对刘少奇的攻击更加公开，更加猖狂。造反派冲击国务院，围困中南海，揪批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开攻击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并纠集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组织，于7月18日晚，把刘少奇、王光美揪到工作人员食堂，批斗两个多小时，进行人身攻击。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首都一些高校和机关团体的红卫兵、造反派数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高音喇叭不停地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当然他们不只是“揪刘”，谭震林、陈毅、陶铸也是他们揪斗的对象。红旗、标语、漫画布满了府右街道路两侧，后来扩展到中南海北门的文津街、南北长街，以至于新华门前。这些人不分昼夜狂呼乱叫，要把刘少奇等揪出去。7月26日和8月2日，造反派头头谢富治、戚本禹还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他们的行动。戚本禹鼓励红卫兵坚持下去，把“揪刘”活动推向高潮。

    中南海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由8341部队重兵把守。“中央文革”调动红卫兵与警卫部队面面相对，时而发生冲突，红卫兵冲，战士挡。战士们遵照周总理“不动火，不动气，不打人，不抓人，作宣传”的指示，使红卫兵始终没能冲入中南海。

    时间一天天过去，红卫兵、造反派围困中南海的人数逐渐增加。中南海的新华门、东门、西门、北门、西北门已被红卫兵围堵，车辆出入很困难。周总理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办公。外出开会，只好走便门。

    夜深了，劳累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处理积压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墙外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打倒这个、揪出那个的口号。靠近总理睡觉房间的围墙外，由于造反派高高挂起六个高音喇叭，轮番呼叫，吵得总理很难入睡，他只好加大安眠药的用量。这样一天天地下去，造反派可以轮流休息，可以劳逸结合，周总理却不能，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怎么办？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总理搬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总理不接受，他说：“毛主席、朱老总他们都住在中南海，这里是中央所在地，怎么能离开呢？”

    造反派见放高音喇叭不奏效，又使出了新花样，他们在歌声、口号声中，加上了放鞭炮。这不停的爆竹声，更使人难以入睡，睡着的周总理常被惊醒，只好起床办公。

    由“中央文革”操纵的“揪刘火线”，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使尽了什么招数，也没有攻破守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的防线。

    8月5日，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集数百人的“声讨刘少奇大会”，党中央及“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都到天安门参加了大会。

    中南海内，由“中央文革”精心组织，分三个会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批斗。

    周总理要去天安门，但他不放心中南海的批斗会。头天晚上，他就安排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别去三个会场，观察动态，如有过激行为，马上向他报告。大会结束后，秘书分别向总理报告了三个会场的情况，总理听后心情沉闷。

    自此以后，刘少奇就失去了自由，与王光美被分隔看管起来，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证。

    周总理知道后指示有关单位，对少奇同志在生活上要保证供应。

    从那时起，对于刘少奇的处境、身体状况，周总理都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告。刘少奇因生活居住条件的变化，精神上的刺激，很快病倒了。总理知道后，指示新华社记者把刘少奇病在床上的情景拍下来，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看看刘少奇已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揪刘火线”搞了一个多月，周总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地生活工作，始终镇守在中南海。

    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周恩来总理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周总理吃住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几乎没合眼。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如释重负地离开了，突然，一声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的。如果从身材长相上看，周总理只算是中等个，人偏清瘦，典型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秀，举止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杨柳。可是，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有用不完的智慧和精力！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

    林彪一伙摔死，在别人看来，周总理应该高兴，而不应老泪纵横，然而，周总理的内心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为了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叛徒、内奸、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打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能不为“文革”中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林彪外逃之时，毛泽东已是年过古稀，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立即宣布散会，急急忙忙往游泳池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冷漠地远远站着。周总理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周总理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毛主席床边，双手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就这句话，在我们党内对毛主席心里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总理一直在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地位，说他崇拜主席，尊重主席，也是为了党！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总归得有个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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